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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简介

序言：“隐形”的鬼
倘若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职责做一个最明确的阐述，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个成立于上世纪初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政府部门最开始的职责只是打击联邦犯罪，这一特质使它在短时间内就凌驾于地方警察局之上，并通过一些不俗的成绩得到了美国高层和平民的认可，由此开始了它辉煌的生涯。
联邦调查局的前半部历史可以是胡佛局长的个人传记，这位亲手奠定联邦调查局不可侵犯的局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美国历届总统的一大心患。因为联邦调查局“以权谋私”地窃听了太多不该窃听的、使当事人深深惧怕的事情。这自然也是该局多年来被人指责的焦点之一。
它有过辉煌，它那些经过细心挑选的工作人员曾一度成为国家秩序的救世主，并且在冷战过程中为维护美国本土的稳定做出卓越贡献，在今天，它仍然是美国反恐的主力。但它也有过失误：9·11、珍珠港事件、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它也曾滥用权力破坏美国所谓的*，一批名人诸如卓别林、爱因斯坦都曾受到过他们的监视。
FBI所取得的荣誉与他们所受到的指责几乎成正比。现在，就让我们揭开它的面目，看看那些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和它所引起的轰动世界的故事。

联邦调查局的昨天
联邦调查局从成立那天起，就已经预示着它将不是一个简单的部门。在它后来的逐步发展中，自豪感以及成就感并驾齐驱，由此创造了一个美国历史上政府部门的小神话。

1908年，开始（1）
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被一件麻烦事所困扰。
这件麻烦事和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有关。美国建国之初，出于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目的，在大西洋沿岸北美13个州的居民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越过阿巴拉契亚山，向西去掠夺土地，追寻新生活，由此揭开了美国西部开发的序幕。1787年，美国政府做出规定，任何一个“准州地区”的自由男性公民满6000人时，即可成立州政府，与原有各州在一切方面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项法令的推出，立即让更多的人冲到了西部。1785年，美国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西部土地每公顷售卖美元。1796年，每公顷土地价格涨到5美元，但可在四年内分期付款。这一政策立即刺激了许多土地投机者的暴发心态，这些人开始在在西北地区从事土地投机活动。
他们的运作方式是先把买到的土地分成几小块卖给农民从*利。到了1908年，这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联邦政府必须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阻止这种违法行为的继续发生。
1908年的夏天，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晚上，罗斯福仍旧没有宣布结束已经开了一天的会。罗斯福下定决心，一定要专门成立一个特工队来对付西部的非法土地销售商。很多议员都表示反对。因为当时政府一些部门，诸如财政部、邮政部等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特工机构，倘若再成立这样一个特工机构，那么，放在哪里？况且，增加新的中央特工机构就表示财政加重。罗斯福没有被这种问题难住，他授权司法部部长查尔斯·波拿巴成立一个小型的侦探机构，来调查这些罪行。美国司法部一直以来就有权调查联邦内的犯罪行为，但它并不一直想这么做。而罗斯福的命令把他们逼上了没有退路的境地，他们这个时候必须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了。在那个时候，无任是谁都没有想过，这个小型机构会是将来名闻天下的联邦调查局。
多年以后，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罗伯特·米勒谈到1908年成立的调查局时，很是辛酸。他说，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包括探员、会计和民权调查员在内只有34名员工。而这34名员工中还有从财政部特工处借来的8名。几年前，联邦调查局名誉特别探员、司法部部长迈克尔·穆凯西提起当年联邦调查局刚成立时说，它的发展前景最初并不被看好。直到它成立后六个月，司法部长查尔斯·波拿巴才提过一次这个新组建的部门。波拿巴写道：“总体而言，这次机构创新的结果差强人意。”当时成立于1908年7月26日的这个小型机构并不叫美国联邦调查局，直到1909年，它才有了正式的名字。当时的司法部长威斯科山姆将已经扩大到64人的这个组织命名为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BOI)。1925年以后改称联邦调查局。1932年7月1日，时任局长胡佛将其易名为美国调查局。1935年，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关于联邦调查机构作用及职权的法案》，这支队伍正式被命名为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英文缩写FBI）。这个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在今天，FBI的官方使命是：通过调查违反联邦刑法的行为来维护法律，保护美国免受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活动的威胁，为联邦、州、地方或国际机构提供领导和执法帮助，并且能按照公众的需要且在遵守美国宪法的前提下履行上述职责。

1908年，开始（2）
“FBI”不仅仅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的缩写，还代表着FBI的信条：忠诚（Fidelity）、勇敢（Br*ery）和正直（Integrity）。
或许在当年，FBI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信条和官方使命。一位专门从事FBI研究的人这样说道：“联邦调查局在早期担负着20多种职责——从调查联邦刑事案件、侦破白领阶层犯罪案件，到维护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国会将越来越多的行为视为违反联邦刑法，FBI的权限有所扩大。随着一战和二战等国家安全危机的出现，联邦调查局的权限也扩展了。”
事实上，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是美国司法部的主要调查手段。《美国法典》第28条533款明确规定，授权司法部长“委任官员侦测反美国的罪行”。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成立早期，其工作人员调查范围仅限于当时存在的刑事法律，诸如破产欺诈，反托拉斯犯罪等。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开始承担反间谍任务以及对蓄意破坏和煽动暴动等行动的调查。1919年颁布的《国家预防机动车盗窃法》和1932年颁布的《联邦反绑架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调查局的职权范围，特别是在1934年通过了许多其他联邦刑事法令，美国国会授予了调查局特工人员持有武器权与逮捕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联邦调查局的规模和职权再次得到加强与扩大了，同时涉及中南美洲的刑事调查和情报活动。冷战时期，联邦调查局的权力更为深入，开始为白宫和其他政府机构以及其行政分支机构进行安全事务调查。不过，在60年代，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调查重点是侵犯民事权利以及有组织的犯罪。而到了70年代末，金融犯罪、有组织犯罪、贩毒以及其他暴力犯罪渐渐地被纳入联邦调查局的职责范围。到了21世纪，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武器走私等重大犯罪行为的调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重任，另外，对计算机诈骗、白领犯罪等新型犯罪的侦查和对政府要员做任职前的安全审查也成为联邦调查局职责的一部分。
这一系列荣誉可看做是罗斯福的，不过在联邦调查局的职责生涯中，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此时虽然没有参战，但已经准备参战。所以，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职责就是侦察敌方的间谍活动，逮捕逃避兵役义务的役龄男子，防止敌方间谍在美国本土的破坏活动。
由于联邦调查局的大肆宣传与调查，使得当时的美国出现了一股*似的间谍大恐慌，几乎所有的德裔美国人都被视为德国间谍。在当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宣战会把美国变成战场，百万德侨个个都是德国皇帝的间谍，与德国结盟的墨西哥人将会向北进军，夺回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把加利福尼亚从美国切开。日本人则会在太平洋沿岸登陆，德国潜艇将炮轰纽约，工业发达的东北部地区所受破坏最为惨重，间谍将遍布世界各地。”联邦调查局在这次间谍大恐慌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它把美国人民带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沟中，美国政府最终下令：凡是年满14周岁、在美国生活而没有获得美国国籍的同盟国籍男子，都可以认定为敌侨而被逮捕、限制、采取安全措施或迁居，同时禁止敌侨拥有枪支、爆炸物和无线电发报机，所有敌侨必须到相关部门登记。
这项命令立即送到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但当时的司法部长认为此事有些小题大做。而具体负责此事的，后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却认为，必须要严格执行政府的命令。所以，在美国的德裔人士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逮捕、送进监狱。多年以后，这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污点。但从这场德裔事件中，胡佛却尝到了权力不受国家宪法限制的甜头。在他成为联邦调查局的掌门人后，对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权力上向国家讨要，从而使联邦调查局蒸蒸日上。这都要归功于胡佛。但创建了联邦调查局的总统罗斯福却是功不可没的，或许他在创建FBI之初也没有想过，多年后的FBI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反间谍机构、可以与中央情报局并驾齐驱的一个调查部门。

政府的人（1）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表面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因为总统柯立芝“美国人的事务就是做生意”的主张而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战后的第二年，威廉·弗林出任调查局局长，此人是第一个使用局长这一头衔的人。这位局长跟后来的胡佛局长截然不同，他唯上司是从。所以，这个时候的调查局完全控制在司法部长帕尔默手中。
帕尔默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辉格党成员，进步主义者，当然也是个热衷于权力者。战后的环境为他提供了一个执掌最大权力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在欧洲，来自左翼势力的不断起义和来自右翼的*时有发生，尤其是发源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很快影响世界各国，美国自然也不例外。当时，恐怖和暴力活动在美国肆无忌惮，一个月内，就有36位声名在外的美国人收到了炸弹邮件，这里就有司法部长帕尔默。
帕尔默决定利用这些形势来使自己入主白宫，同时让调查局得到更多的权力。他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且把从战争时期渲染起来的间谍热再度升温，危言耸听地认为美国的危险来自激进分子、外侨和布尔什维克。在多次会议上，由于他谈起这些事情的激动，最终使得国会拨款成立了一个反对激进分子的综合情报处，隶属于司法部调查局。在两年前进入司法部工作的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综合情报处处长，帕尔默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清除非美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反对*。
情报处处长胡佛在这项任务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工作能力。他建立了20万张卡片资料，每一个激进组织，每一家激进出版物，都在他的这些卡片中有一席之地。仅四个月后，索引资料中已经收集了6万名嫌疑分子的姓名和个人履历。此外，胡佛还和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派密探打入激进组织内部，把所有激进组织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在有些激进组织中，胡佛还在背后并掌握了他们的领导权。
1920年1月2日，胡佛发动致命的攻击。他指示潜入那些激进组织的密探，要求他们在全国33个城市领导或是怂恿激进分子们同时召开会议。当会议进行期间，调查局的特工们突然冲进会场，不出示逮捕证，把一批人逮捕。自由与*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作用，被拘留的人不允许请律师。就在那天晚上，调查局一共逮捕了4000多名被调查局认为有激进倾向的嫌疑分子，美国国内的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全部被捕。“*”在调查局看来已经清除，而在民众方面，由于调查局过多的宣传，所以，他们都把调查局当做是美国人的救星。在他们眼中，帕尔默和胡佛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国家英雄。但这种美好并没有保持多久就灰飞烟灭。在这些人被审问的过程中，调查局无法拿出更有效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所以只好将其释放。
人们开始清醒，从鄙视调查局的行为到愤怒，这个过程并不长，因为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当时的美国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有违法律精神的行为，但绝对不至于如调查局这样的乱折腾。确切地说，在人们心目中，调查局这种行为是过火了，它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在这股反调查局风潮中，司法部部长帕尔默被称为是“公众生活中最令人讨厌的江湖骗子”，他只好引咎辞职。但人们并没有过多地指责胡佛，这就为后来胡佛成功地执掌联邦调查局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府的人（2）
调查局的这次闹剧留下的狼藉的印象在不久后就被它自己扭转。这就是成功打击了违反《禁酒令》的犯罪分子。
美国立国之初，很多早期移民到这片蛮荒之地的人是“清教徒”，这些人力主敬畏上帝，清廉度日，所以对于饮酒，他们非常反对。19世纪中期，美国一些地方的居民开始诉之于法律手段约束饮酒之人。这个民间运动时起时伏，绵延不绝，终于在20世纪初被政府认可，《禁酒令》得以出台。
1917年12月18日，美国第65届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8号修正案，并提交各州审议，宪法第18条修正案的内容有两条：
第一条：本条批准一年后，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
第二条：国会和各州都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191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8号修正案，也就是《全国禁酒令》，政府宣布，规定自1920年起，一切生产、销售、饮用酒类的行为属于违法。
1920年1月2日，禁止酿造和销售酒类的《禁酒令》（又称“沃尔斯特法令”）正式生效。根据这项法律规定，凡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以上的饮料属于违法行为。个人在家中喝酒不属于违法，但三人以上非亲属关系的人在一起饮酒，即属违法。最高处罚可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据说在《禁酒令》生效前一天，全美国各处道路上的运酒车连绵不绝，这是人们在抓紧时间把酒运回家里收藏。夜晚来临后，几乎没有人上街，亲朋好友们都聚集一起大肆狂欢喝酒。当时的一名社会知名人士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晚上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这番话在引来了阵阵热烈掌声的同时也注定了后来日子的不平静。
酒作为一种可以使人愉悦的产品，不可能因为禁止饮用而退出人类的生活。虽然在《禁酒令》刚颁行时，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一般的美国工人家庭，工人以前是把领回来的工资的一部分拿去买酒，而现在则可用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当时，疯狂地鼓吹禁酒的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费雪受政府和他本人的激励，出版了三本书，对修改宪法给予了最积极和最“科学”的论证，同时还写了一本关于酒的危害的书籍。
但是，这一禁令所造成的弊端在不久后就展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由于“禁酒令”的实行而在美国催生出了一个新的行业，那就是“私酒酿造和销售业”。
任何一件事倘若做得过激就会产生负面效应。《禁酒令》之前，许多人还能喝上一点酒，但禁令之后，一滴都喝不上。这就使得许多人受了“得不到的东西才最珍贵”的思维影响，开始偷偷地去买酒。而一些不法之徒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开始了制造和贸易活动。据当时的档案记载说，这些非法之徒为了获得暴利，可谓煞费苦心：有的人把机动车的中间掏空藏酒，有的人用婴儿车来偷运酒，有人把家里藏酒的地方安装假门等。据官方资料显示，1920年到1933年这14年的禁酒期间，共有75万人因违反“禁酒令”而被捕，罚款总额超过7500万美元，被没收的财产高达亿美元。
当然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那就是在“禁酒令”实施之前，因为没有财政依靠，美国的黑社会并不猖狂，而在实行“禁酒令”后，如著名的芝加哥黑手党以私自贩卖酒而发家，开始发展壮大。在犯罪频频上升的同时，人们的生命也受到的威胁。许多不法分子用甲醇来勾兑酒精，使美国社会中毒、失明、残废、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1930年1月20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1929年在公司投保的人里，死于酒精中毒的人数比10年前增加了35倍。
联邦调查局在禁酒令期间对犯罪行为的打击使人刮目相看。调查局成功地打击了违反《禁酒令》的不法之徒。他们最引人乐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成功地抓获了控制了各类酿酒厂的最知名的黑道大亨艾尔·卡邦。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人员兴旺的调查局的那些特工们得到了公众“政府的人”的称号。这句话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电影明星凯里所饰演的调查局特工的一句台词的简化：别开枪，政府的人，别开枪。
这自然体现了联邦调查局地位的提高。但在《禁酒令》期间，这群“政府的人”对付的不仅是那群非法卖酒者，还有其他犯罪行为。

国家秩序救世主（1）
随着1927年西方经济危机的到来，治安方面本不平静的美国社会彻底地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先是社会秩序失控，无数失业的工人用满腔的愤怒与绝望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伴随而来的则是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国民道德瞬间崩溃。犯罪行为迅速加剧，一批被美国视为敌人的著名的犯罪分子纷纷登上美国的国家秩序破坏者的名单。
这些人视法律为无物，草菅人命，已经公开向政府的权威和民众的基本权利发出了最*裸的挑战。联邦调查局此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但他们却不能有所行动。因为按照美国法律规定，这些犯罪分子大都属于地方政府所管辖，而作为中央行政的调查局如果对属于地方政府的事务进行干涉，可能会使得各州认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了侵犯，这对*制度而言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地方政府对这些犯罪分子又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所以，联邦调查局必须要介入，改变调查局历史的一刻终于在1932年3月1日发生。这一年，美国的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独生子小查理在家中遭到绑架。地方警察的无能使得绑架分子在多日后仍旧逍遥法外。
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中，林德伯格是美国梦的化身。查尔斯·林德伯格是议员之子，1927年5月20日早晨8点，25岁的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架着一架很小的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罗斯福机场起飞，用了33个小时在大西洋对岸的法国巴黎落地。他的这次飞行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第一次实现了从纽约到巴黎的直达飞行；第二，这是航空史上飞行时间最长的连续飞行。美国人民认为，他的这次飞行被称为航空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由此而成为世界级英雄。三年后，林德伯格的儿子小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出世，一时之间，林德伯格的英雄形象再次升温。电报、鲜花、信件、礼物如雪片般从全世界飞到美国。无疑，这个小孩子的被绑架一致被认定是犯罪分子对美国自身的攻击，因此，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将此案视为非法分子对国家秩序的一大挑战。民众的压力让美国政府最终做出决定，如果地方政府提出要求协助办案，那么政府会指派几个部门参加对林德伯格绑架案的调查，而这几个部门分别是特工局、禁酒事务组、华盛顿市警方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局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埃德加·胡佛正式登场，政府指定他为联邦协调人。但政府方面还是宣布，联邦政府不负有办理这个罪案的责任，它只是在帮助地方政府。只有在发现罪犯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它才接受责任。
林德伯格在1932年2月29日在霍普维尔向当地警察报警，据他的口供，前一天，他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霍普维尔他的别墅度周末。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林德伯格被孩子的保姆叫醒，保姆说，他们的儿子失踪了。林德伯格急忙赶到孩子的房间，保姆没有说谎。床上裹孩子的毛毯保持着原样，孩子已经无影踪，林德伯格在慌乱之中注意到，百叶窗微微地张开着。而在窗户正下方的暖气片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信封。信上写了绑匪的要求，5万美元，不许报警，否则撕票。
林德伯格在报警后的10分钟内，当地警方赶到了现场，几分钟后，电传警报传遍全州，警方得到命令可向任何可疑车辆提出搜查。

国家秩序救世主（2）
在犯罪现场，一位警方的技术专家提取了房间里的指纹。但很遗憾，这名绑匪是位做案高手，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这位技术专家企图从窗外的木梯和遗弃在现场的一把凿子上提取指纹，可一无所获。
警方在短暂的商量过后，负责这次调查的警察开始对在林德伯格家工作过的29个仆人进行询问。那位向主人报告孩子失踪的保姆成为重大嫌疑人而受到了警方的严厉讯问。在警方眼中，这位保姆与孩子的接触时间最长，对孩子的起居与生活情况了如指掌，她曾在底特律工作过，而在那里有一个经常活动的绑架集团。让警方失望的是，这位保姆对警方提出的很多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破绽。
在连续的对仆人的审讯中，林德伯格不止一次地提出反对，他认为警方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排查家里的仆人身上完全是浪费。在这位飞行员看来，绑架他孩子的人要的无非是钱，而他和自己的妻子只想要回自己的儿子。照此推理，让孩子安全返回的最有效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按绑架者的要求去做。在警察折腾了一天后，林德伯格于第二天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自己愿意与绑架他孩子的人私下接触，或者与绑架者指定的任何中介人接触，他保证对与绑架者的一切行动都会保密。
这显然违背了美国警察与绑架者交流的一贯态度与原则，但是林德伯格的声望过于强大，警方也只好作出让步。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威廉·史蒂文斯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强调林德伯格夫妇的痛苦以及他们想找回儿子的强烈愿望，可在声明的最后，此人又坚持原则强调绑架犯即使顺利地得到赎金，也绝不可能被他触犯的法律所豁免。
两天后，林德伯格见到了绑架者的第二封信，信中的措辞很严厉，认为林德伯格报警非常不明智，并将赎金的数目增加到了7万美元。警方决定在那封信中找到点蛛丝马迹。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他们发现信中的许多常用词汇绑架者都拼写错了，但是许多很难的词汇拼写得却非常正确。警方得出结论说，这是因为此人很可能写这封信的时候，身边放了一部字典。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英语水平很低，可能是外裔。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此时已经参与进来，在对照两封信的笔迹与行文后，他们一致认定，两封信出自一人之手。但林德伯格不这么想，他认为敢绑架他儿子的凶手绝不可能只有一个，很可能是当地的黑社会。于是，他又发表声明说，愿意与当地黑社会联系，任何代价都可以，只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
此时，一个叫康登的经过联邦调查局调查后确信为清白的人声称自己愿意充当林德伯格与绑架犯之间的中介人。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个人的到来可能对案情有所突破，于是同意了受害者的要求，受害者林德伯格按照绑架者的指示，让康登来到了伍德朗公墓。康登看到一个身穿褐色外套，头戴褐色毡帽，三十五六岁样的人在公墓的栅栏里面挥舞一方白色手帕。康登确信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那人压低着声音对走近的康登说：“你收到我的通知了吗？钱带来了没有？”据后来康登留在调查局的口供声称，这位男子声称自己叫“约翰”。他说自己只是伙计，真正策划这起事件的是政府的一名高级雇员。
调查局的特工们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次梳理，他们忠告林德伯格，这个叫“约翰”的人很可能就是绑架者，而且只有他一个。但林德伯格此时已经丧失了分析事情的能力。他积极地筹集赎金。先是变卖了一些股票，又给财政部打电话，寻求帮助。调查局出主意说，可以在赎金上做些标记，以便将来破案。这正好符合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财政部正准备让美元在一年之后脱离金本位制。这一政策一旦实施，所有的金圆券都将被政府回收，而代之以银圆券。也就是说，某一天，绑架者肯定要拿着大量的金圆券来兑换银圆券，警方只要顺藤摸瓜就一定能捉到凶手。林德伯格同意了这一做法，在把所有的钱都做好记号后，林德伯格把钱装在两个袋子里，让康登拿着钱来到了与约翰约定的地点。事先，调查局希望在交赎金的地点布置警力，或者是跟踪康登，然后再跟踪绑架者。但所有的提议都被一心想要迅速解决此事的林德伯格否定。

