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单身: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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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目录








简单介绍
当代分期
当代贡献
两种理解
新儒学理论
简单总结
其他相关
当代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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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简单介绍
1921年学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学衡杂志的创刊，以纯学术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国文化的精粹，同时也引发了新儒家哲学思辨的兴起。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包括哲学思想、观念系统、主义学说、政经活动……），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释、道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
编辑本段当代分期
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其中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曾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
编辑本段当代贡献
据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在2005年6月1日在香港《成报》发表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可分为以下五点：
表述心性义理：使三教智慧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发挥外王大义：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1949年前后，钱穆、唐君毅等不少新儒家学者均因时势动荡而居于香港，并在港设立新亚书院，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作出不少贡献，并被视为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
编辑本段两种理解
(1)指宋明时期的儒家各学派，如“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等(参见本书“理学”条)。
(2)更普遍的指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一学派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为了区别这两个不同内涵的学术流派，后者又往往被称为“现代新儒家”。这里我们是专指“现代新儒家”。
新儒家的学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号称是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他们所重视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和开发现代科学与民主事业的根据。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
编辑本段新儒学理论
概述
新儒家的学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号称是接着宋明理学来讲的，他们所重视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学，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和开发现代科学与民主事业的根据。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理论要点
新儒学的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六个要点：
一、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本体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它把天地生生之德与人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诚明能合的人生修养、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这种哲学避免了西方哲学中那种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达到了所谓“体用不二”的高度。新儒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充实自己的理论，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原则、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
二、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他们的所谓方法首先是体验本体的方法，其次才是认识现象的方法，而其基本原则就是以直觉为体，以理智为用，力图既把握本体，又不忽视现象。这种方法论不仅有传统儒学的因素，而且也包含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
三、在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新儒家把世界区分为“本体世界”与“物理世界”，或“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前者是真善美和道德形上学的根据及人生价值之所在，哲学的任务就是用实践理性的直觉体验去把握“本体世界”或“价值世界”，而科学只能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物理世界的事实；哲学追求人生价值、运用价值理性，科学追求物理变化、运用工具理性；中国哲学主要是价值哲学、人生哲学，但忽略对物理的认识，没有形成精密的逻辑；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哲学、逻辑哲学，所以自然科学发达，但没有真正达到对人生价值的认识。
