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消化系统要多少钱:古代帝王选择陵寝与怎样看风水？

世界龙脉 中国的山脉水系，此图一目了然。山脉为山龙，江河为水龙。山龙主贵贱，水龙主贫富。
北京为山龙聚首之地，呈官贵之气；上海为长江水龙吐气之地，呈财富之气。中国究竟有多少条风水龙脉？

我们先看一下究竟什么是龙脉。古代“风水术”首推“地理五诀”，就是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是“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龙就是山的脉络，土是龙的肉、石是龙的骨、草木是龙的毛发。寻龙首先应该先寻祖宗父母山脉，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所谓祖宗山，就是山脉的出处，群山起源之处，父母山就是山脉的入首处，审气脉即指审祝山脉是否曲伏有致，山脉分脊合脊是否有轮晕，有轮有晕为吉，否则为凶。还有寻龙需分九势，九中龙势中有：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巨龙、针龙、腾龙、领群龙。来龙就要山势曲折婉转，奔驰远赴。

风水中借龙的名称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因为龙善变化，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隐能现，能飞能潜。山势就象龙一样变化多端，故以龙称呼。平地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对龙脉好坏的看法，是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兴衰如何。山脉来得绵远者，发富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发富亦短促。总之，风水龙脉大致反映了我国的山脉走向，是古代先哲对中华地理的朴素认识，是千百年经验的积累。 成语“来龙去脉”就源于此。山脉有不同的走势，因此龙就有不同是姿势。

风水学把龙势分为5种。1，南北走向称为正势。2，由西向东成为侧势。3，逆水而上称为逆势。4，顺水而下成为顺势。5，首尾相顾成为回势。

龙脉的形与势有别，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是远景，形是近观。势是形之崇，形是势之积。有势然后有形，有形然后知势，势住于外，形住于内。势如城郭墙垣，形似楼台门弟。势是起伏的群峰，形是单座的山头。认势惟难，观形则易。势为来龙，若马之驰，若水之波，欲其大而强，异而专，行而顺。形要厚实、积聚、藏气。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至少24个王朝，如果按照每一个王朝就有一条龙脉来计算的话，那么中国至少就有24条龙脉。黄帝的龙脉在中原黄河流域；大禹的龙脉在今天四川汶川县的九龙山；商汤的龙脉在黄河流域；周朝的龙脉在岐山；秦朝的龙脉在咸阳；汉朝的龙脉在沛县；西晋的龙脉在河内；隋朝的龙脉在弘农；唐朝的龙脉在长安、陇西、太原；宋朝的龙脉在开封、巩义、洛阳一带；元朝的龙脉在内蒙古草原；明朝的龙脉在安徽凤阳；清朝的龙脉在东北。当然，这些都是大致的范围，其实龙脉的具体位置是很难确定的，这是因为龙的活动范围是变动不定的，并且大多数龙脉都是依山傍水而生的。

按照风水学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大龙脉正在西进和东出的状态中，西进方向的是黄河流域，华山地区是大龙喝水和出口处；东进方向的是长江流域，黄山地区是大龙喝水和出口处。这两个区域以后会形成中国新的大龙脉。

中国龙脉的始祖源自昆仑山。昆仑山的左边（西北边）是天山山脉、祁连山山脉、阴山山脉。北边有阿尔泰山，伴它行的还有贺兰山、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昆仑山的右边（西北、西南边）有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等山脉。昆仑山龙脉夹在上述南北山脉中间，不断向东施展辉煌灿烂的舞姿。龙的主脉落在陕西省的西安市（即古都长安），然后东出中原（河南），同时展开北向、南向、东向、西向分支，形成井体的昆仑山脉体系。

昆仑山到了中原以后，向东有六盘山、秦岭；偏北又有太行山；偏南有巫山、雪峰山、武夷山；向南是南岭；加上五岳:北岳恒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还有东边的黄山和台湾的玉山（海拔4000米），西南的峨眉山。这些举世闻名、举世无双的大大小小山脉--大大小小的龙脉，构成了一幅中华巨龙图，是大龙、中小龙混杂的卧龙图。因而，就有西方个别敏感的政治家，称中国是一条沉睡的巨龙。从政治上来讲是对的，但从风水学上来讲却不对的。因为它不是一条，而是一群大小不等的卧龙。40多年前，它们睡的迷迷糊糊，中华民族才从先进走向落后的。现在已经群龙苏醒，我们的民族必然要复兴；从落后走向先进！

当然，江河是龙的脉络，水是龙的血液。中国有三大河流，即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河流中的黄河与长江同是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是黄河的发源地，而地处西藏自治区的唐古拉山则是长江的源头。黄河、长江与珠江都是向东流，分别流入渤海、东海与南海。黄河全长5400多千米，流经青海、四川、陕西到山东流入渤海，经过九个省区；长江全长6300多千米，流经青海、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苏到上海注入东海，流经八省、直辖市。珠江源于云贵高原，流经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经广州市形成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而后流入南海。三大河流配合大龙脉的走向而流动，使成为大地的地方形成了山环水抱之势。

除了三大河流之外，还有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辽河、鸭绿江、图们江、嫩江；西北的塔里木河、额尔齐斯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东部地区的淮河、海河，等等。

此外，各省各地均有自己的江河。诸如湖南的湘江、四川的嘉陵江、广西的邕江、红水河，等等。全国还有调节江河水（龙的血液）的2000多个湖泊；这些天然的淡水湖，缓解了江河的急流，使水来个大弯小弯，形成了山环水抱的作用。例如鄱阳湖，位于江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长江到这里打个大弯，水注入鄱阳湖，使江西的风水地理成为全国之冠，成为全国的三大（江苏、湖北、江西）才子之乡，居于湖北、湖南中间的洞庭湖，也在长江中游的弯曲处，故湖南人灵地杰、人才辈出。据湖南的地形图来看，湖南有龙凤呈祥之形。龙指的是新化的大熊山为龙尾，过涟源-娄底-宁乡-韶山，龙头落于涟水。韶山位于龙的七寸部位，岳麓山是龙足。凤指的是，南岳是尾，过双峰-湘乡，凤头与龙头隔涟水相望。而曾国藩的故里处于凤颈与凤背的结合部位，故这一带净出女杰。在这当中，以大熊山龙脉为最贵，其祖山九龙池海拔1622米，高盖湘东、北、南、西之大部分地区。九龙池顶原有一池，周围有九条山脊，每一条山脊下有一股泉，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泉水流出，现已基本消失。

山是龙的势，水是龙的血，因而，龙脉离不开山与水。自古以来，山环水抱之地都是风水宝地。即便是抛开风水学、龙脉说的观念不谈，任何人在这种山奇水秀的环境中成长、生活都未免不是一种和谐、和乐的享受。中国的龙脉（ 山岭 ） 星罗旗布，到处皆有，江河水流（ 脉络，血液 ）快慢节奏均衡，龙脉和江河湖海配合得非常紧凑，编织成一幅壮观的，宏伟的，美丽的，到处山环水抱的地理蓝图。

