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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

何祚庥先生《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及网上有关言论读后

唐锡阳

     读到何祚庥发表在在《环球》杂志2005年1月刊的《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以及他在网上的一些言论，而且摆出一副要迎战一场大辩论的架势，我感到吃惊。我不想参加这种辩论，但确实有话要说。这里，我想采取对事不对人，或者叫借花献佛的态度，即以何先生的“花”，把我对现代生态学的粗浅理解献给我的读者。这种有的放矢的讨论也许比教科书式的说教效果更好。

人类在自然中算老几？

     我，或者何先生，都是七十开外的人，都可以说个子丑寅卯，但对大自然来说，又算老几？把话说粗一点，大自然叫你生，你就得生；叫你死，你就得死；叫你病，你就得病。你说我不想生，想当牛做马，那也不行，因为你投胎的是父母的生殖细胞，只能是人。你说我不想死，想活得和乌龟一样长寿，那也不行，你很难活过１２０岁零２３７天，这是吉尼斯世界记录。你说我不想病，那也不行。病不病主要在于基因与环境，基因来源于自己父母以及人类的祖先，环境来源于自然的演变，其中包括你我在内的历史人类的行为。人类可以征服天花、霍乱、伤寒、鼠疫，同时也可以诱发癌症、艾滋病、疯牛病和SARS，这事由得自己也由不得自己。

人类的个体是如此，人类的整体也是如此。大自然叫人类生，人类就得生；叫人类死，人类就得死。没有地球的环境，没有生物进化的历史，又何来人类？又何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自然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终归要灭亡，这也没有疑义，但灭亡的前途不尽相同，或者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而消亡；或者是人类自掘坟墓――对生存环境的不断破坏而导致提前消亡。在“殊途同归”上，人类可以放任自流，也可以有所选择。我的朋友马宝建先生说得好：“人类的意义（环保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会毁灭，而在于毁灭之前的过程是否完美。正如人终有一死，但仍追求生命过程的完美一样。”这是生态伦理的哲学境界，可能和人文精神缺损的当今社会相去甚远，但值得每一位有良知的人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似很深奥，其实也简单。人是自然的一个产物，而且是很年轻的物种。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比做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那么人类是在这二十四小时的最后几秒钟才诞生的。当然，人类的诞生是大自然的一个伟大创造，人有智慧，能创造工具，能积累文化与科学。但他不是宗教中的“上帝”、“佛祖”、“神仙”那样的完人，正如人很难完全认识自然一样，也很难完全认识社会与认识自己，所以人会做错事，会走弯路，需要不断吸取教训，在经验教训中成长。试问离了自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我们住什么？我们行什么？我们想什么？我们说什么？何先生可能说依靠科学，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万能，科学万岁。我不得不问，离了自然又何来科学？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哪个理论不是来自大自然？没有自然之理，又何来物理？我的朋友吴国盛先生从哲学上说透了这个问题：“‘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开口说话不是它的缺陷，它让人说话。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个很精彩的思想，他说不是人要说话，而是‘话’让人说。因此一切真正的说话，都是在‘替天说话’，否则就是空话、废话，徒有声音。”

尊重自然是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

人类对待自然，历来有各种各样的态度。有人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畏惧自然，第二阶段是崇拜自然，第三阶段是藐视自然，第四阶段是尊重自然。这样划分不一定准确，也很难准确。就在今天，不仍然分歧很大吗？既有尊重自然的，也有畏惧自然的，也有崇拜自然的，还有《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的。但这种划分基本上反映了人类的一个认识过程，我相信“尊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一个进步，将会成为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也许有人问，大家讨论的是“敬畏自然”，你为什么要“偷换”一个“尊重自然”的概念？我想说明两点，一是我认为“尊重自然”是比较准确的概念，大家可以查阅我二十年来的各种著作，我一贯把“尊重自然”看作自然哲学观，看作现代生态学的一面旗帜；其次，我赞成“敬畏自然”的说法，它和“尊重自然”有相通之处。现在 “敬畏自然”既然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我就不妨用更多人都能接受的“尊重自然”。我想何先生总不会再来一篇《人类无须尊重自然》吧。如果他退一步说：“我只反对敬畏自然，并不反对尊重自然。”那也算是到达了我作此文的目的，辩论不是为了面红耳赤，而是达到某种共识。我这样解释两句，也是希望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把自己的观点说透，不要纠缠在词语的辨析上。那样会造成给读者带来许多困惑的一场混战。

