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虎咬猪:揭秘中国古代科举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揭秘中国古代科举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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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状元和科举取士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殿试产生。殿试是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被录取的士子分为三甲，一甲的第一名称之为状元。殿试理论上由皇帝在殿廷亲自主持，一般认为起自唐武则天时期(690年)，到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亲试制举，殿试开始成为相对稳定的制度，明清是它的完备期，清末随科举制度一起被废除。

状元在殿试之中的答卷称为状元殿试卷。这些答卷内容博大精深，包罗宏富，对儒家修、齐、治、平之学的讲究，是它的主旋律。其文虽属立马造桥之作，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对历史兴衰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君主的殷殷期望与诤谏，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无情揭露，在国运维艰之际治国安邦的良策……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满腔豪情，也体现了状元们超群的才智、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人格。读其文，可想见其为人，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状元殿试卷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凝结着政治智慧与爱国爱民思想的历史教科书。

但是，一百多年以来，人们对状元殿试卷的价值认识还很不够，而且有很深的误解。比如现存青州博物馆的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试卷，大家都以国宝视之，但我们在网上搜索时却发现，人们在谈到它时，几乎一律都把它看作是八股文，其中竟有教授、博导，真是令人大跌眼镜。由此可见，沉冤者何止科举制度，又何止八股文，更可冤者状元殿试卷是也！因此，我们下面将以上海教育出版社新版《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为文本，讨论状元殿试卷的价值。

一 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社会政治之作用

1．对政治环境之反映

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太祖粗定天下，约誓有三，其中一条即“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所以两宋士大夫虽多有贬谪，但是没有被杀的。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士大夫们动辄向皇帝上万言书，反映在状元的对策上，也多是洋洋上万言，痛斥时弊，少有忌讳。

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金军灭亡北宋之后，再次大举南下，跨过淮河，饮马长江。全赖抗金将士的英勇奋战，金军暂被击退，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建炎二年(1128年)戊申科考，考生胡铨指责高宗的策问“听于天而不听于民”，文辞激越，剀切直陈，又说“臣而不言，是负陛下；使臣言不从，是陛下负臣”，最后也不用“昧死”等词，便以“臣谨对”结束了对策。这种把矛头直指当朝皇帝的，在殿试卷并不多见。而高宗不仅不恼怒，反视为奇文，欲擢胡为状元。

这种对士大夫的极端宽容的态度，同样表现在状元殿试卷的策问中。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壬子科的策问，高宗便直言不讳：“屈己以和戎，而强敌内侵；招诱以弭盗，而盗贼犹炽。以食为急，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以兵为重，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吏员猥并，而失职之士尚众；田莱多荒，而复业之农尚寡。”这种如此深刻反醒自己的策问，在后来的殿试卷中，是很少见的。

明清两代的状元殿试卷，决不臧否本朝人物，而宋代却可以，这也是宋代政治环境宽松的表现之一。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王十朋在卷中是非王安石、司马光之长短，所论人物又兼及寇准、王曾、李迪、韩琦等名流，甚至仁宗皇帝。正是宋代皇帝多能谨守祖训，宽待士大夫，才能出现那么精彩的策文，才能出现那么多的忠直之士，才能使宋帝国又绵延150年之久。

2．对政治状况的反映

对现实政治揭露最多的当数宋代。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科状元王十朋的对策，对现实政治的揭露最为深刻：“自权臣以身障天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民，其浊如泥。”如此等等，都与《宋史·秦桧传》中所描述的权臣秦桧为相时期的社会现实相印证。

南宋末年，政治更加黑暗，状元文天祥的对策，用语就极为沉痛，他质问理宗：“陛下以为今之民生如何？”接着描绘当时的黑暗现实：“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最后大声疾呼：“呜呼！东南民力竭矣。”从皇帝公卿到官僚徒吏的骄奢贪暴，暴露无疑。

明清之际，又是一个政治巨变时期。明代末年，满洲铁骑虎视关外，农民义军风涌海内，而崇祯皇帝在崇祯四年(1631年)到崇祯十年(1637年)四次科考中，连续三次殿试策问“安攘”问题，也足见当时形势之万分危急，无奈只是落日黄昏、大势已定。清军刚刚人关，圈地剃发，汉人反抗剧烈。清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的策问，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满汉关系。状元傅以渐也无所隐讳，其称：“在汉固当遵满之廉洁，重其所以律己；在满亦当通汉之委绪，详其所以课人；在汉固当敦满之嵩朴，建真实之业于上；在满亦当辩汉之典则，判是非之介于心。”认为汉人固然应当学习满人的淳朴，满人也应该学习汉人的典则，只要政治清明，自能融合满汉，形成“早成混一，克垂永久”的政治局面。而策问也显示了一代新兴王朝礼贤下士、积极进取的精神。

