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存账户都需要对账吗:也谈唐与阿拉伯的西域之争

也谈唐与阿拉伯的西域之争



唐对西亚的扩张始于唐太宗.太宗于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世绩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在大约50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上记道：“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匐，弃其突厥名称（或官衔），承用唐官之唐名（或衔）,遂服从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西征远至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出力也。”
太宗在粉碎了蒙古的突厥人之后，以这些人为辅助军，在以后的20年中，使突厥斯坦的突厥人和戈壁上印欧种人的绿洲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
太宗之后,阿拉伯人的兴起.同时唐玄宗恢复了中国在蒙古、伊犁河流域和塔里木地区的势力.712年，被阿拉伯人驱逐的费尔干纳王逃到库车避难，在库车他请求中国帮助他复位。名不见经横典的唐将张孝嵩果然驱逐了阿拉伯人指定的费尔干纳王，使他复位。足见唐朝势力在西亚的兴盛.
718－719年，布哈拉王吐格沙达，尽管是阿拉伯人巩固了他的王位，他仍称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请求中国介入布哈拉事务，为达此目的，他于726年派其弟阿尔斯兰（突厥语“狮子”之意）到唐玄宗皇帝的宫廷。同样，撒马尔罕王胡拉克（约710－739年在位）尽管被迫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但也再三请求中国援助他反对新的阿拉伯主子（719年，731年）。再往南，吐火罗地区（指昆都士和巴里黑）的突厥统治者，或者称叶护，同样要求中国保护，免受阿拉伯人的侵害（719，727年）。
尽管唐玄宗抱有扩张领土的希望，然而，中国对派出远征军到粟特或巴克特里亚，以及公开与倭马亚王朝交战还是犹豫不决。哈里发宫廷和长安宫廷之间的大冲突没有发生（至少在751年以前是这样），撒马尔罕、布哈拉、昆都士的突厥－伊朗族人都盼望这种冲突发生，并视之为把穆斯林侵略者赶回去的唯一途径。而玄宗只愿意通过授予粟特人和吐火罗人极高的特权，以加强他们对阿拉伯人的抵抗。一位突厥酋长，突骑施王苏禄（717－738年），由于靠近河中地区——他统治着伊犁河流域——真正支持了反穆斯林统治的地方叛乱。由于他的支持和鼓励，在728年爆发了反阿拉伯人统治的大起义，布哈拉人民在突骑施突厥人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了一年（728－729年）。同样是在突骑施人的援助下，撒马尔罕王胡拉克在730至731年间起义。直到大约737年或738年，阿拉伯人才最后重新征服撒马尔罕。
事实上，玄宗皇帝已经让阿拉伯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统治着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其原因是，在甘肃和塔里木地区，中国人正在勉力对付更加邻近的敌人：藏民或称吐蕃人。
曾于700年被唐将唐休璟打败的吐蕃人，于702年求和，几乎同时，战争又爆发。737年中国在青海以西打败他们，赢得辉煌胜利，746年，唐将王忠嗣又在同一地方打败他们。双方争夺的与胜败攸关的是石堡城——该城在甘肃边境西宁附近，是唐将李祎从吐蕃手中夺过来的，不久后又被吐蕃夺回，749年，唐将哥舒翰再次夺过来。不过在西藏的另一端，吐蕃仍威胁着帕米尔地区的诸小王国：吉尔吉特（汉名小勃律）、巴蒂斯坦（汉名大勃律）和瓦罕（汉名护蜜国）。中国在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国与印度交通的道路经过瓦罕。由于贸易关系和佛教徒的旅行与印度有着联系，对唐朝来说维持穿越帕米尔高山谷地交通的畅通是必需的。
由于吐蕃人已经获得对小勃律的宗主权，唐将高仙芝被任命为库车的副节度使，于747年越帕米尔，经巴罗吉尔山口到小勃律，监禁了吐蕃人的臣属王。由此可见,当时高仙芝的主要战备任务是针对土蕃的.
749年，吐火罗地区的叶护，即昆都士的佛教突厥王朝的统治者，中国人称之为失里忙伽罗（来自梵文Sri Man- gala），试图得到中国的援助以对付一个小山国酋长（他是吐蕃人的盟友），该酋长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高仙芝又一次率中国远征军越过帕米尔山，驱散了吐蕃的党羽（750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艺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
但是唐朝在中亚统治的崩溃也同样源于高仙芝.当时 塔什干的突厥王（或称吐屯，汉名是车鼻施），曾多次（743年，747年，749年）入唐表示归顺。然而当时高仙芝，指责他没有尽到作为边境保护者之职。诱而杀之，并占其财产。这一暴行引起了西部的反叛。车鼻施之子向葛逻禄部突厥人求援。葛逻禄部的领地是塔尔巴哈台和乌陇古河畔，从巴尔喀什湖东端一直延伸到额尔齐斯河。其子还向粟特地区的阿拉伯驻军求援。这是怛罗斯之战的表因.
得到求助消息后,阿拉伯将军齐雅德·伊本·萨里匆匆从南方赶往塔什干，而葛逻禄军从北方南下。751年7月，高仙芝在怛逻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江布尔）附近被这些联合部队打败。齐雅德·伊本·萨里按传统带着数千名俘虏回撒马尔罕。据巴托尔德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天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正如早期事件所预示的总趋势那样，中亚没有成为中国的，而是转向了穆斯林世界。葛逻禄人在获胜之后，其领土似乎已经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塞克湖以北的整个伊犁河流域。原西突厥汗庭几处驻地都处于葛逻禄人的统治之下，葛逻禄部首领满足于较低的“叶护”称号，无疑是避免冒犯回纥可汗。
如果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中国在怛逻斯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中国成了长达8年（755－763年）内战的牺牲品，一举丧失了在中亚的帝国。

综上述,做为唐的一支军区级部队,高仙芝即要对抗吐蕃,保护中国通往印度的通道,又要安抚西域,还要同阿拉伯人做战,明显兵单.可以说怛罗斯之役,是高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且此败,与高本人错误的统治政策也有绝大关系.但就是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阿拉伯联军没有乘胜追击,足见其对唐军战斗力的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