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过敏原化验:【王宠惠、王正廷、施肇基、颜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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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王正廷、施肇基、颜惠庆】
王宠惠
王宠惠（
王宠惠（1881年—1958年）字亮畴。广东东莞人。1895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今天津大学），1902年赴美国入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著名法学家，著有《宪法评议》、《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是第一个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人,其译本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被公认为最好的英译本,在很多美国大学被当作教科书. 1949年之前在中国政坛上，无论谁主政，他一直官居高位。是国民政府学者型官僚的代表。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等职。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又是联合国宪章的创立者之一。
中国第一张文凭获得者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生于香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王宠惠的祖父王元琛据说是“广东省首位进教会的信徒”，因为鸦片战争之后遍布中国的反洋教斗争而迁居香港。王元琛有两个儿子，长子王煜初即是王宠惠的父亲。由于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王宠惠幼年即进入香港圣保罗学校接受英文和西方科学知识教育；与此同时，在父亲的督导下，课余在家里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这样，王宠惠自小就打下了中西学方面的良好基础，为他日后在学业选择和事业发展方面铺平了道路。在圣保罗学校毕业后，王宠惠又进入皇仁书院继续其学业长达四年时间。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开始在全国招考学员，王宠惠在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进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头等学堂第四班攻读法科法律学门。北洋大学堂是一所典型的“洋”学堂，不仅教员多聘请外教，就是所开设的课程也是移植西方国家的设置，以法科为例，它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二十门，所用课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在这里，中西学根底俱佳的王宠惠终身的治学方向初步奠定。
1899年，王宠惠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颁发毕业文凭。这张毕业文凭是我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张文凭颁发于1900年元月。文凭的形状为上梯形下矩形，最上方有“考凭”（即文凭）字样，文凭的正文被龙蝠图案所包围，图案花纹上方是一个蝙蝠，左右两侧四条大龙，下方为海水波浪，文凭外围左右书有“钦字第壹号”。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文凭内有对北洋西学学堂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另外还写有文凭获得者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因为领受该文凭的是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又是“钦字第壹号”文凭，所以称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文凭的原件现存台湾。《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一书收入了该文凭的影印件。因此，王宠惠可以说是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谦谦君子
马关条约
189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中国各阶层，中国人真的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其中知识阶层反应尤其剧烈。但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被仇恨日本的情绪所左右，而是正如著名教育史家舒新城指出的，条约刚一签订，转年，就在中国兴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他们中有不少人立志要在曾有相似历史遭遇（日本也是在西方的炮舰面前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的），并在语言文字上比较接近的日本寻找救亡的药方。
上海南洋公学
王宠惠就是这些具有使命感的知识人士中的一员。毕业后，王宠惠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短期任教。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1年）的秋天，国民党人秦力山在大通起兵失败，逃到上海，由王宠惠秘密收容，并资助秦力山远赴日本。秦力山到日本后，在东京创刊《国民报》，宣传革命，函约王宠惠担任英文版撰述，因此王宠惠旋即于1901年赴日留学，致力于政法问题的研究。
作品
王宠惠在日本求学的时间并不长，在这期间他翻译孟德斯鸠等西方法学家的作品，同时撰写文章，呼吁国人起来革命。除此以外，王宠惠还留下了能证明他士君子人格的一则小故事。据《革命逸史》记载，在东京的时候，王宠惠与秦力山租屋同住，王住在楼上，秦力山以及另有几个留学生住在楼下。他们雇了一个日本下女，容貌艳丽，举止妖冶。当时王宠惠只有二十来岁，年少英俊，日本下女对他一见倾心。那个日本少女常常向他献媚，并且常以语言对他进行挑逗，可是他不为所动。王宠惠曾请秦力山劝告日本少女，以后不要再骚扰他，可是这个日本女人不听劝告。一天清晨四点左右，天还没有亮，那位春意荡漾的日本小姐，赤身裸体地进入王宠惠房中，向他求欢。王见状大为惊骇，急忙大呼：“不可，不可！”下女只得狂奔而走。住在楼下的秦力山及其他几位留学生，听到王宠惠在楼上大叫，都从梦中惊醒过来，他们都跑到楼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王宠惠当时坚持不肯说。后来他们知道详情，对于王宠惠见色不淫的定力，十分钦佩。
品格
这则故事的真伪难说，但是王宠惠一生个人品格清高，仁慈爽直，淡于名利，不好女色，却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的可信度相当高。这说明王宠惠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徒，而是真的“尊德性，道问学”的谦谦君子。
法学家
美国求学
1902年初冬，王宠惠转赴美国求学，他先就学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随后转入耶鲁这所培养了不少中国近代名人如容闳、詹天佑的世界一流学府深造，并在这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王宠惠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时，王宠惠还游历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先进国家，考察各国宪法，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学术功底
在这期间，最能显示王宠惠学术功底的事件是他以英文翻译了《德国民法典》，该作品于1907年在伦敦由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该书在王宠惠版之前已经有一些英译本问世，但因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未被学界所接受，而王宠惠的译本一出，很快就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好评，并迅速成为欧美各大学的通用教材，这使得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名声大振。
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奠定了王宠惠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地位。
该书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在美国保持了经典教材的地位。其影响之大，下面的一则小故事可以窥豹一斑。尼克松去台湾的时候，一下飞机就提出要探望王博士，以表示他的敬意。原来王宠惠以英文翻译的《德国民法典》出版之时，正值尼克松出生，后来尼克松上大学，所用的关于德国民法典的教材就是王译版本。一个中国人，能以英文翻译德文的作品，并赢得以英文为母语的英美人如此的尊敬，这种学术的功力，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值得国人引以自豪的事情。
