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火罐后多久可以洗澡:三公消费：公车之害猛如虎！

三公消费：公车之害猛如虎！ 鳳凰天下 鳳凰天下 当前在线

金钱

3915 元

威望

35 个

积分

712

精华

1

帖子

 .pcb{margin-right:0}

香港政府公布2008至2010年公务宴请开支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行政事业单位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千亿

条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每年仅公务用车消费支出每年就达1500亿～2000亿元；中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缩减公务用车消费对于减少机关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具有现实意义

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其中公务用车消费占比较高。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这种公务用车状况与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倡导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奢侈浪费”的战略方针不协调，也与党中央近来提出的“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自觉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不适应。因此，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应强化对公务用车制度的管理，以缩减我国机关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

现行公务用车管理模式及弊端

公务用车是指由政府财政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需要所配备的车辆，主要分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固定用车和公务人员公务活动用车两大类。

我国现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编制管理、标准控制、按需配给、单位所有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事业不发达情形下形成的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共交通条件的明显改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公务员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种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一些地方公车消费支出的加速增长，不仅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也成为政府管理的黑洞，更易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温床，其弊端主要是有四:

公车消费膨胀，财政不堪重负。

违规超编超标配车现象严重。据国家财政部统计，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配两辆专车(市内和下乡各一辆)。据测算，1人2车比1车2用的社会成本还要高。

变相专车和固定用车现象严重。按照中办发[1994]14号文件规定:只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或有关职能部门都自行给党政领导配备了专车，有些领导用车虽然不称为专车，但却专用。

加油、维修虚开发票，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车一年竟换了40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的漏洞可想而知。另据国家有关部委统计，每辆公车年消费额平均为8万元～10万元。

公车使用效率低，公车资源利用失衡。

据国家发改委及广东省测算，党政机关的公车，每万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6倍，而使用效率则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至1/6。相当一部分领导的专用车，除了接送领导上下班、参加必要的公务活动或出差外，大部分时间或者闲着或者跑司机个人或领导家里的私事。与此同时，也存在公车资源利用不平衡的现象，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用车难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甚至也有私车公用的现象。

制度规定不严格，有效监管缺位。

由于国家对公车尤其是领导专车的使用范围和监管主体缺乏明确规定，对公车的油耗、维修等费用支出缺乏具体标准，对公车违规使用的处罚缺乏具体措施，致使公车使用弊端日益突出。

公车私用现象严重，有损于领导干部形象。

据国家发改委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即车辆公用三分之一，领导及家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使用三分之一。中央乃至地方新闻媒体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造成学校门口大塞车，以及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损害了领导干部形象，社会影响很不好。

对公车管理与改革的探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一些地区和国家有关部委就自发地对公车管理与改革工作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调查，截止到2007年，已有交通部、国家审计署、国资委、宗教局等8个国务院部门，广东中山、珠海、惠州、佛山等7个地级市，江苏省南京、苏州、无锡，浙江义乌，山东威海，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庆等地区均进行了公车管理制度改革的尝试。主要有三种模式:

其一，货币化改革模式。即取消公车(执法等特殊车除外)，向全部或部分公务人员按照职级发放交通补贴，公务交通由个人自行解决。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公车改革多数采取这种模式，其交通补贴标准差别不大，以珠海为例说明(见表1)。


其二，半货币化改革模式。即取消各部门公车，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门或由新组建的机关车辆管理机构实行统一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定期结算。具体方法大致有3种。

按年度核定各单位用车经费，实行总额包干，计费用车。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重庆市开发区以及湖南省资兴市等采取这种形式。

向各级公务人员发放数额不等的乘车卡，实行公车有偿使用，以年度进行结算，超支自负，结余结转次年继续使用，或按结余额30%～50%的比例以现金形式奖励个人。

按职级核定公务人员用车经费补贴限额，个人凭车辆养路费、燃料费、维护费、保险费、路桥费、年检费和车票等有效票据在规定的个人补贴限额内报销，超支自负，结余转次年继续使用或按比例奖励个人。广东省佛山市的县级部门采取这种形式。

其三，加强管理型模式。即各单位继续保留现有公车，取消事实上的“领导专车”，通过完善和强化公车管理制度，严格实行“一车一登记簿”制度，车辆外出公干必须逐次登记，详细记录要车、派车、事由、起始时间、地点、行程、油耗、计费、驾驶员、乘车人等信息。下班后和节假日期间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广东省中山、惠州等地区以及汕头海关对车改留用车采取这种形式。

公车管理与改革的成效

从近年有关部门、地区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的实施效果看，整体成效明显，普遍认为是多方受益的举措，主要成效包括:

节约了经费开支，降低了行政成本。

据有关部门调研结果表明，凡是加强公车管理和进行公车改革的地区和部门，交通费用支出普遍比从前减少了30%左右。广东省7个地市车改后，每个地市每年的财政公车交通费支出均节约了几千万元，并且不包括司机的费用(见表2)。

