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毒清血毒丸联合用药:有关晚清、民国现实思考的浮光掠影

有关晚清、民国现实思考的浮光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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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看《走向共和》以及看了一些关于民国、晚清的文章，很有感触。中国是个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的国家，总是在绕弯子了想图省便，吝啬抗争，结果比任何一个开明国家走的更曲折、流了更多血。一个民族经此曲折，至今依然矛盾重重，很难相信中国人总在表扬自己的有智慧。一些感触散乱记下，供学史的人一笑。
　　
　　一、慢一拍
　　
　　以前人家说中国和日本一样维新，结果甲午一战，优劣立现。我说其实起点是不一样的，日本经过倒幕归政天皇，旧势力应该说是经过一个大的清洗，所以理论上是一个新的政权，所以政治上的包袱是很轻，加上明治天皇勤勉，一国人齐心，少壮派当国。维新的相当成功，而中国的是在旧瓶子里装新酒，太平天国并没有改变政治体制、社会格局，某些程度还加强的旧势力的反扑心态，虽然受鸦片战争及镇压国内起义催生洋务派的一时风气。但曾、李、左、张等人老成持国，万事讲究稳妥，有个同治中兴的成绩就颇为自许，并不晓得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在变，这期间，普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都此起彼伏，某个程度给清朝一个喘息的时间。洋务派以为自己在进步，却不知道人家进步更快。所以到到中日战争一检验，中国输的非常干净。
　　这里说有个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假想，体制里的人是想改良，但涉及自身权势的时候，很难改变，要是太平天国灭亡时候，曾国藩振臂一呼，国家为之一变，政治洗涤一清，也未必后来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这个只是假想，曾国藩或知不可为或与民休息或道德文章约束及其他顾虑，却不知道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就慢了一拍，这要命的一拍。
　　二、文化的判断
　　首先我从小就怀疑我们的两千历史并非封建主义，从小时接受的政治学分类而言，封建社会只在周朝及以前。秦以后，应该是非常鲜明的帝国主义状态，王权至上，以知识分子为社会行政主体并掌握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及广大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从帝国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形态而言，有扩张的欲望但并不强烈（这一点与今日之美国多有相似，有领袖欲而少领土欲），更多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家思想中，开疆辟土的现实意义就不过是一种完成统一的王权责任。所以秦、汉、隋、唐、明（即使包括赢弱的宋）在帝国初期无不四处用兵，极力扩张帝国，而扩张目标，却仅以恢复先朝疆域而已。
　　中国只有王权，没有神权。所标榜的帝国核心价值为儒学，接受儒家的方式是学，学则可疑之，疑则少诚，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思想根源其实是道家。道强调的是变化。所以中国擅长变与不变的学问，功利心强于道德。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皇帝替换，只要顺乎天道，也无不可。至于天道，那就是个表面文章了。以至坚贞者罕见，变节者众。比如五代冯道，在乱世当中的生存学问今天看何尝不见得没有道理。
　　西方国家多有宗教信仰。王权神权并立，接受宗教的方式为信，信极则轻生，可以坦然赴死。所以若干世纪来传教的热诚可以夸张到十字军这个程度。传教可以说是文化侵略，但价值观的世界大同也未必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化理想。只不过事及当世之人只有切身之痛。
　　所以这里要说日本是个很奇怪的例子，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和中国一体，但更要纯粹一点。道的思想也未必没有，但只及花草茶饮。于为人处事，还如儒家一样强调状怀激烈。
　　从体制上，日本倒是保留封建的状态几乎到幕府结束，只不过幕府时期藩属大名略为式微一点。另一点，很有意思，政权代表为将军，神权代表为天皇。这点而言，日本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信仰使全国的价值观统一，这也日本顺利变革的原因。
　　甲午战争，与中国，可说是变革的失败，也可说是文化的失败。
　　因为此时中国人甚至没有国家认同，失败是皇帝的，与百姓何干。
　　三、民族问题
　　前面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概念，甚至也没有民族概念，太平天国的号召里就没有特别强烈的满汉区别。曾国藩的镇压也就没有太大的民族情节，所谓满人走狗恐怕是中国人日后的好恶方式。
　　太平天国的目标非常混乱，但有一点却前所未有，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这点可说是开坏风气之先，日后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没有太平天国的余毒影响，之前还有五四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及否定。
　　太平天国的方式自然不是曾国藩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可以忍受的。所以说曾国藩与其保皇，更不如说是卫道，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武斗，结果是曾国藩所代表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略胜一筹，但可惜这也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场胜利，约100年后，国共之间的斗争以共党所代表低层知识分子获得胜利，胜利的方式很大程度在于对于农民的组织。除了彼此之间的天然接近以外，强大的组织能力也非高层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
　　民族问题是有了国家认同的后的新问题，孙中山后来把“驱逐鞑虏”改成“民族主义”到后来的“五族共和”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淡。
　　中国人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以中国人哲学而言，置之不理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一旦放到桌面就再无回旋。
　　今天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如此。
　　某些骚乱费那么劲折腾无非换取一个重视。
　　四、说话方式
　　世界乱的时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至今依然，同治中兴如此，一战期间的民国十年也是如此。后面二战缠斗其中，却籍此摆脱半殖民地命运，接着冷战中于美苏之间长袖善舞连横合纵，到现在金融危机中国的世界救世主表现。但可惜的是，每一次，机遇都把握的不够。
　　清朝想宪政的时候，汉人已经不答应了，所以武昌起义，袁世凯当国的时候，孙中山偏要与他斗，当然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其实无关是非，却开启一个流血的说话方式的时代，此后中国人有革命勇气，却无协商改良的耐心和涵养，血流干，结果现在还有人怀念民国，说起码那当时氛围还是宽松，政治家还是开明的。经过一个轮回，国人开始意识自己是不是走复杂了，这个圈非但没有把自己走出光明，甚至还没有把自己走回去。体制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大规模的彼此不信任情绪正在扩散。原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员，但显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历史当中学到过什么。两千年王朝更迭变无可变，马未都言中国人的封建体制2000年未在制度上破产。这个东西给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上自信心，所以迷恋传统，即使而今传统不复，还要举着恢复的大旗给社会主义注入中国特色。
　　清帝逊位袁世凯当国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好开始，但也许就是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会珍惜不去思考，今天杨度和梁启超的体制探讨还是意义的。他们其实都看到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都想到以某个方式去防范问题。可持续和稳定才是中国有所发展的根本。所以当时开明专制未必不是好事，革命家想一步登天，却没有想到乡间民众内心2000年训练出来的麻木和漠然。于是革命成了革命家的私欲，专制却成了一个共同掩饰的持续事实。
　　袁世凯是有本事的人，但可惜的是，太有本事了，以至无人可以牵制。总不能看着你通杀全局，所以我推翻牌桌，讲话的方式变了。
　　想来真的很可悲，
　　慈熙不和光绪好好谈，成就了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和孙中山不好好谈，结果是二次革命却只成就遍地军阀。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好好谈，结果是三年大规模的内战以及民主历程的彻底夭折。
　　中国始终没有养成谈判并尊重谈结果的习惯，也许身怀利器就不懂得克制了。
　　五、阿Q主义
　　鲁迅总结中国的特色就是阿Q主义。一个善于自我解嘲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所以也不抗争的民族。当然，这也怨不得。历来成王败寇，胜利者通杀。无论你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就只是这个赌局中的胜利一方，与旁观的百姓几乎无关。而且翻盘过于频繁，百姓已无法有无必要表态。
　　所以今天去想小时候接受的那些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观简直就是屁话，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从来无关阶级感情，什么所谓解救劳苦大众，想的也就是自己做皇帝而已。一个被剥削阶级成为剥削阶级的奋斗史而已。
　　所以军阀时代只是这个浓缩历史的现实教育，犹如唱戏般你来我往。也造就彼时军阀的涵养，以及小百姓的自我宽慰。中国百姓没有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说高层一直也没有在乎过。
　　曾几何时，台湾带给我们希望，但当百万红杉军也没有让陈水扁下台的那刻，我一度怀疑所谓民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有就是群众的大多数是不是在正确选择。是的，陈水扁是进监狱了，但这不能不让人感觉是政权更替后的秋后算帐。
　　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后学生尸体前长跪不起，而后专意念佛，坚持吃素，这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内疚，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惺惺作态，这以后，惺惺作态也不复了。我们陷落在拜金主义当中，全民堕落。六\为什么总是失败
　　中国的近现代史充满了失败，各种各样匪夷所思但又理所当然的失败。不过政治家们总认为处在伟大的不断胜利当中。我们的胜利往往是对错误的纠正，但我们总不反省为什么老是在犯错误。我们忽略错误，而后夸大胜利，比如比较值得拿出来一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14年的斗争2000万军民的死亡大半个国家国土沦丧换来的价值恐怕最多是对日军的所谓牵制。胜利应该属于原子弹，当然有我们的功劳，但全部是苦难。
