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鬼头沟上面好多小颗粒: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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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
李济深于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原名济琛，字任潮，中国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副校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中文名：
李济深
别名：
济琛
出生地：
广西苍梧
出生日期：
1885年11月6日
逝世日期：
1959年10月9日
职业：
军人、政治家
毕业院校：
北京陆军大学
字：
任潮
籍贯：
江苏
李济深（1885年─1959年）原籍江苏，生于广西梧州苍梧。原名济琛，字任潮。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谋总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次年至香港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与冯玉祥等倡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任桂系军政府主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
个人年表
1885年
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大坡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1909年
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
1920年
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
1922年
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
1923年
正式升任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
1924年
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
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
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
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
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
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1927年
4月初，李济深和古应芬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杀害邓培、肖楚女、熊雄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
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地区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
1929年
3月，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
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1932年
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汉民）反蒋（介石）的军事首领。
1933年
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
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蒋军事下放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44年
桂林沦陷后，他团结一部分军人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广西苍梧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年
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
1946年
3月至4月，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
7月31日国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等八人为国民革命军上将（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为促进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
1947年
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
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5月5日，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
6月，代表民革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9月，李济深代表民革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注：1949年11月、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在民革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均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
1952年
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3]
1954年
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
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大事记载
年少立志，投笔从戎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为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和同寝室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等同学一起自发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1911年底，他闻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满腔热情地到上海，找到军长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此时，姚雨平正为部队缺乏军事人才而着急，李济深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为作战参谋，直接参与全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工作。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军是北伐军中的主力部队，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北伐过程中，李济深初步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积极协助姚雨平整编军队，认真制定作战计划。为了使作战计划更加详细与周全，他亲自到前线侦察地形，选择行军路线。他主动请缨，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津浦线主战场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军，迫使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李济深因为在作战中有勇有谋，战功卓著，被姚雨平破格提拔为第22师参谋长。1914年，李济深以优异成绩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但被留校任教，还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在任教期间，李济深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如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李济深在军政界声望极高，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以后，正式升任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普级为陆军上将。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1月，在国家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追求独立，联共反蒋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但因为蒋桂关系的恶化，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曾应前线抗敌的第十九路军要求，建议国民政府调在关外进行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赴淞沪前线作战。
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
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服从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反对独裁，组建民革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他在3月9日的《华商报》上发表一篇名为《对时局意见》的长文，提出七项政治主张。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再次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这已是第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党籍，李济深却仅仅一笑置之。
事实上，就在李济深抵港后，他就在着手创建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这封信最后被写在一块巴掌大的绸巾上，缝在衣服衬里。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1日，由宋庆龄建议命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它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包括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16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号召人民坚决起来斗争。
他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1948年底，他亲笔写信给白崇禧“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
毅然北上，筹建政协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会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1948年秋，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以代替蒋介石政府。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议成立“第三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都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了不引起注意，登船时间也被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间。当时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全香港都沉浸在过节氛围之中，就连设在李济深家周围的暗探也有点心不在焉。当晚，在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吴茂荪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洪深、马叙伦等人已与之在船上会合。当天晚上，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的支持。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
见证新中国，盼国家统一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人物评价
杨尚昆：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李济深是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爱国革命坚定不移，虽经历坎坷，但面对时代的挑战，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力量和道德勇气。祖国统一是最牵动晚年李济深心弦的一件大事，他曾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在台的旧部故交，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及早走上正确的道路。在他逝世的前四天，写下“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济深先生之子李沛金：“父亲不但深信三民主义，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他还是一个真诚、坦率、勤俭值得信赖的人。他从不以权谋私，因此尽管他是一个来自广西的外乡人，却能管理好广东这个有着强烈地方主义色彩有省份，而且深得民众的喜爱。”
白崇禧：“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
黄绍竑：“即使手握行政和军事大权，他也不滥用职权，他严于律已，克已奉公，而且平易近人。”[13]
人物故居
李济深故居位于梧州市苍梧县料神村。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先生1885年诞生于此。故居1925年建，庄园式砖木结构建筑，四周筑围墙和四角炮楼，内为四合院式厢房和楼房，天面回廊过道与炮楼通，兼有中西建筑艺术。占地3040平方米。后山有苍翠古铁树林，风景幽雅。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汤山获释后居住于此，1936年在这里召开过民族革命同盟会。抗日时期联络国共两党及文化界人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朱蕴山、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等商讨敌后抗日事宜。1944年接受周恩来建议回旧居组织民众武装，并与董必武派遣的一批爱国文化人士在这里组织“南区抗日委员会”，开展敌后抗日并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
故居为青砖瓦房四合院，院后有苍翠古铁力木林，风景幽雅。
大门口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着胡耀邦亲笔题写的“李济深故居”5个大字。顺着扶梯登上二楼，四周回廊上西式栏杆别致，门窗上雕的花草图案，增添了古色古香的色彩。二楼是李济深的卧室和会客室、电报室，大体仍保持着当年的摆设。李济深故居建于1935年，李济深曾在这里接待过不少国民党要员和大批爱国文化人士。故居瓦面建有墩子式的人行道，与四角上的炮楼相通，是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建筑物。解放后，李济深故居曾多次进行维修，1997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人为中西建筑艺术以及居室与炮楼完美结合叹为观止，著名民主革命家、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儒将风范和革命业绩更给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铭枢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因瘸了一条腿，外号阿跛，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粤系中亲蒋的代表人物。从军而信佛。历任广东省长，行政院代院长，是十九路军的家长，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陈铭枢（1889年～1965年）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汉族客家人，1889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曲樟乡璋嘉村客家山区。一度担任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理淞沪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一手创办十九路军，任十九路军司令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参加中央第二敢死队。
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3 年离校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入大森浩然庐学校。
1915年回广东策划谋炸广东督军龙济光的活动，事泄被捕入狱，后越狱再逃日本。
1919年在广东肇（庆）军游击营任营长。次年任粤军第1师第4团团长。1922年参加北伐，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第1师在回师途中为陈炯明瓦解。不久辞职，改名真如，避居南京学佛。
1924年经邓演达介绍任粤军第1师第1旅旅长。
1925年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5月回师广州，参加南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10月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南征，任南征军总指挥（后改任第1路指挥），收复广东高州（今茂名）、廉州（今广西合浦）等地。
1926年7月率第10师参加北伐战争，在友军配合下于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守军。11月所部扩编为第11军，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3月，由武汉去南京。5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复任第11军军长，率部由闽回粤，会同黄绍竑、徐景唐部在四军老军长李济深的指挥下对张发奎开战，借口是张发奎部通共，和共产党合谋制造广州起义，史称第四军第一次内战。大战结束后，张发奎败退出广东，通电下野，获胜的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后来李济深因同情桂系被蒋介石扣押。其下的三员大将立场不同，陈铭枢、陈济棠通电拥护中央，徐景唐联合桂系和张发奎为救李济深出狱发动了第四军第二次内战，这也是铁四军和钢七军第一次交锋，也叫钢铁之战。战后桂系败退出广东。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司令，对掌军民两政，随即所部扩编为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率领下出广东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5月，蒋介石因扣押国民党粤系元老胡汉民，引发宁粤冲突，汪精卫等在陈济棠支持下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铭枢因十九路军在省外作战，无力反抗，辞省主席职，通电拥护蒋介石。7月任江西“剿共”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18事变后宁粤双方在国难后重现合作，陈铭枢成为双方唯一能接受的人选，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铭枢命令第19路军抗击日本军队，反对妥协政策，受到蒋、汪排斥。10月毅然辞职赴法国。
1933年回国，与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蔡廷锴不认同他的军事部署，他把蔡骂的抬不起头来，蔡后来私下说，反正十九路军是他陈铭枢的，他愿意怎么败掉是他的事。十九路军失败后陈铭枢失去了军事实力，沦为政坛看客。1933年底去香港，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等职，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1947年6月被授为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
1948年1月在香港与李济琛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各派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风云一生
跛脚名将
阿跛一生多病多难，尤其是童年遭遇相当凄惨。他自幼丧母，小时候患眼疾“发鸡盲”几乎瞎掉，很奇怪他后来戴了眼镜还枪法奇准，被人笑说四眼更毒。眼疾好了后，他又患烂头虱，满头血肉模糊，腥秽难闻。后娘过门后，受尽虐待，父亲听信后娘谗言，也不喜欢他，下雨天在家无聊就揍他一顿解闷。他在家里吃饭是不敢添饭的，生恐挨打。中国民间故事里阴毒的后娘欺负前人儿女的花样，基本上他全部领受过。在家被后娘凌辱得无处可躲，于18岁那年挨门乞讨到20个大洋，只身蹈海，赴广州投考黄埔陆军小学，临考前与同乡慷慨扬言：若不中，必投白鹅潭自尽。 1906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加入了同盟会，把半数同学都发展成会员，后人吧他和张竞生和邓演达并称为陆小三杰。后进入南京陆军中学，几个同学上街听见淮北逃荒而来的小丫头在卖唱“小白菜呀，地里黄阿，三两岁啊，没了娘啊、、、、、、阿跛感怀身世，一时间忍不住眼泪长淌，哭瘫在地上，要不是几个同学掺着他，他那天都走不回学校了。他后来得势后也没为难父亲和继母，反对他们挺好。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陈铭枢和南京军校的同盟会员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响应，轮流监视学校的武器库，准备起义时使用。然而，学校当局已有防备，将武器库中的弹药全部运走。军校学生看到自己已成赤手空拳，对南京地区的形势很失望，急于赴武昌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公推陈铭枢前往上海，向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旅费。在上海，宋教仁支持陈铭枢和同学们的行动，当即给陈500元钱作路费。
这时，清军已大批南下，与革命军争夺汉口，血战频频。10月28日黄兴到达武昌指挥战斗，给湖北的革命军以极大的鼓舞。第二天他率部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设立司令部。与此同时，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以亲信将领冯国璋任第一军总统(军长)、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并亲自于30日到达湖北孝感督战。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是一支久经训练的军队，并有机关枪等当时中国最具有火力优势的武器。而湖北新军经过抽调，已不能成建制战斗，士兵多系招募，缺乏训练。清军以强大兵力实施攻击，又纵火焚烧汉口，革命军浴血巷战，伤亡累累。正在血战之间，陈铭枢等军校学生到达武昌，他们看到汉阳兵工厂正处在敌军严重的威胁之下，当即要求过江保卫。湖北军政府把他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并命令他们于翌日晨渡江，至汉口龙王庙登陆，向清军占据的循礼门前进。是日，敢死队开进至自来水塔(现中山大道)附近，即遭敌军机关枪扫射。敢死队用步枪还击，由于敌人火力强大，再加地形不利隐蔽，无法继续前进，坚持到夜晚，仍撤回武昌。陈铭枢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11月1日汉口失守。鉴于革命军缺乏统一指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登台拜将，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阳西门外昭忠祠。当时，湖北军政府都督为黎元洪，他本非革命党人，由于党人的幼稚，被推为都督，以首义领袖的资格，而凌驾于革命党领袖之上。黄兴虽顾全大局，但军权仍多所掣肘，而且，他流亡海外多年，和湖北军界也比较隔膜，指挥十分困难。陈铭枢这批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先后三批到达有100多人，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又和同盟会中枢有长期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到来，黄兴十分高兴，即将他们重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作为自己的亲随骨干部队，随侍左右，对各部进行督战。同学们原拟推陈铭枢为督战官(队长)，但南京来的志愿人员中有非同盟会员而军中资格较高的张我权、徐源泉，陈即改推他们两人为正副队长，自己仍负责学生军中同盟会的工作。
学生军经历了战斗，看到部队的伤亡，知道战争不是儿戏，有些人胆怯，而有一些人，则看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纷纷运动，当上了都督府的科员，有些眼红，觉得当兵屈才，不愿再在学生军服役。黄兴亲自集合学生军进行训话、劝说。希望他们留下来继续战斗，但没有多少效果，只好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南京。陈铭枢、蒋光鼐等骨干尚有50多人没有动摇，留了下来，继续坚持战斗。
27日，汉阳失守，黄兴心力交瘁，与鄂中各将又颇多矛盾，留也无益，即于当夜赴汉口乘轮，翌日晨离汉东下。临行前，黄兴挑选了一批学生军随扈自己，陈铭枢是学生军中同盟会的骨干，被黄兴选上，成了黄的卫士，于12月1日到达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稽勋局以陈铭枢参加革命有功，保送他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肄业。1915年陈铭枢因参加策划谋杀袁世凯的亲信、广东都督龙济光的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东渡日本，先后进入革命党主办的军事学校“大森浩然庐”和“政治学校”学习。袁世凯死后，他返回保定军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到广东地方部队肇军任游击营营长，驻罗定县。1919年4月，肇军被改编，陈铭枢任护国军第2军陆军游击第43营营长。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命陈炯明、许崇智等分路讨伐广西陆荣廷。9月，陈铭枢响应粤军，在阳山宣布独立，任粤军第6军第1纵队司令。1922年初，广州政府出师北伐，陈铭枢率部于赣州城南之王霸岭，与北洋军陈光远部苦战七昼夜，占领赣州。3月，粤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邓铿为人暗杀。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先生脱险逃出，登上永丰舰。第1师出现分裂，时任团长的陈铭枢不知道跟那个好，只好辞职避祸，往南京钻研佛学，看谭嗣同的《仁学》，文章中出现“真如”一词时，他眼睛一亮，认为“真如”一词空灵妙佳，便给自己取了个字“真如”，种下了他与佛法的缘分，他还在南京结识了梁漱溟，梁启超。
1924年，陈铭枢重返广东，在李济深率领的粤军第1师任第1旅旅长，下属两个团长就是蒋光鼐和张发奎，参加了东征战役。因与许崇智不合，就和蒋介石打的火热。因作战有功，他晋升为第3师师长。1926年夏，陈铭枢率部北伐，与张发奎部并肩作战，所向无敌，成为铁军名将。1927年，第10师在武汉扩充为第11军，陈升任为军长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自第一次东征后，和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社会上被视为亲蒋的人。但事实上，他与左派邓演达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重私人感情的人。在大革命时期，他既反对无序的群众运动，也反对当局在工人运动中乱捕人乱抓人。在左右两派斗争中，他忧虑革命运动的分裂。
1927年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会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上风。会议免去了蒋介石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组织部长等职务，反蒋已明朗化。蒋介石则在自己的军事控制区域内，开始清党，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镇压工人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陈铭枢因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认识不足，抱有幻想，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陈赴宁任南京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9月，随着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离职赴日本。11月又随蒋由日归国，仍任第11军军长 。
他混上军官后，不用穿草鞋了，但他仍然是倒霉到底。人家穿高筒军靴是英姿飒爽，走路嘎吱嘎吱响得神气，他穿上不舍得脱下，没几天就捂出了香港脚。1928年12月，陈铭枢当上广东省政府主席时，经常开会中途恰逢香港脚发作，奇痒无比，忍不住当众脱鞋褪袜抠脚丫子，熏得一屋子的人掩鼻疾走。他反诧异地问属下“有没那么夸张吧？为什么以前蔡廷锴他们没觉得臭？后来路过香港时顺便治疗香港脚，恰巧在医院碰上火烛，惶急之下跳楼逃生，把腿摔断，只好留在香港休养月余。结果是香港脚治好了，腿却瘸了。粤军里的兄弟消遣他，便给他起个绰号叫“阿跛”。未几，全省皆知省主席跌跛脚，全跟着起哄叫他“阿跛”。
1931年，蒋介石扣留胡汉民，陈济棠等通电反蒋，陈铭枢出走香港，后往日本。6月，他回国，在江西赣州任“剿赤”右翼军团总指挥，率19路军参与对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月，他作为南京政府代表与广东地方当局议和。10月，就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路军随之调戍京沪。12月15日他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次年元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东北扩大侵略，仅3个月就占领了东北；另一方面在上海制造事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对中国施加压力，既可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让步，又可扩大在上海的侵华势力，还可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的注意力，可谓一箭三雕。在日本的蓄意挑动下，上海形势日趋紧张。
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日本浪人在三友实业社挑衅，纵火焚毁工厂。随后，日本人四处寻衅闹事，日军大举增兵上海。日方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中方道歉、惩凶、赔偿及取缔抗日运动等无理条件，上海呈出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月23日，19路军在上海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一旦战事发生时的应战计划。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务司令戴戟，以及驻沪78师干部参加了会议。
19路军在上海的备战活动，不仅报告给陈铭枢，也报告给南京中央政府。龙华会议当天，蔡廷锴与戴戟联名致电孙科、何应钦等人，表示：“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免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但当时国民党内部以主张对日慎重者居多。蒋介石、汪精卫携手合作之后，均主张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采取和缓态度。据此，上海市政府接受了日方的四项要求。日方又节外生枝，无理要求19路军退出闸北。南京军政部为避免冲突，下令19路军后撤南翔、真茹一线，将闸北防务交给宪兵第6团担任。但让步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28日晚，就在19路军准备移防、宪兵6团准备接防之际，日军向闸北发动进攻，19路军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拉开了大幕。
1932年1月28日深夜，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立即从龙华总部步行到达真茹前线指挥部，依原计划指挥战事。他们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何的回电对蒋、蔡、戴有所责难，使他们感到压力沉重。恰在此时，陈铭枢的回电到达，要他们继承19路军光荣传统，并表示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他的回电大大鼓舞了蒋、蔡、戴的抵抗意识，他们遂下令前线将士坚决抵抗。当夜，日军以优势火力进攻，并放火助势，极为凶猛。19路军官兵沉着冷静，奋力抵抗，将其击退，至天明时，日步兵已不敢再进。 上海战斗打响之后，19路军于29日发出通电，严正宣告：“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19路军是陈铭枢一手训练出来的一只劲旅，陈与该部官兵的关系非一般上下级关系可比。自沪战爆发后，陈铭枢时刻关注战况的发展，激励官兵的作战精神与士气。陈铭枢的态度大大鼓舞了官兵的斗志。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以及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支持下，19路军官兵人人怀必死之心，奋勇作战。日军虽一再向我进攻，但在我军竭尽全力抗击下，终不能得逞。开战半月之后，我军防线变动不大，日军进展甚微。
2月12日，何应钦、陈铭枢与罗文干讨论了中日停战交涉问题，决定以下列条件作为交涉基础，即中日军队各自后撤，双方之间的地区由中立国派兵暂驻，行政、警察仍由中方办理。对这个决定，何应钦与陈铭枢再次表示了不同态度，何要蒋光鼐、蔡廷锴“即照所定办法，与日切实商洽，结果随时见告”，并严令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陈铭枢在向蒋、蔡通报此事时，要他们在交涉同时不忘作战准备，“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任何当局所摇夺为要”。陈铭枢与何应钦之间关于沪战的冲突后来便为与蒋介石的冲突所取代，蒋、陈关系因此更加恶化。
2月13日，蒋介石在浦镇召集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会商上海战事。蒋表示：“沪事以19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条件是：1．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停战；2.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退至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蒋还说：“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所谓“攻势防御”，是以进攻为手段，达到防御的目的，因此，不包含积极进攻、驱逐日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的意旨，除电知19路军将领外，他还让陈铭枢单独电示蒋光鼐，转达他的意图：“政府对外态度与民众口气，轻重缓急，其作用不同，兄等须谨慎从事，依照政府指导而行，外间不负责之议论不理会也。”陈铭枢特意在电文后加上“以上系总司令面嘱电达”一句话，以示那是蒋的意思，同时也向前线将领表明他在中枢的困难处境。
蒋介石、何应钦的态度，对前方将领的心理当然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实际带兵作战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虽力主抵抗，企望“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作战双方的实际情况，不能不考虑国民党中枢缺乏战斗决心这一重大政治因素，因而对19路军孤军作战的局面忧心忡忡。作为直接带兵的部队长，不能不考虑部队当前的处境和命运，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他们与陈铭枢之间不免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差别。2月16日，蒋光鼐在给陈铭枢的电报中，请求陈向蒋介石、何应钦要求，“务在最近期内调2、3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如办不到，宜速定议和，不容犹疑”。陈铭枢接到这封电报后，深感忧虑。他认为日本对谈判绝无诚意，大战难免。他也知道前方部队兵力薄弱，如照目前形势打下去，确实难操胜券。为此，他除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增援外，还主张扩大战区，令东北全军反攻，令沿海、沿江各省埠一致抗日，使日本首尾难顾，以全面持久的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19路军在上海尽可能长久的坚持下去，以带动、激励全国的抗日浪潮。因此，陈铭枢对上海抗战的考虑，更多地从长远的国家政治和民族利益出发，这与他一贯的做法以及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在接到蒋光鼐的电报后，陈铭枢立即回了一封长电，说明自己的态度。
从此电可知，陈铭枢是抱着不惜牺牲、不计代价的决心，激励19路军坚持上海抗战，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浪潮。在抗日的问题上陈铭枢与蒋光鼐、蔡廷锴是一致的。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因为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会有一些差别。蒋、蔡更关心军事作战与部队处境，陈则多考虑政治与大局，从中也可见陈铭枢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政治眼光。蒋、蔡尊重陈的意见和政治指导，接陈电后，蒋即复电称“职等亦作如此打算”。陈铭枢坚定的抗战立场，大大鼓舞和坚定了19路军将士的战斗决心。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陈铭枢在后方为19路军摇旗呐喊，蒋光鼐、蔡廷锴在前方指挥作战，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淞沪抗战得以坚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陆军第9师到达上海后，日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于18日蛮横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20日下午7时前，从现据之线后撤20公里，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通牒遭到19路军高级将领的一致拒绝，蔡廷锴在复文中严正声明：“本军为中华民国政府的统辖之军队，所有一切行动，悉遵国民政府之命令。”19路军还在公开通电中表示：“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
日军以武力威胁我军的企图失败后，淞沪前线爆发了开战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从20日开始，日军全线进攻吴淞口、江湾、闸北。22日，日军集结重兵，在猛烈炮火掩护下，重点进攻庙行。双方短兵相接，混战肉搏。第5军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张治中亲临前线指挥堵截，蒋光鼐当机立断，果断地命令19路军实施反突击，终于收复阵地，重创日军，毙敌上千，取得了淞沪抗战以来最大的战果。
淞沪抗战打了一个多月，日方继续增兵，中方人力物力缺乏，陈铭枢向蒋介石多次请求增援无望，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断为19路军奔走呼号。他不避嫌疑，不顾劳累，为的就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计。然而，除了19路军听从他的指示，在前线坚守阵地之外，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努力所得不多。毕竟独木难支，在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之后，陈铭枢心力交瘁，卧病于床。但他仍指示19路军抵抗到底：“(作战部署)须看日军增加如何，再定计划。惟盼兄与诸同胞尽力之所能及，以抗强敌而已!”
