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牌真皮女包:本网与《半月谈》联合报道:透视村支书群体生存状态

    “我们这里的农民打工一天都能挣30元钱，一月下来收入七八百元。”陕西扶风县杏林镇西坡村支书王浩贤连连倒苦水，“可是村支书的报酬平均每月才300元。”陕西武功县上营村支书陈富民也说，这些钱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顾不了，每个月光手机费就得100元左右，8成话费都是办了公事。

    半月谈记者联合调研中，经济待遇太低，是各地村支书反映强烈的头号问题。“说出来都寒碜人。”河南叶县旧县乡毛庄村村支书白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２００７年，上级转移支付村级经费１５９００元，扣除五保户、报刊征订、秸秆禁烧、防疫费、植树造林费、捐款、拥军优属等费用，只剩３２００元，全村８名村干部每人分得４００元，平均每人每月３３．３元。

    在农业大省河南各县，村干部脱岗打工已相当普遍，因为这些村干部算了细账后发现，每个月用于公务的开支远大于自己作为村干部的收入，还不如打工挣钱多。“作为一名党员，为党工作，不应该讲待遇、讲利益。但是，村干部聚在一起经常讨论，我们干一个月挣的钱，是别人打工一天挣的钱，心里落差很大。”河南伊川县人大代表、鸦岭乡康坪村村支书李红娃说，“上届５名村委委员，有两名都去打工了。孩子们也不愿意我继续把支书干下去。”

    记者在河南偃师市了解到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个县级市的庞村镇共１４个行政村，每个村都有外出打工的村干部，在外打工的村干部占干部总数的７０％以上；李村镇的一些村，除了支书、主任外，村干部全部外出打工；全市近２０名村支书明确表示撂挑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有顺口溜云：“村干村干，越干越白干，越干越完蛋。”    应当看到，一些地方已关注到包括村支书在内的村干部工资待遇问题，开始着手给村干部涨工资。记者在浙江杭州采访，看到一份杭州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刚刚联合下发的《关于解决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基本报酬的实施意见》。据杭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跃敏介绍，市财政对年集体经济收入不足5万元的村下拨1673万元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村干部的误工报酬及日常工作经费等开支，在此基础上，市财政增加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基本报酬补助资金。经济发达地区“财大气粗”好办事，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增加村支书工资并非轻而易举。2008年4月，陕西省委组织部出台过《关于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把村干部报酬纳入财政预算，村支书每年的任职报酬应不低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倍，也就是5000元左右。而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了解到，这一标准在很多地方尚未落实，而且仍属杯水车薪，离村支书们的期望值还有不小距离。陕西石泉县池河镇五爱村村支书王华明认为：“实际上村支书跟乡镇公务员一样，家里的事基本顾不上，工资报酬差距不应该这么大。”

    重庆某区一名村支书对记者说，一线村支书是很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而上头的公务员每个月拿着两三千元，去领导、指挥每个月只拿４５０元左右的村干部，还对他们指手画脚，他们难免有些怨言。各级公务员工资不断见涨，相比之下，村干部工资却多年雷打不动，即使微涨，也终究偏低。

    除了工资收入，待遇之忧里面，还掺有后顾之忧，如退休后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半月谈记者多次看到，一些长期任职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卸任后生活困顿，晚景凄凉，有的捡破烂，有的打零工，有的靠低保过日子。

    河南偃师市大口乡西寨村村支书李明君说：“我们村一共有３位卸任的村支书，每个人几乎都曾任职１０年以上。但他们如今全靠子女养活，没有经济来源。看看他们，想想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儿。”

    在江苏射阳县陈洋镇东关村，已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的李吉林向记者呼吁，政府应该提高村支书待遇，尤其是退休之后的保障，别让他们付出了一辈子辛劳后，最终连最基本的生活也保障不了，这显然不够人性化。

    前程之忧：泥腿子村官生就不能跳龙门吗

    长期以来，一介村支书，工作再优秀，哪怕干一辈子，身份基本上永远是村干部，永远还是农民，泥腿子怎么也跃不了龙门。“似官非官”、“非农实农”的模糊而尴尬身份使村支书普遍感到在政治上没有奔头，工作上也就没有了劲头。