　　失败从清朝开始，但把清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放在一起比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这么说，明的灭亡还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没有被李自成打下来（据说是因为一场瘟疫使守城明军丧失战斗力），或者说刚烈的崇帧皇帝逃掉而不自杀，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国准备了终其一代的陪都结果并没有让正统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这个所谓正统问题导致了晚明内斗的血腥而可耻的18年，不过怎么说接班的清帝国讨了一个老大的便宜。
　　那么清帝国就没有这么幸运，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宣统退位，帝国就没有消停过，而且是 钝刀子割肉，一点一点把一个内政原本非常强势的大清搞到奄奄一息。外部是两次鸦片战争，接着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国都被打破两次，割地赔款不胜举数，内部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捻乱、疆乱、保路运动、革命党，政变搞了两回，前者处置了八大臣，后者搞定了六君子。洋务也搞了，新政也弄了，最后权臣当国，孤儿寡母总算和平退位。如果不是冯玉祥破坏协议，驱逐溥仪出宫，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结局。
　　清钻了明末天下大乱的空子，轻松取国，老实说也没有因此放松警惕。终清一代，应该说皇帝都很勤勉，行政也强势，为了不蹈元末帝奔回草原的覆辙，也一直上紧满汉大防这根弦。但结果还不得不依靠汉人维持帝国最后的一息尚存。这形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悖论，一是汉人要驱满，一是维持下去还要靠汉人。所以这也成了中国最后不能实行君主立宪的死局。作为精神象征的最高领袖是异族人，而异族人近300年靠的是文字狱加铁腕而维系的统治，现在君主立宪却要剥夺这个异族君主的权利，让清帝象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的搞下去。显然不现实。上面说才12年冯玉祥就撕毁协议，不再优待逊帝。但我忽然一想，中国历史上，又何尝有哪个亡国之君得过优待。或者，这就是宿命。
　　那么彼时的政治体制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明白人很多，杨度是其中一个。宿命的是，他提出来的依然还是君主立宪。
　　他的《君宪救国论》说：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他的理由是：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鲁迅的一些小说也验证了杨度的论点，当时的民众无所谓革命者的理想，他们要的只是处决的革命者一腔热血去救治疾病。而势力相当者互不买帐。中国人只服从不合作，至今依然。
　　对于坚定的君主立宪派杨度来说，排除清帝，当时的状况就没有其他皇帝给他做政治实验。于是他想造一个皇帝出来。于是就有了袁世凯临终前的“杨度误我”。
　　除却戊戌变法出卖光绪这一节存疑的历史暗影以外，洪宪登基以前的袁世凯还是此时最具威望和手腕的领袖人物，可惜与西汉王莽篡位的结局如出一辙，这又是一个悖论，位极人臣却不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洪宪随着登基威望和能量随之烟消灰灭。君主立宪的两个可能性就此终结。接着各派势力相争，到45年国共谈判的时候还不能就联合政府达成一致（一个障眼法的表面一致是达成了），非要伏尸千里，流血飘杵，争一雌雄才善罢甘休。想来当年灰心的杨度还是风清云淡的看高一眼做千古之评，挽袁世凯：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近百年后看此联，唏嘘不已。七、变法棋局
　　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年代，所以对于变法有天然的亲近感。我们的历史教育也是如此，将变法人物一律树造成英雄——有点悲情的英雄。
　　但现在我们重新去看历史，忽然发现，其实中国历来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过，除了秦以前诸侯国的变法有了一些作为，比如商鞅。但气短的是，同样的是秦法严苛，偏居一隅的秦国可籍此统一六国，但秦朝时却被两个因惧失期的士兵一呼而天下应并由此灭国。
　　而且变法人物结局令人唏嘘，商鞅车裂，吴起射杀，王安石罢逐，康、梁避国，谭嗣同六君子赴义。所变之法，历来褒贬不一，甚至贬大于褒。何至于此，我分析有以下四点：
　　一是欲速则不达，变法之人觉得沉疴累累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横扫积弊。但不知道积弊也是成年累月一点点形成的，解决起来自然不能一撅而就，治国本如烹调小鲜需慢火细炖方可火到肉烂。但革新心切之下一但稍受小阻则无所不用其极。事情做过了不但一无所成且误国害己。
　　二是众口难调，中国幅员广阔，各地风情民俗各不相同，往往一个政策都经各地的长久消化，形成每每不同的行政方式，也有了彼此情况不一程度不一的问题，但革新者研究问题又很难做到采样完全，视界广阔。所以治甲地的成功经验并不能完全套用乙地。若因乙地之不适用又做少许改良。结果乙地未必买帐，甲地又感受不足。以单一政策实施全国，必然举国不安。
　　三是一相情愿，变法者以为是为天下计，但事前动员不足天下人并不受用，改革执行者立功心切，又置若罔闻实施中的不协调声音，结果怨声载道，好心彻底做成坏事
　　四是伤筋动本，这点最难做，改革说到底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然触及即得利益者的神经。现在我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觉得改革必须要与旧势力斗争，且不知做联合旧势力的尝试。你侵犯别人利益，别人必全力反抗。；力量都消耗在内斗当中，一个社会离心背德又何来进步。所以也造就了变法人物的悲情结局，陷入因果报应当中，殊为可惜可怜可恨。
　　还有一点放不上台面，但也值得一说，就变法的人人品都不怎么样，吴起杀妻求将，商鞅被司马迁说成天资刻薄人，王安石偏持，所用章淳和蔡京之流都是大奸之人，康有为日后的固执保皇，伪诏，及改谭嗣同绝命诗以标榜自己。非无大功利心的人不会轻易思变，有功利心则被功利熏心。变法也就常陷入道德及现实皆不接受的地步，举步维坚最后泥足自封，
　　这里还要说晚清戊戌变法说到底是书生误国，且不说所议之法日后在慈熙袁世凯手上多有所成，说明变法其事还是可为但其行则难作为，就说这邀袁世凯所谓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这条而言，可见康等极度缺乏政治智慧。即便是成了也必被旧势力反扑致使中国大动荡而陷于分裂当中，被环视四周的列强鱼肉。就说袁世凯这人，怕也不是这数个书生能掌握得了，无非复制东汉董卓故事而已。
　　最后说我们现在的改革非变法，则不过从一个非正常的年代正常化而已，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如一个久居屋中的人，一日你放他出去走走透透空气，走的时间久了见的东西多了，就必然有在屋中不曾有的想法。此所谓人之常情，至于有没有大智慧去解决这新的想法，唯祝愿有之。
　　但有点可以肯定，就是这黑屋子，再也不可走回去了八、浅谈中日变法
　　1853年，太平天国正式建都南京，流寇终于蜕变成为敌对政权，对于清帝国来说，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噩梦，而且很不幸这个噩梦还做了11年。但1853年这年对于日本的德川幕府来说，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四条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军舰擅自在日本浦贺港口停靠，史称黑船事件，当时日本的震动非常之大，今天的许多日本电视作品上，还描写那时年轻人在目睹港口上耀武扬威的军舰的愤懑。但日本人愿赌服输的性格发挥了正确的作用，他们很快学会知道自己与这世界先进力量的区别，并清醒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大约7年后，伟大的清帝国又一次被一支不到2万人的外国军队打破国都，并且据说经过清军英勇抵抗后以近2万人伤亡代价只打死了这支侵略队伍12个人（有说4人）。可怕的是这还只是不幸的开始，这以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对外战争失败。以至百年后依然盛行一个词汇，叫做“崇洋媚外”，这个词汇后面的现实是数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迹近遗传的恐惧。
　　与之比较，日本，我们总蔑称为“小日本”的国家，很好的发挥了他的小巧，他们没有炸沉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军舰，虽然之后也在“攘夷”的口号下与外敌发生零星冲突，但很快他们从不断的挫折当中发现了差距，所以首先是那些发生冲突的藩如萨摩等开始意识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是这个社会制度已经发生问题，他们没有象我们那个著名的也不能说没有气节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深厚的理学的理论基础指导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并最终成就自己的“海上苏武”。而是发现问题的源头在于腐败落后的当国者——幕府将军。于是义无返顾彻底的开始颠覆“倒幕”战斗。这时候，清帝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开始洋务运动，那些绝对算上是优秀人物的一代帝国精英从维护帝国的角度进行了纯粹技术层面的改良。好比两个同样严重的病人，一个进行了休克式的外科手术，另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服了几剂汤药做了简单的调理。两者的恢复情况在一场甲午战争得到了比较。又几年，在康有为等低级官员及士人驱动，中国学习日本进行新的一轮维新。一个新的不幸。
　　日本和中国都是以士为主要社会中坚的国家，社会的变革往往也靠这这些士人进行推动。所不同的是日本是武士，而中国的士在秦以后社会大一统所以崇文抑武的情况下早就退去刚武色彩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
　　日本有着很长的与我们的春秋战国相似分裂状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需要大量人才，所以各样的士人“学得文武艺、贷于帝王家”，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所以造就了当时灿若群星的诸子百家。日本一样如此，武士们有着很强的建功立业思想，且自身就就具备力量。并且经过近300年相对稳定的“幕府时期”，造成武士大量失业。这些人也变成了社会不稳定因数。当他们推动社会变革的时候，能够不畏死的身体力行。这些力量汇聚在尊王的旗帜下，又符合日本社会一贯的儒家思想顾及的传统。于是果敢、舍生、服从及共鸣成就了日本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了在日后岁月的一个长久不败，是的，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二战已造成了日本的绝对失败，却不知道在这个契机又让日本获得新的成功。从失败中学习。中国似乎从来都学不会，但日本的机遇总是从失败开始。
　　反过来看中国的变法，首先说洋务运动是帝国高层的不得已而为之，处处体现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倨傲。而戊戌变法的党人，则又呈现出一种想当然的天真与实际操控帝国政局的笨拙。变法内容与日本比较起来，还不曾有十分触及骨肉的变革，但已经引发了朝野的极大反对。自以为 有皇帝的支持，又不去做民众的发动，时至今日，民众的思想未必比前清进步多少。而后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扑，顿时失去了一个应对的从容和优雅，这里要说帝国的文人实在想象力丰富，100年前有个曾静，仅以川陕总督岳钟琪姓岳，想当然该是是岳飞的后人所以就一定要反清。100年后，这一堆同样杀气腾腾的书生们拍脑袋一想，觉得袁世凯练的是新军，思想就一定是新的。从常识想，素昧平生，一见面就劝你政变。我是袁世凯，也不会答应，很简单，与主义无关，从这堆人的卤莽和贸然也会想到事不可为。事败后，除了有任侠之气的谭嗣同慷慨赴死，而作为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则带着足够的政治资本仓皇避国。若干年后今人议及，还把个失败原因冠在袁世凯告密的头上。真是国人大愚昧。