我们为什么要尊重自然？

大自然太伟大了，生态太复杂了，生命太奥妙了，而我们的了解太少太少了，尚不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地球是个有机的统一体，丰富多彩，物象万千。一根草，一棵树，一个动物，一个群体，一个生态系统；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自然不断进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结果，既相区别，又相关联。伟大诗人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这话可能是抒发他自己的感情，天生我李白，就应该是有用的；也可以说，天生我们人类，就应该是有用的；我觉得还可以引申一步，天生动物，天生植物，天生所有生命，都是有用的。它们的存在，就说明有用。我们有些人也说“有用”，一看到森林，就想到木材；一看到河流，就想到发电；一看到草原，就想到牛羊肉和羊绒衫；一看到动物，就想到能不能吃，能不能用，能不能入药。不是这样想不对，而是光这样想就太狭隘了，客观世界要复杂得多。生态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维持生命活动的生态系统必须保持循环，必须控制在其可能承载的范围内，必须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的平衡。这些都是客观的规律，如果我们要保护人类的生命和人类的利益，就必须遵循这些规律。包括小面积的害虫防治、动物保护、山林管理，大面积的农业规划、水土保持、自然保护区，甚至全国性的国土整治，都需要从生态系统的观点来考虑。生态系统理论是现代环境科学的基石。

何先生谈到建设水坝，也谈到海啸的问题。我就有一个联想，建设容量很大的高坝，大规模的核试验以及地震超音波的石油勘探等等，会不会诱发地震或者海啸。这二者之间，可能毫无关系，可能有点关系，可能关系很大。光从人的利益考虑，想不那么多，想不那么远；如果从自然生态的角度考虑，就值得研究。

同样的道理，目前流行的转基因产品，不是从外部，而是从物质的内部来改造生物的遗传基因。按市场价值来看，它产量高，品质好，成本低，好处多多。但这种改造和商业性推广，会不会带来物质基因组织的紊乱和变异，会不会影响同类物种、异类物种乃至人体的安全。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一，欧洲和日本是绝对禁止进入贸易，美国是允许作为食品业、畜牧业的原料――转基因大豆、玉米可以生产，中国是不仅允许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还正在考虑允许转基因水稻的商业性种植。水稻是中国的传统作物，大米是中国人的主要口粮，如果只看到市场价值而忽略了生态安全，一旦发生了问题就不得了。

自然界的规律是非常复杂的，作为一个系统，有其系统的特征，它具有弹性规律、反馈规律、滞后规律、转换规律、稳定性规律等等。大自然的回应绝不是今天砍树，明天泥石流，后天山洪暴发；也不是今天吃了某种食物，明天生病，后天死人。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年，可能是几十年，可能是几百年，而且是迂回曲折的。正因为有个过程，就更告诫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谦虚一些，谨慎一些，节制一些；多一些学习，少一些主观；多一些生态观点，少一些人类中心主义；既注意调整国家和世界的经济路线，也注意调整个人的生活方式。其基本思想就是“尊重自然”。

地球上不能只关注和发展一个物种

辩论应该讲点规则，那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把自己的观点说明、说深、说透。而何先生不是这样，不是“反科学”“伪科学”“荒谬”“虚伪”的帽子满天飞，就是抬杠。你说要敬畏自然，他就问要不要敬畏“非典”？你说要保护野生动物，他就问要不要保护广东的白蚁？你说要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他就问老虎吃人算不算和谐？

