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情深91:罕见《明刻右军十六帖》

罕见《明刻右军十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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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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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刻右军十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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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刻右军十六帖》

    明代书法是继宋、元帖学书法的又一发展阶段。明代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因此丛帖汇刻之风尤甚。明代书法虽然承沿宋、元帖学之路，但并未故步自封，而是能在晋、唐、宋、元帖学基础上集其大成，并能鲜明地突出书者的个性，造成了明代书法分明的阶段性和典型化的个性。
    明初书法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二沈”（沈度、沈粲）为代表，“三宋”是由元入明、主要活动在洪武年间的书家，“二沈”是盛行于永乐、宣德年间的台阁书法的代表人物。宋克擅长真、行、草诸体，尤以章草名噪于时，作品有草书《急就章》、《出师颂》、《月仪帖》、《豹奴帖》，行书《七言绝句》、《两来得书帖》等。宋璲的小篆被誉为明朝第一，传世作品很少，小楷仅有《跋〈周朗杜秋图〉》，草书有《敬覆帖》。宋广传世作品仅有草书一体，《风入松词》、《李白月下独酌诗》为其代表作。
    台阁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当时诏术四方善士写外制，又诏简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故大批善书者被征入宫，如沈度、沈粲、陈登、朱孔易等人。主要职责是缮写诰敕、诏命、玉牒、册宝，以及宫殿的匾额、城坊等。产生了书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台阁体和台阁书法家。台阁体书法，对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有悖于帖学书法抒发性情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倡导，又促使了明代书法的繁荣。
    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明代书法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台阁体书法随着朝廷的而腐败日弛，已失去往日雍容遒丽的风范，表现为刻板僵化，渐渐失去艺术生命力；二是朝野书家普遍地意欲摆脱台阁体束缚，故又开始崇法魏晋法帖，以畅神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新在文人书法中兴盛。由此，明中期书法以成化、弘治时期为过渡，走向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又一昌盛时期。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天下法书归吾吴，而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祝允明传世书法极多，工小楷、行、草，尤以狂草最显本色，如《李白歌风台》卷、《赤壁赋》卷等，挥毫落纸如行云流水，千变万化，奇宕潇洒。文征明善楷、行、草、隶诸体，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小楷书法，年九十仍能作蝇头小楷，人以为仙。《真赏斋铭并序》师法《乐毅论》、《黄庭经》，《归去来辞》师欧阳询，行草《七言律诗四首》卷师《圣教序》、智永等。王宠书学不如祝允明、文征明广博，而专务晋唐风韵。代表作有《宋陈子龄会试诗》、《五言律诗》、《张毕励志诗》等。
    隆庆、万历年间至崇祯年间是明代书法发展的第三阶段。邢侗、张瑞图、董其昌、朱万钟、徐渭、赵宦光都是当时成就卓著者。其中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要推董其昌。他的存世作品之多，为明代书家之冠，他曾说过：“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故作品以行草最多，以楷书为贵。徐渭在明代是很特殊的一位书家，袁宏道称其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不伦书法，而伦书神”。他擅行草，以狂草最见本色。他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现其对己书之重视。明末的最后二位齐名的书家是黄道周和倪元璐，他们贴近碑书风格，有意识地把帖学书法变为阳刚之美的形态。
    综观明代书法，可知已将宋元帖学书法演为繁盛之势，表现出时代性与个性的统一，产生了一大批集大成者。同时又有一股股潜在的艺术生命力，暗示着帖学书法盛极而衰的趋势。

    碑帖，过去俗称“黑老虎”，它既是一种有文化历史内涵，又有艺术品位和工艺加工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品。　　