3．对政治事件的反映

唐光宅二年(685年)乙酉科策士，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此前一年，新寡的武则天先是废掉了中宗李显，立幼子李旦为帝，但不到几个月，李旦又被废，武氏自掌大权。当年策士便是她执政后第一次策问，其中“三微递代”，“五运因循”，明王“革命”，自然为将要实施的以周代唐的计划寻找历史依据，但状元吴师道等人并没有重点论证“五德与三微递变”的合理性。因此，武则天评论此卷“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祗一人。意欲广收其才，通三者并许及第。”武氏虽有“革命”之心，但五年后才以周代唐，自立为皇帝，和这次殿试是不无关系的，因为状元及进士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他们代表了知识阶层，而且当时能够参加殿试的士人背后都有大官僚、权贵等重要政治势力的支持，他们的观点自然基本上相同，这更是武则天所顾虑的。

二　状元殿试卷对社会经济的反映

1．对社会状况的反映

准状元胡铨对南宋初年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生活进行了深刻揭露：“比年以来，丑虏横行，干戈烂漫不息，未尝一年间不战，生民日委顿，四夷日炽肆，天下不知有生之乐”，“士卒死边野之外，妇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妇弱子抱负轊车，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自然灾害也是十分严重，“两河淮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的现实，胡铨已忍无可忍，他质问高宗皇帝：“呜呼！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此何圣人之用心也？”

南宋初年的沉重赋税，也为张九成所揭露：“阳羡、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敛之名，种类闳大，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之外，苗头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日大姓；大姓竭矣，又日湮实；湮实虚矣，又日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赋税名称多如牛毛，而造成的结果又是“前日桑麻沃润，鸡犬相闻，今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苍烟白露，弥望满野”。史载，南宋除“两税制”外，新增的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报账钱”、“和预买”、“科配”等等，不一而足，比北宋重好几倍，南宋国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在绍兴末年，全国总收入就接近一亿贯，而北宋最高额才六千多万，张九成言之不虚，南宋的赋税之重的确是惊人的。

状元姚勉描述了南宋末年江南水灾状况：“有如去岁，叠见重灾，九郡生灵，为鱼鳖之墟，众大民居，为灰烬之地，不加赈恤，民命谓何！”据《浙江灾异简志》载：“(淳祐十二年>六月，建宁府、严、衢、婺、信、台、处、南剑州、邵武军大水，冒城郭，漂室庐，死者万数。”两相印证，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应当指出的是，天灾是和当时腐朽的政治相联系的，因此，与其说南宋灭亡于蒙古人的铁骑，毋宁说是亡于自己的政治腐败。

2．治水工程在状元卷上的反映

明末清初，黄河大堤年久失修，水患异常严重。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五十五年(1662-1716年)决口45次，灾难之重，尤倍于前代。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黄、淮二水的强大压力而决口30余处，运河大堤崩塌，淮扬地区几个县被水淹没，致使运道不通，漕运受阻。漕运又是清政府的生命线，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漕船，从江南地区运载四百万石漕粮到京师，这样一来，官俸、兵饷以及居民生活等受到重大影响。据说康熙皇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亲自书写挂在宫中的柱子上。殿试策问有关治河的，也在康熙时期最多，共有5次，其中，第一次在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年)，后四次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之间，四次连考同一问题，实为罕见。状元们在策中也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如戴有祺一提出“有治人无治法”，“重其事权，专其职业，听其便宜，无俾有掣肘之虞，久其委任，弗循乎迁转之．格”，李蟠指出应“兼治上流而引之淮”；汪绎认为“今日河工之患，不在河而在淮，不在河之害于北，而在淮之害于南”，指斥某些治河官员“幸其工之不成，而旷日羁时，因之以一利。于是河堤之溃决日报，运道之梗塞日滋”。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黄河水患的严重情形，也可察见精英阶层对于治水方法等问题的见解。

三 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科举制度也有重要作用

殿试是科举制度这座金字塔的塔顶。因为所有的读书人，从一开始就有进士、状元这样一个目标，而且可以一级一级的实现，所以殿试考试的内容必然对所有的读书人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单是和八股文相联系，在它的最高层次还和状元卷相联系。前者主要侧重于考生的基本的国学知识，而后者则侧重于考生对现实的了解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举制度最终究竟能够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殿试以及殿试卷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