真正的好风水，理应符合人个体的需求，风水理应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中国古人挺讲究风水的，堪舆术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气”。“气”是什么？这可是堪舆术上一个挺玄乎的东西。如果借用中国古代堪舆术的概念来描述，“气”就是一种存在，是万物之源，包括人，都是由气形成的。即，父亲的乾阳之精气，与母亲的坤阴之血气，精、血二气相交融，才诞生了人，此即《庄子》中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而人为什么会死，则是“气”散所致，“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此就是大家常挂嘴边的话，“人活一口气”。
　　“气”分生气和死气两种，显阴、阳之别，有金、木、水、火、土五类属性。风水宝地就是有生气之地，得生气的地穴才是活穴，能荫及子孙，是可保江山社稷不倒的龙兴之处。这也是古人，甚至今人都会花大功夫大把钱，请堪舆师（民间俗称“风水先生”）寻找风水宝地的主要原因。
　　朱元璋葬父时出现怪异天象
　　朱元璋，为什么能开创大明王朝，当上皇帝，朱氏有277年帝王家历，民间传说是因为他祖坟葬得好，父母埋到一块风水宝地上，恰巧这里有王气，是真龙结穴之处。明“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桢卿所著《翦胜野闻》记载：帝（朱元璋）父母兄弟相继死，贫不能具棺，与仲兄谋草葬山中，途次便断，仲返计，留帝视尸。忽风雨，天大晦，比明视之，则土裂尸陷，已成坟。
　　这段记载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就是说朱元璋放下扁担的“土裂尸陷”地方，正好处于龙脉上。因为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结果“平地起坟”，朱家子孙有了帝王命，从此风流三百年。公元1644年灭亡了，则是帝王之气不存，龙脉受伤之故。
　　关于朱元璋葬父葬到了风水宝地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当时朱父“尸陷地裂”，得以平地起坟。雨过天晴，朱元璋急急跑出躲雨的寺庙，到原地一看坏了，父亲的尸体没有了，感到十分迷惑，便将头枕在抬尸的扁担上四肢拉开，仰天长叹，等二哥赶回来商量怎么办。
　　一个老和尚恰好走过，觉得惊奇：扁担与朱元璋的身体正好构成了一个“天”。不一会儿，朱元璋又侧身翻转，这更不得了了，又成了一个“子”。“天子”现世，此人必贵。果然不出老和尚所言，朱元璋后来当了大明皇帝。
　　现代学者吴晗解释“平地起坟”现象
　　吴晗著《朱元璋传》则将上述“野闻”又进行了创作，意在解释“平地起坟”的迷信现象：突然间风雨交加，雷轰电闪，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约够一顿饭时，雨过天晴，到山坡下一看，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坡土松，一阵山洪把坡上的土冲塌了，恰好埋了尸首。
　　吴晗是明史专家，他是“无产阶级学者”，可能知道野闻是附会之说，不合毛泽东的无神论思想，才弄出了“山洪说”。虽然合理却不合情，反而不如徐桢卿的记述有趣。
　　实际上还是朱元璋本人客观，自己把民间传说给否定了。朱元璋父亲朱五四（朱世珍）死后不到十天，其母亲又死了，接着哥、嫂、侄倒地。《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
　　可见，朱元璋父母那块风水宝地不是巧遇，而是乡绅刘继祖看他可怜，动了恻隐之心，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送给朱家的，也非“天葬”。因为这件事，朱元璋称帝后不忘记恩人，虽然刘继祖已死了，仍给他当了官，特下诏追封他为“义惠侯”，以示感激。
　　堪舆大师郭璞解释祖坟葬风水宝地
　　一块风水宝地真有那么神奇？神奇到可以让家贫如洗、被迫去当和尚的朱元璋得到万年江山？一下发迹？古代堪舆术认为，其作用是通过“气”来完成的。中国古代风水鼻祖、晋代大学者、山西人郭璞（公元276—324年），在其所著的《葬书》中，阐述了感应原理和作用关系。
　　《葬书》中称：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内，以荫所生之法也。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
　　这段话也是中国古代堪舆术的理论基本，字面晦涩难懂。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弄得全明白，知道个大概意思也就足够了：就是埋葬要选择有生气的地方，即所谓风水宝地，有生气才有万物。
　　人是气的产物，人体骨骼就是气凝结而成的。人死了，气也散了，仅留下了一副失去生机的尸骨。如果尸骨埋葬在有生气的地方，就会枯骨逢春，灵魂得到升华。所有的人都是父母所生，就如一棵大树，父母是“本”是树干，子孙则是父母在世间的“树枝”。父母的尸骨在地下得到了生气，“本”就会生机盎然，与“本”一脉相连的“枝”也会大大
　　受益，枝繁叶茂，福泽绵长。
　　      汉东方朔释“灵钟”自鸣现象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郭璞在说理中拿“铜山西崩，灵钟东应”的故事为论据。汉武帝刘彻当政时，未央宫殿前悬着的一口大铜钟出现异象，无故自鸣。刘彻赶紧派人找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东方朔问问原因。《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子母相感，钟鸣，山必有应者。”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是西汉早期的辞赋家，很有学问，通过自荐为刘彻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先后当过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
　　东方朔有点像后世清朝的纪晓岚，诙谐敏捷，擅察言观色，常在刘彻面前谈笑取乐。他的“天地感应”之说吹得与郭璞的堪舆基理一样，天衣无缝：铜钟是山的儿子，山是铜钟的母亲，母子连心，所以铜山崩裂了，钟自然响了。
　　三天后，东方朔的话果然应验了：“居三日，南郡太守上书言山崩，延袤二十余丈。”
　　迷信“感应说”行洗骨葬
　　这里插一句，因为有“感应”一说的存在，过去民间还有一种“洗骨葬”。如果家人生病了，或家中出灾祸，会认为是已死去先人惹的祸，风水不吉，尸骨不净。于是要将坟重新挖开，把尸骨取出，用清水洗刷干净，越白越好，名为“除祟”，再重新择吉地入葬。这种葬法过去有不少地方都有，如浙江开化。据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当地的普马族人在家里死人后，会首先埋在家里，每天用开水往上面浇，等到尸体腐烂了再取出来，刮去腐肉，洗净骨头，用绸缎包好。然后围着白骨跳舞，收藏在家里三年之后才择地下葬。如果家里有人生病，又会把骨头取出来，说是附上了鬼怪，得再洗一下。
　　在贵州地区的苗族人中间以前也有这种葬法，名为“洗骨苗”。这种怪异葬法的存在，就是郭璞在《葬书》所阐述的感应原理，“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气感而应鬼福及人”。
　　帝王下葬要“寻龙”“点穴”
　　风水宝地找好了，即“寻龙”成功了，取穴下葬也还有讲究，要“点穴”，否则同样影响子孙发达。“寻龙”看山势，“点穴”看地形，龙主形，穴主气。穴是什么？就是陵墓置放棺椁的地方，帝王陵寝中叫地宫。有龙必有穴，如果因为筑穴而破了地气，那这风水宝地不是白选了么。因而墓穴的朝向、深浅、下葬时辰、动静都有说法，讲究什么藏风聚气、前呼后应，要交合分明，左右相济，即所谓的左辅“青龙入海”，右弼“白虎驯頫”；前“朱雀起舞”，后“玄武垂首”。
　　这些“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什么的，都是古代堪舆术上的术语，是山势地形与周边环境的特征概括。大家知道这么回事就行了，如果要弄清，那可太复杂了，没有必要。
　　古人认为，生气和死气是辩证的关系，同时存在，仅因时序和方位的不同而有异。疑后人假托黄帝之名而作的《黄帝葬经》称：正月，生气在子癸，死气在午丁；二月，生气在丑艮，死气在末坤……
　　因为这个原因，过去风水师都随身带有测定方位和时序用的罗盘，就如现代商务人士的手提电脑一样，是堪舆必备工具，通过罗盘可测知龙脉走向和生气强弱。如果葬到了坏方位坏时刻就糟糕了，“凡葬不得吉气，即陷子孙贫贱衰绝”，所以“葬地者可无慎乎”，不能不重视。
　　“葬压龙角，其棺必斫”
　　有一个民间传说很有意思，武则天当政时官至侍中的郝处俊，死后遭到掘墓开棺之严惩，据说就是葬的方位出了问题。郝处俊下葬后，当时有懂风水的人走过郝的墓地，看罢叹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来郝的子孙犯事，株连九族，郝在地下难逃祸害，果然武则天派去的人把他的坟给挖了，棺材撬开砸了。
　　陵墓高大封土防止“泄气”
　　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选得一块可以荫及子孙，保全国运的风水宝地，不惜花费巨资，并当成国是商议。从秦始皇嬴政，到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再到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福临，无不重视寿宫（陵寝）的选址问题。下葬后，也不能大意，要注意保护地气和龙脉，封以厚土，圆堆“藏金”，不致泄气，这也是后来陵墓都有高大封土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个道理，中国古代出现了挖人祖坟、断人龙脉的事件多不胜数，故意使坏。而盗墓之所以被世人视为断子绝孙之行为，就是因为祖宗的地气被泄之故，才恨得咬牙切齿。古人还认为尸骨下葬后不可轻易迁移，否则会坏了风水，发迹不了。
　　恐坏龙脉朱元璋不敢重葬父母
　　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在应天（南京）称帝后，首先想到要把父母、兄嫂的坟迁址，盛装豪椁隆重再葬，并派精通风水的刘基前去安徽凤阳老家勘查。刘基回奏，山川灵气不可动，一动风水就不灵了，会破了朱家龙脉。迷信的朱元璋遂放弃了重葬的念头，选择在原址上修建大型皇陵。张廷玉编纂的《明史·山陵》记载了这件事：
　　太祖至濠，尝议改葬，不果。因增土以培其封，令陵旁故人汪文、刘英等二十家守视。洪武二年荐号曰英陵，后改称皇陵。
　　因为这个原因，凤阳的明皇陵是没有地宫的，这也是历代帝王陵寝中少有的现象。
　　同时，朱元璋狂施皇权，给下葬时连棺材都没有的父母、哥嫂封官加爵，一辈子连饱饭也未吃过几天的朱五四当上帝王，追为“淳皇帝”，庙号仁祖。
　　张献忠起义军焚明祖陵“断龙脉”
　　在古代所有发了财当了官做了皇帝的人，都会称祖上埋到了风水宝地，这实际上是一种附会。他们向世人所解释的发迹之谜，是掩盖巧取豪夺、滥杀生灵之罪恶的一种借口。而一些子孙倒霉的也不一定就是祖陵风水不好。唐朝的郝处俊遭挖坟砸棺之祸，并不是因为葬的方位不好，压了龙尾巴，而是因为他系唐高宗李治的老臣，生前就强烈反对武则天，武氏一直怀恨在心，生前奈何不了，死后便可以随心所欲了。
　　传说朱元璋父母葬到了风水宝地才得了江山。试想，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朱元璋能够建立大明王朝，是拼杀出来的，是“马上得江山”。
　　但朱元璋家祖坟葬到了风水宝地上的说法，过去竟然一直有人相信，崇祯八年（公元1378年）正月，张献忠的起义军攻打到安徽凤阳时，便将朱氏的祖陵破坏得乱七八糟，“焚皇陵，烧陵殿，燔松三十万株”，坏其风水，名为“断龙脉”。
　　“郭璞葬母”有科学道理
　　从另一方面来说，堪舆师是有一技之长的，相对来说都是古时候的地理学家，对气候、环境较为敏感，不承认风水术有科学道理也不行，不信也不行。风水圈中过去有一个百谈常新的“郭璞葬母”传说：郭母死后，郭给母亲挑选的墓穴距离河边不到百米，如果一发大水坟便会被淹掉，这可是风水大忌。郭璞却敢葬，预言水必退去，时人将信将疑。结果若干年后，河水果然改道了，郭母墓四周都成了桑田，郭璞的名气因此大振。郭璞为什么敢这么断言，无非是他对附近的山川走向、河流分布、气候变化，比别人更了解。
　　风水宝地一般人家享用不得不过啊，堪舆真龙结穴的所谓风水宝地，是皇家特权，一般人是不能享用的，否则会遭杀身之祸。史上记载，南朝宋代时浙江有位名叫唐寓之的人，出生于堪舆世家。他在外鼓吹，祖坟有帝王之气，当在他这一代的身上显贵。他不但到处宣扬，而且还招兵买马宣布起事，不久自称“唐皇帝”。当时中国正是大分裂时期，想当皇帝的人不少，乱兵四起。
　　宋代当政是刘昱（公元473—477年，在位6年，后为萧道成所杀，贬为苍梧王），哪容一个风水先生与他争天下。结果，“唐皇帝”与刘昱之兵首战即败，被活活生擒遭诛。
　　清明扫墓的风水学原理
　　这里补充说一下，现在每年清明扫墓大军与春运一般壮观，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在仲春时节去扫墓？除了郊游踏青的理由外，这里面也与古代堪舆术有关。堪舆术有一个大概的解释，认为子孙能想着先人的归葬之处，就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清明前后正是阳气上升季节，《管子·形势解》，“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气息交换旺盛，是亡人与活人“心灵感应”最活跃的时候。
　　生者去阴宅看看，也是阴阳平衡的需要，会获得一年的心灵平安。而且，古人还认为，生者住所阳宅要时时维护防漏雨什么的，死者所居的陵墓，即阴宅也得定期扫视修理，添土护坡防“泄气”。
　　从心理学上来说，这话还是有道理的。从伦理学角度看，鼓励后人每年定期祭祀先祖故友，也是应该的，不然连祖宗都忘记了，那不是“忘本”么？还谈什么感恩、孝顺？何来礼仪之邦？