四、中国哲学“内圣强，外王弱”，在现代条件下，“外王”就是科学与民主，因此必须由“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所谓的“良知自我坎陷”，由“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从道德开出科学与民主。
五、从儒家文化背景出发也可以进入资本主义。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就是以儒家思想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西欧、北美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东欧、前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近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初步取得成效，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就是例证。
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现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出现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严重不平衡的危机，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的同时，明显地感到人的价值意义的失落。中国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于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儒家思想在继先秦至隋唐的第一期发展和宋明的第二期发展后，完全有可能进入“第三期发展”，“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将可能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理论阶段
从理论发展阶段来看，新儒家的学说大致又可分为四个理论阶段：
第一阶段：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他们援佛入儒，融合陆王心学、佛教唯识宗名相学说和西方哲学中柏格森生命哲学等，建立了生命哲学的“体用不二”的心性本体论，在比较中、印、西思想文化差别的基础上，力求发扬传统儒学中的心性理论，适应科学与民主的新潮流，以创立新的儒家思想体系。
第二阶段：以冯友兰、贺麟、张君励为代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也不同意中国文化本位论，他们要接着宋明理学讲，贯通中西哲学，试图建立所谓的“新理学”和“新心学”或“心物平行”的心性理论。
第三阶段：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他们继承熊十力、梁漱溟爱佛入儒的方法，又重新引进康德的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建立起了以“良知”价值主体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的心性学说。
第四阶段：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他们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新思潮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提出“对话”理论，在超越的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对话，力图谋求人文价值与科技成果的平衡。主张发展儒家资本主义，认为儒学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理论缺点
新儒家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缺点是：
一、把多元的、多民族、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的。
二、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负面影响，不是低估就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一点批判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
三、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没有找出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可行性途径，他们的理论大多带有一厢情愿的、纯理论的色彩，尤其是他们集中于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具有明显的唯心论倾向。
新儒家的“内圣一贯说与外王一贯说”
编辑本段简单总结
新儒家又称新儒学，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家，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家。广义的新儒家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儒学变革的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
●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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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内圣外王”
一 引言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内圣一贯学说
1、《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阳明心学认为：格物即“格心之物”，格就是规格、条理，格物就是“使物格”，就是使外物在人的心中有规格有条理亦即有正确的位置。致知即“致良知”，“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就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孟子·告子上》：“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部强加给人的赘物，而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是人“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良知”。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就是说外物在人的内心有了正确的位置，亦即破除了外物在人内心的不正确位置（王阳明所谓“破心中贼”），使人的内心能够不接受外物的不正确或不正当的诱导和诱惑，这样人的良知就会显现。