日军在得到国内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在正面发动全线总攻。同时，日军以重兵在我军侧后浏河口一带登陆。因为我军防线空虚，日军登陆后得以不断扩大阵地。张治中急调部队堵截，与日军做殊死战斗。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我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蒋光鼐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于当晚全线后撤至二线阵地，继续抵抗。他在给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说：“援绝兵尽，无法应付，全线动摇，职乃决心11时开始全线撤退。”在敌军重兵压迫之下，蔡廷锴亲至前线，巧妙地指挥部队，脱离战线，安全后撤。吴淞炮台翁照垣部则死守至3日方撤。我军撤退后，日军因为达到了预定目的，也不再前进，双方对峙，战斗中止。历时一个多月、震惊国内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告一段落。
淞沪抗战，19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5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以及19路军和第5军将士，包括无数英雄，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英雄业绩，永垂史册。陈铭枢为发动、组织、指挥“一·二八”抗战，付出了无数辛劳，他作为抗战的中坚人物，同样功不可没。
联共反蒋
淞沪抗战后，由于19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陈铭枢发动了“拆台”倒蒋运动。失败后，他卸职出国，在欧洲漂泊了半年多之后。他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因为蒋的政策已成为抗日的障碍，反蒋抗日就是他追求的最直接的政治目标。一个重大的政治图谋在他胸中酝酿成熟。1933年5月6日他自法国回国到达香港。他回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另开政治局面，发动反蒋抗日。
陈铭枢到香港以后，邀约梅龚彬到香港长谈。梅是中共党员，陈对他很信任，陈把自己“准备联合各派力量，组织独立政府，反蒋抗日”的计划全部告诉了他。 梅龚彬见陈铭枢把自己的最机密的计划告诉了他，也就直言相告说：“红军是咫尺近邻，时间那么紧迫，无论粤桂参加与否，都应该首先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对梅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陈、梅商定之后，就同去向李济深请示，李完全赞同他们的方案，随即派朱蕴山到上海与中共联络。
此时，19路军在闽西与红军处于对峙状态，时有战斗。因此，19路军要在福建起兵反蒋，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与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如果19路军和红军不能建立反蒋联盟，那么，19路军势必陷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那就必败无疑了。陈铭枢还在欧洲的时候，就考虑了和中共合作问题，因而回国后，一开始就着手沟通与中共的联系。他见两次派人去上海与中共联系都无结果，便写信交陈公培带往福建，与蔡廷锴相商，争取与前线的红军直接联系。
陈公培自香港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后，带上写在绸子上的密信，化装成农民，由蔡廷锴派人送到前线，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间与红军接上头。彭德怀在延平西南的王台会见了陈公培。陈转告了19路军愿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原愿望。彭表示欢迎，并请陈公培转告19路军，抗日必先反蒋，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并欢迎派代表去瑞金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与中共的联系已经沟通的消息，非常高兴。10月6日，陈铭枢由香港秘密到达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具体进行办法。因为陈公培与19路军的关系不深，蒋、蔡提议派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领头，偕陈公培等前往瑞金。10月上旬，徐名鸿一行从龙岩出发到达瑞金，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朱德、毛泽东会见了徐名鸿一行，向他们表示赞同红军和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进行合作。10月26日，中共代表潘健行(汉年)与19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路军与中共签订的协定，解除了他们在将来举事时两面作战的危险，也使红军可以腾出力量来对付蒋介石“围剿”，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这个协定并未完全达到19路军与陈铭枢最初的愿望，他们本想与中共达成具体的反蒋作战同盟计划，互相支持，但这个计划没有被中共方面的接受，而是被搁置到将来考虑，这使他们多少有些失望。
在福建人民政府行将成立之际，蒋介石亲自出马，极尽利诱、威胁之能事，力图将其消弭于无形。他曾函电劝蒋光鼐，“以昔日战功为重，勿听信他人，误入歧途”。他对手握兵符的蔡廷锴尤为重视，一再向蔡查询陈铭枢来闽活动的情况，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去庐山面谈。蔡托病拒绝，蒋又几次电催。
蒋介石为阻止福建举事，最后直接向陈铭枢摊牌。他在福建举事前夕，两次给陈去电，劝陈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阐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外，希望和衷共济，实现六七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宿望，盼即到南京中枢共负国家大事云云。
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经过紧张的筹备，匆匆拉开了帷幕。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着一派新的气氛，大小街道遍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实行工农解放”等标语，扑面而入行人眼帘。当日上午，机关休息，学校放假，商店停业，经过动员，各界群众数万人齐集南门公共体育场。上午9时许，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开会，来自全国各省的代表百余人是这次大会正式代表，他们多为各地反蒋派人士。出席大会的领袖人物，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黄琪翔、章伯钧、戴戟、李章达、梅龚彬、余心清、胡秋原等。黄琪翔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报告开会的宗旨：“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其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等都相继发表演说，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农工解放，演说完毕，即提出提案，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改用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形之国旗，经全场民众一致举手通过，当即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整队出发游行。
20日晚，大会主席团根据会议决议，着手组织政府，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上午，人民革命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决定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赦免政治犯，选定了政府成员：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余心清暂代)，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戴戟为军委会参谋团主任(黄琪翔暂代)，陈友仁为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部长，彭泽湘为秘书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24日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之付托，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统率海陆空军，并领导一切武装人民；以会议方式处理国务”。
福建人民政府的一系列纲领和政策，说明它是一个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实行政治民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政府。然而，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
第三党派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铭枢隐居山野，研究佛学，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他时时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受到压制，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不得不离开政治空气沉闷滞重的重庆。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空前改善。但蒋介石、国民党不是趁此时机，努力面起，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造成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式都日趋恶化。政治上，吏治腐败，贪污盛行；经济上，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军事上，消极避战，士气低落。这一切都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对大后方的时局、对抗战的前途、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切忧虑。
1943年初，在重庆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酝酿搞一个时事座谈会，具体事宜由甘词森、郭春涛等人出面进行。目的是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43年2月在重庆举行。从举办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便与甘祠森、郭春涛等保持经常联系，有时谭、陈两人还单独约人去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3年9月，筹备组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的聚会经常在陈铭枢家举行。筹备组聚谈的主题是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首先讨论的是组织名称，大家取的名称都没有脱离国民党的范畴，如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等。后来孙科一度表示可以秘密参加，但主张不用国民党的名字，不然蒋介石必定反对。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中国的局势仍然复杂万端，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炼，陈铭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持批评态度。他更多更深地参与了战后民主政治运动，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奔走奋斗。
战后初期，国内一度出现了国共和谈的宽松局面，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化成为可能。民联的活动也由半公开走向公开，并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
民联的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举动。它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它的成立使国民党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参加民主政治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4月，民联中央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转往南京、上海，民联成员也随着战后复员，多数转往东部省区活动。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政策，国共从6月开始爆发大规模冲突；民联也开始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共组成新的政治党派。1947年2月，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政治报告认为，国民党自1927年以后就为反动分子窃取，“他们的主张愈来愈顽固，行动愈来愈腐化，手段也愈来愈毒辣，但忠实于三民主义的革命同志，是一直到今天在不断的、坚决的、公开的反对他们，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我们愿意和全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站定人民的立场共同努力”。在国民党眼中，此时民联的组织与行动无异于为中共外围，对其成员除上层人物还暂时容忍外，其他人已成为追捕对象。“戡乱”动员令在7月实行后，民联转入地下活动，陈铭枢更少抛头露面。
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任主席。为了协调行动， 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抗战后中国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而蒋介石“竟成为反动派的领袖”，“应负主要责任”。从此，国民党民主派反蒋公开化，并酝酿成立新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5月，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共同的革命组织，以团结国民党的爱国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因为在港的多为民促进的同志，李济深等认为应邀请民联同地来港共商大计。民联接到李济深的信后派柳亚子去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学范等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在香港开始筹备工作。在讨论党名时，大家都主张在名称中保留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并举出当年福建事变更改党名失败的教训，陈铭枢也同意。最后大家决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中央常委10人，民联的谭平山、郭春涛、何公敢、朱蕴山等为中央常委。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加紧军事策反工作进行。会议授权李济深负责此项工作，组织实行机构。会后成立了秘密策反小组，成员有李济深、蔡廷锴、龙云、谭平山、杨杰、朱蕴山、王葆真等。朱蕴山向李济深建议：随着解放军在各战场的进展，如能策动华中战场国民党军起义，必将有力地配合解放军行动，促进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他建议华中先设军事行动小组，他负责政治，王笑天负责军事，李一平负责财务，时机成熟时，再约陈铭枢出来负责。他的建议被采纳。李济深托佛教界著名的巨赞法师给在上海的陈铭枢带去一封密信，谈了今后的行动计划，得到陈铭枢的赞同与支持。
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工作：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民革号召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单位，“揭竿而起，向人民靠拢”。其后连续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告海内外同胞书》、《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转变立场，举行起义，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陈铭枢由于过去的经历以及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广泛联系，在策反工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1947年6月9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倍受蒋介石冷落的陈铭枢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上将军衔。这位虽然战功卓著，但早已手无一兵一卒的将军，在内战激烈进行之际，获得了这个毫无价值的虚衔。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已经迫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这一地区国民党统治严密，特务密布，耳目众多，秘密策反工作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地下工作人员和策反对象的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为此，民革中央考虑到陈铭枢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建议他隐蔽活动。陈铭枢在沪期间，隐居南昌路善庆坊20号前国民党驻北欧诸国公使诸昌年家中。他对外联系，经常通过秘书李家友，找申江医院院长刘之纲接头；与民革的联系，通过郭春涛、吴艺五进行；与中共的联系，通过郭春涛与上海局吴克坚进行。陈铭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从事危险的秘密策反工作。
1948年底，陈铭枢首先策动了陈仪起义。1949年春，陈铭枢又进行了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除此之外，陈铭枢还派人到安徽南部策动国民党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与立法院的刘叔模、范予遂等谋划争取立法院长童冠贤；联系上海中央银行职员，保护金融财产；启发、指导一批青年大学生组织时代青年社开展反破坏、反搬迁、护校护厂活动；让曾任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主任霍实子拒绝为国防部侦译中共军事密码电报；派人去沪宁、沪杭线城市策反；并通过同线签发特别乘车证，以资掩护等。
陈铭枢从事的工作，无论多么隐蔽，总会露出一些风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告诉陈铭枢，蒋介石下令逮捕他，如命令落到自己手中，自己可放过他，如命令落到军统手中，则自己不能保险。后来，陈大庆告诉他，命令已到自己手中，可保他平安。不几天，陈铭枢寓所周围出现了特务的身影。为了安全起见，陈铭枢迁往沪西某处隐居。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陈铭枢仍然没有中止自己的秘密工作。有朋友劝他到香港暂避，他说“我要留在国内为解放战争做一点事情”。
5月24日，解放军的炮声在市区已清晰可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被拉出来担任代理市市长。为了使上海尽可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力争赵祖康弃暗投明，民革也认为陈铭枢可以对赵有所影响。陈的秘书李家友通过老同学，向赵转达了陈想与他见面的愿望。在解放军已经打到苏州河南时，李家友陪同陈铭枢冒着炮火危险往晤赵祖康，并进行了长谈。赵表示：“现在有中共和陈先生的关照，一定做到使上海市完整地移交于人民。”此外，陈铭枢还做了许多工作，布置保护厂房、物资，并尽力规劝准备外逃者继续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陈铭枢终于在上海这座曾经对他充满着危险的城市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当天，他和郭春涛、吴艺五等人齐集家中，共庆胜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也走向了新的政治生活。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6月18日，他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到达北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他为了阻止新中国对苏联外交的一边倒政策，向毛泽东说如果与美国合作，美国将给予10亿美元的援助。毛泽东则以为他说话没有根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7月9日，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他解释说，美国政府应注意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是有所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发展路线”应允许有所不同。两个附件都是中共领导人给司徒雷登的答复。他们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按照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的方式制定对华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并建交。
新政协成立后，按照新中国的政治规划，国民党民主派着手建立统一组织，由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于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间，举行代表会议，统一成立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同时宣布结束。选举后陈铭枢出任民革中央常委，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名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然而。他深感失落，因而迟迟不愿赴任，宁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经毛泽东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了解一下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才接受这一工作，高高兴兴到任去了，不久转任中南农林部部长。
右派分子
1952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铭枢曾当场为梁漱溟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 1953年1月，陈铭枢由中央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林彪，副主席为邓子恢、叶剑英、张云逸、程潜、张难先、李先念、李雪峰、陈铭枢)。5月，陈铭枢上书中共中央中南局林彪等，反映自己发现的问题，随信附上三件意见书，一是《机关与机关的反官僚主义》，二是《目前灾荒形式与领导的任务》三是《从几句话联想到许多问题》。他在第一件里指出：“在旧社会里，机关是‘衙门’，其中工作的人就是‘老爷’。在旧思想层层包围的机关里，官僚主义很容易找到滋长它的温床。不管你自觉的或不自觉都容易走上这一条路。在官僚主义存在的地方，群众是不会起来的，更谈不到监督。因此，唯一希望上级党对机关的领导干部加紧进行思想教育，并不断检查和监督。”
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陈铭枢听了别人的讲话后，想到前几天在社会主义学院听到章伯钧在民盟传达关于毛主席对学校中党委制的意见，又从报上看到有人曾提议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所以，他依据自己视察高校的经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谨慎地表示，学校中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他严肃认真地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交《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发表，希望中共能更好地信任党外人士，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5月16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听到有人认为“只提缺点，怕影响干部情绪”的话说，又表示不同意见。他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5月17日，《人民日报》以陈铭枢说：“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的黑体小标题，刊登了他的发言。在当时鸣放气氛高涨的形势下，陈铭枢又听到传达毛泽东自己表示明年大选将辞去主席职务，并有“好在喜功”的自我批评，使他大为兴奋，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诤谏。5月18日，陈铭枢上书毛泽东，对毛泽东个人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谈，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他批评毛泽东所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他认为毛泽东确有“好大喜功”的缺点，希望他“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批评毛泽东“有时候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同样，有时候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有时候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等。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陈铭枢对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政治含义，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以为毛是要从权力顶峰上引退，因而大为赞叹，希望毛泽东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之后，“暂息仔肩”，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提高修养，“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
正在这时，反右派运动开始。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点名批评陈铭枢所说的“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6月11日社论又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的问题。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好像晴天霹雳，震在头上，自这以后，他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不该多事，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因而又想重新参禅研经，做个清白安分的老人。
在1958年，陈铭枢参加了民革整风小组和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打破了闭门自修的局面，又开始了人际交往，但他依然改不掉直言的毛病，曾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后果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1960年，大跃进由于反右倾而后果更为严重，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形势则相反有所松动。这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9月间出版，陈铭枢在学习毛选后，重新回忆和反省了对毛泽东上书的经过。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陈铭枢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兴奋，在民革中央为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4时去世。20日上午民革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何香凝担任主任委员、由蔡廷锴主祭。
军事艺术
大革命时代造就了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英雄的军队，也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铁军人物，这些人物同铁军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陈铭枢是铁军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于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于北洋军阀政治上、军事上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可以“蹈厉无前”而所向披靡。陈铭枢之“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但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几个重要条件都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三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为一个师。
当张、桂军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三个师不主动攻击，而是采取守势，在衡阳周围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攻坚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役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跑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被分化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事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据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陈铭枢在北伐时，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书，他以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据说陈以后也喜欢佛学。其实这也不是怪事。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萧克看过一个条幅，据康生讲，1936年他到巴黎，见陈铭枢，是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铭枢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致使这位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诚令人叹惋。
文化休养
1945年毛泽东代表中共赴渝和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时，陈铭枢从《石门颂》中集下这五言联书赠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了希望和信赖。从它那挺拔、遒劲的笔法上，能感受到作者书写它时的一片激情。《石门颂》，有“隶中草书”之称。
挽联
先生公勇诚明，嫌怨所不避，强权所不畏，逆贼之所不忍杀，乱党之所不忍欺，呜呼噫嘻，竟被狙于大难削平之日；
世界纷纭浊乱，奸宄是相亲，忌嫉是相扼，毒螫于是肆其残，鬼蜮于是逞其技，哀哉耗矣，更问谁为挺身负责之人。
——挽廖仲恺
毁誉未必事为凭，试看相忌者致公速殁，相附者欲公永存，相劫持者则欲公实殁而名存。惟念本身存殁，业经历尽辛酸，公犹难补破缺河山，谁更擎天撑半壁；
仁智皆由人所见，回忆民族论与我略同，民权论与我小异，民生著论尝与我争同以竞异。但期后世异同，当今有能辨别，我亦遇到艰危棋局，却曾挥手挽全盘。
——挽胡汉民
纪念故居
陈铭枢的故居位于曲樟乡璋嘉村客家山区，其家乡山清水秀。
陈铭枢的家乡璋嘉村，如今交通方便。从水路走，由曲樟乘渡轮沿六湖水库行进，可观山览水，眺望山上和山脚的寺庙，半小时可到达璋嘉；从陆路走，从公馆乘班车直达，约半小时行程。
他逝世时，在嘉兴寺开追悼会，那天参加追悼会的人特别多，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没有建墓园和纪念馆。在纪念陈铭枢名将110周年的讨论会上，大家指出：国家的伟人、名将皆有故居、墓园、纪念馆，而陈铭枢名将的故居因修水库被毁，有损他的声誉；而旅居北京、美国的陈铭枢的儿女不断来信恳求把其故居修复，利于返乡探亲旅游有个下榻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故居修复。会后，北海客家海外联谊会和曲樟乡政府带头发动客家人捐献。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捐助下，2003年5月，陈铭枢的故居已建成主体二层，将会成为曲樟乡著名的人文景观。
蒋光鼐
蒋光鼐（1888～1967），字憬然，汉族，广东东莞人。祖籍广东东莞虎门镇南栅村，我国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49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中文名：
蒋光鼐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广东东莞
出生日期：
1888年12月17日
逝世日期：
1967年6月8日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主要成就：
在上海率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
民国时期
蒋光鼐（nài）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3年入粤军任连长，递升至副师长。
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第10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率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侵略。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驻闽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在福建地区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又联合原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67年6月8日卒于北京。
少年英雄
投身辛亥革命
蒋光鼐原名煚，后改为光鼐，字憬然，1946年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虎门南栅乡桐园坊（今属三蒋村）。祖父蒋理祥，清咸丰三年癸丑科进士。同治三年授翰林院编修。父亲蒋子敏，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入京为景山官学教习。母亲郑夫人亦广东东莞人，出身世家，知书达理。
蒋光鼐随母留在家乡，并跟随教私塾的大哥读书识字。1903年11月18日，郑夫人因病去世，临终前以时局日颓，嘱咐蒋光鼐“弃文从武”，这对蒋光鼐一生有着极大的影响。蒋子敏怀才不遇，在京因病去世，仅比妻子晚10天，时年48岁。
父母相继去世后，家道日衰，年方14岁的蒋光鼐开始自己寻求出路。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为东莞师范学堂录取，成为供给食宿的师范生。1906年，位于黄埔的广州陆军小学第二期招生，他与同窗好友张廷辅、袁煦圻等一起报名应试，被录取。经同学陈铭枢介绍，蒋光鼐在入学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蒋光鼐自陆军小学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第四陆军中学的同盟会会员们立即筹备起事。因校方藏匿武器，学生们认为赤手空拳难于成功，遂决定到武昌参加起义队伍。蒋光鼐、李章达、袁煦圻、张廷辅及江苏陆军小学的陈果夫等在第一批，由陈铭枢带队，于10月下旬到武昌都督府报到。他们被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第二天即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的登陆作战，失利后撤回武昌。
11月16日，黄兴亲自指挥发起对汉口的总攻，蒋光鼐作为总司令部的督战队员，随第三路义军从汉阳向汉口进攻，但因一、二路义军未予配合，战斗失利。蒋光鼐退到汉水岸边时，浮桥已被挤断，不少士兵坠落水中，他幸运地搭上最后一条接运小船，返回汉阳。
进攻受挫后，有些学生萌生退意，不辞而别，蒋光鼐则留下来坚持战斗。先在汉阳阻击清军，汉阳失守后转移到武昌，继续与清军对峙。
南北和议签订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成立，随即开始遣散军队。蒋光鼐恰好收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入学通知书，得以继续学习。在报到前，他回到家乡，与同县大宁乡的谭妙南结婚。婚后不久，他就进入保定军校骑兵科学习。