    这种不公正现象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山东、江苏、天津、湖北、广西、云南等不少地方纷纷尝试从村支书、村主任等里面公开招录乡镇公务员。这一项带有历史性突破的改革之举，显然为一直奋斗在最基层的村支书们开辟了一条个人政治上的上升通道，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他们的政治热情。２００８年５月，河南省委组织部和河南省人事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从优秀村干部中考试录用乡镇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报考对象为任职满３年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连续任副职、正职合计满４年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任职满５年的优秀村党组织、村委会副职，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以上职务满３年的优秀“大学生村干部”。

    通过这次招录考试的河南汝州市纸坊乡车渠村党支部书记杜占营对记者感慨道：“这次招考说明了党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对村支书们刺激很大，感觉到有盼头了。”不过，必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年龄３５周岁以下这两个报考资格条件，却显门槛过高，一大批村官因此被堵在“国家干部”队伍之外。事实上，河南这次遴选上的２５６名优秀村干部中，大学生村干部占了６３％。河南叶县洪庄杨乡洛北村村支书李亚旭看到招录通知后，急忙对村里的大学生村干部林少五说：“你各项要求都符合，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的年龄和文凭都不够，如果条件放宽些，我也很想报考。”

    在西部一些民族地区，不少在任村支书还只有初中甚至小学学历。从2007年起，云南省开始定向招录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进入乡镇（街道）公务员队伍，第一年招录了238名，去年招录了500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塔甸镇海味村党总支书记李树仙，对这一乡土新政只能望洋兴叹：“我只有初中学历。凡进必考，要求高中或者中专学历，这个条件卡住了一大批人。”

    也有一些村支书提出，让优秀村支书都挤公务员这条独木桥，显然不太现实，还应探索多元化出路，拓展农村基层干部个人发展平台。杭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李志龙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2003年以来，尽管全市通过公开招考成为乡镇公务员的村干部只有11名，但被录用为乡镇事业干部的多达48名。此外，一批优秀村干部还被安排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种群团组织的代表（委员）。

　　发展压力：讨饭财政逼出“化缘书记”

    一方面是待遇低、出路窄，另一方面，工作量和付出并不小，任务和压力很大。这尤其让一些村支书心理失衡，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在广东汕头当过老板、2007年作为创业能人回村的重庆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党支书吴廷全说，村支书收入赶不上农民工，工作强度却比得上公务员。“除非睡着了，其他时间（包括吃饭）几乎都是在工作，每周从来没有什么双休日。我刚从汕头回来时体重180多斤，现在只有140斤了。”

２００８年５月，河南省委组织部和河南省人事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从优秀村干部中考试录用乡镇公务员工作实施方案》，报考对象为任职满３年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连续任副职、正职合计满４年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任职满５年的优秀村党组织、村委会副职，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以上职务满３年的优秀“大学生村干部”。

    通过这次招录考试的河南汝州市纸坊乡车渠村党支部书记杜占营对记者感慨道：“这次招考说明了党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对村支书们刺激很大，感觉到有盼头了。”不过，必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年龄３５周岁以下这两个报考资格条件，却显门槛过高，一大批村官因此被堵在“国家干部”队伍之外。事实上，河南这次遴选上的２５６名优秀村干部中，大学生村干部占了６３％。河南叶县洪庄杨乡洛北村村支书李亚旭看到招录通知后，急忙对村里的大学生村干部林少五说：“你各项要求都符合，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的年龄和文凭都不够，如果条件放宽些，我也很想报考。”

    在西部一些民族地区，不少在任村支书还只有初中甚至小学学历。从2007年起，云南省开始定向招录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进入乡镇（街道）公务员队伍，第一年招录了238名，去年招录了500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塔甸镇海味村党总支书记李树仙，对这一乡土新政只能望洋兴叹：“我只有初中学历。凡进必考，要求高中或者中专学历，这个条件卡住了一大批人。”

    也有一些村支书提出，让优秀村支书都挤公务员这条独木桥，显然不太现实，还应探索多元化出路，拓展农村基层干部个人发展平台。杭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李志龙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2003年以来，尽管全市通过公开招考成为乡镇公务员的村干部只有11名，但被录用为乡镇事业干部的多达48名。此外，一批优秀村干部还被安排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种群团组织的代表（委员）。

　　发展压力：讨饭财政逼出“化缘书记”

    一方面是待遇低、出路窄，另一方面，工作量和付出并不小，任务和压力很大。这尤其让一些村支书心理失衡，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在广东汕头当过老板、2007年作为创业能人回村的重庆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党支书吴廷全说，村支书收入赶不上农民工，工作强度却比得上公务员。“除非睡着了，其他时间（包括吃饭）几乎都是在工作，每周从来没有什么双休日。我刚从汕头回来时体重180多斤，现在只有140斤了。”