 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古代帝王在选择墓葬位置的时候都非常重视“风水”。而“风水学说”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环境观”，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先民对于自然的探索和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玄妙界定。通观历代帝王陵寑，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都占据着华夏大地的一处处“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吉壤”。而这些“吉壤”的选择，也无不表现了我们的祖先对于中华民族血脉永继、繁荣昌盛所寄予的深深祝愿。由于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伦理观念和丧葬习俗，古代帝王的大墓里往往藏有大量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

关中唐帝十八陵分布图

　　选址原则一：注重整体  

　　风水一词最早出自《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理论就是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以人为中心，把天地万物都当作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要素。风水学的功能就是要宏观把握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这其实与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论不谋而合。整体原则是风水学的总原则，其他原则都从属于整体原则，以整体原则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现代风水学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的《黄帝宅经》主张“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肤，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这其实就是古人在选择居所时对于系统论的朴素应用。

　　照古人的观念，阴宅选址的地形地势、方位和安全，将长久地影响后代子孙的命运。清代姚延銮在《阳宅集成》卷《丹经口诀》中特别强调整体功能性，主张“阴宅须择好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为有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

　　唐代的陵墓建设是继秦汉以后的又一次高潮。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唐21帝，除武氏与高宗合葬，末代的两位皇帝葬在河南、山东外，其余都在陕西渭水北岸，号称“关中十八陵”。各陵以层峦起伏的北山为背景，南面横亘广阔的关中平原，与终南、太白诸山遥遥相对。渭水远横于前，泾水萦绕其间，近则浅沟深壑，前望一带平川，黍苗离离，广原寂寂，更衬出陵山主峰的高显。唐陵继承了汉陵四向开门的传统并加以发展，形成象征帝王居所的宏伟构图：在陵丘四周建方形围墙，称为内城，四面正中为门，设门楼，四角设角楼；南门朱雀门内建献殿，举行大祭典礼；朱雀门外是长达三四公里的神道，最南端以一对土阙开始，阙后为门，由此向北离朱雀门约数百米至一公里是第二对土阙及第二道门，再由此门通向朱雀门前的第三对土阙。在第一、二重门之间的广大范围内分布着众多的陪葬墓，其中尤以太宗昭陵的陪葬墓最多，达167座。整个陵区范围十分宏大。此外还以许多气势雄壮的石人石马来陪衬渲染帝陵的尊严和崇高的气氛，使得无论什么人来到此地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敬仰尊崇之意。

  选址原则二：因地制宜  

　　《周易·大壮卦》说：“适形而止。”先秦时的姜太公倡导因地制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这其实就是我们古代先民根据环境的客观性，采取适宜于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表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使人与建筑适宜于自然，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这也正是风水学的真谛所在。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土质差别也很大，各地的建筑形式亦不相同。我国西北干旱少雨，黄河中游有大片具有壁立不倒特性的黄土层，易于挖掘，并具有防寒、保暖的特性，因而在黄土断崖处挖掘横向穴洞的居住形式——窑洞民居，广泛分布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省。而西南由于潮湿多雨，虫兽很多，那里的人们就在栏式竹楼上居住。《旧唐书·南蛮传》就有关于竹楼的记载：“山有毒草，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这种竹楼楼上住人，楼下空着或养家畜。竹楼空气流通，凉爽防潮，大多修建在依山傍水之处，特别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此外，草原的牧民以蒙古包为住宅，采取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云贵山区的人民用山石砌房；华中平原人民以夯土建房，这些建筑形式都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的结果。

　　明代帝陵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卜选的。明永乐年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廖均卿在昌平境内寻找。后来他在这一地区找到一片“吉壤”，叫黄土山，山前有龙虎二山，形成风水宝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封为“天寿山”，并于1409年开始在此修建十三陵的第一座陵墓——长陵。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敞开，山间泉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千米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从十三陵的选址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万历年间绘制的《襄阳古城图》

 

  选址原则三：依山傍水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了许多蕴涵着智慧的生活经验，其中在背山面水的地方建立定居点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当今考古所发现的原始部落遗址几乎都建在河边台地，这与当时古人狩猎、捕捞、采摘果实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其实这也就是风水理论中依山傍水原则的由来。

　　明代宣德年间，张谷英率族人来到湖南岳阳县渭洞乡。这里的地形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五百里幕阜山余脉绵延至此，在东北西三方突起三座大峰，如三大花瓣拥成一朵莲花，是风水学里典型的“土包屋”式的依山形式。于是张谷英带大家在这里定居下来，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五百年来发展成为六百多户、三千多人的大家族。这是比较典型的好风水旺家宅的事例。

　　建在珞珈山麓的武汉大学已有百年历史，在特定的风水环境下，校园因地制宜依山而建，学生宿舍贴着山坡，像环曲的城墙，还有个城门洞似的出入口。山坡平台上以中孔城门洞为轴线，图书馆居中，教学楼分立两侧。主从有序，严谨对称。学校得天然之势，显示出高等学府肃穆宏大的气势。武汉大学的选址和营建正是风水理论中“屋包山”的典范。

　　古人对于阴宅的重视不亚于阳宅，特别讲究“事死如事生”。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兴起了依山造陵的观念。许多国君的墓不是背山面河，就是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甚至有的国君墓干脆建在山巅之上，以显示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皇权的威严。后来人们选择墓地又特别重视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依山傍水被古人视作最佳风水宝地。《大汉原陵秘葬经》就曾记载：“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

　　著名的秦始皇陵就是“依山傍水”造陵的典范，它背靠骊山、面向渭水，这一带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也许有人要问，秦始皇执政于都城咸阳，为什么陵园却要选在远离咸阳的骊山之阴？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地势就明白了。整个骊山唯有临潼县东至马额这一段山脉海拔较高，山势起伏，层峦叠嶂。从渭河北岸远远眺去，这段山脉左右对称，似一巨大的屏风立于始皇陵后，站在陵顶南望，这段山脉又呈弧形，皇陵位于骊山峰峦环抱之中，与整个骊山浑然一体。可以看出，这里正是一块符合依山傍水原则的风水宝地。

　　秦代“依山环水”的造陵观念对后代建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汉帝陵如高祖长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就是仿效秦始皇陵“依山环水”的风水思想选择的。以后历代陵墓基本上继承了这个建陵思想。

　

古代墓葬选址示意图

  选址原则四：察形观势  

　　中国传统的“天人一体”哲学观使得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生有着独特的看法，特别讲究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传统风水理论实际上也是这种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应用。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也就是说，在选择居停之处时要重视山形地势，把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去考察，这也就是所谓的“查形观势”原则。

　　《禹贡》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风水学把绵延的山脉称为龙脉。我国的龙脉都源于西北的昆仑山，从昆仑向东南又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经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每条大龙脉都有干龙、支龙、真龙、假龙、飞龙、潜龙、闪龙，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应顺应龙脉的走向。

　　在查形观势的时候还要弄清楚龙脉的形与势的区别：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是远景，形是近观。势是形之崇，形是势之积。有势然后有形，有形然后知势，势住于外，形住于内。势就像是起伏的群峰，形则是单座的山头。认势唯难，观形则易。势为来龙，若马之驰，若水之波，欲其大而强，异而专，行而顺。形要厚实、积聚、藏气。从大环境观察小环境，便可知道小环境受到的外界制约和影响，诸如水源、气候、物产、地质等。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查形观势就是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样就不会有后顾之忧，而会后福绵延，福泽子孙。《朱子语类》论北京的大环境云：“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这说明了北京地理环境之优越。

　　中国帝王陵墓的选址是非常注重查形观势的。以清朝皇帝的陵墓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在选择陵墓的地址时，在这方面他们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清东陵据说是顺治亲自跑马游山而选定的风水宝地。以风水而论，这里确是绝佳之地——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以北称“后龙”，是龙脉来源；陵区以昌瑞山为靠山，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屈曲流过，环抱有情。是典型的“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清代各帝后妃陵寝的选址和营建都是如此，无不考虑龙、砂、穴、水、明堂、近案和远朝的相互关系，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选址原则五：土质检验  

