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南溪山医院皮肤科:中共著名搭档：一身是谜的刘伯承与他的政委

    在中共近代史上，毛泽东称罗荣桓元帅是一生与他共事的人，然而,中共著名的搭档，一身是谜的刘伯承元帅与他的政委，却鲜为人知。

                 
    “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他们的部下如是说。

    “我称刘伯承为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邓小平如是说。

            
                      杰出领袖邓小平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五幅标准像之一
    邓发做媒，邓小平喜结良缘。刘伯承出谋划策，让新郎倌免醉新婚之夜……

             
           1939年9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这是婚后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和卓琳。
    刘伯承一身是谜。

    刘伯承有过终生难忘的耻辱：成绩优异的父子同时被逐出考场。但他又曾是一个中国旧式军人，官至军长。当激进青年劝其参加共产党时，他语出惊人：“不能一见旗帜便拜倒。”可是，在他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便揣着银元上山当“山大王”，终身不曾动摇。

    他是一个残疾人，24岁时便在战斗中被打瞎了右眼，得到“瞎哥”的外号，其后右腿又几乎致残。作为一个军人，失去了瞄准用的眼睛，拖着一只行动迟缓的腿子，这无异是宣告军旅生涯的终结。可是，就是这位“瞎哥”，用一只眼睛指挥了千军万马，拖着一只残腿跨越了千山万水。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
    他是一位伤心的父亲。儿子为了金钱，亲自跑到巡捕房告密“我知道刘伯承在哪里”，气得他捶胸顿足大骂“这个龟儿子！”可是，他与自己的搭档却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他是解放军中惟一两次被撸掉总参谋长职位的“霉人”。延安整风期间他曾信手写下这样的诗句：“三参总戎幕，一贱两罢官。脑汁贫而病，匆匆已十年。”虽然厄运似乎总跟随着他，但他却总能从逆境和顿挫中崛起，他指挥的部队曾经打下过半个中国。

    他是傲视死亡的“军神”，能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开刀做眼部手术，并且能够清楚地数完“第七十四刀”。可是，在他担任元帅后却在怀仁堂悲从心来，泪飞如雨。…………

              
    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沿,部署渡江作战
    刘伯承创建的盖世奇功，离不开一个人的辅佐；刘伯承一生的难解之谜，需要从另一个人身上找出谜底。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这个人，刘伯承是不完整的。

    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搭档--邓小平。

    刘伯承初次认识邓小平是在1931年。当时，邓小平任中央苏区瑞金县委书记，不久因支持毛泽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被博古等人冠以“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领袖”的罪名而撤职批判，他漂亮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邓小平一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字，从此分手了。这件事传遍中央苏区。刘伯承听说后，一伸大拇指：“是个汉子，有个性。”

    不久，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从宁都农村调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与担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刘伯承的忠厚、诚挚、和蔼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初，刘伯承、邓小平同率部解放成都的贺龙（左二）、王维舟（左一）在重庆相会。
    刘邓真正结为搭档是在1938年。那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他与担任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一起工作，从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转战大半个中国，前后长达13年。

    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差异一望而知：

    从年龄上讲，刘伯承比邓小平大12岁，他们共事时，刘伯承已是年近半百，而邓小平才34岁；从出身上讲，刘伯承是老行伍出身，而邓小平是出过国、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从分工上说，刘伯承主管军事，邓小平主管政治；从性格上说，刘伯承像个慈祥的父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邓小平则恭整严肃，脸上很少带笑容，他曾对工作人员讲：“我不反对你们轻松活泼，但我就是这个严肃的性格”；从爱好上说，邓小平可以在麻将中斗法，可以在桥牌里角智，他还喜爱游泳，他曾说：“我是用游泳来锻炼身体，拿桥牌来训练脑筋”，而刘伯承除了看书、工作，别无嗜好。

                     
                               1939年，邓小平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
    对于被全军公认为“黄金搭档”刘邓,他们的部下有许多的描述：刘邓两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老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李达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口边：“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都要听政委的。”刘伯承还有句口头禅：“政委的话，就是命令。”

    刘邓虽然有分工，但也时常越界过问，两人都毫无芥蒂，全力维护对方的威信。一次，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需要向地方政府找大车搬运。刘伯承事前调查只需借5部大车，结果承办人员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大车。刘伯承大怒，质问承办人员：“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何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他来不及跟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干部训话。有人底下嘀咕：“这是邓政委负责的事，他发那大的火干嘛！”邓小平主动站在台下，认真听取刘伯承的严厉批评。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马上走上台，说：“师长抓的是涉及军民关系、军政团结的大事，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有意见的同志一看政委恭敬的样子，也就不敢再吱声了。

     1986年10月21日,刘伯承元帅与世长辞了,邓小平挥笔撰文《悼伯承》,颂扬了刘伯承戎马一生的丰功伟绩，抒发了失去亲密战友和忠实搭档的怀念之情。

                          《悼伯承》

                            邓小平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一九一五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二十二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长征开始前，他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长征一开始，伯承率五军团担负了最艰巨的殿后任务，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恶战，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后来他又担任先遣司令，率领部队斩关夺隘，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长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伯承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大陆解放不久，他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

    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伯承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拯民于水火”，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使伯承从旧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清楚了，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除了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别无他途。伯承在一九二四年就接触了共产党人，但他没有马上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在经过了两年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之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九四二年冬天，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的同志祝贺伯承五十寿辰的时候，他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他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世的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