这样的抬杠，我遇到过许多次。记得十多年前就有人问我，苍蝇、蚊子、老鼠要不要保护？在《我们为什么要热爱野生动物》一文中我回答说，这些动物很多，不用保护，而且应该控制，但也不能灭绝。如果苍蝇、蚊子、老鼠灭绝了，那么吃这些动物的鱼类、鸟类、兽类也无法生存，当然也会影响自然生态和人类自己。而且应该说，现在的苍蝇、蚊子、老鼠所以多，多到不利于人类生存，也是人类造成的。人类滥垦滥猎和滥施农药，消灭了控制这些动物的天敌，又为这些动物制造了暴发的环境，才造成它们的恶性发展。话又说回来，如果苍蝇、蚊子、老鼠有朝一日真的濒危了，我们也应该保护它们。把生物分成益与害，这只是对人而言，或者说是对狭隘的人而言。即使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很难说清每一种生物的益害。医学科学家发现用猴子的肾脏培育出小儿麻痹疫苗，使亿万的儿童避免了夭折或终生残疾之苦；袁隆平科研小组1970年在海南岛发现了几株雄性不育野生稻，实现了水稻杂交的历史性突破，被人尊称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再如，犰狳是除人类外惟一能感染麻风病的动物，秃鹫嗜食腐肉却能不受致命的肉毒梭菌的侵袭，这些都为防治某些疾病带来了希望；就是“四害”之首的苍蝇，也可以为人类间接或直接提供蛋白质资源。动物、植物、微生物给人类在衣、食、住、行、医药、美学和科学进步等等方面提供的用场可以说是太丰富了。但对生物的种类和自然生态来说，人类的认识仅仅是“沧海一粟”，我们可能看到了它的害，没有看到它的益，或者说这方面有害，那方面有益；废之有害，用之有益；今天有害，明天有益；对人有害，对大自然有益。所以，光从人的眼前利益来谈论生物的益和害，是片面的、短视的，也是不符合生态规律的。

何先生提到广东的白蚁，也是这样的问题，人居环境中的白蚁确实应该消灭，许多科研单位和民间的专家正在做这个工作；但森林中的白蚁不能消灭，它在处理残木病树、转换物质能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它们和许多种兽类、鸟类、昆虫及微生物在一起，清理了大自然的垃圾，促进了大自然的良性循环。只要我们想想处理城市垃圾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科技以及还有不完善之处，就可以知道它们的生态效益是多么巨大。而且何先生不用担心自然环境中的白蚁会像人居环境中的白蚁那样暴发繁殖，因为那里有食蚁兽、鸟类、食物、气候等条件来控制它的数量，生物与生物及生物与环境之间，总处在一种生态平衡之中。除非人类不尊重自然，滥砍滥伐，毁坏森林生态系统，破坏这种平衡，才会造成病虫害的恶性暴发。1986年9月我在内蒙古的白音敖包自然保护区就亲眼见过这种情景，一片珍贵的特有的沙地云杉在遭遇火灾和无情砍伐之后，紧跟着又遭到一场病虫害的浩劫。

何先生一再提到SARS病毒，也是同样的道理，科研单位愿意冒着风险把它保存下来，当然是出于需要，保留这种病毒对防治这种疾病肯定有关系，以毒攻毒，一向是中医西医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如同以天花的病毒来培育天花的疫苗一样。当然，这种病毒千万别落到战争狂人和恐怖分子的手里，否则就可能变成生物武器，给生态与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研究病毒的同时，我们还要跟踪社会调查，SARS首例为什么发生在广东，发生在运载和烹饪野生动物的行业，为什么从果子狸的身上检疫出SARS病毒。不仅SARS，还有艾滋病、禽流感、疯牛症等病毒，都来源于动物，这些病毒一旦跨越物种界线，转移到人体，发生变异，就成为暴发性的疾疫。这是否反映了现代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隐含着种种弊端，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正常，如破坏了这些动物的栖息环境、滥施农药、消灭了控制生态平衡的猛禽猛兽、某些地区嗜吃野生动物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从生态学与生态的眼光，来警觉和探讨的问题。怎么能说“敬畏自然”就是“敬畏非典”，就是“无所作为”呢？