　　很多古代帝王的陵墓现在都已经成为旅游观光景点，大家不难发现，这些墓葬的所在地一般都有山清水秀、风光秀美、空气清新、草木丰茂的特点。也就是说，这里的地形地貌和水土都是比较优良的。其实，在堪舆师给帝王选择陵寝的过程中，他们除了十分重视方位形势等因素外，对于当地的土壤质量也是非常重视和挑剔的。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常常在相地时亲临现场，用手捻，用嘴嚼尝泥土，甚至挖井察看深层的土质和水质，俯身贴耳聆听地下水的流向及声音，这些看似装模作样，其实不无道理。

　　在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就是风（空气）、水、地（土地）。“地”就包括了土壤，土壤质量的好坏是风水学需要研究的大问题。

　　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传统风水学认为土质决定人的体质的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发现，土质对人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土壤中的锌、钼、硒、氟等元素会直接影响人的健康。明代王同轨在《耳谈》中记载：“衡之常宁来阳立锡，其地人语予云：‘凡锡产处不宜生殖，故人必贫而迁徙。’”《山海经》也记载了不少地质与身体的关系，特别是由特定地质生长出的植物，对人体的体形、体质、生育都有影响。

　　第二，潮湿腐败之地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地，会导致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皮肤病等。

　　第三，地球是一个被磁场包围的星球，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时刻对人发生着作用。强烈的磁场可以治病，也会引起头晕、嗜睡或神经衰弱等疾病。

　　第四，如果在住宅地面3米以下有地下河流，或者有双层交叉的河流、坑洞、复杂的地质结构，都可能放射出长振波或污染辐射线或粒子流，导致人头痛、眩晕、内分泌失调。

　　从另一方面来说，古代的堪舆师相对来说都是地理学家，对气候、环境较为敏感，我们不得不承认风水术确定有科学道理，并非空穴来风。风水圈中曾流传过一个“郭璞葬母”的传说：郭母死后，郭璞给母亲挑选的墓穴距离河边不到百米，如果一发大水坟便会被淹掉，这可是风水大忌。郭璞却敢葬，预言水必退去，时人将信将疑。结果若干年后，河水果然改道了，郭母墓四周都成了桑田，郭璞的名气因此大振。郭璞为什么敢这么断言，无非是他对附近的山川走向、河流分布、气候变化，比别人更了解罢了。

选址原则六：水质分析  

长江、黄河被我们誉为母亲河，因为大河之水哺育了沿岸的人民，是我们的生命之源。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把老子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可见水的重要性。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不妨连起来一起读做“堪舆风水地理”。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堪（观察天）、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研究分析理论）。这里所指的风为人呼吸的空气，水为人吃的水、源头水，土为种庄稼的土、穴位中的土。空气、水、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我们都知道，如果风（空气）质不好、水质不好、土质不好就会造成生物生长不好，人得病，生活陷入灾难。这也是现在绿色环保观念被大力提倡的原因。

古人认为“草繁木茂，水深土厚”的地方风水一定不错。这其实就是通过目测来辨别风、水、土的质量的方法。

具体到怎样辨别水质，《管子·地贞》认为：土质决定水质，从水的颜色判断水的质量，水白而甘，水黄而糗，水黑而苦。风水经典《博山篇》主张“寻龙认气，认气尝水。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其色白，其味清，其气温，主中贵，不足论”。《堪舆漫兴》论水之善恶云：“清涟甘美味非常，此谓嘉泉龙脉长。春不盈兮秋不涸，于此最好觅佳藏。”“浆之气味惟怕腥，有如热汤又沸腾，混浊赤红皆不吉。”

浙江省泰顺承天象鼻山下有一眼山泉，泉水终年不断，热气腾腾，当地人生了病就到泉水中浸泡，比吃药还见效。后经检验发现泉水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元素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石脆山旁有灌水，“其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

云南省腾冲县有一个“扯雀泉”，泉水清澈见底，但里面没有任何生物，鸭子等飞禽一到泉边就会死掉。经化验，泉水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巨毒物质。建立定居点必须远离这样的水源。

古代帝王在选择陵寝时对当地的水也是非常重视的。明十三陵附近有非常丰富的水源，因此这里终年草木丰茂，生物的多样性也发展得很好。现在，十三陵水库作为北京城市供水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北京城市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选址原则七：坐北朝南  

风水学是很注重方向选择的。堪舆师在选好阴阳宅的位置后，还要选择最合适的建造方向，让建筑接收承纳四周山水空间的生气。这也叫做立向，立向是风水中的一大关键。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建筑，一般都是坐北朝南，子山午向。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这是因为中国位于北半球欧亚大陆东部，大部分国土都处于北回归线（北纬23度26分）以北，因此朝南的房屋便于接受阳光照射。这样不但冬季时屋内会比较温暖，对居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体健康也十分有利。

此外，中国的地势使得中国的季风气候特点十分显著，大半个中国都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除了西北地区由于身居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外，我国主要有温带季风性气候、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还有海南、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少部分地区受热带季风性气候影响。因此，房屋坐北朝南，不仅是为了采光，还为了避开冬天的北风。甲骨卜辞有测风的记载。《史记·律书》云：“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广莫风据北方，十一月也。条风居东北，正月也。明庶风居东方，二月也。”清末何光廷在《地学指正》中云：“平阳原不畏风，然有阴阳之别，向东向南所受者温风、暖风，谓之阳风，则无妨。向西向北所受者凉风、寒风，谓之阴风，宜有近案遮拦，否则风吹骨寒，主家道败衰丁稀。”这就是说在确定方位时要避开西北风。

风水学表示方位的方法有：其一，以五行的木为东，火为南，金为西，水为北，土为中。其二，以八卦的离为南，坎为北，震为东，兑为西。其三，以干支的甲乙为东，丙丁为南，庚辛为西，壬癸为北。以地支的子为北，午为南。其四，以东方为苍龙，西方为白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玄武，或称作：“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我国一般的帝王陵墓的朝向都是背山面水或是坐北朝南，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都是如此。但是位于凤阳的明皇陵却是朝北而建，而且道路还略有歪斜。考其原因，这是由于中都城垣宫殿在皇陵的东北方，为了使皇陵朝向中都的非常处置。

总之，风水学中的坐北朝南原则是我们的祖先通过千百年的实践得出的认识，这其实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

选址原则八：顺乘生气  

传统的风水理论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万物莫不得于气。

我国古代风水大家、晋代大学者郭璞所著的《葬书》中，对感应原理和作用关系进行了阐述。《葬书》中称：“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内，以荫所生之法也。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意思是陵墓要选在有生气的地方，即所谓风水宝地，有生气才有万物。人是气的产物，人体骨骼就是由气凝结而成的。人死了，气也散了，仅留下了一副失去生机的尸骨。如果尸骨埋葬在有生气的地方，就会枯骨逢春，让灵魂得到升华。是人都为父母所生，就如一棵大树，父母是“本”是树干，子孙则是父母在世间的“树枝”。父母的尸骨在地下得到了生气，“本”就会生机盎然，与“本”一脉相连的“枝”也会大大受益，枝繁叶茂，福泽绵长。

明代的另一位风水大师廖希雍在《葬经》中指出，应当通过山川草木辨别生气，“凡山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蔼蔼，石润而明，如是者，气方钟而来休。云气不腾，色泽暗淡，崩摧破裂，石枯土燥，草木凋零，水泉干涸，如是者，非山冈之断绝于掘凿，则生气之行乎他方。”可见，生气就是万物的勃勃生机，就是生态表现出来的最佳状态。

风水学提倡在有生气的地方修建城镇房屋，这就叫做“顺乘生气”。因为只有得到充足的生气，植物才生长得繁茂，人类才会健康长寿。风水理论认为房屋的大门是气口，如果有道路和流水通向这里，即为得气。反之如果把大门设在背面，就是不得气。得气有利于空气流通，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宅内光明透亮为吉，阴暗灰秃为凶。只有顺乘生气的建筑，对居住在里面的人才有好处。

由于季节变化，使生气与方位发生变化。不同的月份，生气和死气的方向就会不同。生气为吉，死气为凶。人在做事的时候也应该随着自然的变化行事，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自古人们就选择在仲春时的清明节去祭扫先人的坟墓，这除了郊游踏青的理由外，也与古代堪舆术有关。《管子·形势解》说：“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气息交换旺盛，是亡人与活人“心灵感应”最活跃的时候。生者去阴宅看看，也是阴阳平衡的需要，会获得一年的心灵平安。而且，古人还认为，生者的住所即阳宅要时时维护，死者所居的陵墓，即阴宅也得定期扫视修理，添土护坡以防“泄气”。从伦理学角度看，即是鼓励后人每年定期祭祀先祖故友，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现在我国已经把“清明”列入公众假期，这也可以看成是当今政府顺应民意、倡导和谐的良好举措。

 

 

选址原则九：普遍绿化  

我们的祖先在很早就已经注意到环境与人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而环境的好坏与树木的多少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无论是对于生者的住宅还是死者的陵墓，在周围栽种树木，进行绿化，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行为。

关于树木风水，几乎各派风水大师都十分重视，其作用也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只是遮阴乘凉、美化环境这么简单。民间风水师都相信这样的说法：“乡野居址，树木兴则宅必发旺。树木败则宅必消亡。大栾林大兴、小栾林小兴。苟不栽植树木，如人无衣、鸟无毛，裸身露体，其能保温暖者安在欤？”还说：“门前明净无遮蔽，宅后偏宜绿树浓；繁茂四时形不露，安居久远禄千钟。”唯其草木繁，则生气旺盛，护荫地脉，斯为富贵。