贡献
王宠惠在法学方面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回国以后，王宠惠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宪法平议》、《比较民法》、《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宪法之功用》、《五权宪法》、《五权宪法之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厚重的法学作品，根据孙中山提出的五权相互制衡的宪政理念，仔细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
除了在宪法和民法方面的造诣之外，王宠惠在刑法和国际法方面也有突出的成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初期，沿用的刑法典是北洋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包含了不少新观点，吸收了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观念，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废除了依亲亲等级确定惩罚程度的旧原则，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一律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和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惩罚从轻的原则；此外，该草案保障了工人罢工的权利等等。这一法律草案最终经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
编订工作
在修订完刑法典以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国民法典的编订工作。在这部民法典的编订过程中，王宠惠既是顾问，又是实际的法案起草的参与者。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编撰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会本位为立足点，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真正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中华民国民法》在短短两年内就编订完成，虽然由于时局的限制，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但它为以后编撰中国民法在体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确定了范例。在这个过程中，王宠惠发挥了领导和技术骨干作用。
国际法方面的贡献
王宠惠在国际法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时的表现，以及在确立联合国宪章方面所做的工作。作为中国当时最为知名的法学家之一，1923年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他是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的法官。在海牙担任法官时，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期间，王宠惠所表现出的精深宏博的法学修养与宽厚公正的绅士风度，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无不为之折服。王氏在海牙国际法庭的卓越表现，有力地回击了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为国家争得了巨大的荣誉。当1924年王宠惠再次游历法国之时，为了表达对王宠惠的敬意，法国最高法院特别邀请他做演讲。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氏在国际法学界的重镇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被委以润色和审定联合国宪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民国政坛的弄潮儿
王宠惠不仅是一个蜚声国际的杰出法学家，还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士大夫，而他的仕途又和他与孙中山的交往密切相关。孙中山和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交往甚深。两家交往的深度可由下面的事情见其一斑：孙中山曾经因为策划起义未遂而被清政府通缉，在这危急时刻，1895年重阳节，王宠惠的哥哥王宠勋结婚，孙中山居然冒死前往广州赴喜宴。据王宠惠回忆，因这事，孙中山还差一点被清廷密探逮捕，只是他警惕性高，才侥幸逃脱。
孙中山的赏识
孙中山对王宠惠的法学才华十分器重，王宠惠在美国留学期间，孙中山于1904年也抵达美国纽约。王宠惠经常到孙的寓所密会，倾听孙中山关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计划。随后，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争取国际同情，王宠惠帮助孙中山起草了《第一次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篇著名文章。在王宠惠毕业以后游历欧洲期间，孙中山于1905、1910年两次出游欧洲，都约王宠惠晤谈，嘱咐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并为革命筹款。王宠惠在革命者中的元老地位也由此确立。
辛亥革命
1911年，王宠惠从欧洲回国，同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挑选内阁成员时，王宠惠居然取代呼声甚高的著名外交家伍庭芳出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一职，时年仅30岁。这是王宠惠步入民国政治舞台的开始，而一开始便以如此惊艳的方式登场。在这个职位上，虽然当时整个临时政府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但王宠惠仍然成功地处理了荷属爪哇华侨被殴杀事件，迫使荷兰政府惩治了杀害我华侨的凶手，这使广大海外华侨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支持。袁世凯“当选”民国总统以后，王宠惠又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但这次政治经历随着袁世凯的窃国行为日趋明显而在1912年6月结束。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王宠惠的政治才华得到了展现，并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铺就了灿烂的星光大道。
政治生涯
王宠惠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是一度在1922年出任“好人内阁”的总理。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中国彻底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政治乱局，北京政府走马灯似的不停地“城头变幻大王旗”。对这种因为军阀混战而导致民不聊生的局面，当时一批有影响的知识人士表达了极大的反感，并力图恢复古典传统的由文人掌政的政治局面。1922年4月，直系在对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将北京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直系来说，要想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总统宣布为非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自己的首领曹锟才有望登上总统宝座。为此，吴佩孚想出了恢复1916年旧国会的奇招，即以“恢复法统”为名，将南方总统孙中山、北方总统徐世昌一并宣布为非法。这个建议一出，立即为直系各派所接受。本来，直系内部以曹锟为首的保派（曹锟常驻保定）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吴佩孚常驻洛阳）之间，在先统一还是先拥曹锟上台做总统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即曹锟以取得总统位置为首要目标，并不热心南方统一问题，吴佩孚却主张借打败奉张之威，先进军南方，待南方统一后再考虑曹锟上台问题。这种分歧之所以没有妨碍直系各派接受吴佩孚的建议，一是没有人能想出比“恢复法统”更高明的办法，二是吴氏适时地在曹锟面前表示：“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苟有二心，神明殛之”，打消了曹锟的戒心。这个时候的吴佩孚，不仅是直系内部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也是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吴佩孚与别的军阀不同，他有过反对安福系亲日卖国行径、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光荣历史，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军人。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