 据了解，当前农村基层干部承担的工作任务名目繁多，广泛涉及秸秆禁烧、计划生育、卫生防疫、信访稳定、防洪抗旱、保护环境、调解纠纷、拥军优属、廉政建设等。村支书们最觉沉重的当属发展和致富的压力。不少村支书深感“有心谋发展，无奈手段少”、“有想法没办法，有办法没钱花”。

    记者在天津调查发现，一些村级集体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基础仍然薄弱，有的乡镇一半村子都没有集体收入。一名在农村摸爬滚打30多年、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的基层干部说：“土地都分到老百姓的头上了，集体经济没有收入，支书只剩一个脑袋一个膀子，怎么去领导村民？”

    在湖北浠水县巴河镇桃花村，村民把长期在外打工做生意的冯记国当财神一样请回来当村支书，但这只“还巢凤”后来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在外面一年最低可以挣个10来万元，回来后却成了成天出去讨钱的‘化缘书记’。农村税费取消以后，不能再从农民那里收取款项，加上68万元的债务，村级要运转，还要给农民办实事。上面给的转移支付每年只有2万元左右，4个村干部的工资都付不起，要想再搞点什么建设，只有靠自己出去讨钱。”

    冯记国的办法是四处去化缘，一是找村里在外面有成就的老板、在上级部门工作的领导，二是找部门找领导争取项目，搞点资金。化缘是一件苦差事，但半月谈记者在各地农村采访发现，像冯记国这样的“讨钱书记”其实有很多。

    在洞庭湖区，每到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乡镇和村里就云集大批上门要债的人，而干部们只能找个地方躲起来，手机一关，谁也找不着。村支书们戏称之为“躲五、八、腊”。在位于洞庭湖区腹地的湖南南县茅草街镇新尚村，村支书曹重阳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找乡友、领导和有关部门“讨钱”。新尚村每年保持正常运转至少需要5万元经费，可国家给的转移支付只有2.5万元。曹重阳苦笑着说：“自从当上村支书后，老婆经常骂我‘拿自家的钱操别人的心’，儿子也埋怨我把他辛苦打工赚的钱都垫给了村里。如果说乡镇一级还勉强可称为吃饭财政的话，村里就是典型的‘讨饭财政’。”

    维持正常运转都如此捉襟见肘，要想给村民办些实事，发展些产业，更显心有余而力不足。湖北洪湖市曹市镇战斗村支书赵光辉说，今年他们村已讨了两三万块，但支出要五六万。疏浚沟渠、维护路面等，都需要花钱。为了抓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目前村干部工资只兑现了50%，剩下部分都打了欠条。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情况会好很多，但也时常难免化缘之苦。先后在5个村担任过村支书的朱清瑜，到南京市江宁区东阳村任党总支书记才一年半时间，搞了8个惠民工程（如拓宽道路，修建休闲广场和便民超市，改造村部和中心卫生站等）。办这些事，需要投入300多万元，但村里年收入也就10万元左右，大头只能是到各个部门去化缘。“我们现在做的是‘乞丐经济’。” 朱清瑜说，能力大的就多要一些，能力差点的就少要一些。

    江宁区周岗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更军也自嘲：“我们这些村支书都是‘洪七公’的徒弟，要靠行乞才能维持下去。” 有一位村支书由于引不来资，乞不来款，焦虑之极，晚上做梦抱了一大堆美金。

维稳压力：信访前哨，夹板受气

    在当前利益分化期和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空前陡增，村支书更是被推到维稳的风口前哨。

    在2002年轰动一时的湖北“咸安乡镇改革”大潮中，镇干部杨大兵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兼任咸宁市咸安区杨畈村支书。他对记者坦言，去年换届时自己真不想干了。“工资每个月500元，却天天都在忙着处理这样那样的矛盾纠纷。别以为邻里吵架、土地纠纷都是些小事，处理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甚至会衍生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样的矛盾纠纷，我每个月差不多要处理一二十件。”

