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糖和蒜的作用与功效:《击壤歌》浅探

《击壤歌》浅探  

2007-08-25 22:06:45|  分类： 诗歌理论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击壤歌》浅探

刘太品

提   要

     一、《击壤歌》据传为尧帝时民谣，始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

二、之后，晋代皇甫谧分别于《高士传》与《帝王世纪》二书中引用。

    三、直至明清又有多种书籍引用此歌，但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尾句。

    四、此歌系后人伪托，既非先秦诸子也不会是王充。

    五、此歌为汉武帝之后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由汉儒伪作于“传书”之中。

六、“传书”为《论语》一书而作，经王充引用，至皇甫谧始称《击壤歌》。

  

《击壤歌》据传为上古时代帝尧陶唐氏时的民谣，是帝尧即位五十年时微服游于康衢，听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击壤注1而歌。

此歌始见于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一书的《感虚篇》和《艺增篇》。《艺增篇》中说：

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到了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卷上》引用了这个故事和这首歌谣，为了适应“高士”一词，原来的无名的年五十的击壤者，被皇甫谧塑造成了一位名叫壤父的、年八十余岁的上古隐士。并且还改动了原来的“尧何等力”这一句：

 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同时，皇甫谧还在他的《帝王世纪》一书中引用了此事，但变动更大：

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论衡》和《高士传》里，所谓的《击壤歌》并没被称为歌谣，文中的“击壤者曰”以及“日出而作”前冠一“吾”字，都表明这只是击壤者回答观者的一段话，但到了《帝王世纪》里却略去了观者这一角色，将“击壤者曰”改为“击壤而歌”，并将击壤者的那段话改头换尾而以歌谣的形式出现。

王充和皇甫谧两人虽然把所谓的《击壤歌》写成了三种模样，但却只有《帝王世纪》才称之为歌，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八十三“杂歌谣辞”的第一百首就是《击壤歌》，当然是引用自《帝王世纪》一书。

到了明代，本来就形式多样了的《击壤歌》末句又被引用者翻出了新的花样。明冯惟讷辑《诗纪》前集卷一注中说：（击壤歌末句）“一作帝力于我何有哉”。明杨慎《升菴诗话》卷七“音韵之原”条作：“帝与我何力哉”。近人丁福保注云：“王充《论衡》作：‘帝与我有何力哉’，‘力’与上文‘息’‘食’同韵。列子作‘帝力于我何有哉’，恐是传写之倒。《列子》乃魏晋时人伪作，所引不足为训，《论衡》皆作‘尧何等力’。”

清代涉及此歌的书，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古唐诗合解》及《幼学琼林》等书，《击壤歌》均作：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现代一些学者在引用此歌时，形式也不尽相同。注2

据传为尧舜时代的上古歌谣很多，如《虞舜歌》、《康衢童谣》、《南风歌》等，这些歌谣在为后人引用时总是一字不易的，唯有这首《击壤歌》出现了许多变化，问题主要出在末句上，在大意不变的情况下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

《论衡》：尧何等力；          

《高土传》：帝何德于我哉；      

《帝王世纪》：帝何力于我哉；

《诗纪》：帝力何有于我哉；

《升菴诗话》：帝与我何力哉；

《御览》：帝力于我何有哉；……

在古代，《击壤歌》的众多引用者们，谁也没对此歌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到了近代，随着对上古时代了解的增多，大家对这首歌谣的真伪产生了疑问，并且大都持否定态度。

有人从《击壤歌》所反映的内容，诸如：“凿井耕田的经济生活”，和“消极反抗的思想意识”作为出发点，来论证《击壤歌》之伪，其实这种说法未必能使人信服注3。论证《击壤歌》真伪最直截了当的途径应是从诗歌和语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谈起。

在人类各种艺术形式中，最早产生的当原始歌谣，帝尧时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当时的初民中流传的歌谣无疑是很丰富的，但在当时，有系统的文字尚未产生，而且口头语言的词汇又是极其贫乏，所以那些在口头流传的原始歌谣的形式应是十分质朴简陋的，例如公认为较可信的一首原始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但这首《击壤歌》却对仗工整，造语娴熟，有一定的艺术技巧，大大超出原始歌谣作者们的创作能力之外，即使在帝尧时代有所谓的“击壤作歌”其事，但歌词也绝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击壤歌》，所以，所谓的《击壤歌》无疑是由后人或加工窜改，或伪托附会的。

这一则“击壤作歌”的故事，即不见于儒家的经典书籍，又不见于先秦诸子的著述，却直到东汉才见于记载，这就基本上排除了此歌是后人加工窜改的可能，所以，《击壤歌》是出于后人的伪托。

那么，这个“击壤作歌”的故事是什么时候被杜撰出来，伪托者的用意又何在呢？

击壤故事始见于王充的《论衡》，《艺增篇》及《自然篇》，《自然篇》中的记述较为简略，没有引用所谓的《击壤歌》。

在《感虚篇》中，王充引用击壤故事的目的，仅仅是根据“凿井而饮”一语来说明“尧时已有井矣”。所以关于击壤的故事不会是出于王充的臆造。特别是王充“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见《自纪篇》），所以决不会自己再去凭空的编造假话。

