参柏舒阴洗液:【现】于非闇工笔花鸟画(组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22:45:29
【作者简介】
于非闇(1889—1959):著名工笔画家、书法家。原名于照,字非厂,别署非闇,又号闲人。满族,生于北京。幼读私塾,1908年入满蒙高等学堂,1912年入北京师范学校学习,翌年任教于北京市二小, 同时随一位王姓民间画师学习绘画。后任职于《北京晨报》艺圃美术周刊,为华北著名记者。30年代任故宫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导师,又任教于北京师范学校、京华美专、华北大学、北平艺专。1949年起历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有《中国画颜色的研究》、《都门豢鸽记》、《都门艺菊记》等刊行。
于非闇自幼受家庭及周边环境薰陶,喜书画,诵诗文,莳花种草,钓鱼养鸟,直到40多岁时,才收心集中到工笔花鸟上来。他从白描入手,先学赵子固、陈老莲的双勾花卉,继而上追两宋、五代,在赵佶的瘦金书中悟得笔致。1936年在中山公园首次举办个展即轰动京城艺坛。他以院体画为基础并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尤其他对生活中花鸟的形态神韵的观察写生,对民间绘画、刺绣、缂丝的吸收借鉴,以及他早年并非虚度的广泛游乐生活和艺术修养积累等等,都有益于艺术的升华。40年代后,个人风格更趋成熟,有南陈(之佛)北于之称。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线条挺秀工致有力,设色强烈不失沉稳,典雅清丽不流于娇媚,生动传神又富于装饰趣味。晚年作品在技法上更加多样,或厚实丰艳而不刻不俗,或淡雅清劲却不薄不冷,灵活的思维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充满着健康饱满乐观向上的审美价值。是我国近代工笔花鸟画尤其是重彩工笔花鸟画家的领军人物。
































           

于非闇《拟李迪《雪树寒禽图》》立轴,壬午(1942年)作

于非闇《花鸟》镜心

于非闇《红叶栖禽》立轴,1948年作

于非闇《白牡丹》立轴,1945年

于非闇《红叶鹦鹉》镜心,1941年作  

于非闇《草虫图》立轴,1940年作

于非闇《富贵图》镜心

  此作品原为美国史迪威将军之女儿珍藏。史迪威将军曾于1940-1943年间任中缅印战区美陆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于非闇《工笔花鸟》立轴

于非闇《秋梧鸣禽》立轴,丙子(1936年)作

于非闇《草花蚱蜢》立轴,丙子(1936年)作

于非闇《耄耋富贵》立轴,1948年作

  此幅《耄耋富贵》作于1948年,当时画家在北京任古物陈列所研究馆导师时,时常往返于故宫的御花园,在御花园里有很多从洛阳运来的名贵品种,花色浓艳娇姿欲滴,于非闇常常对临其态,目识心记,得牡丹之真性情,在加之于非传统的绘画功力,他的牡丹成为当代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数只蝴蝶在丛中飞舞与牡丹融为一体,静动相依。在花石旁,倚地而坐的小猫,双眼凝视着舞飞的蝴蝶,其憨态可掬,双眼炯炯有神。绘者将牡丹、蝴蝶、猫三者一起融入画面,取其诙谐和寓意,即《耄耋富贵》 图,象征着富贵长寿,花叶用双勾敷色的传统技法,重彩敷色,用笔劲健,设色亦明快典雅,形象生动,富于装饰性。再加之在左上角于赵佶开创的瘦金体题写款识,更增加画中韵致。

于非闇《世世有喜》立轴

于非闇《梅雀争春》立轴

于非闇《紫牡丹》镜心,戊子(1948年)作

于非闇《红牡丹》镜心,庚辰(1940年)作

于非闇《天台春色》立轴,1937年作

于非闇《绿野萍踪》立轴,黑桥艺术馆珍藏

于非闇《红叶双禽》立轴,1948年作

于非闇(1889~1959年),名照,字非厂、闲人、老非,北京人。清末贡生。曾任北京画院画师,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市文联常务理事。出版有《非铑漫墨》、《于非铑工笔花鸟选集》、《中国画颜料研究》等。

于非闇 牡丹双鸽图 137×265.3cm 纸本设色 1953年 中国美术馆藏
款识:于非闇。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
钤印:老非(朱) 我师造化(朱)

