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唾液可能感染艾滋病:-义乌“闹独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21:06:17
追求区域间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是打破地区分割、形成以利益为纽带、区域内共同发展的一种创新实践，它正一步步地撼动行政区划壁垒。而区域发展正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区域合并，二是区域分离，在浙江义乌这个县级市正酝酿着后一种变化在中国地图上，义乌不过是浙江中部的“弹丸之地，一个属于金华行政下辖的县级市，不
说义乌要脱离金华中心市而“闹独立”的时候，觉得有“孩大不由娘”的意味。在冷了一段时间后，最近义乌“闹独立”的说法在各个层面又呈现了回热的态势，难道这次义乌真的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有什么更深的背景？“义乌模式”能走多远义乌被大家视为一种奇迹。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义乌农民就开始了“鸡毛换糖”的经商活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后来被称为“扁担商”的早期义乌商人，纷纷走出田埂，远赴温州、广州等地进货，再回到金华、丽水等地的农村寻找销路。1982年9月5日，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在义乌兴起后的十多年里，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规模。义乌市委宣传部外宣科王培忠科长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可以对义乌模式的惊人威力有一个大体认识：作为一个市场，今天的义乌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2001年中国小商品城商品成交额高达211亿元，连续11 年位居全国各大集贸市场榜首；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一年的GDP可以做到136亿元、财政收入做到12亿元(均为去年数据)，义乌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从一个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农业县，一跃跨入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前20名。后来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开始发现，义乌之超常发展自有其模式，而这一模式也自有其非同寻常的生命力。通常，义乌模式被归结为：一个庞大、高效、结构复杂的市场以及依托这一市场展开的大规模产业分工与合作。但是，记者注意到，就在2001年，关于“义乌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忧虑就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了。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摊得很薄，只能靠一定的数量级来支撑；随着各地对义乌模式蜂拥而起的克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义乌将直面生死关头：其一，商品本身价格已近底线；其二，随着市场的日渐拥挤，客商的经济活动成本在上升，边际效益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义乌这座终日沸腾的城市内部，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自己的清醒而深入的认识。正在义乌模式先发优势日趋淡化的今天，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义乌又要有惊世之举了——— 他们要“闹独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城市室主任叶裕民教授对记者坦言，义乌的问题在于现有的行政制度制约了义乌的发展。于是，记者就义乌要“闹独立”的话题，在今年2月13日采访了义乌市常务副市长宋英豪，他对此说法给予了否认。但是他承认，困惑义乌的重要瓶颈就是资源的缺乏，包括土地和水。宋英豪指出，因为义乌过去是个商业城市，本身的土地资源十分贫瘠，特别是在1995年后，义乌的民间资本大量投资工业，土地紧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土地。他认为上级虽然在政策上对义乌有了很多的倾斜，但是土地问题依然是制约义乌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据《人民日报》消息称，在2002年6月29日，义乌福田市场稠州北路商服楼1号地块，以每平方米9.45万元、整体价近 800万元的价格被拍走，一举创下了全国国有土地出让的每平方米最高价。高地价、高房价必然会对吸引外来投资形成某种障碍。义乌市常务副市长宋英豪指出，义乌城市供水严重不足，存在很强的水需求。义乌市人均水资源仅1132立方米，加之自有水库蓄水不足和水污染，水源不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瓶颈。据预测，当城市发展到50万人口时，城市用水缺口将达5200万-6200万立方米。可是，在义乌各种备选的水源规划方案中，区内挖潜的办法如新建水库等大都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水质得不到保障。而从毗邻的东阳横锦水库引水因投资省、周期短、水质好，成为满足义乌用水需求的最优方案。东阳市水资源相对丰富，有能力将一部分横锦水库的水供给义乌市使用，将丰余的水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有需求，一方能供给，于是最朴素的市场法则促成了这笔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有观察家指出，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实践，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也因此更加激发了义乌要合并东阳并一起成为“独立”市的念头。