还有何先生一再说到的宋朝老虎，我和汪永晨女士一样，回答不了那种莫名其妙的质问，但我要告诉何先生，从动物行为学来观察，老虎能吃人，但不是吃人的动物，从不主动攻击人；它只有在受到攻击，或者为了护幼，或者是像疯狗一样已成为病态时，才会伤人。也有个别地区的老虎一旦吃过人，就形成了吃人的习惯而多次吃人，这在印度的孟加拉虎多次有过这样的记录。总的来说，老虎吃人是被夸张了，特别是通过传说、故事和神话的渲染，给人造成了“谈虎色变”的印象。其实人吃老虎，才是千真万确的，人要吃老虎的肉，穿老虎的毛皮，用老虎的骨头入药，用老虎的生殖器壮阳，所以从数量来说，老虎吃人只是人吃老虎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甚至不及人吃人的数量。人才是老虎的惟一天敌，是消灭老虎的罪魁祸首，人消灭老虎不光是用棍棒、弓箭、猎枪、毒饵、陷阱以及下套和打围，还用截断老虎的食物链和毁坏老虎的栖息环境等斩尽杀绝的办法。今日的中国，新疆虎已经灭绝了，华南虎濒于灭绝，东北虎也岌岌可危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要认识这种大型的、威严的、美丽的、保护森林生态的顶端动物，恐怕只能到动物园去，到博物馆去，或者到中国境外的俄罗斯和东南亚去。这个过程很短，也就是五六十年。在我和何先生的幼年时代，新疆虎还没有灭绝，华南虎和东北虎还数以千计。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老虎的踪迹就越来越少了。从80年代开始，我由北而南走遍了长白山、唐家河、神农架、白马雪山、武夷山、梵净山、花坪、车八岭、尖峰岭、西双版纳等许许多多的自然保护区，这些都曾是老虎出没和生态保护比较好的地方，我多么希望能够遇见一只老虎，哪怕是老虎把我吃了以证明中国还残存有老虎。但这种愿望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了。何先生却还在咄咄逼人：宋朝的老虎吃人对不对？武松打虎该不该？即使我的回答是老虎吃人不对，武松打虎应该，也不等于何先生赢得了这场辩论。这说的是宋朝，要是今天，老虎少得快没有了，你还打虎，那就得判刑，而且是重刑。何先生不谈今事，却谈宋朝，究竟什么意思？这只是说明了他既无生态常识，更无生态良心。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当然不同情老虎吃人，哪怕吃一个人，但我看得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洪水、干旱、泥石流等各种生态灾难，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癌症及各种变异的疾病，看到长江暴怒、黄河断流、湖沼变色、沙漠肆虐，看到酸雨、农药、汽车尾气的威胁日益逼近，看到全球气候转暖距离危险临界点只有1.2摄氏度，难以想象的生态灾难已进入倒计时。何先生看不到这些，却轻描淡写地说：“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态，但也是为了人。”我不禁要问，是这么回事吗？你这是替人说话吗？你这是站在人的立场吗？你这是“为了人”吗？，你这是“以人为本”吗？

现实已使我们痛感到，生物物种的急剧消失，已经威胁着整个自然界，也威胁着人类自己。说这话不是危言耸听，保护一个物种，意味着保护若干物种，意味着保护一个生物群落，意味着保护一个生态系统；反之，破坏一个物种，就意味着破坏若干物种，意味着破坏一个生物群落，意味着破坏一个生态系统；同样的情况，随便引进一种客籍生物，也会造成当地生态的极大破坏。世界是相互关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保护与破坏或者胡撞蛮干，必然会影响到人与万物的共同家园。所以，草原中没有了狼，森林中没有了老虎，或者是在澳大利亚引进了兔子，在中国引进了水葫芦、薇甘菊、大瓶螺，这都不是小事，而是生态中的大问题。有位生态学家打了个比方：消灭一个物种，就好比拔掉飞机上的一个铆钉，看来似乎问题不大，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架飞机已经不安全了。如果我们仍然一意孤行、惟我独尊、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种不安全的系数就越来越大，纵观近代生物世界的急剧变化，应该说我们星球这架飞机已经很不安全了。

有些人比何先生更直截了当，骂我们实行的不是 “人道”，而是“兽道”。我对这话并不反感，这只是说明我们除了人以外，看得更多一些，站得更高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如前所述，人、兽及所有的生命都产生于大自然，都共同于祖先一脉，都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我们的关系相当于邻居、朋友和兄弟，如果你不反对“从猿到人”，那么人也是兽变来的，人猿揖别，也只是几百万年以前的事。而且从生态系统总体来看，现在的人类实在是数量过剩，人不善于使用自己的智慧与科学，破坏自然生态太厉害，人还不肯认错回头。从这点说，人不如兽；拿“兽”骂人，更不如兽。何况“兽道”之说，只是一种恶意歪曲，我们讲的是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子孙后代和绿水青山。