国家秩序救世主（3）
结果就是，康登在圣·雷蒙兹公墓见到了“约翰”，把钱交给了对方，约翰告诉他，孩子在一条船上，而这条船在霍斯内克海滩附近就能找得到。
林德伯格相信绑架者没有说谎，在第二天驾驶着飞机飞到了那里。可是他把马萨诸塞州海滩周围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任何小船的踪影。他不死心，第三天又沿着海岸线一直飞到弗吉尼亚，可是他的心情彻底低沉下来。因为根本就没有小船。接下来的几天内，在美国海军战机与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搜寻下，仍旧是一无所获。林德伯格这才知道，绑架者欺骗了他。
一个多月以来，林德伯格始终沉浸在痛苦之中。这年的5月12日下午，一位名叫威廉·阿伦的卡车司机开车经过霍普维尔地区。在离一座叫玫瑰山不到半英里的地方，他看到一个孩子的脑袋与一条腿暴露在一个粗麻袋之外。他立即报告警察。此时，联邦特工们因为林德伯格的不合作而导致了破案失败已经不再插手此事。当地警察查尔斯·威廉姆逊赶到现场时，发现这里离林德伯格家只有四英里。尸体已经腐烂，左腿自膝盖以下没有了，左手与右臂也没有了，警察确定，孩子的大部分身体都被动物吃掉了。之所以能辨认出这个孩子就是林德伯格的骨肉，是因为孩子穿的衣服。当地验尸官对尸体做了解剖。孩子的脑袋中有一块已经*的血液凝块，估计是因颅骨大面积碎裂而死。联邦调查局特工又参与进来，最终，调查局给出的结论是，孩子很可能死于绑架的当天晚上，死因可能是因为绑架者下木梯时，梯子突然坍塌，装孩子的麻袋掉了下来，撞在了房屋的混凝土墙根上，孩子因此一命呜呼。
孩子尸体的被发现，标志着林德伯格所主持的那场大搜索宣告失败。联邦调查局与当地警察们再次登场。他们又把目光描向了林德伯格的那些仆人们。在第二轮的讯问中，一个名叫维奥利特·夏普的女佣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在讯问过程中，她表现出了与常人有异的行为，紧张、焦虑，甚至是语无伦次。警察立即搜查了她的房间，发现了一张纽约城市银行的存折，上面有1600美元。这个钱与她的工资显然不能成正比，但她的钱是如何来的，警察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就在第二天，当警察踢开她的门时，发现她已经死了。死因也是个谜，当地警察认为是他杀，而联邦调查局特工认为她是自杀。
在这一条线索彻底断掉后，调查局特工们又开始对那个在窗口外的木梯产生兴趣，他们决定从那个绑架者滑下去的木梯着手。在寻找线索中，特工发现木梯的扶手上有四个“多余”的方钉孔，特工们断定，这块木头曾经用在别处；在绑架者准备木梯的时候，由于木料不够，他就地取材，从其他东西上拆了一块放在了上面。特工们在木材公司找到了一模一样的木板。可线索再次断掉，因为木材公司的老板没有对买木材的人做过任何记录。
林德伯格孩子的绑架案到了这个时候才算告一段落，但对于联邦调查局而言，这似乎才刚刚开始。
胡佛总统在允许联邦调查局参与林德伯格孩子的绑架案时就指出，联邦调查局只是帮忙。胡佛总统还是不想破坏州与联邦权力的清晰划分，他希望能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林德伯格孩子绑架案的发生已经让他身不由己。美国民众一致认为，犯罪已膨胀为全国性的网络，因此执法工作也应该全国统一。新泽西州的一份报纸有一篇时论就这样写道：“这种犯罪表明，美国需要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像英国苏格兰场那样的执法体制。”而费城的一家报纸则强烈呼吁全国警察要联合成“一个监督、领导全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中央机构”。舆论界都认为，既然犯罪问题已经成为让整个国家头痛的问题，那么，联邦政府统一领导打击犯罪也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国家秩序救世主（4）
但是，谁来促成此事呢？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归来，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面对国内绝望的形势，他告诫美国人民：“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自身”，他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摆脱危机，美国应实行新政，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使美国度过困境。
经济上的新政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让国人的道德危机迅速解除，民众普遍认为，执政的权力机构内部一片混乱，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出铁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执法机构。而这与罗斯福新政的目标恰好一致，新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罗斯福上任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密友霍默·斯蒂尔·卡明斯为司法部长。这位新政下的司法部长坚定地支持他老朋友罗斯福总统的各项政策，并四处活动，他坚信自己能成为这场反犯罪运动的领导人。
在多次公开讲话中，卡明斯表示：一场反抢劫、反诈骗的全民性战斗即将打响。而为了打好这一仗，他决定组建一个超级警察组织。在他的活动下，1933年6月10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总统命令，把禁酒局、身份证局和调查局合并成一个新的联邦机构，由司法部领导，组建一支打击犯罪的联邦力量。
此时，调查局的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却公然表示反对，他的表面理由是，禁酒局是一个管理混乱、*无能、缺乏训练的机构，它根本不能与调查局的公正、高效和完美相比。胡佛说，如果真要把这两个机构合并，那么，调查局势必会被毁掉，那么，近30年来的成果都将付之东流。但事实上，他真正反对的原因不是调查局会被影响，而是会被吞掉。当时，禁酒局有1200名调查人员，而调查局只有320人。胡佛清醒地认识到，两者的力量太过于悬殊，被禁酒局吞并后的他前途未卜。
胡佛此时在司法部的影响力已经很大，所以，他这一反对，即使总统的训令在6月10日已经颁布，可到了8月10日，新机构的领导人选还没有定下来。但随之而来的一件事更让胡佛有了与上司谈判的筹码。8月17日，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调查局的四名特工押送抢劫银行的罪犯弗兰克·纳什前往莱文沃思，在堪萨斯城汽车站的停车处，他们遭到了一帮匪徒的袭击。据后来调查所知，这些匪徒是想劫走弗兰克·纳什。特工们自然不让，枪战开始。结束后，一名特工牺牲，两名重伤，弗兰克·纳什试图在混乱中逃跑，被当场击毙。这无疑是一场大案，引起了全美的轰动自然在意料之中。卡明斯再次站出来，向民众声明，必须要建立一个超级特工组织来使罪犯们望而生畏。在他会见新闻记者的时候，他告诉记者们受害的有一名调查局特工，他已经下令让整个司法机关来调查本案。他说：“费恩·米勒（劫持弗兰克·纳什的负责人）及其同伙不再只是单独行动的罪犯了。他们是一个犯罪集团。特工人员卡弗里（牺牲的特工）和受伤的特工人员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法律，枪杀卡弗里就是黑社会反动组织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宣战。”
卡明斯随后公布了新的改组计划。禁酒局、调查局、身份证局正式合并成新的调查局，胡佛被任命为新的调查局局长。
胡佛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联邦调查局进行优化，先是建立了调查局的技术实验室。他说，调查局的特工在破案过程中勇气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用脑子。特工人员要善于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然后通过仪器的精密分析，来将罪犯绳之以法。而他所建立的实验室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刚成立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规模虽然很小，但得益于政府的拨款和胡佛的大力运作，很快就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水印、打字机字体和汽车轮胎档案。自此后，当特工们与罪犯作斗争的时候，这些实验室中的一切就都成了证据。

国家秩序救世主（5）
再回到林德伯格孩子绑架案来。在1933年4月5日，也就是罗斯福新政实行不久后，美国政府宣布将脱离金本位制，所有总值超过100美元的金币与金圆券必须上交银行，兑换同等面值的银圆券。兑换开始后，一张张出自赎金的金圆券开始出现，但当地警方仍旧不能追踪到它们的原始持有人。
联邦调查局倾尽全力关注此案。1933年10月19日，美国政府认为，林德伯格孩子绑架案的侦破工作已非新泽西州所能独立完成，遂正式宣布，联邦调查局在处理该案时，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但是最开始，调查局的特工们对林德伯格孩子绑架案仍旧无从下手，直到1934年9月18日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布朗克斯区的康恩银行在清理钞票的时候，发现了两张印有赎金号码的金圆券，其中的一张上还写有汽车牌照。经查，有一张是由沃伦·昆兰加油站交上来的。加油站的经理向警察描述说，几天前，有一个开着蓝色道奇轿车的人来加油，他加了98美分的油，却用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付费。沃尔特当时担心钱币是假的，在对方离开时，他就在钱币上写下了车的牌照：4U-13-14-N·Y”。
特工们立即行动，在找到车主后，特工们发现了可疑之处。这名叫理查德·霍普特曼出生于德国的木工的家距绑架犯第一次与康登会面的伍德朗公墓不远，离第二次交赎金的雷蒙兹公墓只有四英里。按特工们的分析，与林德伯格绑架案相关的地点，基本上都在“适应作案”的范围内。霍普特曼立即被逮捕。特工们开始搜查他的车库，发现了未经兑换的11930元金圆券，上面的记号表明，这都是林德伯格交付的赎金。在霍普特曼的17个笔记本中，其中一本画着木梯的详细示意图，它和绑架案中的那个木梯十分相似。证据在继续搜集。他的工具箱中，一切家什齐全，唯独没有凿子，而绑架现场却丢下一把绑架者用来撬窗户的凿子。在门后的一块木板上，有用铅笔写下来的号码与地址，都是那个与他接触的康登家的。与德国警方联系后，警察发现他在德国有多次入室盗窃记录，也是用木梯从窗户进入的。在阁楼的地板上有一个缺口，一块木板不见了，经过纹理比较，这块木板正是绑架案现场木梯上的一块，并且有四个钉孔。
案情已经真相大白，这个叫霍普特曼的人就是凶手。1934年10月8日，霍普特曼被新泽西州大陪审团指控犯有谋杀小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的罪行。1935年2月13日，在经过29次开庭，162个证人出庭作证，出示了381份证据之后，陪审团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宣布霍普特曼犯有一级谋杀罪，根据新泽西州的法律，霍普特曼将被处以电刑。4月3日，霍普特曼在新泽西州州立监狱被处死。
小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谋杀案正式告破，胡佛所领导的调查局功不可没。在这起案件被侦破后，胡佛又把目光瞄向了调查局的素质提高上。1935年7月26日，他成立了联邦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首批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大多是各州和地方的警察机构领导人，共有23名，按照胡佛的计划，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实验室和其他科学设施将供地方警察机构使用，而国家警察学院则对地方警察机构特工进行技术培训。在胡佛的引领下，地方警察机构也纷纷组建起各种各样的培训学校，而胡佛则把联邦调查局的老师和专家送到这些培训学校去讲课。通过这种体制，胡佛在地方警察机构中培植了一帮支持者，而且也使联邦调查局奠定了在全国警察体系中的轴心地位。
努力自然有回报。高素质的特工在掌握了侦破技术后如虎添翼。联邦调查局开始承担起国家秩序的救世主的角色。它连战皆捷，先后侦破了查尔斯·厄斯切尔绑架案，消灭了罪大恶极的“机关枪”凯利、“俊小子”弗洛伊德、“娃娃脸”纳尔逊。截止到1936年，曾经肆虐于美国的犯罪集团全部伏法，一度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重新获得了自由与安全感，这为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随后美国顺利而强大地转入战争状态提供了绝对的保障。

冷战之前的FBI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FBI在任何层面上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所超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罗斯福总统要求联邦调查局肩负起反间谍、反破坏和反颠覆的任务。在胡佛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办了几件大案，最有名的是在短时期内肃清了纳粹的间谍网。
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德国元首希特勒就开始向美国宣战，他命令德国军事情报机构展开对美国的间谍战与破坏战。德国间谍机构精心策划了所谓的“帕斯特里欧斯行动”，该行动的计划是招募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期的德国公民，让他们乘坐潜艇秘密返回美国东海岸，然后用炸药对一些美国大城市发动恐怖袭击。炸弹袭击的目标主要包括美国的火车站，当然，纽约的犹太人商店、铝工厂，尼亚加拉瀑布旁的水电厂，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沿线的运输船等都在目标范围之内。
据后来的绝密档案所说，被招募的纳粹间谍们在柏林附近的一所军事学校中接受了“破坏课”训练，他们不但要学会如何驾驶火车，如何使用炸药，如何炸毁铁轨，更要学习各种间谍技巧，包括如何隐藏身份融入美国社会，如何使用隐形墨水进行书写等。在技术训练合格后，他们又被带到德国的铝工厂、火车站、水渠和其他地方进行参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些间谍知道，同类工厂中哪些地方是薄弱的，以使他们在执行任务时能轻松快捷地完成。
在训练多日后，最后共有八名纳粹间谍、分成两个小组合格地成为密谋袭击美国的“帕斯特里欧斯行动”的成员。1942年6月14日，在浓雾的遮掩下，第一小组的四名纳粹间谍经过19天的秘密航程悄悄驶近美国东海岸，从德国U型潜艇下来后，头目乔治·达斯奇和三名同伙在纽约长岛的阿马甘塞特海滩悄悄登陆。他们随船携带了大量高能炸药、雷管、装有硫酸的水笔等，此外还带着9万美元现金。几天后，第二小组的四名纳粹特工也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附近的彭特维德拉海滩秘密登陆。
不过第二组成员的运气显然不好，他们刚来到海滩上，就被一名在附近巡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成员发现。这名警察立即上前盘问，组长达斯奇声称，他们是一伙渔民，船不巧搁浅了。但那位警察并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他决定带他们回去调查。可这些人面露凶光。这位警察立即表示相信他们的话，为了不使他们怀疑自己，就要求他们应该付点报酬给自己，好让自己闭嘴。组长达斯奇就给了他260美元。这位警察回到海岸警卫队办公室后，立即报告情况。四个间谍虽然没有被迅速赶来的美国警察所捉住，但他们的到来立即让美国人提高了警惕。联邦调查局迅速介入，全美国都警惕起来。这四名间谍在侦察多日后，发现无从下手。组长达斯奇就失去了信心。这个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向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分部自首，可调查局的人根本不相信他。达斯奇百折不挠，就跑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总部自首。局长胡佛被吓出了一声冷汗，开始封锁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一些主要交通要道，并对大多数过往车辆进行严密检查。到6月27日，另外七名潜入美国的纳粹间谍被一一捕获。
八名纳粹间谍被捕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绕开繁琐的民事法庭程序，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对这几名纳粹间谍进行审判。这起审判在美国司法部的一个房间内秘密进行，事实上，还是联邦调查局在审讯。
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对这起“军事法庭审判案”的合法性很是置疑，被指定为八名纳粹间谍辩护的一位美国陆军上校说：“我们认为，美国总统下令建立这样的军事法庭是不合宪法的。”争议闹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也认为，这是战时，所以，总统的决定没有错。
联邦调查局开始审讯，八名德国间谍一一招供。六人被处死，两人被特赦。但这已经是六年后的事情了。
纳粹间谍案的顺利告破，虽然是因为间谍内部起了冲突，但联邦调查局在审讯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专业却是最终使那些间谍招供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良好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此后，胡佛局长和一战时期的调查局领导人一样，开始传播红色威胁。他告诉他的特工们，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苏的反间战，自然，取得丰硕战果是情理之中，可与此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猖狂的年代，联邦调查局是最大的帮凶。虽然胡佛经常辩解说，他的职责不是分析和制定政策，也不只是做出判断，而是取得情报。但是，他搜集情报的目标却是有着明显针对性的。任何人都知道，他的目的不只是要做出判断，而是要发生影响。在那个恐怖的时期，如果出现一本写苏联革命的书，那就意味着有一位学者马上要受到怀疑甚至是逮捕了。胡佛一方面宣扬*的存在，另一方也为联邦调查局正名。在1956年出版的怀特海德的一本关于联邦调查局的书中，胡佛在给此书写的前言里充分表现出了他的*立场：“近年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和一些有阴谋的人，展开了一场旨在对联邦调查局进行诽谤中伤的攻击行动。在世界范围内为自由人民进行斗争这一事实，仍然是我们最有效的反击武器。同时，联邦调查局本身的工作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是对共产党的追随者和辩护者所散布的诽谤中伤的最好回答。”
联邦调查局在冷战前的故事大致如此，但这远不是全部，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接下来的这个隐形帝国将走向何方，已经不是他在成长期所能决定的了。

FBI们的成长之路
谁能成为FBI的一员？FBI有着种种规定，但无论如何，只要能进入FBI，离荣誉就已经不远了。这里有世界上最卓越的工作方法和最先进的调查工具。不过，荣誉的获得需要每个工作人员的努力，羞辱与损害在所难免。

招募及训练（1）
在美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有一幢因颜色暗淡（米色）而显得极不起眼的大楼，这栋以联邦调查局史上最有名气的局长埃德加·胡佛命名的大楼就是联邦调查局总部。这栋楼楼内的各个角落里都安装着无数的金属探测器和X射线机，不管来的人是谁，都要向门卫出示身份证明并进行登记，倘若携带武器者必须要上交，联邦调查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在此得到证明。
多年以来，联邦调查局始终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由美国司法部长领导。调查局由司法部长管辖，旨在培养特工人员以帮助执行联邦法律（美国法典第28章第533款和534款）。但是，司法部长没有权力对FBI直接行使其职权，这份工作属于监察长。2002年以前，监察长可以调查联邦调查局，但必须获得司法部长的许可。2002年以后，因为联邦调查局内部出现了一起间谍大案，所以，监察长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调查局的局长由总统亲自任命，任期为10年（胡佛在位达48年，显然是个例外）。局长下面还设有多位副局长和11位助理局长，后者负责管理调查局的11个部门。一般来说，这些部门分别负责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某一种犯罪类型，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反恐部门、犯罪调查部门和信息技术部门等。
联邦调查局除总部外，还在很多大中城市设有分部，被称为FBI地区办公室。现在，FBI地区办公室已经超过了60个，每个地区办公室由一位特工负责人员领导，纽约和洛杉矶等规模很大的地区办公室则由主管助理领导。另外，FBI在需要FBI力量的小型城市或其他地区派驻了至少400多名常驻特工。当然，FBI还在全球62个国家设有驻外机构。
截止2009年，FBI共雇用了3万多名员工，其中包括万名特工以及近万人的支持人员、实验室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前，联邦调查局被认为是不欢迎女性和少数民族工作人员的一个机构。即使到了1972年，FBI中还没有一名女性特工，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员是少数民族。但现在，雇员中至少拥有万多名女性，7000多位少数民族人士，甚至还包括1000多名残障人士。
那么，这些FBI员工是如何被招收进来的呢？事实上，自胡佛真正把FBI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权力巅峰的时候，FBI每年都要招收很多人。报名者先是在网上申请，FBI初步筛查，剔除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剩下的这些人就是符合FBI所提出的条件：美国公民、年龄在23岁到36岁之间、拥有三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本科以上学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工程、会计、财经、执法或其他和调查有关的学科，以及军队、情报、语言等领域。而倘若是语言学的学生，必须要熟练掌握多种语言。所以，应聘FBI的人的职业很多，他们中有普通职员、医生、教师、公务员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爱国主义。
被首批筛选出来的人会接到FBI的书面通知。这些人来到FBI参加笔试和面试。但在此之前，FBI已经进行了一次考试。那就是对这些申请者的背景做了详细的调查，申请者必须要接受测谎、非法药物、信用记录等各种检验，甚至连前任和现任同事、邻居、朋友和老师都会成为询问对象，在排除一切可疑之处后，这些人才会进入笔试和面试的阶段。而这一阶段，也很难通过。据统计，通过的比例仅为15%。而这些通过的人只是准FBI，他们需要经过刻苦而有步骤的训练才能正式被FBI所接纳。

