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锰酸根的氧化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0:28:35
 

直到传说中的鲍勃·迪伦来到北京,中国的摇滚江湖已经动荡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浮沉录中,多少英雄揭竿而起,多少乐队被商业买断理想,又有多少人与信仰死磕

 

摇滚是城市人情绪的发泄、压力的反弹和政治诉求的渠道;是人们自我解脱、宣泄和沉迷的手段;是具备战争状态的激情、扫荡世界的幻象……

你若奉行摇滚精神,那么你将在上升的旋律中得到永生;你若认为那只是和贝多芬对着干的另一种音乐,那么摇滚将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摇滚江湖已经动荡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浮沉录中,多少英雄揭竿而起,多少乐队被商业买断理想,又有多少人与信仰死磕

我们又是在那一支歌上倾注过自己的热血?床头张贴过谁的海报、又为其命运磋叹?我们是看到了如何的变迁,尔后更加了解时间如血液般流动的轨迹?

那么先让我们放上一张CD…… 

■ 1980—1990 浪漫主义的狂欢

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中国摇滚诞生于198659日北京工体的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身着对襟大褂、卷起一只裤腿、扯着嗓子喊了一首《一无所有》,由此划下了一道清晰的起跑线:中国开始摇滚了。

其实在这之前,北京第一批出现的涉外宾馆内的酒吧已经开始笼聚小规模的乐队。这些乐队主要演奏国外曲目,如1980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的万李马王演绎西方老摇滚,1981年成立的阿里斯以演唱日本歌曲为主。艾迪和几个外国人成立大陆乐队直接构成了中国摇滚乐产生的催化剂,臧天朔、丁武、王迪等人在1984年成立的不倒翁乐队,被认为是内地摇滚乐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一切力量都在积蓄,等着崔健掷地有声的摇滚宣言。

在被压抑了十年的国人渐渐苏醒、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时候,首先传入内地的是通俗歌曲。一盒盒磁带带进了邓丽君等港台、欧美的流行文化,年轻人以拥有一台录音机为傲;人们开始回忆起甜蜜和浪漫,重新抒情。社会舆论也从最初的反感抵制转向引导支持,流行乐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娱乐和消费的渠道。其次,人们能够看到外国电影了。第一批进口电影如《卡桑德拉大桥》《丽贝卡》《追捕》《出水芙蓉》……此时翻译出版界也逐渐打开了开放的窗口。《麦田里的守望者》《鼠疫》《一九八四》等著作的推出,使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的思潮与流派。在短时期内向人们灌输了众多可以说是颠覆理念的生活、思考方式。

诗人这个金色的名字此时不再仅仅是项职业,而是一轮光环,朗诵着梦与自由,还有人们的崇拜目光。各种文化现象、生活信息的涌入,使得青年们热血沸腾。羊剪绒帽子、大拉毛围巾、军大衣、进口蛤蟆镜、喇叭裤、红裙子等勾勒出一代文艺青年的典型形象。

20世纪80年代,全民族的美学热是一道重要的人文景观,它对思想解放、对人自身感性存在意义的空前珍视和浪漫化想象为诗歌与摇滚奠定了浪漫主义基础。青春从未如此躁动,自由”“生存”“荣誉等词眼仿佛近在咫尺,任何理想都可以实现。年轻的人们一个个满怀理想,念着顾城的诗,踏上摇滚之路。

1987年,中国摇滚的另一座里程碑式乐队——黑豹成立,初创阵容为郭传林、李彤、丁武等人,窦唯次年加入。这时他们还不知道辉煌在几年后等待着自己。次年,丁武、张炬、郭怡广组建了中国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当时的丁武辞去北京132中学美术教员工作,而张炬只有17岁,美籍华人郭怡广满怀抱负在中国一展身手。20年后,丁武重拾画笔举办个人画展时,笑称:原来画画比唱歌赚钱多了;郭怡广则二十年如一日地做他的长发摇滚青年,往返中美两地,后出任百度国际媒体公关总监。同一时期,呼吸”“眼镜蛇”“ADO”等乐队也纷纷出现。

摇滚之父崔健在成名曲《一无所有》后,开始了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演唱会。他身穿军装,用一块红布蒙住眼睛,构筑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隐喻式的视觉语句,对国家主义(军装与红布)进行反讽性挑战。1989年,崔健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标志着中国摇滚史上第一张专辑的诞生。与《一无所有》不同的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开始糅入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味。它开始重新诉说长征等国家集体记忆: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一、二、三、四、五、六、七! 而《假行僧》这首融合了民歌和摇滚的名曲则从爱情的角度呼应着长征的主题。无内容的记忆必然成为无边的思念,成为无可终止的寻找。解放流浪构成了80年代城市愤青的主旋律。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像一记迅雷震击着青年人的耳朵和心灵,也鼓舞着更多人投身其间。于是,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迅速迎来了黄金年代。 