人们啊，我们可要警觉，没有地球的自然环境，人类及所有生命都是不能生存的。而地球只有一个，她是我们的摇篮，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天堂。她很大，但不是无边无涯；她很美，但不是青春永在；她很富饶，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们要尊重她，珍惜她，了解她，保护她。何先生不要苛求“自然也有不和谐的一面”，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科学，趋利避害，化害为利。何先生谈到对地震、海啸的预警与防御，也属于这个范围，丝毫看不出何先生有“改造”地震、“改造”海啸的意思。我还想提醒一点，你所说的预警、防御海啸的措施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没有提到，那就是保护天然的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特殊的适应咸水生长的海滩森林，它除了拥有许多特异的生态功能以外，在减轻台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中，有其极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国家，还有我国沿太平洋的广东、广西、海南、香港等地区，都把许多珍贵的红树林群落改造成人工海岸。砍伐和毁灭红树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道理，其结果都是得不偿失，这也算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的一个教训吧。

现在有些人竟幻想人造一个地球，或者乘接近光速的飞船到银河系以外去另找一个地球，我看还是现实点，老老实实呆在地球上，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只有天泰，才有人康。我们必须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传统，怒江、原始森林、老虎……都是漫长的自然历史不断演化、不断优化的结果，我们应该尊重，应该保护。永定门、黄鹤楼、阿房宫被毁了，可以再建一个，甚至建得更“好”，虽然丧失了传统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毕竟还算是恢复了一个仿制品，而怒江被破坏了，原始森林被砍了，老虎灭绝了，就永远不可逆转。所以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特别慎重，千万别自以为是，也不能以人为本。我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

“以人为本”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何先生郑重地申明：“在这里，我要尖锐地提出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奉行的应该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以生态为本？这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以人为本。”

我佩服何先生的郑重其事，可惜张冠李戴了。“以人为本”，就如同“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天下为公”等一样，只是政治、社会、人类领域中的一个口号，一个准则，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只能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套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然以自然为本，以生态为本，以生态规律为本；在这个领域谈以人为本，根本谈不通，也行不通，甚至是背道而驰。在历史和现实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教训：

狼猎食家畜，危害牧业，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应当消灭。但狼被消灭以后，草食动物失去了控制，暴发性地繁殖，给草原带来了灭顶之灾。人们为了恢复草原，恢复生态，不得不又引进狼群，就像现在欧美一些国家所做的。这也可以说是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为本”的认识的一种转变。

在我国“大跃进”年代，人们认为麻雀危害庄稼，从“以人为本”的观点出发，把它列入“四害”，在全国上下发动了一场消灭麻雀的人海战术。等麻雀不见了，害虫暴发了，才发现麻雀有控制害虫的一面，而且是其主要的方面，于是转而 “以生态为本”，把麻雀排除在“四害”之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挂牌世界自然遗产的规定很明确，即保护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这完全符合生态学原理。而在我国的张家界、黄山、泰山的一些人却打着“以人为本”的旗号，实际是以市场为本，以赚钱为本，大搞缆车、悬崖电梯、股票上市以及各种不伦不类的垃圾建筑，把自然遗产搞得面目全非。这是糟蹋自然遗产，也是糟蹋“以人为本”，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和催生激素、转基因产品等等，也可以算是“以人为本”的产物，对人“益处”多多。但从《寂静的春天》开始，正在接受“以生态为本”的检验，证明了这些产物虽然从“以人为本”出发，但达不到“以人为本”的目的，反而可能 “与人为害”。因为它不符合生态规律，违反了“以生态为本”。

同样的道理，砍伐森林，围湖造田，开垦湿地，滥猎动物，超载放牧，如果当初从以人为本来看，也不算什么问题，但现在从生态学和生态规律来看，可能就是一场灾难，而这种灾难不能不降及人类。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也包括何先生在内，应该懂得了。