招募及训练（2）
一般情况下，学员每期受训三个月，每周上五天课，每天的上课时间是早9点到晚9点，若学习任务繁重时周六、日还要加课。受训地点在华盛顿市司法部或附近维吉尼亚州关蒂科海军基地，同时也是胡佛所建立的一所专门训练FBI的学校。学员们在进入特工人员训练中心后，就开始了细琐的程序：填表格、在文件上签字、到各个办公地点参观。在训练过程中，教官会经常提醒这些人，他们虽然过关斩将来到这里，但这只是个开始，因为他们几百个人之中只有一个能经得起严格的审查和考验，最后被任命为特工人员。教官告诉他们，他们是“尖子”，是“精华”，是“世界上被最精心挑选的人”。并且给他们灌输自豪感：调查局特工人员一定比政府其他任何公职人员都“高上一截”，正如联邦调查局本身就是在其他联邦政府所有其他机构之上的。
在学员们有了自豪感后，教官们马上就给灌输个人英雄主义。这是美国的一种文化，更是联邦调查局的一门必修课。课堂上，教官滔滔不绝、感情丰富地讲解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英雄。一位调查局内的枪战英雄沃尔特·瓦尔什被经常提起，只是因为这位英雄在心脏中弹后还能把袭击他的对手打死。
当然，对于忠诚思想而言，这些个人英雄主义只是课外练习。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学员们会被灌输强烈的忠诚思想。FBI规定，每一个学员都必须要宣誓效忠宪法，捍卫宪法，打击任何一个被美国视为敌人的人。每一个学员都必须得忠于联邦调查局——在胡佛时代，还有一条，就是必须要忠于胡佛局长。
这一条虽然在胡佛死后已经被不废而废，但却是阴魂不散。教官们常常会对学员说这样一句话：联邦调查局是“人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伟大的组织”，同时要求学员们记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的一句格言，“一个机构是一个人延伸了的影子”。很显然，机构指的自然是联邦调查局；而“延伸了的影子”明显是指那位FBI的传奇人物胡佛。即使是今天的FBI培训课上，学员们也会经常听到这两句话。所不同的是，没有一位局长能达到胡佛那样的高度罢了。
学员所训练的内容有很多，在为期20个星期的课程中，准特工们除了要学习射击、格斗技能，掌握情报搜集、分析、法律以及战略战术运用等知识和技巧外，还要参加模拟实战。
不过，调查局的人性的一面在女学员身上闪现了。调查局规定，女学员除了课业之外，对体能的要求不与男学员同。调查局认为，女性上半身的体力比男性差得多，所以就把她们规定伏地挺身的数目加以适当的调整。但几期后，有教官发现还是有女学员不过关。所以，他们又研究了一番，他们发现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手掌不够大，或是手掌的握力不够引起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在连续射击10发子弹的时候，很多女学员就没有办法在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为了照顾女探员，联邦调查局对这一规定进行了“提前”，就是在对女探员还没有录用之前进行口试的时候，开始对每一个申请人进行这项手臂及手掌力量的测验。所以，当申请人在这项测验没有通过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过关了。
训练课的内容大都可以在训练结束后的毕业考试科目中能体现出来。原始的FBI学员考试科目共有六门主科和九门副科。主科有联邦刑事法和调查方法等，副科有出庭技巧、火器使用甚至犯罪现场搜查以及发表演说等。考试合格线是85分。考试科目试卷交上后，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录取，也不知道成绩，他们只能等着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录用通知。

招募及训练（3）
不过，在今天，FBI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训练课程，学员们必须学习肢体语言和*教义，因为他们要同恐怖分子较量，所以这些是必须要学习的内容。增加了培训内容后，训练时间上也有所延长。训练营用于反恐和反情报的技巧训练上的时间将从以前的23小时增加到了55小时。此外，通常为期16周的基本训练也会相应增加一周，以适应训练项目的变化。
对*教义的研究，可以使FBI加深对*语信息的理解。一位官员曾碰到过很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在搜捕“基地”分子的过程中，FBI发现的电脑记录、管理手册以及其他档案等都是*文。翻译这些档案的时间足足花了他们3个月。
一位FBI教官这样解释说：“‘9·11’事件之后，上司们就一直强调联邦特工在处理恐怖活动方面的能力。像这种增加训练时间的情况以前是很少出现的。”以前的FBI的训练过多的是强调身体机能和打击普通犯罪的技巧，但现在，则需要他们读懂肢体语言。根据FBI新的训练科目，特工不仅仅需要从询问中获得信息，更需要理解所有可以得到的线索和信号。很多FBI声称，读懂肢体语言的能力有助于他们辨认那些在“9·11”之前未被发现的恐怖分子。
联邦调查局经常谈到的一个案例会让学员觉得读懂肢体语言有多么重要。在“9·11”事件前两天，劫机恐怖分子之一齐亚德·贾拉曾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经过马里兰州警察局，警察追上后，只是给了他一张罚单。FBI高层认为，恐怖分子在施行攻击之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焦躁特征。那个开车的恐怖分子把车开得那么快就是证明。但是那个警察并没有发现支配恐怖分子肢体语言的心理焦躁，所以，他用一张罚单换的是两天后的恐怖袭击。
虽然FBI的工作很危险，但训练内容中却要特工不可以随便使用武器。对使用武器，FBI有严格的规定，不到危及自己或是他人生命的紧急时刻不能随便开枪。即使是追击疑犯时也是一样，对于一般的疑犯基本采用常规方法，而对于重大的疑犯，警方会动用较强的力量，例如出动特警以及直升机前往围捕，以此来减少警员的伤亡。
今天的联邦调查局在走出胡佛的阴影后似乎在训练准FBI上已经走上正轨，这些人只要头脑灵活，通过刻苦训练并成绩优秀，就能成为FBI的一员。但在胡佛时代，即使训练异常刻苦，有时候也会因为不合格而只是来到FBI参观了几个月。
胡佛时代的准FBI的三个月的训练都让很多学员有着说不出来的压力。这种压力并不仅仅是强烈的训练带来的，还有就是胡佛所制定的超高的淘汰率。学员们稍有疏忽，如学习不及格、发出一点抱怨便可能遭到淘汰。而即使经过了三个月的训练考试合格后，想要成为FBI，也必须要胡佛点头。很多成绩优秀的人都因为不被胡佛喜欢而遭到淘汰。
很多学员都觉得奇怪，胡佛不是千里眼顺风耳，而且离他们最近的教官也无法探悉他们的心情，为什么胡佛就能做到这些呢。很多学员的确做过让胡佛不满意的事情，所以才被淘汰。多年以后，才有人揭露说，胡佛喜欢告密，所以，想要讨他喜欢的一些学员就充当了告密者，家贼难防正是这个道理。
在多期的学员培训中，都有那么几个人充当了胡佛的坐探，这些人大都雄心勃勃，对联邦调查局非常忠诚。他们经常会对某个人往上打一个报告，那么，这个人肯定就不会被FBI录用。事实上，这些人可做的事情非常多。因为这些学员在进来受训之前大都曾担任部门负责人的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社会经验，对许多事情的认识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比较有主见，他们不可能被那些权欲熏心的家伙吓住。一开始，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对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政策提出怀疑。于是，告密者立功，他们遭到了批评。这些人在经过几次这样的挫折后渐渐地明白了，采取这样一种怀疑态度肯定会使他们更早地离开联邦调查局。他们在不断受到压力（身边的告密者和上司的斥责），这些压力迫使他们循规蹈矩。在胡佛时代，FBI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正式到FBI上班，就已经成了一个忠诚于胡佛的木头人。

招募及训练（4）
胡佛很看重这些准FBI，每一期的训练，他都会抽出时间亲自来视察一次。而他的到来每次都会成为一次隆重的活动被很多人重视。
在胡佛到来的前一天，教官们就会对学员们宣布，并且教导他们该如何在局长面前表现得更加出色，同时告诫学员：“每一个人必须将头发剪整齐，皮鞋擦雪亮，一律要穿上白衬衣。在与尊敬的局长讲话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看着局长本人。”胡佛在教官眼中就是上帝，与上帝会面，必须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如何说话，如何做事，如何走路，甚至连与胡佛握手都有很严肃的规定：第一，握手时手不能僵直，不要颤抖。如果颤抖，就会被局长认为你是心理素质不好；第二，力道一定要掌握一个度，不能太大，如果把局长的手握疼了，你绝对会被踢出门外，但又不能太小，这样会显得你没精神，可能胜任不了联邦调查局紧张的工作；第三，手绝对不能出汗，因为用潮湿的手去握局长不潮湿的手，就是对局长的极大不尊重。
胡佛时代的一位优秀的副局长沙利文曾回忆过胡佛去视察他所在的学员班时的情景：
（当时）和我同在一个训练班受训的共有50个人，其余49个人都穿了白色的衬衣，只有我一个人穿了一件黄色的衬衣。当时，训导主任对我们说，各位在局长到来时千万要注意，你们的外型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你们的衣着，要让人一眼看出与其他办案人员的不同。当时我穿的是一套三件式的西服，训导主任斩钉截铁地命令我换下，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从那天开始，我才深深地体会到胡佛对他手下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衣着极其挑剔。在胡佛快要到来的时候，50名接受训练的特工人员分立在大厅两侧。胡佛从他们中间走过时，他们一声不响地以立正姿势站在那里。这使学员们产生了一种敬畏、惊异和充满希望的感觉。他们都噤若寒蝉，神情极为专注。胡佛讲话很快，很自信，也很简短。胡佛讲些什么无关紧要，单是他的莅临就足以使他们相信胡佛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伟人了。
但是，胡佛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折服，沙利文回忆说，在他身边的一位同学就渐渐地对这个训练失去了信心。
“真该死，沙利文，我知道你对训练肯定有看法。好吧，你不说，我可要说。我要离开这里去参军。”他表情严峻地对沙利文说。沙利文当时劝他再慎重考虑考虑，至少到被分配到的第一个分局工作上一两个月再说。
但此人仍旧在学员中发表他对调查局恶劣的看法。结果可想而知，此人还没有等到训练结束就被联邦调查局踢出门外。
考试完毕后，被录取的学员会收到一个信封，信封里被告之到哪个分局或是办事处工作。正如那位教官所灌输给学员的思想一样，联邦调查局的确要比联邦政府其他所有机构要高出一头，这从特工人员的待遇上就能看出，他们大部分每年的是底薪是万美元，大大高出美国的平均工资，这还仅仅是初级特工人员的收入。

FBI们的工作内容
美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FBI探员的故事。
某一天，联邦调查局的电话铃响了。
“你好，是联邦调查局吗？”
“是的，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对方问。
“我是想举报我的邻居汤姆。他把大麻藏在他家的木柴中。”电话那头说。
“我们会调查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回道。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特工去了汤姆家。他们搜查了放木柴的棚子，并亲自动手劈开了每一块木柴，没有发现大麻，也没有把汤姆怎样，很气恼地走了。
汤姆家的电话响了。
“喂，汤姆！联邦调查局的人帮你劈柴了吗？”
“是的。”汤姆答道。
“好，现在该你打电话了。我家花园要翻土。”
很多人都认为这则笑话间接地说明了FBI探员不受美国人民欢迎的事实。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FBI探员的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个笑话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件事：只要是在职责内，FBI什么事情都肯干。
那么，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都是什么呢？这当然还要从调查局本身说起。即使在多年以前，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就已经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如器械和兵器检验室、爆破物实验室、鞋印和车辙研究室、指纹鉴定和档案室、血液化验室、笔迹鉴定室、文件鉴定室、密码研究室、特殊摄影研究室等等。
在这些科室里，最神奇的莫过于指纹鉴定和档案室了，在这里，至少有1亿7500万份指纹档案，这个部门每天都要受理万余件指纹查询业务。它利用尖端的镭射技术，完全可以从一块木板或一张纸上，分辨出40年以前留下的指纹，或把犯罪嫌疑人留在手套里的指纹取出来。同时，联邦调查局还有一项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工作人员可根据嫌疑人留在某地的一点点指纹，复制出他的全部指纹。它的电子记忆系统储存着大约650万份资料，整个美国的警察机构均有电子终端同它保持联系，在不到10分钟内就能得到这里提供的技术性资料。它的计算机系统还储存着上万份的人的包括脸型、发型和眼、鼻、耳、口型等的五官特征的档案。在侦破案件中，FBI可根据旁证人的记忆，从而绘制出案犯的面貌特征。
马丁·路德·金被刺案对调查局而言是一件大案，但联邦调查局很快就捉到了嫌疑犯，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这些先进的技术。探员们先是根据情况绘制了这起凶杀案嫌疑犯的模拟素像。描述的嫌疑犯的特征是：白人，身高约6英尺，体重175英镑，年龄在25-30岁之间，头发深褐色或黑色；此人比较讲卫生，衣着常整洁，言谈比一般人词汇多；小道消息说是一个性反常者，有裸露癖；携带一支枪管极短的32或38口径手枪。
发出模拟素像的第三天，就有了消息。有人从弗吉尼亚州蒙彼利埃给联邦调查局打来电话说：我看到了你们要找的人。并叙述了几周前自己曾被这个人拦截的情况。探员们立即调查，并把图象发到各地。两周后，一名加拿大警察发现一个叫拉蒙·斯奈德的人在申请书里的照片，他的同事都认为，照片上的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找的人的面貌非常像。后来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两名侦探又找到了一张遗留护照申请者手印的钞票，上面有一枚模糊的指纹。这些物证被送到联邦调查局后，工作人员立即开始工作，一个小时后，有关人员立即做出结论：斯奈德和詹姆斯·厄尔·雷是同一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先进侦破技术使联邦调查局名扬四海，但这只是这个机构的冰山一角。联邦调查局总部还有很多部门，都是世界一流的。比如负责民事、刑事案件的调查处，负责间谍情报人员的训练的培训处，负责全局行政事务的行政处，处负责国内的反颠覆、反间谍和反情报任务的国内情报。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设在弗吉尼亚州关蒂科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特工人员技术培训学校。这所学校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并拥有技术研究室。
而联邦调查局之所以有这么多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职能部门，全是因为美国历届总统的时刻关注与支持。当然胡佛经常性的对权力的邀请也是联邦调查局高于其他机构的原因。事实上，联邦调查局虽然名义上只是司法部的一个机构，但它的司法权限相当大。仅拿它的最高长官而言，局长是与美国总统直接对话的；前面我们也谈过，调查局不受司法部直接管辖，所以，局长的职权也不是司法部长所能干涉的。再加上学员们在学校所受到的荣耀的教育，FBI探员走在路上都觉得高人一等。

一个笑话（1）
联邦调查局里有这样一个笑话，常常是这些探员们无事可做时的一个消遣：一位探员到办事处旁边的一家店买三明治，他昂着头走了进去，把黑色西服慢慢地解开，然后也不看侍应，就说，给我来个牛肉三明治。这位探员当时的想法很“激昂”：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有优待。所以，我的三明治即使不打折也应该在与别人同等价格上多一些牛肉。于是，他就耐心地坐在柜台边等店员把牛肉一片一片地切好，然后夹在了面包里。这位探员这个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因为他的三明治并不是他预期的那样。接着他发现店员并没有给他继续做三明治的想法，反而把三明治放在盘子里推到了他面前，说，这是你要的。
这位探员很是懊恼，他指着那块三明治问店员，这就是我要的？
店员点头。
他站了起来，从身上掏出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证件，然后傲慢地对那位店员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你要多放点烤牛肉在我的三明治里。”
这个三明治店员愣在当地，不知所措。他听说过联邦调查局，但却从来不知道这个局里的人还有买三明治多放牛肉的特权。
但这件事是否真假已经没有考证的必要，总之，它后来在调查局内部流传开，并且成为大家取笑的一件愚蠢的事情。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这个故事就成了联邦调查局里的一个口头禅。当他们对某些事情不满意的时候，或者对某人不满时，就会说多加一些肉在三明治里。同时，当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必要时暴露了身份，他会在上司面前报告的时候说我已经把烤牛肉三明治给他吃了。
其实，这个小故事和本节讲的第一个故事一样，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那就是，联邦调查局是有特殊性和独立性的。这也就要求它的探员们的工作范围必须要与众不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会经常打进各种组织、团体，从而获取情报，而且大力培养学生和各种人员充当“告密者”。他们最拿手的就是安装窃听器，偷拆私人信件，偷听电话。尼克松就对他们这种违法行为有过生动描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必要时，会利用秘密闯入室内的方法来获得外国情报、外国颠覆的证据以及有关国内暴力行动的情报。在1942-1968年间，除侦察外国人以外，对于有进行颠覆或暴力非法活动嫌疑的国内团体进行了200多次秘密入室搜查。”
这些人员都经过高端训练，所以，他们的窃听手法可谓五花八门，使人眼花缭乱。除了传统的电话窃听外，他们还在侦察对象的家里和办公室等地方安装电子监视设备。美国国内有专门设计制造窃听器材的厂商。这些窃听装置之精致，有的比米粒还小，所以，特工们可以把它藏在对方的帽子带上或放在任何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这些小东西会通过电线或无线发报机送到百里之外。调查局窃听的对象极广，总统以及高级官僚在内，只要是他们怀疑的对象都免不了被窃听。
上世纪60年代末期之前，当时的局长胡佛始终强烈主张搞电子监视。但到了60年代末期，处于对自己形象的注重（因为这毕竟是违法行为，有违美国宣传的*思想），就下令停止了非法窃听电话的做法。
可是，胡佛的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可。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就和他的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要求胡佛局长对一些有向报界泄露绝密情报嫌疑的政府雇员的电话进行窃听，而胡佛居然又违背了自己的原则，真的就窃听了这些目标。

一个笑话（2）
基辛格不但让胡佛窃听，还特意派了一个人到调查局中去，支持他们的窃听工作。这位到来的官员对当时的副局长沙利文说，他是经“最高方面的许可”奉命前来转达“白宫的一项要求”的。他给了很长时间的解释，据他说，许多天来，总统对一些机密消息的泄露很是头痛。这些消息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开会后48小时之内就可以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有关他们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而许多报纸上刊登政府对外机密消息的一些报道，几乎成了花边新闻，每天都有。这位官员认为，这些秘密消息的泄露在与外国政府的和谈中对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造成了难以置信的破坏，所以必须加以制止。
而制止的方法就是进行电话窃听，对白宫怀疑有可能把这些情况泄露给报界的人的电话进行窃听。在今天，我们很难查到这段档案，因为据相关人士透露，这件事不允许被记入档案。
由此可见，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在诸多要人的支持下已经无法无天了。除了窃听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还会对他们的目标做一些挑拨离间、栽赃陷害、造谣诬陷等实际性的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效果之快之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等于说，调查局的特工们有时候就等同于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
所以称他们在某些时刻为伪君子而不是小人，是因为他们的确有很多本事。调查局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自卫术，还要求他们是一个时刻能在任何地方打听到任何有价值情报的幽灵。同时，还需要让他们有做卧底的胆量与才能。他们必须要有本事混进犯罪帮派的内部，进行秘密侦察活动。事实上，探员们的工作都非常刺激，也充满了危险。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保证谁先拔出枪来做致命的射击。在FBI特工的眼中，逮捕一个银行抢劫犯与逮捕一个白领阶层所面临的危险都是同等的。
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执行任务的危险性从来不掉以轻心，所以，FBI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探员在办公室外执行任务时必须要佩带手枪。长此以往，探员们都养成了枪不离身的习惯，很多探员如果某一天不带枪，就会感到没有安全感。长期的探员生涯让他们有了职业习惯，他们对每一个场所都存有戒备之心，即使到商场去买东西，或是到餐馆去吃饭，他们也会左顾右看，很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联邦调查局后来规定探员们可以在下班的时间佩带手枪，以缓解他们因职业习惯而引起的严重心理负担。一位曾经做过警察的FBI探员曾这样讲述他的经历：“当我一开始担任警察工作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喜欢用手枪。我那时候还以为自己恐怕永远不会用到手枪。可是现在如果身上没有挂枪的话，我就会浑身不自在，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特别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如果车子抛锚了或是轮胎爆了，我便会变得十分紧张。后来，我担任了谋杀组的侦探，接触了许多恐怖的谋杀事件，更是让我觉得如果身上不带枪的话，好像连一点自卫的力量都没有。而且，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FBI探员们所办理的诸多大案都发生过激烈的枪战，枪给了他们胆量和胜利的筹码。但有些时候，FBI探员们虽然带枪，却也会使自己陷入绝境。这种绝境有时候让人啼笑皆非。