1．科举制度选拔的是高层次的通才

自从宋代以来，策论所涉及的泛围很广，包括帝王之学、治世之道、天道人极、礼乐弄政、古今治道、当世急务、经学、史学、刑罚、吏治、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而事实上，殿试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如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状元曾棨，在其试卷中对宇宙结构，天体运行，论述十分细密，运用了大量的精确的数字：“历法周天三百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于地，一昼夜，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如此等等。这种有关自然科学的策问和对策，在历代之状元卷中实属罕见。不仅如此，他同样运用了大量的精确数字对古代的音律作了论述。对于这种临时给定的题目，如果平时没有积累渊博的知识，恐怕是难以作答的。

2．对状元性格的考察

敢于批评时政的状元，大多为人刚直，做官也清廉，如王十朋、文天祥等。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果然如王所言，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从容就义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诗句。而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却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之人，在状元卷中，他对于行“仁政”的问题，半句不及现实，只是空泛的议论“贤才”，“礼乐”，“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如此云云。针对第二问之“恶人”(实指朱棣)，胡则引经据典，大加鞭挞，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他与解缙联姻，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

3．状元对科举制度的评论

状元卷揭露当时的科考现状，如宋代状元姚勉就指出“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并认为科举取士受世风的影响很大，宋不及唐，“唐之世虽日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日公，而实用私情”。

关于科举考试，清代的王以衔曾纵论明代科举之文的得失，认为“嘉靖以前讲理法，隆庆之时讲机法，天启以后讲议论。夫机法议论之文盛，恐纤巧肆恣之敝生。而尚理法之文，又恐貌似王、唐，为空疏枯寂者所藉口。要而论之，质与文不同偏废，苟立言得圣贤之本意，揭经史之精华，则其人亦归于正，而不愧为经术之士”，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研究科举所借鉴。

4．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

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从其对考生军事知识的重视程度，可以得到某些答案。例如，清代庞大的帝国版图是以其八旗铁骑开拓的，因而有清一代，对于武备格外重视。据现有策论和对策完整的殿试卷资料显示，在110多次科举考试中，策问有关军事的近30次，约占1/4，如此大的比例，为历代仅见。考生的答问也比较有深度，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其时正值太平天国初起，状元孙如馑在对策中不仅提出“以顺讨逆，以仁诛暴，以众击寡，金陵之地四面受敌之地”，“扼其咽喉，拊其肩背，绝其饷道，断其救援，散其党与，遏其奔窜”原则，还规划了具体的设防“防江则瓜步其要也。防河则滁凤其要也。防淮则维扬其要也。防海则圌山关、鹅鼻嘴其要也”，对于军事地理确有识见。晚清时期能够出现曾国藩那样一批“书生带兵”的人物，绝非偶然，从殿试卷可以看出，这是和殿试密切相关的。可见那一时代的进士，深通文武之道，并不是十分纯粹的文官。

四 状元殿试卷和文学的关系

状元殿试卷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反映了各时期不同的文学思潮与风貌。虽然状元是经过长久与严格的八股文训练，但是这种训练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相反，八股文严密的“起承转合”逻辑议论，工整对仗、引经据典谙熟的要求等等，对其修辞之培养与思维之训练都是极有效果的。更何况在八股文出现之前，所考的是诗赋，诗赋和文学的联系更为紧密，词采华美，气势雄浑，更容易出现高水平的文学作品。

1．状元卷本身的文学价值

试诗是唐代殿试的特色。唐承魏晋之风，又兼国力强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状元崔曙的答卷“夜来双月合，曙后一星孤”一联，是唐诗中的名句。贞元十二年(796年)丙子科，李程“静看迟日上，闲爱野云平。风慢游丝转，天开远水明”句，亦属清新自然。

赋在唐宋代虽已过其鼎盛时期，但状元殿试卷的赋却也不乏佳句名作，如唐开元二年(714年)甲寅科，李昂《旗赋》“遐国华之容卫，谅兹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灭霜空。乍逶迤而挂雾，忽摇曳以张风。徘徊惊鸟，飞天断鸿”气势雄迈，发语不凡。宋代赋的成就有甚于唐代，比如，连中“三元”的王曾的《有物混成赋》，堪称中国古代赋中的名篇，脍炙人口，时称奇才。其中“明君体之而成化，则所谓无为而有为；君子执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可称警句。而状元许安世《公生明赋》中的名句“依违牵制者既已去矣，则明白洞达者乃其自然”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刊之语。