1913年6月，江西李烈钧准备讨袁的消息秘密传到保定军校，蒋光鼐与同学张廷辅、季方等30多人毅然离开学校，奔赴江西。李烈钧就任讨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讨伐袁世凯，正式掀开“二次革命”的序幕。李烈钧委派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蒋光鼐为右翼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讨袁军因寡不敌众，被袁军击溃，蒋光鼐与同学张廷辅随一群溃兵沿小路退入福建，历尽艰辛到达福州，又乘船到上海。1913年底，他与张廷辅通过关系，在一艘开往长崎的货轮上充当锅炉工，平安抵达日本。
当时，黄兴、李烈钧等在东京郊外的大森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收容流亡海外的革命同志，加以培训，作为回国与袁世凯抗争的基本力量。为掩人耳目，称为“浩然庐”，由殷汝骊主持。蒋光鼐与张廷辅从长崎到东京后就进入“浩然庐”学习，与他们同时学习的还有陈铭枢、胡景翼、吕超等近百人。
1915年初，国内搜捕革命党人的风声已较为缓和，蒋光鼐在春节前回到久违的故乡，看望新婚不久即离别的妻子与尚未谋面的儿子。这时家徒四壁，三位兄长相继故世，姐妹也已出嫁，家中只有还未成亲的弟弟，妻儿全靠岳父家的接济，勉强度日。但他迫于形势，仅停留了20来天，就又怀着对亲人的歉疚匆匆离去。
蒋光鼐与张廷辅、李章达三人离开家乡到香港，在九龙塘边租住一间木屋，靠种植与贩卖花卉来维持生活。后经袁煦圻协助，他们出版一份宣传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平民日报》，当时颇受民众欢迎。
早历戎马
1916年春，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北伐。李烈钧则统率护国滇军第二方面军挥师广东驱逐龙济光。蒋光鼐等4人绕道越南，进入广西参加护国军。他被派到老上司方声涛手下，担任第二梯团少校参谋。在向广东进军途中，传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的消息，护国军士气大振，顺利进抵广州。但到达广州后，蒋光鼐发现龙济光虽已被赶走，但广东的实权却落在广西军阀陆荣廷手中。在颇感心灰的情况下，蒋光鼐与好友李章达、张廷辅、袁煦圻一起住进六榕寺大梅堂，拜师学佛。不久，陈铭枢也来与他们一同学佛。
在六榕寺期间，他们跟随主持铁禅法师学习佛教经典，并起了法号，如李章达号“南溟”，陈铭枢号“真如”，蒋光鼐则为“憬然”，因“憬”与其原名“煚”古音相同，且隐喻了对人生的感悟，故后来他一直以“憬然”为字。
1917年9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以方声涛为大元帅府卫戍司令。蒋光鼐离开寺院，出任警卫营第一连少校连长，后改任参谋。孙中山组建援闽粤军时，以陈炯明为司令，蒋光鼐任少校参谋。1919年6月，他随朱执信到香港设立讨桂办事处，配合援闽粤军回粤的军事行动。
1920年夏，蒋光鼐受朱执信派遣，与统率四营肇军驻守阳江的陈铭枢联络，将部队开赴虎门。但不幸的是，朱执信却在调解虎门驻军与民团的纠纷中遇害。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组建总统府警卫团，蒋光鼐调任警卫团少校副官。1922年6月，他升任警卫第二团中校团附。6月16日陈炯明炮击总统府时，蒋光鼐率队参加保卫总统府的战斗。后他又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等地去招抚被打散的官兵。
返回广东后，蒋光鼐调任第2旅第4团第3营营长。但在未到任之时，却听到该营连长蔡廷锴弃职而去的消息。原来蔡廷锴是该营资历最老的连长，又战功卓著，故在营长升迁后，全营官兵都认为他会升任营长，已经纷纷祝贺，当得知从外面调蒋光鼐为营长时，蔡大出意外，一气之下遂弃职而去。不过，蒋光鼐上任后，很快就以自己的能力与处事公正、待人宽厚的态度得到部属的拥戴。
1923年8月，蒋光鼐升任第1师补充团团长。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粤军，他调任建国粤军第1师第1旅第2团团长，曾经出走的蔡廷锴被任命为第2团第1营营长，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数10年的合作经历。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盘踞广东北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乘机起兵，广东军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蒋光鼐率领第2团充当全军前卫，屡败敌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广东革命政权失去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受命担任东征左翼军和中路军总指挥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不仅按兵不动，而且与叛军相互勾结，率部发动叛乱。6月，蒋光鼐奉命率部与其他东征军星夜赶回广州，平定叛乱。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编组国民革命军。原建国粤军第1师扩编为第4军，由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为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任副师长兼第28团团长。
8月20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廖仲恺遇刺身亡。在追查凶手过程中，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涉嫌而被派赴苏俄“养病”，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被逼出走，军政大权落入蒋介石手中。已经退到闽、粤边境的陈炯明残部，乘机重占东江，并向广州进犯。陈炯明的同党邓本殷也纠集其余反革命势力，由雷州半岛向西江进攻，企图与陈夹击广州。国民政府于10月发起第二次东征，同时派军进行南讨。蒋光鼐率领28团作为南讨军的先锋，与12师一道前进。当得知12师与敌方勾结时，蒋光鼐临危不惧，率部扼守通往江门的咽喉要地单水口，抗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三昼夜。最后在友军的协助下，一举将敌军击溃。他又率部作为全军前卫，继续追击，终于全部肃清南路残敌，为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残敌肃清后，蒋光鼐率部在北海、钦州一带驻防休整，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刘慕雨，不久两人结为夫妻（蒋的元配夫人谭妙南因患肺结核，已经过世）。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担任前锋。这时蒋光鼐已因师里事务繁忙，不再兼任28团团长，由蔡廷锴升任团长。
在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进展顺利，蒋光鼐率部参加进攻平江、岳州的战役。在围攻武昌时，第10师28团利用敌军投诚机会，率先破城。蒋光鼐曾将此次战役的经验与教训加以总结，写成《武昌围城之役经过概要》。
在武汉稍事休整，蒋光鼐受命与张发奎率军支援江西南浔，在马回岭、德安一线大败孙传芳军主力，稳定了战局。同年11月，第4军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升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戴戟为24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
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与蒋介石的矛盾加剧。陈铭枢不愿与其他兄弟部队同室操戈，于1927年3月从武汉辞职出走，投向南昌的蒋介石。蒋光鼐、戴戟亦相继离去，蒋光鼐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师师长。武汉政府任命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任第11军军长，张发奎委任蔡廷锴为第10师师长，叶挺为第24师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行动，随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同年7月，11军奉武汉国民政府命令，自武汉东下，讨伐蒋介石，叶挺率第24师为前锋。蔡廷锴师归叶挺指挥，到达南昌后，参加由中共领导的“八一起义”。但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蔡廷锴率部行军到进贤就脱离起义队伍，并将师里的共产党员全部遣散，派兵护送他们安全离开。蔡廷锴率部到达铅山县河口镇，静观变化。
9月，蒋光鼐自沪携带现金10万元抵达河口，解决部队最急需的伙食费用，并决定服从宁汉合流之后的南京中央政府。恢复第11军建制，蒋光鼐仍任副军长，由第10师分编出第24师。蒋、蔡率部队进入福建，到达福州后，应当地民众代表的要求，将祸害百姓的新编第1军谭曙卿部缴械，所获枪械充实第24师。福州局势稳定后，蒋、蔡去电欢迎在日本的陈铭枢回军复职，陈接电即回国复职。陈铭枢与时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的李济深联系后，决定返回广东休整。
当时张发奎等已先率第4军进入广东，对11军入粤持有戒心，所以11军部队先开至闽、粤边境地区待命。11月，张发奎等发动“广州事变”，驱逐李济深、黄绍竑在广东的势力，11军在陈济棠及桂系黄绍竑部的配合下，击退第4军。
1929年1月，国军编遣委员会决定全国军队一律缩编，第11军缩编为广东编遣区第3师和第2独立旅，蒋光鼐任第3师师长，蔡廷锴为第2独立旅旅长。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部击退桂军的进攻，保住广州。8月，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全国陆军番号，蒋光鼐的第3师改为第61师，他仍任师长，蔡廷锴部改为第60师，由蔡任师长。
同年底，张发奎联桂反蒋，进逼广州，爆发第二次粤桂战争。蒋光鼐任右翼军指挥，击退张、桂联军，并乘胜追击到广西梧州。1930年2月，张发奎率军再度入粤，驻守梧州的蒋光鼐则率部进逼位于广西的桂军黄绍竑部，迫使黄向张发奎求援，使张自广东回师。双方在北流展开激战，蒋光鼐指挥得当，经数度反复，终取得此战的胜利。
这时，桂系加入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反蒋联盟，决定与阎、冯合力夹击蒋介石。6月初，张、桂联军攻陷长沙，继续北进，威胁武汉。蒋介石急调60、61师入湘，截断张、桂联军的后路。张、桂军回师应战，蒋光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击溃张、桂军。
蒋介石得知他们获胜后，因津浦线战局危急，即令蒋光鼐率军火速增援。以蒋光鼐为第1纵队司令，下辖60、61师及陈诚的第18师。蒋光鼐率军迂回到阎锡山晋军后方，击溃泰安周边晋军，并截断大汶河等处晋军的后路，致该处晋军不战而溃。接着，他又奉蒋介石之命，率军迅速攻占济南，扭转了先前的被动局面。8月17日，蒋介石将60、61师组建为第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上将。蒋介石亲临济南进行嘉奖，并调19路军到陇海线进攻冯玉祥部。
蒋光鼐被委任为第6纵队司令，率领19路军及胡宗南的第1师攻击位于汝南、新郑一带的冯玉祥部队，切断冯军的退路，迫使3万余冯军向19路军投诚。此后不久，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关，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中原大战遂告结束。年底，19路军奉调到江西，1931年初，到达兴国。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19路军奉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围剿”刚开始，蒋光鼐就因病离开部队，到上海同济医院治疗，部队由蔡廷锴指挥。蒋光鼐的夫人刘慕雨婚后不育，而谭夫人所生的长子蒋庆瀛又患有神经疾病，故刘慕雨极力劝说蒋再娶一位夫人，在刘夫人的安排下，蒋光鼐与黄晚霞结识，并在上海完婚。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胡汉民派系与汪精卫及桂系合作反蒋，在广州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立局面。在得知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件”后，陈铭枢力主统一对外，出面调解宁、粤双方矛盾。作为双方合作的中间人，陈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路军也应粤方要求调到南京、上海一带，以保障粤方代表的安全。
职业生涯
蒋光鼐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北伐和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应战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入夜，日军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冲锋陷阵，奋战月余。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仅闸北一役，便使日军开战一周，未取得丝毫进展，损失逾千。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抵达上海增援助战。全国同胞感奋觉醒，上海各界、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展开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给予十九路军大力支援。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淞沪抗战后，蒋光鼐调福建任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反蒋政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著名战争
淞沪抗战
蒋光鼐的人生顶峰，是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南京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对敌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战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慷慨动员：“我国自甲午战败以来，已不敢作对外之战争，帝国主义者予取予求，我则俯首退让；帝国主义者长驱直入，我则望风而逃。国人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此帝国主义日益张牙舞爪而国民悲愤不可抑也。从物质而言，我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并向全军发出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攻击时，应全力以赴，奋起反击。
1932 年1月28日夜11时，日军向闸北驻军发起了进攻。日海军陆战队数千人，分布在虹口租界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分三路突袭，攻占了天通庵车站和北站。我驻军奋起抵抗。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作战，多次击退日军。战火虽经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范围进行，日寇进攻没有任何进展。4日，日军又发动了总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十九路军在包围并歼灭日军一个联队后，乘胜追击，发起反攻，最终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击。这是我军的首次胜利，也是败军的首次换将，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被免职，调回日本。
残酷的战争一直在继续。2月10日，蒋光鼐在向国民政府的报告中表示：“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13日清晨，日军向十九路军发起总攻。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并展开数度残酷的肉搏战，最后迫使敌主力溃退。由于十九路军的战绩，迫使日军再次易帅，日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朗交权下台。2月14日下午，蒋光鼐电告何应钦：“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16日，张治中所率第五军全部抵沪，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后几天，守军以第五军为左翼，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密切配合，经反复争夺，使我方阵地转危为安，收复了失去的阵地，并给日寇以重创。日军被迫第三次换帅。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日本政府决定再次增兵，并派遣前田国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御寒”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五天内收到捐赠全新棉衣三万余套，棉被二千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蒋光鼐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感动的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轮财捐助，慰劳奖饬，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然而，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他们居然说十九路军得到海内外同胞的捐献应当交公，军饷应从示交分款中扣除。在援兵问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人士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学面斥平蒋介石说：“若不赶快快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陈友仁说：“有这们不怕死的军队，又有这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于右任也责问蒋介石：“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但是国民党当局依然置若罔闻。
3月1日清晨，日军三万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单薄之机，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于敌手，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无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师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八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和群众四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蒋光鼐念及数月来所思所感，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在这次淞沪抗战中，蒋光鼐率领的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
1932年10月，因淞沪抗战有功，蒋光鼐获得青天白日奖章。后来蒋光鼐因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签署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回家闲居。后经劝说才出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主张共同抗日、反对内战，虽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但数次派代表到苏区与红军联系。毛泽东、朱德等在瑞金会见了他派的代表，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0月 26日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 20日蒋光鼐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一面重兵压境，另一面瓦解十九路军内部，主力易旗，福建革命最终失败，蒋光鼐悲愤地流亡香港。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曾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信，对他的抗战给予高度民主的肯定和希望：“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 ”“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热忱爱国如先生”。
个人荣誉
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率部进行抵抗。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与李济琚、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经济委员，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第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个人影响
蒋光鼐领导的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人物评价
1988年12月17日，在纪念蒋光鼐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对蒋光鼐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蒋光鼐先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他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他的爱国精神和历史功绩，坚定不移的政治节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蒋光鼐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武昌保卫战、倒袁护法、北伐战争；“一·二八”事变时，他任19路军总指挥，毅然打响了正面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淞沪之战；1933年为反蒋抗日，他与陈铭枢、蔡廷锴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抗战期间，他历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等职。周恩来曾致函给他，尊敬地称道：“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
英雄逝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居住于北京的蒋光鼐连同多位党外民主人士被红卫兵点名遭到整肃。期间，虽周恩来力保，仍遭抄家，自我认罪等迫害。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6月12日，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蔡廷锴与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蒋光鼐的骨灰先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英雄故居
又名荔荫园，坐落在东莞市虎门镇南栅村三蒋自然村。该园以广植荔枝得名，清道咸年间，由抗日名将蒋光鼐祖父蒋理祥创建，后废置。1930年，蒋光鼐在祖园辟建一座西洋别墅式楼房，名“红荔山房”，占地面积223平方米，为钢筋水泥结构二层建筑，门廊及建筑正立面用石米砌成，其它三面为红砖清水外墙，廊柱仿西方爱奥尼柱头装饰。正楼宽13.5米，进深12.4米；侧楼宽4.1米，长5.3米。1946年，蒋光鼐故居进行了重修。解放后，先后分给农户居住和改作南栅大队部。1986年，蒋光鼐家属将故居捐献给国家，1987年蒋光鼐后人和当地村委会进行了简单的维护。2001年，东莞市文化局和虎门文化站委托文物专家制定详细的修缮方案，并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拨专款进行维修。故居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5名，每年都有独立的管理经费，至今保存完好。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生于虎门南栅村。毕业于保定军校，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卫士营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年1月28日，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率部英勇抗击侵沪日军。淞沪抗战，迫使日军三易其帅，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蒋光鼐也因此成为驰名中外的抗日名将。1933年，参与发动“福建事变”，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回到家乡东莞，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区统率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组织成立东莞、宝安、增城各县抗日自卫团。后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在韶关、曲江、南雄一带与日军作战。1946年参与发起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解放后，历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故居设有蒋光鼐生平事迹展览。蒋光鼐故居于1989年由东莞市人民政府正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17日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英雄后人
清明寄哀思
父亲不喜奢华 子女家中祭奠
清明节将到，后辈们将如何祭奠这位抗日名将呢？“大家都分散在各地，无法集体悼念父亲，于是只能各自在家中摆台点香缅怀他。”蒋建国说，父亲一生简朴，奢华的悼念仪式不是他想要的，“我们的平安才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藏身之所挨了108炮
昨日记者采访到蒋光鼐之子、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蒋建国，他说，父亲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为不满，于是毅然扯起反蒋抗日的旗号，这也让全家都陷入被蒋介石部队围剿的危机。
为让前线作战的父亲无后顾之忧，母亲带着他们众多兄弟姐妹一起逃到香港避难。
刚逃亡出来的他们却又陷入新的危难，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入侵香港，他们一家只得又一次到处逃难。
蒋建国回忆道，有一次全家躲在父亲的一位友人家，那家的楼就被日本人瞄准，挨了108发炮弹，他姐姐背后的一个大洞就是那时被打的。
之后，在多方帮助下，蒋建国全家终于回到内地与父亲相聚，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搬回广州。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提倡和平民主的蒋光鼐家庭再次成为反动分子的迫害目标，全家只好再次回到香港避难。
“我们虽然因为父亲而颠沛流离，但我们仍以有这样伟大的父亲而骄傲。”蒋建国说。
四女“定日”瞒父从军
蒋光鼐共有12个子女，5男、7女。其中有3人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从军报国。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第四个女儿蒋定日。
“我姐姐原名其实叫‘蒋抗日’，”蒋建国说，按照祖上的规矩，他们这一辈的男孩儿应该取“庆字辈”，女孩儿则取“定字辈”，但由于姐姐出生于1932年底，父亲为了纪念“一·二八”抗日事件，便为其取名“蒋抗日”。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蒋抗日瞒着父亲投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军后，其司令员以我们与蒋介石同姓，而蒋介石并不抗日为由，建议姐姐改名定日。”
蒋建国说，12个兄弟姐妹中，有10人考上大学，大哥蒋庆瀛早逝，最小的妹妹则由于动乱年代未能如愿，“但她是一名优秀的工人，以前五毛钱纸币上印着的纺织女工推纱锭的画像就以她为原型”。
子孙散各地不忘故土
蒋建国说，父亲的直系孙辈有大约20人，现在分散在北京、重庆、香港等地，有的定居国外，继续从军的仅一人，其余有从事科研的、有从医的、有从商的。
“虽然我们都已远离东莞，但从来没有忘记东莞这片故土。”蒋建国长兄之子蒋思云是北京市化工研究院院长，曾多次回莞为家乡搞化工实验，而其国外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每每回国，也不忘重返故居。
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外号高佬蔡。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19路军上将总司令，凭的就是过人的战功，最出名的就是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使得世界上知道在东北不抵抗之后，中国还是有一批能打和热血的军人。后参与领导福建事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1月因内部瓦解而失败。抗日中一度复出，因无兵而没有大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文名：
蔡廷锴
外文名：
Tsai Tingkai
别名：
高佬蔡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广东罗定
出生日期：
1892年4月15日
逝世日期：
1968年4月25日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
主要成就：
民国陆军上将、十九路军军长
代表作品：
带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
故居：
罗定市罗镜镇蔡廷锴故居
民国陆军上将。广东罗定人。早年从军。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连长、营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团长。北伐战争时期任第十一军新二十四师副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任第十师师长。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蒋光鼐一起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裁缝从军
1892年4月15日（清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生于广东罗定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务农，兼做裁缝和兽医。蔡廷锴童年就帮农活，9岁，蔡廷锴到邻村的书馆入学读书。书馆内分甲、乙两班。甲班都是就读十年以上的大龄学生，每当上课，唐先生总是给他们释字义、讲句解。而蔡廷锴所在的乙班，只是读而背、背而默的初级学习。蔡廷锴不满足于乙班的学习，总是想方设法偷听甲班的课，听完后细细地领会，越学越有兴致。教书先生对蔡廷锴的学习能力大为惊异和赞赏，特地给他加快了学习进度。然而不幸的是，母亲突然去世，仅上了3年学的蔡廷锴被迫辍读。
13岁的蔡廷锴过早地担起生活的重担。忙时他和姐姐种地，闲时他和父亲学裁缝。生活的磨难，练就蔡廷锴倔犟的性格，健壮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蔡廷锴的眼界越来越宽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使他愤恨不已。一本《三国演义》蔡廷锴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像赵子龙那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 1908年9月，蔡廷锴与本地农家女彭惠芳结婚。
1910年，新军来到了罗定县，蔡廷锴瞒着父亲、妻子，以外出替人裁缝衣服为借口，加入新军。多年的夙愿一经实现，蔡廷锴格外振奋。出操训练一丝不苟，很得上级的赏识，前后仅两个月就由副兵升为正兵、上等兵。为了家计，在部队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人缝制衣服。从军生涯一开始并不顺利。时值辛亥革命前后，军队在急骤地分化、改组、易帜。蔡廷锴先后4次投军都时间不长就被迫离去，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
初露锋芒
1920年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派邓铿组建粤军第1师，陈铭枢部被编为粤军第1师第4团，蔡廷锴学成回到原部队，先任司令部上尉副官，部队改编为粤军第4团时，又为团部旗官。但是，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所学，为了能直接领兵作战，蔡廷锴自愿降级，担任少尉排长。邓铿对粤军第一师训练甚严，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蔡在该师受到熏陶和锻炼，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军事政治认识与日增进。1922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命粤军西上援桂讨伐沈鸿英。蔡廷锴领兵作战初试锋芒，就显示了他军事指挥的天赋。战斗一结束他就被升为上尉连长。
不久，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在攻占信丰城的战斗中，蔡廷锴奉命星夜追击退却的敌人。他带领全连强行军一日100多里，突进袭击将敌军击溃缴械，北伐军顺利占领信丰城，蔡廷锴被记功一次。北伐军继续向赣州城发起攻击。敌军方本仁第9混成旅凭借黄八岭的坚固工事顽抗，激战10日，北伐军伤亡很大。粤军第1师挑选蔡廷锴担任敢死队队长。蔡廷锴率领100余人，于凌晨4时向敌薄弱之处冲击，很快将敌阵地突破。后继部队立即跟进，激战至晚敌人溃退。第二天，北伐军进占了三面皆水，易守难攻，有“铁城”之称的赣州城。
6月，陈炯明叛变，翌年1月蔡廷锴参加驱逐陈炯明，重占广州的战斗。4月，沈鸿英进攻广州，第1师奉命讨伐，5月，1师与友军合攻盘踞肇庆城的沈鸿英部黄镇邦、张希拭两个旅。围攻一星期，仍破不了城。蔡廷锴又被选为先锋队队长。先由爆破队在离城百米远的地方挖掘隧道，埋好炸药，蔡廷锴选150名勇士，在距爆炸点50米远的地方埋伏着，当城墙被炸出阔约1米的缺口时，蔡廷锴身先士卒，率先锋队向破口突击，与守城之敌展开肉搏战，很快占领附近城墙。敌军无险可守，略经巷战，便全部被歼。蔡廷锴以战功升少校连长。蔡廷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一次，与桂军刘玉山、陈天太的战斗中，蔡廷锴把握战机，以一连新兵俘获敌军人、枪各四百余。战后，蔡廷锴升任营长。
1925年初，蔡廷锴营随补充团担任陈济棠2旅的后卫前往广西，援助李宗仁、黄绍竑围歼沈鸿英。在攻击贺县时，蔡廷锴领兵及时增援，并亲自率预备队向敌人冲锋，一举击溃敌军，收编敌1个机关枪连，缴获步枪800支。以后，蔡廷锴率营回广州，参加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
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10师师长，蔡廷锴营编属第10师第28团。10月，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军复起，蔡廷锴营随团南征，协同12师梁鸿霖部往两阳进剿邓本殷。部队行进半途，突闻梁鸿霖不能掌握部队，自己出走，所部反与敌方勾结向28团压来。团长蒋光鼐命令部队星夜向单水口进军并布防。蔡廷锴营担任左翼，3营为右翼，成两线，取攻势防御。敌军六七千人，气势汹汹进攻单水口。28团与敌人激战了三昼夜。第四天增援部队到达，蔡廷锴即向团长献策：“敌军攻我数日不逞，其必疲困已极，请以全团出击。”蒋光鼐采纳了蔡廷锴的建议，全线出击，出色地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北伐前后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任团长。第4军经醴陵、浏阳，到达平江，向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发起攻击。蔡廷锴率28团担任右翼独立作战。敌人凭借淡江中洞岭的地势顽抗，战斗进行了数小时没有进展，蔡廷锴即亲率预备队冲锋，占领了中洞岭。冲锋时，蔡廷锴左手负重伤，被送往长沙湘雅医院治疗。
在医院蔡廷锴时刻关心着战况的发展，当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伤还没好他就离开医院回到部队，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10月10日，蔡廷锴率团最先攻入武昌城。战后，第4军扩编出一个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下辖蒋光鼐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蔡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风云突变，宁汉分裂，军队急骤分化。陈铭枢、蒋光鼐因政治态度不同，先后离开武汉投靠蒋介石，一时间群龙无首。蔡廷锴不忍弃生死与共的将士而走，心中极为烦闷。正当他犹豫之际，武汉当局委任蔡廷锴为十师师长。蔡廷锴认为北伐重于一切，遂就任师长之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蔡师在河南激战奉军，配合兄弟部队攻克临颍、开封。
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不久，武汉当局下令进攻南京。叶挺的24师为前锋，蔡廷锴师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与蔡廷锴商议：攻下南京与革命前途无意义，不如返粤，蔡廷锴深表赞同。蔡廷锴随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任左翼总指挥，率师南下。
在返粤的途中，蔡廷锴认为自己与共产党的信仰不同，因此归向南京政府。对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他发给川资，并派兵护送一天。部队行至河口，给养发生困难，幸而前11军副军长蒋光鼐带10万军饷前来慰问。蔡廷锴建议恢复第11军，将第10师分编，再建立第24师。当时蒋光鼐副军长有些犹豫，但蔡廷锴将各部编配完竣，即请蒋光鼐恢复11军司令部。部队在八闽返粤的途中，蔡廷锴收缴了何应钦所部新编第1军谭曙卿部，充实了第24师。接着，蔡廷锴电请在日本的陈铭枢回队，复任第11军军长。
军阀混战