风水学讲究“形气同求”，认为有何气便有何形，有何形也必然产生何气，他们认为可以根据树木的好坏看人的兴衰。这也正体现了树木在风水中的重要作用。风水学认为树木的作用有四个方面。一、聚气：特别是在郊野空旷之处，气荡无收，可靠栽种树木来缩小住宅范围，使之有团聚之象。二、蔽风：山上平地及沿海平原，天风浩荡，冬季北风强劲凛冽，对人、畜及农作物都有危害，可以借种植防风林木来减小风的危害。三、遮形：住宅对面若有崩裂破面的山、屋角、墙角、烟囱以及高压电塔等形煞，可靠种树或植爬藤来缓和。四、通气兼遮形：住宅的生气在前面，可是远方却有形煞，可以栽种竹子或间隔距离较稀疏一点的植物，来把凶形遮住而又使吉气能通过。

郭璞《葬经》谓：“山之不可葬者五：气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土色光润，草木茂盛，为地之美。今童山粗顽，土脉枯槁，无发生冲和之气，故不可葬。”特别指出了荒芜的秃山是不可以用来做阴宅的。

旧制规定：“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这实际上已经以礼制的形式把对于陵寝的普遍绿化原则固定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明孝陵还是十三陵，大凡古代帝王所葬之地基本上都是树木繁茂、水草丰美的地方，这除了原先选址的时候对环境的严格要求以外，也是后人不断栽种树木进行绿化的结果。

现在，我国为了减少对耕地的侵占，由政府发起了“树葬”的殡葬形式，即在逝者埋葬骨灰的地方，由后人栽种一棵树木，一方面表现了对于先人的怀念，另一方面也绿化了环境，让死者安然地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得享安息。

选址原则十：改造风水 

《周易》有彖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面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在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们的祖先已经意识到改造环境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改造绝不是率性而为，而是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

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传说中舜命鲧治水，鲧只懂得堙、填之法，结果没有成功，为舜所杀。鲧的儿子禹接受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之法，终于成功地把洪水降服了。这可能是最早的人类改造风水的记录。

四川都江堰也是改造风水的成功范例。位于长江支流岷江上游的都江堰是世界上修筑最早，且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水利工程。2260年来都江堰的分水、溢洪、引水三大主要工程设施一直在正常运行，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人总结了都江堰成功的原因，发现：首先，当年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时遵循了与自然和谐的治水理念，即“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原理，因此都江堰是没有坝的引水枢纽。第二，即调节水流的“鱼嘴”分流工程，控制流量的“宝瓶口”引水工程及泄洪排沙的“飞沙堰”工程解决了控制流量、泄洪排沙等现代水利设施建设中的难题。第三，坚持岁修制度等可持续的管理措施。从都江堰的建设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祖先所拥有的智慧和能力。其中，天人合一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的古帝王陵在改造风水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秦始皇陵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秦始皇陵园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已是占据了一块符合风水原理的宝地。然而在秦始皇陵的东侧还有一道人工改造的鱼池水。按《水经注》记载：“水出骊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于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池水西北流途经始皇冢北。”可见鱼池水原来是出自骊山东北，水由南向北流。后来修建秦始皇陵时，在陵园西南侧修筑了一条东西向的大坝，坝长1000余米，一般宽40多米，最宽处达70余米，现在残高依然有2米至8米，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岭遗址。这条大坝将原来出自骊山东北的鱼池水改为西北流，绕秦始皇陵东北而过。据《水经注》记载：“在鱼池水西南有温泉水，世以疗疾。”《三秦记》曰：“骊山西北有温泉。”可见当年的温泉与西北的鱼池水相对应，形成了南面背山，其他三面环水之势。可见正是对鱼池水流向的改造才使秦始皇陵形成了“依山傍水”的特点。

当自然山川条件不能十全十美时，就人工加以修、补、填、挖，这种把自然和人文有机结合在一起，造就出一个理想的“人造”风水宝地的方法，在历代帝王陵墓的建造中都有体现，也可谓对风水理论的一种实际应用。  

 逶迤曲转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0公里的骊山北麓，它南依骊山山林葱郁的层层峰峦；北临似银蛇般逶迤曲转的渭水。陵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陵园总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陵上封土原高约115米，现仍高达76米，陵园内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40米，外城周长6210米。内外城廓有高约8米~10米的城墙，今尚残留遗址。墓葬区在南，寝殿和便殿建筑群在北。

　　秦始皇为什么要把墓地建在这里呢？后世对此有许多种说法。《史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骊山以优美的风景和特有的温泉而闻名于世。相传秦始皇生前在骊山与神女相遇，想要轻薄调戏神女，神女盛怒之下向他脸上唾了一口唾沫，后来秦始皇很快就长了一身的烂疮。这个故事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秦始皇对于骊山恋恋不舍，死后也要归葬此地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北魏时期的郦道元：“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骊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美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郦道元的观点受到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肯定。

　　但要深究秦始皇在骊山建陵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古人对风水的重视。古人把选择好的墓地看成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尤其像秦始皇这个企图传国于万世的帝王自然更加重视墓地的位置。

　　大约从春秋时起，各诸侯国国君相继兴起了“依山造陵”的风气。许多国君墓不是背山面河，就是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甚至有的国君墓干脆建在山巅之上，以显示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皇权的威严。春秋时期的秦公墓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有的“葬西山”，有的葬在陵山附近。战国时期的秦公墓依然承袭了“依山造陵”的旧例，而秦始皇陵墓造在骊山之阿也完全符合“依山造陵”的传统观念。它背靠骊山、面向渭水，而且这一带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整个骊山唯有临潼县东至马额这一段山脉海拔较高，山势起伏，层峦叠嶂。从渭河北岸远远眺去，这段山脉左右对称，似一巨大的屏风立于始皇陵后，站在陵顶南望，这段山脉又呈弧形，陵位于骊山峰峦环抱之中，与整个骊山浑然一体。

　　后来人们选择墓地特别重视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见《大汉原陵秘葬经》）依山傍水被古人视作最佳风水宝地。应该说秦始皇陵是“依山傍水”造陵的典范。秦始皇陵园南依骊山，北临渭水，然而在秦始皇陵的东侧也有一道人工改造的鱼池水。按《水经注》记载：“水出骊山东北，本导源北流，后秦始皇葬于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于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池水西北流途经始皇冢北。”可见鱼池水原来是出自骊山东北，水由南向北流。后来修建秦始皇陵时，在陵园西南侧修筑了一条东西向的大坝，坝长1000余米，一般宽40多米，最宽处达70余米，残高2米至8米，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岭遗址。正是这条大坝将原来出自骊山东北的鱼池水改为西北流，绕秦始皇陵东北而过。此外，在陵园东侧，有川流不息的温泉水经过。据《水经注》记载：“在鱼池水西南有温泉水，世以疗疾”。《三秦记》曰：“骊山西北有温泉。”可见当年的温泉与西北的鱼池水相对应。由此不难发现秦始皇陵的风水特点是：南面背山，东西两侧和北面形成三面环水之势。这正是一块“依山环水”的风水宝地。
　

 

　　近年来，根据卫星拍照的图片发现：从桥山到华山正像一条龙的样子，而秦始皇陵正好位于龙头眼睛的位置。也许这也是秦始皇当年选择此地的重要原因吧。

　　但是，据风水家们研究，秦始皇陵的风水也是有缺陷的。他们发现，陵墓的朝山很完整秀美，环抱而内朝，预示着江山一统，万民拥戴。但是，陵墓的案山就有些缺陷了，山体偏高，使朝山不能包裹，山头不平坦，参差不齐。他们认为这就是秦朝出现胡亥独裁专制、不顺民情，引起暴动，致使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一直独领风骚，不仅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而被人们津津乐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经济发展迅速，文学艺术硕果累累，民间生活丰富多彩，使得唐朝呈现出高度的文明气象。唐朝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与只存在了三十多年就匆匆退出历史舞台的隋朝相比，唐朝的崛起绝非偶然，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受益于隋朝。探寻唐朝开国龙脉，我们发现，李氏家族与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同属关陇贵族集团。在同一片龙气氤氲的山水笼罩下，唐代隋而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陇西贵族

追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家族龙脉，不得不提到陇西。从汉武帝时名垂青史的飞将军李广，一直到李渊的八世祖李暠，李氏家族世代生活在陇西地区。

陇西在今天的甘肃省境内，处于黄土高原腹地，位于河西走廊上，渭水流经全境，西临兰州，东达古都西安，这一地区将中原和西域连接在了一起。古代民间的风水师认为，一个地区的风水好坏，往往取决于该地山川气势中所蕴藏的山水之“气”。从山川气势来说，气非势不壮，势愈雄而气愈旺。陇西之地，气、势皆占，有龙虎之气。李氏家族受此“旺地”的滋养，龙气渐显。

李氏家族的先祖李信曾为秦国名将，曾率秦军追逐燕太子丹直到辽东。李信之孙李仲翔(即李广曾祖)曾任西汉王朝的河东太守，后来“讨叛羌”战死，朝廷追赠他为太尉。他的儿子李伯考就是李广的祖父，他为了奔父丧来到狄道，继任陇西、河东二郡太守，成为了陇西李氏狄道房的始祖。

到了李广十六世孙李暠这一代，正处于十六国时期的乱世。李暠能文能武，精通兵法，性格沉默而敏捷，宽和大度。当时他已经官任敦煌太守，但是李暠志向远大，并不甘心屈居人臣。

据说，有一天李暠脱下官服，打扮成猎人的摸样出城私访。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李暠欣赏着周围美景，心情大好。突然，他听到有人喊到：“西凉君，西凉君！” 李暠不解，心想，我正要打算建立西凉国，不知道是谁在喊我西凉君？若此事被北凉王知道，定有杀身之祸呀！李暠寻着声音望去，只见树林边一只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