一个笑话（3）
在一次任务中，调查局特工乔装后把两个偷盗犯骗到他们住的地方。而这两个偷盗犯预备把偷来的100万美金政府债券卖掉，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买方必须得先付万美元作预付。于是乔装的FBI探员把这两个偷盗犯邀请到了他们下榻的酒店，同时他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埋伏了四个探员，准备当场逮捕这两个人。但房间太小，所以，这四个FBI探员只能躲进了木制的而且密闭很好的衣橱里。当这四个偷盗犯进入房间之后，他们觉得面前的这两个人有点可疑，就指东问西地盘问了很长时间，最终他们放弃了警觉，但仍然要求先看到现款，他们才会把偷来的政府债券拿出来。特工们根本就没有拿来那么多钱，于是，双方进行了谈判。而且是一面吃东西一面谈。外面的两名特工倒不要紧，里面的那四位可就遭罪了。四个小时后，他们在那个不透风的衣橱里如同经过了四年。但他们又不可能出来，因为按照计划，必须要等那两个人拿出债券，赃物一露面，他们才能出面，所以他们只能忍着。
外面的那两位乔装的探员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终说服两人拿出了赃物，一声暗号，四个人冲了出来。但样子很尴尬。第一个冲出来的人已经热得昏倒，手枪掉在了地上，其余三个人则只穿了内衣*，手里拿着枪，对准了那两个嫌疑人。这种场面当然很可笑，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联邦调查局特工们有时候执行起工作来是特别辛苦而尴尬的。
尤其是女探员。某些女探员为了破案，有时候要伪装成*对人卖笑，有的时候为了逮捕国际情报人员，他们还要与其他的很难打交道的间谍打交道。联邦调查局历史上最有名的女探员贝蒂为解救被绑架的古巴儿童埃连费尽辛苦，后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当她抱走埃连的照片被各大媒体和网站转载后，很快就接到了一些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虽然最后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特别措施来保护贝蒂，贝蒂却因此丧失了一个女人的正常生活。著名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曾这样形容过特工人员：“这是一群神秘人，他们无孔不入，他们无处不在，胜利了不可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
的确如此，他们虽然神通广大，却因为“胜利了不可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而失去了人心。很多人都认为，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担负着巨大重任，而且他们本人认为在个人形象上都有一些优越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国民众在得知他们的身份后大都是摆出一张臭脸面对。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联邦调查局探员一定是到了危急关头才会亮出自己的身份。因为有些时候，亮出自己身份的结果是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麻烦。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两名探员跟踪嫌疑人到了他自己的公寓，由于跟得不紧，所以当探员的车赶到公寓门口的时候，大门已经关闭。探员就让看门人开门。但看门人很敬业，看出了他们不是这个公寓里的人坚决不开。两个探员焦急之下，就大喊：“我们是FBI探员，我们正在追捕前面的人。”但是守门人却不理：“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想要进来，没门。”
这两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恼羞成怒，高叫：“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请你开门，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有绝对的权利让你把门打开。”
他们的权利受到了置疑，那位看门人用不开门这一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权利并非在哪里都适用。两个探员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亲自下车，把车库大门的木栅栏折断，才开了车子进去。
有些工作是一辈子的，属于事业，但有些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FBI探员很可能在起初会感到自己工作的荣耀，但随着执行任务的长时间下去，他们就很快会厌倦这份工作。因为他们会接触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对美好的一面只能视而不见，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看到的必将是会社会中极其丑恶的一面，人性里最恶劣的部分，长此以往，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对所接触的人与事产生了负面印象，一旦形成刻板印象，他们立即会丧失对美好生活的信心。FBI探员们之所以流动性特别大，除了危险性之外，心理因素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FBI的调查方法与工具（1）
FBI使用的一些调查方法和工具是很多国家警察机构模仿的对象。
多年以来，使命范围非常广的FBI一直不断在创新。为了分别处理信息和应对各种事件，FBI发展了多个部门，其中包括罪犯司法信息服务部(CJIS)、实验室部门（犯罪实验室）、行为分析部以及人质拯救小组等。
在FBI，最大的一个部门就要属罪犯司法信息服务部(CJIS)了。这里当然包括我们前面讲到过的指纹鉴定部门。当然，CJIS还包括国家刑事犯罪信息中心(NCIC)。NCIC中存储着美国各地案件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原本是被处理过的，但到了FBI，工作人员还是将它重新处理一遍，然后存档。这个部门对于美国是开放的，中央、州和地方级别的执法机构可以随时访问司法信息服务部所储存的信息，以便通过观察犯罪模式以及不同案件间的相似性，来确认一些被认为流窜作案的危险人物。
FBI还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法医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迄今已经进行了100多万次法医检验，为探员破案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在检验过程中，他们不断推出法医分析的新方法。该实验室可以对各种类型的物证（其中包括DNA、血液、毛发、纤维、模糊不清的指纹、文件、笔迹以及武器）进行法医测查。
即使是在将来，FBI也将会是罪案分析技术的创新者，完成这些工作的人是行为分析部的人员。该部门的网站解释说，犯罪调查分析“是一个从行为和调查角度回顾犯罪案件的过程”。这些工作人员都训练有素，他们会查看证据以及一起或一系列罪案的环境，建立一个概图，来说明疑犯性格的不同方面。诸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其他元素都是他们的调查目标，一旦这些目标被他们实现，他们就可以让探员们缩小调查范围，从而区分各种线索的重要程度。地区罪案分析也很有帮助，在使用这种方法时，罪案分析人员在计算机中输入有关案发地区的信息，计算机会为调查人员创建一个“感兴趣地区”作为探员们的模拟参考区域。
除了这些调查工具外，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在审问犯罪嫌疑人时还有另外一种很高深的方法，那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信号可以判断对方是否在撒谎。
这些信号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信号：被讯问的人往往不提及自身及姓名。按联邦调查局探员们多年来的办案经验，人在说谎时会自然地感到不舒服，他会本能地把自己从他所说的谎言中剔除出去。所以如果你向某人提问时，他们总是反复地省略“我”，那么这个人就有被怀疑的理由了。反过来说，撒谎者也很少使用他们在谎言中牵扯到的人的姓名。调查局探案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几年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向全国讲话时，拒绝使用“莫妮卡”，而是“我跟那个女人没有发生性关系”。
第二个信号：反复问说谎者同一个问题，等他露出破绽。探员们在问一个人问题得到的回答后，会隔一段时间再问，回答可能会保持不变。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留一段空隙。在这期间，他们的身体会平静下来，犯罪嫌疑人会想：“我已经蒙混过关了。”而当他在所有的生理反应消退后，身体放松成为正常状态后。调查员会突然问他这个问题，对方已经不在说谎的状态中了，他不是恼羞成怒，就会倾向于坦白。如果一个人说：“我不是已经和你说过这件事了吗？”然后才勃然大怒，这多半是在欺骗。也可能对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我还是对你直说了吧。”

FBI的调查方法与工具（2）
第三个信号：说谎者从不忘记。一般人记住一个时间段的所有细节是很困难的。但是说谎者例外，他们在陈述时几乎是一气呵成的，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头脑的假定情景中把一切都想好了。他们绝不会说“等一下,我说错了”。不过恰恰是在陈述时一气呵成的样子才暴露了他们是说谎者。
第四个信号：声量和声调突变。许多说谎者为了掩饰自己虚弱的内心，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声音拔高。
第五个信号：真实表情闪现时间极短。人类所能维持的一个正常的表情会有几秒钟，但是在说谎者“伪装的脸”上，真实的情感会在脸上停留极短的时间。美国保密局曾提供一份胶片，胶片中，比尔·克林顿说到莫尼卡·莱温斯基时，他的前额微微皱了一下，然后迅即恢复了平静。
最后一个信号：说谎时鼻子会变大。很多人大概不会对着镜子说谎，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在说谎的时候鼻子会变大。因为人的身体在说谎时的反应使多余的血液流到脸上。有些人甚至连整个面部都变红了。这还会使你的鼻子膨胀几毫米。当然，这通过肉眼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说谎者会觉得鼻子不舒服，不经意地触摸它，由此就可以断定，他是个说谎者。
然而这种如何揪出说谎者的工作方法事实已经是“亡羊补牢”了，FBI们最拿手的就是可以未雨绸缪。那就是和生疏人第一次会晤时，他们可以在一开始谈话的几分钟内就能看透这个人。并且，他们能和对方拉近距离，并且能找到对方爱好的话题，更能让对方愿意启齿谈一些私事。
一位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长达25年的乔·纳瓦罗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牌桌上的阅人术》，他借助了自己在担负探员期间所练就的察看力，教导玩家如何透过眼神、肢体动作的察看，看透对方的心思，在牌桌上给予对方致命一击。虽然是牌桌上的技巧，但事实上也是FBI的阅人术。
乔·纳瓦罗认为，FBI探员的察看力完全是靠后天练习而成的，但他们的方法不可能拿到民间来说。乔·纳瓦罗自然也不会把FBI的这项秘密说给别人听。所以，他把FBI的这种方法世俗化了。虽然被世俗化，但仍旧可以见到FBI的影子。
据乔·纳瓦罗说，练习察看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回忆游戏”。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处所练习。例如，当你走进一个房间之后，闭上眼睛，尽可能回忆走进房间之前你看到了什么，愈具体愈好。时间一久，你就可以像FBI探员一样走到朋友家的前门，就已经把周遭环境看明确了：门前街道上停了哪些厂牌的车、隔壁房屋外有位男性在做什么，另一间屋子的门前放着的是报纸还是图书??
当你察看完周遭环境之后，需要问一下自己，这些代表什么意义？例如，隔壁房屋的那位男性在除草，那么，他是不是肯定就住在那里呢，还仅仅是个除草工？然后你会想，由于门前的街道上没有停放任何除草公司的车辆，所以，那个男人应该就是住在那里的。
乔·纳瓦罗现在是一个扑克牌俱乐部的教官，他平常也会跟一些陌生人玩上几把。据他说，每次坐上牌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察看同桌的对手，包括他们的脸部表情、双手放的地位、坐姿、穿着装扮。但更主要的是竞胜进程中，他会特别重视对手的行动是否呈现异常。例如原本放在牌桌上的双手忽然围绕在胸前或放在大腿上，这样的动作可能代表他没有拿到好牌。但假如对方将身材往后移，然后跷脚而坐，这显然他已经胜券在握，或者是他的牌已经足够大。
乔·纳瓦罗以FBI探员的敏锐和职业特性教给了我们一些察看不平凡动作，这些动作往往能体现出当事人的情绪。
当人在紧张或是有压力时，常会不自觉做出某些动作：触摸颈部；另外，在额头或是耳垂上做小动作，也都是一般人紧张时会呈现的动作。而假如男性拉着领带，或是女性玩弄颈上的项链，也代表同样的意思。其次，深呼吸或是话突然变多：当你看到对方深呼吸，就知道他可能在压制情感。或是在进程中对方不太爱说话，却忽然话多起来，也代表他本有的情感开始变得不稳固。最后，把手放在大腿上：紧张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双手放在大腿上往返摩擦，试图平缓自己的情感。
所以，乔·纳瓦罗认为FBI探员大都是从肢体语言上看出对方个性来的。FBI探员都熟知下面七个习惯动作会影射出对方特定的个性与行动模式。
1.喜欢眨眼：这种人属于心胸狭隘，不太能够信赖。
2.总是喜欢盯着别人看：这说明他的自尊心很强，不轻易表露隐私，所以面对他们，避免呈现过度热忱或是开玩笑的言语。
3.说话声音很大：多半是自我主义者，是非常自负的一类人。
4.不看重穿着，不拘小节：这种人很容易被人接近，而且面对人情压力时轻易屈从，所以有事情找他们磋商时，最好是套交情，远比透过公事上的关系要来得有效。
5.一坐下就跷二郎腿：这种人行动力强，但很自负，总认为天下事情没有他办不到的。
6.说话与摸下巴同时存在：通常个性谨严，小心眼也强。
7.将两手围绕在胸前：做事非常谨严，主动力强，有主见。
当然，从字迹下手来窥探一个人是FBI的老套路，他们的总结是：字迹潦草而写字速度很快的人，工作速度也很快，但是通常比较马虎粗糙；写字谨严而慢的人，工作时会边确认边进行，属于工作态度良好、严谨的人。
FBI也有刑讯，布什总统在位时，就有人知情人报料说，这位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在FBI审讯工作中使用一系列酷刑手段。这些刑讯手段包括剥夺睡眠、蒙住囚犯双眼、强令囚犯长时间像狗一样保持蹲伏姿势等等。
这种问题倘若要深究，恐怕已毫无意义。刑讯作为人类的一种传统，除非是文明已经发达到人类叹为观止的程度才有可能被废止。
但许多人都指出，刑讯在某些犯罪嫌疑人身上会起到效果，而在一些嫌疑人身上则是事倍功半。在今天，刑讯已经成为FBI主要工作方法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辅助手段了。

局长胡佛
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胡佛局长绝对值得大书特书，后人有关他的不同方式的记忆就不下百种，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作用和弊端都有哪些呢？

胡佛的预备（1）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成立于1935年，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调查局局长则是埃德加·胡佛。他统治调查局长达48年，确切地说，调查局前期的历史就是一部胡佛仕途史。
1895年1月1日上午7时30分，胡佛出生在华盛顿离白宫仅一英里之遥的一幢白色木板房内。1月1日似乎是任何事情的开始，但在胡佛的父母这里，却并非如此。胡佛的父亲迪克森·胡佛出身卑微，在政府部门担任印刷的工作。胡佛是个虚荣的人，在多年之后都很少谈及父亲，倒是时常谈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沙伊特林出身名门，她的祖上是瑞士的高级官吏。玛格丽特的父亲于19世纪中叶来到美国，曾担任瑞士首任驻美领事。母亲是一名高级护士，曾在内战时期于国会山一带护理过联邦军队伤员。
胡佛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相当严格，他的母亲在这方面贡献颇多。在性格塑造方面，胡佛完全继承了母亲卓越的判断能力。小时候的胡佛非常聪明，读书时各科学习成绩均在优良以上。他白天在教会学校读书，周末参加本地教堂的合唱团。表面上看，他的生活经历和别的孩子一样，但胡佛却有突出之处。在他11岁那年，他做了一件让他的父母感到惊讶的事情。一天，在吃过晚饭后，小胡佛突然就给全家每个人发了一张他自制的报纸，上面是他自己收集的他所认为重要的新闻材料，并要求每份收取一美分的报酬。母亲在看过小胡佛所剪贴的新闻后，感到很高兴，就鼓励他的这种行为。此后，他每周都会收集两页以上的新闻材料，然后给自己的报纸起名《新闻周刊》，在上面发表自己撰写的家事评论、学校见闻、街道消息，同时他还对一些花边新闻感兴趣。比如当时的总统女儿艾丽斯·罗斯福与众议院院长喜结连理，在婚礼上闹出的笑话这类花边新闻也在他所收集之列。
除此而外，记日记也是胡佛的一个特点，并能持之以恒。他的日记包罗广泛，自己所结识到的人、听到的有趣的事、打零工的遭遇及收入、气温变化、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等，事无巨细，都无一遗漏地像记流水账似的记下来。在他的日记中，还会出现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鞋袜衣服的尺寸。
从这几件事上可以看出，胡佛不但脑筋灵活，而且精力充沛。在他小时候，他总是设法让自己忙起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似乎永远没有闲着的时候。他可以在家中把一些并不是他的事情包揽下来，比如冬天的时候把火炉烧旺和捅炉渣子的事。在外面，他去华盛顿《星报》当报童。到了周末，他又会跑到市场上给逛街购物的人主动拎篮子。但是胡佛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无偿服务的。
从学业的角度来讲，胡佛有点不务正业，但这并不影响他成绩的优异。1909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盛顿中央高中。在这所注重全面素质发展的中学，胡佛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他的学习成绩不仅经常排在前面，还在体育、辩论等方面表现出了才华，从而赢得了学生领袖的地位。在这所中学学习了4年后，胡佛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由于当时他的家庭环境并不好，所以胡佛选择了夜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出去打工，来维持学费等一系列开支。

胡佛的预备（2）
四年后，1917年的夏天，胡佛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顺利毕业。未来该何去何从，胡佛自有自己的打算。当时正值一战，美国的许多毕业生大都有着狂热的战争热情，纷纷走向美国武装部队。美国政府也大力提倡年轻人应该上战场。可胡佛却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份“暂缓入伍证明”，并通过母亲娘家侄子、司法部部长威廉·希茨的关系顺利地进入了司法部。胡佛后来对于自己未像同龄人一样入伍，作出了自我解释：“上级认为我担负的反间谍工作比上战场更重要。”
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胡佛在说谎。因为他进入司法部后根本就没有参与反间谍工作。他的工作只是在邮件室处理往来于联邦政府的各类邮件。多年以后，胡佛认为这份工作是屈才。他虽然这样说，可在当时，他却对这份工作有着无比的热情。他的敬业精神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他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忙碌着，最早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很快，邮件室主任乔治·迈克森注意到了他。在这位主任眼中，胡佛不但是个勤奋的人，而且非常聪明。他曾找胡佛谈过几次话，更是加深了他这种印象。命运在这个时候毫无悬念地眷顾了胡佛。
乔治·迈克森的关系很广。在1917年的一个早晨的上班路上，他遇到了老朋友、当时的调查局局长布鲁斯·比拉斯基。这个时候，调查局以员工懒惰著称。布鲁斯·比拉斯基把许多抱怨发泄给了乔治·迈克森。乔治·迈克森也感叹世风日下，员工的工作效率太差，然后就谈到了这个时代的另类——胡佛。迈克森认为胡佛是他见过的工作最勤奋效率也最高的人。比拉斯基很感兴趣，说道：“这样聪明的年轻人放在你那里是不是有点屈才？”
乔治·迈克森很大方地回道：“如果您需要这样的人，我可以马上把他送到您那里。”
比拉斯基在几日后就找到了胡佛，他对胡佛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但他显然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把胡佛调进调查局，因为没有合适的职位。于是他把胡佛推荐给了新成立的战时行动处处长威廉·弗林。这年的年末，年仅22岁的胡佛正式加入战时行动处，此部门隶属于调查局，调查局有1/3的人力和物力用于这项工作。胡佛的工作范围就是对付德国间谍可能进行的间谍或破坏行为。
直到现在，胡佛才真正算得上是做反间谍的工作。儿时的锻炼和天生的聪敏使得胡佛在这份工作上如鱼得水，他把在司法部的工作热情转移到了战时行动处。他主动放弃了休息日，顾不上吃饭，每天工作到深夜，在办公室一坐就是数十个小时。这种忘我精神和工作责任心在不久之后就赢得了上司的喜欢，处长弗林不止一次地夸他是“一个勤奋的小伙子”，物质奖赏就是在一年内给他加薪三次。
在前面我们谈到，胡佛在战时行动处时正是美国渲染对德仇视情绪高昂之时，美国的报纸几乎天天刊载德国间谍在本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报道。他们针对德国侨民，并且将许多这样身份的人抓起来，在公众看来，每天被捕的人数的直线增加使他们对间谍的认识更为深入。胡佛当时给了行动处一个非常好的提议，他指出，应该把凡是在美国居住的德国籍或德裔女性进行登记，以备不时之需。随着这场反间谍战争的迅速发展，美国又兴起了整肃共产主义思潮的运动，使得胡佛再次大显身手。世界大战的战争狂热，*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深入骨髓的间谍臆想症，战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危机，愈演愈烈的犯罪活动，“美国英雄”的称号最终毫无异议地扣在了胡佛的头上。