11月，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救国”名义在广州发动政变。李济深即令11军与陈济棠部向张发奎第4军进攻。11军原由4军扩编而来，蔡廷锴等在回粤时一再避免与4军冲突，但这时却不得不相互残杀。仗打得非常惨烈，4军先锋官许志锐阵亡。许志锐原是蔡廷锴师的副师长，在调任26师为师长时带去了许多旧部，此次战役，蔡廷锴虽然获胜，但所俘许部官兵大都是原来的旧部，为此，蔡廷锴深感痛心。
1929年部队统一整编，蔡廷锴的第十师缩编为第2独立旅，蔡廷锴任中将旅长。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第2独立旅扩编为60师，蔡廷锴再任师长。
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蔡廷锴履行军职助蒋扭转败势。5月，桂系与张发奎部企图进攻武汉，与冯、阎呼应，合击蒋介石。蔡廷锴与蒋光鼐奉何应钦之命率部堵截桂、张两军北上之师。由桂回粤转湘，他们尾追桂张联军至衡阳一带展开决战。是时蔡廷锴患病，发着高烧，但他让士兵抬着自己到前沿察看地形，并连夜部署构筑工事。翌日拂晓指挥部队与敌军激战，恶战两昼夜，将敌军击败。这时，蒋介石在陇海线、津浦线和平汉线均失利，急调蔡廷锴、蒋光鼐部增援。7月，蔡廷锴、蒋光鼐率部北上至邹县集中。蒋介石为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锡山部，即令蔡廷锴部经泗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敌之左后方。泗水至泰安多是崎岖山路，将士们日行八九十里路，后方辎重粮食无法跟上，4天后蔡廷锴率将士们到达泰安，随身所带的粮食已将食完。泰安城东50里有阎锡山部一个旅把守，蔡廷锴决定破釜沉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泰安城。蔡廷锴令区寿年旅先攻右翼敌旅，待其破敌之后，改为预备队，再令沈光汉旅向泰安城郊之敌发起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控制了泰安东站、九里山一带险要地势及泰山，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瓮中之鳖。
蒋介石为迅速占领济南解决全局，又电令蔡廷锴、蒋光鼐部速攻阎锡山重兵固守的济南。并颁赏令：若能在10天内占领济南，犒赏100万元。蔡廷锴师由原地出发，先攻泰山背长城岭之敌，然后蹑尾追击。在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蔡廷锴率部与阎军近万人交锋，搏斗一天，阎军全线崩溃。接着又向仲宫镇跟进。攻占仲宫镇时天已黑，又值大雨滂沱。蔡廷锴与蒋光鼐在市内天主教堂连夜研究进攻计划，决定以第61师先行，第60师为总预备队跟进。8月15日下午3时，济南城被攻破。蒋介石扩编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为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19路军军长，并颁奖100万元，特奖蔡廷锴本人数万元，二等宝鼎章。
1930年底，蔡廷锴奉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队行至赣州，蔡廷锴回想起北伐时驻军于此，于是亲往四军烈士陵园致祭。到了兴国，蔡廷锴看到村民一齐躲避，与北伐时民众对他们的态度大不一样，深感痛心。1931年初，19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8月在高兴圩的战役中，19路军和红军打的两败俱伤，蔡廷锴本人亲率手枪营反击才打退红军围攻。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和解，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主政，陈铭枢为内政部长，19路军调京沪卫戍。十九路军总部和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等地，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在上海，蔡廷锴目睹了国民党内的分裂和腐败，他自忖：自己连年为党国奋斗，结果如此，不如弃职而去，然而蒋光鼐总指挥已经以养病为名，消极怠职，自己怎可弃数万将士于不顾？蔡廷锴进退维谷，懊恼苦闷。
当时 日军侵略我国东三省。马占山、丁超、李杜率部抵抗，使倭寇不能长驱直入黑龙江，而蒋介石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蔡廷锴感叹不已：“自己厕身军界，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穿军服入租界，那些外国人都投以鄙视的眼光。因此，国中军政人员，非换衣服不敢入租界，即到也不敢抬头，实是可怜可叹。”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国民党当局麻木不仁的沉沉死气中，蔡廷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秘密召集本军旅以上干部协商，准备卸职，率领志愿赴东北一拼的官兵们北上援助马占山。编制、军饷、旗帜、印信一切准备停当，定于翌年正月底出征。就在这时，日军开始在上海挑衅，不断制造事端，蔡廷锴不得不在上海进行备战以便应付事变。
上海抗日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沪领事村井提出无理要求，要19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蔡廷锴得到消息后怒火中烧，于次日与总指挥蒋光鼐一起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了，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下午7时总部向全军发布一道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
19路军的态度使蒋介石政府极为不安。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到蔡廷锴家，要蔡廷锴答应日军的要求，命令部队撤防南翔以西地区。蔡廷锴当即反驳道：“上海是我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在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当天，蔡廷锴再次召集19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1月27日深夜，军政部3次急电，命令19路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1月28日，日寇发出最后通牒，限19路军立刻撤出闸北，让日军进驻，并狂妄叫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军政部迎合日军，立即命令宪兵第6团到闸北接替19路军翁照垣部。但是，蔡廷锴指令翁照垣拒绝交防。
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军悍然向闸北守军开火了。19路军将士遵照指挥部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的枪声。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是夜，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立即向上海推进，并连夜发出第一道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战争。敌人是由巡洋舰、航空母舰运来的陆战队，配有飞机、坦克、装甲车，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敌人是海、陆、空并进，狂轰滥炸，猖狂攻击，19路军是凭借步枪、炸药、刺刀进行反击；敌人是以日本政府作后盾，倾其国力不断增援，兵力由几千增至六七万人，非攻下上海不可，蔡廷锴指挥的19路军只有4万之众，孤军奋战，军政部非但不给军饷，克扣人民群众捐来的抗战款，而且通令各部队：“19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坐视19路军弹尽粮绝。然而，出乎日寇的预料，也根本违背蒋介石政府的意愿，19路军连连挫败强敌的进攻，迫使日军四易主帅。
1月28日，一夜间19路军击退了日军在闸北以铁甲车为先导的五路进攻，首战大捷。29日清晨，日军又出动飞机，轮番轰炸，而19路军阵地屹然不动。狂妄叫嚣“4小时即可了事”的敌指挥官盐泽幸一，一面挽美、英、法等国出面，提出“停战”要求，一面急请日本政府派兵增援，待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两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000人到沪后，对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地进行抵赖，再度向19路军的闸北防地猛攻，并把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带。一个星期过去了，日本侵略军仍是屡战屡败。日本帝国主义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了，中国人民欢呼、振奋了!蔡廷锴、蒋光鼐、19路军的名字传遍全球。盐泽幸一因此被黜，由野村接替指挥。
2月6日，野村吉三郎乘舰“出云”号带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接任指挥。上任伊始便对西方记者吹嘘：“日军自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见，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恰在这时，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19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谁叫你打仗?”蔡没理睬何应钦的命令。根据敌人的新战略，他和蒋光鼐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大战在即，蔡廷锴于10日午后亲往吴淞巡视，并赠两打白兰地酒给78师副师长谭启秀和156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19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 13日，日军主力下元熊弥的久留米混成旅团（第十二师团抽调三个大队为基干），再次偷袭蕴藻滨。蔡廷锴急令61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增援，并亲自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我军略有进展，蔡即令张炎率团攻敌左侧背，双方展开肉搏战。黄昏时日军被击溃。久留米旅团从此一蹶不振。
敌酋野村屡战无功又被撤职，接替他的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随植田开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他说，他要迫使19路军撤退。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蔡转交蒋光鼐，并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是时，有位外国记者对蔡说：“中国军队兵少械劣，对日本精悍之师无异以卵击石。”蔡反问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而退。
为增援19路军，主张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亲自往南京请缨，蒋介石终于同意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编入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加入到抗战队伍中。2月18日，张治中将军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19路军部分防地。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第19路军阵地、第5军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60、61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0日，恼羞成怒的植田于晨7时下达总攻击令。与此同时，蔡廷锴和蒋光鼐通电全国：“本军惟以铁血答复之。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分内事……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能得逞。惟愿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免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华浜，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军装备虽不如敌人，但通过二十几天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当敌人倾巢来犯战火猛烈时，我军隐伏战壕以逸待劳，候敌接近时，灵活地以地雷毁敌坦克，以手榴弹炸向敌群。敌人狼狈溃逃。第二天，植田亲自指挥部队向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猛冲，都被我19路军挫败，植田的计划又告失败。日本政府改派日俄战争时的名将白川义接替植田。
白川义则又带一个师团抵达上海，战事越来越大，战线蜿蜒百余里，日军兵力增至8万，超过了19路军和5军。蔡廷锴、蒋光鼐请军政部派援，军政部按兵不动，坐视19路军、5军孤军苦斗。 2月29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阶段，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5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我军官兵抱着决死的意志，将炸药缠在胸、背、四肢，淋上火油，冲入敌阵。敌人死伤极大，遗尸累累，其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被击毙。然而敌我力量悬殊，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蔡廷锴与蒋光鼐、张治中到南翔面商决定退守二线，退守到嘉定等地。并向蒋介石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与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利益，势不两立。”然而，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
战后蒋介石给19路军6名将领颁发了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但在召见蔡廷锴时，已不见北伐得胜归来时的那种笑容，代之严厉的训诫：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5月16日，在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群情悲愤，何香凝放声大哭，蒋光鼐当场吐血，蔡廷锴百感交集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亲日派混入政府里头把持，只有一天一天地破坏抗日情绪，并不会有人助成抗日的阵容。”
福建事变
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19路军加以整肃，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蔡廷锴、蒋光鼐据理力争，坚决抵制蒋介石肢解19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介石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19路军被迫调驻福建。蔡廷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任福建政府主席。
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在闽主政后，坚持抗日的立场。热河失陷，《塘沽协定》签订。蔡廷锴请缨北上抗战被否。5月25日蔡廷锴与蒋光鼐愤而向全国通电，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电曰：“……光鼐、廷锴窃以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存，无异圈牢待宰等一死耳。……钧座既屡以‘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为诫矣。然区区窃引为深忧者，共何日可以‘剿’除，敌何日停止进攻？假使外被不可止之进攻，内悬不可决之‘剿’除，则国将不国，届时狼狈沉沦之惨状，孰得而知?”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的催迫下，利用福建红军主力入赣作战之隙，次第占领了闽西、闽北苏区不少地方。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3个团，继在闽北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将乐、等县城，威胁福州。蔡认识到进攻红军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反蒋抗日和“剿共”决不能并行，因此决定派代表到苏区与红军联系。蔡廷锴知道北伐时陈公培和共产党有过来往，于是派陈为代表，直接和红军联络。陈公培带着蒋光鼐的信到王台见到了彭德怀，并带回了彭的复信。从此，双方停战。以后蔡廷锴和蒋光鼐又派徐名鸿和陈公培二次前往苏区，徐、陈在瑞金见到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10月26日，中共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徐名鸿代表双方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蔡廷锴和蒋光鼐认为红军处处得到农民支援是得力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于是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蔡廷锴兼任主任。徐名鸿兼该会秘书长，草拟该会施政方针，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施政方针。这个办法实施后，很有成效。
11月，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发动“福建事变”，在本月内成立人民政府。蔡廷锴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5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19路军参谋长黄强等来福州开会。会上蔡廷锴提出：第19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宣布，19路军扩军，并改称为人民革命军。蒋介石对福建的情况极为震惊，想要瓦解福建反蒋力量，他打电报给蔡廷锴，一再查询陈铭枢的活动，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能前往。几天后，蒋又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会谈。蔡廷锴派19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见到黄后，拿出50万元给黄转交蔡，说：“这是小数目，等贤初(蔡廷锴)来庐山再多给。”11月中旬，蒋介石和蔡廷锴通过电话后，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机来福州送函并接蔡。此函极力挑拨蔡与陈铭枢的关系，并企图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蔡廷锴将飞机扣留。
11月18日，根据陈铭枢的提议在鼓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在抗日、反蒋、联共这三点上是一致的，但蔡廷锴主张与蒋政权决裂时间应拖延一两个月，以便解决全省杂牌部队，集中19路军兵力，应付蒋介石陆、海、空军的进攻；陈铭枢则坚持迅速发难，会议延至午夜，由于陈铭枢是这支部队的家长，大家才勉强同意了陈铭枢的意见，蔡廷锴发牢骚，这副家当是他陈铭枢的，要败就只好由他来败。11月20日正式揭开了反蒋旗帜，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蔡廷锴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19路军总指挥。
新政府成立后，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一起发表了脱离国民党的宣言，参加新组成的“生产人民党”。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一面派重兵对新政权进行围剿，一面下令革除蔡廷锴、蒋光鼐的本兼各职，缉拿归案。
12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对蒋作战方针。蔡廷锴提出主动在闽北进击，将敌先头部队击败。蒋光鼐主张将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抵抗。但他们的意见都被否决了，最后的决议是放弃闽北守福州。由于这个错误的决议，闽北不战而失，军队士气低落。
1934年1月，卫立煌的第5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的第4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36师等部队进逼延平。仅数日，延平、古田失守。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商议，决定派邓世增回广东接洽，期望该军退入闽西南时，陈济棠允让闽、粤边8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入闽增援；同时派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给予支援。1月8、9两日，蔡先后连接彭德怀来电：敌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之势。蔡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火速向闽南撤退。1月15日，蔡廷锴离开福州，率全军向泉州退却。这样，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解体了。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10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而脱，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在泉州，蔡廷锴知道第2军军长毛维寿已有异志，为保存部队，他只身于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毛果然投向蒋介石，被委为第7路军总指挥。沈光汉的第1军、区寿年的第2军也被收编。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身边仍有从漳州带来的三四千武装部队。广东陈济棠想收编这些部队，蔡廷锴几经考虑后，与陈济棠所派的黄任寰接洽，将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编入粤军。蔡廷锴辗转至香港。黄和春旅被收编后不及一个月，被陈济棠缴械，徐名鸿被枪决。至此，英勇抗日的19路军被瓦解，蔡廷锴痛心不已。
无兵司令
痛定思痛，蔡廷锴自省缺乏政治眼光，于是决定出洋考察，以增长见识，陶冶性情。1934年4月，蔡廷锴离开香港，周游欧、亚、美、澳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一路上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自己的抗日救国决心，受到海外华侨和外国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墨索里尼对蔡廷锴的爱国热情也表示钦佩，他说：“我为何要欢迎你，因为我向来未见中国人敢和日本抗战者，有之，惟蔡将军尔。不但中国人要崇拜你，即外国人也要崇拜你之英勇，我不管中国政府对你之态度如何，我今天要热烈欢迎你。”南京政府令驻各国大使馆设法阻止华侨欢迎蔡廷锴，但适得其反，许多地方更加热烈，侨胞们常将使馆干涉的消息告诉蔡廷锴，要求蔡廷锴揭露南京政府的通敌卖国行为。
1935年4月，蔡廷锴回到香港。为继续抗日反蒋，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宗旨是：推翻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为宣传这一主张，他们集资扩充《大众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众报》很受民众的欢迎，销售量极大。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反对蒋介石，派李任仁请蔡廷锴入桂。蔡廷锴为抗日大计，将19路军公积金数十万交桂当局成立谢鼎新独立团，并决定不计成败入桂。7月蔡廷锴带区寿年、李盛宗抵南宁，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重建19路军。然而不久，李、白与蒋介石言和，征求蔡廷锴的意见，蔡坦然地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在离桂时，蔡留下一封信请人转交李、白，信中说，19路军缩编成一两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
1937年5月，蔡廷锴再次出游南洋。行至菲律宾惊悉“七七事变”，为参加抗日立即回国。9月1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委任蔡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 9月17日，蔡廷锴夫人彭惠芳在香港逝世，蔡非常悲痛，深感“妻虽一田间出身之乡下女子，但深知人情世故，对于家务处理，照顾儿女，与及人情客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贤内助。10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再次召见蔡廷锴，说：“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在返回住地的路上，蔡所乘之车被撞，蔡廷锴左腿负伤，回香港住进玛丽医院治疗。
1938年广州沦陷后，蔡廷锴被推举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 1939年，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接任总司令。7月，蔡廷锴与罗西欧女士结婚。10月蔡调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蔡廷锴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蔡任东路总指挥。战后，第26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原属蔡廷锴管辖的93师，奉命调武鸣归建制。蔡除南路游击队外，已成无兵总司令。他深知有人为19路军抗日反蒋之事在报复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蒋介石借机照准。蔡廷锴以上将参议官的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蔡又回家乡居住，直至日本投降。
参加民盟
1946年，蔡廷锴从香港到南京，与住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见面。一番恳谈，使蔡廷锴顿开茅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回香港后，他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中。3月12日，蔡廷锴等在广州李章达的住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4月14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实际由蔡廷锴代理，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青、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7月15日，蔡廷锴发表呼吁和平的谈话。蔡迁锴领导的“民促”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早期组织之一，在广西、广东一带开展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其政治主张。民促的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现代》月刊被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民主活动。
1947年秋，民促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但继续保持民促组织的活动。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蔡廷锴是军事家，对内战中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5月5日，蔡廷锴代表民促，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
9月12日，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启程，经过半个月的长途旅行，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热情接待。刚一安顿下来，蔡廷锴、谭平山等就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等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0月21日，高岗、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与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座谈会。蔡廷锴对于新政协诸问题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在东北，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要儿子蔡绍昌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2月25日，蔡廷锴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35人，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天津解放号”专车抵达北平。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会议代表共662人，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蔡廷锴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31人组成主席团常委会。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周恩来作了关于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后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年，蔡廷锴被推为慰问团总团的副团长(总团团长为贺龙)前往朝鲜慰问。他兴奋地对记者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和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军亲密团结，并肩作战，连续粉碎了敌军的多次攻势，把美帝国主义者打得落花流水，终于被迫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当年帝国主义横行霸道欺侮我们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蔡廷锴不但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次国。他到过朝鲜、苏联、日本十几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年11月，蔡廷锴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此后六七年间，为争取世界持续和平，蔡廷锴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57年蔡廷锴率代表团到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临行前，周总理问他，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他极认真地回答说，没什么好看法!总理笑了，耐心地说服他要将日本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和人民区分开来，积极促进中日人民交往。一席话说得蔡廷锴心悦诚服。当他和代表们乘机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正值深夜，还下着大雨，可数千名日本朋友和华侨依然冒雨等候。这热烈的场面感动了蔡廷锴，也使他体会到周总理在外交关系上的博大胸怀和政治远见。凑巧的是，开大会时竟然在会场上遇到“一·二八”淞沪战场上的老对手植田谦吉，为了和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发展，蔡廷锴大度地与植田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日本期间，蔡廷锴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了不少朋友。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原来我对侵略过我国的日本，感情上非常憎恨，总也忘不掉，不愿接受这个任务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经过周总理的一番话，我才认识到对国际关系，要有战略观点。”
蔡廷锴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时，对体育方面的情况不熟悉，于是就经常和秘书长荣高棠一起，深入到运动队和比赛场馆了解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当时贺龙任体委主任。他与贺龙合作共事，不仅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建立起深厚的友情。1960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国北京举行。蔡廷锴对此非常重视。除参与领导这项工作外，不仅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其他各场比赛，只要他有空，都亲自去观赛。在这次比赛过程中，他十分关心我国运动员的成败，切望能得到好成绩。最后，当我国运动员获得男女单打世界冠军时，他高兴极了。他说：“别小看体育活动，它可以为国争光。我们过去被人家视为东亚病夫，感到可耻，今天更要用体育场上的较量，使他们改观。这件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1966年“文革”———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在中国人民头上。红卫兵横冲直撞地“破四旧”，全国陷入恐怖混乱的深渊。民主人士首当其冲。蔡廷锴的老朋友蒋光鼐家里最先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走后，蒋光鼐深怕性情刚烈的蔡廷锴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和侮辱，急命夫人黄晚霞给蔡廷锴打电话，让蔡做好思想准备，不可冲动、不能发火，免吃大亏。蔡廷锴接电话后当然非常震怒。他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步。幸亏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向毛泽东建议，对13位高级民主人士进行保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蔡廷锴家由于有解放军的把守才幸免于难。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1]。
蔡廷锴故居
蔡廷锴故居位于罗定市罗镜镇龙岩村。建于民国初年，三进，院落式布局，是一座砖木结构的粤西典型农家大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主屋两侧有阁楼，内置暗廊贯通全屋。两侧设附屋，有猪舍、牛栏、舂米房、厕所等。后座两角置炮楼。屋前为地坪、池塘。屋后有菜园、果园、石砌围墙。通巷设水井。 1992年维修，吴南生为故居题写匾额。
1989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李济深于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原名济琛，字任潮，中国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副校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中文名：
李济深
别名：
济琛
出生地：
广西苍梧
出生日期：
1885年11月6日
逝世日期：
1959年10月9日
职业：
军人、政治家
毕业院校：
北京陆军大学
字：
任潮
籍贯：
江苏
李济深（1885年─1959年）原籍江苏，生于广西梧州苍梧。原名济琛，字任潮。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谋总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次年至香港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与冯玉祥等倡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任桂系军政府主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
个人年表
1885年
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大坡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1909年
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
1920年
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
1922年
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
1923年
正式升任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
1924年
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
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
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
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
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
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1927年