“独立 ”的五种模式记者在《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纲要》中就看到，对义乌的城市定位是到2010年，市区人口达到50万以上，建成区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逐步发展成为以商贸为主、工贸结合的现代化商贸名城。但是，一区域经济专家告诉记者，这个想法可能是金华方面的一厢情愿。义乌根本不稀罕这一套，义乌也不会满足于金华方面对它的这种目标规划。他还认为，当年正是因为有了对政策的撬动，才有了当年深圳的迅速崛起，而作为义乌，它应该承担起浙江“深圳”的责任。区域经济需要领跑者，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其他地方真正群跑起来。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义乌方面曾经向有关政协提交过关于义乌要脱离金华中心市管辖的议案。记者在义乌的采访中，也接触并收集了来自民间、官方各人士关于义乌“独立”的各种版本，基本上有 5种。一、义乌单独从金华中心市的行政管辖中“独立”出来，成为由省直接行政管辖的大型城市；二、义乌与与之相邻的县级市东阳市合并，同时成立以义乌为中心的由省直接行政管辖的大型城市；三、把金华现有的八个县和县级市分为两个中心，一个是以金华为中心，下辖兰溪、永康、武义三个区域；另一个是以义乌为中心市，下辖东阳、浦江、磐安三个区域；四、就是以义乌为中心市，下辖金华、兰溪、永康、武义、义乌、东阳、浦江、磐安；五、义乌和浦江，永康和武义，金华和兰溪，东阳和磐安各自合并。对于合并的方案，义乌兄弟县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向记者分析了突破行政区划对于金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他说，第一种方案是，义乌和浦江、永康和武义、金华和兰溪、东阳和磐安各自合并，那样可以对金华目前各个地方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好处。他拿很能说明工业实力的工业用电量作了比较，金华市本地是9.5亿度，而永康也有9.1 亿度；金华虽然搞了那么多的工业园区，实际上增长速度和规模上却和永康差不多，金华增长15％，永康则增长了12％，而且他相信在2003年永康肯定可以超过金华。应该说金华的整个工业基础比较弱，如果金华和兰溪联手，对于金华工业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其发展的潜力也是较大的。第二种方案是，以义乌为龙头，义乌、东阳、浦江、磐安四个一起并，另一块就是靠金华南边的以金华为龙头，金华、兰溪、永康、武义四个一起并。他说，如果区域上统一起来，有很多问题就可以重新考虑了，比如金华、兰溪、永康、武义四个一合并，就有了一个“大金华”的概念，那么现在永康的产业和工业园区的布局就会和现在不同，他指出，现在的弊端是，武义、兰溪、金华大家都是各自自己搞，比如工业园区金华就有5个左右，兰溪也有5 个左右，只是简单重复，这就是没有统一布局的结果。他还进一步向记者透露：“现在金华发文件，大都是讲自己本级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下面。这样一来，金华把眼界局限于自己一块范围以后，与下面几个县市就脱节了。而且老子和儿子争，靠近义乌的，拼命要在金华东部搞一个工业区，几乎和义乌一模一样，要把义乌的商户弄过去。跟永康呢，也弄得很乱。”在义乌，记者还听到一种观点，就是反对义乌和其他地方合并，而支持义乌单独“独立”。因为这是由义乌的商业模式决定的，义乌的辐射力也许可以很远，但是未必就能辐射到近的地方，要想靠义乌来拉动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可能过于幼稚和天真。记者在《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纲要》中看到了官方正式的一些考虑：“义乌、东阳、永康、兰溪四个城市分别达到或者接近中等城市规模，其中义乌初步形成大城市框架，与金华中心城市一起构成有较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中等规模城市群。”对于义乌要“独立 ”，宋英豪副市长说，他本人认为不可取。他认为要搞这样一些组合，如果光从权力分配的角度出发，对义乌的经济发展肯定没有好处。他说，有些经济活动既然物理上联系在一起了，未必一定要在行政上也联系在一起。并认为“独立”无非是解决了办事效率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并指出“独立”在目前这个阶段还很难解决。宋英豪分析了义乌“闹独立” 说法出台的原因，他认为还是和现在政府的有些政策调整过慢有关系。因为如果办事的程序太复杂，而原因出现在权限问题上。要权限就得要级别，义乌“闹独立”这种想法无非是想在经济上更多一些自主权。所以他反复指出，要处理好义乌行政区划和区域经济之间矛盾的最佳方法，就是首先推行审批制度的改革。他希望政府对待经济的事情按经济规律办，行政的事情按行政的角度办。他同时也说明，目前浙江省、金华市在这方面对义乌是很支持的，在浙江省宣布的全省包括义乌、东阳的7个经济强县在经济管理上可享受地级市的权利了，以后不再需要到金华去审批了。他猜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义乌一直在申报 “大城市”规划，而有些人误解了。义乌原来是按照中等城市的规格来规划的，因为根据有关政策，县级市是不能超过30平方公里的，而《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纲要》也对义乌的城市定位是到2010年建成区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但是现在义乌已经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了95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记者注意到，金华自己对本市的规划也是到2010年建成区面积达到50 平方公里，如此一来，义乌县级市就要比金华中心市整整大出45平方公里了。