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新中国那几年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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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不久，华东师范大学陆续引进了一批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学有专长、教研兼治乃至做出了开拓性业绩的专家和学者来校任教或兼职，他们是：沈志华、杨奎松、高华、韩钢、李丹慧、萧延中等，随着他们的“南下”（他们大都来自北方），不仅该校自身的中国现、当代史的教学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该校具有的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成果蜚声海内外，为举世所瞩目，以至成为当今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一大“重镇”。以我所见，上述成就主要体现在：一是该校2007年年底成立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二是自那时起，该中心成功主办了数次高水平、高层次的国际新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三是编辑、出版了迄今为止的三辑《中国当代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研究》以专治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为己任，这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当代史的起点确定在1949年。《研究》的这一界定既标明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和学理取向，又凸显了自己的任务方向和历史定位。《研究》目前每辑所拥有的16开本、45万字左右的规模及含量，特别是它那每辑近20篇的各类文章，已充分表现出它不是一般的、通俗的、政论性的历史读物，而是高水平的、专业的、学科性的历史读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不难理解和体会：在现今中国内陆创办或办好一份经常性出版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读物是何等艰难！尽管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我要向《研究》编辑委员会以及编辑部的同仁们致以谢忱和敬意，但是我还是要借助此文对年龄仅有两三载而充满青春朝气的《研究》提出若干个人建议。

    建议重视就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的整体史、长段史或所谓“大历史”的开发和深入。在已有的这三辑《研究》所有文章，从总体上说，个案性的、短期史的或专题性的研究文章、评论文章或史料文献，占据了绝大多数。尽管这一点很有必要并且是《研究》“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点，但是这也同时有可能影响甚至制约了《研究》就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的整体史、长段史或“大历史”的有所建树或有所见长。例如，在《研究》中，像上述萧延中教授那篇宏大气势和综观全局的学术评论及学理概述，可谓凤毛麟角，实在珍贵。因而，确实应该在兼顾发表上述个案性的、短期史的或专题性的研究文章、评论文章或史料文献的同时，尽可能多多发表具有就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的整体史、长段史或“大历史”的评论、概述、追述等“重头”文章，由此在拓宽《研究》选题意识的广度之际，强化《研究》选题目标的高度或深度。

    建议重视开展对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的史学观念及史学方法的讨论和交流。就现有的三辑《研究》来看，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史学观念及史学方法的文章数量，微乎其微，除了还是萧延中教授那篇关于近期毛泽东研究的评价性报告闪烁着至关重要的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史学观念及史学方法的思想火花，几乎看不到在史学观念及史学方法上论及中国当代史问题的文章或评述。如果说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到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的说法，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乃至理论界一些人所非议、所斥责的史学命题，那么在我看来，这类命题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却有着别开生面的视阈、独出心裁的折射直至一领风骚的启迪。显而易见，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这里所论及的《研究》来说，重视和加强具体的、相应的史学观念及史学方法的讨论和交流，具有更为久远深重的影响和前瞻全局的意义。

    建议走向1960年代和其之后年代的研究。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建议，因为，现有的《研究》全部文章绝大多数集中于1950年代的新中国历史，而与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相关的文章却少之又少，近于空白。这种情况既与《研究》的主办单位近几年来所举办的数次专题研讨会有关，更与人们不难想象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艰难局面及窘迫条件等等有关。尽管我完全理解和体谅《研究》编辑者们所遇到的艰辛和苦衷，但是我本人还是要向这些可歌可敬的编辑们“鼓与呼”：请今后的《研究》着重走向1960年代直至21世纪的新中国历史吧！即使一时难以办到，那也不妨先涉猎自1960年代至今的五个年代中的某个年代的主流，即从某个年代的某个重要专题入手，映现中国当代史所经历的年代轨迹。再退一步讲，即使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中国当代史研究还有着众多的禁忌或“纪律”，《研究》也大可从1978年之后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做些工作，哪怕是准备性的工作。虽然这些都一定会有着无数的困难，虽然这些也经常会触及始料不及的“雷区”，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只有走向1960年代和其之后的年代，《研究》才会有更大更高的新天地，才会有更重更深的新价值。唯有如此，《研究》才会真正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园地的佼佼者。

    ●唐少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细读

    征粮：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

    建政初始第一件大事(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历史学最重视初始。一般认为，在农村，中共建政初始的第一件事，无疑就是土地改革。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么？

    读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黄金娟：《建国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我们却有了全新的看法。终于发现，原来所谓第一件大事，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征粮”。(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它是真的吗？又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不幸的是，这些都是真的。而且还造成了农民的暴力反抗。文章还告诉我们，党和农民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一般土地改革论者所说）。

    问题就出在粮食上。首先，是新政权粮食紧张，征收数量过大。这种现象又不仅存在于上海，也存在于南方“新区”各地（如东南、中南、西南诸省）。显然，经过几年的残酷战争，北方“老区”已不胜负担。所有新的负担就不能不转移到“新解放区”。

    其次，则是对南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了解。特别是对江南。黄金娟的文章（《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期）指出，上海郊区租佃关系、阶级关系异常复杂；农村中大部分人亦工亦农亦商（据高王凌《活着的传统》，这种现象存在已有数百年之久了），阶级成分不易划清。其中更为复杂的是80%以上土地盛行“一田二主”的土地制度，不但存在三种业主：底面业主、田底业主、田面业主，同时存在三种佃户。佃户只向地主交租，而由地主向国家纳税———这一般是指田底业主，他们拥有较多的土地，多数居住城市（上海），被称为“城居地主”。而那些农民（佃户）却经常拖租、抗租，实际交租率并不像外界所传那样高（此处可以参考的读物有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以及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也并非完全依靠收租为生，所以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紧张。