    我们的前辈为了记述前朝重要事清和隆重庆典等，把文学形式和书法家的手迹经过名匠刻手，刻凿在悬崖和石碑上，因此碑石就有多重性的艺术内容，还经过裱装成轴或册页，这样就成了碑帖。碑帖是碑和帖的合称，实际“碑”指的是石刻的拓本，“帖”指的是将古人著名的墨迹，刻在木板上可石上汇集而成。在印刷术发展的前期，碑的拓本和帖的拓本都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以后人们为了学习书法，或作历史资料都要学习这些文字资料。为此，这些“碑帖”就有真实性、时间性、工艺性和艺术性。由于文化商品能在市场流通，也就有经济的价值，所以鉴赏就成为重要手段。　　
    认识古代留下的各种拓本，重要的是对原石的鉴别，由于原碑石被毁，因此，仅存的原拓本或孤本，就会价值连城。据史料记载，宁代黄庭坚曾有记孔庙碑的“贞观刻”，以千两黄金所购得。这说明了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价值。然而到以后翻刻的“成武本”、“西安本”，翻刻本的质量不及原拓本。 1920年，大收藏家罗振玉公开出售由他鉴定的明拓本《西安本庙堂碑》，价值140块大洋，张叔末藏《成武本庙堂碑》值120块大洋。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真正学习鉴赏碑帖，成为许多收藏者的兴趣，从对碑帖的整体认识来说，鉴赏也是由表及里，有各个不同的侧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拓本的装潢，各种旧拓本特别是古拓本，有不同时期的式样，因此，“经折装”、“蝴蝶装”、“线装”等都反映出材料和裱装时代特征，再是对拓本纸张和拓本具体的墨色和效果，这则是对材料和技法的客观分析了。　　
    南宋以后，碑帖的制伪高手越来越从拓法上和刻石上下功夫。所以进一步鉴别出书法的风格、用笔等，这就成了鉴赏中的主要依据。再有鉴别碑帖的辅助依据，即题签、印鉴、题跋等这些文字，都能帮助我们鉴定真伪。

    碑帖的传拓方法
　　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传拓技术，在中国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本传世，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AD)地震时被毁，传世拓本遂为珍品；唐柳公权书宋拓神策军碑，因原碑已佚，仅有一册拓本传世，就成为孤本。传拓可将石刻、古器物铭文和细微的花纹清晰地拓出来，以弥补照相技术的不足。　　碑帖传拓方法主要有擦墨拓、扑墨拓两大类，还有蜡墨拓、镶拓、响拓等。
    擦墨拓法  主要工具是细毛毡卷成的擦子。擦子要卷紧缝密，手抓合适为宜，将毡卷下端切齐烙平，把湿纸铺在碑石上,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使纸紧覆凹处，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地砸一遍，如石刻坚固，纸上需垫毛毡，用木锤涂敲，使笔道细微处清晰，切不可用木锤重击。待纸干后，用笔在拓板上蘸墨，用擦子把墨汁揉匀，并往纸上擦墨，勿浸透纸背，使碑文黑白分明，擦墨三遍即成。
    扑墨拓法  传拓用的扑子用白布或绸缎包棉花和油纸做成，内衬布两层，一头绑扎成蒜头型，按所拓碑刻、器物的需要，可捆扎成大、中、小三种扑子。把扑包喷水潮润，用笔蘸墨汁刷在拓板上，用扑子揉匀，如用双扑子，可先在下面扑子上蘸墨，然后两扑子对拍把墨汁揉均，再往半干纸上扑墨，第一遍墨必须均匀，扑三四遍墨见黑而有光即可。传拓摩崖石刻等，因摩崖崖面粗糙,可用白布包谷糠、头发、砂粉、锯末等做成扑子,将双扑子蘸墨揉匀后再拓凸凹不平的摩崖刻字。陕西省西安碑林传拓工作者，用马尾鬃制成罗底，然后内衬毡子、旧毛料做成罗底扑子,只用单个罗底扑子和一块拓板,拓出的碑刻拓片效果也很好。

    碑与帖的区别
　　碑的称谓最早始于汉。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3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由于这些实用的目的，最早的3种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案的。　　帖最早指书写在帛或纸上的墨迹原作。后来写得优秀的墨迹难以流传，于是把它们刻在木头、石头上，可以多次拓制，这样就把刻于木石上的这些原来的墨迹作品及其拓本统称为帖。
    认真概括起来，碑、帖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1.制作目的不同最初的碑没有文字，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并且从最初的随意刻画到庄重严整、一丝不苟，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不是传扬书法，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的。刻帖的目的是传播书法，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所以书法的优劣是它的选择标准。只要是名家的书作精品，即便是只言片语的一张便条，也照样收入，很少顾及内容。　　
    2.书体不同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才开始有行书入碑。草书刻碑除升天太子碑外，绝少有。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所以行、草书及小楷居多。　　
    3.形制不同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虽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呈横式，多为石板状，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4.制作方法不同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经镌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笔画有风格上的变化，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还有的碑刻甚至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艺术情趣，有极浓的金石味道，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两道工序。虽然程序复杂，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尽力毕肖，每道工序均不得搀入己意，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