　　变法的结果是日本栖身强国之林，虽然一度因疯狂而偏失，但整体来说，还走在正确的发展的方向，而中国依然陷在传统的“枪杆子出政权”的中世纪的丛林生存法则当中，以武力发表意见。或者在另一个金钱至上的语境当中醉生梦死。
　　怎么办，这是问题。九、帝国最后的风度和雅量
上次提到的那个叶名琛，官做到两广总督，抗英战争中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态度著名。现在的史料表明，其人并不如我们一直接受的印象那样颟顸、愚蠢、怯弱。曾积极的抗击侵略，城破被俘后，叶名琛被英军押解至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四月初九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囚禁中。《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死时人有挽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一个享尽尊贵的大人物被俘至异国他乡，据说曾囚于笼中任人观赏，该是如何一个大羞辱。绝食而死又需要如何大的勇气和毅力。但因为政治需要，所以一直丑化叶名琛名誉至今，再想想，中国的历史评说何尝有过一天公正。

王闾运学帝王学，学帝王学的没有帝王可辅佐也是十分郁闷的事情，所以太平天国将亡的时候去劝曾国藩自立。据说当时曾国藩听完一声不吭，只在桌子上手指蘸水划字。划完后起身而去，王闿运凑到跟前一看，依稀是个 “妄”字。劝曾国藩自立的人很多，于是曾书联自表：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我想他也未必去筹划此事的各个可能性或因觉得事或不成而放弃想法，而是他根本也没有去想过。有武力的人放下刀即是对天下人的慈悲。十四年的举国刀兵，生灵涂炭使真有道学的人身心具疲，所以放下也是大智慧。蒋介石云近人中独服曾文正公，放细处看，也发觉两人多有相似，如日记中严格律己，几乎苛求自己向善。但比较起来，蒋公还是缺了那么一点量一点权变。如西安事变后捕已随自己回南京的张学良以法律处之。有维护法律公正这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中国为人情之国，守原则而不顾舆论终使之形象大失。
或许蒋公失国也是必然。

曾国藩手下大将彭玉麟，幼年尝与一少女梅姑有白头之约，后女之父母将女另许他人，女竟殉情以报。故玉麟伤之，暇辄画梅以志不忘。一个刀光剑影里活下来的百战将军，常萦胸怀的竟是幼年时候如烟花般谢去的至情女子，想彭玉麟之画：枯树梅花，又映得内心何等的一片皎洁。
后人事功有及之者，有用情及之者。事功用情皆及者，我估计再没有了。

鉴湖女侠秋瑾事败被捕，全国舆论沸然，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发出哀惋和抗争之声秋瑾知死不可免，便提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 山阴县令李钟岳私自许其后两条，并告秋瑾“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秋瑾去后，李知县自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最终 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另府署刑席陈姓者，以办秋瑾案为不然，竟告病辞去
有时人公议，有个人品行。为帝国留下了一点是非观和羞耻心。

汪精卫少年时谋刺清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后尤赋诗鸣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英雄。此案由肃亲王善耆审理，但这位王爷为汪精卫事迹精神所动，竟保全了他的生命。
一个垂垂欲坠的帝国，还有保全敌人的雅量。
于大时代无情变革当中算有了一丝人的味道。十、民国暗杀何其多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刺客本纪》里面了，换句话说，在秦一统以后，刺杀或有耳闻，但已经不能对历史产生特别大的作用。造成刺杀日渐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觉得在冷兵器时代，刺杀一个人起码要在一臂距离当中，所以对刺客的武功要求极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极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难全身而退，国家统一，燕赵已无，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风吹去了。所以人才难得。（当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两军对垒当中，太平时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隐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侠里的事情吧，现实中鲜有听说）。一是国家已然很大，但资讯并不发达，刺客认不认得要刺杀对象且还难说，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盖事实，使刺杀效果并不能最大化。还有就是刺杀毕竟属于阴谋，除了象三国孙策被许贡门人刺杀这类属于仇杀情况，很多如烛影斧声这类事情，也不会写入信史，只剩一个道听途说去丰富你的茶余饭后了，至于事实是什么，鬼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杀已经大多不是以弱刺强，被暗杀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台官员。属于追打落水狗，也无什么道义可言了。

但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这一方面要拜火器发展起来，虽一般人，只要会扣动扳机，扔得出炸弹都可以去刺杀。晚清帝国毕竟已久，革命党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击强权，也只有针对个人去搞肉体消灭搞搞暗杀。所以暗杀盛行，许多留日学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维新历史，恰恰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暗杀最盛行的时候。如17名水户藩、萨摩藩武士刺杀樱田门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这个时期搞暗杀的也都并非无名之辈。著名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都搞过暗杀。其中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自己最终也被人刺杀（有说是新选组）。这些都给那些留日的中国热血青年一个启发。许多学子陆续回国，也就踏上了暗杀不归路。至于暗杀到底给灭清带来多大后果。这个很难讲。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撼动帝国基础。因为实际大人物被刺杀的毕竟不多，而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若干行动犹如蚂蚁攻击大象。给自己同志带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暗杀带来的恐怖效应，及革命志士杀身成仁带来的社会震动却给帝国麻木的神经触动不小。渐渐共和理念随着铁与血渗入社会民众信念当中。中国人素有梁山情节。慢慢也就开始同情革命了，从同情到支持到参加，历程并不遥远。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案，恩铭其人也算是满人中的干员，任安徽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胆采用严复等新人，政绩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为显著，创办了许多学堂。为人比较注重感情，所以对前上司俞廉三推荐的他的表侄徐锡麟十分信任和提携，结果反被其刺杀，临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锡麟革命勇气可嘉但枪法实在不怎么样，打恩铭六枪没有打死，还是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伯平打的一枪才致命。后来审讯徐锡麟，藩司冯煦愤问“抚台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徐锡麟答 ：“恩铭对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天下的公愤。”是不是公愤且说，但革命党人“大义灭亲”的势头赫然如现，叫今天的思维去想，至亲至信之人尤可杀之，况天下不相识其他所谓敌人。中国人内斗，兄弟相残一节在接下来的时间接连不断。逝者如斯，是该反省这一个“杀心”究竟从何而起了。随便说下，是徐锡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党人的暗杀习惯并没有随着满清灭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杀成了民国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暗杀成了消灭政敌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恶劣的是，彼时新闻发达，暗杀完人还要栽赃他人以操控舆论。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许多以为已成铁案的再被翻开，由此发现真正是没有人干净了。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多年后蒋日记披露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为孙中山辩解。后陈其美亦被暗杀。说是由袁世凯指使，由张宗昌找陈的随员所为。姑妄听之吧。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颇费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发，中国人已不为政见费口舌了而直接见于武力。那一边西南军阀陆荣廷的儿子据说也是被袁世凯毒杀了，历史的荒唐就在这里，杀一个人以为平事端，结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杀。或者事情其实恰恰是反的，杀一个人就是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们很是纳闷袁世凯一世枭雄，不应该这么短视啊。

暗杀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暗杀邓铿，孙中山和陈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陈炯明。陈炯明的儿子现在翻案说，这个事该是孙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听之吧。接着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讨到便宜是资历当时并不算老的蒋介石。由暗杀扩到阴谋，由杀一个人扩到屠杀。其实是很轻易过度，民国的初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戾气当中，接着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清党。与之相对的是之前湖南等地农运清算，清党后的军事起义。党争变成了军事全面对抗。至于老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已形成司空见惯。整个国家，屠杀变成常态，暗杀也多不胜数。从杀政要到民间复仇（如施剑翘刺孙传芳）。甚至形成如王亚樵这样的具有“暗杀大王”名头的闻人。蒋介石亦被其刺杀，但不幸的结果是汪精卫替了这几枪。汪最终也因这旧枪伤而死。

比起这些暗杀更可为可怕的是政府暗杀。这局实在失尽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案据说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蒋。却不知道，坏掉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国民党失国退至台湾，尤还发生刺杀江南案。实在是劣行。如今民进党陈水扁选举的那两个子弹。很得国民党传统之神韵啊。