■ 1990—1995 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

也许我们可以将1995年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的分水岭。如果说1995年以前的中国文化与摇滚文化以浪漫主义美学为精神内核,那么我们将看到这些价值观迅速地过渡到后现代模式。首先,让我们看看1995年以前的摇滚圈内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摇滚与中国经济、文化一起进入了历史的狂欢节。中国进入多元价值的骚动期,各种思想在这历史瞬间转换的舞台上白驹过隙。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以后,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当代中国开始书写自己的现代化神话。与此同时,文化开始直面欲望——集体的、个人的,以及欲望所带来的焦躁与迷惘。开放多元的心态取代了二元对立心态,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而摇滚乐则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主流音乐市场。

相信1985年前出生的人都不会忘记一个名字:中国火。中国火隶属于魔岩文化(后更名为魔岩唱片),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他们于1991年推出的《中国火I》相当于一次摇滚文化普及,向世人介绍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张楚、面孔……构成了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而当时摇滚卡带专辑的热销即使在现在看来都是个奇迹:中国火合辑(含盗版在内)据说总销售量超过了两千万盒;1992年底,黑豹在中国大陆发行的首张专辑《黑豹》创下了150万盒的发行记录;同年,唐朝乐队首张专辑《梦回唐朝》首发10万盒被抢购一空;19946月,魔岩唱片旗下的窦唯、何勇、张楚一同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垃圾场》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创造出百万销售奇迹——他们便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魔岩三杰。随后的1217日,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一起在香港红磡举办的中国火演唱会成为中国摇滚黄金时代的旗帜。没人忘得了何勇一件水手服、系一条红领巾在舞台上高声问: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的场景。当香港媒体问到四大天王时,何勇反问道:四大天王?是托塔李天王吗?这浑不吝的劲儿,预示了他与这个圆滑社会的不容。

在这段黄金岁月中,超载、轮回、苍蝇等乐队风起云涌;郑钧、鲍家街43号乐队的汪峰也开始崭露头角。崔健推出第三盒专辑《红旗下的蛋》,王勇、指南针、臧天朔、轮回均推出自己的专辑……就在所有人都坚信中国摇滚辉煌的春天将就此开始、青年们必将在轰隆隆的金属咆哮中团结起来、永不停歇时,1995年仿佛一声戛然而止的车轮,骤然放慢脚步。

1995511日,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因车祸遇难,整个摇滚圈沉浸在悲伤中。然而这只是个开始,1996年是文化退守世俗化的一年。国学热在主流意识话语支持下达到高峰:祭孔活动、说丛书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新市井小说的世俗趣味……开始了往后几年的东方主义主潮,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获得了全面胜利的自我满足。真正的诗人选择自杀,遍地是散文化的小情爱风景。何勇无法登台,多年后再出现,已是一个风姿不再的发胖中年男人;张楚在发表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后便告别了北京摇滚圈,回老家西安过上了隐居生活;才子窦唯则突然改变了音乐风格,突然推出一张几近电子乐实验的专辑《山河水》,遭到外界普遍指责;魔岩文化发行了《中国火》之后于2001年结束营业……喧嚣的声音仿佛随之黯淡下去,但这就是结束吗? 

■ 1995—2000 地下摇滚的乌托邦

句号并不会轻易划下。此时,另一种更加独立的、地下的声音开始发声。

199445日,《涅槃(NIRVANA)》的主唱科特·科本(Kurt Cobain)在大西洋彼岸一枪结束了自己,却把车库摇滚(Grunge)和非主流摇滚带进中国。过去的摇滚老炮们已成强弩之末,NIRVANA的流行彻底打碎了金属引以为傲的技巧与速度。随着打口碟和打口CD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蔓延,乐器行、小型Live House1996年开办的老豪运、农展馆附近的CD Café等开始出现,爱好摇滚的人纷纷自立山头,操起吉他敲起鼓,自组乐队。

有人讲:那时候喜欢听摇滚的都自己做乐手了”——1997年地下摇滚的标杆乐队舌头在乌鲁木齐正式组建;南昌地下乐队盘古的样带专辑《怎么办》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在国内流传;1999年主唱才15岁的几个北京孩子组成一个新团体,名叫花儿”——他们的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和麦田守望者的同名专辑一起成为初中、高中生孩子们的校歌, 北京可谓进入了乐队遍地开花的时代。

19981月,北京朋克圣地嚎叫开业,酒吧内的门联上写着: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朋克了。当时北京的情景如今再难见到,一群男孩女孩,竖着彩色的鸡冠头,穿着打钉的皮衣,浑身挂满金属链子,手里握着演出传单找到五道口的嚎叫俱乐部、黄亭子莱茵河声场或开心乐园。孩子们把拥挤的演出现场折腾得一塌糊涂,就像反光镜乐队唱的:我总要去一个快乐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嚎叫俱乐部/一起到这里来,没有人不痛快/一起到这里来,没有人被冷落/大家来。

在广州创办的朋克音乐杂志《朋克时代》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采用自由、毫无章法的排版和几乎不加编辑的直率内容,并随刊附赠新晋乐队的音乐小样。虽然是小批量印刷,却打动了无数少年的心,鼓励他们加入进朋克大军中。

