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木旋皮机全套多少钱:天涯观察第67期：我们可以抄袭过去，是否还能抄袭未来？

我们可以抄袭过去，是否还能抄袭未来？

　在汪晖被指抄袭数月后，2010年7月8日，在清华水木社区出现了一篇名为“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的帖子，帖主Isaiah等通过比对指出，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7月11日，某媒体率先刊登报道《朱学勤博士论文被指涉嫌抄袭》，报道引述网友的6篇文章，认为朱学勤的论文存在学术不规范现象，众多媒体随后跟进。7月13日，朱学勤致函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要求“启动调查机制，辨明是非，还我清白”，获得受理。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11年1月12日晚公布了对知名学者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认为朱文中涉嫌抄袭而被举报的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 朱学勤在调查结果公布后第一时间接受了记者采访，表示“接受这一结论，感谢复旦，还我清白”。但著名打假专家方舟子随后表示朱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

一个社会走向集体的愚蠢，往往由细节开始。

复旦大学的调查结果，并不惊奇。当剽窃事件曝光时，亲友、同事和学校领导往往紧密团结在当事人周围。除了明显的及潜在的利益关系外，还有另一个让人深思的原因：没有一个学者干净到可以去指责他人。

抄袭，是我国学术界，自1949后，一种惯用的学习方式，一种彼此心知肚明的交流方式。因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私产都可以国有，大脑为何不能充公？把学海生涯中的一些研究心得，及站在前人肩膀上获得的成果，当作是一己的产物，分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作风，理应受到群众的严厉评判。因为最高领袖早有指示：只有劳动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而已。

知识产权，在这种强政励治下，自然没有生存土壤，因为社会力量的强大禁锢了个人的思想，社会的一切为统治阶层所有，任何个人只能顺应，其中包括各种思想观念。将他人的观念归为已有，成为一种极为自然的做法，此时，社会高于个体，集体高于个人，组织至高无上。由于缺乏个人竞争环境的出现，并没有法律的保护，知识产权及专利被人抛之脑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但因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被统治阶层蓄意败坏，再加之追金逐利成为生活惟一目标，最终导致社会群情燥动，完全不顾任何底线。

谎言、鬼扯淡和中国科学

去年一连串造假事件的揭发是振奋人心的。一架飞机在中国东北部坠毁导致42人死亡，之后有关部门发现该航空公司的母公司有100名飞行员存在飞行资历造假。紧接着就是前微软中国地区总裁、百万富豪、曾经的民族英雄唐骏，他被证实并未如自己宣称的那样在加州理工大学拿到过博士学位。一份政府调查显示，中国6家顶尖研究所里6000名科学家中有三分之一承认曾经卷入剽窃或捏造科研数据的事件。另一份中国科技协会32000名科学家的调查显示，超过55%的人表示自己知道其他人存在的学术造假事件。

“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学生毕业典礼上问道。他的回答是：“当学生不考场作弊，当学者不抄袭剽窃，当包工头不偷工减料，当商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当官员不贪污腐败，等等。”做人的基本规则成为好人标准，这是什么变态的国家？

人际关系压倒学术能力

中国大学的特点是行政化，管理层绝大多数是党员，而非学者。国家重点大学的校长级别相当于国家部级官员，省级重点大学的校长则受到省部级待遇。大学本应是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不受其他因素制约，高质量研究是根本的评价标准；但在中国，大学却等级森严，成了金钱、控制和权力斗争的中心，人际关系压倒学术能力。

今天中国学界的现状令人悲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当年，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反革命而受到清洗，而现在这批教授的职业生涯恰巧开始于那之后不久。现在的教授们在学术上小心翼翼，十分收敛，他们很少受到上一辈的指导，也与具有批判性的国外学术团体关系隔膜。在一个稳定而成熟的社会里，批评，反思，改革的意见都容易被人接纳。学术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允许完全自由的辩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论自由》里写道，没有哪种意见应该被审查，“……因为一旦被审查，如果意见是正确的，它们就失去了为真理拨乱反正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人们就失去了通过正误冲突来更加清晰、生动地了解真理的机会，而这本来就是错误意见的一大好处。”

学术腐败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反映

学术欺诈在中国并不新鲜，过去十年中这类丑闻时有发生，但为何绝大多数案例从未被曝光？在中国，学术道德不过是社会道德的一个缩影，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的腐败和欺诈现象非常普遍，学术腐败和学术欺诈不过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一个反映。”西方的学者都认为当下的中国欺诈行为横行，从伪造数据到谎报学历，从考场作弊到广泛的剽窃，不一而足。耶鲁大学生态和演化生物学教授斯蒂文·斯泰尔斯指出抄袭现象的原因，2007年，他曾在北京大学教授两个班：“因为至少到最近为止，这类行为回报巨大，但惩罚微不足道，因此回报率很高。”“中国大学里有一种长期的剽窃传统”，上周，斯泰尔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实际上，正是一些中国教授教唆他们的学生剽窃。”

如果走捷径能够成功，谁还愿意埋头下苦功？然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却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没有养成独立的思考习惯，及拥有质疑权威的勇气。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死记硬背，既无大量的分析，也无批判性的思考。他们除了年复一年地接受教师向他们灌输的必学知识以外，一旦问及原由，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你问及一位大陆的学生，为什么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他们大多数只会回答，“因为它是。” 　

宁愿错误而舒适

老实承认吧，做中国人，由生到死，是一个不断自我阉割的过程。其中有胆敢反抗的勇者，无可例外都先受到政府或民间的围剿与惩罚。这样的民族，如何来创新？追求真理，就是走上犯罪的道路在中国，追求真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有很多事实，向人们证明了走求真之路所要遇到的风险，及要付出的代价——通常都是血淋淋的。还记得《闻香识女人》中那位盲眼上校的演讲吗？“我从来不走正道，为什么？因为他妈的太难了。鉴于此，人们宁愿错误而舒适，也不愿正确而蹲监牢。这是一种高压之下，趋利避害的外在反应，但也是种鼠目寸光的抉择。这里的人们，乐意在虚假中合谋，不愿在真实中交流。

美国人在《独立宣言》中说，有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是某些谎言是不言而喻的。诚信，对于中国人，是一个奢侈的字眼。中国人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国情。所以，在中国学界指证谁抄袭，是很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你是在说学界里还有谁是“清白之身”吗？还不如看阿娇的一脸清纯。学者这个称号，在中国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借其世袭的神圣，行骗捞金争权搞女人。

敢于担当的学者太少了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是一波思想流氓的聚集地，是一群知识宦官的集中营。所用之处，无非是给当局拍马，给现实涂脂抹粉。他们是口头民主，现实虚伪，因为真要让他们对敏感事件发表下看法，他屁都不敢放一个；你要让他指出真正的罪魁祸首，首恶元凶，他逃之不及。因为人们普遍心知肚明，生活在善意和诚实中已经十分困难。而追求真相的高律师，王炳章，陈光诚、钱云会的悲惨命运进一步指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敢吗？

你说是不是？

结束语

当然本文也是抄袭之作，分别取材于XXX和XXX以及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