恢复法统
在多方呼应的有利气氛中，“恢复法统”的努力很快见效。
“法统重光”后，由谁出面组阁，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军阀之间几经折腾，最终掌握了主动权的吴佩孚遂了心意。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王宠惠等人入阁，王担任国务总理，主要成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农商总长高凌蔚以及交通总长高恩洪。这些人主要属于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因而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王宠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好人”中的好人。然而，这些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政治家，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基础，也缺乏人民的支持，因此，实际上“好人内阁”只能是得势以后野心勃勃的吴佩孚的傀儡。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为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和以曹锟为首的保派所反对，也愈来愈为胡适等“好人们”所不满。王宠惠内阁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和支持，它的倒台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
然而，“好人政府”的失败并没有对王宠惠在民国政坛上的仕途产生多少负面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崛起，王宠惠以其同盟会元老的身份、渊深的学养、崇高的政治声望获得重用，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他除担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长及司法院长外，还在抗战期间出任过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及代理行政院长等职。王宠惠是不折不扣的民国政坛上的常青树。
外交家
王炳南与美驻波大使柯·约翰
除了是公认的杰出的法学家以外，王宠惠作为外交家，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也是声名赫赫。在国际外交上，王宠惠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曾有人对王宠惠开玩笑说，如果他保留他（在香港）的出生证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国护照了。对这种没有民族担当精神的媚外言论，王宠惠正言厉色地回应道：“我早年追随国父（指孙中山——笔者）革命，主要在推翻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国势力，我的出生证在早年离开香港时，即自行销毁了。” 王宠惠把这种爱国主义的气节带到了国际外交上，在外交场合，他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决不妥协。1921年，北洋政府派王宠惠、顾维钧等代表中国赴华盛顿出席太平洋会议。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理应收回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一切权益，因此，王宠惠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废除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并严陈此种苛刻条款将最终导致太平洋周边不太平。这种有理有据的陈述一时打了帝国主义者一个措手不及，最终，会议签订《九国公约》，列强承认“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并达成《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虽然，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外交舞台上，这种口头承诺效果有限，但王宠惠不畏强权，坚决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努力，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1933年，日本竭力扶植“伪满”政权，妄图分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王宠惠奉命出席“国联”大会。会上，骄狂的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王宠惠：“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一时，各国代表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了个没趣，悻悻而退。
《开罗宣言》英文原稿
1943年11月，王宠惠随团出席了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在讨论将发表的宣言稿时，英国代表别有用心地提议把某些表达改委婉一些，例如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以外交家特有的敏感，立即表示反对，指出如果日本战败，领土归属问题必须在宣言中明言，否则将造成纠缠不清。他还进一步强调，如果这类问题解决不好，那么盟国联合作战，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将因此减色。英方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个提案，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在《开罗宣言》中得到庄严声明：日本战败后，“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王宠惠作为外交家的坚定机敏，再次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立下殊功。在中国积贫积弱的那个时代，作为中国外交官不只是必须维护中国的主权，还得回击西方列强在其他如文化方面对中国的蔑视。据说，有一次王宠惠在伦敦参加外交界的宴会，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王宠惠在外交场合应对迅捷，词锋机敏，多属此类。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场合，王宠惠以他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机敏的词锋，为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争得了尽可能大的尊重。
赍志以殁
由于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价值取向，王宠惠最终没有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而选择了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日本战败后不久，1946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王宠惠为蒋介石的反动行为，在法统上予以了论证。然而，诚如他的革命引路人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终，不顾民生的国民党政权被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赶出了大陆，退居台湾一隅，王宠惠也沦为历史的反角。
1949年，失意的王宠惠以养病为名前往香港，1950年转赴台湾，再度出任“司法部长”，
评价
王宠惠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叫王宠惠。民国时期，在政、学两界，他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王宠惠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并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作为政治家，他曾一度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此后又长期身居国民政府的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悠长、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不多的达人之一。