4月初，李济深和古应芬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杀害邓培、肖楚女、熊雄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
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地区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
1929年
3月，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
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1932年
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汉民）反蒋（介石）的军事首领。
1933年
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
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蒋军事下放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44年
桂林沦陷后，他团结一部分军人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广西苍梧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年
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
1946年
3月至4月，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
7月31日国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等八人为国民革命军上将（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为促进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
1947年
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
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8年
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5月5日，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
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
6月，代表民革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9月，李济深代表民革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注：1949年11月、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在民革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均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
1952年
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3]
1954年
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
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大事记载
年少立志，投笔从戎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为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和同寝室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等同学一起自发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1911年底，他闻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满腔热情地到上海，找到军长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此时，姚雨平正为部队缺乏军事人才而着急，李济深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为作战参谋，直接参与全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工作。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军是北伐军中的主力部队，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北伐过程中，李济深初步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积极协助姚雨平整编军队，认真制定作战计划。为了使作战计划更加详细与周全，他亲自到前线侦察地形，选择行军路线。他主动请缨，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津浦线主战场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军，迫使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李济深因为在作战中有勇有谋，战功卓著，被姚雨平破格提拔为第22师参谋长。1914年，李济深以优异成绩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但被留校任教，还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在任教期间，李济深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如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李济深在军政界声望极高，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以后，正式升任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普级为陆军上将。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1月，在国家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
追求独立，联共反蒋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但因为蒋桂关系的恶化，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曾应前线抗敌的第十九路军要求，建议国民政府调在关外进行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赴淞沪前线作战。
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
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服从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反对独裁，组建民革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他在3月9日的《华商报》上发表一篇名为《对时局意见》的长文，提出七项政治主张。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再次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这已是第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党籍，李济深却仅仅一笑置之。
事实上，就在李济深抵港后，他就在着手创建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这封信最后被写在一块巴掌大的绸巾上，缝在衣服衬里。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1日，由宋庆龄建议命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它在“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包括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16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号召人民坚决起来斗争。
他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1948年底，他亲笔写信给白崇禧“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
毅然北上，筹建政协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会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1948年秋，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以代替蒋介石政府。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议成立“第三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都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了不引起注意，登船时间也被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间。当时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全香港都沉浸在过节氛围之中，就连设在李济深家周围的暗探也有点心不在焉。当晚，在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吴茂荪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洪深、马叙伦等人已与之在船上会合。当天晚上，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的支持。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
见证新中国，盼国家统一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人物评价
杨尚昆：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李济深是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爱国革命坚定不移，虽经历坎坷，但面对时代的挑战，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力量和道德勇气。祖国统一是最牵动晚年李济深心弦的一件大事，他曾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在台的旧部故交，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及早走上正确的道路。在他逝世的前四天，写下“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济深先生之子李沛金：“父亲不但深信三民主义，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他还是一个真诚、坦率、勤俭值得信赖的人。他从不以权谋私，因此尽管他是一个来自广西的外乡人，却能管理好广东这个有着强烈地方主义色彩有省份，而且深得民众的喜爱。”
白崇禧：“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
黄绍竑：“即使手握行政和军事大权，他也不滥用职权，他严于律已，克已奉公，而且平易近人。”[13]
人物故居
李济深故居位于梧州市苍梧县料神村。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先生1885年诞生于此。故居1925年建，庄园式砖木结构建筑，四周筑围墙和四角炮楼，内为四合院式厢房和楼房，天面回廊过道与炮楼通，兼有中西建筑艺术。占地3040平方米。后山有苍翠古铁树林，风景幽雅。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汤山获释后居住于此，1936年在这里召开过民族革命同盟会。抗日时期联络国共两党及文化界人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朱蕴山、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等商讨敌后抗日事宜。1944年接受周恩来建议回旧居组织民众武装，并与董必武派遣的一批爱国文化人士在这里组织“南区抗日委员会”，开展敌后抗日并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
故居为青砖瓦房四合院，院后有苍翠古铁力木林，风景幽雅。
大门口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着胡耀邦亲笔题写的“李济深故居”5个大字。顺着扶梯登上二楼，四周回廊上西式栏杆别致，门窗上雕的花草图案，增添了古色古香的色彩。二楼是李济深的卧室和会客室、电报室，大体仍保持着当年的摆设。李济深故居建于1935年，李济深曾在这里接待过不少国民党要员和大批爱国文化人士。故居瓦面建有墩子式的人行道，与四角上的炮楼相通，是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建筑物。解放后，李济深故居曾多次进行维修，1997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人为中西建筑艺术以及居室与炮楼完美结合叹为观止，著名民主革命家、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儒将风范和革命业绩更给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铭枢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因瘸了一条腿，外号阿跛，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粤系中亲蒋的代表人物。从军而信佛。历任广东省长，行政院代院长，是十九路军的家长，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顶头上司，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陈铭枢（1889年～1965年）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汉族客家人，1889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曲樟乡璋嘉村客家山区。一度担任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理淞沪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一手创办十九路军，任十九路军司令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参加中央第二敢死队。
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3 年离校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入大森浩然庐学校。
1915年回广东策划谋炸广东督军龙济光的活动，事泄被捕入狱，后越狱再逃日本。
1919年在广东肇（庆）军游击营任营长。次年任粤军第1师第4团团长。1922年参加北伐，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第1师在回师途中为陈炯明瓦解。不久辞职，改名真如，避居南京学佛。
1924年经邓演达介绍任粤军第1师第1旅旅长。
1925年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5月回师广州，参加南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10月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南征，任南征军总指挥（后改任第1路指挥），收复广东高州（今茂名）、廉州（今广西合浦）等地。
1926年7月率第10师参加北伐战争，在友军配合下于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守军。11月所部扩编为第11军，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3月，由武汉去南京。5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复任第11军军长，率部由闽回粤，会同黄绍竑、徐景唐部在四军老军长李济深的指挥下对张发奎开战，借口是张发奎部通共，和共产党合谋制造广州起义，史称第四军第一次内战。大战结束后，张发奎败退出广东，通电下野，获胜的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后来李济深因同情桂系被蒋介石扣押。其下的三员大将立场不同，陈铭枢、陈济棠通电拥护中央，徐景唐联合桂系和张发奎为救李济深出狱发动了第四军第二次内战，这也是铁四军和钢七军第一次交锋，也叫钢铁之战。战后桂系败退出广东。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司令，对掌军民两政，随即所部扩编为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率领下出广东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5月，蒋介石因扣押国民党粤系元老胡汉民，引发宁粤冲突，汪精卫等在陈济棠支持下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铭枢因十九路军在省外作战，无力反抗，辞省主席职，通电拥护蒋介石。7月任江西“剿共”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18事变后宁粤双方在国难后重现合作，陈铭枢成为双方唯一能接受的人选，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铭枢命令第19路军抗击日本军队，反对妥协政策，受到蒋、汪排斥。10月毅然辞职赴法国。
1933年回国，与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蔡廷锴不认同他的军事部署，他把蔡骂的抬不起头来，蔡后来私下说，反正十九路军是他陈铭枢的，他愿意怎么败掉是他的事。十九路军失败后陈铭枢失去了军事实力，沦为政坛看客。1933年底去香港，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等职，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1947年6月被授为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
1948年1月在香港与李济琛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各派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风云一生
跛脚名将
阿跛一生多病多难，尤其是童年遭遇相当凄惨。他自幼丧母，小时候患眼疾“发鸡盲”几乎瞎掉，很奇怪他后来戴了眼镜还枪法奇准，被人笑说四眼更毒。眼疾好了后，他又患烂头虱，满头血肉模糊，腥秽难闻。后娘过门后，受尽虐待，父亲听信后娘谗言，也不喜欢他，下雨天在家无聊就揍他一顿解闷。他在家里吃饭是不敢添饭的，生恐挨打。中国民间故事里阴毒的后娘欺负前人儿女的花样，基本上他全部领受过。在家被后娘凌辱得无处可躲，于18岁那年挨门乞讨到20个大洋，只身蹈海，赴广州投考黄埔陆军小学，临考前与同乡慷慨扬言：若不中，必投白鹅潭自尽。 1906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加入了同盟会，把半数同学都发展成会员，后人吧他和张竞生和邓演达并称为陆小三杰。后进入南京陆军中学，几个同学上街听见淮北逃荒而来的小丫头在卖唱“小白菜呀，地里黄阿，三两岁啊，没了娘啊、、、、、、阿跛感怀身世，一时间忍不住眼泪长淌，哭瘫在地上，要不是几个同学掺着他，他那天都走不回学校了。他后来得势后也没为难父亲和继母，反对他们挺好。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陈铭枢和南京军校的同盟会员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响应，轮流监视学校的武器库，准备起义时使用。然而，学校当局已有防备，将武器库中的弹药全部运走。军校学生看到自己已成赤手空拳，对南京地区的形势很失望，急于赴武昌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公推陈铭枢前往上海，向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旅费。在上海，宋教仁支持陈铭枢和同学们的行动，当即给陈500元钱作路费。
这时，清军已大批南下，与革命军争夺汉口，血战频频。10月28日黄兴到达武昌指挥战斗，给湖北的革命军以极大的鼓舞。第二天他率部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设立司令部。与此同时，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以亲信将领冯国璋任第一军总统(军长)、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并亲自于30日到达湖北孝感督战。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是一支久经训练的军队，并有机关枪等当时中国最具有火力优势的武器。而湖北新军经过抽调，已不能成建制战斗，士兵多系招募，缺乏训练。清军以强大兵力实施攻击，又纵火焚烧汉口，革命军浴血巷战，伤亡累累。正在血战之间，陈铭枢等军校学生到达武昌，他们看到汉阳兵工厂正处在敌军严重的威胁之下，当即要求过江保卫。湖北军政府把他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并命令他们于翌日晨渡江，至汉口龙王庙登陆，向清军占据的循礼门前进。是日，敢死队开进至自来水塔(现中山大道)附近，即遭敌军机关枪扫射。敢死队用步枪还击，由于敌人火力强大，再加地形不利隐蔽，无法继续前进，坚持到夜晚，仍撤回武昌。陈铭枢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11月1日汉口失守。鉴于革命军缺乏统一指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登台拜将，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阳西门外昭忠祠。当时，湖北军政府都督为黎元洪，他本非革命党人，由于党人的幼稚，被推为都督，以首义领袖的资格，而凌驾于革命党领袖之上。黄兴虽顾全大局，但军权仍多所掣肘，而且，他流亡海外多年，和湖北军界也比较隔膜，指挥十分困难。陈铭枢这批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先后三批到达有100多人，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又和同盟会中枢有长期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到来，黄兴十分高兴，即将他们重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作为自己的亲随骨干部队，随侍左右，对各部进行督战。同学们原拟推陈铭枢为督战官(队长)，但南京来的志愿人员中有非同盟会员而军中资格较高的张我权、徐源泉，陈即改推他们两人为正副队长，自己仍负责学生军中同盟会的工作。
学生军经历了战斗，看到部队的伤亡，知道战争不是儿戏，有些人胆怯，而有一些人，则看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纷纷运动，当上了都督府的科员，有些眼红，觉得当兵屈才，不愿再在学生军服役。黄兴亲自集合学生军进行训话、劝说。希望他们留下来继续战斗，但没有多少效果，只好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南京。陈铭枢、蒋光鼐等骨干尚有50多人没有动摇，留了下来，继续坚持战斗。
27日，汉阳失守，黄兴心力交瘁，与鄂中各将又颇多矛盾，留也无益，即于当夜赴汉口乘轮，翌日晨离汉东下。临行前，黄兴挑选了一批学生军随扈自己，陈铭枢是学生军中同盟会的骨干，被黄兴选上，成了黄的卫士，于12月1日到达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稽勋局以陈铭枢参加革命有功，保送他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肄业。1915年陈铭枢因参加策划谋杀袁世凯的亲信、广东都督龙济光的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东渡日本，先后进入革命党主办的军事学校“大森浩然庐”和“政治学校”学习。袁世凯死后，他返回保定军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到广东地方部队肇军任游击营营长，驻罗定县。1919年4月，肇军被改编，陈铭枢任护国军第2军陆军游击第43营营长。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命陈炯明、许崇智等分路讨伐广西陆荣廷。9月，陈铭枢响应粤军，在阳山宣布独立，任粤军第6军第1纵队司令。1922年初，广州政府出师北伐，陈铭枢率部于赣州城南之王霸岭，与北洋军陈光远部苦战七昼夜，占领赣州。3月，粤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邓铿为人暗杀。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先生脱险逃出，登上永丰舰。第1师出现分裂，时任团长的陈铭枢不知道跟那个好，只好辞职避祸，往南京钻研佛学，看谭嗣同的《仁学》，文章中出现“真如”一词时，他眼睛一亮，认为“真如”一词空灵妙佳，便给自己取了个字“真如”，种下了他与佛法的缘分，他还在南京结识了梁漱溟，梁启超。
1924年，陈铭枢重返广东，在李济深率领的粤军第1师任第1旅旅长，下属两个团长就是蒋光鼐和张发奎，参加了东征战役。因与许崇智不合，就和蒋介石打的火热。因作战有功，他晋升为第3师师长。1926年夏，陈铭枢率部北伐，与张发奎部并肩作战，所向无敌，成为铁军名将。1927年，第10师在武汉扩充为第11军，陈升任为军长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自第一次东征后，和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社会上被视为亲蒋的人。但事实上，他与左派邓演达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重私人感情的人。在大革命时期，他既反对无序的群众运动，也反对当局在工人运动中乱捕人乱抓人。在左右两派斗争中，他忧虑革命运动的分裂。
1927年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会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上风。会议免去了蒋介石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组织部长等职务，反蒋已明朗化。蒋介石则在自己的军事控制区域内，开始清党，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镇压工人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陈铭枢因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认识不足，抱有幻想，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陈赴宁任南京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9月，随着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离职赴日本。11月又随蒋由日归国，仍任第11军军长 。
他混上军官后，不用穿草鞋了，但他仍然是倒霉到底。人家穿高筒军靴是英姿飒爽，走路嘎吱嘎吱响得神气，他穿上不舍得脱下，没几天就捂出了香港脚。1928年12月，陈铭枢当上广东省政府主席时，经常开会中途恰逢香港脚发作，奇痒无比，忍不住当众脱鞋褪袜抠脚丫子，熏得一屋子的人掩鼻疾走。他反诧异地问属下“有没那么夸张吧？为什么以前蔡廷锴他们没觉得臭？后来路过香港时顺便治疗香港脚，恰巧在医院碰上火烛，惶急之下跳楼逃生，把腿摔断，只好留在香港休养月余。结果是香港脚治好了，腿却瘸了。粤军里的兄弟消遣他，便给他起个绰号叫“阿跛”。未几，全省皆知省主席跌跛脚，全跟着起哄叫他“阿跛”。
1931年，蒋介石扣留胡汉民，陈济棠等通电反蒋，陈铭枢出走香港，后往日本。6月，他回国，在江西赣州任“剿赤”右翼军团总指挥，率19路军参与对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月，他作为南京政府代表与广东地方当局议和。10月，就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路军随之调戍京沪。12月15日他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次年元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东北扩大侵略，仅3个月就占领了东北；另一方面在上海制造事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对中国施加压力，既可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让步，又可扩大在上海的侵华势力，还可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的注意力，可谓一箭三雕。在日本的蓄意挑动下，上海形势日趋紧张。
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日本浪人在三友实业社挑衅，纵火焚毁工厂。随后，日本人四处寻衅闹事，日军大举增兵上海。日方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中方道歉、惩凶、赔偿及取缔抗日运动等无理条件，上海呈出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月23日，19路军在上海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一旦战事发生时的应战计划。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务司令戴戟，以及驻沪78师干部参加了会议。
19路军在上海的备战活动，不仅报告给陈铭枢，也报告给南京中央政府。龙华会议当天，蔡廷锴与戴戟联名致电孙科、何应钦等人，表示：“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免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但当时国民党内部以主张对日慎重者居多。蒋介石、汪精卫携手合作之后，均主张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采取和缓态度。据此，上海市政府接受了日方的四项要求。日方又节外生枝，无理要求19路军退出闸北。南京军政部为避免冲突，下令19路军后撤南翔、真茹一线，将闸北防务交给宪兵第6团担任。但让步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28日晚，就在19路军准备移防、宪兵6团准备接防之际，日军向闸北发动进攻，19路军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拉开了大幕。
1932年1月28日深夜，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立即从龙华总部步行到达真茹前线指挥部，依原计划指挥战事。他们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何的回电对蒋、蔡、戴有所责难，使他们感到压力沉重。恰在此时，陈铭枢的回电到达，要他们继承19路军光荣传统，并表示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他的回电大大鼓舞了蒋、蔡、戴的抵抗意识，他们遂下令前线将士坚决抵抗。当夜，日军以优势火力进攻，并放火助势，极为凶猛。19路军官兵沉着冷静，奋力抵抗，将其击退，至天明时，日步兵已不敢再进。 上海战斗打响之后，19路军于29日发出通电，严正宣告：“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19路军是陈铭枢一手训练出来的一只劲旅，陈与该部官兵的关系非一般上下级关系可比。自沪战爆发后，陈铭枢时刻关注战况的发展，激励官兵的作战精神与士气。陈铭枢的态度大大鼓舞了官兵的斗志。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以及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支持下，19路军官兵人人怀必死之心，奋勇作战。日军虽一再向我进攻，但在我军竭尽全力抗击下，终不能得逞。开战半月之后，我军防线变动不大，日军进展甚微。
2月12日，何应钦、陈铭枢与罗文干讨论了中日停战交涉问题，决定以下列条件作为交涉基础，即中日军队各自后撤，双方之间的地区由中立国派兵暂驻，行政、警察仍由中方办理。对这个决定，何应钦与陈铭枢再次表示了不同态度，何要蒋光鼐、蔡廷锴“即照所定办法，与日切实商洽，结果随时见告”，并严令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陈铭枢在向蒋、蔡通报此事时，要他们在交涉同时不忘作战准备，“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任何当局所摇夺为要”。陈铭枢与何应钦之间关于沪战的冲突后来便为与蒋介石的冲突所取代，蒋、陈关系因此更加恶化。
2月13日，蒋介石在浦镇召集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会商上海战事。蒋表示：“沪事以19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条件是：1．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停战；2.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退至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蒋还说：“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所谓“攻势防御”，是以进攻为手段，达到防御的目的，因此，不包含积极进攻、驱逐日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的意旨，除电知19路军将领外，他还让陈铭枢单独电示蒋光鼐，转达他的意图：“政府对外态度与民众口气，轻重缓急，其作用不同，兄等须谨慎从事，依照政府指导而行，外间不负责之议论不理会也。”陈铭枢特意在电文后加上“以上系总司令面嘱电达”一句话，以示那是蒋的意思，同时也向前线将领表明他在中枢的困难处境。
蒋介石、何应钦的态度，对前方将领的心理当然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实际带兵作战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虽力主抵抗，企望“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作战双方的实际情况，不能不考虑国民党中枢缺乏战斗决心这一重大政治因素，因而对19路军孤军作战的局面忧心忡忡。作为直接带兵的部队长，不能不考虑部队当前的处境和命运，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他们与陈铭枢之间不免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差别。2月16日，蒋光鼐在给陈铭枢的电报中，请求陈向蒋介石、何应钦要求，“务在最近期内调2、3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如办不到，宜速定议和，不容犹疑”。陈铭枢接到这封电报后，深感忧虑。他认为日本对谈判绝无诚意，大战难免。他也知道前方部队兵力薄弱，如照目前形势打下去，确实难操胜券。为此，他除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增援外，还主张扩大战区，令东北全军反攻，令沿海、沿江各省埠一致抗日，使日本首尾难顾，以全面持久的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19路军在上海尽可能长久的坚持下去，以带动、激励全国的抗日浪潮。因此，陈铭枢对上海抗战的考虑，更多地从长远的国家政治和民族利益出发，这与他一贯的做法以及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在接到蒋光鼐的电报后，陈铭枢立即回了一封长电，说明自己的态度。
从此电可知，陈铭枢是抱着不惜牺牲、不计代价的决心，激励19路军坚持上海抗战，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浪潮。在抗日的问题上陈铭枢与蒋光鼐、蔡廷锴是一致的。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因为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会有一些差别。蒋、蔡更关心军事作战与部队处境，陈则多考虑政治与大局，从中也可见陈铭枢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政治眼光。蒋、蔡尊重陈的意见和政治指导，接陈电后，蒋即复电称“职等亦作如此打算”。陈铭枢坚定的抗战立场，大大鼓舞和坚定了19路军将士的战斗决心。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陈铭枢在后方为19路军摇旗呐喊，蒋光鼐、蔡廷锴在前方指挥作战，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淞沪抗战得以坚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陆军第9师到达上海后，日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于18日蛮横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20日下午7时前，从现据之线后撤20公里，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通牒遭到19路军高级将领的一致拒绝，蔡廷锴在复文中严正声明：“本军为中华民国政府的统辖之军队，所有一切行动，悉遵国民政府之命令。”19路军还在公开通电中表示：“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
日军以武力威胁我军的企图失败后，淞沪前线爆发了开战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从20日开始，日军全线进攻吴淞口、江湾、闸北。22日，日军集结重兵，在猛烈炮火掩护下，重点进攻庙行。双方短兵相接，混战肉搏。第5军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张治中亲临前线指挥堵截，蒋光鼐当机立断，果断地命令19路军实施反突击，终于收复阵地，重创日军，毙敌上千，取得了淞沪抗战以来最大的战果。
淞沪抗战打了一个多月，日方继续增兵，中方人力物力缺乏，陈铭枢向蒋介石多次请求增援无望，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断为19路军奔走呼号。他不避嫌疑，不顾劳累，为的就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计。然而，除了19路军听从他的指示，在前线坚守阵地之外，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努力所得不多。毕竟独木难支，在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之后，陈铭枢心力交瘁，卧病于床。但他仍指示19路军抵抗到底：“(作战部署)须看日军增加如何，再定计划。惟盼兄与诸同胞尽力之所能及，以抗强敌而已!”