四支北京朋克乐队69Jerks、脑浊、反光镜组成的无聊军队成为中国朋克历史上的中坚力量。诱导社乐队自费录制发行的样带专辑《二百一十四天和三个呕吐少年》在北京开始地下传播,诱导社也是迄今为止北京朋克乐队中保持个体姿态最久的组合,2010年他们重新开始了个唱。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甚至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主唱王悦在20年后以年轻艺术家身份登场,鼓手沈静则远渡重洋,在英国研究电子乐。

与此同时,北京出现了摇滚聚集地:树村和霍营。这里的乐手大多来自全国各地,普遍情况是抛弃家乡一切,怀揣一腔热血投奔迷笛学校学习乐器,或干脆直接投奔树村。没有在那里居住过的人很难体会当时摇滚乐手的艰辛,这种靠摇滚精神支撑的生活状态并没有人们想象中一样拥有乌托邦式的美好,乐手几个人挤在一间只有五六平米大小的房间,练习时需要用被褥塞住窗户隔音。2000年初通常一场演出费只够乐手打车运器材和吃顿烤羊肉串,手头宽裕的歌迷来请客吃饭是非常普遍的事。

大部分人认为如果外出工作会影响他们当前的心态,也会让他们没有时间排练,于是选择死磕。然而就是这样,树村仍走出了舌头、痛苦的信仰、夜叉等富有号召力的乐队。

摇滚乐就这样一路暗自蓬勃,进入了21世纪。 

■ 2000—2010 摇滚,是摇还是滚?

新千年的中国摇滚进入了演出的时代。大大小小的Live House,从早期的无名高地、豪运、What酒吧到后来的两个好朋友、星光现场、MAOD22、愚公移山……网络的普及使乐迷与乐手的互动轻松而频繁。同时,越来越多的乐队和厂牌也意识到,随着互联网免费传播的冲击,唱片等传统途径已经很难盈利;而演出、音乐节等活动既能笼络人气,又能增加收入。可以说自2001年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后,全国各地演出次数、规模逐年递增。

2008年是中国摇滚面目骤变的一年。这一年,观众和乐队的数量都骤然增加,质量也明显下滑得厉害。因为演出场所多了,需求跟着增加,摇滚乐的门槛更低了。英式、哥特、金属、后摇、民谣到电子……尽管新旧乐队层出不穷,却不曾有崔健、唐朝、魔岩三杰甚至无聊军队这样一呼百应的乐人出现。观众数量虽然大幅上升,却并不是来欣赏或仅仅听听演奏的音乐,而为了参加到一个事件中去,娱乐的成分明显增加。

2008年前,大部分摇滚乐队演出时,台下的铁托(铁杆歌迷)们能够随之乐队唱出所有歌词,他们在舞池中pogo,膝盖上留着每个Live House高低不同的舞台撞出的淤青……他们跟着唱、叫喊,认为自己和歌手一样,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听到自己的话语,绝对认同作为自己代表的歌手发出的声音。

2008年后,愚公移山、MAO或摩登音乐节的现场里乐手仿佛变成了配角,台下的观众只是适时地做出配合,pogo等激烈的体力撞击交给了来中国一醉方休的老外壮汉。多个模仿Sonic YouthYeah Yeah Yeahs的乐队一涌而出,兵马司等独立厂牌赢得一批观众……摇滚的神话被打碎了——如同web2.0时代的其他需要明星的行业一样,不再有神秘与荣誉,不再有激烈的反抗和怒吼。昔日肆无忌惮地叫嚣着的反光镜乐队,在近十年后迈向小清新。曾在2001年的专辑《这是个问题》中嘶喊你们的热血哪儿去了?你们的青春哪儿去了?的痛苦的信仰乐队,也终于在2008年卸下硬核新金属的旗帜,向温婉的民谣靠近。主唱高虎说:我觉得这是成熟的转变。

24年后,又是北京工体。2010827日晚,中国摇滚以怒放的名义汇聚了摇滚名册史上的各盏明星:崔健、郑钧、汪峰、许巍、朴树、何勇、张楚、唐朝、齐秦、信、黑豹、Beyond黄家强……除了直言不讳的窦唯:请摇滚把我遗忘。观众来了四万七千多名,年龄从“60“90横亘4代。台上青春不再的昔日英雄们多已中年发福,何勇的英气荡然无存,张楚已爬不上高音;崔健、唐朝和黑豹还在唱着20年前的老歌,人们背不出许巍新歌的歌词……然而并没有人抱怨——谁会埋怨自己的青春呢?

然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那个小个子的年轻人,他干脆利落地上台呐喊出心声,尔后轻轻松松退下舞台——谁说不是呢?摇滚乐应该是件非常简单的事,那是一股迷人的力量,或信仰。有人说摇滚已死,有人说别摇了,滚吧。也许这股精神不再适应如今的社会,也许有一天00后或10后的孩子们会问:崔健是谁?但在需要摇滚精神的时刻,需要斗争和质疑的时刻,只要放起音乐,就能唤起每个人心底对激情最初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