王宠惠至死都没有改变他的士君子人格。据说，由于他平生不贪名利，结果，当他晚年生病的时候，困顿得都拿不出钱来治病，而只能靠别人的捐赠清偿医药费。除此以外，如果不因人废言，我们也得坦率承认，王宠惠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法学和外交思想遗产，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趣事轶闻
1. 王宠惠在伦敦时，有一次参加外交界的宴席。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了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
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吧？”
2。王宠惠生性极为吝啬，几个熟悉的朋友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办法”。他家里不用厨子，不开火。他经常到罗文干等人家里去，坐到六七点钟不走。主人留他吃饭，他还要客气一次，说：“还早呢，还是回去吃吧。”主人再留他，他就说：“有啤酒吗？有酒我就在这里吃吧。”这是第一个办法。如果主人不开口留饭，他就说：“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们出去吃馆子好不好？我来请你。”主人自然留他吃饭了。这是第二个办法。如果真的出去吃馆子了，吃完后大家抢着会钞，他总是落在后面。这是第三个办法。有时候大家不和他客气，让他去结帐，他还有第四个办法：他一拍衣袋，喊道：“喂，你们走不成！今天我忘记带钱了。”
3.王宠惠初次代理国务总理后，一次大家在顾维钧家吃饭。有人提议，以后每周大家轮流做东，定期举行会餐，商议问题，交换意见。大家都赞成了。王宠惠力言不必吃饭。“何必吃饭！喝喝茶就够了。”他连说了五六遍。他每说一遍，在座的周自齐便用力拧旁边的罗文干一把。罗文干回家后解衣一看，臂上被周自齐拧得青紫了一大块。
经历
海牙国际法庭副法官
(1923年-1924年)
“国民报”创刊人
(1901年-)
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1932年4月-
( 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第一任）总长
(
美国律师公会学报编辑
(1903年-)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之一
(1921年)
( 北京政府）司法部（第一任）总长
(1922年-)
( 北京政府）国务总理
(
( 国民政府）司法部（第一任）部长
(
(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
(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
(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
( 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
(
大理院院长
(1920年-)
联合国宪章起草人之一
(1921年4月-)
法律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独立协会创办人
司法院（第一任）院长
(
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7月-1947年)
( 国民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
(1946年)
(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
(1931年)
( 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
(1929年)
( 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
(1929年)
( 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
(1928年)
( 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
(1927年)
( 国民政府）关税委员会,委员
(1927年)
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
王正廷
王正廷，任政界要职，但热心体育事业，并致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因其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王正廷（1882年～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民国时期外交高级官员。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今天的天津大学）。1901年进海关任职。1905年赴日本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后，留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1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任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司司长，12月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7月辞职回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3年4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副议长，一度代理议长，因袁世凯以暴力压迫国会和议员，被驱逐出北京。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继任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9月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获得国内舆论好评。1921年到北京就任中国大学校长，这一职务长期连任。1922年3月任“鲁案”善后督办，12月同日本签订“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
1928年6月王正廷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0月与日本代表谈判“济案”问题，未能取得进展。其后曾与美、英、法、德等国订立“新关税条约”，争取到西方国家一些让步，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迫辞职。1936年8月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49年初去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
体育事业
从20世纪初开始，王正廷就参与了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活动。1911年，他与基督教青年会亚洲各国体育干事一起，发起组织了“远东体协”，并参加了自1913年开始的历届远东运动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历任要职并是主要赞助人之一，曾担任第2、5、8届远东运动会会长。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1933年任该会主席董事。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担任中国代表团总领队。
推动中国体育
王正廷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北洋政府工商部次长、代总长、代理内阁总理等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驻美大使等。1949年移居香港。尽管社会活动频繁，公务繁重，但对现代体育运动的倡导与支持，几十年始终如一。不仅自己酷爱运动（尤长于网球、游泳、骑术），而且更重视现代体育事业在中国的推广，力图以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国民素质，改变国人在世界的形象与地位，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心力，倾注了自己最大的热情与心血。1911年王正廷留学回国后，投入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活动，开始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关注与参预。当年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来华考察体育，以远东区国际扶轮社社长的身份与其相识，随后一起联络东亚各国，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决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东亚各国城市举办远东运动协会。后来远东会参加的国家扩大至印度、印尼和越南，被后人视为“亚运会”的前身。1912年7月，王正廷开始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中国籍总干事。此后利用职务之便，积极支持现代体育在中国开展工作。