与之比较，共产党早期尤还组织锄奸队，如杀顾顺章。但整体来说，并不擅此道，或者说，其实有比暗杀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我们知道就不说了。

刺杀是省便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背后是对生命的绝对轻视。这个行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面对问题所呈现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这个问题我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最近美国发生谋杀堕胎医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怎么说的，他说：无论美国在解决像堕胎这类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用这样凶残的暴力手段解决。

一直以来，我们的是非观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结局，所关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没有”。我们对于生命是轻视的。民国暗杀之多，以至整个民国行政陷入一个下作、残酷的流血循环当中。所以上节我赞许晚清肃亲王保全一样搞刺杀的汪精卫一事。当暴厌充斥心头，失去了从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谅之心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十一、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中国乱的时候，有些士大夫们未必去关注人民的颠簸流离，哀鸿遍野。对他们来说，现实的问题除了切身之痛总还是等而下之。而 “礼崩乐坏”， 精神世界的全面塌陷才是他们致命所在。时代终归翻天覆地，有些人追随旧时代以身殉之。更多人随波逐流，能有一丝机会还是要抓住的。所以道德要求不了人们许多。失德而成功的人比比皆是。中国每个时代的谢幕，总是人性善恶的一次洗涤。但很难说坏的被洗掉好的会留下来。晚清民国的阶段，传统思想道德在混乱、迷失当中恰又与西方的思想碰撞一处。人们学着换一个方式看世界。但这一看，看了百年，至今也未必与世界同步，
　　
　　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一件原也说不上多大的事情却闹的非常轰动。事情很简单，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州城杀了献城的降军。杀俘在当时也不算大事。而真正使事情搞大的是，与淮军的合作的洋枪队首领戈登对此大为不满。甚至有要火并的意思（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记载：戈登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是什么让戈登不满，原来，此前因太平天国败象已显，守苏州城一干将领当中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人，眼见得大势已去，都打算投降。于是郜云官等密约淮军将领程学启（也是太平天国降将）、戈登在洋澄湖边见面，商议投降事宜。商议出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 （郜永宽不忍加害李秀成，只答应杀慕王谭绍洸。李秀成后来也察觉不对，提前跑掉了）。并由戈登居间做保。
　　
　　结果苏州主将慕王谭绍洸如约被杀，苏州城也如期献出来，没有想到程学启进了城后，一句“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这些叛将全部给干掉了。（计杀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军范起发、天将军张大洲、天将军汪环武、天将军汪有为及部署千余人）。郜永宽的叔叔挈带全家逃到戈登驻地，跪求庇护；郜永宽的幼子哭诉父亲被砍了头！戈登才知道发生此等之变，自然大怒。
　　
　　杀降有许多现实考虑。比如太平军有十万多人，安顿不好恐生大变。所以程学启与李鸿章事先密谋，李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三昼夜，不能决”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只是戈登反应如此厉害，怕是李鸿章事先未能预料的，后来李做了许多工作，才算把此事平息下来。
　　
　　戈登加入洋枪队之前，是个英国军官。这个事情对于戈登来说，非常违背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所以他感到严重破坏了自己的信誉，如何不怒。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失信事件。失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并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东西方理念冲突的例子。只是当时中国人并没有在其中意识到什么。此等事例，日后在中国层出不穷。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五常，是中国人对自己最传统的道德要求。其中的“信”，字面解释“人言也”。上古时候，人用语言表达事物和状态，经验和技能也靠言传身教。所以应无欺骗。但儒家的学问往往只是中国人的表面文章。于是“仁义礼智信”成为站立在崇高道德的自我约束。事情一旦崇高就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守信是种美德，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在春秋时候，就开始嘲笑守信仁义的迂阔。如宋襄公的故事。所以中国的人真正研究和欣赏的是在信下面的权变。这是个学问叫做“权术”。一部《三国演义》将中国人的阴谋诡计表露无遗。中国历史上但凡胜利者从来没有不善于权术的，而道德完人要么是失败者，要么无所作为。
　　契约精神按我找到的解释是“一种相互妥协、满足对方要求进而满足自我要求的精神。契约的达成意味着当事人自我意志的限制与约束，意味着彼此间的忍让与妥协。这种妥协精神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体现了当事人的独立与平等，所有的让步与妥协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由当事人的独立意志作出的；其次，突出了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利，契约当事人无法把对方仅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必须把对方当做与自己同质的主体，通过协商与让步，使对方得到某种利益，从而换取对方作出同样的让步行为来满足自身。最后，强调了规则的治理，妥协是理性人之间的一种利益让步，须有一套外在的规则予以约束。”简单的说，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与道德没有关系，因为有违契约就会被契约惩罚。是约束他人同时也自我约束的对等方式。所以，在此基础上，民众易于被灌输也便于行为，久之也会形成良好社会的稳定秩序。但契约精神非一朝一夕可以具备，契约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反之就比如近日的伊朗大选，选举不公已有违契约精神，但抗拒不公便使民主政治变成街头政治，则是对契约精神的更大违背。
　　曾国藩曾训斥李鸿章“凡事总归一个诚字”，晚清时候，历千年未有之变局，问题累累，前所未有。列强环伺，压迫深重，跟豺狼虎豹打交道却也非一个“诚”字能解决的。李鸿章、袁世凯都是一等一的权术高手，勉为其难，也不曾将中国搞好，或可理解。但民国以后，欣欣气象还没开始，一众人等就互不施信，彼此拆台，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乃至刀兵相见。就十分可惜了。老舍的《茶馆》表达了且不如满清的感慨。
　　
　　清帝逊位，虽属无奈，但诏书也分明写道“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意思是你们既然要共和，那我皇帝不做了就给你们共和吧。”结果3年不到，袁世凯复辟做了皇帝，这事，与全国人民来说，是复辟，是开历史倒车，对清室来说，这就是违约。也罢，2年后，在张勋帮助下，宣统也复辟了一次。张勋复辟，与众军阀结盟共进，结果众军阀不仅失约，还反手打将过来。后来无信成了习惯，就屡见不鲜了。
　　《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也写了非常明白，但也就12年，冯玉祥逼宫，将逊帝赶了出来。举国只有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抗议，说这有违契约精神。但遭到爱国学生的痛斥。近百年，爱国变成一种盲目的顽疾。以为只要爱国就可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傅仪给日本人拉了过去，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不能说不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击。
　　契约精神也并非旧官僚如袁世凯等缺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做的事情也总不大地道。比如南北和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但为了栓住袁世凯，定《临时约法》两条，一要袁世凯来南京，一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结果两条执行不成。（内阁制倒是搞了起来，搞的结果确是残不忍睹的乱局）。知不为而为之，是天真是愚蠢。自己做总统制却要别人内阁制就是不平等了。共和来自不易，但孙等却没有足够心胸和冷静。宋教仁、大借款案后轻开战衅。结果造成“二次革命”一塌糊涂的失败。这且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世凯私欲大涨，得寸进尺。而国民党人也枕戈待旦。刻不相容。接下来，中国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
　　不过历史也算公平，袁世凯事事争先，欲壑难填。所以成了乱局的总负责，做了历史罪人。孙中山屡战屡败，锲而不舍，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也成就一代伟人。十二、再谈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我们总说晚清腐朽，但即使这样的一个即将灭亡的时代也一直致力于自救的努力当中， 比如最后的一次努力是迫于社会革新的要求，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当时推进无论力度还是速度都可谓雷厉风行雷霆万钧。
　　1905年10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次年，五大臣归国，拟出立宪方案。9月1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说明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宣布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了解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宣布之日，让一直推动此事的立宪派“奔走相庆，破涕为笑”。举国更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可见民众之热切之期待
　　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将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
　　本来顺乎民意，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内阁名单公布以后，登时给这些热切中的民众兜头一盆冷水。原来给内阁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时人讥为“皇族内阁”。革新还是变成了自家游戏，立宪和独裁没有区别，权和政一样没放，民众岂不哗然。当时立宪派如汤寿潜等还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却遭到拒绝。这以后，立宪派化身革命党，那个已经让人民已经失去幻想的第一次国会还没有开，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赶快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象征性的收缩皇权，已无人相信。