    何谓伪刻
　　伪刻是假造者根据书本上的资料，杜撰成文，书写刻成的叫伪刻。伪刻因为是没有根据的杜撰，更不如翻刻，毫无价值可言。伪刻为了骗取人们的信任，往往谎称某月某地出土。有的以拓片骗人，有的干脆连石刻一起出售。如汉《营陵置礼碑》、《张飞立马铭》、《陶宏景墓志》等就是这类伪刻。汉碑伪作，明代已经不少，且书法面貌酷似，没有一定经验的人，很容易信伪为真。　
    清中叶以来考据学很盛行，后来定海方若又著《校碑随笔》一书，专论名碑字画损泐年代，如汉《庐江太守衡方碑》，碑内“将”字未损，为明末清初时拓。北魏《马鸣寺碑》尚未断裂是道光以前拓本。作伪的就依其说，将原碑损坏字或断裂处，在碑上嵌蜡填补以充旧拓。故凡旧拓帖发现在考据处显得笔力软弱可疑的，或者发现纸墨不够年代，绝色不正路的，都要引起注意，非经仔细研究，万不能随便论断。

    碑帖的价值鉴定
　　决定碑拓价值首先是书家创作水平高低，即便是无名书家，如果属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书作，往往也颇有价值。北魏时期书家大都不留姓名，但并不影响其艺术价值。其次是刻工手段，最具代表性的如唐代褚遂良《大雁塔圣教序》，便是由名震一时的刻工万文韶来完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运笔神韵。再次是拓工手艺，包括所用纸张好坏、锤拓优劣以及用墨考究程度，如果任何一方面处理不当，则影响拓本神韵。根据前人经验，碑帖拓本鉴别首先从纸墨来衡量。古拓有南北之别，北纸厚，纸纹横向，质地松，不易受墨，因而北墨色青而淡，不和油蜡，总体上色淡而纹皱；南纸细密，墨用油烟和蜡，色泽纯黑，且面有浮光。如果是伪品，以手指揩抹，必然皆黑。因为古纸存有特殊性能，表里不一，虽面黄而里白常新，不易变色，造假者常里外一致，看起来较好，其实必伪无疑。一般说来，经过千百次的锤炼，不断损坏刀口，走样变形，所以拓本是愈早愈好，未经刷裱的比已装裱的要好，整幅的毫无疑问要比割裱成册的要好。　　
    决定拓本价值的还有年代长短因素，可以通过校勘拓本著录查核。碑帖年代通常有三个，即书写年代、刻碑年代、拓本年代，前二者基本上时间相隔不是太长，通常所指称的碑帖年代指拓本年代，可以根据碑帖本身的题记和收藏印章来判定，如果经名家收藏且有切实可信的印鉴则价值更高。在这之前必须弄清摹本、重刻本、翻刻本、伪刻本、补刻本、祖本等概念。重刻本是相对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而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判定重刻本，因为重刻与翻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相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是否为翻刻。造假者根据书本上的资料杜撰成文，进而书写镌刻乃伪刻，毫无价值可言。书籍或碑帖最早的刻本或拓本，为以后各本所从出者即为祖本。如果属于祖本、孤本、珍本、善本，一旦流传有序，自然价格不菲。从一般意义上讲，物以稀为贵，其中孤本、珍本价值最高。就目前而言，汉魏碑刻之类，明拓、清初拓本为善本，唐碑宋拓、明拓为善本，不论何碑，只要清代出土的初拓皆为善本，有题签、题跋、收藏印记的亦为善本。