于非闇(1889~1959年)是20世纪北方工笔花鸟画的杰出代表,其工谨明丽的工笔画风,继宋画之周密不苟,扬现代之审美时尚,堪称“于派”而不绝如缕。

应运而生 开宗立派

光绪十五年(1889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阳历4月21日),于非闇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诞生了。于家本是汉族,祖籍山东蓬莱,大约在他四代之前移居北京。其父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其母为满族人,故后来于非铑从母为满族。他初名魁照,号抑枢,后改名照,号非厂、非铑、老非,曾以“闲人”为笔名,堂号玉山砚斋。他曾任中、小学美术教职,以后又相继担任了市立师范、华北大学美术系、京华美专、北平艺专的教师,同时又以其文才得以兼任北平《晨报》“艺圃”版编辑,并曾任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导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过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职,1959年7月3日逝于北京。

魁照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接受了来自祖父和父亲的文化薰陶,兴趣倾向于诗文和书画篆刻。民国七年(1918年)他开始从民间画师王润暄(德顺)习画工笔花鸟草虫,凭着自己的悟性和努力自学踏上了画坛。“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敏感的学者有感于中国画竞尚高简、崇尚仿古的风气,曾经大声疾呼美术的变革,他们一方面主张引进西画的写实主义,也同时主张复兴院画的写实作风,以救治中国画的“弊端”。于非铑即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走进了画坛,他的工笔花鸟画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审美时尚更新的时代的选择。

于非闇在《自我绍介》中说:“我本来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学习些工笔花卉,五六年的光景,只学会了怎样调制颜色,怎么配合衬托,不过在那时,我对宋人的画,已有相当的认识。”这是说他从民间画家王润暄学画之始,是自工笔起步的,这位启蒙老师擅工笔花卉草虫,尤以画蝈蝈闻名于世,对他终生的艺术样式都产生着影响。此后,于非闇曾广泛地涉猎过山水、花鸟,工笔、简笔,以半工半简、勾花点叶的花卉居多。自1935年始,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把艺术的重心移向了工笔,这艺术的转化是由博及约的艺术规律使然,也是艺术家发现自己把握自己的结果。从外因讲,除前述时尚的变化,启蒙教育埋下的种子之外,张大千对他的启发亦不容忽视。于与张有莫逆之交,于曾为张代言与徐燕孙笔战,张亦关注于之艺术。据包立民先生考证,张大千曾劝他弃小写转工笔,专攻双勾花鸟画,并配以瘦金书题款,于非铑听其劝,遂致力于此①。他从明末陈老莲上溯两宋五代的双勾花鸟画,继专学宋徽宗,并以其栽花养鸟知识从事写生,研究丝绣和民间绘画的艺术特色,逐步形成了于派工笔花鸟画的样式和语言。

1949年之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艺术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与社会同步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画坛因为艺术市场的关闭而有些冷寂,山水花鸟画能否为社会服务也遭到怀疑,于非铑又遇到新的困惑。但他明丽的工笔花鸟画艺术显然具有超越政治的魅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新国画研究会的成立,“推陈出新”文艺政策的贯彻,对民族虚无主义观点的批评,北京中国画院和民族美术研究所的创办,很快为中国画的繁荣展现出了新的文化环境,于非铑在其人生的最后10年里,迎来了自己艺术创作的旺盛期。在他的画卷里,蓝天更加澄碧,翔鸽更加自如,牡丹更加富丽;笔法更加坚挺,色彩更加明亮,构图更加严谨。

于非闇是由院体工笔花鸟画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家。他对传统极看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认真地临过赵佶的《御鹰图》、黄筌的《珍禽图》,并对其流传进行过考证。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于病中作了一幅《喜鹊柳树》,在题跋中写道:“从五代两宋到陈老莲是我学习传统第一阶段,专学赵佶是第二阶段,自后就我栽花养鸟一些知识从事写生,兼汲取民间画法,但文人画之经营位置亦未尝忽视。如此用功直到今天,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泉源,浓妆艳抹、淡妆素服以及一切表现技巧均以此出也。”这是他对一生艺术里程的重要总结。