　　此时，还有一个人一直冷冷旁观，并不做声。他就是离京城不远的安阳洹上村赋闲的袁世凯，本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朝廷的权力中枢也算是一等一的大臣。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登天后，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一捋到底，解除了袁所有职务，并令其“回籍养疴”。而且开始还想杀了袁，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才保留一命。醇亲王是光绪之弟，据说是因恨戊戌年袁世凯出卖光绪而要搞他。但我觉得更大可能是袁世凯据有北洋，且因是施新政颇孚民望。就想学咸丰死后慈禧太后搞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故事。可惜载沣年轻，也没有慈禧那样的本事和手段，把袁搞走并不得人心，且国政搞的也很不怎么样。
　　对于袁世凯来说，无缘无故，遭此大辱。怎么能没有想法，即使原来是个忠臣孝子，现在也就怀上了一个愤恨的心。所以说不是每个人开始都有野心，当然我觉得那时候的袁世凯也未必有篡夺天下的心气（保命已不容易了），但时局一乱，象袁世凯这样的枭雄，心思又难免不活泛起来，且随着变化的深入想法也越来越大。
　　武昌起义后，各地跟着独立不断，皇族们手足无措，这才又想起了袁世凯（即有袁下面运作的结果，也说明载沣等人的政治不成熟）。于是通过一个讨价还价后，把抓住大价钱的袁请出了山。重回政局，袁世凯已然不是当初的忠臣干臣了。他得为自己做点事情。于是狐假虎威，首鼠两端，利用两边力量互相打压，把两边都实实在在唬住了，最终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清帝逊位，孙中山也辞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荣登大位，修成浮光掠影的那几年正果。
　　清廷失信民众，民众以革命待之。
　　清廷失信袁大人，袁大人以篡位待之。
　　按传统的说法，叫做天道循环，按西方的价值观理解，就是你违背了契约精神，所以你就要被惩罚。但这个道理并没有在我国人的心目确立起来，纵观有信史以来的3000年至今，失信的事情层出不穷，虽也做取信之事，但凤毛麟角，且失信后再取信，困难重重。比如今天许多之事，有时候官方处理也未必不客观不真实，但就是叫人不相信，还不是以前许多事件信息公开不及时，解决方案过于粗糙。对付舆论又不够诚恳，对付民众总一个简单粗暴的“不明真相”。或矫正过枉，民情激愤之下，迁就舆论，不免叫人担心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影响到处置公正。量变转为质变。当人们相信谣言胜过政府公告的时候，社会显然是有问题了。
　　再说回契约精神，这个东西没有在我国产生的一个大原因是，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有交换才有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我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人民物欲不强烈，所产生的也就是叫你克制的道德。就是两千年一直做统治工具维系社会稳定的儒学。
　　我看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得出一个想法，就是儒家的政治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儒家的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比如古代称皇帝直接就是一个“上”字，称官员为“大人”，（当然等级观以培养我们民族的谦虚，比如草民自谦“小人”“在下”妻子孩子则为“拙荆”“犬子”）。我以前说过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但无限崇拜权利至上者。既然是崇拜，就有必要将权利至上者塑造成道德完人。这也是克林顿出丑闻美国人继续让他当总统，而我国要打倒某个领导，必先找其下三路的问题。所谓在道德上打倒。但很显然，这是农业社会物资匮乏时期的政治理念。
　　我觉得政治家不该是道德家，出于宣传需要你把他包装成道德家但也无妨，但如果他要真是一个道德家，可能会坏事。道光皇帝是个非常朴素的皇帝，节约到苛刻的程度，要以道德评论，很难对他有什么指摘。但就这个皇帝任内，打败了鸦片战争（至于战争的导火索——销禁鸦片，究其原因就是大量白银外流触动了他那颗节约的心），签了《南京条约》，开始了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清史稿》的总结呈词还给他留面子“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有德无能还不一样是天下的大不幸。所以政治家一定是能干的人，什么人能干，简单说，做生意的。你还别不服气。当然换说法即“有契约精神的人”。也许大家更能接受点。
　　做政治必须要有一个计较的心，要合作要妥协要沟通要承上启下要左右逢源，最重要的还是要守信和坚韧。该君子的时候君子，该小人的时候小人，一切放在台面。受得万众的欢呼，也挨的住民众的辱骂。试想一个把官做成了老爷的人，能受得了这个吗。中国的社会必然要放弃等级观念，因为平等这才是社会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中国三千年没有出现过一个华盛顿。但出了一个范蠡。范蠡“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激流勇退。辞相经商，积资巨万，称“陶朱公”。但中国社会是怎么理解这个人，只是赞扬他规避“鸟己散，良弓藏；狡兔尽，犬就烹”的政治风险。是的，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也罢，职场也罢的最大风险。但这个智慧无益于发展生产力。而且可悲。
　　我们要让当权者知道进退，并非因为道德和触觉。而应该是制度。我们也需要一个精神，让领袖象华盛顿一样不迷恋权场。当然这就是契约精神。象一个真正的公共公司一样，经理人与上为全体股东创造利益，与下为全体员工争取发展，与外和业务单位平等互利，当然他也因此获取报酬。而不是贪污做假帐，欺上瞒下，去糊弄股东，劣待员工，商业欺诈。甚至欺瞒不成，派两个打手去打人一顿。平和的面对彼此，积极的处理问题，公正公开。这是契约精神。
　　晚清后，民国也做了许多宪政尝试，袁世凯弄权，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把自己套在临时约法里面的，他做修改的尝试，他未必没有向善的愿望。民国立国于前清积弱不堪的烂摊子里，内忧外患，国破民穷。今天人们想，开明专制也未尝不好，决策于一处，少讨论，大建设。或如蒋介石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做一个较长期的民主规划。（这里要感叹中国人非常局限于眼前小利。做事求速达而不计后果，且绝少一个长期规划。也许是长期农业社会培养下的小农眼光局限吧），可惜，民国初建，人们民主欲望太切，政治家们过于年轻，血气方刚，只晓得争取不晓得妥协，多留洋回来，对中国社会了解不透，目标远大不切实际。且武人势大，旧势力盘根复杂。读历史的时候，还可感受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热血的政治家的铮铮之青，但放在大历史看，又何尝不是影响民主发展的一个被动因素呢。
　　更可惜被当时国人寄于厚望的袁大总统误入岐途，没有做成华盛顿，而是做了王莽。
　　中国不幸！十三、近代中国商人的得与失（上）
按照马克思理论，我们知道社会的进化过程在封建社会到共产主义之间应该是资本主义。但伟大的苏联和中国显然都跳过了资本主义这一步骤，我们小时侯读《政治》这门课，当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内心还是蛮自豪的，因为就象我们上学跳级一样，只有最好最聪明的孩子才会跳级。所以觉得自己的国家一样如是。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变色。马列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全面失败，再看过去，世界上大部分进入社会主义的，原来几乎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而且，我们现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其实很明显是在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当然理论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所谓“不争论”。但我好奇的是，在一轮经济改革大潮中，风起云涌的一代企业家，以他们童年时期经过的教育，又怎么去看待自己过去要“打倒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现在却已亲身成为的万恶的资本家。多么人格分裂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必为有钱人担心。
中国出名的商人，同样大多记载在司马迁《史记 货殖列传》中，虽然他极力为商业行为辩护，以叙货殖之利，但他生存的时代，已经极度鄙视商人。汉令商人着两色鞋以示区别，而中国历代，沿袭此观念，如规定商人不许穿稠，不许戴方巾，子弟不许科举等等，简而言之，商人经济富裕，但没有政治地位。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追求的是：“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商人货通四海，物流八方，让百姓见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用到各种令人愉悦舒适的用品。当然会煽动人的物欲，使人不安生起来。（隐约只有宋代重商，重商的某个原因令人辛酸，就是在这个虚弱的国家，有以金钱换和平的国策，如宋太祖就有攒多少钱买燕云失地的打算，宋代重商的结果，就是市民阶层的发达，这个令人向往又畏惧的时代，尤其是靖康年徽、钦二帝及无计其数的皇族子弟，后宫玉女被俘虏至北方冰雪之地的一刻，繁华顷刻云消雾散，金枝玉叶被踏入泥泞之间化作尘土。）
这个情况到晚清一变，政治书上说是，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显然与晚清动荡的格局有关，乾隆皇帝曾经傲慢的拒绝了英国人通商的申请，认为帝国什么都有，所以没必要买卖。财富也雄厚，更没有必要占那点关税的小利。且“阜民之道，端在重本。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但咸丰时候，中国人发现，一方面是中国还真的是有许多东西没有，以前视为奇技淫巧的洋人玩意可以轻松的打败帝国，另一方面，帝国连续不断内战外战，大量的白银流失，长期稳定的小农社会经济也受到海外产业的极大冲击频临破产。穷了，是真穷了。再不去做点生意，政权也维系不下去了。 “问诸官而官亦无款之筹，问诸民而民更无力之可顾，除息借洋款外，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以商”，于是大量的商人应运而生，而且，不是卑微的生存，显然在帝国的各个层面，都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简而言之，是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当然这时候，商人更多还是官员的附庸，他们帮助官员出谋划策，如胡雪岩帮王有龄运作升迁，也为官员筹措军饷。又如胡雪岩之于左宗棠，盛宣怀之于李鸿章。但商人还没有影响帝国的能力，所以胡雪岩的一生很具代表性，同时代人陈代卿评胡雪岩“游刃于官与商之间,追逐于时与势之中,品够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胡鼎盛时，曾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一时无人出其左右，俗话说“常在河边走，那能不湿鞋”，胡的失败也顷刻之间，光绪八年（1882），胡“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接着，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百度百科）”表面上他是失败于极度投机，实质上象他这样依附于官场生态发达的商人也终因为靠山的倒下而失败。李鸿章与左宗棠交恶，李鸿章的策略即是“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胡雪岩的投机失败也逃不开盛宣怀的推波助澜。这是近代商人的最开始的宿命，从更深层次讲，胡雪岩还没有具备近代商人特质，鲁迅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他的失败更象是中国传统商人的最后挽歌。不过近年随着高阳小说的流行，胡雪岩再度成为新时代中国商人的偶像，令人无奈的是，大家学习的怕还只是胡如何“官商勾结”的那一部分。100多年前的手段至今一样有效，不知道是商人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而盛宣怀，一方面借助其官场宿主李鸿章的成功，跳出了这一劫，随着中国格局的变化，充分掌握官方资源的盛还是非常从容的生存了下来且与时俱进，除了在清末的路权之争中措施不得当，引发了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清的灭亡，而自己也一度逃亡日本神户。其他时候，盛以其非凡的能力，推动“洋务运动”，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现代文明的若干第一，如　