延伸阅读

王右军《笔法诀》《指意》（传）

笔法诀
　　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攲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攲，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
　　大抵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次实指，指实则节力均平。次虚掌，掌虚则运用便易。
　　为点必收，贵紧而重。
　　为画必勒，贵涩而迟。
　　为撇必掠，贵险而劲。
　　为竖必努，贵战而雄。
　　为戈必润，贵迟疑而右顾。
　　为环必郁，贵蹙锋而总转。为波必磔，贵三折而遣毫。
　　侧不得平其笔。
　　勒不得卧其笔，须笔锋先行。
　　努不宜直，直则失力。
　　趯须存其笔锋，得势而出。
　　策须仰策而收。
　　掠须笔锋左出而利。
　　啄须卧笔而疾掩。
　　磔须战笔发外，得意徐乃出之。
　　夫点要作棱角，忌于圆平，贵于通变。
　　合策处策，“年”字是也。
　　合勒处勒，“士”字是也。
　　凡横画并仰上覆收，“土”字是也。
　　三须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主”字是也。凡三画悉用之。
　　合掠即掠，“户”字是也。
　　“口”乃“形”、“影”字右边，不可一向为之，须背下撇之。
　　“艾”须上磔扭锋，下磔放出，不可双出。
　　“多”字四撇，一缩、二少缩、三亦缩、四须出锋。巧在乎躏砾，则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轻浮，则薄俗而直置。采摭箐葩，芟剃芜秽，庶近乎翰墨。脱专执自贤，缺于师授，则众病蜂起，衡鉴徒悬于暗矣。

    ——笔法诀是古代讲述书法用笔的口诀，也是比较早的书法理论。相传由唐太宗李世民总结而成，另一说是王羲之所述。无论如何，《笔法诀》已影响了千年。  

指意
　　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今比重明轻，用指腕不如锋芒，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轻虚，则锋含沉静。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耶？纵放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动而手钧，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大者不为有馀，短者不为不足，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今译：
    字以神采为灵魂,若无神采,字就没有姿态风度;以主毫表现字的筋骨,主毫若没有弹性,字就不能劲健有力;以副毫表现字的“皮肤”,副毫如不圆顺,字就不光泽温润。主毫与副毫相互合用,万毫聚力,“神”与“气”相冲和最为奇妙。比较一下轻重,运用指腕不如运用笔锋,运用笔锋不如气性冲和,这样才能手腕轻虚,笔锋也就自然沉静。写字时意念与气韵相融合,心神互用,只要心意沉着冷静就可以了。虞安吉说:不懂得书法意趣的人,虽然一笔一画都像临本,这是自取其拙,怎么能叫书法呢?即使写得和范本一模一样,也只能是学得形似,还不算明白其笔意,这就像东施效颦一样,根本不知道西施美在何处。所以初学书法仅学其外表,得其粗略,根本未学到其精髓。书写太慢则滞浊少筋,太快又病弱无骨。横用锋侧执笔会因为运行迟缓而字迹臃肿,竖笔直锋运行又会使字形干枯而筋骨裸露。等到有所领悟的时候,手自然会随心而动,挥运自如,该圆的圆,该方的方,方圆都合规矩,粗处能够细挺,细处能够劲健,长短合宜,没有显得太过或不足之处。意态与神韵自然融合,浑然一体,就达到了随心所欲、不期然而然的书写境界了。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袒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着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少书学卫夫人，后于其父处见前代名家书迹，遂博采众长。草书师张芝，下师钟繇，其书为后世帖学两大派系的师祖。智永、虞世南、陆柬之、蔡襄、赵孟頫一路开后世其平和秀逸，其欹险峭劲，又开王献之、欧阳询、米芾等一路，其书历来评价甚高。梁武帝萧衍说：“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有“书之圣”、“草之圣”之誉，唐太宗李世民对其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唐太宗宫里收藏真草3600百纸。唐太宗还写了《王羲之传论》，云：“详察古今，研精绢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其代表作甚多，主要有《兰亭序》、《乐毅论》、《黄庭经》等，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
    王羲之少从叔父，后又从卫夫人学书，得见汉魏以来诸名家书法，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兼善隶、草、正、行各体，博采众长，备精诸体，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笔势开放俊明，结构严谨。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为最；行书以《兰亭序》为最；草书以《快雪时晴贴》、《初目帖》等为最。唐太宗视为国宝，号召天下临摹他的字体，其书法成为代替汉魏笔法的书体正宗。其字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后世尊称为“书圣”。据传说其行书真迹《兰亭序》随葬李世民。现传世均为临摹本。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褉 (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　

　　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会稽蕺山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且与许询、支遁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自王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王羲之遗迹遍及全县各地。嵊西独秀山为王羲之读书处，山上观音殿悬有“右军旧游地”匾额；山麓建桃源乡乡主庙，奉王右军为乡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东的清隐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岭等，均为王游憩之地，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 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