李暠虽有武功，但是猛虎挡道，心中还是一颤。他正要弯弓搭箭，却只听到那老虎开口说话了。老虎道：“西凉君休要害怕，我不会害你，只是有一事相告。你有君王之才，将来必当西凉王。” 李暠大惊，没想到老虎也能开口说话。他心想，这必是上天的旨意。于是恭敬地说道：“在敦煌建国立业，确是我的志愿！不知您有何高见？”老虎道：“敦煌只可建国，但不能立业，要想西凉国兴旺发达，必须迁往酒泉，才是长久之计。”说完，转瞬就不见了。

果不其然，公元400年，李暠在敦煌建立了西凉国，自立为西凉王。五年后，国都从敦煌迁到了酒泉。李暠在位一共17年，21年之后，西凉国灭在他儿子李歆手中。

在李暠之前，李家也不过是陇西贵族，虽有王者之气，但终究不能享受君王之尊，直到西凉国建立，李氏家族就真的荣登“皇族”了。可惜西凉国国运短促，不久就被北凉王朝所灭，李氏家族的发展陷入“低谷”。

到了李歆的孙子李熙这一代，李家继续在朝廷供职，从李熙被派到武川做边疆守将时起，李家重新崛起。

 

 

武川秀水  

边陲重地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据说是龙虎之气十分旺盛的地方，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北周、隋、唐等强盛王朝。

武川在北龙阴山山脉之上，水草丰美，地质地貌独特，境内地形由南至北逐渐低缓，东、南、西三面环山，构成了武川盆地。大青山脉绵延于县境西部、南部和东南部，沿内蒙高原南缘绵恒东西，山势险阻，由西向东延伸，气势磅礴，拔地而起。四座青山陡峭险峻，远远望去群峰林立、沟壑纵横。这种由如此雄伟的山势围拢而成的呈簸箕形状的半封闭盆地，成就了武川的地脉气旺。

从远古到秦汉，这里是游牧民族的狩猎原野。县地归属，商、西周时属鬼方，春秋时属猃狁，战国时属林胡、楼烦，其种族“食肉饮酪”、“以穹庐为舍，逐水草迁徙”。 秦汉时县境为匈奴与秦汉争战之地，以属匈奴时间较长。三国、两晋时，属鲜卑族拓拔氏。北魏时期，由于不断受到侵扰，北魏天兴初（公元398年），道武帝拓拔珪将其东部地区的高门弟子及豪杰两千户迁到北部居住，以镇守边塞，并且在北方边疆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军事重镇，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方六镇。武川即为其中之一。经过长年战争的洗礼，本来就热情豪爽、能征善战的北方人，组成以武川为中心的六镇劲旅，纵马驰骋，所向无敌。

这块龙虎之气氤氲的地旺佳川，滋养和孕育了一支高贵血统的皇室家族，这就是突厥独孤氏家族。前文已经提过，虽然独孤氏没有当过皇帝，却从来都与皇室贵族相伴，历经了整整三个朝代。独孤信生长在武川旺地，他有三个不同寻常的女儿，几位女婿都是当时叱诧风云的人物：大女婿是创建北周的皇帝宇文觉；四女婿是北周安州总管、隋柱国大将军、唐国公李昞，李昞也就是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父；七女婿是隋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

从独孤氏的血统来讲，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杨坚是他的姨夫。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人常将隋唐并称，两朝血缘亲情是抹不掉的。

 

 

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后魏的陇西郡公，曾做到太尉，死后追封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继承了唐国公的封号，在北周时任柱国大将军。李昞去世后，李渊也继承了唐国公的称号。这就是唐朝国号的由来。李渊有贵族出身，加上本人的豁达宽厚，性格开朗，结交了很多朋友，威望很高。

李渊的妻子窦氏对李渊的作用不可忽视。窦氏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也是北周的贵族，父亲窦毅是鲜卑人，在北周做到上柱国；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从小经常入宫玩耍，深受武帝喜爱。她从小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和眼光，武帝当时的皇后是突厥女，由于是不得已而成婚所以很不满意，还不到十岁的窦氏却劝说舅舅隐忍，提出保持与突厥的婚姻可以消除北方的威胁，全力对付南陈和北齐，这种政治眼光是十分难得的。在隋文帝取代北周时，窦氏恨恨地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听到这话，父亲吓得赶紧捂住她的嘴：“不要胡说，这可是灭门之罪！”但却对她另眼相看，认为自己的女儿绝对不是普通之人。

窦毅想让女儿嫁给有大作为的人，便在为女儿选婿时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而几十人都没有射中，李渊却两箭都射中了，便有了窦氏做贤内助。

由于李渊是独孤皇后的外甥，隋文帝杨坚也对他宠爱有加。因此，李渊在22岁时，就被派往地方，做了州刺史。后来隋炀帝上台，杀害了大批前朝旧臣，李渊因在地方任职，躲过了这一劫。后来，隋炀帝为了巩固统治，发展亲信，便笼络作为自己表兄弟的李渊。李渊也因此由岐州刺史、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县）两个郡的太守被提为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

公元613年（大业九年），隋炀帝征伐高丽，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在这期间，他广交天下豪杰，遭到隋炀帝的猜疑。到公元615年，李渊被调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受命镇压起义军，取得了胜利。凭此机会，李渊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从此落脚太原，太原就成为唐王朝的崛起之地。

唐朝末年，社会危机严重，藩镇之祸、宦官之乱、黄巢起义、朋党之争使曾经辉煌无比的大唐王朝瞬间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

在五代乱世之中，宫廷政变、武将造反屡见不鲜。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就是这样的背景下，通过“陈桥兵变”，以兵不血刃之势登上帝位，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宋朝，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由此开创了一个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

 

 赵姓之源  

　　在百家姓中，赵姓居首，是天下第一大姓，这主要因为《百家姓》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当时赵姓为国姓，故排名第一。在赵姓中，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河间赵氏著名的人物是西汉京兆尹赵广汉，而让赵姓发扬光大的人则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

　　追溯赵匡胤的家谱，我们发现赵匡胤乃是凤鸟的后裔。据史书记载，赵匡胤的祖先本不姓赵，而是姓嬴，与秦国嬴姓同祖，形成于西周。嬴姓起始于三代时期，其祖先为伯益，是夏朝东夷族首领，圣主舜赐其姓嬴。

　　到了伯益的九世孙造父时期，造父是周穆王的亲近车御，擅长狩猎，因此，他常与周穆王一起外出打猎游玩。有一次，他在潼关马市发现了六匹毛色无杂的骏马，品相非常优秀。可是当时规定，周天子的车乘必须是八匹品种统一、毛色一致的骏马，这只有六匹，不能达到礼制的规定。可是如果放弃，又实在可惜了这几匹宝马。他犹豫许久，后来听说在山中的桃林还可以找到毛色一样的马，他就买下这六匹，马上跑到桃林中寻找。桃林有三百里大，又是树木参天，找到两匹马谈何容易？造父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就在三百里桃林之中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获得同一毛色的千里骏马两匹。造父将所得八匹千里骏马送给周穆王。周穆王立刻更换新舆，非常高兴地收下了宝马，并亲自为造父深入桃林捕获的两匹千里骏马赐名为“骅骝”“骊耳”。从此以后，“骅骝”“骊耳”就成为赞美千里骏马的代名词。

　　周穆王喜得宝马后，自然对造父更加欣赏。传说有一天，他们一时兴起，纵马向西驰骋，八匹千里骏马将随行的卫队远远地甩在身后，不见踪影。周穆王和造父二人非常高兴，不理会后面的人，乘兴扬鞭催马一直向西，不出半日就来到了西域。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到离国都这么远的地方，景色与关中大不一样，地广人稀，山川壮丽，不由得流连忘返。而且加之珍兽猛禽遍地，两个喜欢射猎的人不能自已，驱车追禽赶兽，不觉天色已晚，就任凭千里骏马在西域荒漠中自由奔跑。结果，一直跑到了昆仑丘，那是西域瑶池的所在地，他们见到了西王母，得到了西王母的热情款待，并在瑶池之上“与西王母觞”，三人对饮仙酒作歌，煞是痛快。

　　就在这个时候，徐国徐偃王起兵造反，周穆王非常着急，造父便驾车日驰千里，与周穆王迅速返回镐京，及时平定了叛乱。周穆王感念造父在这件事上立了大功，便将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县北)之地赏赐给了他。古代一向以住处为姓氏，造父的后裔自此以后便称为赵氏。

　　由此下传六世到了奄父。奄父名公仲，和他的祖先一样是周宣王的近御，帮助“宣王中兴”，赵姓有了最初的地位与发展。到了周幽王时，因幽王无道，造父的七世孙叔带离周仕晋，成了晋文王的御者，从此赵氏子孙世代为晋大夫，在晋国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到战国初年，晋公族势力消亡，大夫擅权，叔带的十二世孙赵襄作为一个权大夫之一，自联合魏氏、韩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

　　这是一个不忠于周天子也不忠于晋王室的行为，可是赵襄还是做了。到了他的孙子赵籍时，赵国正式获得了周烈王的承认，与韩、魏两家并列为诸侯。公元前222年，赵国为秦国所灭，其王室贵族和平民百姓纷纷以国名为姓，称赵氏，散布全国。其中天水、邯郸、涿郡为赵氏的三个主要分支，而涿郡一支（又称河间赵氏），为龙脉所系，时至五代，终出现了赵匡胤这位真龙天子。

 