胡佛的预备（3）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胡佛也终结了他“美国英雄”称号的荣誉，因为战时行动处解散了，胡佛处在待业状态。有一段时间，他希望能到移民局工作，但他的毛遂自荐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前行动处处长弗林最终把他推荐给了即将上任的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帕尔默是个激进的司法部部长，他一心想要在那个治安*的年代使一切都恢复平静，于是，他向国会申请，拨出专项经费让司法部着手对全国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激进团体进行大规模清查。历史上著名的“帕尔默搜捕行动”就此展开。负责此项行动的就是调查局，调查局局长威廉·弗林也趁势把介绍给司法部长的胡佛拉到了自己门下。就这样，年仅24岁的胡佛正式加入调查局，担任局长助理，主要任务是搜集和整理“带有革命激进主义色彩的社会团体”的黑材料。
胡佛的光辉时代来临，他以过人的精力和才干，在很多调查局的行动中表现出色，很快就在调查局里声名大震。1920年初他担任调查局总情报处的主任，并于1924年5月10日升任调查局代理局长。在他30岁生日的前10天，也就是1924年12月22日，时任司法部长哈兰·斯通正式公布任命胡佛为调查局局长。之后，胡佛在这个位置上待了48年之久，并对后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胡佛上任后，立即用自己的一套手法对调查局进行了“大整顿”。他在整顿的同时，积极扩充自己的人员和机构，先后成立了指纹鉴定处、调查处、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实验所等机构，新招了大批人员，并制定了训练特工人员的条例制度，从而确立了现代联邦调查局的雏形。
让胡佛的调查局真正名扬美国的是1932年。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失业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动荡的局面使得社会治安面临崩溃，而“乱世出英雄”，调查局此时大显身手，因破获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林德伯格孩子绑架案使调查局声名鹊起。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酝酿过程，时任总统罗斯福为了了解国内的共产党力量和法西斯势力的情况，特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授权联邦调查局调查国内的间谍破坏活动。联邦调查局由此建立了海外谍报机构，并设立了特别情报处，在夏威夷、阿拉斯加，波多黎各等地设有办事处，并在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地招收了300余名特工来配合他们的工作。此时已有了绝对权威的胡佛依然保留了一些海外特工，在美国驻外使馆中，以“合法的随员”身份，处理涉及有关国际关系的一些国内案件。
胡佛的调查局获得了拆开寄给轴心国外交官的信件、窃听可疑人员电话、进入住宅搜查等特权。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利用这些特权可以随意出入全国各地的公众场所，打进各种进步组织了解情况。他们还通过窃听世界各个共产党政府驻华盛顿代表办公室的电话及其他一些渗透活动，获取密码和外国情报。
一方面是对外出击，另一方面，胡佛也借着政府对调查局的重视与支持，开始扩展力量。他先是建立了检查和培训工作人员的严格制度，撤换了一大批被认为不称职的探员，然后把特工的年龄定在了25-41岁之间，并且规定只有具有法律或会计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才有资格成为调查局特工。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拥有4000名特工的情报机构。这一切都是胡佛的功劳。
胡佛时代，联邦调查局已经走向颠峰。它负责调查一切有关国内安全的事件，拥有逮捕权，同时，也承担调查触犯法律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并为其他执法机关提供指纹识别资料与各种化验服务，负责训练警察、积累犯罪记录等。美国法律对联邦调查局的职责有明确的规定，即“进行反颠覆、反间谍、反情报活动”。联邦调查局负责在美国国内执行反间谍任务，美国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条款有50条，都由其执行。随着联邦调查局的势力和权力与日俱增，他们的大手笔也是一幕接着一幕上演。首先就是在情报和反间谍业务方面，他们先同战略情报局争权力，后又同中央情报局争地盘，甚至还曾同英国情报机构在反间谍方面进行合作。当然，联邦调查局和胡佛一样并非是浪得虚名，在反间谍战争中，胡佛的战略思想很适合当时的形势。前苏联的“千面人”阿贝尔间谍案的被破获就是明证。
鲁道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是前苏联的著名间谍，档案显示，此人从小就聪明非凡，语言能力极强，精通英、法、德、波兰和意大利等语言，同时又是摄影艺术家，对绘画、音乐、文学亦有较深造诣。25岁时，阿贝尔加入了苏联谍报组织。1948年，阿贝尔绕道加拿大潜入美国，负责前苏联特工组织克格勃在美国和美洲的间谍工作。1950年，阿贝尔冒名顶替美国人定居纽约，在纽约建立苏联间谍的联络中心，领导着美国本土庞大的苏联间谍网。阿贝尔在美国潜伏的九年中，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摄影师和画家的身份，广交朋友，搜集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用各种手段将重要情报送回莫斯科总部。胡佛早就注意到了有这样一个隐形人，在经过有步骤地搜索后，最终使得阿贝尔被调查局逮捕，被判30年徒刑。

局长大人的婚姻
胡佛虽然在事业上是个成功人士，但在婚姻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他在自己的母亲刚去世几周后，就迷恋上了比自己大四岁的莱拉·罗杰斯。这位曾经结过两次婚的寡妇性情暴躁，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召的第一批女兵，曾负责《海军战队》月刊。有人发现胡佛常与她接触。罗杰斯还送给胡佛不少珍贵礼物，其中包括“刻有他名字的戒指和纯金烟盒”。虽然胡佛认为这个寡妇是他的情人，但莱拉却只承认他们是密切的朋友关系，还没有发展为爱情。胡佛后来说，自己与她交往使他神魂颠倒，而莱拉却无动于衷。
他们的这种自说自话的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胡佛当时已把联邦调查局治理得很好。有一天，胡佛告诉莱拉，总统要他次日上午赶回华盛顿，他不能再和她在一起了。莱拉几天后就飞回洛杉矶。自此，胡佛再也没有看到她??
莱拉走了之后，又有两个女人闯进了胡佛的生活。第一个是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剧作家弗朗西敦·马里恩，她比胡佛大七岁，也是多次结婚。胡佛狂热地追求她，但是她拒绝了，原因就是她有自己的孩子，而在她心中，胡佛似乎是个不能容纳她孩子的人。多萝西·拉穆尔是胡佛的第三个女人，她是一个演员，曾在当时的著名影片《走向新加坡之路》和《走向香港之路》两部影片中担任女主角。二人很早就相识，可直到她与她的丈夫离婚后，胡佛才真正进入她的生活，胡佛拼命地追求她，但最终，她仍旧放弃了胡佛。后来她在自传中说：埃德加·胡佛是我的“终生朋友”，我和他有“很深的感情”，但“结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俩事业心太重”。
胡佛的感情生活不但可悲，也很可疑。他为什么总是在“二手”女人上下工夫，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还是真的如多萝西·拉穆尔所言，他的事业心太重，遇到的女人太少？
事实上，胡佛的确有性格上的缺陷，而这一性格缺陷中就有对权力的不择手段的攫取，这在他执掌联邦调查局近半个世纪的所作所为上就能得到印证。
把他推向调查局宝座的威廉·弗林多年以后谈到他与胡佛的关系，已经很老的他坦言：“我要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悄悄地说，这是我一生应当忏悔的罪过之一。”

特工不容易（1）
胡佛所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表面上风光，事实上，他们不仅要应对工作中的艰难，还要面对局长胡佛的各种“规矩”。
众所周知，胡佛是个工作狂。他也把这种“兴趣”投射到了他的员工身上。他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实行“强制性自愿加班”的政策。这种政策规定，特工人员必须在早晨7时准时上班，风雨不改。这要比美国其他单位的上班时间早了二个小时。胡佛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在向政府汇报工作的时候有所炫耀。下班的时间是跟其他单位相同的，但有一点却是所有特工最不愿意接受的，那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们必须要在凌晨两点钻出被窝去捕人，有时候就是通宵加班。但这还不是特工们难以忍受的，难以忍受的就是没有事情的时候。仅拿早上7点上班而言，从7点到9点的这段时间，大部分特工都不会工作，因为没有工作可以做。所以，很多特工都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打发在了咖啡馆里。胡佛在得知这样的事情后，不动声色，而是突然在1958年的一天早晨向特工们经常消遣的那个咖啡馆进行了一次行动。在行动中，所有在场的特工们的名字都被记录下来，而这些人自此后再也没有受到胡佛的重用，很多人都被胡佛以各种借口踢出了联邦调查局的大门。
在胡佛眼中，调查局的特工们就是他身上的一件衣服，是用来装饰他的。据说，胡佛在与每一名新来的员工面谈过之后，都免不了要评判一番，比如这个探员站的姿势不好，那探员的个头不够，甚至还有些秃顶；或者那个探员的耳朵有点太大，鼻子也不怎么讨人喜欢，而且在听他讲话时总用舌头舔嘴唇。
胡佛认为，每个特工人员，无论其职位高低，只要一踏入联邦调查局的大门，就自觉地承担着为联邦调查局做宣传的任务。这个任务很重要，所以，胡佛要求的特工人员应该个个都是一表人才，不仅要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衣着得体，而且还必须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富有教养，让人一眼看过去就会被吸引。倘若探员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相貌，比如说秃头，那胡佛就很不高兴了。
当时的联邦调查局是坚决不会雇佣秃子的，但是在进入调查局之后渐渐地成为秃子的人，胡佛倒不会那么坚决地辞退。秃子内森·费里斯的遭遇就很有戏剧性。内森·费里斯在进入调查局的时候，有着一头浓密的头发，甚至因为这顶头发而得到胡佛的夸奖。但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内森·费里斯的头发开始频繁地落入尘埃，到了最后，他成了一个标准的秃子。60年代初，内森·费里斯在副局长威廉·沙利文手下做事，主管所有驻外办事处的工作。有一天，内森·费里斯找到沙利文局长请求调动，他想离开总部到墨西哥办事处去度过他的余生，按他的说法，是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所以喜欢上了那里的风土人情。他原籍拉丁美洲的妻子也酷爱墨西哥，只要能让他回去，就是担任个小职位他也心甘情愿。但真实的原因是，他发现局长胡佛经常用不友好的眼神与他交流，他想尽快摆脱这种不和善的眼神。沙利文局长对这位老部下印象很好，所以不好推脱他。但沙利文局长深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调查局驻外办事处的人员总是要抛头露面的，因为他们要发表演讲，会见客人，处理各种公共关系。倘若内森·费里斯到了墨西哥，肯定要面对这些事情。但胡佛是坚决不会允许一个秃子特工在公众面前破坏调查局形象的。

特工不容易（2）
内森·费里斯在希望到墨西哥工作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坚韧的毅力，沙利文局长在他软磨硬泡之下，只能批准他的请求，然后把申请书放在备忘录里呈送给当时局里的第三号人物艾尔·贝尔蒙特。
贝尔蒙特一看到备忘录里的那份批准信，立即给沙利文打电话：“你疯了吗，沙利文？怎么能把有关费里斯调动的事弄到我这儿，局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秃子，局长是不会批准的！”
沙利文当然知道这件事很难办，他所以要给艾尔·贝尔蒙特，一是走程序，二是听天由命。他是想告诉那个秃子，他自己已经尽力了。虽然这样想，但他还是希望艾尔·贝尔蒙特能试试。艾尔·贝尔蒙特没有一点信心，但老朋友的请求还是让他决定试一试。
他按照程序，把这份请求送到了胡佛最亲密的助手托尔逊那里，托尔逊只看了一眼，就把艾尔·贝尔蒙特叫到办公室，他单刀直入：“贝尔蒙特，我记得内森好像是个秃子。”
艾尔·贝尔蒙特摇头：“哦，尊敬的托尔逊先生，我想您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家伙吧，有个叫托玛的特工是个秃子。”托玛是局里有名的秃顶，头发完全掉光了，比内森的脑袋还要亮。
托尔逊最近工作太过于繁忙，他凝视艾尔·贝尔蒙特片刻，然后笑了：“对，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就是这个人。”
两天后，艾尔·贝尔蒙特给沙利文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但沙利文并没有非常高兴，因为还有一关是最难过的。那就是胡佛的那一关。
胡佛曾有过规定，凡派到国外办事处的特工，他都要亲自接见。内森·费里斯的秃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逃过胡佛的眼睛。
或许是沙利文和艾尔·贝尔蒙特的帮忙感动了上天，又或许是内森·费里斯命运顺利，胡佛这段时期非常忙碌。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他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进行年度作证的准备时期，每年的这次作证将决定联邦调查局的预算，胡佛每次都慎重对待，所以，他会一心扑在这件事上，把其他事情全都推掉。沙利文和艾尔·贝尔蒙特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决定设法绕过胡佛与内森·费里斯谈话这一关，用什么办法呢？沙利文决定给胡佛写信。在信的前半部分，他们吹捧胡佛，后半部分说内森·费里斯知道他公务缠身，深感不可占用其宝贵时间，故宁愿放弃聆听局长训话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胡佛看到信后，对前半部分感到很高兴，所以真的就决定不和内森·费里斯见面，批准了他调往墨西哥的请求，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内森·费里斯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家老小到墨西哥任职去了。
但内森·费里斯只是高兴一时，因为还有一件事让他很是费神。按照胡佛的规定，出外人员必须每隔两年回总部向胡佛与托尔逊述职。在这两年中，内森·费里斯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一个绝招。两年后，内森·费里斯晃荡着秃头返回联邦调查局，临行前他花费了100多美元为胡佛与托尔逊带去了一大堆墨西哥银器作礼物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些小巧玲珑的银器闪闪发光，令胡佛与托尔逊目不暇接，哪还有闲心顾及他的秃头！
但很少有人如内森·费里斯这样幸运。
胡佛对调查局特工们的要求有时候简直到了变态的地步。有一天，胡佛在电梯里遇到了一名特工，这名特工穿得很有个性，胡佛看着他的那件红马甲就非常反感。他跟局长打招呼时就知道事情不妙，所以笑起来也非常生硬，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胡佛去看他的脸想要认出他是谁，一看去，胡佛大怒，因为此人那段时间内分泌失调，脸上长满了痘痘，他笑着的样子更是使胡佛感到恶心。回到办公室后，他立即发布命令，让那人立即滚出调查局。

特工不容易（3）
这是在长相与穿着上触犯了胡佛标准的人，还有在体重上犯了错误而被胡佛搞得死去活来的特工。内森·吉本斯就是其中之一。内森·吉本斯原本不是调查局总部的人，在分部时，他是调查局最优秀的特工，曾因出色的表现得到胡佛的赞赏，并先后得到六次公开表彰和三次加薪。但进入调查局总部后，一向春风得意的他却突然跌入谷底，原因就是他的体重。
在今天，你看到许多肚子快要接到地的公务员，你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但在胡佛后期，调查局的特工们必须要严格遵守体重标准。这缘于胡佛有一次浏览一家保险公司散发的说明书。胡佛晚年，他很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所以时常翻看一些健康类书籍。有一天，他看到一家保险公司散发的说明书上列出了身高与体重的理想比例，并附加一份科学食谱。按照这个比例，胡佛的体重应该从当下的203磅降到170磅，在保险公司看来，这样的体重才能长命百岁。胡佛立即决定减肥，并按食谱改进饮食习惯。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也要达到这个标准，并且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如果有人在规定时间内不能达到他所订立的标准，就必须对其采取措施。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减肥运动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兴起了。
当时的调查局里的确有些胖子，他们的体重的确不能适应抓贼的任务，无数个胖子在这场运动中遭到了心甘情愿的非人的待遇。内森·吉本斯在胡佛组织的体重称量中达到195磅，超出规定整整七磅。事实上，195磅并不属于胖子之列。但是胡佛有规定，超过一磅都要按照规定执行。内森·吉本斯吉只好开始节制饮食，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个月后，他的体重降到187磅，达到了规定标准。还没有等他为自己庆祝，他的体重突然又反弹上来。半月后，又超过了195磅。正好在这个时候，特工们准备晋级，可吉本斯由于体重不合标准而无法获得晋级机会。他觉得很委屈，想跟胡佛当面交流，但胡佛却把他拒之门外，还把他调到底特律，并命令他每一个月就要称一次体重。
但内森·吉本斯让胡佛很是失望，因为无论他怎样减肥，都无法把体重减下去。所以，不久后，他又被从底特律调至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办事处，两个月后再调至俄克拉荷马市，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他的工作地点越来越偏僻。这当然还不算，最倒霉的是，他经常被无缘无故地点名批评，甚至还一度停发工资。胡佛似乎跟他有杀父之仇，把他当成了眼中钉，居然追查出了他在海军陆战队时曾经酗酒的有关传闻。内森·吉本斯虽然信誓旦旦地说，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法挽回，但现在他在调查局肯定会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组织而奋斗”，胡佛不理他，依旧找他的麻烦。
内森·吉本斯被胡佛搞得生不如死，最终，他给胡佛起草了一份电文，称自己“精神不好，无法继续工作，故而请求提前退休”。没有人会认为内森·吉本斯真的是精神不正常，但很多人都希望帮他，包括负责检查他精神情况的调查局指派的医生。医生最后诊断的结果是“吉本斯患有严重的妄想狂症，已不适合做特工人员”。显然，内森·吉本斯的本意并不是精神病，而只是精神正常。医生的这个忙显然帮了一个倒忙，又或许是胡佛的阴谋。如此一来，吉本斯被批准退休，但却只能领取失去工作能力退休金，不能领取数额不菲的正常退休金。

特工不容易（4）
内森·吉本斯去职后，胡佛长出一口气，说道：“终于又搞掉一个令人讨厌的肥猪。”这话显然验证了我们的猜测，胡佛就是想搞掉内森·吉本斯。“肥猪”内森·吉本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胖子特工迈顿·莱恩斯因为突击减肥而整整一个礼拜没有进食，最后一头栽倒在办公桌前，与世长辞。
正是胡佛的这些苛刻的规定，使得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被联邦调查局拒之门外。一个名叫兰德尔的青年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加入联邦调查局。第一眼见到兰德尔的人都认为他模样英俊，聪明果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的申请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按照胡佛的规定，“土老帽”在调查局不受欢迎。接待他的人认为他乡土气息太重，没有气质，眼神里缺少某种狂热的激情。兰德尔当时大光其火，就找到副局长沙利文。沙利文另找了一个谈话人去面试他，结果他的气质立即回来，被录用了。兰德尔在训练结束考核时各门课程都非常优秀，得到教官们的一致赞赏。随后他被分配到分局，工作干得很出色。但如果不是走了沙利文的后门，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进入调查局。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对调查局趋之若骛。60年代有人做过调查，所有在校大学生中，希望进入联邦调查局当特工的人占67%，更多的中小学生则把特工作为自己一生中的一个崇高理想去追求。这当然缘于胡佛时常派他的得力助手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和中小学对联邦调查局进行大力宣传，并以高薪招聘的形式使联邦调查局的名字深入人心。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胡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古怪的规定呢？用他的话而言，就是：“不要给调查局抹黑！”
在内部做种种不近人情的规定，在外部，凡是对联邦调查局的形象有不利的地方，胡佛一概掩盖事实真相并坚决予以否认。对报纸杂志、电视节目胡佛更是全力应对。FBI档案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美国著名的*杂志《花花公子》在1955年9月号有一篇特工上太空侦查的科幻故事，胡佛看了这个故事后认为该故事内容讽刺了联邦调查局，他虽然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却对这家杂志发出了口头警告。自此后，胡佛就命令秘密警察部队的特工对《花花公子》进行仔细审读，每期都不能错过，以发现杂志内容是否有侮辱嘲弄联邦调查局以及他本人的地方。胡佛虽然一再声明不希望成为警察单位，但他仍然从联邦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特别训练班中抽调了一些人组成了秘密警察部队。这些特工关注着所有美国公民的资料，包括电视电影明星的动向、私人作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意见等等。在1967年，他终于写了一篇批评《花花公子》漫画的报告，称杂志中有一篇连环画借故事之名讽刺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并诬陷了忠诚、爱国、道德、清白的联邦调查局的声誉。
维护调查局的名誉，其实就是维护胡佛本人的名誉。胡佛这个人在美国历史上是最有名的喜欢树立自己光辉形象的政府人员，他总是想方设法捞到更多的名誉。他的逻辑就是，别人只能对他溜须拍马，而不能有半点非议。在某一段时期，胡佛突然对学历很感兴趣。他手下的那些特工着实很不容易，还得尽量满足他的虚荣。于是就有特工人员答应给他弄个学位或客串教授一类的头衔，那么，此特工便可以晋级或者至少得到一封表扬信和250美元的奖金。一位特工在分局工作多年仍得不到升迁，得知胡佛这一嗜好后忙赶到其母校，与院长商讨给胡佛弄个法学博士，并让胡佛知道是他促成此事的。于是，他给胡佛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胡佛先生，昨天下午我重返母校，与院长商量某君申请加入联邦调查局一事。您的大名在该校已如雷贯耳，无人不晓。临别时，院长跟我说：‘我个人认为，贵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无疑是国家培育出的一位伟大人物，我很想授予他一个名誉博士头衔，请将我的这一考虑转告局长先生。’”
这封信被胡佛看到后，他的心情简直飞上了天。他不但立即升迁了这位特工，还亲笔起草了一封表扬信，外加250美元的奖金。
可以看出，在胡佛手下办事，不但身体上有很多不容易之处，即使在手腕上也有很多不容易。因为胡佛不但是个有缺陷的人，还是一个危险人物。