日军在得到国内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在正面发动全线总攻。同时，日军以重兵在我军侧后浏河口一带登陆。因为我军防线空虚，日军登陆后得以不断扩大阵地。张治中急调部队堵截，与日军做殊死战斗。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我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蒋光鼐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于当晚全线后撤至二线阵地，继续抵抗。他在给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说：“援绝兵尽，无法应付，全线动摇，职乃决心11时开始全线撤退。”在敌军重兵压迫之下，蔡廷锴亲至前线，巧妙地指挥部队，脱离战线，安全后撤。吴淞炮台翁照垣部则死守至3日方撤。我军撤退后，日军因为达到了预定目的，也不再前进，双方对峙，战斗中止。历时一个多月、震惊国内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告一段落。
淞沪抗战，19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5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以及19路军和第5军将士，包括无数英雄，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英雄业绩，永垂史册。陈铭枢为发动、组织、指挥“一·二八”抗战，付出了无数辛劳，他作为抗战的中坚人物，同样功不可没。
联共反蒋
淞沪抗战后，由于19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陈铭枢发动了“拆台”倒蒋运动。失败后，他卸职出国，在欧洲漂泊了半年多之后。他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因为蒋的政策已成为抗日的障碍，反蒋抗日就是他追求的最直接的政治目标。一个重大的政治图谋在他胸中酝酿成熟。1933年5月6日他自法国回国到达香港。他回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另开政治局面，发动反蒋抗日。
陈铭枢到香港以后，邀约梅龚彬到香港长谈。梅是中共党员，陈对他很信任，陈把自己“准备联合各派力量，组织独立政府，反蒋抗日”的计划全部告诉了他。 梅龚彬见陈铭枢把自己的最机密的计划告诉了他，也就直言相告说：“红军是咫尺近邻，时间那么紧迫，无论粤桂参加与否，都应该首先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对梅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陈、梅商定之后，就同去向李济深请示，李完全赞同他们的方案，随即派朱蕴山到上海与中共联络。
此时，19路军在闽西与红军处于对峙状态，时有战斗。因此，19路军要在福建起兵反蒋，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与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如果19路军和红军不能建立反蒋联盟，那么，19路军势必陷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那就必败无疑了。陈铭枢还在欧洲的时候，就考虑了和中共合作问题，因而回国后，一开始就着手沟通与中共的联系。他见两次派人去上海与中共联系都无结果，便写信交陈公培带往福建，与蔡廷锴相商，争取与前线的红军直接联系。
陈公培自香港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后，带上写在绸子上的密信，化装成农民，由蔡廷锴派人送到前线，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间与红军接上头。彭德怀在延平西南的王台会见了陈公培。陈转告了19路军愿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原愿望。彭表示欢迎，并请陈公培转告19路军，抗日必先反蒋，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并欢迎派代表去瑞金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与中共的联系已经沟通的消息，非常高兴。10月6日，陈铭枢由香港秘密到达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具体进行办法。因为陈公培与19路军的关系不深，蒋、蔡提议派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领头，偕陈公培等前往瑞金。10月上旬，徐名鸿一行从龙岩出发到达瑞金，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朱德、毛泽东会见了徐名鸿一行，向他们表示赞同红军和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进行合作。10月26日，中共代表潘健行(汉年)与19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路军与中共签订的协定，解除了他们在将来举事时两面作战的危险，也使红军可以腾出力量来对付蒋介石“围剿”，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这个协定并未完全达到19路军与陈铭枢最初的愿望，他们本想与中共达成具体的反蒋作战同盟计划，互相支持，但这个计划没有被中共方面的接受，而是被搁置到将来考虑，这使他们多少有些失望。
在福建人民政府行将成立之际，蒋介石亲自出马，极尽利诱、威胁之能事，力图将其消弭于无形。他曾函电劝蒋光鼐，“以昔日战功为重，勿听信他人，误入歧途”。他对手握兵符的蔡廷锴尤为重视，一再向蔡查询陈铭枢来闽活动的情况，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去庐山面谈。蔡托病拒绝，蒋又几次电催。
蒋介石为阻止福建举事，最后直接向陈铭枢摊牌。他在福建举事前夕，两次给陈去电，劝陈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阐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外，希望和衷共济，实现六七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宿望，盼即到南京中枢共负国家大事云云。
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经过紧张的筹备，匆匆拉开了帷幕。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着一派新的气氛，大小街道遍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实行工农解放”等标语，扑面而入行人眼帘。当日上午，机关休息，学校放假，商店停业，经过动员，各界群众数万人齐集南门公共体育场。上午9时许，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开会，来自全国各省的代表百余人是这次大会正式代表，他们多为各地反蒋派人士。出席大会的领袖人物，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黄琪翔、章伯钧、戴戟、李章达、梅龚彬、余心清、胡秋原等。黄琪翔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报告开会的宗旨：“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其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等都相继发表演说，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农工解放，演说完毕，即提出提案，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改用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形之国旗，经全场民众一致举手通过，当即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整队出发游行。
20日晚，大会主席团根据会议决议，着手组织政府，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上午，人民革命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决定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赦免政治犯，选定了政府成员：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余心清暂代)，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戴戟为军委会参谋团主任(黄琪翔暂代)，陈友仁为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部长，彭泽湘为秘书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24日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之付托，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统率海陆空军，并领导一切武装人民；以会议方式处理国务”。
福建人民政府的一系列纲领和政策，说明它是一个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实行政治民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政府。然而，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
第三党派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铭枢隐居山野，研究佛学，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他时时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受到压制，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不得不离开政治空气沉闷滞重的重庆。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空前改善。但蒋介石、国民党不是趁此时机，努力面起，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造成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式都日趋恶化。政治上，吏治腐败，贪污盛行；经济上，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军事上，消极避战，士气低落。这一切都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对大后方的时局、对抗战的前途、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切忧虑。
1943年初，在重庆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酝酿搞一个时事座谈会，具体事宜由甘词森、郭春涛等人出面进行。目的是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43年2月在重庆举行。从举办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便与甘祠森、郭春涛等保持经常联系，有时谭、陈两人还单独约人去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3年9月，筹备组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的聚会经常在陈铭枢家举行。筹备组聚谈的主题是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首先讨论的是组织名称，大家取的名称都没有脱离国民党的范畴，如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等。后来孙科一度表示可以秘密参加，但主张不用国民党的名字，不然蒋介石必定反对。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中国的局势仍然复杂万端，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炼，陈铭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持批评态度。他更多更深地参与了战后民主政治运动，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奔走奋斗。
战后初期，国内一度出现了国共和谈的宽松局面，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化成为可能。民联的活动也由半公开走向公开，并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
民联的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举动。它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它的成立使国民党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参加民主政治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4月，民联中央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转往南京、上海，民联成员也随着战后复员，多数转往东部省区活动。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政策，国共从6月开始爆发大规模冲突；民联也开始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共组成新的政治党派。1947年2月，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政治报告认为，国民党自1927年以后就为反动分子窃取，“他们的主张愈来愈顽固，行动愈来愈腐化，手段也愈来愈毒辣，但忠实于三民主义的革命同志，是一直到今天在不断的、坚决的、公开的反对他们，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我们愿意和全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站定人民的立场共同努力”。在国民党眼中，此时民联的组织与行动无异于为中共外围，对其成员除上层人物还暂时容忍外，其他人已成为追捕对象。“戡乱”动员令在7月实行后，民联转入地下活动，陈铭枢更少抛头露面。
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任主席。为了协调行动， 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抗战后中国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而蒋介石“竟成为反动派的领袖”，“应负主要责任”。从此，国民党民主派反蒋公开化，并酝酿成立新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5月，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共同的革命组织，以团结国民党的爱国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因为在港的多为民促进的同志，李济深等认为应邀请民联同地来港共商大计。民联接到李济深的信后派柳亚子去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学范等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在香港开始筹备工作。在讨论党名时，大家都主张在名称中保留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并举出当年福建事变更改党名失败的教训，陈铭枢也同意。最后大家决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中央常委10人，民联的谭平山、郭春涛、何公敢、朱蕴山等为中央常委。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加紧军事策反工作进行。会议授权李济深负责此项工作，组织实行机构。会后成立了秘密策反小组，成员有李济深、蔡廷锴、龙云、谭平山、杨杰、朱蕴山、王葆真等。朱蕴山向李济深建议：随着解放军在各战场的进展，如能策动华中战场国民党军起义，必将有力地配合解放军行动，促进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他建议华中先设军事行动小组，他负责政治，王笑天负责军事，李一平负责财务，时机成熟时，再约陈铭枢出来负责。他的建议被采纳。李济深托佛教界著名的巨赞法师给在上海的陈铭枢带去一封密信，谈了今后的行动计划，得到陈铭枢的赞同与支持。
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工作：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民革号召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单位，“揭竿而起，向人民靠拢”。其后连续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告海内外同胞书》、《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转变立场，举行起义，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陈铭枢由于过去的经历以及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广泛联系，在策反工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1947年6月9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倍受蒋介石冷落的陈铭枢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上将军衔。这位虽然战功卓著，但早已手无一兵一卒的将军，在内战激烈进行之际，获得了这个毫无价值的虚衔。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已经迫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这一地区国民党统治严密，特务密布，耳目众多，秘密策反工作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地下工作人员和策反对象的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为此，民革中央考虑到陈铭枢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建议他隐蔽活动。陈铭枢在沪期间，隐居南昌路善庆坊20号前国民党驻北欧诸国公使诸昌年家中。他对外联系，经常通过秘书李家友，找申江医院院长刘之纲接头；与民革的联系，通过郭春涛、吴艺五进行；与中共的联系，通过郭春涛与上海局吴克坚进行。陈铭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从事危险的秘密策反工作。
1948年底，陈铭枢首先策动了陈仪起义。1949年春，陈铭枢又进行了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除此之外，陈铭枢还派人到安徽南部策动国民党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与立法院的刘叔模、范予遂等谋划争取立法院长童冠贤；联系上海中央银行职员，保护金融财产；启发、指导一批青年大学生组织时代青年社开展反破坏、反搬迁、护校护厂活动；让曾任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主任霍实子拒绝为国防部侦译中共军事密码电报；派人去沪宁、沪杭线城市策反；并通过同线签发特别乘车证，以资掩护等。
陈铭枢从事的工作，无论多么隐蔽，总会露出一些风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告诉陈铭枢，蒋介石下令逮捕他，如命令落到自己手中，自己可放过他，如命令落到军统手中，则自己不能保险。后来，陈大庆告诉他，命令已到自己手中，可保他平安。不几天，陈铭枢寓所周围出现了特务的身影。为了安全起见，陈铭枢迁往沪西某处隐居。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陈铭枢仍然没有中止自己的秘密工作。有朋友劝他到香港暂避，他说“我要留在国内为解放战争做一点事情”。
5月24日，解放军的炮声在市区已清晰可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被拉出来担任代理市市长。为了使上海尽可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力争赵祖康弃暗投明，民革也认为陈铭枢可以对赵有所影响。陈的秘书李家友通过老同学，向赵转达了陈想与他见面的愿望。在解放军已经打到苏州河南时，李家友陪同陈铭枢冒着炮火危险往晤赵祖康，并进行了长谈。赵表示：“现在有中共和陈先生的关照，一定做到使上海市完整地移交于人民。”此外，陈铭枢还做了许多工作，布置保护厂房、物资，并尽力规劝准备外逃者继续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陈铭枢终于在上海这座曾经对他充满着危险的城市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当天，他和郭春涛、吴艺五等人齐集家中，共庆胜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也走向了新的政治生活。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6月18日，他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到达北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他为了阻止新中国对苏联外交的一边倒政策，向毛泽东说如果与美国合作，美国将给予10亿美元的援助。毛泽东则以为他说话没有根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7月9日，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他解释说，美国政府应注意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是有所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发展路线”应允许有所不同。两个附件都是中共领导人给司徒雷登的答复。他们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按照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的方式制定对华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并建交。
新政协成立后，按照新中国的政治规划，国民党民主派着手建立统一组织，由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于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间，举行代表会议，统一成立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同时宣布结束。选举后陈铭枢出任民革中央常委，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名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然而。他深感失落，因而迟迟不愿赴任，宁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经毛泽东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了解一下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才接受这一工作，高高兴兴到任去了，不久转任中南农林部部长。
右派分子
1952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铭枢曾当场为梁漱溟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 1953年1月，陈铭枢由中央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林彪，副主席为邓子恢、叶剑英、张云逸、程潜、张难先、李先念、李雪峰、陈铭枢)。5月，陈铭枢上书中共中央中南局林彪等，反映自己发现的问题，随信附上三件意见书，一是《机关与机关的反官僚主义》，二是《目前灾荒形式与领导的任务》三是《从几句话联想到许多问题》。他在第一件里指出：“在旧社会里，机关是‘衙门’，其中工作的人就是‘老爷’。在旧思想层层包围的机关里，官僚主义很容易找到滋长它的温床。不管你自觉的或不自觉都容易走上这一条路。在官僚主义存在的地方，群众是不会起来的，更谈不到监督。因此，唯一希望上级党对机关的领导干部加紧进行思想教育，并不断检查和监督。”
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陈铭枢听了别人的讲话后，想到前几天在社会主义学院听到章伯钧在民盟传达关于毛主席对学校中党委制的意见，又从报上看到有人曾提议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所以，他依据自己视察高校的经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谨慎地表示，学校中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他严肃认真地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交《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发表，希望中共能更好地信任党外人士，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5月16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听到有人认为“只提缺点，怕影响干部情绪”的话说，又表示不同意见。他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5月17日，《人民日报》以陈铭枢说：“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的黑体小标题，刊登了他的发言。在当时鸣放气氛高涨的形势下，陈铭枢又听到传达毛泽东自己表示明年大选将辞去主席职务，并有“好在喜功”的自我批评，使他大为兴奋，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诤谏。5月18日，陈铭枢上书毛泽东，对毛泽东个人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谈，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他批评毛泽东所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他认为毛泽东确有“好大喜功”的缺点，希望他“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批评毛泽东“有时候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同样，有时候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有时候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等。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陈铭枢对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政治含义，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以为毛是要从权力顶峰上引退，因而大为赞叹，希望毛泽东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之后，“暂息仔肩”，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提高修养，“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
正在这时，反右派运动开始。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点名批评陈铭枢所说的“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6月11日社论又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的问题。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好像晴天霹雳，震在头上，自这以后，他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不该多事，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因而又想重新参禅研经，做个清白安分的老人。
在1958年，陈铭枢参加了民革整风小组和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打破了闭门自修的局面，又开始了人际交往，但他依然改不掉直言的毛病，曾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后果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1960年，大跃进由于反右倾而后果更为严重，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形势则相反有所松动。这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9月间出版，陈铭枢在学习毛选后，重新回忆和反省了对毛泽东上书的经过。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陈铭枢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兴奋，在民革中央为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4时去世。20日上午民革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何香凝担任主任委员、由蔡廷锴主祭。
军事艺术
大革命时代造就了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英雄的军队，也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铁军人物，这些人物同铁军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陈铭枢是铁军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于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于北洋军阀政治上、军事上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可以“蹈厉无前”而所向披靡。陈铭枢之“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但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几个重要条件都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三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为一个师。
当张、桂军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三个师不主动攻击，而是采取守势，在衡阳周围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攻坚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役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跑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被分化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事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据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陈铭枢在北伐时，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书，他以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据说陈以后也喜欢佛学。其实这也不是怪事。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萧克看过一个条幅，据康生讲，1936年他到巴黎，见陈铭枢，是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铭枢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致使这位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诚令人叹惋。
文化休养
1945年毛泽东代表中共赴渝和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时，陈铭枢从《石门颂》中集下这五言联书赠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了希望和信赖。从它那挺拔、遒劲的笔法上，能感受到作者书写它时的一片激情。《石门颂》，有“隶中草书”之称。
挽联
先生公勇诚明，嫌怨所不避，强权所不畏，逆贼之所不忍杀，乱党之所不忍欺，呜呼噫嘻，竟被狙于大难削平之日；
世界纷纭浊乱，奸宄是相亲，忌嫉是相扼，毒螫于是肆其残，鬼蜮于是逞其技，哀哉耗矣，更问谁为挺身负责之人。
——挽廖仲恺
毁誉未必事为凭，试看相忌者致公速殁，相附者欲公永存，相劫持者则欲公实殁而名存。惟念本身存殁，业经历尽辛酸，公犹难补破缺河山，谁更擎天撑半壁；
仁智皆由人所见，回忆民族论与我略同，民权论与我小异，民生著论尝与我争同以竞异。但期后世异同，当今有能辨别，我亦遇到艰危棋局，却曾挥手挽全盘。
——挽胡汉民
纪念故居
陈铭枢的故居位于曲樟乡璋嘉村客家山区，其家乡山清水秀。
陈铭枢的家乡璋嘉村，如今交通方便。从水路走，由曲樟乘渡轮沿六湖水库行进，可观山览水，眺望山上和山脚的寺庙，半小时可到达璋嘉；从陆路走，从公馆乘班车直达，约半小时行程。
他逝世时，在嘉兴寺开追悼会，那天参加追悼会的人特别多，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没有建墓园和纪念馆。在纪念陈铭枢名将110周年的讨论会上，大家指出：国家的伟人、名将皆有故居、墓园、纪念馆，而陈铭枢名将的故居因修水库被毁，有损他的声誉；而旅居北京、美国的陈铭枢的儿女不断来信恳求把其故居修复，利于返乡探亲旅游有个下榻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故居修复。会后，北海客家海外联谊会和曲樟乡政府带头发动客家人捐献。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捐助下，2003年5月，陈铭枢的故居已建成主体二层，将会成为曲樟乡著名的人文景观。
蒋光鼐
蒋光鼐（1888～1967），字憬然，汉族，广东东莞人。祖籍广东东莞虎门镇南栅村，我国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49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
中文名：
蒋光鼐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广东东莞
出生日期：
1888年12月17日
逝世日期：
1967年6月8日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主要成就：
在上海率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
民国时期
蒋光鼐（nài）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3年入粤军任连长，递升至副师长。
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第10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率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侵略。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驻闽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在福建地区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又联合原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67年6月8日卒于北京。
少年英雄
投身辛亥革命
蒋光鼐原名煚，后改为光鼐，字憬然，1946年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虎门南栅乡桐园坊（今属三蒋村）。祖父蒋理祥，清咸丰三年癸丑科进士。同治三年授翰林院编修。父亲蒋子敏，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入京为景山官学教习。母亲郑夫人亦广东东莞人，出身世家，知书达理。
蒋光鼐随母留在家乡，并跟随教私塾的大哥读书识字。1903年11月18日，郑夫人因病去世，临终前以时局日颓，嘱咐蒋光鼐“弃文从武”，这对蒋光鼐一生有着极大的影响。蒋子敏怀才不遇，在京因病去世，仅比妻子晚10天，时年48岁。
父母相继去世后，家道日衰，年方14岁的蒋光鼐开始自己寻求出路。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为东莞师范学堂录取，成为供给食宿的师范生。1906年，位于黄埔的广州陆军小学第二期招生，他与同窗好友张廷辅、袁煦圻等一起报名应试，被录取。经同学陈铭枢介绍，蒋光鼐在入学后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蒋光鼐自陆军小学毕业，升入南京第四陆军中学。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第四陆军中学的同盟会会员们立即筹备起事。因校方藏匿武器，学生们认为赤手空拳难于成功，遂决定到武昌参加起义队伍。蒋光鼐、李章达、袁煦圻、张廷辅及江苏陆军小学的陈果夫等在第一批，由陈铭枢带队，于10月下旬到武昌都督府报到。他们被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第二天即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的登陆作战，失利后撤回武昌。
11月16日，黄兴亲自指挥发起对汉口的总攻，蒋光鼐作为总司令部的督战队员，随第三路义军从汉阳向汉口进攻，但因一、二路义军未予配合，战斗失利。蒋光鼐退到汉水岸边时，浮桥已被挤断，不少士兵坠落水中，他幸运地搭上最后一条接运小船，返回汉阳。