1. 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2.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3. 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
　　4. 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
　　5. 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6. 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
　　7. 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8. 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9. 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10. 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11.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
不过我更关注的是他的两个特性，一是他追求稳定，在义和拳乱及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他先是反对义和团运动，再就是策划东南互保，使当时疯狂并被疯狂惩罚的帝国的半壁江山免于战乱。后又追随袁世凯，反对“二次革命”，认为此革命破坏的是来自不易的共和。另一个是他热心慈善，上海图书馆关于他十八万件材料当中，有两万件是关于慈善事业，由他组织推动的上海地区的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赈灾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赈灾救济工作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很有意思的近代商人特性：一是，追求进步，注重发展，商业竞争，最计较的就是产品更新能力，货物有没有符合社会需求，且需主动去引导需求，商人不走在时代的前端肯定不会有大作为的。二是，注重稳定，有恒产者有恒心，所以这类人排斥暴力革命，但有推动社会改良意愿，显然好的社会对商人的收益最大。三是，热心公益，关怀社会，近代商人大都是文人出身，受圣贤教育，有忧国之心，修身齐家平天下，也是必然。但这个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商人所缺失。为什么缺失，显然与受到一直以来的阶级斗争教育有关系：与传统的割裂，缺乏爱与信任的教育，导致了今天商人对社会公益的漠然，当然，冠冕点讲，这随着社会进步也在好转。
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战败。使帝国震惊。第一次日本打败中国，中国人更多觉得是诸多偶然，而不以为是体制之胜，而此次俄国之败，使帝国开始相信，日本的体制是成功的，以此为契机，以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奔走呼号，呐喊鼓吹“立宪胜于专制”的道理。为什么立宪的主角是商人，这主要是因为晚清商人的逐渐势大，及我刚才总结的三个特性的驱动，使商人参政意愿强烈，针对风起云涌的各地革命事件的爆发，商人更希望以和平方式改良社会。又如程雪阳先生《宪政前行的动力——从清末商人看今之私营企业主》一文所说“商业行为的本质是平等的交换主体在多次博弈后，相互妥协达成“合意”而签定一份契约。而宪政政体下的政治行为的做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民和其统治者签定的一份“契约”，同样需要统治者和人民在不断博弈中达成合意。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用的理性计算”，显然，这种建立于“合意”基础的政体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为接近商业行为的准则，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也更容易为商人们所接受。”商人是最接受“契约精神”的人，恰值这个大时代变迁之际，商人成为推动“立宪”的主力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当中，一个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商人——南通人张謇执此运动之牛耳。
十四、近代中国商人的得与失（中）

张謇是晚清的状元（我记得有最后一个之说法），清帝逊位诏书就是他写的，他这个状元实在是来自不易或者说叫人啼笑皆非，张謇十六岁考上秀才，因为他的家庭是“冷籍”（三代没有功名），所以这个秀才是冒别人家（如皋张氏）的籍，但因此也受到这家人的不断敲诈最终打了官司，这事情闹了四年才在老师孙云锦等帮助下平息并恢复原籍，而后张謇受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之邀，在其帐下做了幕僚，这里他认识了同样投奔过来的袁世凯，并按吴之命教袁读书，后因袁世凯背离吴长庆投靠李鸿章而绝交多年。张謇这段时间因写了《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声名开始显著，成了朝中大佬们争相延揽的的对象，但张謇坚持自己考取功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朝中大佬也是太想把他录用进来，竟然连续四年恩科考试把别人的卷子认作是他，而录错他人。（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考官潘祖荫懊恼不已，甚至拒绝孙的拜见）所以张謇直到第五次才考上，据说当时，主考官翁同龢怕再弄混了，命人等张謇一考完，就把卷子收上来直接交到自己手上，而后立刻向光绪皇帝推荐，于是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并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张謇入翰林期间是“翁门”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其间出风头的一次就是甲午战争失败，弹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再战，此时所谓是张謇的清流时代，中国每个时期都不会缺少的所谓清流人物，从来都能名留青史，身后留芳，但就是没有人清算过这些清流于历史于国家究竟贡献多大，还好，不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也算是暂时脱离了政治是非旋涡当中。
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另两个没干多久就打了退堂鼓，但张謇撑了下来，创办时艰辛多难，非一般坚韧之人可以坚持，张以状元之尊操办实业，筹措股金，最差的时候，困顿上海，登报云卖字三天，以筹措旅费。其间屡受他人奚落，受尽言而无信之人之事，如其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但最后否极泰来，终于创办大生纱厂，又因欧战西方产品短缺而一举占领市场，其他事业用如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等陆续开展，终成为一代大贾。
张謇毕竟是文人本色，认识到“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以兴办师范教育为端始，后又兼及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以实业家之力运筹民生，竟至创立南通近代第一城。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他目睹政治之混乱，而后“遁居江海,自营其事”，把南通作为小国家来治理,实现他的“新新世界雏形”。
他 以“舜耕于历山”自喻在南通的经营,亲自撰写了一支《垦牧乡歌》
“翠郁起兮垦牧之乡
我田我稼  
我牛我羊
我有子弟  
亦耒亦耜
而冠而裳
僮万兮进井里
百年兮洪荒
谁其辟者南通张”
流露出颇为自得之情。
张謇开了其后中国“实业救国”的风气之先，行商人事而无商人行状，心系国家，既然无力匡济大局，便俯身造福一方。前有张謇之于南通，后有卢作孚之于北碚（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还毕竟是学者事业）。虽历近百年，馨风不散，可惜而今中国商贾，能力实力皆不缺之，却无可作为。人性乎？制度乎？只依稀有个号称“中国首骗”的牟其中，看其言论倒是有其“大”的一面，斯人已狱，无可辩之。
,商人反对动乱，毕竟事业来自不易，动乱伤害较之无产者显然更大，而收益率更低乃至于无。但目睹国家积弱，社会不稳定，所谓应对之策也只能积极要求改良，张謇是立宪派主要领袖。1903年他曾赴日本参加博览会,并同时考察了政治、农工商和教育。1904年4月,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同年张謇又主持刻印了《日本宪法》,意在为中国之变法提供范例,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为了使立宪运动获得广泛支持,张謇与袁世凯重修旧好。由此形成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呼吁立宪的格局。
    张謇为推动立宪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连番上书奏请立宪。清廷迫于压力,同意各省选举议员,成立省级的咨议局——张謇成为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张謇反感革命，但清廷终究有违众望，不久武昌起义，起义时，张謇恰途经汉口，见城中火起，知有事变，尤还赶赴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一面要铁良派兵增援湖北，挽救清朝之危局；一面动员他立即推动清廷实行立宪。铁良让他与总督张人骏商议。但张人骏痛斥立宪不可行，并且不肯出兵援鄂。张謇很愤慨，但也无计可施。接着，他的立宪派朋友江苏巡抚程德全和浙江巡抚汤寿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至此张謇才认为趋势已然，于是走向共和。
张謇的转变很值深思，一方面说明，商人对于时事变化的顺应，而不是盲目的与趋势作斗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商人对于个人情绪的克制，懂得妥协。这是多年商业行为训练出来的结果。（开个玩笑，这个也是炒股票的第一要领。）
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但不久因不能原谅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的行为，张謇辞职，并与章太炎等选择拥立袁世凯。张对孙中山没有好感，一是孙的政策有节制资本、控制私人资本的主张，这与商人利益有违，另一方面， 张謇日记记载了对于孙中山的个人印象为“不知崖畔”，他觉得这个绰号“孙大炮”的革命家有点想当然，激情大于理智，空话胜于实干。这是务实的商人与务虚的政治家的区别，这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的可悲现状，革命领袖一次次煽动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去翻天覆地去扭转乾坤，但实际问题一件也没在革命中解决甚至更为恶化。