组织参赛
1913年第1届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马尼拉举行。在王正廷的直接组织下，中国运动员参赛并取得了总锦标第二的较好成绩，并在运动场上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当时的日本报纸报道说：“中国排球队和篮球队的运动精神表现很好，……这种志在参加的精神值得尊敬。”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运动会，社会各界为之注目。但当时正忙于做皇帝梦的袁世凯及其政府无暇顾及，筹备运动会的重任只有落在会长王正廷身上。王正廷诉苦道：“说来惭愧，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所有的象样的运动场，我只好向外侨借用虹口靶子公园充数。”尽管如此，王正廷并没有退缩。他四出筹资，对运动会召开的各项事务都作了认真安排和布置。在王正廷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本届运动会如期举办。比赛结果，中国运动员取得锦标第一的好成绩，使国民为之振奋，更引起了全社会对体育事业的关注。除第二届远运会外，王正廷还先后担任第5、8届远运会会长和历届赞助人，为中国体育走向亚洲和亚洲体育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建立关系
由于中国发起筹办和积极参与远东运动会，给国际奥委会留下良好印象。1915年，国际奥委会致电正在上海举办的远运会，承认远东体协，并邀请中国参加下届奥运会和奥委会会议。后来此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未能实现。1920年，王正廷参与发起的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由于王正廷在推动中国体育事业上的重大作用，1922年经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古柏坦推荐，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为终身委员），国际奥委会同时承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其成员组织，即中国的奥委会，并由王正廷担任主席兼会长，从此中国便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起关系。
夺回体育主权
进入民国以后，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逐步开展起来，各地区与全国性的各类运动会也先后举办。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指导和规划。同时“五四”以来，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兴起，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体育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而成立于1922年4月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成立的，其成员三分之一为外籍传教士及教师，并主持实际工作。尽管张伯苓、王正廷先后出任会长，该联合会也对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开展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旁人看来“这个联合会已为外国人把持”，“认为有失国家尊严”。在此背景下王正廷、张伯苓等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领导人及时改弦更张。1924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公推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董事会15人全部为中国人。1933、1935年全国体协先后召开第二、三次代表大会，王正廷均连选连任。此后除抗战期间王氏赴美担任驻美大使外，一直是全国体协的主要领导人。
中国体育现代化
全国体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种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的局面成为历史，中国体育的现代化揭开新的一页。1924年全国体协成立后，先后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及多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如国际田径、游泳、体操、网球、拳击、举重、足球、篮球等八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全国体协为其成员组织。与此同时，全国体协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领导下，克服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困难，为发展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5月，第7届全国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行，中国选派120位选手组队参加。
1927年在上海兴建中华运动场，主办第7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男女选手164人组队参加。
1930年4月，在杭州举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并从中选拔各类选手115人，参加同年5月在东京举办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
1932年7月中国选手刘长春首次参加第10届国际奥运会，同年10月在南京举办第5届全国运动会。
1935年10月在上海举办第6届全运会，并选拔次年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1届国际奥运会的代表。
1936年参加第11届国际奥运会，王正廷任总领队，共有141人组团参加，盛况空前，其中中国国术队在柏林进行表演后，在当地引起了较大轰动。
1948年在上海举办第七届全运会，同年7月由33名选手与20名职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在伦敦举办的第14届国际奥运会，王正廷再次担任总领队。期间全国体协还于1926年至1937年间举办了6届上海国际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上海的中华队和英、美、法、德等外侨队。此外，还先后主办历届全国分区足球赛及全国分区网球赛，主持审编各项运动规则，审订最高记录，协助各地组织运动竞赛和一般体育活动，编辑出版《体育季刊》，并解答各项有关运动、裁判等方面的疑难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体育规范化、现代化的进程。在王正廷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全国体协成为民国时期最有权威的民间体育组织。
维护国家尊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占我国东北，并扶植成立其傀儡政权——满洲国。为使“伪满”获致国际社会承认，以达到其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日本企图从体育方面打开缺口，让“伪满”这个怪胎混进国际文化体育交流活动。王正廷领导全国体协进行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1932年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举行。最初南京国民政府宣称不派运动员参赛。而心怀叵测的伪满洲国却拟派两名东北运动员，以“满洲国”名义参赛，并大造宣传声势。全国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派运动员参赛。全国体协立即予以响应，积极进行参赛准备工作，但参赛经费无着，最后张学良决定个人出资，赞助刘长春代表中国参赛。王正廷积极奔走，不仅利用自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身份，帮助刘长春迅速办妥参赛手续，而且指示全国体协为刘长春等做好参赛准备工作，
但阴谋失败的日本侵略者又把黑手伸向自认为比较容易控制的远东体协和远运会。1933年初，在其主子授意下，所谓“满洲国体育协进会”正式向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主席国菲律宾体育协进会提交“申请”，要求加入远东体协，并派运动员参加第十届远运会。王正廷立即主持召开全国体协常务董事会，决定致函菲国体协，坚决拒绝所谓“满洲国”加入远东会会员案，声明：如多数会员国赞成接受这个怪物，中国不惜退出该组织。随后，王正廷又不顾日本的威胁恐吓，多次代表中国体协，表明中国方面的严正立场。在1934年第10届远运会上，王正廷领导中国代表与日本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使日本的阴谋以失败告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尊严。
