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抱歉怎么说:宋庆龄在西安事变 宋1933年就是共产党员

• 　　关于史沫特莱的身份问题，宋庆龄对宋子文当然只能说，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 1933年5月之前，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党员了，她当然知道史沫特莱的真正身份。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l-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尘封70年的密函

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致王明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 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找到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的真实关系的一些线索。

周、宋谈判时，可能说起“资金”一事

信中提及了毛泽东来信要求宋庆龄“帮助提供资金”一事。但是，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我们还暂时无法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写给宋庆龄信，是通过潘汉年面交宋庆龄本人的。信中高度赞扬了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还请求宋“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促成抗日的统一阵线；并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面谈。此信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帮助提供资金”的问题，是否另有附信，抑或是毛泽东让潘汉年口头转达，暂时无从查考。但宋庆龄通过潘汉年转寄了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5万美元是确有其事的。这一点我们从信中宋子文转述的周恩来的话中，也可得到证实。

关于宋子文转述周恩来讲的一些关于宋庆龄的话，目前在公开出版物中均未提及。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在12月24日。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记载，这天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达成了诸多协议。在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时，宋表示中共要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还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并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关于宋庆龄转寄5万美元，可做红军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联系人的话有可能是在上述语境下说出来的。当然还有待于其他资料的印证。

史沫特莱通过电台公布蒋允诺条件

对于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主要是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

1936年12月27日，西安《解放日报》报道：25日下午4时，蒋介石临行前，在西安机场向杨虎城表示了具体意见：一、明令中央入(潼)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 “余”(蒋自称)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12月26日，蒋介石又在洛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糊，曲曲折折。

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表示：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毛泽东最后还说：“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不过，28日的《红色中华》发表社论《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时，已经不再提及蒋介石具体的允诺条件。

中共方面对此事有自己的理解。中共认为，这是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党史学界认为此内容的首次公开发表是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载了蒋介石当时对周恩来的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因此中共是守信用的，谈不上什么“背信弃义”。

事情发生后稍后不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发表了讲话，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随后，《纽约时报》分别于1937年1月8 日、10日、17日分别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1937年1月16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位美国女人，活跃在西安的共产党人》的报道。

共产国际获悉这些情况后，十分震怒， 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共“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电报认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37年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解释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由此可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

史沫特莱的“好意”给党造成损失

关于史沫特莱的身份问题，宋庆龄对宋子文当然只能说，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

1933年5月之前，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党员了，她当然知道史沫特莱的真正身份。

早在1932年5月，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工作人员佐尔格就在上海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建议利用史沫特莱（女人）来做国际范围的报刊工作……史沫特莱现在没有工作……恳请您帮助她弄些钱，这也是为了您的利益”。

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1935年初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见了几次面。

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说，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警察手里，“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王明后来发出将史沫特莱“孤立起来”的指示，并要宋庆龄转达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此。宋庆龄在信中反映，史沫特莱把中共中央新闻通讯《中国工人通讯》的出版者董维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饶漱石和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宋庆龄与王明既不特别亲近，也不冷淡疏远

王明收到了宋庆龄的密信后，很快有所反应。从现有的资料看，中共中央书记处没有对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谈话时涉及宋庆龄的部分作出正面回应。但是，1937年4月10日，在上海刊行的《中国周刊》第80卷第6期发表了中共中央4月6日的声明，声明说史沫特莱小姐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组织联系。

在共产国际的组织系统中，宋庆龄与王明当时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王明对宋庆龄并不生疏。1933年5月之前，宋庆龄经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同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了以中华人民救国御侮会（后改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名义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建议“由宋庆龄及其他有可能参加的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等……共同签名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同时要“把这一纲领印成小册子(最好的，让宋庆龄等具有公开身份的人去印)，公开地广大(泛)地散发，并在各工厂、学校等地方，公开地用谈话、会议、研究等方法讨论”。

宋庆龄当时对中共党内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思想路线斗争知之甚少，她与王明的关系仅仅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既不是特别亲近，也不是冷淡疏远。她在信中称收信人王明为“亲爱的同志”，并使用尊称“您”，是出于礼节，是完全可以了解的。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