对于义乌要“闹独立”的立场，义乌籍著名互联网实验室首席分析家方兴东告诉记者，他和许多义乌人一样，强烈支持义乌“独立”，因为义乌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人的能力、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等资源都已经非常的充分。可以说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所以说，义乌不管以哪种方式“ 独立”都是大势所趋。但是他也很感忧虑，义乌现在空谈“独立”对义乌的发展是有害的。反而会在潜意识里真正制约义乌，在行政的各个方面产生各种摩擦，因为“闹独立”势必与现有的行政格局相矛盾。他希望义乌能有具备组织力、号召力的人与舆论、媒体、政界统一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制度改革是关键关于撼动行政区划壁垒的案例，记者最近注意到2002年已经成功的有：“大佛山”概念正式浮出水面；杭州与海宁之间土地交易成功，杭州正式由“西湖时代”步入了“钱塘江时代”；位于长江南岸、隶属于江苏无锡的江阴市与隔江相望的泰州靖江市之间本着“江阴出钱、靖江出地、财税划块、利益共享”的原则，两市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成立了“沿江开发促进会”。还包括一直在讨论不止的“京津合并”问题。记者还注意到，20位市长在前不久闭幕的上海———长三角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市长论坛纪要》，建议加快建设水、陆、空相互配套、快速便捷的区域大交通体系，加强生产要素的跨省市流动，加快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共享，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金融组织体系和区域经济服务体系等，而要实施这些项目，必须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限制。观察家此间也指出，经济区域的形成应当是一个依据市场规律的自发过程，然而，根深蒂固的行政区划观念却无时不在消解和阻碍这个过程，于是打破地区分割、形成以利益为纽带、区域内共同发展的创新突围也就由此而生。专家指出，市场引力是区域经济突围的另一个动力。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地区经济格局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也习惯于按行政区划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技术、信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快速、大范围地集聚与流动，以经济区域为单元、以市场化管理为主的经济活动开始崭露头角。在市场引力的作用下，特别是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健全时，区域内各级政府开始尝试打破自己以行政区划为本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其经济活动也由以行政关系为中心转向以交易关系为中心、从关照单个地域的发展转向关照整个区域的发展。应该说，这种变化既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日益确立。专家还指出，区域经济强劲的发展需求也是一个动力。2002年底公布的《(2001-2002)中国城市报告》就指出，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经济圈正发展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落，当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80％的GDP、90％的工业总产值、95％的外贸进出口在这些地域产生，三大区域广阔的发展前景显然为突围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动力。观察家指出，打破行政区域束缚目前正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区域合并，二是区域分离。而根据目前义乌的情况，据分析家预测，极有可能出现的模式就是义乌单独从金华中心市的行政管辖中“独立” 出来，成为由省直接行政管辖的大型城市。叶裕民教授认为，从长期的发展趋势上来看，行政区划的变革并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些如生产要素的配置等问题。从义乌、东阳的水权交易可以看出，其实并不需要东阳并到义乌才可以解决用水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得到有效解决。“京津合并”也一样，并不需要天津、北京合并才能解决京津合作问题。只需建立一种互利、友好的经济联系，就可以达到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对于义乌试图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提高行政等级来获取发展空间，叶裕民教授认为付出的成本太大了。她认为解决类似义乌的问题，要依靠制度改革，减少行政障碍，尽快消除在行政级别上对城市发展具有制约性的种种政策规定，为发展释放出空间。她分析，制度改革一方面涉及到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有许多政府部门考虑问题制定规则时经常从本位主义出发，没有尊重市场规律，致使城市的发展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的生产要素对区域的选择。目前上一级城市对下一级城市的行政管理约束太死，在审批下一级城市的各种发展规划(包括经济规划、城市规划、具体项目规划)时，限制太多，致使下一级城市的发展规划不能够充分反映城市发展的现实竞争力，不能满足他们发展的客观要求。叶裕民还指出，制度改革还涉及政策法规的调整和完善。目前，有些政策法规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城市发展的需要，比如有关部门对不同等级城市发展规模的规定。如县级市的城市规划不能超过30 平方公里，人口不能超过30万人。按照城市竞争理论，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城市，只要市场要素的流动对它有选择，就要鼓励发展，而不应该受到行政级别的限制。