胡佛，一个危险人物（1）
评价胡佛，事实上是在评价两个人，一个是国家英雄，他的调查局给了美国以秩序和繁荣还有尊严。而他在一些知情者眼中，他是一个心狠手辣，却又机关算尽、无人敢惹的危险人物。在他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48年时间中，历任美国总统都想把他从调查局的宝座上请下来，可任何总统都不敢，因为胡佛有一个“秘密档案库”。总统没有这个胆量，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就更不敢对胡佛有什么非分之想了，很多议员整天惴惴不安，生怕胡佛掌握了他们见不得人的材料。而胡佛的确也掌握了很多材料。
在那个时代，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似乎永远都生活在胡佛和他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的非法监视和骚扰之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使人不寒而栗——一名凶悍的参议员，在被胡佛一阵咬耳朵之后，立即驯服得如同软脚蟹。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10月的时候，曾与白宫的法律顾问米切尔之间发生过一段关于胡佛的对话：
尼克松：“有许多理由，胡佛应当辞职，他应当离开那里。但现在，也许，我有点儿怀疑??或许，我可以叫他来，跟他谈谈，让他辞职吧??有些问题??如果他辞职，他应当出于自愿??这就是我们难办的原因??我想，他会待在那里，待到100岁。”
米切尔：“他会待在那里，直到埋葬在那里。”
尼克松：“我们应当避免他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情况下离开??他会搞得天都要塌下来，连我也遭殃??”
很多美国评论家都断定尼克松在近代美国总统里是“一代枭雄”，但从上面他与米切尔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一谈到胡佛，他就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了。他自然想让胡佛离开调查局，但是因为胡佛的“秘密档案库”中有他的黑材料，所以他不敢对胡佛怎么样。
据知情者透露，胡佛手里关于尼克松的档案可谓“等身”。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他同白领犯罪分子的联系以及非常可疑的商业交易。这些档案都放在一个只有胡佛才知道的地方，无论是他还是尼克松都知道，只要尼克松略微不友好，这些档案就会从不知名的地方飞出来，置尼克松于死地。在这些档案中，还有一份材料是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那就是他同“一个异国女郎的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在尼克松还是副总统的1958年。当时45岁的尼克松已经结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20岁的香港导游小姐刘梅丽。二人一见，分外亲切，不久后，尼克松就飞去香港故地重游与她相见。胡佛的资料中显示，从1964年到1966年，他们每年都见面，当时刘梅丽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当服务员。
据当时在香港工作的美国特工的口供显示，尼克松同刘梅丽的关系一度曾引出安全问题。美国安全顾问丹·格罗夫称：“有一天上午，我在美国的一个接头人对我说，他的一个线人看见刘梅丽去见尼克松了。他认为，我应当注意这一点，因为人们怀疑她是间谍，她认识许多美国海军军官。他说，他知道尼克松作了一个绝密报告，这使他同刘梅丽的接触具有危险性。”
胡佛的档案则证实，刘梅丽同尼克松的交往的确引起了美国安全部门的警惕，当时，尼克松在香港的活动受到监视，特工们透过他卧室的窗户用红外线照相机对他进行拍照。负责此项任务的是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照片却被胡佛得到，而且他所得到的情报要比中央情报局的还要多。

胡佛，一个危险人物（2）
尼克松担任总统后不久，美国“各方发出要求埃得加·胡佛辞职的呼声”，尼克松当时也想过要把胡佛拿下，以顺应民意。但在一天夜里，胡佛悄悄地来拜见他，故意谈到他新收到的由特工人员呈上来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一位叫刘梅丽的香港女子即将获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而她的保证人之一是威廉·奥尔曼，此人是尼克松的好友，当年曾和尼克松一起访问过香港，而另一个保证人是尼克松时代的移民官员叫雷蒙德·沃伦。一切证据都表明，尼克松和那位香港女士有着很不正常的关系。
尼克松大为惊讶，但同时就是辩解，他认为自己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刘梅丽谋取福利，可胡佛告诉他，所有的情报他都在手，这些情报一旦公开，尼克松百口莫辩。正是由于尼克松这些被锁在胡佛控制的绝密档案中的材料，才使得尼克松总统不能拿胡佛怎么样。所以，“各方发出要求埃得加·胡佛辞职的呼声”在尼克松这里成了充耳不闻。
1970年元旦，胡佛75岁生日，尼克松还打来电话祝他生日快乐，并向美国各界公开而坚定地表示：“我不打算让胡佛退休！”
2年零4个月后，1972年5月2日早上，胡佛在自己的家中离开人间。消息传到尼克松那里，这位总统几乎是欢欣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死了。幸运的是，他是在位的时候死的。如果他在之前被迫下台抑或主动辞职，他都很可能被人杀死。”
但是，这种欢欣愉悦不可能透露给美国的民众，所以在对全国发表的官方讲话上，尼克松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所有美国人都对J·埃德加·胡佛先生的去世感到悲伤。作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先生拥有赤诚的忠心，卓越的能力和非凡的奉献精神。可以说，他是在他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年代里的一个传奇。”
作为胡佛时代的历界美国总统，尼克松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可以把心声吐露出来，即使是写在私人日记上，他更可以看到这个危险的人死去，而他还活着。
胡佛对历界总统的情报的搜集可谓无孔不入。肯尼迪的“桃色秘闻”就是其中一例。
在胡佛局长的绝密档案库里，有这样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关于肯尼迪与已婚的女间谍英格的私情的详细报告。那份密报中有英格与肯尼迪的密语解释：“她非常担心怀孕，她说过离婚的可能性，肯尼迪却没加评论。”另外，还有一些秘制的磁带，里面是肯尼迪与女间谍的对话。
事实上，在1942年的时候，约翰·肯尼迪还只是一名海军中尉，他与那位女间谍的对话传到胡佛耳朵里后，胡佛立即向白宫作了汇报，并“从安全因素考虑”建议把肯尼迪中尉调到国外。不久，肯尼迪被调到了炮火纷飞的太平洋战场。1943年，他所指挥的“PT-109”号鱼雷快艇被日本人的鱼雷击沉后，他以惊人的勇气带领下属泅渡获生。在经历了七个月的治疗后，肯尼迪拄着拐杖回到美国，成为名扬全国的战斗英雄，从此后，他的仕途一片光明。
让肯尼迪大惑不解的是，自己原本在国内干得好好的，为何会突然被送上前线呢？直到他当上美国总统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胡佛对“间谍嫌疑分子”的调查成全了他的英雄之旅。
胡佛关于肯尼迪的绝密抄本保存了十几个春秋，在肯尼迪就任总统后，胡佛更是变本加厉，搜集肯尼迪的桃*报。这些情报包括“肯尼迪兄弟与玛丽莲·梦露”、“肯尼迪与模特儿张苏姬”等等。

胡佛，一个危险人物（3）
任何一个总统都知道或被暗示过胡佛手中有他们见不得光的材料。所以，无论是哪位总统，即使恨胡佛入骨，都不敢动他分毫。胡佛死后，有人在他的绝密档案中发现，他“拥有883名参议员、722名众议员的黑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对白宫要员也同样花费心思搜集黑材料”。当然，有时候也是一些总统给了胡佛这样的机会。据尼克松回忆，埃德加·胡佛曾对他说过“自罗斯福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被窃听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1975年发现，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为了党派斗争的政治目的，都曾利用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进行过窃听和监视等活动。他们是在利用联邦调查局为自己争权夺利服务，而胡佛则在为他们办事的同时抓住了他们的把柄。
胡佛做到这些很不容易。他是个没有私生活的人，《傀儡王：J·埃德加·胡佛的秘密一生》的作者就这样说道：“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来说，要保持自己的形象，只有牺牲自己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生活可言。”因为他一方面要操控着FBI的形象，更要控制着自己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他必须要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搜集情报中去。关于维护形象的问题，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到。胡佛曾严肃要求好莱坞听从自己的命令，摄影棚里拍摄犯罪片时都必须遵循胡佛的意志。“每个细节都在他的监视之下。他对每部电影、每个场景、每个脚本，每名演员都进行审阅。每件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批准。”在电影《国民公敌》拍摄时，他给演员詹姆斯·卡格尼的唯一建议就是“在结尾你必须要死掉，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骗子活在这个世界上”。
胡佛所搜集的情报相当繁多，有一些秘密文件中甚至包括一些人物的*。《傀儡王：J·埃德加·胡佛的秘密一生》这样说：“他有很多人的*。这是他为自己搜集的下流文件。他对*文学绝对有很大兴趣。当然，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辩解说，自己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以便采取对策。”该书的作者在一次被采访过程中关于胡佛所搜集的*这样说道：“玛丽莲·梦露，这并不让人惊奇。不过还有其他人，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采访他的记者很惊讶，而该书作者告诉他“当时好莱坞影星W．C．菲尔兹手头上碰巧有这么些照片，有人说是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的。胡佛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向菲尔兹表示想看看这些照片，菲尔兹就给了他，这应该也是胡佛权力和手段的体现。”
通过这些手段所得来的这些文件被胡佛分门别类，主要包括“*档案”“性越轨档案”“官方机密档案”“个人机密档案”“6月邮件”等几个大类，还有一些无法分类的档案，大都收存了中央档案系统以外的调查局非法获得的汇报材料等。
胡佛的离世让很多人额手相庆，可这些人并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表对胡佛不利的言语。只有被胡佛调查过，并且死因可疑的马丁·路德·金的遗孀站了出来，对胡佛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她说：“一个可悲和危险的环境终于离我们而去了。在胡佛的统治之下，FBI所搜集的文件里充斥着谎言，据说还有一些政府高官，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丑闻。这种爆炸性的秘密必须以适当的方法被掩盖，而黑人和黑人自由运动就成了这种不名誉活动的靶子。”

胡佛，一个危险人物（4）
这位妇女所指的秘密文件据称包含着许多肮脏的丑闻。然而，正是这些丑闻才让胡佛有了权力来源。胡佛处理这些秘密文件的方式也相当特别。他从来不会向人透露这些丑闻的细节，而只让那些可能受丑闻连累的关键人物知道自己手中掌握着他们的秘密。“胡佛知道怎样保守秘密，这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他不仅知道这些秘密，而且没有人知道他究竟知道哪些秘密。??没有一位总统敢解雇胡佛，因为没有一位总统知道胡佛究竟知道些什么。这对总统来说是最大的恐吓。”无疑，胡佛所掌握的这些秘密文件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恐吓：只要这些消息没有被公众知道就绝对有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胡佛确保这些秘密没有一个字被走漏。无一例外。事实上，这些文件被保存得相当机密，即使是FBI特工都不敢肯定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但是，胡佛和他希望某人知道的某人知道，就足够了。
不过，正应了一句古语，控制别人的人必将也被别人控制。胡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掌握了无数秘密文件，而让某些人断定他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他自己的一些肮脏的丑闻也被别人抓在了手里。
胡佛的许多手下都反映说，他们的局长不仅读《花花公子》，而且爱看黄色电影。胡佛局长曾规定过，联邦调查局搜查行动中查获的*材料，必须马上送到他的办公室。
感情上的不顺利让胡佛成了一个同性恋，他和比自己小五岁的下属克莱德一直保持着不正常的“同性恋”关系，而且经常暗中光顾*的“白颧”俱乐部。可他的秉性（绝对维护自己和FBI的形象）却让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同性恋，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性取向。在他活着的时候，FBI中虽然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但没有人敢说出来，更没有人敢去对别人说。因为，“他的这支队伍中所有人都只效忠他一人。他们（特工）从来不听首席检察官的命令，也不听美国总统的命令，他们只听胡佛的命令”。
但他们不说，并不等于别人不说。美国老牌黑手党头目卡迈因·隆巴多齐在被问到他们当初对埃德加·胡佛采取什么态度时。他回答道：“埃德加·胡佛掌握在我们的手心中。我们没有必要害怕他。”另一个黑手党头目约瑟夫·懊南诺说，黑社会有一条严格的规则，绝不要对一个执法官员采取暴力手段，“应当设法使他不干涉我们，我们也不干涉他”。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对胡佛不放在心上呢？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胡佛是“同性恋”这个把柄。1957年，胡佛参加了“性狂欢”以及与“同性恋”者暗中的活动，这一切都被黑手党录像或窃听。“这些材料使联邦调查局数十年来陷于窘境，也使黑手党在这段时间内未受打击，并得到了迅猛发展。”
胡佛最知道小辫子被别人捏到手里是什么感觉，所以，他根本做不了什么。有传言说，1963年11月22日的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就跟当地的黑手党有关，虽然当场抓住了犯罪嫌疑人奥斯瓦尔德，联邦调查局也掌握了一定证据，但案情却始终没有真相大白。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黑手党要挟胡佛“老实点”的一个证据。
在下面的故事中，胡佛还会经常出现。
胡佛在总统与议员那里是个危险人物，但在黑手党那里却只是个同性恋而已。由此可见，即使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有人可以制得了他，原因无非就是把柄。
即使是在今天的联邦调查局，胡佛都是作为一个时代被人时常提起的。在他的那个时代，虽然调查局有这样那样的丑闻，却丝毫不能影响联邦调查局的胡佛时代。

江山·美人·珍珠港
一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皇帝，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是否真是联邦调查局的责任？这一切事情都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柜中被锁得死死的，直到它被解密，才有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

爱德华八世的演讲
1930年，对于当时的英国王太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而言是一个最值得记忆的一年。在这一年，他结识了37岁的沃利斯·沃菲尔德，他被这位妇人的幽默乐观、优雅高贵深深打动，爱上了这位已经结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六年后，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继位，是为爱德华八世。但是，他与40多岁的沃利斯·沃菲尔德的婚姻却受到了国内的一致反对。爱德华八世最终选择了这位老女人，而放弃了王位。1937年12月11日，他只当了325天的国王后，发表了一篇演讲，成为温莎公爵：
终于我能发表一些我自己的心里话了。我从来不想隐瞒什么想法，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可能在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说出我的心里话。
在几个小时前，我卸下了我作为国王和帝国皇帝的最后职责，现在我的弟弟已经接任了我的位置。对于我的弟弟，我首先要宣誓我对他的效忠，这全部发自我的内心。
你们都知道我选择退位的原因，即使没有被公开提到。但是我喜欢你们能理解，我已经作出了决定，而我也不会忘记我的国家和英帝国.首先作为王储，然后作为国王，我用了25年的时间来服务。
但是你们必须要相信我，当我告诉你们，如果没有一个我爱的女人在身边给予我帮助和支持，我觉得我不可能担负起国王这份沉重的职责，所以我选择放弃王位。
但是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决定我自己作出的，只是我自己作出的。这是一个必须我自己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我身边的人都不断试图劝我想想其他的途径，不要选择放弃王位。是我自己作出这个我一生中最严肃的决定，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一切都好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是那么难，因为我知道我的弟弟的为人。他长期参与了公共事务和为这个国家服务，还有他身上的那些优良品质，他能顺利接任我的位置，而不对英帝国的未来和发展造成任何的伤害和损失。而他也得到无数的祝福,因为他会受人民爱戴和得到他妻子和孩子的支持，而我却没有。
在这些最苦难的日子里，我得到了我母亲和家人的安慰。而首相和内阁也给了我充分的理解。我的退位，不会造成宪法和议会的任何问题。在我的父亲的宪法问题的熏陶下，我完全知道如何不让这样的问题发生。
当我还是王储后来也当上国王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所有阶级的人民对我的善意，无论我是住在国内还是在英国帝国出差。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现在正式退出我的公众生活，我放下了我的负担。也许我回到英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始终会记得英帝国的一切，始终会带着很深厚的兴趣。而如果在将来，国王需要我私人的帮助时，我不会让他失望。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国王。我祝福他，还有你们，他的人民，衷心希望一切都充满幸福。
这篇演讲之后，爱德华就与沃利斯·沃菲尔德在法国举行了婚礼。
原本，他们的故事将成为传奇，将成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典范，但随之而来的一些对从前事情的公布让他们的故事又增添了一些杂质。二战爆发前，联邦调查局在针对德国的反间谍行动中，偶然获得了这样一份情报：导致爱德华八世退位的真正原因不是那位老女人的年纪和她的两次婚姻，而是因为她是纳粹德国狂热的支持者。当时的形势不容她这样的人存在。因为当时正值二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向世界挑起了战争，英国参与了同法国、美国联合战斗的同盟。倘若在这个时候国王把一位支持德国纳粹的女人娶回家，那么，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就无颜面对其他同盟国，即使连自己的臣民都无法面对。于是，这些人先是给爱德华八世讲道理，无效之后，他们开始向自己的国王施加压力，英国首相鲍德温也以内阁集体辞职相要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想不到，他们的国王居然为爱无法自拔，最终却放弃了王位也要娶那位女人。
联邦调查局在得到这份情报后，非常重视，因为局长胡佛认为，美国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使得这一问题非常棘手，英国的问题也就等于是美国的问题。他要求特工们对情报来源做肯定答复。特工们通过种种渠道，得到了原来一位英国玛丽王后的亲戚透露出来的。这个人十分了解英国王室的内情。他同时还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许多爱德华与沃利斯·沃菲尔德的消息，包括爱德华在移居法国结婚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酗酒度日，过得非常狼狈。但至于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位公爵的萎靡，联邦调查局没有做过任何分析调查。这位英国玛丽王后的亲戚还透露说，沃利斯·沃菲尔德在巴黎的一次贵族的聚会上曾向在座的客人说到他的丈夫爱德华患有严重的阳痿。