学校教育
王正廷在其体育生涯中，还十分重视把现代体育引入学校教育。早在1916年回乡省亲时即出资创办宁波奉化务本小学。报纸报道说，“王正廷博士注意桑梓公益，具有改进社会之热心，近于原籍……开办模范小学一所，实施最新教育法”。所谓最新教育法之一，就是在务本小学开设体育操练一课，这在当时的小学教育中实为罕见。1921年王正廷担任中国大学校长后，由于他对体育教育的倡导，使该校体育活动迅速开展起来，还培养出许多体育人才。为此该校不仅以体育闻名当时教育界，还于1931年组织篮球队去欧洲参加比赛。从1932年起，王正廷还应邀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致力于学校体育的推广工作。体育事业的兴衰是国家命运的真实写照。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体育事业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进步与发展，但这并不能抹杀我们的前人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所作的不懈努力。
人物评论
王正廷作为民国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他那种对体育事业不计名利、义无反顾的执着和努力推动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远见卓识以及勇于开拓、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尊敬。正如台湾学者张腾蛟先生所言：“为我国体育事业献身献力的人士实在不少，可是要论态度之积极，参与之热心以及成就之辉煌，恐怕要数正廷先生为第一人。”在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王正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
中国奥运之父
王正廷虽任政界要职，但热心体育事业，并致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
从20世纪初开始，王正廷就参与了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活动。1911年，他与基督教青年会亚洲各国体育干事一起，发起组织了“远东体协”，并参加了自1913年开始的历届远东运动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历任要职并是主要赞助人之一，曾担任第2、5、8届远东运动会会长。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1933年任该会主席董事。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担任中国代表团总领队。因其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相关对联
王正廷自题联
有雨云生石；
无风叶满山。
——集怀仁圣教序字自题暨赠人
王正廷撰挽联
其自任天下之重若此；
于以禁他人为帝有余。
——1916年11月挽四川省督军兼省长蔡锷
贺赠王正廷联
北渡萦同来远水；
南塘迢递耸长亭。
——1922年6月著名书法篆刻家朱复戡以篆书书赠王正廷
纪念、题咏、嵌典王正廷联
正廷屡受伪廷命；
儒堂本是教堂人。
——著名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炳麟）讽刺王正廷屡任北京国民政府要职
著名学者章太炎喜欢素以诗、联嘲弄人。此联以鹤顶格嵌被嘲人名字“正延、儒堂”（信奉耶稣教。其父王际唐，为上海美以美教会教士）。上联“屡受伪廷命”，说王正廷屡受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代总长、参议院副议长、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等职。下联“儒堂”，为王正廷之字。“教堂”，指王正廷创办中国留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并自任总干事。
三民五权，推翻历史上数千年专制淫威，勋名聿著，主义益彰，共信公真不死；
大同博爱，肇造地球中亿万众和平幸福，宏愿未偿，普天痛悼，岂惟我哭先生。
——2005年3月挽中国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30+30=60字）
相关著作
《王正廷博士演讲集》
施肇基
施肇基(1877—1958年)，字植之，江苏吴江人。
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书院。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赴美国，任驻美使馆翻译生。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回国，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洋务文案兼鄂省留美学生监督。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任一等参赞。翌年（1906年）任邮传部右参议兼京汉铁路局总办，后又任京奉铁路局总办。1908年，奉命到沙俄铁路公司谈判，使霍尔瓦特同意撤消俄罗斯在哈尔滨的水利会，收回松花江航行管理权。
是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
作品
著有《施肇基回忆录》。
颜惠庆
中文名：
颜惠庆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877
逝世日期：
职业：
政治家，外交家
毕业院校：
上海同文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目录
颜惠庆(1877-1950) 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字骏人。上海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1909年任外交部股长。1910年兼清华大学总办。1912年4月被黎元洪委任为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3年1月出任驻德国公使，后调任丹麦、瑞典等国公使。1919年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1920年8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2年辞去外交总长职务，改任内务总长等职。1926年春，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1927年移居天津，任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自来水公司董事长等职。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大使、驻苏大使，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1949年2月，为反对蒋介石继续内战，和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以私人资格到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同时，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5月在上海病逝。
生平事迹
不得意的晚清“洋进士”
1877年4月，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1895年10月，18岁的颜惠庆赴美留学。1900 年6月，他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1900年8月，颜惠庆回到上海，成为圣约翰大学最年轻的华籍教授，主授地理、英文、数学等课程。在随后六年的教授生涯中，他参与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南方报》英文版编辑，活跃于上海的文化教育界。
1906年10月，清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颜惠庆参加考试，名列文科第二。他回到上海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
早期中国外交才俊
1908年2月，颜惠庆随驻美公使伍廷芳使美，领二等参赞衔，负责使馆的英文文案和留学生事务。在美期间，颜惠庆一边苦学西班牙文，一边入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外交理论。
1909年11月，颜惠庆受清廷外务部征召回国任主事，进新闻处，主编英文版《北京日报》，同时襄助筹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并出任清华学堂总办。1910年，东三省鼠疫大爆发，颜惠庆参与组建满洲防疫处，这是中国近代以西医方法控制大规模鼠疫疫情的首次尝试，并一举成功。
1910年夏，清政府再次为留洋归国学生举行殿试，颜惠庆再试中的，获授翰林院编修。不久，擢升为外务部参议。辛亥革命爆发前，颜惠庆已升任外务部左丞，开始进入中国外交界“领导核心”。
出使欧洲三国