《大学》：“知至而后意诚”——就是说人的良知显现出来以后，自然就会坚定自己修学圣贤之道的决心，而不会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自欺欺人。
《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就是说人有了坚定的决心以后，自然就会对修学圣贤之道过程中的任何困难，都可以“不忿懥”“不恐惧”“不忧患”，对任何可能导致自己放弃修学圣贤之道的东西，都“不好乐”。
《大学》：“心正而后身修”——就是说人有了“不忿懥”“不恐惧”“不忧患”“不好乐”
之心，不受任何干扰之后，就会自觉的将圣贤之道贯彻于自己的一切行为之中，并使自己成为圣贤一样的人，最终实现“身修”的目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属于“修心”的范畴，格物、致知是“内圣”的第一阶：即“明本性”；诚意正心是“内圣”的第二阶：即“坚道心”；修身是内圣的第三阶：即“行圣道”。其中格物、致知是内圣的基础阶段，即“破心中贼”的阶段；修身是内圣的发挥阶段，也就是将“破心中贼”的成果发挥于外在行动的阶段。诚意、正心则是联接“基础阶段”与“发挥阶段”的重要保障。
2、程朱“理学”纲领：“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确解释——“灭人欲”，并不是反对和消灭一切人欲，譬如理学并不反对和消灭吃饭。所以，所谓“灭人欲”其实只是要消灭违背人的“良知”的不正当的“人欲”，其本义与阳明心学“格心之物”“破心中贼”的思想是一致的。“存天理”，即保存人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天理，其本义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3、魏晋“玄学”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解释儒学，主张 “名教”（ 仁义礼智）出于自然。以“贵无”思想消除人内心中违背“仁义礼智”的杂虑，恢复人“仁义礼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魏晋玄学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
4、董仲舒“名教”思想，认为“仁义礼智”等“名”是“天志”即自然的表达，“圣王”根据“天志”赋予的“名”来“教化”人民，使人人“明其道”。这里的教化，即是使人人“破心中贼”，“明其道”就是使人人“致良知”。这就是董仲舒“名教”思想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注：名教思想包涵有上述“内圣”成份，但主要侧重于“外王”）
5、儒学“内圣”学说以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说贯穿始终；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修学次序；以王阳明心学“格心之物”和“致良知”为修学根本。凡修学圣贤之道，求作圣贤者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外王一贯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三）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同时包含了法的内容。
1、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十三》）。就是把法（刑罚）作为维护礼的重要手段。到了荀子提出“隆礼至法”的主张，就形成了儒学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
2、儒学中的法，更注重法的社会意义。它把法置于礼（道德秩序）的指导之下，把法治作为德治的延伸。孔子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来应对叶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直” （《论语·子路第十三》），正反映了儒学对法的社会意义的看重。
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表面看来有违于法。但是这种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亲情的重视。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能这样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会因为不忍心连累和伤害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总体上可以使全社会的犯罪减少。父亲攘羊而儿子举证，表面看来符合法度。但是这种行为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亲情的淡漠。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不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害怕连累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反而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
所以，儒学中的“法”更注重于惩前毖后，更注重于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行为。所以，对犯罪个体的惩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的全部目的所在。
（四）儒学的礼法体系是分层实现的礼法体系。
宗族、地方自治与行业自律，分担了政府的管理责任。宗族、地方法规与行业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分担了政府的立法与司法责任。
——这种社会分层管理体系和法律分层践行体系，一方面缩小了政府机构的规模，减轻了人民的税负；另一方面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一些具体的社会矛盾之外。
——所以，这种分层体系是政府与社会仇恨之间的缓冲器。有了这个缓冲器，在社会矛盾一旦趋于激化的时候，政府就不会首先成为社会仇恨的目标。因而就会为政府及时采取化解矛盾的措施赢得时间和空间。所以，这种分层体系也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五）综上所述，仁礼一体和“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分层践行的礼法体系，构成了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促进社会长治久安、永久和谐的科学完善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方略。