杜绝了工作时间乘公用车办私事的行为，提高了工作效率。

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后，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时，需自掏腰包，这在客观上促使公务人员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和最小的成本完成工作，从而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规范了公务人员职务消费行为，有利于对公务用车的监管。

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后，由于将公车过去的暗处消费变成了明处补贴，将公车消费难以控制的“增量”转变成公开透明的“常量”，使得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超标配车、修车谋私等种种漏洞得以有效堵塞，有利于对公车使用状况的监管，有利于促使机关行政后勤管理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社会化方向转变。

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

由于强化公车管理与改革后，政府对公务人员不再无偿提供公车并供养司勤人员，从而规范和约束了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遏制了公车使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据调查结果显示，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后，机关干部的支持和满意率普遍达到95%以上。同时，领导干部取消了专车和司机，与职工群众同乘公交车或驾私车上班，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基层干部群众对此评价说，“财政减负，政治加分。”

完善公车管理和改革的政策建议

开展全国公务用车情况的摸底调查。全面掌握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车数量、车辆结构、经费支出、公车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清查超编超标配车、变相专车、公车私用等违规问题，以便为我国公车制度全面改革和有效监管提供准确依据。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中央关于公务用车的政策规定。强化公车编制管理，缩减公车数量并降低配置标准。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车价格已逐年下调，因此，应尽快修订现行公车管理制度，适当降低按领导级别配置的公车价格标准。

尽快出台推进公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明确车改模式、车改范围、车改对象、车改补贴标准等指导性原则。

车改措施应综合配套推进。深化公车管理和改革，应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精简、监管制度完善、廉洁从政建设、财政体制改革和后勤服务社会化等方面工作紧密结合。避免公车改革后公车数量再度膨胀的现象发生。

免征公务交通补贴个人所得税。因公务交通补贴属于公务活动消费补贴，不属于个人收入范畴，应免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瞭望东方周刊：【三公消费】中公务用车消费占最高比例

算不清的【三公消费】

注：此文发表后，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对此予以否认，并给出数据称以上三类开支合计1201亿元。

3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继续严格控制和压缩行政经费。今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三公’支出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

总理单提“三公”支出丝毫不让人意外。在行政开支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三公消费”，即公车购置和运行费、公费出国、公务接待费。

中纪委曾在2010年底透露，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的财政预算，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又压缩57.51亿元，其中出国（境）费压缩4.15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压缩17.02亿元、公务接待费压缩36.34亿元。

糊涂账

2009年10月23日，广州市114个政府部门的2009年部门预算均上网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市级政府把全市各部门的预算在网上公开。不过，公众并未在其中算出最为关注的“三公”消费。

事实上，在目前我国财政预算分类科目中并没有“三公消费”这一科目，“三公”支出的钱实际是分散在很多科目中的。而正是因为这一“技术性原因”，即便政府公布了部分账本，也鲜有人能够真正准确地算出“三公消费”的数据。

全国人大特约研究员王锡锌2008年曾在央视的节目中透露，“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的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占行政支出三分之一”。

早在2006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在《学习时报》撰文称：“2004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三者相加为9000亿元。”

此文发表后，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对此予以否认，并给出数据称以上三类开支合计1201亿元。

但该负责人同时表示，上述数据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未包括转嫁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开支），实际生活中估计会略高于这一数字，但远远没有达到9000亿元的水平。

2011年3月31日，千呼万唤之中，北京市财政局向社会公布了北京市的公车数量, 将公务车辆具体到个位数。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其中市级公务车20288辆。

消息一公布，立刻引起公众的广泛质疑。

许多业界专家认为北京公务车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公布的数量仅为“狭义公务车”数量，即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的数量，而不是广东2009年初叫停10类公务车“变相”超编购买使用现象时定义的“广义公务车”数量。

改革困境的弓长岭样本

在“三公消费”中,公务用车消费占最高比例。

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早在“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

在社会强烈呼吁下，各地纷纷采取了“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

然而，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

在2010年3月下旬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

新民网：香港三公支出标准

---17万公务员仅特首等20余人配车

2008年，港府特首曾荫权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反正特首也要付出机票，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

公款吃喝不许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吃不完还要打包带走。

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与450港元――在金贵的香港中环，这只够几个人点份勉强说得过去的西式套餐，或在嘈杂的中餐馆大厅里，来桌最寻常的五菜一汤。

这就是香港官员公务接待的标准。

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三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

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港府重大节庆宴会开支（农历新年、新春、回归周年及国庆酒会）：2008年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202.3万港元，2010年217.1万港元。

此前的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议：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将继续压缩，并将中央本级“三公”（即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公务出访）经费支出情况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不过在中央督促之下，目前只有中央部委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概数，地方政府未有任何动静。相对内地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治理“三公”消费的尴尬，香港特区政府的透明和节俭显然让人惊讶。