北京政府成立后，陆征祥于1912年5月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出任外交部次长。由于陆氏体弱多病，颜惠庆实际主持外交部工作。此后外交总长曾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
1913年1月，颜惠庆出任驻德国全权公使，其后又兼任驻丹麦公使和驻瑞典公使。颜惠庆使德期间促成了德国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并出席第二、三届国际禁烟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各国禁烟公约》。
1914年，一战爆发，中德关系逐渐恶化。1917年3月北京政府与德断交。5月，颜惠庆率中国驻德使馆成员撤往丹麦，成为一战时北京政府在欧洲的重要“情报站”。
遥控华盛顿会议
1920年春末，颜惠庆辞去三国公使职务携全家返回上海。
当时，颜惠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主持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诸项交涉。10月，中国出席华会代表团启程赴美，颜惠庆在京遥控，成为代表团在国内最坚实的后盾和外交运作的总指挥。谈判中围绕山东问题和胶济铁路的中日争端引起了举国上下极大的关注。不少国人希望中国能在华会上借助多边谈判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在外交上一贯谨慎务实的颜惠庆并没有那么乐观，由于国弱言轻，他先是同意代表团接受对日“边缘谈判”的方式，在将民众反日怒潮引向时任总理的梁士诒之后，又巧妙地利用军阀间的“电报战”，不仅使外交部取得了对于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还在一场“颜梁政争”中大获全胜，梁内阁倒台后，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翌年2月，他授权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华会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在派系林立、军阀当道的北京政府内，颜惠庆很难施展抱负，首次署理国务总理之后数年间，他曾多次组阁，但都难脱草草收场的结局。
赴国难再度出山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成为颜惠庆人生的又一个转斩点。
1931年10月，他欣然出任国民政府外交特种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对美交涉。11月，他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抵美后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首席代表和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团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他举家南迁上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主持上海的难民救济与伤兵救护工作，并出任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上海防痨协会会长等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开始重新起用像颜惠庆这样的老牌外交家。1938年8月，颜以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首席代表的公开身份离沪赴美，其真正的身份实为蒋介石的私人特使。
投向人民的怀抱
1946年11月，颜惠庆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国民党行宪政府成立时，蒋介石曾竭力拉拢颜惠庆担任立法院长，被拒绝。
1949年2月，受代总统李宗仁委托，颜惠庆抱病率上海各界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商谈南北通邮通航事宜，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解放区的繁荣昌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返沪后两次拒绝蒋介石邀他赴台邀请，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颜惠庆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央政府政务院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民国元老颜惠庆晚年的“敲门之旅”
颜惠庆，字骏人，1877年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牧师家庭。其父颜永京曾留学美国，参与创建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并任学监。良好的家庭背景使颜惠庆少时即有机会就读于英国人开办的同文书院，接着又赴美留学。1900年他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兼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编辑。1906年，颜惠庆参加清政府首次游学欧美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二，赐进士出身。1908年他自荐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从此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民国成立后，颜惠庆就任第一届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以后又历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等职，并多次出任驻外公使。颜惠庆一生经历起伏跌宕，1949年他不惜以年迈多病之躯为北平国共和谈“敲门”，从而为自己的晚年书写下了浓重一笔。
“敲门使者”
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饱经战争之苦的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和平。1949年元旦，处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为了应付国民党崩溃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下提出和谈建议，企图他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识破了蒋介石的诡计，于
李宗仁上台伊始即昭告全国，决以“最大努力谋和平”。甘介侯向李宗仁建议，由在沪知名人士组织一个“和平代表团”，赴平与中共接洽和谈事宜。李宗仁表示同意，并派甘介侯携信赴沪访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章、江二人曾担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冷御秋（江苏省临时参议院议长）等人。
当时，年逾古稀的颜惠庆虽寓居上海，但对国事仍耿耿于怀，关心民间疾苦。颜惠庆接李宗仁信后，于
对这一“敲门之旅”，颜惠庆表示愿意成行，并谓：“以我个人而言，活了七十三岁，还未乘过飞机，而平素间患心脏病，平时总住在楼下，怕爬楼梯气喘，所以是否适于坐飞机大成问题。但想到平生受了国家许多优惠，这次是为国家社会和人民而奔走，就是抱病在身，也是义不容辞的，大不了我请个医生跟我走。”当时，南北陆路交通阻塞，飞机成为惟一的选择，身患心脏病的颜惠庆对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心存顾虑就不足为奇了。私下里，颜惠庆多次和他的医生焦湘宗洽商，请他担任随行医生。颜惠庆对焦湘宗说：“有你这个医生在一起，我就很放心了。如果你不答应，不陪我去，我亦不去了。”
李宗仁最初拟定的和平代表团成员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在这五人中，颜惠庆资历最老，被推为首席，负总责。身负“敲门”使命的颜惠庆连续几天邀请其他代表团成员至家中饮茶，交换看法，并安排旅程。但由于人员变动等因素，代表团启程的时间一再推迟，直到
被冠以“敲门使者”头衔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成员最终确定为：颜惠庆（73岁）、章士钊（69岁）、江庸（72岁）以及以私人资格前往的邵力子（68岁）。此外随同前往的有：李宗仁的联络工作者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澍苍、潘伯鹰、张奉胄，负责联系南北通航的金山等人，颜惠庆的医生焦湘宗也随同前往，焦因此成为四老的医药顾问。
上海和平代表团各成员在登机前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颜惠庆更是遭到记者们的围堵追问。面对记者们的连连发问，颜惠庆应接不暇，直到监护者出来忠告记者，他才得以暂时休息。颜惠庆向记者们谈及此行任务，谓：“今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在希望和平而感到和平之可贵，中国人民因为受苦最深，所以渴望更切。我们代表团能够在这种机会里飞向故都，谋求和平，对全国人士的和平渴望，总是算已有了进步。但愿此行能够把共方对正式和谈的时日问题的答案及部分意见带回来，就算圆满了。”