一对间谍
虽然这些情报没有任何价值，但还是被联邦调查局记载于爱德华夫妇的档案中。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年，联邦调查局向白宫提供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就提到了爱德华夫妇。胡佛局长告诉罗斯福总统，这并非是联邦调查局的单方面意见，英国方面对爱德华夫人与德国纳粹密切往来的事情了若指掌。
1941年4月，爱德华夫妇欲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度假，罗斯福总统立即就此事找到胡佛，要联邦调查局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罗斯福总统当时怀疑二人来度假只是他们为德国搜集秘密情报的一块遮布。联邦调查局立即展开行动，在这对夫妇到达之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已经就位，做好了十足的侦察准备。他们到达美国后，或许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包括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和做的每一件事，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了，而联邦调查局却在秘密地记录着。联邦调查局关于这对夫妇的秘密档案居然长达227页，仿佛是一个故事，从爱德华退位直到他们在美国的一举一动，细节无一遗漏。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沃利斯·沃菲尔德是忠实的纳粹政权支持者，此女人还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后被希特勒提拔为外交部长的那个传奇人物乔治·莱布特罗勃保持着非友谊的关系。莱布特罗勃任驻英国大使期间，每天都要给沃利斯送17朵粉红色的康乃馨，风雨不改。而此人也正是沃利斯把情报送回德国的中转站。即使是沃利斯和爱德华热恋甚至新婚期间，这二人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还侦察到，沃利斯·沃菲尔德与丈夫到法国后，还与莱布特罗勃联系不断，沃利斯·沃菲尔德凭借着公爵夫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与上层社会的广泛联系，获得了大量的反法西斯盟国的军事情报和活动信息，并将这些情报通过莱布特罗勃统统送给了德国纳粹。同时，联邦调查局还猜测说，沃利斯·沃菲尔德的间谍工作应该是得到爱德华支持的，至少是默许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上层，很多人都是纳粹分子或者是纳粹的支持者。但联邦调查局最开始时对沃利斯·沃菲尔德是纳粹的支持者感到很意外。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沃利斯·沃菲尔德是一个普通的巴尔的摩的女子，此女子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未婚先孕，由此被她的家族遗弃。相貌并不突出的她凭着心计嫁了两个上层社会的丈夫，她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为纳粹效力。
即使是这份档案被公开后，也无法从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找到这一答案。但是，联邦调查局却掌握了二战期间，沃利斯·沃菲尔德与他的丈夫爱德华给德国人送情报的动机。1941年5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呈送给胡佛局长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格林和温莎公爵曾经有过一个秘密协定，德国在取得战争胜利后，格林将会用武力推翻希特勒政府，然后使爱德华回到英国继续当他的国王。联邦调查局通过这份证据分析出了沃利斯·沃菲尔德在二战期间为德国传递情报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对英国贵族们拒绝爱德华娶她为妻，并逼爱德华放弃了王位的仇恨。这个女人希望德国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以便帮助自己的丈夫重新获得王位，近而达到复仇的目的。而沃利斯·沃菲尔德的间谍生活完全是爱德华所支持的。也就是说，爱德华也是间谍。
联邦调查局获得的这份情报没有错，多年以后，英国作家马丁·艾伦出版著作《隐藏的日程》中做了这样的披露，爱德华实为英德两国的双面间谍。这位作家阅读了大量英国皇家档案，在书中断定说，在爱德华1939年10月对巴黎郊外万塞纳的亲善之旅中，他除了为英国打探法国防御的情报外，还担任着德国间谍的职责。他把在法国前线搜集到的情报交给了希特勒，所以德国最高军事部才修改了西进计划，因此一举攻陷法国。
书中认为，从一开始，英国王室和政府就对这个家族败类的罪行心知肚明，可是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与秩序，一些人就将爱德华叛国的罪证全部销毁了。但是，百密一疏，马丁·艾伦说，有一封爱德华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却被无意地保存了下来。
这封信写于二战爆发二个月后，一开始便称“亲爱的希特勒”，信中提到一位B先生。这位B先生就是在1937年向被驱逐到法国的爱德华提供结婚资金和地方的比多克斯。此人于1942年在北非被捕，官方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可以得出结论，他就是德国纳粹的间谍。
这封信的结尾则是爱德华作为温莎公爵的简称“EP”。信中，爱德华提醒德国元首，他所提供的那份关于法国前线的情报非常重要，让他一定要予以重视。同时，信中还含糊地写道，爱德华愿意在英国签署和平协议后重登王位。
这封信是否属实，联邦调查局没有介入调查。但联邦调查局当初断定爱德华也是间谍的证据却被英国人用行动证实了。在不久后，英国政府就安排这对夫妇到西印度群岛最北部的巴哈马岛国担任总督，远远地离开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由此而切断了这对夫妇与可能发生的一切联系，避免他们继续干出有损于英国和其他盟国的事情来。
这就是关于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在2002年，联邦调查局迫于国内的文件解密法案而向社会公布了这段历史真相。

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事件自发生的那一刻起直到今天，对它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1941年12月7日清晨7点55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上空突然出现了400多架日本战斗机，然后就是对准了珍珠港的所有打击目标进行了狂轰乱炸。美国海军的13艘军舰转眼之间变成了残骸，2400名军人葬身火海。2400条人命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参战国而言都是毛毛雨，但美国这2400条人命是很值钱的，因为这些人命所属的国家非常强大，并且它当时并没有参战。
美国民众认为世界末日来了，但在白宫，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虽然引起了领导人罗斯福的重视，他却并不慌张。他只是要求联邦调查局动用所有力量，调查出为什么袭击的真相。
有证据表明，早在1940年中旬，美国国内就有人已经对这次事件有所察觉。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大火燃遍了整个欧洲。法国外长乔治·博内认为，“美国握有或战或和的钥匙。如果他们明确表明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就足以切除战争这个幽灵”。这位外长说得很对，美国当时可能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罗斯福总统当时也非常迫切想要参战，但是，国内反对参战的力量太过于强大。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得不考虑支撑他的那些基石和力量，尤其是当时大选临近，罗斯福知道美国人民喜欢一个什么样的总统，所以，他对参战始终三缄其口。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况且罗斯福这棵老树根本就没有想安静的意思。还没有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认为，如果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要让美国参加进来。一次，他正在卧室专心地刮胡子，他儿子问他如何才能打败德国。丘吉尔慢慢地转过身来，说：“把美国拉进来。”
他这样说，当然也要有所行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丘吉尔就让高级官员威廉·史蒂芬森作为他在美国的私人代表来到白宫对罗斯福表示安慰。威廉·史蒂芬森并不仅仅是来安慰美国人的，或者说，他也并不仅仅就是靠着一张嘴来与美国人谈关于战争问题和珍珠港调查的。英国人在此之前搞到了破译德国军事通信机密的破译机，丘吉尔认为，这可能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罗斯福在得知这样的好事后，就让威廉·史蒂芬森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相谈。
威廉·史蒂芬森与胡佛局长为此而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威廉·史蒂芬森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情报方面与英国携手合作。胡佛却说，如果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联邦调查局什么都做不了。威廉·史蒂芬森并不灰心，他希望能从罗斯福那么打开缺口。不久后，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他与罗斯福进行了多次的书信往来与电话联系，最终说动了罗斯福与英国人合作，但只限于情报上面的合作。
罗斯福总统下令给联邦调查局，让他们毫无保留地与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联邦调查局给威廉·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
在这段合作期间，联邦调查局的功绩非凡。比如，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同时，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获取的情报转给英国，但却不让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得知，因为当时，美国军方始终不愿意把军队加入战场，所以不希望与英国有联系。
不过，联邦调查局并非是默默无闻的贡献者，他们也从英国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发现英国人在偷拆别人信件时功夫精深。胡佛局长就派了几名特工专门到英国伦敦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而在美国的威廉·史蒂芬森也经常把他搜集到的情报转给联邦调查局过目。大家通过一年的合作，可谓是愉快之极。
但是，在合作中，威廉·史蒂芬森发现了联邦调查局的很多缺点。当时，胡佛局长一门心思放在争夺权力上。这就让当时的总统罗斯福感到头痛，联邦调查局内部也是争权夺利，真正用心工作的人很少。威廉·史蒂芬森当时也感到有些工作无法得到联邦调查局及时以及有力的支持，所以向丘吉尔反映。丘吉尔建议罗斯福绕过联邦调查局重新建立一个特务机构，以使双方的合作能顺利进行下去。
罗斯福总统最终任命了威廉·杜诺万担任了他新成立的情报系统的总头目。联邦调查局被他很不客气地绕过去了。胡佛局长当然非常失望，更为生气。而威廉·史蒂芬森与杜诺万的合作却越来越融洽。1941年6月，杜诺万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他和威廉·史蒂芬森马上就撇开联邦调查局，进行了他们友好而密切的合作。胡佛此时大动肝火，他认为这是总统对自己的不信任，认为这是罗斯福干的蠢事里最大的一件。同时，他也认为，杜诺万作为美国人居然跟外国人的关系搞得那么热烈，居然还是抢夺自己饭碗的人，于是，他对外国人深为痛恨。这种痛恨最终成了珍珠港事件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被冷落的波波夫（1）
早有情报提醒联邦调查局，日本人可能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珍珠港事件四个月前，也就是1941年8月14日，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给胡佛局长送去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一名叫杜桑·杜斯科·波波夫的同时为盟国和德国服务的双重间谍认为，日本人要对美国动手。
波波夫年轻的时候在德国学习法律，并且同一个德国同学约翰·耶布森建立了友谊。两人于1940年开始在德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但事实上，二人是同道中人，他们都对纳粹分子怀有仇恨。后来，德国情报部门命令波波夫到英国去寻找情报。所以，波波夫一到英国便立刻同英国情报部门取得了联系。他希望自己能做双重间谍，一方面给德国人提供编造的假情报，而另一方面则为英国人提供德国人的真情报。当然，为了让德国人充分信任他，他也会提供给德国一些真的情报，但这些情报无关大局。不过他的辛勤工作还是得到了德国人的认可。1941年5月，波波夫被德国人授命到美国纽约去建立间谍网。波波夫立即把这一消息通知给英国方面，英国人考虑再三后，决定让波波夫去纽约，同时联系联邦调查局，让波波夫以后直接跟联邦调查局联系，局长胡佛当时表示了同意。
当波波夫正准备从里斯本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他的那位同学约翰·耶布森那里得到了一份非常有趣的情报。约翰·耶布森几天前曾去过一个意大利的海军基地，这个海军基地当时已经不能称为基地，因为不久前，它被英国人的飞机给摧毁了。
但约翰·耶布森却得知，日本人希望意大利能提供一份那次空袭的详细资料。同时，约翰·耶布森还说，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曾讲过，日本可能在半年内也会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行动，而目标就是美国。
波波夫对这份情报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当时，日、意、德三国同盟以德国为首，希特勒还没有解决苏联问题和英国问题，根本不想招惹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倘若日本真的向美国开战，那么，按照同盟约定，德国也将成为美国的敌人。
可是，当德国情报部门给波波夫布置美国之行的使命时，居然就给他开列了一个搞情报的单子，其中包括关于夏威夷情报的详细情况和关于珍珠港的一些具体事宜。这个单子上至少有一半的问题是关于夏威夷的。而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则是弹药库、储油库、飞机库、潜艇基地、停泊处等的准确位置。
波波夫当时就相信，他同学给的情报可能是真的。于是，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英国情报部门，英国情报部门立即吩咐他马上到美国，把这个情报转达给联邦调查局。
1941年8月12日，波波夫到了美国，并且很快就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子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波波夫把关于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交给他们看。这些情报藏在一个德国新发明的缩微相片中。这一技术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很小的一点，藏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被人发现。波波夫为了让二人看得清楚，还拿出了写在纸上的普通信件。
特工头子福克斯沃思看了这份情报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说自己无法做出判断，因为：“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波波夫试图说服他，但他不给机会。他把波波夫踢给了胡佛局长，他说，只有胡佛局长可以对此事做出判决。

被冷落的波波夫（2）
几天后，波波夫在联邦调查局见到了胡佛。珍珠港事件的30多年后，波波夫在其*中这样写道：“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胡佛局长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我一眼，气得脸都发紫，咆哮着说我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波波夫被冷落已经很让他难过，但不久后他发现联邦调查局居然在他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于是，他愤怒地找到联邦调查局，并且发生了冲突。波波夫一怒之下，离开了纽约。
联邦调查局对波波夫的情报的确重视了，但却重视错了。珍珠港事变前三个月，胡佛局长把那个德国人发明的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罗斯福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胡佛并没有送）。罗斯福看了这样的发明后，什么都没有说。三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那份埋藏在联邦调查局的波波夫的情报已经沾染上了灰尘。
胡佛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对外国人的痛恨。波波夫作为外国情报人员，虽然为英国和美国服务，但仍旧使胡佛心上不舒服，之所以有这样的情绪，就是因为罗斯福新成立的那个特工部门让他厌恶他的同行威廉·杜诺万和威廉·史蒂芬森。
因个人情绪而导致的一场大灾难，胡佛局长难辞其咎。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联邦调查局居然对罗斯福的命令很是上心。仅在一个月后，调查局间谍罗伯特·西弗斯就给胡佛发来报告，报告上讲：本年11月12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第86页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宣传一种掷骰子的游戏，似是利用广告来暗喻偷袭日期。
胡佛立即找来《纽约人》杂志，找到了那则广告。那则广告是一副漫画，上半部画的是在炮弹爆炸和探照灯照亮下的荒野，下半部是一群人在防空洞里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下面写着宣传语：“注意！警惕！警报！”画上的骰子当时售价3美元。这原本是一件很普通的广告，但特工们却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广告画上有两个骰子，如果将两个骰子正面所显示的数字看作是死亡的象征，第一个骰子看作月份，第二个骰子看作日期的话，那么图中就暗示了12月5日或12月7日这两个日子。
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展开联想，莫非日本人早就向世人宣告了对美国袭击的时间？这虽然是可笑之谈，但联邦调查局还是展开了调查。他们找到了该广告所属的印刷公司的经理克雷格先生。克雷格非常配合他们的调查，多日之后，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的调查和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预防是两回事。他们现在的调查是钻牛角尖，而对他们的局长在珍珠港情报上的态度上则是嗤之以鼻。

被重视与被请示的
——罗斯福与杜鲁门时代的FBI
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上，罗斯福的重视与杜鲁门的重视不可同日而语。一个自认为可以控制联邦调查局，一个是讨好，而两个人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在阴暗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可说的故事。

亲密接触的罗斯福（1）
联邦调查局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能有今天的辉煌，无论如何都少不了美国历界总统的特别照顾。事实上，多年以来，特别是联邦调查局最风声水起的胡佛时代，总统与联邦调查局始终是一种博弈的关系。那么，就让我们揭开那段隐秘的历史，来了解一下美国的那些总统们与FBI的恩怨情仇吧。
倘若按照严格的制度，作为司法部的下属机关，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是没有资格受到总统亲自接见的。但就在1936年8月24日，罗斯福居然绕过当时的司法部长卡明斯，直接接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这次会见，是罗斯福总统与FBI秘密交易的正式开始，也是为后来调查局的“身份”奠定坚实基础的萌芽。
罗斯福之所以要亲自接见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因为在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诞生。罗斯福总统对胡佛局长说，时下美国正处在包围之中，包围他们的是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这些人在美国可谓无孔不入，把很多情报都传到了他们的主子那里。罗斯福总统希望胡佛能担当此重任，将这些人从阴暗的角落里揪出来。二人的谈话很顺利，胡佛局长欣然同意了并表示将严格遵守总统对绝对保密的要求。但胡佛自然也有条件，这位政客提醒罗斯福，美国向来以*自居，不能让任何人对这一不*的行为提出置疑，所以，他认为，这个任务不属于例行执法范畴，必须由国务院事先提出要求，只有这样，联邦调查局才能合法开展工作。胡佛局长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他希望调查局成为国家的反间谍机器，而不是总统本人的一个反间谍工具。
罗斯福很给他面子，在第二天，就找来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当着胡佛的面说：“美国目前正受到来自苏联间谍和法西斯间谍的威胁。”赫尔何等聪明，自然听出总统的话外之音，于是表态说：“应当迅速采取措施，把这些间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样一来，罗斯福总统对后来联邦调查局侵犯公民*权力的行为就不会负有任何责任。他特意写了一份备忘录，放在白宫的保密柜里，这份记录告诉世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是他指示国务卿搜集“敌对团体”活动情报，但真正的主持者却是胡佛局长。
胡佛局长希望美国政府能向联邦调查局发放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由于搜集这种敌对势力的情报的保密工作的严格要求，所以，美国政府并没有发放这份胡佛要求的正式的书面文件。这也为后来胡佛以联邦调查局的名义“胡来”埋下了一个祸根。胡佛接着要求，美国政府应该给联邦调查局一笔经费，用来维持他们的反间谍任务。罗斯福总统当即批准。这些经费源源不断地来到了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经过美国国会的专项审批。罗斯福总统的理由是，调查局所执行的这些任务“要极其保密，以免引起不明情况者或动机不良者的无端反对或批评”。
表面上看，胡佛局长与罗斯福总统相处融洽，但事实上，二人的关系却是非常紧张的。胡佛局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就令罗斯福刮目相看，在当时“红色*”时期，正是胡佛所在的调查局遏止了这场*。罗斯福总统对那场*即使是十几年以后仍记忆犹新。最恐怖的一次红色*发生在1919年6月2日，这一天，八个城市同时发生了爆炸案。这是一起由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的，而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是共产党所为的一次恐怖袭击。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和总统罗斯福险些就成为弹下之鬼（放在帕尔默家门口的炸弹有20公斤炸药，威力巨大，爆炸的时候，帕尔默的几家邻居都被爆炸气浪从床上掀到地上；罗斯福总统的官邸也发生爆炸，但罗斯福毫发无损）。这次炸弹袭击过后几天，美国人又收到了很多粉红色传单：“战争，阶级战争，这是在你们所谓秩序的强大制度下，在你们法律的阴影下，率先发动。必将流血，我们不会躲藏；必将谋杀，我们杀人是因为必须如此；必将毁灭，我们破坏是因为必须去除被你们残暴制度控制的世界。”

亲密接触的罗斯福（2）
这份传单还没有被广大的美国群众阅览完毕，调查局立即着手调查，后来的事情就是，调查局遏止了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胡佛看不惯“自由派”，而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入主白宫后，其所任用的都是自由派官员。这就是二人的矛盾所在。据机密档案记载说，胡佛在这一点上非常仇视罗斯福，认为他有“变态的帝王思想”，而被人们赞誉有加的罗斯福新政在胡佛眼中也是不值一提，他认为，“新政”是罗斯福身边的那些共产党人（自由派）搞起来的。但这并非是事实，罗斯福新政的最本质内容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可身为政客的胡佛永远都不会这么认为，他在罗斯福本人面前做足了奴隶相，一转身，罗斯福就成了他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罗斯福总统的机会。对于胡佛的攻击，罗斯福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却无动于衷。很多人都认为，二人在面子上之所以是最要好的合作者，是因为罗斯福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政客，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做一切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稳固，对付来自左翼、极右势力、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形形色色的挑战，而在千头万绪的矛盾中，他自己能解决一部分，却不是全部，他需要借助于胡佛局长的特务政治手段来为自己扫清障碍。对于胡佛的阳奉阴违，他只能听之任之，胡佛也正是在这位总统的这种“宽容”下把联邦调查局的位置逐渐地提升。
这种纵容主要表现在，在反间谍任务过程中，胡佛在总会以各种任务为由，开始把手伸向工业界、工会组织、社会团体、教育界，虽然到到1938年春天，联邦调查局取得了把“18名‘纳粹间谍’送上法庭”的成功。但在罗斯福总统眼中，这种成果与胡佛从他这里讨要的特权相比，微不足道。
罗斯福总统深知，联邦调查局在对付共产党以及一些正直的社会活动家上，已经越出了他当初所规定的界限。胡佛局长为了搜集有关情报材料，不惜与黑社会势力结盟。
30年代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分别在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形成，纳粹党大肆叫嚣要“争夺阳光下的空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成了一架战争机器开足了马力准备吞食全世界。罗斯福总统当时很想让美国最先参战，但当时的民意调查泼了他一头冷水，只有5％的美国人认为可以先发制人。但罗斯福并不死心。1937年10月，他在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演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每当一场荼毒人类健康的瘟疫刚刚开始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应当对病人进行隔离，以保护其他人的健康，防止疾病继续扩散??我们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不过，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不受战争的灾难性影响和免于战争危险。我们正采取使我们卷入的危险减至最低限度的一些措施，但在一个信任和安全已遭破坏的世界里，我们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他的这次演讲在美国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保守分子当即抓住了这一把柄，想把他推进万劫不复之境地。罗斯福开始还做辩解，他认为对英国的援助是必要的。但反对力量越来越强大，国会中的那些议员们甚至不惜以对罗斯福进行激烈的弹劾为要挟手段，罗斯福最后只好屈服。他在公开演讲时这样谈到：“不管海外诸大陆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仍将而且必须不被卷入，从而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很久以前的开国元勋们所祈愿我们的。”但是，一面是公开的演讲，一面却是暗地里他对胡佛下的命令，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尽快搜集那些反对他通过《租借法案》援助英国人的代表人物的把柄。

