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冬菊儿的近况，就是傅作义女儿。

        提起傅冬菊（现名傅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都知道她是著名爱国人士傅作义的长女、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中共秘密党员。

        傅冬菊老人今年已经83高龄了。多年来，傅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生活简单，家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具，有限的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以至于前几年房改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尽管如此，她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更不提及自己做出的贡献，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过去还经常和弟弟一起把攒下来的零钱捐给希望工程，资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并且联系各方面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学校。

         傅冬菊老人今年已经83高龄了。多年来，傅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生活简单，家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具，有限的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以至于前几年房改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尽管如此，她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更不提及自己做出的贡献，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过去还经常和弟弟一起把攒下来的零钱捐给希望工程，资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并且联系各方面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学校。     傅冬菊老人今年已经83高龄了。多年来，傅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生活简单，家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具，有限的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以至于前几年房改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尽管如此，她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更不提及自己做出的贡献，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过去还经常和弟弟一起把攒下来的零钱捐给希望工程，资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并且联系各方面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学校。               傅冬菊老人今年已经83高龄了。多年来，傅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生活简单，家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具，有限的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以至于前几年房改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尽管如此，她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更不提及自己做出的贡献，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过去还经常和弟弟一起把攒下来的零钱捐给希望工程，资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并且联系各方面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学校。       　傅冬菊（1924—2007），又名傅冬，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长女。傅冬菊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重要文件，及时提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交到周恩来手中，对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傅冬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专业。其间，傅冬菊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党的地下组织吸收为“据点”成员。1945年12月，傅冬菊在昆明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6年夏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副刊编辑。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人秘密进入天津会见傅冬菊，传达党的指示，要求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立即来到北平，和傅作义谈话，明确告诉父亲，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和父亲谈过多次，不时把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同时，傅冬菊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军统帅部作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始终工作在傅作义身边，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过傅冬菊的作用。
　　北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８月，傅冬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离休。2007年7月2日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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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冬菊（现名傅冬）是傅作义的长女、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现在大家都知道她当年是中共地下党员，可当初，别说傅作义不知道，就连北平地下党也没搞明白。
　　当时，北平地下党有南系、北系之分，北系是指抗战时期一直留在北平的部分，南系是指随各抗战时期南迁的大学返回的部分。傅冬菊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上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说起来，也算是南系的老人了。抗战胜利后，傅冬菊到天津《大公报》工作，继续参与革命活动，从此与南系断了关系。
　　北平方面前去找傅冬菊的人叫李炳泉，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认识傅冬菊。李炳泉把话说得比较直接，说北平地下党希望傅冬菊能到北京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这里倒没说自己是地下党员，不过估计傅冬菊心里也有数，马上就答应了。
　　后来北平地下党负责与傅冬菊联系的是王汉斌，也是傅冬菊在西南联大的老熟人了。通过傅冬菊，傅作义的很多情况都被共产党有关方面掌握了。
　　不久，北平地下党出事了，负责与傅冬菊联系的几个同志被捕。幸亏他们当中没出现甫志高，傅冬菊没有暴露。接下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崔月犁亲自负责与傅冬菊接头，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地下党的几个同志找到傅冬菊，交给她一张表格，“填完表你就是党员了”，但傅冬菊的话吓了大家一跳：“这个表我不能填，因为我已经是党员了……”
　　“文革”中有人在调查傅冬菊的时候，发现有关当事人的回忆，那叫一个乱！有的说是北平地下党发展傅冬菊入党的，有的说是上级把天津地下党的傅冬菊调到北平来的……于是乎，调查人找到傅冬菊本人，问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谁。
　　答：李定。
　　偏偏这个时候，李定不敢承认当初的事实。他正在原单位挨批斗呢，一听外调人员来问这事，心想：“我的历史问题够多的了，这件当初介绍大军阀女儿入党的事坚决不能再承认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呀……”
　　内查外调了多个来回，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把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惊动了。
　　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傅作义说了一句：“你女儿的党籍没有问题，请你放心。”领袖发话，最后定论，傅冬菊的党籍终于没问题了。
　　和平解放北平，是国共两党以中华民族最高利益而共同作出的一次明智选择。因此，北平这座五朝古都才得以保存，千万百姓的生命及大量稀世文物，才免遭涂炭。在这一旷世义举中，头功者，应首推傅冬菊。
　　傅冬菊是中共秘密党员。她时任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她利用自己（傅作义之女）的特殊身份，通过设在天津黄家花园的“华北剿总”办事处，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此外她还做了许多劝阻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艰苦说服工作。特别是，正是通过她，中共根据取得的傅作义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适时掌握战机，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抑困在华北。
　　秘密和谈阶段，傅作义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利用的基本都是傅冬菊这条联系通道。中共利用傅冬菊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一直掌握着和谈主动权，根据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才最终作出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而傅作义也为了北平百姓和千年民族文化，而放弃个人名利，通过傅冬菊的中间联系，欣然接受了中共和谈的内容。但就在此时，毛泽东却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最后通牒）措词极为强横、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党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自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深知父亲“士可杀，不可辱”的脾气，怕傅作义逞一时意气而拒绝。那样将是北平数百万百姓和千年文化古都的末日。于是，在她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这封中共公函（最后通牒）时斟酌再三，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
　　1949年2月1日，即解放军入城仪式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最后通牒），此时傅冬菊才把此信原件交给父亲傅作义。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傅冬菊后来解释傅作义此时的心情，他不是后悔北平和平解放，而是不服气这样蔑视他和他的部队，更不该在和平协议已经实现的时候，用这种态度侮辱他。
　　由上可知，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保护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二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及无数古建、文物的大功臣。她的历史贡献是不容否认的，如果没有傅冬菊作这样的努力，估计北平将会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局，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然而，在其后的岁月中，傅冬菊的境遇十分凄惨。
　　北平和平解放后，《大公报》停刊，傅冬菊仍用“傅冬”笔名，并随刘邓大军南下，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后来随军辗转到昆明，并受到老熟人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把她编入宋任穷的“西南服务团”。
　　1951年，陈赓将军将傅冬菊由昆明带回北京，并准备派她到朝鲜前线做英语翻译工作。在北京，傅冬菊见到了中共老资格革命家帅孟奇。帅孟奇以朝鲜前线不安全，不适合傅冬菊为由，把傅冬菊留在了人民日报社。从此，傅冬菊一直担任人民日报记者作新闻工作。
　　之后，傅冬菊感到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遭受歧视。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党组织的有关人员，曾要傅冬菊填一张入党申请表，说：“填完表你就是中共党员了”，傅冬菊很感意外，说：“我早就是党员了，这个表我不能填……”后来还是在崔月犁的证明下，才作罢。
　　“文革”期间，傅冬菊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
　　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亲，入党、闹革命，这些即便没有功劳，怎么也不会有罪吧？怎么倒成了“反革命”了？甚至连当年自己为避免中共公函给傅作义带来负面作用的“扣押公函”事件，也被说成是“扣押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了，这让傅冬菊尤其接受不了，于是她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才获自由。
　　“文革”后，傅冬菊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十几年（1982至1995年）。1995年后在美国与孩子生活了两年，此后，就一直生活在北京。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十分平淡，甚至可以用窘迫、困顿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
　　平时，傅冬菊深居简出，从不向人提及自己对和平解放北平做出的贡献。有时，她还把省吃俭用存下的零钱，捐献给希望工程。她曾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2007年，傅冬平静的走完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