目前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为了防御沙尘暴，动员大家到草原、荒漠地区去种树。树和草本植物、灌丛植物不一样，需要吸收和蒸发大量的水分，在干旱地区种树，就等于安装了许多抽水机，结果是树活不了，草和荒漠植物也没有了，土地更沙化了。还有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为了美化环境，就搞了许多的洋草坪，洋草坪只适合“洋”环境，不适应“土”环境，因此必须特殊护理，需要勤拔杂草，需要施用农药化肥，需要灌溉大量的水，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荷与污染；他们又出新花样，把野外成千上万的大树搬进城。“树挪死，人挪活。”结果这些高龄而又庞大的树在搬运和挖了再栽的过程中，死亡率很高，有的高达百分之九十，而每一棵树的成长都需要几十年、一百多年，它既需要所适应的生长环境，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暴发户有钱，山村人穷困。这种交换的重要结果是生态遭殃。现在山羊绒的市场价值很高，就盲目地发展山羊，改变了草原的畜牧结构，历史选择适合在草原生长的绵羊、骆驼被山羊代替了。而山羊那种“一次性消费”的食草方式――连草根都不留，彻底破坏了草原生态，最后是骆驼、绵羊和人均无立足之地，山羊也发展不下去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人们这样那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人类（经常是某些人）为中心，过分强调人类（经常是某些人）短期的片面的利益，他们没有想到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应当以生态为本；而且“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人们在实践以生态为本的过程中，就包含着人的利益。生态伦理、绿色文化和人文关怀是一脉相通的。这也算做如何处理个体与全体、局部与全局、目前与长远的关系吧。但我们不能颠倒过来，让大自然服从于人类，让自然规律服从于社会规律，让“以生态为本”服从于“以人为本”。”

只有尊重自然，人类才有作为

何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敬畏自然，人类就会无所作为。我的认识刚好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才有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两千多年以前的荀子说得非常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应之以乱则凶”的事例前面说了不少，这里说几个“应之以治则吉”的事例。

我三次拜访过四川的都江堰，那确实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水利工程。它完全是按着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成都平原。无须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以来，形成了一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因此2001年3月庄严地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都江堰的山旁还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寺庙，是世界上惟一尊水利专家为神的殿堂。我劝研究水利的人都去庙里磕几个头，从李冰身上吸取一点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灵感。遗憾的是在水利界竟有人还要在离“鱼嘴”只有1310米的上游，另建一个大型的杨柳湖水库，如此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由于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个水库“暂停”了。但上游6公里处的紫坪铺水库仍在修建，应该说这是水利界一件很丢人的事。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也是一种有五百多年历史的人工生态系统――水体和陆地交互作用的成功典型。塘泥肥桑，桑茂蚕壮，蚕壮丝多、屎多，丝多收益多，屎多鱼肥，鱼肥塘泥养分多……这种物质和能量顺利传递的生态平衡，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扩大了经济效益。每年可以获得八造蚕丝，每亩产鱼千斤以上。所以这一带平均每平方公里养活600人，成为我国农村最富裕、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扩散到其他领域和其他地方，如草基鱼塘、垛基鱼塘、果基鱼塘、稻-苇-鱼、稻-鱼-麻等等。可惜在经济开发的大潮中，珠江三角洲这种典范的人工生态系统，也日益被蚕食了。

我国由古至今还可列出许多著名的伟大工程，就不细说了。如秦代始建的广西灵渠、新疆吐鲁番的坎尔井、河西走廊的“金张掖、银武威”等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杰作，都是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既保护生态、又造福人类的成功典型。

这是历史，现在人们有了生态学，懂得了生态规律的重要，因此自觉的行动就更多了。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牧业、生态旅游、生态村、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等等，如雨后春笋，尽管有些做得还不够好，还不够完善，甚至也有个别“挂羊头，卖狗肉”的，毕竟说明了生态学已经赢得了人心，连不关注生态、不懂得生态的人也要利用这块招牌了。当然，人们有生态意识，有生态观点，肯于向自然学习，向生态学习，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绝不是喊几个口号，搞几个样板，问题就解决了。生态是客观的，是复杂的，是千差万别的，认识是逐渐的，正因为如此，在尊重自然的情况下，人不仅是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作为。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科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它有着光辉的前程，也经历着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具体到每一门科学，在研究客观世界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运动形式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有否定，有否定的否定，遭到批评与反对是正常的。真正的科学不怕批评与反对，越批评越科学，越反对越科学。

现在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帽子来吓唬人，这正好说明了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不科学。

纵观近百年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看到许多的科学成果好比一把双刃剑，用荀子的话来说，它既带来“用之以治则吉”的福祉，也带来“用之以乱则凶”的祸害。特别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福祉多于祸害。这问题不在科学本身，而在实践科学的人。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一句话，而且越想越深刻：“人类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善于改造自然，不如说是善于改造自我。”