所以由上可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并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或一个阶级的专有品。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结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的理论两个方面，事实上也就是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无外乎“内圣”“外王”两个方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抓住了“内圣外王”，也就抓住了一切社会学说的总纲。所以，对于一切社会学说，都应该取其有益于“内圣外王”的部分而兼容并蓄。儒学“内圣外王”修学论
（一）“内圣外王”的修学次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内圣外王”的修学形式是：杏园制度。杏园制度是仿慕孔子“杏园讲学”古事而形成的。
1、明洪武年钦定杏园总谱：儒学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悉从名教。
2、杏园植杏树为纪，设“杏坛”作为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设“乡校”作为讲习学问的场所，杏坛立孔子及诸圣绘像以供瞻礼。
3、乡校讲习内容为儒学经典、礼仪和诸子学说等。乡校学生称为“从学”，从学入学要在杏坛举行“入序礼”，从学又称入序弟子。由入序师依杏园总谱授予谱名。从学学成毕业举行“进学礼”，“进学礼”后称为“新知”。“新知”再经一次“进学礼”后成为“善知”， “善知”经“易服礼”后成为“贤者”。“新知”“善知”又称进学弟子，“贤者”又称易服弟子。贤者是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的成员。
4、杏园除入序弟子、进学弟子、易服弟子外，还可有寄名弟子。寄名弟子不授谱名，以真名入寄杏园。寄名弟子有助益、新进、善进三种，其名称依其对杏园工作和活动的热心和助益程度而定。
5、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由贤者组成，贤者人数达到三人即可成立学团。学团贤者超过十人则设学团议事会作为领导机构。祭酒或大祭酒是杏园和学团的名义领导和学术代表。学正或大学正是学团的实际领导。祭酒或大祭酒任职无限期，新祭酒由老祭酒推荐并经学团与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共同讨论同意后产生。学正任职每四年一届，由祭酒推荐并经学团全体讨论同意后产生。学团议事会成员由学正指定。学正和祭酒都必须是贤者。
6、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是杏园的非常设机构。三老会是杏园和学团的咨询顾问机构，一般由当地名流和政府官员组成。其余各会则由相应名称的弟子组成。各会领导和领导机构均由各会成员公推产生。各会的宗旨都是协助学团处理杏园事务。杏园或学团的重大事务，均可与三老会或诸会共议。
7、学团根据需要可设立的职位有：内府、外府、中卫或大中卫等，内府负责学团和杏园的内务，外府负责外务，中卫或大中卫负责维持秩序等保安工作。
8、乡校讲习师由贤者或学正、祭酒充任，入序师由学正或祭酒充任，进学师与易服师均由原入序师充任。
9、杏坛礼仪活动由祭酒或学正主持。杏坛举行的对内的礼仪活动有：祭洒升座礼、学团成立礼和换届礼、入序礼、进学礼、易服礼、寄名礼等。
10、杏坛举行的对外的礼仪活动有：节日礼孔、冠礼、乡饮礼、议谥礼等。
节日礼孔：即在孔子诞辰、民俗节日或宾客自订日举行的礼孔仪式。其用意在尊崇文化，以助益文途宦海。
冠礼：含现代所谓的成年礼和修字礼两个部分。成年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从此肩负起成人的责任和义务。修字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以新的面目面对社会，而社会也以新面目来看待他。
乡饮礼：就是为某村或某“社区”举行的幼敬长之礼。其用意是通过年幼者向年长者敬酒（或茶）的仪式，使村子或社区内的居民皆以叔伯子侄等关系互视为亲人，从而促进村子或社区内的和谐。
议谥礼：就是为已故的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们或一定级别的有作为的官员议定谥号的礼仪。其用意在于鼓励人们重视立德立名，从而为社会多做贡献。
（三）《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以“孝友于兄弟”的方式，践行自己修学“内圣”的成果，影响于自己周围的人，便是“为政”。影响于家人即是“齐家”，影响于社会即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入仕和干政只是“外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形式。杏园修学的形式，把修“内圣”讲习和影响于周围人群的“外王”结合在一起。既满足了杏园弟子个人修学的需求，又能使杏园外的人群接受儒学的影响，从而促进人群的和谐。使“内圣”之树结出“外王”之果，服务于社会的和谐，服务于世界的和谐。(作者:刘周 嬴嘉丽)
编辑本段当代后儒学
后儒学概念
与前儒学相对，它以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走出皇宫即封建社会解体为标志。作为为封建制度量身打造的正统思想与服务模式，前儒学又分为旧儒学和新儒学，旧儒学是指宋代以前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儒学，新儒学是指宋代以后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学。这种断代最初见于苍山牧云《后儒论》一文，后儒学致力于儒学在现代社会的运用与研究。
前儒学与后儒学国学之异同
一、时间断代上不同：
前儒学指1911年以前的儒学，后儒学指1911年以后的产生的儒学。它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走出紫禁城，封建宗法制度胎衣脱落为标志。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中西方文明碰撞交融为后儒学萌芽提供了土壤。它包括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以及以孙文为代表倡导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理论基础。而后儒学正真的诞生从梁漱溟、熊十力等开宗明义扛起所谓“狭义上新儒学”大旗始，其实质概念由苍山牧云于21世纪初第一次提出来。
二、依附对象上不同：