新北平见闻
颜惠庆1906年第一次光顾北京这个辉煌的古都，从那时起他就与北京有了深交，直到1926年才在奉系的逼迫下辞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职务，退隐天津。光阴荏苒，事隔20多年后，他又回到了这里，“物是人非事事休”，心中自然别有一番滋味，但现在展现于颜惠庆眼前的是人民政权下的北平，它处处洋溢着新生的活力。身负“敲门”使命的颜惠庆迫切希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面，以传达人民要求和平的希望。
对以颜惠庆为首的“上海和平代表团”，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派首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负责接洽。
下午，叶剑英设宴招待四老及同行人员。在宴会上，颜惠庆认识了许多中共领导人，与董必武、聂荣臻、罗荣桓等交谈甚欢。颜惠庆还碰到了老朋友傅作义，故交相见自是欢叙颇畅。
叶剑英诚恳地征求颜惠庆对国内和平的意见，并听取他对解放区见闻的印象。颜惠庆谈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问题。以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处理农村问题，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办了许多事情，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城市问题，他不能确信中国共产党拥有许多富有经验、能够管理好大城市事务的专家，对中国共产党管理好大城市的能力表示怀疑。叶剑英听后哈哈大笑，承认颜惠庆是对的。叶剑英就北平的情况指出：迄今为止，只有他及其助手两人作为重要官员参加了市政府，其他重要职位几乎都没有发生变动。
在欢洽的气氛中颜惠庆结束了与叶剑英的会谈，最后他提出希望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告诉他已经发出电报，很快就会得到回音。
此后几天内，颜惠庆就静静等待来自毛泽东的消息。然而，对于颜惠庆来说，“敲门”并非是他惟一的目的，而重游故地、参观新北平，通过耳闻目睹来亲身体会解放区的新生活是他内心的另一愿望。颜惠庆正好利用闲下来的几日在北平城内到处走走看看听听。
在与叶剑英结束单独会谈后的当日下午，颜惠庆邀请邵力子和焦湘宗访问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过去的日子里，颜惠庆与这两所大学都有过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在北平城外，离颐和园很近。颜惠庆这个时候很想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管理下学校的情况如何，以及在战争期间它们是否遭受了损失。
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颜惠庆分别拜会了两校校长陆志韦和冯友兰两先生，并与一些教授进行了友好交谈。颜惠庆了解到，尽管人民解放军是从学校附近的西郊包围北平的，可是这两所大学的建筑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教学像往常一样进行，学生们在校园内四处走动，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当晚，颜惠庆应邀观看了一出歌剧。该剧讲的是一个恶霸地主，他的管家无耻敲诈佃户，他的儿子游手好闲，企图奸污农民的女儿，最后在一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联合起来的农民惩处了这个恶棍。颜惠庆对演员们的表演赞不绝口，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观看歌剧的解放军战士的端庄举止。无论进出剧场，还是等候幕布的拉启，解放军战士都是那样的安静、有修养。颜惠庆认为，如此严肃的军纪绝非一般士兵所能做到。
此外，颜惠庆还会见了许多旧友故交，有银行家、实业家、商人、原来家中的侍从等。通过与他们的交谈，颜惠庆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他竭力劝说那些对共产党仍持迟疑态度的朋友，要他们争取主动与共产党合作，免生误会。
西柏坡之行
经过一路颠簸，当晚颜惠庆等人顺利到达西柏坡。对于他们一行能安全抵达目的地，颜惠庆说，这都应归功于司机们非凡的驾驶技术和充沛的精力。周恩来亲自出门迎接颜惠庆等人，随后招待他们用晚餐。饭毕，毛泽东来到颜惠庆等人住处看望四老。
这是颜惠庆第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颜上下打量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棉衣和硕大的裤子，显得整洁、朴素、平易近人。毛泽东言谈十分幽默，又不失准确犀利。他对毛泽东愉快的神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初次会面，双方都没有过多地谈及颜惠庆等人此行的目的，但颜惠庆对毛泽东给予他们陈述情况的机会表达了谢意。在阐述国民无法再忍受战争的苦难、希望早日实现和平之意时，颜惠庆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亨利·李在纪念华盛顿时所写的一句著名颂词——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同胞心中的第一人，于是就引用这句话说给毛泽东听。周恩来聪慧地在旁对颜惠庆笑了笑，问道：“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颜惠庆回答道：“这要由毛先生去决定。”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国民党过去的所为，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商谈和平，但认为双方在选择谈判代表时应该非常慎重，而中共对于谈判的基础已经提出了一个纲要。毛泽东用打牌比喻和平，说：“打牌打了这么久，也该不再打了。”
直到深夜11点多钟，双方才结束了愉快的会谈。
第二天，颜惠庆等与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强调了对人民愿望的尊重，同时提出和谈的要求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问题，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人民的，但是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互同情，正如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有较密切的关系一样。
从谈话中颜惠庆了解到，共产党将保护银行家，只要他们获取的是合理的利润，而不是通过放高利贷谋取暴利、盘剥人民。至于工业企业，共产党也支持其重新建设的规划。共产党承认资本必须受到保护，特别要发展合作企业。另一方面，共产党将取缔官僚资本，这些主张与颜惠庆在北平听到的并无差别，从他在北平以及农村看到的标语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颜惠庆等谨慎地提到，上海的中外居民对一旦战争爆发城市将要面临的命运颇感担忧。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样的忧虑感到意外，他们解释说：如果交战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上海就不会发生战事。如果解放军未能渡过长江，上海也不会有战事。可是，一旦解放军渡过了长江，上海的命运早在他们来到郊区前就已被决定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充分理解上海的重要性，表示希望上海地方政权维护法律和秩序，直到它的命运得到最终决定。
就这样，颜惠庆完成了自己的“敲门之旅”，他对能够见到并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深感荣幸，他带着满心的喜悦踏上了归途。
余绪
此后，颜惠庆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他以富于诗意的口吻称：“南京现在有一个和平门，北平也有一个和平门，我们希望两个和平门能够连接起来，让人民能够自由地往来。”并说：“我们的任务是敲门，现在已达成任务，把门打开了，就等双方进行和谈……只要双方能开诚布公，一定可以谈的。古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此原则，诚意相对，一定可以成功。”
经颜惠庆等人的牵线搭桥，国共双方进行北平和谈，但国民政府最后违背人民和平意愿，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地下达了渡江战役的命令，一个时代结束了，新时代的曙光开始普照中华大地。
这次“敲门之旅”是颜惠庆晚年生活中最精彩的一幕，他通过此行结识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称赞溢于言表，他也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这一经历使他后来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前往台湾的“邀请”。建国后，颜惠庆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