大约在于非闇潜心于工笔画研究的同时,南方的工艺美术大师陈之佛也开始了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于画骨力坚实,色彩明丽,陈画雅逸超脱,灰中见明,两人画风虽然不同,但堪称为“南陈北于”的两位巨匠级工笔花鸟画家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工笔花鸟画长期衰微的局面,为中国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于非铑雄踞北方,于北方工笔花鸟画坛影响甚深,田世光、俞致贞等名家直接出其门下,为于派花鸟第二代传人;老舍夫人胡隰青受益颇多,对乃师艺术评论最精②;当今工笔花鸟画家金鸿钧、李魁正、王庆升、詹庚西、王道中、周彦生等等无不从于派起步走向变革的新途。于非铑应运而生,开宗立派,后学有人,作为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开路人之一,在现代画史上树起了一面光彩照人的丰碑。于非铑说他的画是“一枝重沾雨露的老花”,从整个中国工笔花鸟画史的角度来看,他确实赋予了这枝老花以新的青春。

明丽之心 理想之美

艺术,是一种不断传承也不断变革的审美活动,于非闇对于宋代绘画亦如是,他并不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把宋画移植到今天,他在学习宋画的同时融入了他自己的审美愿望,融入了他自己养鸟莳花时的感受,融入了他自己的个性。从总体上说来,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如:《茶花斑鸠》、《梅雀图》、《暗香疏影》等,倾向于雅洁明丽,一花一鸟娟娟如淑女,然而又像他擅长的瘦金书那样逸爽劲利,像他的文笔那样有些冷峻清峭,这在他笔下的水仙、梅竹中有典型的表现,萝卜在他笔下也是那么姿态妖娆,婉约有致,完全出自对北京特产“心里美”的回味给了人们高等的享受。人们应该记住他!③。他虽然因清王朝的败落而不无失意,但他毕竟不是王公贵族,他没有“旧王孙”溥心诋那么浓重的失落感,他热爱人生,热爱自然,他总想把美好的东西献给人间,所以,在他的画里几乎寻不到失意的牢骚和反抗的发泄。历史的更迭,战争的骚扰,母病妻逝,子女待哺,给他带来过生活的窘迫,但他在白天教书、夜间书画的紧张生活中克服着,他有养花、养鸟、听戏的嗜好,他也以书画充实了自己的人生,仿佛他始终有一颗明丽的心,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善嬉戏”、“有童心”,坚信人生还有着美好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虽然在文艺思潮上对中国画、对花鸟画、对于非闇、对他所崇仰的宋徽宗的艺术都有过不公,但那又毕竟是生活粗得温饱的和平环境,于非铑也受到政府的信任和关照,1957年患胃溃疡得紧急救治而镌“再生”印以寄情怀,晚年对于他来讲是个更加充满激情的时代。如果说,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地倾心于表达自己的清逸俊俏的个性气质,那么到了50年代,他更多地倾向于表达社会共同的蓬勃、兴旺的审美理想。他的牡丹集春花、夏叶、冬干于一身,是其理想美的集中体现④,他笔下的鸽子已不是玩物,而是全世界全人类所期求的和平的象征。在这个历史时代里,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花鸟画依附于政治,他知道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花鸟可以愉悦情性,有养生慰心之益,所以他的花鸟世界也是千姿百态。那幅石青底上衬托的《玉兰黄鹂》,以极其明丽高洁的色彩体现出“仓庚耀羽,玉树临风”的境界,堪谓20世纪50年代代表之作。他说,他“不再顾虑什么院体不院体、匠气不匠气、雅不雅了”⑤,只要对人生有益,对社会有益,他就把这美奉献给人间。1958年,他更明确表示,“到民间艺术和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一番,去寻找自己的笔法,大画而特画我们时代的阳光和春天”,闯出一个“活本所有,画本所无”的新风格,“在新世界的画坛上大放异彩”⑥。


于非闇 玉兰黄鹂 103.8×77.3cm 纸本设色 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
款识:仓庚耀羽,玉树临风。非铑。 钤印:非铑日课(朱)