抠门的特区政府

内地法官李从（化名）2009年曾参观访问过香港高等法院，午餐由高院宴请。说“宴请”也许过于隆重，更确切地说，那只是一顿外卖自助餐。五菜一汤，盛在一个分格的保温金属盒子里。“都是些家常小菜，档次类似于麻婆豆腐，没有酒水，都是饮料。”

用餐地点是香港高院的一间会议厅。几位高院的法官就这么一边进餐，一边与内地的同行聊天。

这是李从在港访问一年期间惟一出席过的公务接待，作为一名内地法官，他对此印象深刻。在香港，与“公”相关的开支按要求都需慎之又慎，其核心，是港府制定的“适度与保守”原则。

香港审计署新闻官员回应南方周末记者说，何谓“适度”，何谓“保守”，每项涉公开支都有精细量化。

比如：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以及按照香港环境保护署保护鲸的要求所签署的一个“未点鱼翅”的声明。

眼下的公务接待人均消费上限是2008年开始执行的，这是调查餐馆用餐定价的鉴定结果。无论部门领导，还是刚入职的低级别公务员，一律都是这个标准。

香港特首的公务接待有特别待遇，曾荫权有自己的厨师，可直接在其居住的礼宾府招待客人，开销来自他每月的相关津贴。

曾荫权每年会宴请一次立法会议员及各政府机构副局长以上级别官员，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印象中，特首的家宴寻常得让她回忆不起吃过什么：鸡、炒饭、水果。至于最贵的，思索之后，她终于想起，“是一条大鱼”。

与严苛的公务接待类似，香港政府对公务用车也有严密明确的规定。

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二十余名。

除此之外，其他首长级官员不配置专车，但可免费使用本部门车辆。“这些人只是对这个部门的公务车有优先使用权。一般工作人员有公务需要，也可以用。”原香港廉政公署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政府部门公车的所有采购信息、数量、型号都可在政府物流服务署上查到。服务署的一份五年报告显示，因为采用了一些措施，比如鼓励公务员多用公共交通，政府车队规模在2003~2008年间减少了六百多辆，缩减9%。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从2009年到2011年，政府车队规模又减少了四百多辆。

立法会的公车就只有三辆，分别提供给主席、秘书长与秘书处，两年前，秘书长的公车还从轿车换成了七座多用途客车，以方便议员借用到各地视察。给香港官员开车，司机不但有超时津贴，也不需要在门口长时间守候领导至饭局结束。

至于公车私用――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了事。

事实上，很多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港府官员的习惯。让上述内地法官李从吃惊的是，一次赶赴原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个人名义宴请的餐馆时，他发现，这位近70岁的老太太，香港前高级官员，是一个人坐着地铁前来赴宴的。

香港的公务出访也被要求一切从简。南方周末记者查阅的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一份述职报告显示：该公署专员符合乘坐商务舱资格，但如航班飞行时间短于4小时，最好选乘经济舱；其余人员一律乘坐经济舱；酒店住宿费用不得超过出访津贴的60%。规定甚至细到乘坐机场接驳车、签证的费用不得由津贴支付。公署表示，这一原则与其他香港政府部门保持一致。

特首显然也不能例外――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反正特首也要付出机票，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

监督利器：立法会、审计署、媒体

香港官员披露港府公务接待开支的消息，在港媒上只能搜到几则三百余字的消息稿。而其在内地引发的热议，让香港同行觉得“这倒算个新闻”。

原因是，在香港，这份公开账单只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例行公事。

这个被热议的账单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应立法会议员的书面质询要求，在立法会上提交的书面答复。香港立法会的质询会议定期在每周三上午11点开始，是议员问责、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

按规定，被质询的部门官员必须到会议现场做书面或口头答复，接受议员发问。并且，言之必须有物，会议全程会在香港电视台中直播，若回答不慎，将直接影响到被质询官员的公众形象。此前，有官员回答关于高铁建设的质询时被认为打了“官腔”，结果引发市民抗议。

议员何秀兰说，上述的每周质询数量固定为20个。火药味最浓的质询集中在每年3月。届时，被近4000条质询问题、27小时的讨论、19场会议反复拷问的对象是一年一度财政预算案。从公务员聘用开支到特首曾荫权花了几千块钱出席社交活动，都要向立法会交代。

除了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外，普通公众如果想获得更多的政府公开信息与账本，可登陆香港审计署网站下载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对港府各部门的“三公”开支及其它一切涉公资料，都有明晰的披露。