亲密接触的罗斯福（3）
胡佛按命令执行。他最先注意到的人就是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墨菲。此人不可能不被注意到，因为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个小提琴匣子。
胡佛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他告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那个箱子肯定有什么鬼怪。在跟踪了几天后，探员们找到了机会。墨菲法官在华盛顿卡尔顿酒店参加午餐会，在上洗手间时把匣子放在了门厅。负责监视任务的特工立即抓紧时间完成了开匣检查，原来里面放的只是一只网球拍而已。
墨菲法官在得知这件事后既怒又惊，他对人说，现在的政府里，仿佛有只看不见的眼睛始终在盯着被总统认为不友好的人。罗斯福的那些不友好的同僚们因为胡佛局长站在罗斯福总统一边而收敛了许多。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无论是罗斯福还是胡佛，都不可能预料到联邦调查局正在慢慢地飞跃。而为联邦调查局保驾护行的正是与胡佛面和心不和互相利用互相扶持的罗斯福总统。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三年内，罗斯福总统始终抱着把美国卷入战争旋涡的想法。在1940年的五月，他再次与胡佛密谈，并交给胡佛一个特别的任务，他命令胡佛对“那些被怀疑为从事颠覆美国活动者，包括涉嫌进行间谍活动者”使用的公用和私人电话进行窃听。
此时，美国并没有卷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任是谁都没有精力再在美国本土上插上一手。罗斯福的疑心和这道命令显然有些危言耸听。况且，窃听电话和电子窃听在20世纪以后的美国政治辩论中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
在1928年，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审理涉及电话窃听的案件，认可了政府官员窃听电话与宪法并不冲突，按照法院的解释，因为“警察并没有闯入被告的办公室进行搜查”；但在1934年，国会议员们否定了电话窃听。直到1940年，窃听都被美国法律所排斥。而如今，罗斯福却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解禁，为联邦调查局特工进行电子窃听和侦察提供了法律依据。表面上看，窃听他人信息可以使案件迅速得到破解，从而为严肃法纪、惩办公职人员的腐化、渎职和滥用权力提供条件。但窃听的弊端也可以想见，窃听者本人是不是君子，或者说，如何防止联邦调查局特工们滥用这一特权，进而侵犯宪法赋予公民（包括公职人员和政府高级官员）的隐私权等自由的权利呢？
在会议上，很多人都提出反对，认为罗斯福践踏宪法。这种反对声浪自然相当高，以至于胡佛都看出了倾向。他表面上反对窃听，并且在国会作证时保证，一旦发现联邦调查局特工有涉嫌窃听电话的行为，将对此人严惩。他同时还拿出了在1928年出台的联邦调查局守则，守则上有明文规定，窃听电话是“不当的、非法的、不道德的行为”。但罗斯福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给了联邦调查局窃听他人的特权。一向标榜窃听是不道德的胡佛也尽心做起这样的事情来。由于有罗斯福总统的撑腰，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只能持保留态度，听任胡佛胡作非为。胡佛当然可以立下大功。在窃听风暴来临不久，35岁的“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负责人哈里·布里基斯就被逮捕——联邦调查局特工们窃听到了他与别人的电话，特工们认为他是共产党，并且是一个试图威胁美国安全的共产党。
就在此事发生后的几个月，一名记者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了联邦调查局正在窃听的某个人的地址，他潜入这个人的家中，并在此人的电话里找到了窃听器。于是，此人立即报警。警察来到后，隔壁房间突然冲出两个人，如同鬼一样逃跑了。人们在地上发现了“特工比尔·杨”字样的复写纸。
窃听这样的丑事陆续发生，见诸报端，矛头直指联邦调查局。新上任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彼得在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质询时无法解答对方的质问，只好拉上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一起到白宫听取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据说，罗斯福静静地听完了二人的话后，突然笑了起来，对胡佛说道：“埃德加，这是你们第一次被人抓住把柄吧！”
胡佛很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而弗朗西斯·彼得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倘若没有罗斯福的默许甚至纵容，胡佛怎么敢掀起窃听风暴，倘若罗斯福不是默许了这样的事情，他怎么会与胡佛心有灵犀？
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罗斯福总统为什么会对胡佛青睐有加。人们只是知道，罗斯福虽然允许窃听，但却没有让胡佛如此胡来。多年以后，才有人知道，罗斯福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罗斯福的苦衷（1）
的确，罗斯福是利用联邦调查局对政敌进行秘密侦察从而取得了很多成效，但这并不是罗斯福把胡佛抬得高高，并还呵护他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胡佛掌握了他的一些秘密，并且暗示过他。恐怕也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有着互相利用、互相顾忌、“相生相克”的关系。
胡佛所掌握的这些秘密中最具价值，或者说对罗斯福最具威胁性的有两条。这两条属于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第一条就是罗斯福本人。罗斯福早在1917年任助理海军部长时就与他妻子的一位社交秘书露西·默赛尔有了奸情。这件事在当时人所共知。当时的海军当局还以特别命令方式于1917年10月解除了这位女子的工作，但罗斯福并没有把此人忘记，事实上，直到他因脑溢血在温泉去世时，陪在他身边的不是他的老婆，而就是这个露西。
到了1940年，人们已经渐渐忘却了这件事。但胡佛没有，他不但没有忘却，而且还特意派出人员对罗斯福与这个女人的来往过程进行调查，情报被他锁在了最幽暗的保险柜中。由此成为胡佛进行政治讹诈的一个武器。
但事实上，这件事虽然被罗斯福所顾忌，却不能成为胡佛要挟他的杀手锏。胡佛真正要挟罗斯福总统的是罗斯福总统的妻子，就是第一夫人的丑闻。
胡佛似乎天生对这位第一夫人埃莉诺就没有好感，他一直认为，这位夫人太过于活跃，已经越出了作为妇女的界限。事实上，埃莉诺的确是个活跃分子。她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扮演了一个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罗斯福决策、坦率而公开的政治活动家的角色。可以说，埃莉诺是罗斯福总统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最优秀的帮手。胡佛在私下场合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埃莉诺这个“老猫头鹰”的鄙夷不屑和极度厌恶之情。胡佛非常反感埃莉诺的女权主义思想，反感她对黑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反感她与共产党和“过激分子”的接触。他甚至还出人意料地把罗斯福所采取的许多“新政”措施也归咎于第一夫人。
但厌恶归厌恶，胡佛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来左右第一夫人在罗斯福总统心目中的地位。于是，他想到了另一招数，那就是通过窃听，想知道这位第一夫人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胡佛对第一夫人的窃听初衷很可能是想了解这位夫人与共产党的关系。但窃听之后，他发现，这位夫人是个没有妇女道德的女人。根据胡佛保留的档案记载，他断定与这位夫人有过肉体关系的有很多人，包括她的私人保镖米勒和采访过白宫的美联社记者希柯克，还有她的黑人司机、她的医生、一位美军上校和全国海员工会的两个领导人。在胡佛的情报看来，这位夫人简直就是个性饥渴。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相信，所以胡佛又拿出了证据。那是一份电话监听。录音里，海员工会的两个领导人相互打趣说，要培养同“第一夫人”的感情，以便接近总统。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记录了其中一人的一句话：“他妈的，我已经做够了牺牲，下一次该你去为这个老骚货服务了！”
这份情报是否属实并不重要，胡佛在得到这份情报后，立即就含蓄地把这两个人的许多材料呈递给罗斯福总统，但把他们同“第一夫人”的性关系的材料收藏起来。因为他知道，只要罗斯福总统下令调查这二人，就必能牵扯出他的老婆。

罗斯福的苦衷（2）
被胡佛讨厌的人大都很难快乐地生活下去，埃莉诺自然也不例外。胡佛在得到那份电话录音后，兴趣大增，他亲自部署特工人员加紧对埃莉诺的电子窃听和昼夜秘密监视。努力并没有白费，最终让他制造出了“拉希风波”。
拉希是“美国青年大会”的领导人，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曾在苏联居住过，后来参加了在西班牙打击德意侵略的“国际纵队”。回到美国后，他成了一名激进的学生领袖，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可由于很激进，还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特工们的秘密监视。1939年，众议院召开“非美活动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遇到了埃莉诺，此后，二人往来密切。胡佛认为自己找到了黄金，他做出指示，让联邦调查局特工溜进拉希所在的“美国青年大会”纽约总部，把埃莉诺与他的私人通信拍照。同年，拉希申请加入海军参战，但胡佛从中阻挠，这使得“第一夫人”非常生气，她给当时的司法部长写了一封信，内称：“不知您可否向联邦调查局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而调查拉希？”彼得只好询问胡佛，胡佛一问三不知，最后，他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个叫“拉希”的人。
不过，后来在埃莉诺和司法部长的帮助下，拉希终于获准加入了美国陆军。拉希在办理入伍手续后的两周，又是与埃莉诺一起度过的，而且与好友们一起举办的告别晚会，也是由埃莉诺付钱。这一切全在胡佛的眼界之内。
胡佛希望陆军情报部门给予拉希“特别关注”，当然，他给出的理由是拉希是个激进分子，绝口不提他与第一夫人的关系。果然，真就调查出了问题。根据1943年特工人员乔治·伯顿的一份报告说，陆军反间谍团监视了拉希同罗斯福夫人在芝加哥布莱克斯通饭店的会晤。他们给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罗斯福夫人与拉希*的全过程被录了下来。
这对罗斯福，甚至是美国上层来讲，都是一个大灾难。罗斯福把自己的夫人叫到会议室与她当面对质，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30多年后，拉希弄到了联邦调查局和军方的档案，他看了这样的证据后立即否认此事。在他写的*中，他谈到了自己和罗斯福夫人的亲密而纯洁的友谊，并对上述说法表示愤怒。拉希的遗孀特鲁德更是对丈夫的清白深信不疑。她在1992年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罗斯福夫人和拉希在任何时候有过不正当关系。至于所谓的录音带，那可能是：拉希从部队基地回到饭店时太累了，罗斯福夫人可能说，‘躺在我床上，休息一会儿吧。’她可能坐在他旁边，轻轻拍打着他的额头。她是非常有感情的人，但是，*之说则是荒谬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所谓的性关系，而是因为对他的夫人搞窃听。”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自说自话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怀疑是胡佛故意把拉希同其未婚妻特鲁德的*录音同拉希跟罗斯福夫人会见的录音做了处理和混淆。
但“第一夫人”的生活作风的确有问题是确凿无疑的，否则罗斯福总统不会那样纵容胡佛，会对胡佛礼让三分。
罗斯福总统把联邦调查局推向了光明与权力之地，却把自己埋了进去。他是第一个被联邦调查局要挟的总统，但却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杜鲁门时代：并不完美
对联邦调查局而言，1945年4月12日应该不是一个好日子，这一天，在任的总统罗斯福于佐治亚州的温泉镇与世长辞。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成为总统。胡佛局长在一段时间内对联邦调查局的前途过于忧虑，在他看来，罗斯福总统是把联邦调查局提升到一个层次的人，并且始终在为联邦调查局的事业而尽心尽力。但杜鲁门却和罗斯福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
在很多人眼中，杜鲁门的相貌与他的才干成反比，他的身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他的经历与才干却让他的相貌不被人注意。杜鲁门出身低微，曾当过银行职员、农场主、炮兵上尉、杂货商、县督学、参议员。在他刚到华盛顿时，曾是一个敏于事而讷于言的人。在他主持参议院战争调查委员会时，他既为国家节省了15亿美元，又获得了秉公办事的好名声，为自己积累了足够的威信，从而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信任，成为罗斯福1944年大选时选择的伙伴。
在刚继任总统后，杜鲁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陆军部长史汀生就原子弹研制工作所作的报告，然后是参加波茨坦会议、参与联合国组建、完成二次大战胜利庆典活动，似乎是迫不及待的，他把精力转移到了联邦调查局上来。
欧洲战事刚刚结束的第四天，1945年5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正在向这个方向蜕变。他们的职责本应是对付犯罪分子，但现在他们热衷的却是搜集名人丑闻并以此为把柄进行讹诈。他们对地方执法官员的藐视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我们需要的是合作。”
他不但这样说，而且还这样做了。他把消息故意传播开去，以获得支持者。他的这段见解对联邦调查局而言无疑是一个定时炸弹，虽然暂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任何人都知道，事情迟早会发生。事实上，杜鲁门的见解有些过于偏激。当时的联邦调查局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不至于如他所说的已经彻底沦为法西斯特务组织。仅以局长胡佛而言，时人就送了他司法界“罗伯斯庇尔”的雅号。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们也深为自己是这个局里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但总统的见解没有对与错，只有是与非。局长胡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现在想的已经不是如何扩大权力，而是如何求得生存了。
但生存有时候却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杜鲁门总统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明白地提到联邦调查局，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这样的机构实在是对*的一种挑衅。而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上层是不允许这样的挑衅的。胡佛决定还是先从杜鲁门身上找到突破口，因为只有杜鲁门才是让他们生存的唯一的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胡佛终于在联邦调查局里找到了一位与杜鲁门相熟的人，此人是杜鲁门的密苏里州同乡、幼时玩伴的儿子马里恩·齐恩斯，齐恩斯小的时候曾见过杜鲁门。胡佛希望马里恩·齐恩斯能以后辈的身份去见杜鲁门，说明联邦调查局对总统的一片忠心。联络官马里恩·齐恩斯只好从命，因为他必须要在联邦调查局里继续供职，所以，他找了个机会，到白宫去拜访这个当年父亲的好友，现在的总统。在谈话中，他把胡佛的意思转达给杜鲁门，他说：“胡佛先生希望让您知道，他和联邦调查局完全听从您的支配，随时听从您的召唤。”
杜鲁门当时微微一笑，他刚上任，暂时还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到底有多大本事，或者说，他认为即使联邦调查局有这个忠心，但能否将这个忠心转化成成果，却是个未知数。罗斯福总统在位时从来没有对他讲过，联邦调查局在对付他的政敌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他在一笑后，又是冷哼：“如果我真的需要联邦调查局做什么的话，我自会通过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的。”
马里恩·齐恩斯将杜鲁门的这句很不友好的话转达给胡佛后，胡佛局长恼怒不已，无疑，在他看来，杜鲁门总统还是不明白联邦调查局是美国总统的一个秘密武器。而现在，杜鲁门居然把武器束之高阁，或者说，他根本就认为联邦调查局只是司法部下面的一个普通部门而已。胡佛必须要有所行动，才能让杜鲁门回心转意。在他的谋划下，一份份关于罗斯福时代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档案送到了杜鲁门的办公桌前。当他看完了从罗斯福阵营中游离出来的投机政客汤姆·科科伦的电话窃听材料时，他还很“正气”地批评道：“这是干什么嘛！不要再这样搞了。告诉胡佛，我可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可当他耐心看完这份材料后，居然浑身冒汗，他认识到，罗斯福之所以能在总统任上闲庭信步地击败每个政敌，联邦调查局功不可没。这让处在当时形势下的杜鲁门立即对联邦调查局有了新的认识。

杜鲁门的心思（1）
杜鲁门并非是通过激烈的竞选而登上的总统位，他是从副总统之职填补空缺而担任的总统，所以，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权力基础很薄弱，有多少人在暗中反对他，或是有多少人在暗中密谋想把他推下来，他根本不知道，但这些事情的确有。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武器，来对这些异己者进行必要的了解。那么，现在看来，联邦调查局无疑是一个非常顺手的武器。杜鲁门向联邦调查局招手，胡佛总统大为欣喜。杜鲁门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对一些目标人物进行监听，这样，联邦调查局表面上再次受到了总统的重视。联邦调查局自然不遗余力，除了电话窃听之外，联邦调查局还向杜鲁门送去大量的政治情报，比如说哪家报纸准备对有关政策提出批评，哪些官员涉嫌政治和生活丑闻等等。虽然，联邦调查局尽心尽力，但胡佛还是有些不快。原因就是，杜鲁门始终避免着与他发生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司法部长来进行，这与罗斯福时代胡佛甚至可以左右他名义上的上司司法部长的人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还不是胡佛局长最痛恨的，最使他痛恨的就是，杜鲁门居然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央情报局。杜鲁门成立中央情报局的初衷是，在他上台后，发现情报机构杂乱无章，送到他桌子上的的情报有的居然互相矛盾，他经过与军方协商，决定建立一个能使陆海军都能接受又不超出总统控制的情报机构计划，即建立一个使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均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央情报机构。但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其实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政府高层经过了一年多的激烈争吵，才在1947年1月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得以建立。中央情报局不同于内阁下设的专业局的联邦调查局，它是总统直属机构，它既不归军方领导，也不属于国务院，而是对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防动员署署长等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蛋糕被分割，联邦调查局仅负责反情报和国内安全工作，而国外情报则全部由中央情报局独揽。虽然中央情报局不像联邦调查局那样拥有发出传票和实施逮捕的权力，可它作为一支隐形力量，并且与最高层亲密接触，所以，其特殊的权力往往让联邦调查局望洋兴叹。
几年前，胡佛局长的联邦调查局还掌握着美国对外活动。而现在，中央情报局却让他的梦想彻底破灭。在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于拉丁美洲取得的地盘，也必须要拱手送给中央情报局。尽管联邦调查局在伦敦、巴黎、罗马、墨西哥、渥太华等地的联络站仍然保留，但也仅限于联络，而不能执行任务了。胡佛局长对中央情报局的诞生异常恼火，但又无计可施。他不能把怨气撒到杜鲁门的头上，因为联邦调查局之所以还存在，也有杜鲁门的一份功劳。胡佛只好消极抵抗，在向中央情报局移交海外情报活动档案时，他烧掉了一些重要材料，而且拒绝向中央情报局讲述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情报手段。
由此我们倒可以看出，联邦调查局在杜鲁门时代并不快乐。它的首脑不但不能与总统直接接触，他在美国之外的情报战果还被瓜分。但是，这并不能说，杜鲁门时代的联邦调查局已经不被人所重视了。还有很多人重视它，杜鲁门总统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与势力决定了他必须需要联邦调查局。

杜鲁门的心思（2）
前面我们谈到过，杜鲁门的外表并不被人看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动荡时期，尽管这位“猥琐”的总统能够领导和控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但美国精英分子都认为，杜鲁门从骨子里而言，始终是个农民。他的一个很幽默的政敌这样说道：“他当总统，却把宾夕法尼亚大街变成了‘大街’（指美国作家新克莱·刘易斯1920年所写小说《大街》，讽刺了一些出身于小城镇的实利主义者）。”甚至他的一个好朋友也对他有所讥笑：“对他而言，当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他真正的抱负应当是密苏里州州长。”这简直可以看成是人身攻击了，跟骂街没有什么两样。杜鲁门为这种讽刺曾经大发雷霆，但他的愤怒与叫骂仍然不能阻挡他的政敌们对他的讽刺。
他必须要打破别人对他的成见，于是，他必须要做出一点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判断能力，证明自己即使不是自命不凡，却也并非懦弱无能。或者说，他必须要转移国人的视线，以掩盖被那些人讽刺的事实。他走的一条路和当年罗斯福所不同，罗斯福通过新政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杜鲁门则通过对外的打击，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不凡。他先是把罗斯福总统留给他的幕僚通通赶出白宫，这些人都是治国精英，贝尔纳斯、*，还有骄横自负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然后在远东、欧洲，他开始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开战。
二战时期，美国与苏联是反法西斯同盟，到杜鲁门时代，这种关系彻底被打破。共产党在美国成了过街老鼠，共产党及所属的工会最先成为受攻击的对象，共产党人和一些工会活动遭到排挤和诽谤。共产党虽然进行反击，但成效不大。这个时候，杜鲁门总统必须要使用联邦调查局了。
胡佛局长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1946年10月，他在“美国军团”代表大会上给出了他对杜鲁门总统这一计划的好评。他认为，共产党人已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国家面临着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这些人正在千方百计地竭力破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共产党人当然不会只倾听，他们在自己的报纸《工人日报》上作出了反击：“胡佛追随纳粹党人的榜样来反对共产党。他企图把一切支持进步思想的人、一切和平与*人士都扣上‘共产党代理人’的帽子。”
《工人日报》说得没有错，胡佛局长在这个时候的确是想把小事夸大。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证明联邦调查局的存在。但这种没事找事的行为居然受到了美国国会的一致好评。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胡佛局长更加疯狂，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呼唤到国会，然后由国会对他们进行询问，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则对这些人都设立了个人档案，其中不乏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制造出来的“黑材料”。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51年3月30日的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透露，每万个美国人中便安置有一名编制内的告密者，当然，还有大批特工未在此计算内。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又颁布了审查国家公职人员“忠诚”的第9835号行政令，他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对250万以上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专门的政治可靠性审查，以把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从中筛选出去。为此，国会专门拨出了1800万美元的经费。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据”表明，至1947年底，已有数百个社会*团体被列入“黑名单”，这些社会*团体包括“争取公民权利大会”、“美苏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保卫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全国委员会”、“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美国争取希腊*化联合委员会”、“全国争取宪法自由联合会”等。在联邦调查局的打击下，美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946年的7万人剧降为1948年的4万人。
虽然联邦调查局出了这么大的力，但杜鲁门在总统位上时，联邦调查局始终没有恢复到罗斯福总统时代的权威。联邦调查局在杜鲁门时代彻头彻尾地沦落成了总统的一个工具。胡佛局长在杜鲁门时代可能是最郁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