艺术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或者说就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桥梁。一般说,工笔画侧重于现实动植物的真实描写,而易流于板刻,但于非铑的画却寓理想于写实之中,通过“形而下”的刻划给人以“形而上”的感染。他非常重视写生,甚至于逐日记录花朵开放的程序,但他却逐渐缩短写生的时间,而予以更多的观察和默写,就是为了强化精神上的体味和化育,使对象闭目如在眼前,下笔奔来腕底,达到妙造自然的境地。他说,“我的创作方法,自始即是利用作文作诗的方法从内容出发,首先在构思上要创立新意。”这种创作方法,使其作品工于笔而精于意,出于自然而美于自然,避免了一般工笔画工谨流于板实,繁采失之寡情的弊端,而进入精神的境界。胡隰青评论说,他打破了历史工笔画的宫廷气和书卷气,打破了历来工笔画的宁静气和沉闷气,而带给人们亲切的美,动态的美,极度完美的美,这正是于非铑后期所追求的美的理想。

真诚的“再生”感,过重的感恩情结使他完全奉献给了时代和大众的集体审美理想,抑制了原本属于文人的雅赏,他在一幅高洁雅致的《白牡丹》(1957年)的题识里写道:“自多买胭脂画牡丹以来,越感到精神面貌难以捉摸,今作此图更不是说绚烂之极复归平淡,而只是再作尝试耳。”其实,这位被称为“典型的旧式中国名士”的人,太坚决地完全改造了自己,他原本不必如此遮掩自我的审美需求和个性的自然流露,艺术思想没有完全解放,又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无论工笔、简笔(俗称写意)都以精神的表现为最终目的,然而从制作和技法来讲却各有其难。工笔之难在工,它相对要求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事物的形态、结构和色彩,不允许有糊涂之事和偶然的误笔,也要避免刻板实腻。于非铑这位主要靠自学、自悟起家的画家为此付出了难以形容的艰苦努力。他的每一幅画既是其全面修养的结晶,也是一针一丝缝绣的彩练,一砖一瓦砌起来的华屋。他通过研究、熟悉花鸟的形态、性情、结构;通过写生、默写的锻炼,笔墨和设色技法的学习构筑艺术创作的地基;待到创作时,又经过构思立意,起稿,落墨钩勒法、钩填法、没骨法,或钩勒与没骨结合,或穿插使用钩花点叶法和点垛法……他的画看起来是那么单纯,那么鲜明,但每一幅画都是一个丰富的大千世界。

相对于其他工笔画家而言,于非闇的特点在于笔法的运用和色彩的运用。就笔法而言,他初以赵子固、陈老莲笔法为本,兼得圆硬尖瘦之趣,后以赵佶瘦金书笔法入画,笔道有了粗细、软硬、顿挫,波磔的变化,不仅书意大增,且使线条具有表现质感、体积感、空间感的丰富变化。于非铑的瘦金书学自宋徽宗赵佶,赵兼擅工笔花鸟和书法,一度是于非铑学习的核心。于非铑的书法学赵佶略变,提按、肥瘦变化略多,或融入行书笔意,是现代瘦金书体第一大家,也是融瘦金书体于工笔绘画最成功的范例。

时下人作画,墨、色多用现成制品,对工具材料不甚考虑,有粗制滥造之嫌。其实工具材料应该是所有能称为巨匠、大师的人不容忽视的环节,于非铑就极其重视工具材料的选择,他使用的家藏纸张、颜料均有久远的历史,连张大千也常索要于家这些上好材料。于非铑对于颜料极有研究,其所著《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一书可谓旷古空前的专著,书中对中国画颜色的品种及性质、发展状况,中国墨的特色,古代和现代画家著色及研漂使用颜色的方法都有详考备述。别有意味的是他同时注意到民间画工使用颜色的经验,并通过这种学习融入了民间绘画的审美特点。由此,笔者想到,凡有幸收藏到他真迹的人尽可以放心地使之流传千古。同时,我也想到于非铑其人的丰富多彩,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消闲地玩鸽子、钓鱼⑦,也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对色、墨这样的严肃认真。如果一个人能玩且玩出个水平来,精于事业能精到一个高度来,则一定是把玩的学问也融进了事业,也一定是把事业化作了乐事,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诚斯言也!

于非闇无疑是以艺术为乐的人,但如果在适应大众审美时尚的同时,更坦然无虑地也把自己的快乐、自己的人生体验诉诸于笔墨,原本应该有更自由、更快乐、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本世纪最杰出的工笔画家之一,仍不失艺术巨匠的风采。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注释:

①参看包立民《于非铑与张大千》,《人物》1986年第1期。

②胡隰青在《想起了于非铑大师》一文中说:“他成功地运用了一条创作原则:亲切往往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于非铑大师留给人间的是一大批美妙无比的画,他给了人们高等的享受。人们应该记住他!”