在旧体制下，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行政级别是基本一致的，行政级别越高，投资权力越大，城市发展的机会也就越多，城市的发展规模是和行政级别成正比的。但是，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城市之间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区位选择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再完全取决于城市的行政级别。很多低一级的城市会发展得更好，规模、经济活力、经济发展能力、对资本的吸引力都可能超过上一级城市，虽然是低一级的行政区划，但是投资环境好，市场活跃，企业就愿意来投资。这时，这些行政级别较低、但是投资集中的热点城市，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势必会突破原先对县级市的用地、人口规模的限制。因此，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空间，能够广泛赋予中国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城市一条低成本的、富有效率的发展途径。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并不是都是弊端。叶裕民认为，更高层面的问题有时下一级地区还需要通过更高一级地区来对整个地区进行统筹规划，如“南水北调”工程，像这种问题就不是哪个单个城市能解决的。如果主要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实现经济联系的话，付出成本太高，因为市场联系是瞬息万变的，而行政区划则要保持相对稳定。实际上，区际经济联系应该通过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区际合作来实现，而不是要将有经济互补的地区都划分到一个行政区内，更不是都需要提高行政级别来实现发展。现在全国393个县级市，如果有1／3发展好了，就有100多个； 21215个建制镇，如果1／10搞得好，就有2000多个，如果都要通过提高行政级别赢得发展空间，就有些天方夜谭了。当然，在区域发展成本方面，有专家提出了一种区域共享、共融、多赢、妥协的理念。最近，沪苏浙三省市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成本。他们认为，通过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与布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搭建良好的区域发展平台，营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就可以做到区域发展成本最小化。叶裕民认为，虽然说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并不是发展的最终解决办法，但是在管理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创新的条件下，各个城市试图通过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来扩大发展空间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制度、体制创新了，义乌就不存在“独立”与不“独立”的问题了。如果制度不改革、不创新，义乌不“独立”就很少有发展空间或者说发展空间会受到很大限制，那么“闹独立”也是必然的。最后叶裕民表示了一种很多业内人士都有的一个担心：城市行政级别之争可能会成为某些地方官员争取权力再分配的手段。那将是后患无穷的。(4 E1)
说义乌要脱离金华中心市而“闹独立”的时候，觉得有“孩大不由娘”的意味。在冷了一段时间后，最近义乌“闹独立”的说法在各个层面又呈现了回热的态势，难道这次义乌真的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有什么更深的背景？“义乌模式”能走多远义乌被大家视为一种奇迹。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义乌农民就开始了“鸡毛换糖”的经商活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后来被称为“扁担商”的早期义乌商人，纷纷走出田埂，远赴温州、广州等地进货，再回到金华、丽水等地的农村寻找销路。1982年9月5日，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在义乌兴起后的十多年里，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规模。义乌市委宣传部外宣科王培忠科长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可以对义乌模式的惊人威力有一个大体认识：作为一个市场，今天的义乌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2001年中国小商品城商品成交额高达211亿元，连续11 年位居全国各大集贸市场榜首；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一年的GDP可以做到136亿元、财政收入做到12亿元(均为去年数据)，义乌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从一个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农业县，一跃跨入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前20名。后来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开始发现，义乌之超常发展自有其模式，而这一模式也自有其非同寻常的生命力。通常，义乌模式被归结为：一个庞大、高效、结构复杂的市场以及依托这一市场展开的大规模产业分工与合作。但是，记者注意到，就在2001年，关于“义乌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忧虑就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了。