譬如人类要改善生活，就发展农业、牧业、林业，纯农、纯草、纯林有益于管理和提高产量和品质，但这不合乎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则”，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害虫，来干扰纯农、纯草、纯林。（注：我这里多打几个引号，是避免有人误解，我把大自然人格人性化了。全文同。）人类很苦恼，很无奈，几经努力，终于发明了DDT。这个伟大的科学成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实践的结果，农药并不能消灭害虫，因为农药会增加害虫的抗药性，会杀死害虫的天敌，会残留和转移到土地、水源、植物、动物和人体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害人体健康的时代。于是人类不得不转变方向，用改变作物的抗虫性、调整种植格局和生态管理的办法，来控制虫害和发展农林牧业，至今问题仍未真正解决。DDT在许多国家早已禁用了，而在我国却是屡禁不绝。人类要真正认识这个问题，我想至少需要一百年。

至于控制水害的问题，人类的认识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这要从鲧禹治水说起，这个故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可以留待历史学家去考证，但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治水精神却值得我们深思。鲧以堵治水，失败了，因为他违反自然规律；禹以导治水，成功了，因为他顺应自然规律。当代治理河流，无论中外，仍然是这两条路线，即主要是工程治水，还是生态治水。工程治水的主要标志是筑堤筑坝，强调人的行为，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生态治水的主要标志是保护森林，保护湿地，强调尊重自然，用“自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主张生态治水，并不排斥工程治水。都江堰也算一“坝”，谁反对呢？河狸在筑坝拦水，人类也在筑坝拦水，过去在做，现在在做，以后还会做。河狸能量小，啃树筑坝即使对自然有所破坏，自然也有能力修复，而人类筑坝是越筑越多，越筑越大，越筑越高，而且是跑马占地，不给任何河流以任何喘息。你要提个意见，他们便把问题推向极端：“环保主义者就是反对所有的修坝。”对这句话我提三个意见，第一、我不同意用“环保主义者”这个词，正如我不会称呼这些人士为“水利主义者”一样；第二、反对无节制地筑坝并不只是关注环保的人，它包括各方面人士，其中就有一些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水利工作者。第三、我们从来不反对所有的筑坝，在什么地方筑坝？什么地方不筑坝？筑多少？筑高坝还是低坝？是有原则区别的；同样的道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并不是原封不动。人类要改善生活，社会要前进，大自然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动？是根据主观的愿望“以人为本”来动，还是根据客观的规律“以生态为本”来动。何先生说要权衡轻重，我看重在后者，不在前者。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重中之重。河流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河流是一个生态系统，河流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人类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两岸，并非偶然；而文明的衰落，却又与大河流域生态的破坏息息相关。沿黄河流域的历代古都西安（镐京）、长安、开封（汴京）、洛阳便是一例。古看黄河，今看长江，当长江变成“黄河”的时候，黄河又开始断流了。中国在五十年之间，已经建设了八万多座水坝，其中大坝的数量已经接近世界大坝总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再把全国的江河都变成梯级水库，完全改变了山河的自然格局，就会将所有河流流域的生态破坏殆尽，有河无流，污染和淤塞频频告急，再加上堤坝老化和病险的速度相当快，面对着残破山河中这一堆堆水泥垃圾，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收拾？我想一个从客观、从全局、从历史、从绿水青山和子孙后代着眼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正是在这种种认识的过程中，引发人们要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究竟应该是以主观为本，还是以客观为本？以某些人某些集团为本，还是以整体人类为本？以一两代人的利益为本，还是以千秋万代和万物一体为本？以人为本，还是以生态为本？正因为如此，才逐渐形成了研究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人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从藐视自然到尊重自然，因此我们才宣扬生态伦理，宣扬爱心，宣扬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我的已故妻子――一个钟爱自然和执著环保的美国人，说过一句感染过很多人的话：“热爱大自然的人都是好人。”我相信，这种天人交汇的精神力量可能比孔子、释迦牟尼、雷锋的意义还要深远。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把爱心扩展到大自然没有可操作性”的何先生，可能不会存有这份心情，但我们中很多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也包括何先生的子孙在内，一定会热爱大自然，这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