③1941年时于非铑画一《萝卜》,叶色涂绿而沉稳,萝卜根尾呈紫红,极具质感,其上有一蝈蝈,更增情趣。左上题:“环北京产萝卜,味甘而脆,色尤艳美,有所谓‘心里美’者胜他种,今年生者尤硕大,而予齿已不能嚼矣,老态已至,作此怆然。”右又题:“此是十九年前北京沦陷时所作,今虽老态益增,而真的心里美矣。乙亥春非铑七十一岁。”

④1958年,于非闇题《牡丹双鸽》曰:“去年再到各公园观赏牡丹,凡春天之花,伏天之叶、秋后之老干仿佛别有所会,因成此图。”

⑤《于非闇工笔花鸟画选集 自序》,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59年版。

⑥此处引文据1958年3月24日《文汇报》,该报记者叶岗文《大比之年考先进—于非铑先生谈又红又专》。

⑦1928年,于非闇曾相继出版《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

于非闇 牡丹双鸽 162×81cm 纸本设色 1958年
款识:去年再到各公园观赏牡丹,凡春天之花、伏天之叶、秋后之老干,仿佛别有所会,因成此图。非铑七十一岁并记。
钤印:老非(朱) 再生(白)

于非闇 秋蔬图 纸本设色 1945年
款识:昔黄山谷题画菜云:“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予今画赤萝菔,特书此语。乙酉夏,非铑。
钤印:于照之印(白) 非铑五十以后作(白)

于非闇 松柏芝兰五言联 纸本 1927年
释文:松柏有奇节;芝兰无俗香。杏村年兄大人正。丁卯 六月,非厂于照。
钤印:于照之印(白) 大树坡人(朱)

于非闇 散花图 36.5×115cm 纸本设色 1942年
款识:壬午二月,戏摹莫高窟唐人笔。非铑。
钤印:非铑(朱)

于非闇 桃花翠鸟 66.5×62cm 纸本设色 1955年
款识:岁暮试作。非铑时年六十七。
钤印:老非(朱)

于非闇 暗香疏影 34×101cm 纸本设色
款识:暗香疏影。仿马麟。非铑。
钤印:于照私印(白) 非铑五十以后作(白)

于非闇 四季山水 纸本设色 1930年
款识:(一)春涨泛舟。庚午九月,写于华萼楼。非厂。(二)夏山烟雨。庚午九月,写于华萼楼。非厂。(三)秋林闲话。庚午九月写,非厂。(四)冬夜读书。庚午九月,非厂于照。
钤印:(一)照(朱) (二)于照(白) (三)非厂(朱) (四)于照(朱)

于非闇 园蔬图 纸本设色
款识:鼎内纷纷饫邁肥,丹青模此意何微。年来满地多虫披,行尽 春畦见亦稀。非铑。
钤印:于照(朱) 非厂居士(白) 日利(朱)

于非闇 临马麟《寿星图》 纸本墨笔 1940年
款识:南极一星秋正朗,东皋处士寿初长。马麟。马麟此图,纸本,用笔坚卓,题 句效虞永兴体。庚辰九秋,临于玉山砚斋并记。非铑。
钤印:非铑临本(朱) 于照之印(朱) 非铑(朱)

于非闇 牡丹
款识:非厂于照。
钤印:非厂(白)我师造化(白)

于非闇 水仙 纸本墨笔 1932年
款识:壬申三月,写于故都。非厂。
钤印:于照(朱) 再生(白) 非陁(白)

 





     光绪十五年(1889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阳历4月21日),于非闇在北京的四合院里诞生了。于家本是汉族,祖籍山东蓬莱,大约在他四代之前移居北京。其父属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其母为满族人,故后来于非铑从母为满族。他初名魁照,号抑枢,后改名照,号非厂、非铑、老非,曾以“闲人”为笔名,堂号玉山砚斋。他曾任中、小学美术教职,以后又相继担任了市立师范、华北大学美术系、京华美专、北平艺专的教师,同时又以其文才得以兼任北平《晨报》“艺圃”版编辑,并曾任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导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过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职,1959年7月3日逝于北京。