策论是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清代古文大家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收录了董仲舒、苏轼、苏辙等人的《贤良三策》、《苏子瞻对制科策》等20篇策‘论。状元殿试的策论，因为时间限制等等原因，多数情况不能和前者相比。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中也不乏佳作。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实行，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广博宏大。

宋代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理学勃兴，思想界绚烂多彩。文学也是鼎盛一时，宋词自是光耀千古，无与比肩。古文运动，又将中国古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加之唐以来重视文学之流风泽被，使得宋代的许多策论不仅能够针对现实，而且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历来评价策论的，都以张九成为代表，其对策行文滔滔，一泻千里，忠肝义胆，慷慨激越，其策中最受推崇的名句“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文字极为华美绮丽。其文既出，一时间众人争相传颂。张九成在策中对伪齐的刘豫也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区区一刘豫，欲收中国之心，呜呼愚哉！中国之心，岂易收乎？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用语犀利，文笔精彩，据说刘豫后来读到这篇策论，恼羞成怒，立即拔剑付于刺客，欲置张九成于死地。

总体而言，唐宋状元殿试卷的文学价值较高。但是明清两朝的殿试卷在文学方面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显示了另外的风格。明代试卷的文风一般都很朴实，行文很散，带有语录体的某些特色。清代的试卷则明显受《尚书》诰体的影响，文辞古奥，语言力求客观，在历代文学中应是别具一格。

2．和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殿试题型有一个从策问到诗赋，再由诗赋转回策问的变化过程，文体也有一个由骈文到律赋、律诗，再到散文的变化过程。唐代早期考试多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令应试贡士回答，策题、答案多用对偶较为工整的骈体文。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省试文体也改策问为诗赋。赋题多取古事，并规定韵脚(通常为八字)，对声韵格律提出严格要求；诗题多为古人诗句或成语，也极讲究韵律，或五言六韵，七言八韵，这种诗赋通称律诗、律赋。格律的限制决定了诗赋之作不能有很长的篇幅，为了用很少的文字讲清陈年旧事，应试的贡士就不得不大量用典。因此，典故连篇也就成了中唐以后试卷的特点。

诗赋虽然琅琅易读，但典故太多则令人费解，而且所讲多是与现实无关紧要之事，于时政无补。因此，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后，废诗、赋、论三题，诗赋之题就被永远排除于殿试之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重视现实的时务策论。时务策因时而发，因事而论，随意性很大，而讲究四六对偶的骈文必然会束缚这种随意性的发挥，于是散文也就取代骈文成为殿试卷的主要文体。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时代取士虽用八股文，僵直死硬，但殿试则不为其所囿，仍用散文，可以挥洒。

诗的浪漫，赋的华美，策的雄浑都是时代风貌的展示，其中所表现的中国古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而或忧国忧民、达人济世，而或才气横溢、议论风发，而或学富五车、下笔万言，而或抨击时弊、无所顾忌，这种深厚的儒者精神，或许是我们后人更值得研究和学习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五　状元殿试卷对各个时代学术的反映

知识分子和学术思潮的关系之紧密是不言而喻的。而状元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师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都可能造成状元学术思想的不同。在统治者方面，对于学术也是相当重视的，明清两代，有关“经学”、“典学”的策问很多。尤其在学术思想丕变之时，状元卷反映学术思潮的情况就更明显。以下我们就明清两朝的状元卷和理学、考据学及其间的学术思想的变革等方面做简单的论述。

1．对程朱理学和王学的反映

策问是观察统治者思想的重要窗口。策问三代治道，是各代王朝所共有的，因为治道是整个皇权问题的核心。明代的策论，和宋代、清代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对治道问题表现了额外的关注。例如明英宗时期，八次殿试，几乎无一例外的涉及了三代的治道，其中大约提出了近二十个问题，治道占了一半以上。而考生的答题，较之宋代多缺乏独立的思想，较之清代又行文较长，因而内容显得空泛，“尧、舜、禹、汤”成为那一时代最常见的字眼，如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状元罗伦的文章，出现“尧、舜、禹、汤、文、武”不下20余次，“周子”、“程子”、“朱子”等人的名字与言论时著于篇，和宋代崇经已有很多不同，显示了深刻的程朱理学的痕迹。