在《艺增篇》中，王充引用此事时，前面冠有“传曰”二字，“传曰”也就是《感虚篇》中王充反复批驳的所谓“儒者传书言”。“传”是汉代经学的术语，指解释发挥儒家经典义理的一类书籍。击壤故事就是从这类书中被王充引用的。

关于“传书”，有些出自先秦，如《左传》，《孟子》等，汉兴至文景之世，儒术没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在此以前，传书的数量是极少的。直到武帝采取了“独尊儒术”的政策，经学开始大盛，传书的数量也大大增加，王充《论衡·对作篇》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是：

“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

所以，在那时为经作传的私人著述是极多的，为了发挥和阐明经义，他们凭空杜撰了很多“上古故事”，而击壤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总之可以基本断定，所谓的击壤故事，乃汉武帝至西汉末年的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由汉儒作的“传书”里杜撰的。

至于杜撰者的用意，我们也可以从《论衡》中看出来。

《艺增篇》云：

《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尧何等力”？此言荡荡无名之效也……。

《自然篇》书：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则天而行，不作功邀名，无为之化自成，故曰：“荡荡平民无能名焉”。年五十者击壤于涂，不能知尧之德，盖自然之化也。”……

显然，这里的“传”是为《论语》一书而作的，作此传书的儒者编撰击壤故事的目的，就在于证明孔子所说的“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句话。他用这个虚构的事例，形象地将帝尧盛德荡荡、民不能名这层意思表达了出来，就如《老子》中所说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清代王翼云在解此诗时说：“作息饮食任其自然，而忘帝力于何有，皞皞之象也”。 这也正是编撰者的用意之所在。

虽然《论语》不在五经三列，但其中记述的是“圣人”的言行，所以在汉儒的眼里，它是“五经三钅官钅害，六艺之喉衿”。（东汉赵岐语）。朝廷为之设传记博士，《论语》虽在传书之列，但却和经书有同等的地位，当时私下传《论语》的有《齐论》、《鲁论》和古文的《古论》三家。这三家的鸿儒们为《论语》而作的传书的数目一定是很可观的，而所谓的击壤故事，恐怕就是出自这三家中的某一儒士的手笔。

早在战国后期，《庄子·让王》篇记载善卷的话中就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句子。汉末应邵的《风俗通义》中记鲍焦 “耕田而食、穿井而饮”。直到晋代，鲍敬言的《无君论》中有：“曩古三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注4

以上例子表明，在战国后的很长的一个时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类句子，已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熟语，所以那位儒士可以随手拈来当作击壤者回答观者的那段话——即后世所谓的《击壤歌》。其实编撰者并没有把它当作歌谣的意图，或许当时汉赋正盛，文中夹韵已成习惯，所以句中 “息”、“食”、“力”三字同韵。

王充与杜撰者有东西汉之分，中经战乱。所以王充也没想到击壤故事竟是前人所编造，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到书中，后来儒者的传书失传了，这个故事却因《论衡》而流传了下来，直到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时，见击壤者那段话句式整齐、对仗工整，而且押韵，所以忽发奇想，将“击壤者曰”改为“击壤者歌”，此后才有了所谓的《击壤歌》。

皇甫谧的两次引用，扩大了《击壤歌》的影响，从此以后，就开始有许多人在诗文里将此事作为一则歌颂盛世太平的典故而引用。

南朝诗人谢灵，其《初去郡诗》末句云：“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南齐王融的上疏中亦有：“臣亦遭逢、生此嘉运、凿饮耕食、自幸唐年”。

沈约的《宋书·乐志》叙述说：“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观，庆云之瑞民因此作歌”。

到了唐代，王勃又有：“散琴樽于北阜，喜耕凿于东坡”的句子。

宋人邵雍的著述名为《击壤集》，诸例均用此典。

                                     1985年3月1日第一稿

                                     1986年5月4日第七稿

注：

1．    击壤，古游戏名，三国魏邯郸淳《艺经》：“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四尺、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

2．    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一引此歌，末句作：“帝力于我何哉”。引自《帝王世纪》，应作：“帝何力于我哉？”

   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章中“文学的起源”一节引此歌，说《击壤歌》

       始见于《帝王世纪》。而且首句前有一“吾”字，应是误加。

3．    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耨、锄等农具，说明早在尧帝之前就已有了原始农业。另外，《击壤歌》原意并无丝毫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以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从“经济生活”和“思想意识”方面论述此歌之伪，未必能使人信服。

4．    鲍敬言，东晋人，引文见于《抱朴子·诘鲍篇》。鲍敬言虽在汉后的百年，但其用“作息饮食”四句与《击壤歌》中有很大差异，所以不能认为鲍敬言之语是抄自《击壤歌》，可以说明到那时“作息饮食”四句仍是人们惯于连用的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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