    群众利益无小事，农民利益更如此，哪一样搞不好都可能埋下地雷，引爆导火索。河南叶县旧县乡毛庄村村支书白怪是市县两级人大代表，他说，上级对农村工作抓得越来越紧，要求越来越严，像秸秆禁烧、计划生育、打击“两抢一盗”等工作，都实行“一票否决”。万事执行难，许多事情理论上是好的，但是和农村实际情况差距很大，操作起来困难，结果上级领导不满意，村里群众有意见，村支书往往两头受气。

    叶县任店镇寺西村村支书马彦春以秸秆还田为例说，为防止农民把秸秆一烧了之，县乡两级先从对村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款中扣除几千元，如发现有人燃烧秸秆，这些钱就算成罚款。所以，夏秋两季，村支书就带领其他村干部，每人一张凉席、一张床单，整天住在地头，自家的农活干不成，还要家人送饭。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涉及土地承包、流转和征用的纠纷在东中西部都很多。南京江宁区东阳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朱清瑜说，前些年土地流转市场不规范，由于种地不赚钱，很多农民都把土地转给别人去种。后来免除了农业税，种粮还有补贴，许多农民又想把地要回来自己种，矛盾冲突于是发生。

    江宁区周岗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更军把农村维稳压力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之间发生的矛盾，二是农民与村两委、政府之间的矛盾。不管哪一类，农民都会到村部甚至到镇政府、区政府上访，最后所有压力都集中到村部。他说：“平时特别忙，没有休息日，唯一的休息日就是春节放假。”

    很多村支书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各级党委、政府三令五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信访案件层层往下压。村支书和乡镇党委一样充当了农村信访维稳的前沿哨兵，承担着防范越级上访的第一步责任，但在解决问题上往往是责任大权力小，许多时候没法从财政上、政策上、体制上予以根治。一些群众感到村级党组织无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遇到矛盾纠纷便越级上访。迫于无奈，有的村支书甚至到省城和北京截访。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由于处在有限权力和无限责任交织的核心，长期在基层一线面对各种利益和矛盾的挤压，许多村支书不同程度地存在紧张、焦虑、疲累心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的角色好比全科全天候大夫，“深夜出急诊，白天上门诊，晚上再会诊”。不过，有的村支书想着自己大小是个头，“来人陪客吃一点，出外办事方便点，站在人前光彩点”，所以，尽管喊着村官难当，但又欲罢不能。

渴望正名，“去妖魔化”

    “我们承担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为农村作了不小的贡献，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好的社会评价。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我们的整体形象和声望较差。” 陕西石泉县饶峰镇新华村村支书李武龙道出了埋在很多村支书心底的内伤。他们认为自己负荷大，付出多，但回报少，社会承认度低，心理的天平难免失重。

    村支书群体不被社会认可，乃至招致恶评，要追溯到税费改革前。那时，许多地方的村支书成了农业税、特产税“税官”，与农民直接摩擦不断。有些地方因收税构成激烈的干群冲突，村支书首当其冲，留下“与民争利”恶名。

    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减轻，干群关系逐渐缓和，但也有部分村支书在惠农政策落实、土地流转、征地拆迁、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不按规定办事，村务不透明、不民主，甚至吃拿卡要，贪污贪占等，引起群众不满。村支书群体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面临着群众的信任危机。一段时期以来，一部分媒体也舆论一边倒，将村官腐败集中曝光、放大。久之，社会上对村官乃至乡官形成一定偏见，将其人格形象“妖魔化”。对此，村支书们颇感委屈，有的滋生愤世情绪。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党组织是党的“三农”工作的基石，村支书群体是党联系亿万农民群众的神经末梢。平心而论，中国村支书群体主体是好的，尽管他们也有种种狭隘和先天不足，但大都对农民有感情，富有农村工作经验，能忍受，能吃苦，以自己的脊梁和臂膀，默默为共和国奉献，为执政党夯基。这是一群同样呼唤理解和关怀的人，这是一群利益诉求需要关切的人，这也是一群亟待“去妖魔化”而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人。

    值得欣慰的是，党中央并没有小觑这群乡村领头雁的贡献和作用，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得到高层的呼应。在去年12月1日召开的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强调，要推广“定权责立规范，工作有合理待遇、干好有发展前途、退岗有一定保障”的“一定三有”经验，同时要拓展发展空间，加大从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公务员力度。

    而在今年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村支书们的两大利益诉求被郑重写进中央文件：“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力度。切实解决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基本报酬和社会保障问题。”而且，就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期间特别强调：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记者 周清印 张涛 秦亚洲 蔡玉高 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