    然而，“中共对南方新解放区的状况是很不熟悉的”。结果，在进城以前的“征借”之后，借粮未还，紧跟着又开始了夏征、秋征。历史上佃户只交租（秋季，夏收不交），不交粮，现在不但要交，而且夏秋两季都要交。农民的意见当然大了。当年又遇到大灾。于是不少农民明目张胆地拒交、抗交。一些地方爆发各种武装抗粮运动，有40余名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当局也施以强硬手段应付。

    “抗粮，反征粮”

    那些极端做法遭到了中央的批评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阶级分化”方法，如“查黑田”、“划分成分”等。其中那些老生常谈，包括它的“扩大化”，我们就不再重复（可参阅高王凌、刘洋《土改的极端化》）。

    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三亩以下是贫农，五亩以下是中农，十亩以下是富农，十亩以上是地主”，不同阶级之间区分很小（也出现七亩以下的富农）。负担很多在贫苦农民身上，征粮无法达到目标，抗缴现象相当普遍。在这样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也已不是（革命的）什么目标，而成为（征粮的）某种手段。

    由于解放以后，田底业主一般都收不到租，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业主负担，佃户代缴”。没有想到，佃农原来可以不交、少交给地主的租子，却必须交给政府了，出现了“交粮要比交租高”的怪现象。为了笼络贫苦农民，政府颁布了减租条例，规定“按照原租减低25%-30%”，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欢迎（因为不了解地租的实收率，所谓减租变成了实际上的增租，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征粮工作出现僵局。

    各级干部开始与普通农民对立起来，据县委调查，许多农民家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为完成指标，使用了行政命令、强征、硬征。如威胁农民说“你不交粮吗？共产党来给你发火”、“你不交解放怎么来的”。不管有粮没粮，直接派人到农民家里搜粮、抬粮。学界一般以为，这种现象是统购统销时才出现的，没想到这时就有。

    到1950年底，形势急转而下，上海郊区接连爆发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人政府”为号召的暴动和骚乱，且“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

    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据说有些地方无论本地有无恶霸，有无不法地主，都要找出几个人逮捕、枪毙，有的甚至以捕人、杀人的多少作为打击地主阶级的标准。并一度出现长达20多天的乱斗、乱打、乱杀的严重混乱状况。由于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到1952年秋征，又一波暴力事件爆发出来。农民反映说，征粮大大超过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是一步紧一步，总归让你吃不饱，饿不死”。有几个村子召开联村大会，号召“哪村先缴粮全到那村吃，全乡公粮由他代缴，区里捉一个，我们去十个，捉十个，大家全去”，把清朝时对付地主的方法都使出来了（参见乾隆年间的崇明案件，《租佃关系新论》）。

    由于政府强行征粮，甚至不惜动用武装部队，因此到1952年，上海郊区各县相继发生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沉船等严重骚乱。临近诸县也有此类事件出现。干部宣称：“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你们几个我们又怕啥？”

    不错，历史上江南农民既有“欺负地主”的传统，也有“抗粮”的习惯，但这样一来，在他们眼中新政权成了何许人？新政权又如何看待他们？

    我多年研究农民行为，也把它概括为农民的“反行为”（或曰“不反之反”），但这次看来不像。问题是：农民为什么拿出了他们最激烈的武器———一种最奢侈的斗争形式？

    个案的价值

    对这些，还有其他一些方面，黄金娟的文章似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许多问题值得“追踪”，也可以使用“口述史”的方法。涉及农民行为的地方，更有必要作细致的了解和描绘（如果有口述，有些字义如“博衣”等，就不必猜测了）。如果没有口述，而只是从档案到档案，从文字到文字史料，那我们与外国人治中国古代史，还有什么区别？

    我的读后感是：新区负担过重，以致南方各地“造反”———如黄金娟文章所说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地在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暴乱，王海光的文章主要披露的贵州等地情况（据我了解，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四川；十年以前我就从当事人口中听说过这个故事）———看来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无疑成了共产党与（南方新区）农民之间的“第一场遭遇战”。

    这就是这两篇文章给我们的主要信息，重中之重。

    这一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按本文所说，解决的主要原因好像是粮食税收额有所调整，当地粮食产量也有了提高。我觉得似还可以追问。粮食问题是否真的解决了？那，1953年统购统销之际，又曾发生什么问题（如果说之前还能吃到人均六七百斤，统购以后则不可能）？显然，也应该有纵深的探讨，包括给出较长时间的系统的有关数字（而且，也无须以有无“集体反抗”为其标志）。上海，处于江南棉产区的中心，粮食问题严重到这种地步，是否引起了退经（经济作物，如棉花）还粮？导致经济格局的大转变……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最后，还有必要回到所谓“代表性”（或所谓“典型性”）问题。可能与多数看法不同，我认为，我们面对的一些较小的“个案”，并非不能引申到大的问题，此其一；其二，它也可能只代表它自己，而不必考虑其“代表性”的大小（或是否“典型”），但能揭示它的存在，表明在“整体”中含有这一部分，恐怕也就够了。

    ●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