 涿郡沃土  

　　涿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郡，早在汉高祖之时就已设立。汉朝时涿郡的辖境在今北京房山以南，河北易县、清苑以东，河北安平、河间以北，河北任丘经西地区。到了隋朝，涿郡设为幽州，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及河北霸县、天津等地区。唐朝时，改为涿州，治所在范阳，辖境相当于河北涿县、雄县、固安等地。

　　涿郡以涿水而闻名，在道士眼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在地理学家看来，涿郡则是一块丰腴之地。其实涿郡本来没有特别发达的水系，是隋朝凿通的大运河使这个地方藏风聚气。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往涿郡的运河，同年又改造邗沟。直到公元610年，开凿大运河的工程才基本完成。隋炀帝先后开凿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分别沟通了黄河和涿郡、汴水和淮河、淮河和长江、京口和余杭，南北连通，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除了用作运输之用，隋炀帝还命令修运河的同时在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以便自己从长安到江都巡游。他还沿运河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这样一来，涿郡作为大运河的终点，成为了汇天下财货之地。而这条运河也连接了黄河、长江两条水系，将横贯中原的三条龙脉打通，涿郡由此开始展露龙腾之象。

判定一个地方的风水好坏，水相很重要。一般来说，水源深长则龙气旺，水源短浅则不会养龙育福。而水道的改变也会影响一个地方的风水布局，涿郡就是这样一个因水道改变而影响风水布局的地方。

　　涿郡赵氏支系的始祖后裔、西汉京兆尹赵广汉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赵广汉是西汉的一代名臣。《汉书》说：“广汉为人强力，天性慧于孝职。”因此，赵广汉位同宰相。

　　赵广汉之后的赵氏家人也并非等闲之辈，赵广汉之孙赵贡仍然在汉朝做大官。他们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晋朝，赵氏子孙赵至是当时人所尊崇的一代名士，也身居要职。隋朝时，赵世模和赵元淑父子为国家鞠躬尽瘁、成为隋朝有名的功臣。唐代的赵氏后人更是人才辈出，大多身居高位，这种稳中有升的家族传承都是与涿郡风水的变化分不开的。

　　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父亲赵弘殷这一辈，赵家龙气渐显。据《梁书·宝志》记载，赵弘殷出生时，发生了很多怪事。那一天，黄河风浪涨得很高，大浪从河底卷出一块古铜牌，上面刻有三行古字：有一真人在冀州，闭口张弓左右边，子子孙孙万万年！也就是说，冀州将出一位弘字辈真人，其子孙将登上皇位，君临天下。说来也凑巧，赵弘殷恰是弘字辈人，他的儿子赵匡胤最后也果真做了皇帝，君临天下。

在十三世纪的亚欧大陆上，曾有一支让人闻风丧胆的草原铁骑，他们的统领者就是后来的元朝开国皇帝----铁木真。铁木真，又称成吉思汗，少时经历坎坷，成年后则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漠英雄。他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征服了欧亚大陆上七百多个民族，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孕育了成吉思汗大海一般的王者气魄？是什么原因助他成就了历朝无人能及的大一统江山？不儿罕山又带给了成吉思汗怎样的庇护？元朝的龙脉又能否通过大都这个节点长久延续？本章将带您一起揭开元朝的开国龙脉之谜。  

蒙古福地  

蒙古族曾经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一度令全世界闻风丧胆，把当时已知的半个世界纳入麾下，这都源于一个人，那就是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生在当时中国西北的蒙古部乞颜部落，位于今天的贝加尔湖地区。贝加尔湖在现在的俄罗斯，古代属于中国北方民族的控制范围，中国叫做北海，著名的苏武牧羊故事就发生在贝加尔湖一带。自汉以来，历经三国、晋、五胡十六国、北朝，一直到唐、宋诸朝，贝加尔湖地区生活着鲜卑、乌丸、回纥、契丹等少数民族，有时候属于中原政权的控制，有时候又与中原政权相抗衡。到了蒙古族兴起时，贝加尔湖成为蒙古的隆兴水城。

水城即以水为范式之城，水城的作用在于界水。堪舆术认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便有止。”水有界则龙气不散，而生气蓄积之地，必是“风水宝地”。如果是海水，以其潮头高、水白色为大吉：如果足江河之水，以其环抱屈曲为大吉；如果是溪涧之水，以其悠缓为大吉；如果是湖泊之水，以其一甲如镜为大吉。这都是从水的大势而言，在人势之，另有吉凶。贝加尔湖湖域广阔，从水的大势而言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吉地。而且贝加尔湖是当时乃至现在所发现的最深的湖泊，深不见底的水城为发祥于此的蒙古族带来了非凡的气运。另外，贝加尔湖不仅是一座广阔的“水城”，而且平静得如“天然之海”。“贝加尔”意思就是源于布里业特语的“天然之海”之意。

贝加尔湖湖水清澈明净，洁白不染，可望见数十米深处的游鱼，那时候，久居在贝加尔湖岸的部族人也时常以为一伸手就可触及湖底。蒙古族人常常在湖边放牧，在蒙古盛大的节日、迎嫁婚娶时，还在湖边设宴，饮用湖中之水，以湖水洗面净身。

铁木真的祖上——海都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蒙古大都。当时，在中原人眼里，蒙古族不过是漠北的“蛮族”而已，成不了什么气候。不过，堪舆师却认为，人的“福”、“祸”、“兴”、“衰”跟地理位置有关。贝加尔湖以其辽阔无双而闻名，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必定会有“真龙出世”。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分属不同的部族，几条龙脉的牵扯，注定他们之间要争个高低。

事实确是如此。海都还在年少时，他的祖母那莫伦，即成吉思汗七世祖已为部族首领，她在一次征战中遇害，海都则幸免于难。海都长大后，第一件事就是讨伐杀害自己亲人的扎刺儿人。

到了海都时代，铁木真的家族就真正过上了东征西讨的生活。凭借勇猛、强悍和智慧，海都消灭或收复了其他的部落，最终在贝加尔湖东岸巴尔忽真建立了第一个蒙古王朝。

随着时光的流逝，贝加尔湖没有干涸，反而有所增加，这是一个祥照，预示着在蒙古草原中将会出现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汲取所有龙脉于一体，完成盖世霸业。

 蟠龙金陵

　　南京曾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国都城，明人杨文敏曾说：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以作为京都的，再也没有超过金陵（南京别名）的了。至于敌视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的平旷，又以燕蓟为独占鳌头。朱元璋也认为龙盘虎踞的南京一定蕴藏着好风水。于是，他派人重新勘定了南京城的龙脉与风水，把南京建成一座有一块万世不拔之基业的首都，永续帝祚。 

　　在确定南京作为都城时，朱元璋想过在汴梁建都。依据历史经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但是，经过长年战争，中原已经民生凋敝，运输困难，很难在此建都。朱元璋也想过在自己的家乡建都，他曾派遣左丞相李善长全面负责，在濠州（后改称凤阳）开始修建宫殿、城池、街道、桥梁、寺庙、宅院和军营等工程。然而，不久之后，刘基说凤阳是帝乡而非帝都，这里缺乏作为首都的基础和足够的农业及交通条件。朱元璋就停止了建设，最终决定定都南京。

　　为什么朱元璋那么相信刘基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刘基是朱元璋比较信任的一位谋士，当年，刘基向朱元璋呈时务十八策，受到朱元璋礼遇，为他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刘基对于朱元璋堪称张良对于刘邦。另外，刘基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风水大师，著有《刘基堪舆漫典》。朱元璋最相信风水了，他自然对刘基的话深信不疑。第二，风水学家们历来对南京的山川形势都推许备至。李思聪《堪舆杂著》上说：“若南京牛首之龙，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漂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左分一枝，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变作冈龙，至麻田止。中抽将军山，过黄泥岗，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 朱元璋也觉得南京更适合做都城。于是，朱元璋就下令以刘基为首组建一支风水堪舆队伍，从全国各地征调了数百名懂阴阳者，齐聚南京城。

　　

 

　　刘基等人对南京重新进行了一番堪舆，以便避开六朝之气运。他们认为建康（南京城的前身是六朝的故都建康）四象完备，左有青龙钟山，右有白虎石头山，北有玄武湖为玄武，南有秦淮河为朱雀，秦淮河南岸一带逶迤的小山岗聚宝山等则为案山。但是有两个不足之处，使得六朝气数不够：第一是背后靠着玄武湖，湖是水，阴气太重，背后生凉，而且长江位于南京的北边，南京属阴，阴气过于重。第二是水口朝外，秦淮河从内流到外，泄了金陵之气。 

　　要克服这两个弊端，首先要把城建于山之南，不能背靠长江，所以他们定穴于钟山之南，目的是取阳胜阴，使新宫城成为阴中之阳。根据天象，东部正处于“主生”的南斗的范围之内，他们就不再沿用从聚宝山到玄武湖的六朝旧城轴线，而另筑新宫城于旧城东部，使中轴线对准富贵山的山脊即背靠钟山之趾，以引钟山的灵气入宫。而关于秦淮河泄金陵之气的问题，新宫城就重新规划了河道，引秦淮河水入新城，这样就可以把所泄之气再留住，被引入新宫城的水名曰金水河，从燕雀湖前弯转流过，形成金城环抱之势，从而留住了金陵之气。

　　 至于具体的宫城选址，堪舆家认为长江从南京流过时，发生了向东的折向，水脉在此结为一穴，六朝时定此穴为鸡笼山之南。刘基重新堪定后，认为穴应结于富贵山之南的燕雀湖。于是朱元璋下令填平燕雀湖，在那上面重建宫城。但是按照古代一向的风水常识，《管子·度地篇》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 《汉书·沟洫志》亦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其水势所不及”，说的都是卜地相宅不能居于地势低洼之所，宫城建在水上犯了一个大忌。而事实上由于新宫城建在燕雀湖上，入住不久，即发生地基下沉，形成北低南高的地势，这也是极不吉利的，使朱元璋非常不快。后来朱棣迁都，这层笼罩在明朝江山上的阴影才最终散去。