每份审计报告都长达近百页，审计对象事无巨细：官员平均办公面积、公车使用记录、公务出访入住的酒店、邀请艺人出席活动的酬金、活动上购买的蒸馏水费用……

这些公务支出一律被审计署视为“敏感开支”严加监督，因为它关乎政府信誉。香港政府的廉洁指数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理论上，特首办公室、礼宾府亦属审计对象。不过香港特区政府审计署署长邓国斌却坦言，没必要，因为“特首办已经有那么多人盯着，他们怎么敢干出位的事情？”他们反而更关注那些“看上去没人盯的对象”，比如救护车。

事实上，此次曾荫权的公务开支清单，就是香港一家传媒直接给特首办公室发邮件索要，仅半天时间，清单即回复到记者邮箱。不过这份看起来很规矩的清单公布后，因为已是惯例，在香港照例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许多人印象颇深的是2009年，港媒激烈抨击审计署审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问题：官员办公面积较政府标准超标六成，每月浪费公款14万港元；为两名前专员举行饯别宴，人均开支分别达650港元与750港元，两餐花掉纳税人逾4.7万港元。

一时掀起轩然大波，最终以两位前专员自费退回宴会全部开销告结。

其实，在这份长达79页的报告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违规仅此两处，在其他公务开支上，他们的节俭努力可圈可点：2008年一次公务午宴，四人花了1800港元，公署按人均上限规定只予以报销1200港元；公署一专员在一次公务出访前，没有订商务舱，而是用自己的飞行里程积分换了张经济舱客位。

但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看来，香港媒体不会对这些“好人好事”感冒，“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另外一个事例是：2007年，为查证一起贪腐案，廉政公署卧底等5人点了鲍鱼、鱼翅及芝华士酒，花费4450港元，由公款付账。尽管卧底强调因要扮有钱人，必须花得豪爽以取信于人，但检方仍质疑他们用特区政府钱吃“豪宴”。

“纳税人当然会很在乎自己的钱有没被他们乱花。”蔡子强说。

“公家”饭，就该这么简单

在密织的监督网之下，对香港官员来说，自己掏腰包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作为香港活跃的时评人士，蔡子强平均一周会出席一次官员或议员约邀的饭局。而此类宴请多是官员自己掏腰包埋单。

饭局一般定在中午，香港政府机构下午1~2点的午休时间，谈话时常会拖延到两点一刻，但最晚都得在两点半以前结束。否则，要是被媒体拍到官员在办公期间仍在餐桌边上，又要引来刻薄的批评。

几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内地官员也发现，在港访问考察期间，被香港官员以私人名义宴请的机会比公务宴请要多得多。深圳一批法官到访立法会交流，时任主席范徐丽泰(微博)就自己掏的腰包，请他们喝了下午茶。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访问过香港的官员亦称，在长达一年的访问期中，他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打过多次交道，没有吃过一顿公家饭，全部都是有关官员私人请客。

原因是，在香港，官员的普遍心态是怕麻烦：公款吃喝除了申请复杂外，即使核准通过，日后审计署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万一有不妥之处被媒体或公众发现，得不偿失。

事实上，“适度与保守”原则，已然入植香港的政治文化，定型为官员的惯性思维。在立法会议员何秀兰眼中，香港官员都很注重在不同场合以适宜的身份介绍自己或称呼对方――

在官方活动中，官员则彼此以公职职衔称呼与会者，这是体统；如果已经知悉对方身份，以职衔相称，是客气，称呼对方获取的学历，比如博士，也许更好；在寻常场合，自我介绍时如以公职身份自介，就是违规。

一个例子是，曾荫权在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一次用办公室信笺写信询问医科考官儿子的考试情况，被媒体发现后引发猛烈批评，尽管他再三解释，自己的本意绝非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而是“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关心儿子的前途，却仍然被认为他用办公信笺表示身份，是在以司长之名向考官施压。

在非公务场合与时间段，香港官员的表现节制而低调。

前香港廉政专员、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在任香港教育局局长期间，周末及加班期间都坚持不用司机，自己开车。她说，这是香港局长们的普遍习惯。

也因如此，每次到内地访问，罗范椒芬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十天就十天全程陪同，七天就七天全程陪同”，如此劳驾内地官员及众多工作人员的非工作时间，她不清楚是因为接待方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太好客的缘故。

相比内地而言，在来访客人面前，香港政府出手也相当不阔绰。

罗范椒芬说，一般必须是很高规格的客人，比如国家领导人来，才会从下飞机开始，就有车接送，全程接待。除此以外，绝大部分来港考察交流，都是客人自己安排住宿、用车，只是在约定的时间到他们约定的地方访问，没有全程陪同，全程安排车队。

作为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每月有14000港元津贴，以支付平时交通及酬酢费用。在准备质询前，议员们都习惯邀请一些学者共进午餐或下午茶，请他们提供智识支持。

即便对方是知名的学者，一杯咖啡加块三明治的款待，也颇正常。对香港人来说，“公家”饭，就该这么简单。


2011年10月08日综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