进攻受挫后，有些学生萌生退意，不辞而别，蒋光鼐则留下来坚持战斗。先在汉阳阻击清军，汉阳失守后转移到武昌，继续与清军对峙。
南北和议签订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成立，随即开始遣散军队。蒋光鼐恰好收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入学通知书，得以继续学习。在报到前，他回到家乡，与同县大宁乡的谭妙南结婚。婚后不久，他就进入保定军校骑兵科学习。
1913年6月，江西李烈钧准备讨袁的消息秘密传到保定军校，蒋光鼐与同学张廷辅、季方等30多人毅然离开学校，奔赴江西。李烈钧就任讨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讨伐袁世凯，正式掀开“二次革命”的序幕。李烈钧委派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蒋光鼐为右翼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讨袁军因寡不敌众，被袁军击溃，蒋光鼐与同学张廷辅随一群溃兵沿小路退入福建，历尽艰辛到达福州，又乘船到上海。1913年底，他与张廷辅通过关系，在一艘开往长崎的货轮上充当锅炉工，平安抵达日本。
当时，黄兴、李烈钧等在东京郊外的大森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收容流亡海外的革命同志，加以培训，作为回国与袁世凯抗争的基本力量。为掩人耳目，称为“浩然庐”，由殷汝骊主持。蒋光鼐与张廷辅从长崎到东京后就进入“浩然庐”学习，与他们同时学习的还有陈铭枢、胡景翼、吕超等近百人。
1915年初，国内搜捕革命党人的风声已较为缓和，蒋光鼐在春节前回到久违的故乡，看望新婚不久即离别的妻子与尚未谋面的儿子。这时家徒四壁，三位兄长相继故世，姐妹也已出嫁，家中只有还未成亲的弟弟，妻儿全靠岳父家的接济，勉强度日。但他迫于形势，仅停留了20来天，就又怀着对亲人的歉疚匆匆离去。
蒋光鼐与张廷辅、李章达三人离开家乡到香港，在九龙塘边租住一间木屋，靠种植与贩卖花卉来维持生活。后经袁煦圻协助，他们出版一份宣传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平民日报》，当时颇受民众欢迎。
早历戎马
1916年春，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北伐。李烈钧则统率护国滇军第二方面军挥师广东驱逐龙济光。蒋光鼐等4人绕道越南，进入广西参加护国军。他被派到老上司方声涛手下，担任第二梯团少校参谋。在向广东进军途中，传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的消息，护国军士气大振，顺利进抵广州。但到达广州后，蒋光鼐发现龙济光虽已被赶走，但广东的实权却落在广西军阀陆荣廷手中。在颇感心灰的情况下，蒋光鼐与好友李章达、张廷辅、袁煦圻一起住进六榕寺大梅堂，拜师学佛。不久，陈铭枢也来与他们一同学佛。
在六榕寺期间，他们跟随主持铁禅法师学习佛教经典，并起了法号，如李章达号“南溟”，陈铭枢号“真如”，蒋光鼐则为“憬然”，因“憬”与其原名“煚”古音相同，且隐喻了对人生的感悟，故后来他一直以“憬然”为字。
1917年9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以方声涛为大元帅府卫戍司令。蒋光鼐离开寺院，出任警卫营第一连少校连长，后改任参谋。孙中山组建援闽粤军时，以陈炯明为司令，蒋光鼐任少校参谋。1919年6月，他随朱执信到香港设立讨桂办事处，配合援闽粤军回粤的军事行动。
1920年夏，蒋光鼐受朱执信派遣，与统率四营肇军驻守阳江的陈铭枢联络，将部队开赴虎门。但不幸的是，朱执信却在调解虎门驻军与民团的纠纷中遇害。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组建总统府警卫团，蒋光鼐调任警卫团少校副官。1922年6月，他升任警卫第二团中校团附。6月16日陈炯明炮击总统府时，蒋光鼐率队参加保卫总统府的战斗。后他又受孙中山委派，到香港等地去招抚被打散的官兵。
返回广东后，蒋光鼐调任第2旅第4团第3营营长。但在未到任之时，却听到该营连长蔡廷锴弃职而去的消息。原来蔡廷锴是该营资历最老的连长，又战功卓著，故在营长升迁后，全营官兵都认为他会升任营长，已经纷纷祝贺，当得知从外面调蒋光鼐为营长时，蔡大出意外，一气之下遂弃职而去。不过，蒋光鼐上任后，很快就以自己的能力与处事公正、待人宽厚的态度得到部属的拥戴。
1923年8月，蒋光鼐升任第1师补充团团长。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粤军，他调任建国粤军第1师第1旅第2团团长，曾经出走的蔡廷锴被任命为第2团第1营营长，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数10年的合作经历。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是。盘踞广东北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乘机起兵，广东军政府发动第一次东征。蒋光鼐率领第2团充当全军前卫，屡败敌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广东革命政权失去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受命担任东征左翼军和中路军总指挥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不仅按兵不动，而且与叛军相互勾结，率部发动叛乱。6月，蒋光鼐奉命率部与其他东征军星夜赶回广州，平定叛乱。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编组国民革命军。原建国粤军第1师扩编为第4军，由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为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任副师长兼第28团团长。
8月20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廖仲恺遇刺身亡。在追查凶手过程中，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涉嫌而被派赴苏俄“养病”，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被逼出走，军政大权落入蒋介石手中。已经退到闽、粤边境的陈炯明残部，乘机重占东江，并向广州进犯。陈炯明的同党邓本殷也纠集其余反革命势力，由雷州半岛向西江进攻，企图与陈夹击广州。国民政府于10月发起第二次东征，同时派军进行南讨。蒋光鼐率领28团作为南讨军的先锋，与12师一道前进。当得知12师与敌方勾结时，蒋光鼐临危不惧，率部扼守通往江门的咽喉要地单水口，抗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三昼夜。最后在友军的协助下，一举将敌军击溃。他又率部作为全军前卫，继续追击，终于全部肃清南路残敌，为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残敌肃清后，蒋光鼐率部在北海、钦州一带驻防休整，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刘慕雨，不久两人结为夫妻（蒋的元配夫人谭妙南因患肺结核，已经过世）。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4军担任前锋。这时蒋光鼐已因师里事务繁忙，不再兼任28团团长，由蔡廷锴升任团长。
在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进展顺利，蒋光鼐率部参加进攻平江、岳州的战役。在围攻武昌时，第10师28团利用敌军投诚机会，率先破城。蒋光鼐曾将此次战役的经验与教训加以总结，写成《武昌围城之役经过概要》。
在武汉稍事休整，蒋光鼐受命与张发奎率军支援江西南浔，在马回岭、德安一线大败孙传芳军主力，稳定了战局。同年11月，第4军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升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戴戟为24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
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与蒋介石的矛盾加剧。陈铭枢不愿与其他兄弟部队同室操戈，于1927年3月从武汉辞职出走，投向南昌的蒋介石。蒋光鼐、戴戟亦相继离去，蒋光鼐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师师长。武汉政府任命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任第11军军长，张发奎委任蔡廷锴为第10师师长，叶挺为第24师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行动，随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同年7月，11军奉武汉国民政府命令，自武汉东下，讨伐蒋介石，叶挺率第24师为前锋。蔡廷锴师归叶挺指挥，到达南昌后，参加由中共领导的“八一起义”。但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蔡廷锴率部行军到进贤就脱离起义队伍，并将师里的共产党员全部遣散，派兵护送他们安全离开。蔡廷锴率部到达铅山县河口镇，静观变化。
9月，蒋光鼐自沪携带现金10万元抵达河口，解决部队最急需的伙食费用，并决定服从宁汉合流之后的南京中央政府。恢复第11军建制，蒋光鼐仍任副军长，由第10师分编出第24师。蒋、蔡率部队进入福建，到达福州后，应当地民众代表的要求，将祸害百姓的新编第1军谭曙卿部缴械，所获枪械充实第24师。福州局势稳定后，蒋、蔡去电欢迎在日本的陈铭枢回军复职，陈接电即回国复职。陈铭枢与时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的李济深联系后，决定返回广东休整。
当时张发奎等已先率第4军进入广东，对11军入粤持有戒心，所以11军部队先开至闽、粤边境地区待命。11月，张发奎等发动“广州事变”，驱逐李济深、黄绍竑在广东的势力，11军在陈济棠及桂系黄绍竑部的配合下，击退第4军。
1929年1月，国军编遣委员会决定全国军队一律缩编，第11军缩编为广东编遣区第3师和第2独立旅，蒋光鼐任第3师师长，蔡廷锴为第2独立旅旅长。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部击退桂军的进攻，保住广州。8月，南京国民政府调整全国陆军番号，蒋光鼐的第3师改为第61师，他仍任师长，蔡廷锴部改为第60师，由蔡任师长。
同年底，张发奎联桂反蒋，进逼广州，爆发第二次粤桂战争。蒋光鼐任右翼军指挥，击退张、桂联军，并乘胜追击到广西梧州。1930年2月，张发奎率军再度入粤，驻守梧州的蒋光鼐则率部进逼位于广西的桂军黄绍竑部，迫使黄向张发奎求援，使张自广东回师。双方在北流展开激战，蒋光鼐指挥得当，经数度反复，终取得此战的胜利。
这时，桂系加入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反蒋联盟，决定与阎、冯合力夹击蒋介石。6月初，张、桂联军攻陷长沙，继续北进，威胁武汉。蒋介石急调60、61师入湘，截断张、桂联军的后路。张、桂军回师应战，蒋光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击溃张、桂军。
蒋介石得知他们获胜后，因津浦线战局危急，即令蒋光鼐率军火速增援。以蒋光鼐为第1纵队司令，下辖60、61师及陈诚的第18师。蒋光鼐率军迂回到阎锡山晋军后方，击溃泰安周边晋军，并截断大汶河等处晋军的后路，致该处晋军不战而溃。接着，他又奉蒋介石之命，率军迅速攻占济南，扭转了先前的被动局面。8月17日，蒋介石将60、61师组建为第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上将。蒋介石亲临济南进行嘉奖，并调19路军到陇海线进攻冯玉祥部。
蒋光鼐被委任为第6纵队司令，率领19路军及胡宗南的第1师攻击位于汝南、新郑一带的冯玉祥部队，切断冯军的退路，迫使3万余冯军向19路军投诚。此后不久，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关，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中原大战遂告结束。年底，19路军奉调到江西，1931年初，到达兴国。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19路军奉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围剿”刚开始，蒋光鼐就因病离开部队，到上海同济医院治疗，部队由蔡廷锴指挥。蒋光鼐的夫人刘慕雨婚后不育，而谭夫人所生的长子蒋庆瀛又患有神经疾病，故刘慕雨极力劝说蒋再娶一位夫人，在刘夫人的安排下，蒋光鼐与黄晚霞结识，并在上海完婚。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胡汉民派系与汪精卫及桂系合作反蒋，在广州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立局面。在得知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件”后，陈铭枢力主统一对外，出面调解宁、粤双方矛盾。作为双方合作的中间人，陈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路军也应粤方要求调到南京、上海一带，以保障粤方代表的安全。
职业生涯
蒋光鼐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北伐和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应战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入夜，日军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气势嚣张，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冲锋陷阵，奋战月余。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仅闸北一役，便使日军开战一周，未取得丝毫进展，损失逾千。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鼓舞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抵达上海增援助战。全国同胞感奋觉醒，上海各界、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展开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给予十九路军大力支援。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淞沪抗战后，蒋光鼐调福建任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反蒋政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著名战争
淞沪抗战
蒋光鼐的人生顶峰，是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南京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对敌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战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慷慨动员：“我国自甲午战败以来，已不敢作对外之战争，帝国主义者予取予求，我则俯首退让；帝国主义者长驱直入，我则望风而逃。国人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此帝国主义日益张牙舞爪而国民悲愤不可抑也。从物质而言，我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并向全军发出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攻击时，应全力以赴，奋起反击。
1932 年1月28日夜11时，日军向闸北驻军发起了进攻。日海军陆战队数千人，分布在虹口租界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分三路突袭，攻占了天通庵车站和北站。我驻军奋起抵抗。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作战，多次击退日军。战火虽经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范围进行，日寇进攻没有任何进展。4日，日军又发动了总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十九路军在包围并歼灭日军一个联队后，乘胜追击，发起反攻，最终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击。这是我军的首次胜利，也是败军的首次换将，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被免职，调回日本。
残酷的战争一直在继续。2月10日，蒋光鼐在向国民政府的报告中表示：“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13日清晨，日军向十九路军发起总攻。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并展开数度残酷的肉搏战，最后迫使敌主力溃退。由于十九路军的战绩，迫使日军再次易帅，日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朗交权下台。2月14日下午，蒋光鼐电告何应钦：“我虽欲求和，而日寇决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16日，张治中所率第五军全部抵沪，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后几天，守军以第五军为左翼，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密切配合，经反复争夺，使我方阵地转危为安，收复了失去的阵地，并给日寇以重创。日军被迫第三次换帅。
连续的失败使日军威信扫地，日本政府决定再次增兵，并派遣前田国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而中国方面，连续作战已将近一个月，十九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五军伤亡亦达3000人。士兵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由于从1931年10月以来中央一直欠发军饷，使十九路军装备严重不足。刚刚开战时，从南方来到上海的十九路军士兵都只穿单衣。当《申报》刊出“前方将士无御寒”的消息，各地就发起赶制征衣活动，五天内收到捐赠全新棉衣三万余套，棉被二千余条。各界民众慷慨解囊，现金、食品、药物等源源不断送达十九路军。蒋光鼐在《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言中曾感动的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轮财捐助，慰劳奖饬，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然而，当十九路军向军政部领取军饷时，他们居然说十九路军得到海内外同胞的捐献应当交公，军饷应从示交分款中扣除。在援兵问题上，军政部的态度和军饷一样，虽然蒋光鼐曾多次要求增兵，却始终没有结果。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国民党内人士的愤怒，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学面斥平蒋介石说：“若不赶快快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害国殃民！”陈友仁说：“有这们不怕死的军队，又有这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于右任也责问蒋介石：“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但是国民党当局依然置若罔闻。
3月1日清晨，日军三万余人趁浏河守军已调正面增援，兵力单薄之机，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于敌手，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无军退路之势。蒋光鼐仍令部队拼死抵抗，希望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得以维护，然而上官云相师却始终按兵不动。至晚八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立即拟定了周密的退守第二防线的具体撤退计划，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当晚11时，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和群众四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群情悲壮，挽联如林，蒋光鼐念及数月来所思所感，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在这次淞沪抗战中，蒋光鼐率领的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誓死牺牲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敌白刃肉搏数十次，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庙行、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予敌以重创。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
1932年10月，因淞沪抗战有功，蒋光鼐获得青天白日奖章。后来蒋光鼐因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签署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回家闲居。后经劝说才出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主张共同抗日、反对内战，虽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但数次派代表到苏区与红军联系。毛泽东、朱德等在瑞金会见了他派的代表，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0月 26日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 20日蒋光鼐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一面重兵压境，另一面瓦解十九路军内部，主力易旗，福建革命最终失败，蒋光鼐悲愤地流亡香港。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曾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信，对他的抗战给予高度民主的肯定和希望：“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 ”“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热忱爱国如先生”。
个人荣誉
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率部进行抵抗。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与李济琚、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经济委员，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第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个人影响
蒋光鼐领导的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人物评价
1988年12月17日，在纪念蒋光鼐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对蒋光鼐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蒋光鼐先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他把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他的爱国精神和历史功绩，坚定不移的政治节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蒋光鼐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武昌保卫战、倒袁护法、北伐战争；“一·二八”事变时，他任19路军总指挥，毅然打响了正面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淞沪之战；1933年为反蒋抗日，他与陈铭枢、蔡廷锴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抗战期间，他历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等职。周恩来曾致函给他，尊敬地称道：“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
英雄逝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居住于北京的蒋光鼐连同多位党外民主人士被红卫兵点名遭到整肃。期间，虽周恩来力保，仍遭抄家，自我认罪等迫害。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6月12日，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蔡廷锴与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蒋光鼐的骨灰先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英雄故居
又名荔荫园，坐落在东莞市虎门镇南栅村三蒋自然村。该园以广植荔枝得名，清道咸年间，由抗日名将蒋光鼐祖父蒋理祥创建，后废置。1930年，蒋光鼐在祖园辟建一座西洋别墅式楼房，名“红荔山房”，占地面积223平方米，为钢筋水泥结构二层建筑，门廊及建筑正立面用石米砌成，其它三面为红砖清水外墙，廊柱仿西方爱奥尼柱头装饰。正楼宽13.5米，进深12.4米；侧楼宽4.1米，长5.3米。1946年，蒋光鼐故居进行了重修。解放后，先后分给农户居住和改作南栅大队部。1986年，蒋光鼐家属将故居捐献给国家，1987年蒋光鼐后人和当地村委会进行了简单的维护。2001年，东莞市文化局和虎门文化站委托文物专家制定详细的修缮方案，并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拨专款进行维修。故居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5名，每年都有独立的管理经费，至今保存完好。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生于虎门南栅村。毕业于保定军校，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卫士营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年1月28日，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率部英勇抗击侵沪日军。淞沪抗战，迫使日军三易其帅，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蒋光鼐也因此成为驰名中外的抗日名将。1933年，参与发动“福建事变”，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回到家乡东莞，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区统率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组织成立东莞、宝安、增城各县抗日自卫团。后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在韶关、曲江、南雄一带与日军作战。1946年参与发起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国解放后，历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故居设有蒋光鼐生平事迹展览。蒋光鼐故居于1989年由东莞市人民政府正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7月17日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英雄后人
清明寄哀思
父亲不喜奢华 子女家中祭奠
清明节将到，后辈们将如何祭奠这位抗日名将呢？“大家都分散在各地，无法集体悼念父亲，于是只能各自在家中摆台点香缅怀他。”蒋建国说，父亲一生简朴，奢华的悼念仪式不是他想要的，“我们的平安才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藏身之所挨了108炮
昨日记者采访到蒋光鼐之子、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蒋建国，他说，父亲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为不满，于是毅然扯起反蒋抗日的旗号，这也让全家都陷入被蒋介石部队围剿的危机。
为让前线作战的父亲无后顾之忧，母亲带着他们众多兄弟姐妹一起逃到香港避难。
刚逃亡出来的他们却又陷入新的危难，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入侵香港，他们一家只得又一次到处逃难。
蒋建国回忆道，有一次全家躲在父亲的一位友人家，那家的楼就被日本人瞄准，挨了108发炮弹，他姐姐背后的一个大洞就是那时被打的。
之后，在多方帮助下，蒋建国全家终于回到内地与父亲相聚，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搬回广州。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提倡和平民主的蒋光鼐家庭再次成为反动分子的迫害目标，全家只好再次回到香港避难。
“我们虽然因为父亲而颠沛流离，但我们仍以有这样伟大的父亲而骄傲。”蒋建国说。
四女“定日”瞒父从军
蒋光鼐共有12个子女，5男、7女。其中有3人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从军报国。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第四个女儿蒋定日。
“我姐姐原名其实叫‘蒋抗日’，”蒋建国说，按照祖上的规矩，他们这一辈的男孩儿应该取“庆字辈”，女孩儿则取“定字辈”，但由于姐姐出生于1932年底，父亲为了纪念“一·二八”抗日事件，便为其取名“蒋抗日”。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蒋抗日瞒着父亲投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军后，其司令员以我们与蒋介石同姓，而蒋介石并不抗日为由，建议姐姐改名定日。”
蒋建国说，12个兄弟姐妹中，有10人考上大学，大哥蒋庆瀛早逝，最小的妹妹则由于动乱年代未能如愿，“但她是一名优秀的工人，以前五毛钱纸币上印着的纺织女工推纱锭的画像就以她为原型”。
子孙散各地不忘故土
蒋建国说，父亲的直系孙辈有大约20人，现在分散在北京、重庆、香港等地，有的定居国外，继续从军的仅一人，其余有从事科研的、有从医的、有从商的。
“虽然我们都已远离东莞，但从来没有忘记东莞这片故土。”蒋建国长兄之子蒋思云是北京市化工研究院院长，曾多次回莞为家乡搞化工实验，而其国外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每每回国，也不忘重返故居。
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外号高佬蔡。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19路军上将总司令，凭的就是过人的战功，最出名的就是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使得世界上知道在东北不抵抗之后，中国还是有一批能打和热血的军人。后参与领导福建事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1月因内部瓦解而失败。抗日中一度复出，因无兵而没有大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文名：
蔡廷锴
外文名：
Tsai Tingkai
别名：
高佬蔡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广东罗定
出生日期：
1892年4月15日
逝世日期：
1968年4月25日
职业：
军人
毕业院校：
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
主要成就：
民国陆军上将、十九路军军长
代表作品：
带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
故居：
罗定市罗镜镇蔡廷锴故居
民国陆军上将。广东罗定人。早年从军。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连长、营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团长。北伐战争时期任第十一军新二十四师副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任第十师师长。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蒋光鼐一起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裁缝从军
1892年4月15日（清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生于广东罗定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务农，兼做裁缝和兽医。蔡廷锴童年就帮农活，9岁，蔡廷锴到邻村的书馆入学读书。书馆内分甲、乙两班。甲班都是就读十年以上的大龄学生，每当上课，唐先生总是给他们释字义、讲句解。而蔡廷锴所在的乙班，只是读而背、背而默的初级学习。蔡廷锴不满足于乙班的学习，总是想方设法偷听甲班的课，听完后细细地领会，越学越有兴致。教书先生对蔡廷锴的学习能力大为惊异和赞赏，特地给他加快了学习进度。然而不幸的是，母亲突然去世，仅上了3年学的蔡廷锴被迫辍读。
13岁的蔡廷锴过早地担起生活的重担。忙时他和姐姐种地，闲时他和父亲学裁缝。生活的磨难，练就蔡廷锴倔犟的性格，健壮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蔡廷锴的眼界越来越宽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使他愤恨不已。一本《三国演义》蔡廷锴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像赵子龙那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 1908年9月，蔡廷锴与本地农家女彭惠芳结婚。
1910年，新军来到了罗定县，蔡廷锴瞒着父亲、妻子，以外出替人裁缝衣服为借口，加入新军。多年的夙愿一经实现，蔡廷锴格外振奋。出操训练一丝不苟，很得上级的赏识，前后仅两个月就由副兵升为正兵、上等兵。为了家计，在部队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人缝制衣服。从军生涯一开始并不顺利。时值辛亥革命前后，军队在急骤地分化、改组、易帜。蔡廷锴先后4次投军都时间不长就被迫离去，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
初露锋芒
1920年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派邓铿组建粤军第1师，陈铭枢部被编为粤军第1师第4团，蔡廷锴学成回到原部队，先任司令部上尉副官，部队改编为粤军第4团时，又为团部旗官。但是，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所学，为了能直接领兵作战，蔡廷锴自愿降级，担任少尉排长。邓铿对粤军第一师训练甚严，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蔡在该师受到熏陶和锻炼，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军事政治认识与日增进。1922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命粤军西上援桂讨伐沈鸿英。蔡廷锴领兵作战初试锋芒，就显示了他军事指挥的天赋。战斗一结束他就被升为上尉连长。
不久，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在攻占信丰城的战斗中，蔡廷锴奉命星夜追击退却的敌人。他带领全连强行军一日100多里，突进袭击将敌军击溃缴械，北伐军顺利占领信丰城，蔡廷锴被记功一次。北伐军继续向赣州城发起攻击。敌军方本仁第9混成旅凭借黄八岭的坚固工事顽抗，激战10日，北伐军伤亡很大。粤军第1师挑选蔡廷锴担任敢死队队长。蔡廷锴率领100余人，于凌晨4时向敌薄弱之处冲击，很快将敌阵地突破。后继部队立即跟进，激战至晚敌人溃退。第二天，北伐军进占了三面皆水，易守难攻，有“铁城”之称的赣州城。
6月，陈炯明叛变，翌年1月蔡廷锴参加驱逐陈炯明，重占广州的战斗。4月，沈鸿英进攻广州，第1师奉命讨伐，5月，1师与友军合攻盘踞肇庆城的沈鸿英部黄镇邦、张希拭两个旅。围攻一星期，仍破不了城。蔡廷锴又被选为先锋队队长。先由爆破队在离城百米远的地方挖掘隧道，埋好炸药，蔡廷锴选150名勇士，在距爆炸点50米远的地方埋伏着，当城墙被炸出阔约1米的缺口时，蔡廷锴身先士卒，率先锋队向破口突击，与守城之敌展开肉搏战，很快占领附近城墙。敌军无险可守，略经巷战，便全部被歼。蔡廷锴以战功升少校连长。蔡廷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一次，与桂军刘玉山、陈天太的战斗中，蔡廷锴把握战机，以一连新兵俘获敌军人、枪各四百余。战后，蔡廷锴升任营长。
1925年初，蔡廷锴营随补充团担任陈济棠2旅的后卫前往广西，援助李宗仁、黄绍竑围歼沈鸿英。在攻击贺县时，蔡廷锴领兵及时增援，并亲自率预备队向敌人冲锋，一举击溃敌军，收编敌1个机关枪连，缴获步枪800支。以后，蔡廷锴率营回广州，参加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
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10师师长，蔡廷锴营编属第10师第28团。10月，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军复起，蔡廷锴营随团南征，协同12师梁鸿霖部往两阳进剿邓本殷。部队行进半途，突闻梁鸿霖不能掌握部队，自己出走，所部反与敌方勾结向28团压来。团长蒋光鼐命令部队星夜向单水口进军并布防。蔡廷锴营担任左翼，3营为右翼，成两线，取攻势防御。敌军六七千人，气势汹汹进攻单水口。28团与敌人激战了三昼夜。第四天增援部队到达，蔡廷锴即向团长献策：“敌军攻我数日不逞，其必疲困已极，请以全团出击。”蒋光鼐采纳了蔡廷锴的建议，全线出击，出色地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北伐前后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任团长。第4军经醴陵、浏阳，到达平江，向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发起攻击。蔡廷锴率28团担任右翼独立作战。敌人凭借淡江中洞岭的地势顽抗，战斗进行了数小时没有进展，蔡廷锴即亲率预备队冲锋，占领了中洞岭。冲锋时，蔡廷锴左手负重伤，被送往长沙湘雅医院治疗。