　　神树传说

据说，清王朝的龙脉跟一颗神树有关。

明末，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钦天监夜观天象，忽然发现在辽东方向有一团紫气滚滚而来，就像百条神龙在腾云驾雾。崇祯皇帝大惊，他怕这是混龙出世，担心自己皇位不保，于是就从南方找来一个道行高深的风水先生去东北破除这些龙脉。

风水先生经过实地测算，发现了100条龙脉，他就带着一班人马走东串西，一连破了99道龙脉。只剩下最后一条离地三尺的“悬龙”。风水先生正要破坏龙脉，忽然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根本没办法继续工作，而他看见云雾中一条金龙对他们左顾右看，然后腾空而去。他马上领着人去追赶，想要把它杀死，但是根本追不上龙的速度，最后连个影子也没看见。他仰天长叹：“如此悬龙，无法捉拿！不过既然是悬龙，不附在地面上，也就形不成龙脉，谁也葬不上，就成不了混龙，不破也罢！”于是，风水先生带着人马回到了北京。

悬龙见风水先生不再追赶自己，便栖身于一棵老榆树身上休息，等待着真龙天子的到来。恰在此时，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被其他部落打败，被人追杀，他背着祖父的尸骨，沿着长白山逃下来，打算找一个落脚的地方。这天，他来到苏子河畔，准备先住进附近一个小店。但是当地人认为客人带着骨灰入住，怕犯忌讳，说什么也不让他住店，无奈中努尔哈赤只好把祖父的骨灰盒取下来夹到了山前的一棵树杈上（当地习俗骨灰盒是不能着地的，不然就等于落葬了），准备第二天来取，然后回客栈住下。 

第二天，努尔哈赤到树上取骨灰盒，却发现怎么也拿不下来，于是他拿出腰刀猛力朝小树杈砍去，但转瞬间，小树杈上被砍开的口子又合上了。他觉得很奇怪。这时，有一位老者来到他面前说道：“此乃天意，这位施主，树上的骨灰是你的什么人?”

“祖父。”

“听我一言，你就将你的祖父葬在这里吧！”

“为什么?”

“不为什么，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将为你今后的路指点迷津，不信，我为你预测一件事，不出二十年，你一定有能力在此建一座陵宫。俗话说：二山夹一杠辈辈出皇上。这座山形似一条龙，南面那座山形似凤凰，中间平原上有一条河(苏子河)，这在风水上称为龙风夹一杠，预示着后辈必当皇上。” 这时，努尔哈赤才明白，原来后面的龙岗山就是一条龙脉，不着地，是一条悬龙悬在半空中,而自己在无意中放骨灰盒压中了龙脉。

于是努尔哈赤听了老者的话，将龙岗山作为爱新觉罗·觉昌安的坟地。安葬完祖父，努尔哈赤就回到了离龙岗山不远的赫图阿拉，一步步扩充自己的实力，直至实现龙脉赋予他的使命。

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努尔哈赤为了得到祖上更多的庇护，就在这颗神树附近选择了一块平地，动工为其祖辈修建陵寝，原名“兴京陵”，在顺治16年（1659年）改称为永陵，那棵有着神奇传说的“瑞榆”后来也在乾隆年间被封为“神树”。

努尔哈赤做了后金国的始祖皇帝后，他不忘自己由一介草民到后金国王的启运过程是由祖父择地龙岗山开始的，因此，努尔哈赤将龙岗山封为启运山。

关于对神树的保护，清代制定律法，规定永陵四周的树林近者百里，远者数百里，均属“风水”禁地，其树木为“陵树”，一律受到大清法律严格保护，盗伐陵树者从重治罪。

此后，清代逐渐繁荣，并出现“康乾盛世”。不过，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神树”的生命也变得很脆弱。据记载，1863年，“神树”被大风连根拔掉，巨大的树枝将永陵启运殿的屋顶都压坏了。紫禁城的同治皇帝感到此事不吉利，为了保住清朝的“气数”，他急忙命令两位大臣赶往东北，用木敦子撑住神树。然而，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神树的“天根”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天意，连根烂掉了。

若干年之后，神树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榆树，名曰“配榆”。人们原以为这棵配榆会给清朝带来新的生机，而正如风水师所预言的那样，这棵小树也渐渐地枯萎，大清帝国到了第12代便落下了那长长的历史帷幕。

现在，神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段残根陈设在陵园，成为证明自己曾经存在的历史见证。

　　

永陵宝地

祖坟葬于龙脉之地是否就能辈辈当皇帝，这个不得而知。不过清王朝非常看重风水，每一座陵园选址都是经过钦天监地理官员测量，这既是对祖先的敬重，也是一种祈福方式。

在今沈阳，有三座陵寝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分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和肇、兴、景、显四祖的永陵，并称“关外三陵”。在这三座陵寝中，清永陵被誉为“关外第一陵”，是大清皇帝爱新觉罗氏族的祖陵，也是关于龙脉传说较多的陵寝。

前文已提到，清永陵是清皇室的祖陵，位居清初盛京三陵之首。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初称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兴京陵为永陵，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这里埋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和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以及他们的福晋。顺治五年清世祖福临追封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福满为“兴祖直皇帝”，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并追封礼敦为武功郡王，塔察篇古为恪恭贝勒。

民间流传，满人能入关，爱新觉罗氏能坐拥天下，都和祖坟——永陵的风水有着最千丝万缕的关系。

永陵背靠启运山，前朝烟筒山，左有青龙之首，右有白虎之尾，因此，永陵之龙，形势俱佳，有万乘之尊之势。再加上苏子河如一条玉带一般缠绕其中，波光潋滟，二道河、错草河、苏子河三条河流形成“三水入库”（“库”意为“墓”）之势，实乃天下难得的风水宝地。

令人称奇的是，启运山上有十二个山头，“青龙，白虎，近案”这些山距永陵都是十二里，龙须水（苏子河）流经此地长度正好也是十二里，另外永陵的风水地势所有的数据都与十二相吻合。这似乎与清朝共产生十二代皇帝有某种玄妙的联系。

更让人觉得离奇的是永陵后山有十二山峰，后人评说为：山峰高的对应的皇帝在位时间就长，山峰低的对应的皇帝在位时间就越短。在这十二山峰中，中间的三个山峰最高，正好与顺治、康熙、乾隆时期之鼎盛正相对应。从嘉庆帝以后，清朝逐渐衰落，到最后一个山峰隐约难见，几乎不能称其为峰，被民间解释为第十二个皇帝溥仪成了末代皇帝、亡国之君，就是证明。回顾清朝历史，居然一一对应。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这一切都给龙脉之说涂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也许天命说和风水说只是为渲染皇权色彩，但是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却写下了不能磨灭的一笔，并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福陵佑清

努尔哈赤是清史中一位传奇人物，他虽未称帝，却是满洲开疆拓土的先祖，大清开国皇帝的父亲。他的陵寝位于沈阳城东的天柱山上，俗称“东陵”，初建时称“太祖陵”、“先汗陵”，后定陵号为“福陵”。

福陵论名气不如永陵，论规模不如昭陵，但是，它却是“关外三陵”中唯一一座完全按照风水学原理所选择的墓址。

相传，在努尔哈赤驾崩后，为了使子孙后代永远称帝，皇太极四处派人寻找埋葬“龙体”的“吉壤”。过了许久，仍旧未能如愿找到一块称心如意的“风水宝地”。

一日，他路过一处山麓，登顶观望，见一条长蛇和一只雉鸡正在嬉戏争斗。发现有人后，雉鸡立刻展翅飞上九霄云外，长蛇则化为一条光柱直冲天际。皇太极很是好奇，于是问身边随行的大臣：“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竟然能够出现如此奇妙的幻象。”大臣回答：“此地在明朝时被称作东牟山，老百姓叫它石嘴山。先王当年在此地与明军曾经交战，随后又将此地命名为天柱山。 ”

　　如此详尽的一番解答，让皇太极大为惊喜，随即他脑子里面萌生出了一个念头，便道：“游龙戏凤之地必为福地，想来乃是天造吉壤。而太祖也早有意愿，他将此山命名为天柱，所谓的天柱乃是古代神话中的擎天柱。想必这一处吉壤作为太祖的万年吉地，足可保我大清江山稳固、万世不绝。”

据《盛京通志》记载：“福陵，近则浑河其前，辉山、兴隆岭峙其后，远则发源长白，俯临沧海，王气所钟也。”也就是说，福陵背靠辉山、兴隆岭，前临浑河。（浑河古称沈水，山南水北为阳，沈阳之名的意思即是在沈水之北）按古代堪舆大师选择陵址，“风水”要前有沼(河)，后有靠(山)的标准，福陵确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地。

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生戎马生涯，为大清建国奠定了基础。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正应了龙脉之说，起于天池而终于奉天。努尔哈赤的成就和气魄是很多帝王都不能企及的，他死后，子孙也把他葬在了奉天的旁边，希望他用真龙天子的气度守卫满洲龙脉，永葆大清江山。

后来，清朝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不能不说也归功于这条龙脉的庇护。清朝历代皇帝深知这一点，因此下令封禁边关，保护龙兴之地。时至近代，清廷迫于压力废除柳条边关，开发东北，此后几十年内清朝便走至终点。所以，龙脉被扰之说，未必就是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