阳明后学末流的“束书不读，但从事游谈”在学术思想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状元殿试卷上自然也有反映，从明万历二十六年至崇祯四年(1589-1631年)的10次科考之中，状元们在试卷中所提及的书目不足10种，尚不及清代胡长龄在自己一份殿试卷所提及书目的一半。学术空疏成为明亡的重要原因，不足为怪，试看崇祯七年(1634年)的殿试卷，对“流寇滋漫”、“东奴猖獗”现实毫不隐讳，可见寻求治国良策之急。状元刘理顺的以“君以实事课其臣”，“臣以实心效于君”为立论基础，强调“因职以察其能”为实事，“尽忠以致其身”为实心，然后由“风俗之败坏”，“纪纲之废失”，“兢兢焉求所以失人心维世道者”。其称：“夫人心之不能无偈玩也，非有以振肃之，则玩者日玩，究将有极重不可反之势。世道之不能无陵夷也，非有以维持之，则夷者日夷，敝且有大败不可支之象。振肃维持之术，舍纲纪其谁属哉？”凡此云云，“千载上下间，治乱兴衰，岂不以纪纲修坏，固握于精神之张驰哉！”最后以“夫人主一心耳，而伺而中之者且千百心。《书》所称成汤之圣也，有日不殖货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溷浊之财，而清白之气愈昏愈锢，遂溢于人政之间，而昏锢之弊愈蔓愈衍，风俗败而纪纲亦益以驰。独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财非人主之财？顾乃以之昏心哉！以皇上明圣，远迈成汤，而愚愿以不殖之说进。”对现实问题避而不谈，可谓不着边际，空洞无物。

面对万分危急的时局，不能提出一项具体措施，却高唱颂歌与忠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呜呼，明之不亡其待何！正为如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才怀着亡国之恨，对王学末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清代的学风开始转变，作为阳明心学的反动，乾嘉考据学应运而生。

2．对乾嘉考据学的反映

清代中叶，是乾嘉考据学大行于世的时代。乾嘉考据学的盛行，反映在殿试卷中考生对经史的重视程度上。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胡长龄的状元殿试卷中，单是所提到的书目就有《春秋传》《易》《书》《后汉书》《困学纪闻》《易举正》《容斋随笔》《毛诗》《旧唐书》《新唐书》《商书》《诗谱》《左传》《考工记》《隋书》《周书》《史记》《班马异同》《南史》《北史》《三国志》《汉书》《国史补》《学校贡举私议》《周礼》《御制评鉴阐要》等30余种，不仅书目甚多，而且范围亦甚广，有经有史，有正有野，古人著述，近人文章，融于一炉。

乾嘉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水政松弛等原因，据《清史稿》等有关资料显示，受灾州县每年平均达一百多个，道光朝水灾骤增，一跃为177个，治水又成了一大问题。在殿试中，关于治河的策问也多了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策论又有了不同于康熙时期的特点，如清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状元林绍棠，在殿试卷中对于京畿地区最重要的两条大河滹沱、漳河的源头、历史、长度、流势、支流、流经省县等情况，叙述得极为详尽，显示了浓郁的考据学色彩。

3．反映学术风气的丕变

宋代学风向理学的转变。宋宁宗皇帝当政期间，实行了“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这个颇有事功派色彩的皇帝，在殿试的策问中也自有表现，如庆元五年(1199年)己未科的策问对士大夫的批评：“默观卿士大夫，莫不高谈稷契，下卑汉唐，然今日之，亦多端矣”，“文采则富，议论则阔”，显示了浙东事功学派在当时的影响。而理宗上台之后，程朱理学则开始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策问出现了“道原出于天，超乎太极无极之妙”等理学术语，且所录状元的理学造诣都很深，如文天祥在试卷中针对策问所作的道之原初为“无极太极之体”的回答就很精彩，其称：“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

清代中期学风向考据学转变。如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的殿试策问，是学术风气在官方转向标志。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策问还保持着“心性天理”的传统，提出“君民关系”“务民之本”等问题。而乾隆十年的策问发生陡变，问题全部倒向经史：“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肪，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献何时，其传何时，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接下来又问了“三选、四科、五问、十条”等问题，十分明显的是受了考据学的影响，这次策问，一改“心性天理”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官方提倡考据学的开端。

4．东西学之争在状元卷中的反映

东西学之争，唯一见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殿试卷。其实，东西学之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就开始了，但是六十多年间的策问却无一语及此。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策问，依然在故纸堆里发问。而刘春霖一扫清代对策少言现实的旧例，提出了自己“振兴实业”、“扩充商务”的见解：“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而其针对西学东进则云：“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体现了当时在东西学之争中士人普遍持有的“中体西用”的态度。

总之，状元殿试卷是一座尚未开发的巨大宝库，期待着有识之士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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