       魁照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接受了来自祖父和父亲的文化薰陶,兴趣倾向于诗文和书画篆刻。民国七年(1918年)他开始从民间画师王润暄(德顺)习画工笔花鸟草虫,凭着自己的悟性和努力自学踏上了画坛。“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敏感的学者有感于中国画竞尚高简、崇尚仿古的风气,曾经大声疾呼美术的变革,他们一方面主张引进西画的写实主义,也同时主张复兴院画的写实作风,以救治中国画的“弊端”。于非铑即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走进了画坛,他的工笔花鸟画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审美时尚更新的时代的选择。

     于非闇在《自我绍介》中说:“我本来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学习些工笔花卉,五六年的光景,只学会了怎样调制颜色,怎么配合衬托,不过在那时,我对宋人的画,已有相当的认识。”这是说他从民间画家王润暄学画之始,是自工笔起步的,这位启蒙老师擅工笔花卉草虫,尤以画蝈蝈闻名于世,对他终生的艺术样式都产生着影响。此后,于非闇曾广泛地涉猎过山水、花鸟,工笔、简笔,以半工半简、勾花点叶的花卉居多。自1935年始,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把艺术的重心移向了工笔,这艺术的转化是由博及约的艺术规律使然,也是艺术家发现自己把握自己的结果。从外因讲,除前述时尚的变化,启蒙教育埋下的种子之外,张大千对他的启发亦不容忽视。于与张有莫逆之交,于曾为张代言与徐燕孙笔战,张亦关注于之艺术。据包立民先生考证,张大千曾劝他弃小写转工笔,专攻双勾花鸟画,并配以瘦金书题款,于非铑听其劝,遂致力于此①。他从明末陈老莲上溯两宋五代的双勾花鸟画,继专学宋徽宗,并以其栽花养鸟知识从事写生,研究丝绣和民间绘画的艺术特色,逐步形成了于派工笔花鸟画的样式和语言。

     1949年之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艺术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与社会同步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画坛因为艺术市场的关闭而有些冷寂,山水花鸟画能否为社会服务也遭到怀疑,于非铑又遇到新的困惑。但他明丽的工笔花鸟画艺术显然具有超越政治的魅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新国画研究会的成立,“推陈出新”文艺政策的贯彻,对民族虚无主义观点的批评,北京中国画院和民族美术研究所的创办,很快为中国画的繁荣展现出了新的文化环境,于非铑在其人生的最后10年里,迎来了自己艺术创作的旺盛期。在他的画卷里,蓝天更加澄碧,翔鸽更加自如,牡丹更加富丽;笔法更加坚挺,色彩更加明亮,构图更加严谨。

       于非闇是由院体工笔花鸟画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家。他对传统极看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认真地临过赵佶的《御鹰图》、黄筌的《珍禽图》,并对其流传进行过考证。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于病中作了一幅《喜鹊柳树》,在题跋中写道:“从五代两宋到陈老莲是我学习传统第一阶段,专学赵佶是第二阶段,自后就我栽花养鸟一些知识从事写生,兼汲取民间画法,但文人画之经营位置亦未尝忽视。如此用功直到今天,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泉源,浓妆艳抹、淡妆素服以及一切表现技巧均以此出也。”这是他对一生艺术里程的重要总结。

      大约在于非闇潜心于工笔画研究的同时,南方的工艺美术大师陈之佛也开始了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于画骨力坚实,色彩明丽,陈画雅逸超脱,灰中见明,两人画风虽然不同,但堪称为“南陈北于”的两位巨匠级工笔花鸟画家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工笔花鸟画长期衰微的局面,为中国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于非铑雄踞北方,于北方工笔花鸟画坛影响甚深,田世光、俞致贞等名家直接出其门下,为于派花鸟第二代传人;老舍夫人胡隰青受益颇多,对乃师艺术评论最精②;当今工笔花鸟画家金鸿钧、李魁正、王庆升、詹庚西、王道中、周彦生等等无不从于派起步走向变革的新途。于非铑应运而生,开宗立派,后学有人,作为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开路人之一,在现代画史上树起了一面光彩照人的丰碑。于非铑说他的画是“一枝重沾雨露的老花”,从整个中国工笔花鸟画史的角度来看,他确实赋予了这枝老花以新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