张謇选择袁世凯，也是认为以袁之实力可保中国之稳定，但袁世凯最终选择了帝制，洪宪登基后，天下动乱又起，举国失望，张謇彼时已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返回到南方，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袁世凯死时，纷争依旧未平，共和局面已趋不复，张感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机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张謇之遗憾，中国之遗憾。张謇事业因扩张太大，后终因经营不善，资金不济而逐渐失败，有分析云因张謇在企业中权利过大而不受控制，过于依赖个人决策导致。这也是中国今天企业之问题。中国人缺乏民主精神。于最需要民主的现代商业里也一样如是，多年来，我目睹许多企业老板虽因独裁屡撞南墙而死不悔改，搞一言堂还是轻微的，大搞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才显示真正文革流毒，中国遗恶。当然张謇之败，也败在这个事业过大，时局过乱，也却非某个人可以力挽狂澜。
若干年前，我于南通下一县城做一个地产项目，时值南通大力推广“现代第一城”的城市形象，报章成篇累牍报道张謇其人及其壮举。声势号大，叫人印象深刻，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于今天又光阴荏苒了一遍，也不知道还有几个还去谈论。再想时不免唏嘘，当时大力报道足以说明这城市曾经多么遗忘，且还要靠这近百年衰败的旧事以贴门面。记住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也不知所谓。现在全国盲目拆迁，大搞城市建设，搞得千城一面，任你去哪一觉醒来都能“错把他乡当故乡”，但究其城市的精神内涵，却苍白的已不知所言。
张謇这样的人，以状元做商人，以清流入浊世。又以商人办公益，让浊世出清流。功德何其之大，胡适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只是想想，中国近代出了那么多的能人志士，壮怀激烈，心怀高远，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行千古未有之作为，生生不息，前仆后继，却还是没有把中国的事搞好。不免气馁。十五、近代中国商人的得与失（下）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的开端，还是有除旧更新的气象和些须憧憬的。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段祺瑞下台前，各路军阀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纵横捭阖，错综纷乱，但还能保持着一个所谓力的平衡，这有点象冷战时候的核恐怖平衡，看上去是乱，但毕竟不大乱，中国是多极的，军阀们你争我斗，但争斗的还是比较君子，两军交战，前面队伍象征性的放两枪，后面该用大洋的用大洋，该拉关系拉关系，联合的联合，翻脸的翻脸，不对劲的这边通电下野，对劲的那边也不把对方往死里搞，反而留些体面比如礼送出洋，求个日后好相见。政治上共和的形式毕竟是保持着，至少在舆论宽松方面，恐怕是今天也远远达不到的水平。另外打仗打的是洋钱，所以军阀们也注重辖地建设，比如张作霖之于东北，阎锡山之于山西。于乱世当中也能保持局部地区的一派欣欣向荣。
张謇是社会贤达，资格老到令人望而叹止，所以也能一门心事安静的搞他的南通建设，甚至养兵自保，与外界并不打搅。这也是中国商业的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欧洲开战，列强无暇东顾，原来攻击国内的外国商品锐减，这给民族商业带来了充裕的市场空间。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面粉、棉纱生意。一方面，国内的战乱，早前外国商品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农村社会结构有了变化，简单说，大批地主变成了财主，因为避难到大城市又带来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资本汇聚且使资本市场开始发端，还有，一些失势官员弃仕经商，如复辟失败的张勋等。所以很难去形容这个时代，在农村可能土地凋敝，战火纷飞，在城市里却歌舞升平，灯红酒绿。资本家阶层既然形成，无产阶级也相伴而生，从郁达夫小说《春风迷醉的晚上》看到，一个普通的纱厂女工生活还算不错，起码不比今天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出租屋里的打工妹差。
1926年7月17日，张謇去世，这一年，中国形势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广州方面，已经平定了陈炯明的“叛乱”和“商团暴动”，貌似在蜜月期当中的国共方面组织北伐，北伐的意义今天看来最大也就是对于国家统一的进取，但这个北伐军及其身后的政权是不是对于国家民生有更大的积极意义，现在很多人看到的是未必，比如说1924年由陈廉伯组织的商团暴动在很大一方面说明商人对他的武力抗议，因为商人是最怕乱的，如果不是逼迫太急为什么要暴动。（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是商人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组织的自卫武装。由商人组织的暴动在中国近代史也只此一次），这个所谓的革命政权对于社会的威胁在当时更大被革命的热情所掩盖。革命这个词汇，今天也要审慎看待。革命是破坏，革命很难创造。
同时由共产党组织的农运在各地开展（尤以湖南为烈），农运，有什么积极意义，教科书上说很多了，对不对我不置评，但从其残酷镇压地主的组织形式来看，无疑是日后一切恶运动的发端。这年新的中国主宰人物蒋介石崭露头角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内部也在分化，三月份中山舰事件其实已经呈现出国共分裂的端倪。
1926年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一是为配合北伐战争，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二是近代重化工之父范旭东的永利碱厂首次生产出碳酸钠含量在99％以上的“纯碱”。遂定以红三角牌商标，在同年8月于美国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
第一件事，直接就导致了两年后四一二镇压工运事件的发生，上海是当时中国的资本中心，也是产业中心，有大量的技术工人，所以这也是工运蓬勃发展的基础，起初工人起义是为了驱逐军阀，此举也得到视趋势而动的商人的支持，比如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 “五卅”反帝运动时始就支持罢工罢市，大革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但工运成了常态，且有革资本家命之势时，那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了，所以虞洽卿很识相的支持了蒋介石。另一个层面，这即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潮也是绝唱，因为之后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基本与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当毛泽东创造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实现时，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更象是由一群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只不过已被西方舶来品的马列主义包装了一下。
第二件事，就看出中国民族产业的艰辛发展，身处乱世尤取得如此成绩非常不易。“实业报国”在范旭东这一代商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据说范旭东年轻时候赴英曾想去当时世界最大的制碱公司卜内门实验室参观，却被拒绝，言中国人只配参观锅炉房。若干年后范旭东永利公司做出名堂以后，卜内门几番要求合资，其负责人一次拜访永利，期望参观，范旭东托事不见，嘱咐他人带其参观，特别强调实验室不要去了，参观锅炉房即可。多年之事尤切齿难忘。
朱英《浅谈近代中国商人的义利观》认为在“近代商人当中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义轻利之说显然占据了优势主导地位，并且对商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制约影响。”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无数次列强凌辱的民族挫折感，也是近代商人内心挥之不去的一道心灵伤痕。知耻而后勇。是一代民族实业家的客观写照。
这里不能不谈一位毛泽东声称不能忘的实业家——卢作孚 ，卢作孚1925年秋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与张謇的半实业半政治，盛宣怀的国家资本，范旭东的技术实业有所区别的是，卢作孚更能体现出一个商人的智慧和事功，他常在绝望之处产生重大的转折和无限的希望。比如说他创办这个民生实业公司，打算买船搞航运，公司创办筹资困难，好不容易筹到一些钱，去上海打算买一艘轮船，结果到了上海才发现钱不够，换别人可能也就悻悻而返重新来过，而卢作孚却转换思路，用大部分钱买了发电设备回家搞了个发电厂，小部分做了购船定金。结果发电厂盈利，加上另行筹够之资本买回一条小轮船。
当时航运大都由外国公司垄断，中国公司的船生存非常不易，但卢作孚却能就靠一条船起步逐渐做大了事业，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又通过化零为整等方式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再合并了7个公司。将军阀刘湘、刘文辉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
到1935年，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在与横行川江上的日本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竞争中全面胜出。
这样的一个实业家，在实业取得成功的时候，还做了两个大功业，一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要求民生公司将船只沉没，堵塞航道以阻日军（另一大船运公司虞洽卿就服从命令沉没绝大数的船），卢作孚拒绝政府这一要求，而是不顾日机狂轰烂炸，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武汉失守后不及撤退的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屯集宜昌迁川工厂物资，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另一件事情是他与张謇一样，致力于乡村建设实验，成为北碚开拓者，在北碚创办公园、学校、图书馆，体育场和报刊，并“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建起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并在北碚的周围种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梧桐，使北碚有了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先生文）后来成为陪都重庆时期文化人聚居的地区，由可想见当时鼎盛、完美。
卢生活简朴，克己奉公，但为人处事却不刻板，他与军阀、地方关系都处的不错，这也是他事业有成的要素。解放后，又非常主动的将公司交给国家，非常识时务。
但卢作孚结局叫人唏嘘，1952年2月8日，在“五反”运动高潮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重庆家中。起因竞是他和公司中的公方代表去北京开会请了这些代表吃了一餐饭，结果回来后被控腐蚀国家人员。据说最大一击是，一个多年在他身边被他视儿子的通讯员上台揭发了他。斯人已去，声称不能忘记的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运动随后逐渐刹车，到10月间正式结束。新的运动却在酝酿中，近代商业及商人这个称谓都在这些接连不断的运动中逐渐荡然无存，直到1979年，中国商业重新萌芽，30年后，风起云涌，人皆言商。但“义”字难见，偶有行“义”者，民众视之均觉动机可疑。