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摊得很薄，只能靠一定的数量级来支撑；随着各地对义乌模式蜂拥而起的克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义乌将直面生死关头：其一，商品本身价格已近底线；其二，随着市场的日渐拥挤，客商的经济活动成本在上升，边际效益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义乌这座终日沸腾的城市内部，上至政府下至民间对自己的清醒而深入的认识。正在义乌模式先发优势日趋淡化的今天，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义乌又要有惊世之举了——— 他们要“闹独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城市室主任叶裕民教授对记者坦言，义乌的问题在于现有的行政制度制约了义乌的发展。于是，记者就义乌要“闹独立”的话题，在今年2月13日采访了义乌市常务副市长宋英豪，他对此说法给予了否认。但是他承认，困惑义乌的重要瓶颈就是资源的缺乏，包括土地和水。宋英豪指出，因为义乌过去是个商业城市，本身的土地资源十分贫瘠，特别是在1995年后，义乌的民间资本大量投资工业，土地紧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因为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土地。他认为上级虽然在政策上对义乌有了很多的倾斜，但是土地问题依然是制约义乌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据《人民日报》消息称，在2002年6月29日，义乌福田市场稠州北路商服楼1号地块，以每平方米9.45万元、整体价近 800万元的价格被拍走，一举创下了全国国有土地出让的每平方米最高价。高地价、高房价必然会对吸引外来投资形成某种障碍。义乌市常务副市长宋英豪指出，义乌城市供水严重不足，存在很强的水需求。义乌市人均水资源仅1132立方米，加之自有水库蓄水不足和水污染，水源不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瓶颈。据预测，当城市发展到50万人口时，城市用水缺口将达5200万-6200万立方米。可是，在义乌各种备选的水源规划方案中，区内挖潜的办法如新建水库等大都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水质得不到保障。而从毗邻的东阳横锦水库引水因投资省、周期短、水质好，成为满足义乌用水需求的最优方案。东阳市水资源相对丰富，有能力将一部分横锦水库的水供给义乌市使用，将丰余的水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有需求，一方能供给，于是最朴素的市场法则促成了这笔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有观察家指出，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实践，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也因此更加激发了义乌要合并东阳并一起成为“独立”市的念头。“独立 ”的五种模式记者在《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纲要》中就看到，对义乌的城市定位是到2010年，市区人口达到50万以上，建成区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逐步发展成为以商贸为主、工贸结合的现代化商贸名城。但是，一区域经济专家告诉记者，这个想法可能是金华方面的一厢情愿。义乌根本不稀罕这一套，义乌也不会满足于金华方面对它的这种目标规划。他还认为，当年正是因为有了对政策的撬动，才有了当年深圳的迅速崛起，而作为义乌，它应该承担起浙江“深圳”的责任。区域经济需要领跑者，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其他地方真正群跑起来。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义乌方面曾经向有关政协提交过关于义乌要脱离金华中心市管辖的议案。记者在义乌的采访中，也接触并收集了来自民间、官方各人士关于义乌“独立”的各种版本，基本上有 5种。一、义乌单独从金华中心市的行政管辖中“独立”出来，成为由省直接行政管辖的大型城市；二、义乌与与之相邻的县级市东阳市合并，同时成立以义乌为中心的由省直接行政管辖的大型城市；三、把金华现有的八个县和县级市分为两个中心，一个是以金华为中心，下辖兰溪、永康、武义三个区域；另一个是以义乌为中心市，下辖东阳、浦江、磐安三个区域；四、就是以义乌为中心市，下辖金华、兰溪、永康、武义、义乌、东阳、浦江、磐安；五、义乌和浦江，永康和武义，金华和兰溪，东阳和磐安各自合并。对于合并的方案，义乌兄弟县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向记者分析了突破行政区划对于金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他说，第一种方案是，义乌和浦江、永康和武义、金华和兰溪、东阳和磐安各自合并，那样可以对金华目前各个地方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好处。他拿很能说明工业实力的工业用电量作了比较，金华市本地是9.5亿度，而永康也有9.1 亿度；金华虽然搞了那么多的工业园区，实际上增长速度和规模上却和永康差不多，金华增长15％，永康则增长了12％，而且他相信在2003年永康肯定可以超过金华。应该说金华的整个工业基础比较弱，如果金华和兰溪联手，对于金华工业的发展是一件好事，其发展的潜力也是较大的。第二种方案是，以义乌为龙头，义乌、东阳、浦江、磐安四个一起并，另一块就是靠金华南边的以金华为龙头，金华、兰溪、永康、武义四个一起并。他说，如果区域上统一起来，有很多问题就可以重新考虑了，比如金华、兰溪、永康、武义四个一合并，就有了一个“大金华”的概念，那么现在永康的产业和工业园区的布局就会和现在不同，他指出，现在的弊端是，武义、兰溪、金华大家都是各自自己搞，比如工业园区金华就有5个左右，兰溪也有5 个左右，只是简单重复，这就是没有统一布局的结果。他还进一步向记者透露：“现在金华发文件，大都是讲自己本级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下面。这样一来，金华把眼界局限于自己一块范围以后，与下面几个县市就脱节了。