前儒学依附的基础是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后儒学的依附的对象是公民社会的自由人。
三、形成的社会基础及经济形态不同：
前儒学是在农耕文明为主题的封建社会（遵循家国同构理论，家是社会的细胞。）及自然经济下形成并产生的适用科学，而后儒学则是在城市文明为主题的法制社会（遵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是社会的细胞）及市场经济下形成并发展的运用科学。
四、服务对象上不同：
前儒学以封建王朝地主为服务对象；后儒学市民社会的普通大众为服务对象。
五、社会目的上不同：
前儒学目的致力于“学优致仕，入仕做官”的仕途人生，其人才培养是对封建王朝统治阶层的拱卫；后儒学的目的是注重自身修养、多元的实现及幸福感的获得，从而培养社会人群的精神力量（即民间力量的培养）。
六、借助学习工具不同：
前儒学主要以1911年以前的儒学典籍为主，后儒学则在上述原则下主要1911年以后的删编或撰写的国学典籍产生背景
21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进入三十个年头，在社会取得一定经济成就的同时改革动力也越来越小，体制局限性和贫富差距成为社会主要的矛盾。物质相对丰富和幸福感的下降，让人们普遍意思到信仰失却的恐慌。加之中国政治的主流话语从革命话语中解出来并脱逐步走向对“国家、民族”的普遍认同，传统文化的回归使“国学救国”的思潮开始出现，很多学者纷纷出谋献策，国家以制定了“以德治国”的政策性纲领，并随即推出“八荣八耻”予以实践。
前、后儒学从1911年断代隔开，“后儒学”概念就源于苍山牧云《后儒论》一文。诚如他在《后儒学》导论中所言：“近代社会全球经济一体，文化交融；世界商化，互通为资，臧否皆以金钱论。……人心为金钱扭曲，天下溺实利，世风日坠。争食与子，争力与父屡见不鲜。”。“国人身上从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还没有排清，又被注入“急利”的毒素，即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真可谓到了“溺欲沉沦”、“礼崩乐坏”的程度。
苍山牧云从他大量反映民族焦虑情绪的“漂”系列作品延伸到国学领域，发现 “政治、经济皆不能救天下心苦，唯文化可存亡绝续”的道理！他删编百科，熔炼子集，注经释典。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心会孔孟，神交朱程。邀追先哲，奉近代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硕儒为宗师。以道入儒，以儒游佛；以文致商，旁观政治。视诗词歌赋为小技，从徽学入手继而创立“后儒学”体系，把后儒学分为：“儒家经学、儒家理学，儒术、儒技四个部分加以研究，试图把儒学中的营养挤出来供后世人解渴、饮用，为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找回淡泊的力量。
苍山牧云自称“是一个儒学为‘志业’的人”。他用长达十年的时间研究“人为什么活着”，并终于在后儒学的建设中找到答案。当代学者陶道恕称他 “承梁（梁漱溟）熊（熊十力）之道统，开后儒之新风”。主要内容
“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 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儒学而又有创新的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
《后儒学》作者苍山牧云安徽蚌埠人，当代儒家，后儒学之奠基人。其思想纵横辽远，宏博深邃，究其根底，唯“美”无他。故其学，也称之为尚美之学。从构字上解释说，“美者，从羊而大。丰盈而嫩鲜，丰腴而未老，如女子成熟，男子壮年；物正丰茂，势盛有力”。
其美有三德，一曰美者尊本，即乐其所生，礼不忘本（这里的礼不是指孔子致力复立之周礼，而是他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出来的现实礼节。譬如他修订揖道、迎迓、延堂、升座、敬茶、问礼为尊师六礼；修订礼问、恩养、送终、守孝为行孝四礼等等。）。无论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春花秋月俱有其美。推及人类，皆有其本性可遵循，从而因性造物。譬如木头因为密度疏松就不能用来作钉子，如果当钉子用不但成不了钉子反而还会破坏其木质；鱼在水里可以畅游致性，如果把它捞置岸上就会缺氧而死。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异于他人的禀赋，只有尊本淬性才可能最大限度的完成个体的自我实现。尊本之道即自然之道，其最高境界是“不贪生，不畏死”。这一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苍山牧云“以道致儒”思想形成基础之一端。
二曰美者克欲。克制欲念，守道处平。六欲（食欲、肉欲、情欲、权力欲、金钱欲，名誉欲）让人心荡神迷，如果不能格物（析物之理）审性（检审自身认识到自己的属性），一味追逐就会心性失据不守，成功的基础就会动摇以致丧失，人生也就一事无成了。因此要求人能克制不切合自己自身实际的、难以达到的欲望（譬如瘸子长跑，胖子爬树等）。据资倡学（依据每一人的天资禀赋不同，倡导适合他学习的课业与方向。经过小学阶段的粗糙积累，人的天资禀赋初中时期就会显现出来，譬如偏科。由于禀赋差异，对一些学生来说，有些科目费尽心力就是学不好。），因材施教，让人各赴其趣；因性择业，让人各奉其能，各安其司就是理想社会之秩序。平等互敬即是主流社会应该遵循之规则。
三曰君子之美。行仁义于天下者谓美。仁则中庸不偏，义则无亏于德。后儒学完美地继承并发扬了前儒学思想精髓，把中国儒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把“美”淬炼出来用于儒学并上升到一种道德范畴（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完成质的飞跃是苍山牧云的独创，他还把修美之法分为：格物、审性、克欲、守道、处平、惠己、益公、启世人八目，认为只要敦道而行谁都能到达“至美”的境界。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会长，兼任中国道教学院闵智亭院长称之“以道入儒，儒之新途”。著名诗人流沙河说他“堪经学之谬误，集理学之大成”。 当代学者钟树粱说他“学融天下，儒贯今古”。 刘晓波说“为信仰崩塌的现实竖起一座丰碑”。著有《儒源系考》、《后儒论》及《后儒学》三卷等。
苍山牧云以增进国民的道德素质，促进民族养成新的心理心态为己任，其“后儒学”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关注生活的幸福指数，把儒家学说中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使现代儒学从古老的儒学中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极大增益于当今社会公民的归宿感，幸福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广泛进入民众视野，成为市民社会每个公民的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