商人的价值于社会不可或缺，在于流通货物、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引导消费，改善生活。意义重大，于社会也贡献良多，但却得不到社会的体谅。我前段时间听严介和演讲，大致意思是说商业模式决定了是否有发展，举例说他的企业，最有经验的人最多资金去管理工厂，但收益最低，搞资本运作的收益一般，而去搞工程的是没有什么水平人员也没有什么大钱投入却赚的最多。
是的，大家都计算什么最赚钱，那么那些不赚钱的谁去做呢，那些工厂是不是要大量倒闭，人员大量失业呢。某省的前省长不是说要把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清理出去吗。但你不能把十几亿人的中国清理出去啊。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以为这只是《蜘蛛侠》里说说而已，但大约在70年前，确实有许多中国的实业家就是以这样的话当作自己的价值观。从契约谈到责任，从责任谈到道德，我们一个漫长近百年的曲折时代悠然而过，但从那个时代下来一点温暖一抹亮色经过运动的一次一次洗涤全然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范旭东说：“羡慕近代工业繁荣的情绪有余，这繁荣究竟是建造在什么基础之上，却无暇计及，毕生事功，无已浮萍，不待人亡，政已垂息。”一语成畿，竟成这一代商人的注脚。十六、近代历史的随机性与宿命（上）
大清国自1644年入关到1912年皇帝退位，享年268年，历10帝，大体上来说，风波不断，好几次即使谈不上亡国，但也算是危险之至，比如康熙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久战之兵，一呼而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几乎半国响应，但折腾8年最终无可奈何花落起。比如嘉庆年的林清之乱，一百多天理教信徒居然就打进皇宫了，还好林清胆子够大，组织力却很差劲，很快就被官兵围剿，整个事也就突出了未来的道光帝，当时的皇子旻宁的勇敢机智，在大乱之际成功组织反击。只可惜这个当年无比果敢的帝王在位期间不曾给帝国带来荣耀，反而是中国近代不幸的开始。还有太平天国乱起，其鼎盛时候的一个北伐，就“次第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迫保定府，京师震动”，吓得咸丰帝差点“西狩”以避其锋芒。还好，太平天国那里对打到京城愿无奢望，支援不力，关键时候大清还有僧格林沁这样的一代名将，成功围歼了林凤翔、李开芳所部，有惊无险度此一节。
其他如反清复明、准格尔部的边乱、回乱、白莲教、捻乱、义和团及近代连绵不断的列强欺凌。教大清这样的一个由外族统治的帝国，能坚持下来而不被灭国，殊为不易。但你忽然又发现，那么动乱和凶险的时候他没被灭国，但后来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却顷刻叫它土崩瓦解，不由感叹造化弄人匪夷所思。
八国联军事件后，清帝国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一方面慈熙太后痛定思痛，觉得此乱世非新政而不可为，惩办顽旧势力如徐桐、刚毅等人同时（可怜这次是洋人要杀，戊戍变法君子们没有搞掉的这些人现在被一窝端），也大力提拔改革新人，一方面袁世凯等新晋大臣图强进取，练兵、创办武备学堂、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试办地方自治及开设新式学堂诸方面，均有成效。并与张謇等人倡议立宪，举国呼应，朝廷虽有些延搁，但做出的样子还是接受立宪的。比如派出洋考察大臣，提出立宪时间表，帝国的气象还算是欣欣向上，但但就在这疑似升平之际忽然风云突变。
事情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开始，先说四川这个地方，看中国历史，得四川则天下在望（或者说失四川则失天下更恰当点），最早是刘邦得四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最终把强大的项羽打败了，得立汉朝：若干代后，他的后代刘备取四川而三分天下，唐朝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才让唐朝又延续了150年，南宋和蒙古打了50年，最后也是在四川守将刘整投降后战斗每况愈下，最终失国。这以后民国政府移都重庆，才在8年抗日战争中坚持了下来，取得最后胜利。所以说四川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但大清恰恰是这个地方宿命般的先乱了。
说来这乱还是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引起的，盛宣怀这个人，看其行迹倒有点象埋伏在清朝的卧底，专门负责捣蛋。晚清的“己亥建储” （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戊戌变法而看不惯光绪的慈禧在荣禄等人的策划下，所做出的废帝计划的第一步——即立十五岁的溥儁为皇储），当时有以洋务实业立身，以赈灾兴学闻名的富绅经元善在得知慈禧欲立溥儁为皇储的消息后，曾密电时任电报局督办大臣的盛宣怀，请其上言挽回。岂料经元善很快得盛氏的复电,你知道这个盛大人是怎么说的，仅一句话：“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可见其对大清的态度。
当时盛宣怀新官上任，即颁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个政策按说从资金的利用效率，建设的力度及国家战略而言，也无可非议，但之前社会各界已为修铁路付出太多，利益损失较大，如果多加抚恤，也不至激发事变，但一方面朝廷没钱，另一方面盛宣怀本是商人，商人考虑事情，机巧有余，厚道不够，且商人为官，有偌大权势在手，做事也颇不顾忌。于是，不但没打算补偿让出股权的股东，还想出以国家铁路股票换路权的空手套白狼的手段（1911年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意在不仅夺路，而且夺款）川人路、款两失，自然不答应，于是象现在一些上访喜欢举着领导人语录或画像一样，那时候的四川人就已经创史般的举起光绪的画像游行，上书，抗议。古今都是这样，
对于群体性事件，官员们都是一个思维，就是先镇压。这个思维很值得学者分析一下，官员未必不知道镇压会激起更大民变，但还是坚持不懈，我想除了侥幸心理以外，还有把事情搞大也会转移最初的矛盾焦点，以规避或减轻自身的责任。当然，镇压也是有技巧的，这是门学问，以中国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民变史，镇压居然没有成为显学诚为执政者之憾。
盛大人是槽糕的危机处理者所以不能免俗，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处变不惊，历乱不倒的帝国最重要的商人的处事方式，居然把事情搞的如此不可收拾，这或者是盛大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小疏忽，问题是，他的疏忽和不慎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想不出何至如此，以至我怀疑莫非他是有意为之，也只有这样想才能挽回他的声誉。
在接到收回成命的抗议后。盛宣怀不为所动，坚不妥协，反而派赵尔丰任四川总督，并令其镇压，赵尔丰果然不含糊，上任即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老百姓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唯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党人肯定不会放过此机会，当晚，同盟会会员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种“传木为号”的方式居然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煽动各地群众揭竿而起。数日之内，各地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起义队伍进围成都，接着，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至此，四川大乱。等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已回天乏术（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
另一方面朝廷还命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对于清朝来说，一个更致命的危险即将发生。
盛宣怀只是打算给帝国省点钱，结果，把帝国给弄丢了。
今天看来，武昌起义充满了小概率事件，事实上，他的成功偶然的象是上天有意为之，总而言之：混乱，无组织，巧合和幸运。起义的组织者先是听说湖北新军已经入川而决定提前起义，接着消息走漏湖广总督瑞澂有所提防而决定延缓十日，接着组织者之一孙武等人试验炸弹出了事，被当局查抄到起义旗帜、文告、花名册。瑞澂警醒之下马上戒严，起义者决定当晚举事但消息却没传达了出去，按说到此，事情也很难搞起来了。最后，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日后被官方赞誉为伟大革命第一役的武昌起义，竟因为一个小小的争吵而发动：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枕枪而眠，被排长陶启圣发现，疑其起义，便要缴他的枪，金不从，二人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士兵程正瀛开枪击陶，便打出了武昌起义第一枪。于是一众人闻枪行动，起义出乎意料的顺利，但起义结束，领导者们一合计，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不足以号召全局，于是把躲在床下的协统黎元洪拉了出来，逼他做了军政府大都督。从此黎元洪正式步入民国舞台的权利颠峰（虽然是虚权）。但当年逼立他的这些人却没得到好的下场，其中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被其与袁世凯合谋杀掉。
如果武昌起义是个孤立的事件，那对于朝廷来说是一点也不可怕，事实上冯国彰进剿的非常顺利，如果不是袁世凯夹带私心的话，武昌起义很有可能如孙中山他们举行的无数次起义一样无声无息的被灭掉。但微妙的事情一再发生，首先是历史上并不多见。仅存在谋士幻想里“传檄而定”居然成为事实，武昌起义，天下呼应。大半个中国省份跟着宣布独立。而后皇族们实无办法，居然把当初想除之而后快的袁世凯当救命稻草给抬了出来，没想到此稻草竟是毒药，袁世凯一面和革命政府和谈并军事上逼其妥协，一面谋清廷退位，在清庭尤有迟豫的时候，一个匪夷所思的刺杀恰倒好处的出现了，袁世凯虚惊一场，倒是没事。而是把满人中最能干的良弼给干掉了。皇族再也不坚持了。历史到此，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局的悬念揭开，清帝选择和平退位。从保路运动到清帝退位，一共也就七八个月的时间，快的令人有点措手不及，尤其对于那些乡村的中国人而言，一夜之间，天子没了，天也就变了。这以后中国发展很慢，但时事变换让人耳接不暇，以至解放后由可在农村见到那些留辫子以不变应万变的老人。
据说乾隆皇帝从来没有想过大清可以千秋万代，只要25朝即可，因为中国最长的朝代周朝也是25朝，乾隆万事都有标杆，比如认为做皇帝做到他爷爷康熙那么久就可以了，于是做了60年退位做太上皇。他十分满意自己这一生，封自己“十全老人”，可惜身后事真是由不得他，只经过10代一半也没有达到。
晚清的结局由许多偶然事件组成，所以说读历史的人未必不去想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最近上映的一部美国新片尼古拉斯•凯奇演的《先知》，里面有句有趣的台词，说“历史由一系列随机性事件和错误组成”。回顾我们的近代史，也确实如此，总是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发偶然且不算什么，但问题总是一错再错。我们从从小受到的教育以为历史已有定论，但经历这么多，随着成长会不无悲哀的发现，那些已经被言之确确的事情后面还有真相，还有细节。甚至发现自己整个历史观是充满意识形态后的虚无。所以现在阅读的时候，对自己不断的否定后，从当初的震惊开始感到麻木。遗憾的是，即使今天，我们抛弃了官方史观，得到的却是得不到任何形式承认的道听途说和自相矛盾。现在我们只有靠自己的社会经验选择我们相信的历史，这是个人的可悲。也是时代的可悲，因为历史变的不庄重起来，我们想从中得到的借鉴有可能因为错误的认识而事与愿违。但你从你有限的知识还是隐约发现，历史演变那看不见的手又在发挥作用，当你不无恐惧的从现实社会当中看到历史上读到过的那些事件正在重演，你接着会相信什么。这是随机性，还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