而且老子和儿子争，靠近义乌的，拼命要在金华东部搞一个工业区，几乎和义乌一模一样，要把义乌的商户弄过去。跟永康呢，也弄得很乱。”在义乌，记者还听到一种观点，就是反对义乌和其他地方合并，而支持义乌单独“独立”。因为这是由义乌的商业模式决定的，义乌的辐射力也许可以很远，但是未必就能辐射到近的地方，要想靠义乌来拉动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可能过于幼稚和天真。记者在《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纲要》中看到了官方正式的一些考虑：“义乌、东阳、永康、兰溪四个城市分别达到或者接近中等城市规模，其中义乌初步形成大城市框架，与金华中心城市一起构成有较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中等规模城市群。”对于义乌要“独立 ”，宋英豪副市长说，他本人认为不可取。他认为要搞这样一些组合，如果光从权力分配的角度出发，对义乌的经济发展肯定没有好处。他说，有些经济活动既然物理上联系在一起了，未必一定要在行政上也联系在一起。并认为“独立”无非是解决了办事效率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并指出“独立”在目前这个阶段还很难解决。宋英豪分析了义乌“闹独立” 说法出台的原因，他认为还是和现在政府的有些政策调整过慢有关系。因为如果办事的程序太复杂，而原因出现在权限问题上。要权限就得要级别，义乌“闹独立”这种想法无非是想在经济上更多一些自主权。所以他反复指出，要处理好义乌行政区划和区域经济之间矛盾的最佳方法，就是首先推行审批制度的改革。他希望政府对待经济的事情按经济规律办，行政的事情按行政的角度办。他同时也说明，目前浙江省、金华市在这方面对义乌是很支持的，在浙江省宣布的全省包括义乌、东阳的7个经济强县在经济管理上可享受地级市的权利了，以后不再需要到金华去审批了。他猜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义乌一直在申报 “大城市”规划，而有些人误解了。义乌原来是按照中等城市的规格来规划的，因为根据有关政策，县级市是不能超过30平方公里的，而《金华市城市化发展纲要》也对义乌的城市定位是到2010年建成区面积达到50平方公里，但是现在义乌已经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了95平方公里的城市规划。记者注意到，金华自己对本市的规划也是到2010年建成区面积达到50 平方公里，如此一来，义乌县级市就要比金华中心市整整大出45平方公里了。对于义乌要“闹独立”的立场，义乌籍著名互联网实验室首席分析家方兴东告诉记者，他和许多义乌人一样，强烈支持义乌“独立”，因为义乌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人的能力、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等资源都已经非常的充分。可以说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所以说，义乌不管以哪种方式“ 独立”都是大势所趋。但是他也很感忧虑，义乌现在空谈“独立”对义乌的发展是有害的。反而会在潜意识里真正制约义乌，在行政的各个方面产生各种摩擦，因为“闹独立”势必与现有的行政格局相矛盾。他希望义乌能有具备组织力、号召力的人与舆论、媒体、政界统一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制度改革是关键关于撼动行政区划壁垒的案例，记者最近注意到2002年已经成功的有：“大佛山”概念正式浮出水面；杭州与海宁之间土地交易成功，杭州正式由“西湖时代”步入了“钱塘江时代”；位于长江南岸、隶属于江苏无锡的江阴市与隔江相望的泰州靖江市之间本着“江阴出钱、靖江出地、财税划块、利益共享”的原则，两市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成立了“沿江开发促进会”。还包括一直在讨论不止的“京津合并”问题。记者还注意到，20位市长在前不久闭幕的上海———长三角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市长论坛纪要》，建议加快建设水、陆、空相互配套、快速便捷的区域大交通体系，加强生产要素的跨省市流动，加快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共享，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金融组织体系和区域经济服务体系等，而要实施这些项目，必须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限制。观察家此间也指出，经济区域的形成应当是一个依据市场规律的自发过程，然而，根深蒂固的行政区划观念却无时不在消解和阻碍这个过程，于是打破地区分割、形成以利益为纽带、区域内共同发展的创新突围也就由此而生。专家指出，市场引力是区域经济突围的另一个动力。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地区经济格局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也习惯于按行政区划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技术、信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快速、大范围地集聚与流动，以经济区域为单元、以市场化管理为主的经济活动开始崭露头角。在市场引力的作用下，特别是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健全时，区域内各级政府开始尝试打破自己以行政区划为本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其经济活动也由以行政关系为中心转向以交易关系为中心、从关照单个地域的发展转向关照整个区域的发展。应该说，这种变化既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日益确立。专家还指出，区域经济强劲的发展需求也是一个动力。2002年底公布的《(2001-2002)中国城市报告》就指出，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经济圈正发展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落，当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80％的GDP、90％的工业总产值、95％的外贸进出口在这些地域产生，三大区域广阔的发展前景显然为突围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动力。