在医院蔡廷锴时刻关心着战况的发展，当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伤还没好他就离开医院回到部队，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10月10日，蔡廷锴率团最先攻入武昌城。战后，第4军扩编出一个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下辖蒋光鼐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蔡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风云突变，宁汉分裂，军队急骤分化。陈铭枢、蒋光鼐因政治态度不同，先后离开武汉投靠蒋介石，一时间群龙无首。蔡廷锴不忍弃生死与共的将士而走，心中极为烦闷。正当他犹豫之际，武汉当局委任蔡廷锴为十师师长。蔡廷锴认为北伐重于一切，遂就任师长之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蔡师在河南激战奉军，配合兄弟部队攻克临颍、开封。
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不久，武汉当局下令进攻南京。叶挺的24师为前锋，蔡廷锴师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与蔡廷锴商议：攻下南京与革命前途无意义，不如返粤，蔡廷锴深表赞同。蔡廷锴随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任左翼总指挥，率师南下。
在返粤的途中，蔡廷锴认为自己与共产党的信仰不同，因此归向南京政府。对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他发给川资，并派兵护送一天。部队行至河口，给养发生困难，幸而前11军副军长蒋光鼐带10万军饷前来慰问。蔡廷锴建议恢复第11军，将第10师分编，再建立第24师。当时蒋光鼐副军长有些犹豫，但蔡廷锴将各部编配完竣，即请蒋光鼐恢复11军司令部。部队在八闽返粤的途中，蔡廷锴收缴了何应钦所部新编第1军谭曙卿部，充实了第24师。接着，蔡廷锴电请在日本的陈铭枢回队，复任第11军军长。
军阀混战
11月，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救国”名义在广州发动政变。李济深即令11军与陈济棠部向张发奎第4军进攻。11军原由4军扩编而来，蔡廷锴等在回粤时一再避免与4军冲突，但这时却不得不相互残杀。仗打得非常惨烈，4军先锋官许志锐阵亡。许志锐原是蔡廷锴师的副师长，在调任26师为师长时带去了许多旧部，此次战役，蔡廷锴虽然获胜，但所俘许部官兵大都是原来的旧部，为此，蔡廷锴深感痛心。
1929年部队统一整编，蔡廷锴的第十师缩编为第2独立旅，蔡廷锴任中将旅长。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第2独立旅扩编为60师，蔡廷锴再任师长。
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蔡廷锴履行军职助蒋扭转败势。5月，桂系与张发奎部企图进攻武汉，与冯、阎呼应，合击蒋介石。蔡廷锴与蒋光鼐奉何应钦之命率部堵截桂、张两军北上之师。由桂回粤转湘，他们尾追桂张联军至衡阳一带展开决战。是时蔡廷锴患病，发着高烧，但他让士兵抬着自己到前沿察看地形，并连夜部署构筑工事。翌日拂晓指挥部队与敌军激战，恶战两昼夜，将敌军击败。这时，蒋介石在陇海线、津浦线和平汉线均失利，急调蔡廷锴、蒋光鼐部增援。7月，蔡廷锴、蒋光鼐率部北上至邹县集中。蒋介石为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锡山部，即令蔡廷锴部经泗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敌之左后方。泗水至泰安多是崎岖山路，将士们日行八九十里路，后方辎重粮食无法跟上，4天后蔡廷锴率将士们到达泰安，随身所带的粮食已将食完。泰安城东50里有阎锡山部一个旅把守，蔡廷锴决定破釜沉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泰安城。蔡廷锴令区寿年旅先攻右翼敌旅，待其破敌之后，改为预备队，再令沈光汉旅向泰安城郊之敌发起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控制了泰安东站、九里山一带险要地势及泰山，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瓮中之鳖。
蒋介石为迅速占领济南解决全局，又电令蔡廷锴、蒋光鼐部速攻阎锡山重兵固守的济南。并颁赏令：若能在10天内占领济南，犒赏100万元。蔡廷锴师由原地出发，先攻泰山背长城岭之敌，然后蹑尾追击。在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蔡廷锴率部与阎军近万人交锋，搏斗一天，阎军全线崩溃。接着又向仲宫镇跟进。攻占仲宫镇时天已黑，又值大雨滂沱。蔡廷锴与蒋光鼐在市内天主教堂连夜研究进攻计划，决定以第61师先行，第60师为总预备队跟进。8月15日下午3时，济南城被攻破。蒋介石扩编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为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19路军军长，并颁奖100万元，特奖蔡廷锴本人数万元，二等宝鼎章。
1930年底，蔡廷锴奉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队行至赣州，蔡廷锴回想起北伐时驻军于此，于是亲往四军烈士陵园致祭。到了兴国，蔡廷锴看到村民一齐躲避，与北伐时民众对他们的态度大不一样，深感痛心。1931年初，19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8月在高兴圩的战役中，19路军和红军打的两败俱伤，蔡廷锴本人亲率手枪营反击才打退红军围攻。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和解，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主政，陈铭枢为内政部长，19路军调京沪卫戍。十九路军总部和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等地，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在上海，蔡廷锴目睹了国民党内的分裂和腐败，他自忖：自己连年为党国奋斗，结果如此，不如弃职而去，然而蒋光鼐总指挥已经以养病为名，消极怠职，自己怎可弃数万将士于不顾？蔡廷锴进退维谷，懊恼苦闷。
当时 日军侵略我国东三省。马占山、丁超、李杜率部抵抗，使倭寇不能长驱直入黑龙江，而蒋介石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蔡廷锴感叹不已：“自己厕身军界，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穿军服入租界，那些外国人都投以鄙视的眼光。因此，国中军政人员，非换衣服不敢入租界，即到也不敢抬头，实是可怜可叹。”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国民党当局麻木不仁的沉沉死气中，蔡廷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秘密召集本军旅以上干部协商，准备卸职，率领志愿赴东北一拼的官兵们北上援助马占山。编制、军饷、旗帜、印信一切准备停当，定于翌年正月底出征。就在这时，日军开始在上海挑衅，不断制造事端，蔡廷锴不得不在上海进行备战以便应付事变。
上海抗日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沪领事村井提出无理要求，要19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蔡廷锴得到消息后怒火中烧，于次日与总指挥蒋光鼐一起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了，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下午7时总部向全军发布一道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
19路军的态度使蒋介石政府极为不安。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到蔡廷锴家，要蔡廷锴答应日军的要求，命令部队撤防南翔以西地区。蔡廷锴当即反驳道：“上海是我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在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当天，蔡廷锴再次召集19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1月27日深夜，军政部3次急电，命令19路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1月28日，日寇发出最后通牒，限19路军立刻撤出闸北，让日军进驻，并狂妄叫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军政部迎合日军，立即命令宪兵第6团到闸北接替19路军翁照垣部。但是，蔡廷锴指令翁照垣拒绝交防。
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军悍然向闸北守军开火了。19路军将士遵照指挥部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的枪声。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是夜，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立即向上海推进，并连夜发出第一道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战争。敌人是由巡洋舰、航空母舰运来的陆战队，配有飞机、坦克、装甲车，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敌人是海、陆、空并进，狂轰滥炸，猖狂攻击，19路军是凭借步枪、炸药、刺刀进行反击；敌人是以日本政府作后盾，倾其国力不断增援，兵力由几千增至六七万人，非攻下上海不可，蔡廷锴指挥的19路军只有4万之众，孤军奋战，军政部非但不给军饷，克扣人民群众捐来的抗战款，而且通令各部队：“19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坐视19路军弹尽粮绝。然而，出乎日寇的预料，也根本违背蒋介石政府的意愿，19路军连连挫败强敌的进攻，迫使日军四易主帅。
1月28日，一夜间19路军击退了日军在闸北以铁甲车为先导的五路进攻，首战大捷。29日清晨，日军又出动飞机，轮番轰炸，而19路军阵地屹然不动。狂妄叫嚣“4小时即可了事”的敌指挥官盐泽幸一，一面挽美、英、法等国出面，提出“停战”要求，一面急请日本政府派兵增援，待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两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000人到沪后，对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地进行抵赖，再度向19路军的闸北防地猛攻，并把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带。一个星期过去了，日本侵略军仍是屡战屡败。日本帝国主义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了，中国人民欢呼、振奋了!蔡廷锴、蒋光鼐、19路军的名字传遍全球。盐泽幸一因此被黜，由野村接替指挥。
2月6日，野村吉三郎乘舰“出云”号带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接任指挥。上任伊始便对西方记者吹嘘：“日军自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见，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恰在这时，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19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谁叫你打仗?”蔡没理睬何应钦的命令。根据敌人的新战略，他和蒋光鼐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大战在即，蔡廷锴于10日午后亲往吴淞巡视，并赠两打白兰地酒给78师副师长谭启秀和156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19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 13日，日军主力下元熊弥的久留米混成旅团（第十二师团抽调三个大队为基干），再次偷袭蕴藻滨。蔡廷锴急令61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增援，并亲自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我军略有进展，蔡即令张炎率团攻敌左侧背，双方展开肉搏战。黄昏时日军被击溃。久留米旅团从此一蹶不振。
敌酋野村屡战无功又被撤职，接替他的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随植田开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他说，他要迫使19路军撤退。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蔡转交蒋光鼐，并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是时，有位外国记者对蔡说：“中国军队兵少械劣，对日本精悍之师无异以卵击石。”蔡反问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而退。
为增援19路军，主张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亲自往南京请缨，蒋介石终于同意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编入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加入到抗战队伍中。2月18日，张治中将军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19路军部分防地。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第19路军阵地、第5军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60、61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0日，恼羞成怒的植田于晨7时下达总攻击令。与此同时，蔡廷锴和蒋光鼐通电全国：“本军惟以铁血答复之。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分内事……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能得逞。惟愿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免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华浜，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军装备虽不如敌人，但通过二十几天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当敌人倾巢来犯战火猛烈时，我军隐伏战壕以逸待劳，候敌接近时，灵活地以地雷毁敌坦克，以手榴弹炸向敌群。敌人狼狈溃逃。第二天，植田亲自指挥部队向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猛冲，都被我19路军挫败，植田的计划又告失败。日本政府改派日俄战争时的名将白川义接替植田。
白川义则又带一个师团抵达上海，战事越来越大，战线蜿蜒百余里，日军兵力增至8万，超过了19路军和5军。蔡廷锴、蒋光鼐请军政部派援，军政部按兵不动，坐视19路军、5军孤军苦斗。 2月29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阶段，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5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我军官兵抱着决死的意志，将炸药缠在胸、背、四肢，淋上火油，冲入敌阵。敌人死伤极大，遗尸累累，其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被击毙。然而敌我力量悬殊，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蔡廷锴与蒋光鼐、张治中到南翔面商决定退守二线，退守到嘉定等地。并向蒋介石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与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利益，势不两立。”然而，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
战后蒋介石给19路军6名将领颁发了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但在召见蔡廷锴时，已不见北伐得胜归来时的那种笑容，代之严厉的训诫：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5月16日，在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群情悲愤，何香凝放声大哭，蒋光鼐当场吐血，蔡廷锴百感交集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亲日派混入政府里头把持，只有一天一天地破坏抗日情绪，并不会有人助成抗日的阵容。”
福建事变
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19路军加以整肃，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蔡廷锴、蒋光鼐据理力争，坚决抵制蒋介石肢解19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介石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19路军被迫调驻福建。蔡廷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任福建政府主席。
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在闽主政后，坚持抗日的立场。热河失陷，《塘沽协定》签订。蔡廷锴请缨北上抗战被否。5月25日蔡廷锴与蒋光鼐愤而向全国通电，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电曰：“……光鼐、廷锴窃以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存，无异圈牢待宰等一死耳。……钧座既屡以‘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为诫矣。然区区窃引为深忧者，共何日可以‘剿’除，敌何日停止进攻？假使外被不可止之进攻，内悬不可决之‘剿’除，则国将不国，届时狼狈沉沦之惨状，孰得而知?”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的催迫下，利用福建红军主力入赣作战之隙，次第占领了闽西、闽北苏区不少地方。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3个团，继在闽北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将乐、等县城，威胁福州。蔡认识到进攻红军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反蒋抗日和“剿共”决不能并行，因此决定派代表到苏区与红军联系。蔡廷锴知道北伐时陈公培和共产党有过来往，于是派陈为代表，直接和红军联络。陈公培带着蒋光鼐的信到王台见到了彭德怀，并带回了彭的复信。从此，双方停战。以后蔡廷锴和蒋光鼐又派徐名鸿和陈公培二次前往苏区，徐、陈在瑞金见到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10月26日，中共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徐名鸿代表双方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蔡廷锴和蒋光鼐认为红军处处得到农民支援是得力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于是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蔡廷锴兼任主任。徐名鸿兼该会秘书长，草拟该会施政方针，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施政方针。这个办法实施后，很有成效。
11月，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发动“福建事变”，在本月内成立人民政府。蔡廷锴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5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19路军参谋长黄强等来福州开会。会上蔡廷锴提出：第19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宣布，19路军扩军，并改称为人民革命军。蒋介石对福建的情况极为震惊，想要瓦解福建反蒋力量，他打电报给蔡廷锴，一再查询陈铭枢的活动，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能前往。几天后，蒋又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会谈。蔡廷锴派19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见到黄后，拿出50万元给黄转交蔡，说：“这是小数目，等贤初(蔡廷锴)来庐山再多给。”11月中旬，蒋介石和蔡廷锴通过电话后，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机来福州送函并接蔡。此函极力挑拨蔡与陈铭枢的关系，并企图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蔡廷锴将飞机扣留。
11月18日，根据陈铭枢的提议在鼓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在抗日、反蒋、联共这三点上是一致的，但蔡廷锴主张与蒋政权决裂时间应拖延一两个月，以便解决全省杂牌部队，集中19路军兵力，应付蒋介石陆、海、空军的进攻；陈铭枢则坚持迅速发难，会议延至午夜，由于陈铭枢是这支部队的家长，大家才勉强同意了陈铭枢的意见，蔡廷锴发牢骚，这副家当是他陈铭枢的，要败就只好由他来败。11月20日正式揭开了反蒋旗帜，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蔡廷锴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19路军总指挥。
新政府成立后，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一起发表了脱离国民党的宣言，参加新组成的“生产人民党”。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一面派重兵对新政权进行围剿，一面下令革除蔡廷锴、蒋光鼐的本兼各职，缉拿归案。
12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对蒋作战方针。蔡廷锴提出主动在闽北进击，将敌先头部队击败。蒋光鼐主张将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抵抗。但他们的意见都被否决了，最后的决议是放弃闽北守福州。由于这个错误的决议，闽北不战而失，军队士气低落。
1934年1月，卫立煌的第5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的第4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36师等部队进逼延平。仅数日，延平、古田失守。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商议，决定派邓世增回广东接洽，期望该军退入闽西南时，陈济棠允让闽、粤边8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入闽增援；同时派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给予支援。1月8、9两日，蔡先后连接彭德怀来电：敌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之势。蔡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火速向闽南撤退。1月15日，蔡廷锴离开福州，率全军向泉州退却。这样，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解体了。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10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而脱，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在泉州，蔡廷锴知道第2军军长毛维寿已有异志，为保存部队，他只身于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毛果然投向蒋介石，被委为第7路军总指挥。沈光汉的第1军、区寿年的第2军也被收编。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身边仍有从漳州带来的三四千武装部队。广东陈济棠想收编这些部队，蔡廷锴几经考虑后，与陈济棠所派的黄任寰接洽，将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编入粤军。蔡廷锴辗转至香港。黄和春旅被收编后不及一个月，被陈济棠缴械，徐名鸿被枪决。至此，英勇抗日的19路军被瓦解，蔡廷锴痛心不已。
无兵司令
痛定思痛，蔡廷锴自省缺乏政治眼光，于是决定出洋考察，以增长见识，陶冶性情。1934年4月，蔡廷锴离开香港，周游欧、亚、美、澳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一路上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自己的抗日救国决心，受到海外华侨和外国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墨索里尼对蔡廷锴的爱国热情也表示钦佩，他说：“我为何要欢迎你，因为我向来未见中国人敢和日本抗战者，有之，惟蔡将军尔。不但中国人要崇拜你，即外国人也要崇拜你之英勇，我不管中国政府对你之态度如何，我今天要热烈欢迎你。”南京政府令驻各国大使馆设法阻止华侨欢迎蔡廷锴，但适得其反，许多地方更加热烈，侨胞们常将使馆干涉的消息告诉蔡廷锴，要求蔡廷锴揭露南京政府的通敌卖国行为。
1935年4月，蔡廷锴回到香港。为继续抗日反蒋，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宗旨是：推翻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为宣传这一主张，他们集资扩充《大众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众报》很受民众的欢迎，销售量极大。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反对蒋介石，派李任仁请蔡廷锴入桂。蔡廷锴为抗日大计，将19路军公积金数十万交桂当局成立谢鼎新独立团，并决定不计成败入桂。7月蔡廷锴带区寿年、李盛宗抵南宁，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重建19路军。然而不久，李、白与蒋介石言和，征求蔡廷锴的意见，蔡坦然地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在离桂时，蔡留下一封信请人转交李、白，信中说，19路军缩编成一两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
1937年5月，蔡廷锴再次出游南洋。行至菲律宾惊悉“七七事变”，为参加抗日立即回国。9月1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委任蔡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 9月17日，蔡廷锴夫人彭惠芳在香港逝世，蔡非常悲痛，深感“妻虽一田间出身之乡下女子，但深知人情世故，对于家务处理，照顾儿女，与及人情客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贤内助。10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再次召见蔡廷锴，说：“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在返回住地的路上，蔡所乘之车被撞，蔡廷锴左腿负伤，回香港住进玛丽医院治疗。
1938年广州沦陷后，蔡廷锴被推举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 1939年，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接任总司令。7月，蔡廷锴与罗西欧女士结婚。10月蔡调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蔡廷锴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蔡任东路总指挥。战后，第26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原属蔡廷锴管辖的93师，奉命调武鸣归建制。蔡除南路游击队外，已成无兵总司令。他深知有人为19路军抗日反蒋之事在报复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蒋介石借机照准。蔡廷锴以上将参议官的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蔡又回家乡居住，直至日本投降。
参加民盟
1946年，蔡廷锴从香港到南京，与住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见面。一番恳谈，使蔡廷锴顿开茅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回香港后，他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中。3月12日，蔡廷锴等在广州李章达的住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4月14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实际由蔡廷锴代理，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青、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7月15日，蔡廷锴发表呼吁和平的谈话。蔡迁锴领导的“民促”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早期组织之一，在广西、广东一带开展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其政治主张。民促的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现代》月刊被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民主活动。
1947年秋，民促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但继续保持民促组织的活动。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蔡廷锴是军事家，对内战中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5月5日，蔡廷锴代表民促，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
9月12日，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启程，经过半个月的长途旅行，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热情接待。刚一安顿下来，蔡廷锴、谭平山等就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等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0月21日，高岗、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与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座谈会。蔡廷锴对于新政协诸问题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在东北，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要儿子蔡绍昌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2月25日，蔡廷锴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35人，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天津解放号”专车抵达北平。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会议代表共662人，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蔡廷锴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31人组成主席团常委会。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周恩来作了关于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后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年，蔡廷锴被推为慰问团总团的副团长(总团团长为贺龙)前往朝鲜慰问。他兴奋地对记者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和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军亲密团结，并肩作战，连续粉碎了敌军的多次攻势，把美帝国主义者打得落花流水，终于被迫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当年帝国主义横行霸道欺侮我们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蔡廷锴不但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次国。他到过朝鲜、苏联、日本十几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年11月，蔡廷锴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此后六七年间，为争取世界持续和平，蔡廷锴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57年蔡廷锴率代表团到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临行前，周总理问他，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他极认真地回答说，没什么好看法!总理笑了，耐心地说服他要将日本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和人民区分开来，积极促进中日人民交往。一席话说得蔡廷锴心悦诚服。当他和代表们乘机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正值深夜，还下着大雨，可数千名日本朋友和华侨依然冒雨等候。这热烈的场面感动了蔡廷锴，也使他体会到周总理在外交关系上的博大胸怀和政治远见。凑巧的是，开大会时竟然在会场上遇到“一·二八”淞沪战场上的老对手植田谦吉，为了和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发展，蔡廷锴大度地与植田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日本期间，蔡廷锴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了不少朋友。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原来我对侵略过我国的日本，感情上非常憎恨，总也忘不掉，不愿接受这个任务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经过周总理的一番话，我才认识到对国际关系，要有战略观点。”
蔡廷锴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时，对体育方面的情况不熟悉，于是就经常和秘书长荣高棠一起，深入到运动队和比赛场馆了解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当时贺龙任体委主任。他与贺龙合作共事，不仅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建立起深厚的友情。1960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国北京举行。蔡廷锴对此非常重视。除参与领导这项工作外，不仅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其他各场比赛，只要他有空，都亲自去观赛。在这次比赛过程中，他十分关心我国运动员的成败，切望能得到好成绩。最后，当我国运动员获得男女单打世界冠军时，他高兴极了。他说：“别小看体育活动，它可以为国争光。我们过去被人家视为东亚病夫，感到可耻，今天更要用体育场上的较量，使他们改观。这件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1966年“文革”———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在中国人民头上。红卫兵横冲直撞地“破四旧”，全国陷入恐怖混乱的深渊。民主人士首当其冲。蔡廷锴的老朋友蒋光鼐家里最先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走后，蒋光鼐深怕性情刚烈的蔡廷锴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和侮辱，急命夫人黄晚霞给蔡廷锴打电话，让蔡做好思想准备，不可冲动、不能发火，免吃大亏。蔡廷锴接电话后当然非常震怒。他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步。幸亏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向毛泽东建议，对13位高级民主人士进行保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蔡廷锴家由于有解放军的把守才幸免于难。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1]。
蔡廷锴故居
蔡廷锴故居位于罗定市罗镜镇龙岩村。建于民国初年，三进，院落式布局，是一座砖木结构的粤西典型农家大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主屋两侧有阁楼，内置暗廊贯通全屋。两侧设附屋，有猪舍、牛栏、舂米房、厕所等。后座两角置炮楼。屋前为地坪、池塘。屋后有菜园、果园、石砌围墙。通巷设水井。 1992年维修，吴南生为故居题写匾额。
1989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