观察家指出，打破行政区域束缚目前正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区域合并，二是区域分离。而根据目前义乌的情况，据分析家预测，极有可能出现的模式就是义乌单独从金华中心市的行政管辖中“独立” 出来，成为由省直接行政管辖的大型城市。叶裕民教授认为，从长期的发展趋势上来看，行政区划的变革并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些如生产要素的配置等问题。从义乌、东阳的水权交易可以看出，其实并不需要东阳并到义乌才可以解决用水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得到有效解决。“京津合并”也一样，并不需要天津、北京合并才能解决京津合作问题。只需建立一种互利、友好的经济联系，就可以达到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对于义乌试图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提高行政等级来获取发展空间，叶裕民教授认为付出的成本太大了。她认为解决类似义乌的问题，要依靠制度改革，减少行政障碍，尽快消除在行政级别上对城市发展具有制约性的种种政策规定，为发展释放出空间。她分析，制度改革一方面涉及到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有许多政府部门考虑问题制定规则时经常从本位主义出发，没有尊重市场规律，致使城市的发展不能客观地反映现实的生产要素对区域的选择。目前上一级城市对下一级城市的行政管理约束太死，在审批下一级城市的各种发展规划(包括经济规划、城市规划、具体项目规划)时，限制太多，致使下一级城市的发展规划不能够充分反映城市发展的现实竞争力，不能满足他们发展的客观要求。叶裕民还指出，制度改革还涉及政策法规的调整和完善。目前，有些政策法规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城市发展的需要，比如有关部门对不同等级城市发展规模的规定。如县级市的城市规划不能超过30 平方公里，人口不能超过30万人。按照城市竞争理论，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城市，只要市场要素的流动对它有选择，就要鼓励发展，而不应该受到行政级别的限制。在旧体制下，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行政级别是基本一致的，行政级别越高，投资权力越大，城市发展的机会也就越多，城市的发展规模是和行政级别成正比的。但是，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城市之间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区位选择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再完全取决于城市的行政级别。很多低一级的城市会发展得更好，规模、经济活力、经济发展能力、对资本的吸引力都可能超过上一级城市，虽然是低一级的行政区划，但是投资环境好，市场活跃，企业就愿意来投资。这时，这些行政级别较低、但是投资集中的热点城市，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势必会突破原先对县级市的用地、人口规模的限制。因此，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空间，能够广泛赋予中国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城市一条低成本的、富有效率的发展途径。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并不是都是弊端。叶裕民认为，更高层面的问题有时下一级地区还需要通过更高一级地区来对整个地区进行统筹规划，如“南水北调”工程，像这种问题就不是哪个单个城市能解决的。如果主要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实现经济联系的话，付出成本太高，因为市场联系是瞬息万变的，而行政区划则要保持相对稳定。实际上，区际经济联系应该通过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区际合作来实现，而不是要将有经济互补的地区都划分到一个行政区内，更不是都需要提高行政级别来实现发展。现在全国393个县级市，如果有1／3发展好了，就有100多个； 21215个建制镇，如果1／10搞得好，就有2000多个，如果都要通过提高行政级别赢得发展空间，就有些天方夜谭了。当然，在区域发展成本方面，有专家提出了一种区域共享、共融、多赢、妥协的理念。最近，沪苏浙三省市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成本。他们认为，通过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与布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搭建良好的区域发展平台，营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就可以做到区域发展成本最小化。叶裕民认为，虽然说打破现有的行政区划并不是发展的最终解决办法，但是在管理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创新的条件下，各个城市试图通过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来扩大发展空间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制度、体制创新了，义乌就不存在“独立”与不“独立”的问题了。如果制度不改革、不创新，义乌不“独立”就很少有发展空间或者说发展空间会受到很大限制，那么“闹独立”也是必然的。最后叶裕民表示了一种很多业内人士都有的一个担心：城市行政级别之争可能会成为某些地方官员争取权力再分配的手段。那将是后患无穷的。(4 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