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掉鳞:社科院发布互联网调查报告

2003年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12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和《中国5小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7城市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报告》。
继2001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进行的“互联网在中国的使用及影响”大型调查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今年春启动了新一轮调查研究。除上述城市外，今年对成年人的调查增加了省会城市西安和沈阳以及另外5个小城市(区)，调查城市跨8个省，共约4000个样本。今年的青少年调查增加了西宁和呼和浩特，约3400个样本。
本次调查报告研究发现：人们对互联网的看法总体来说是乐观的，把互联网看作是信息、资料来源(图书馆)、娱乐场所、聚会聊天的场所的人占绝大多数，并且，使用互联网时间越长，越容易对互联网产生正面看法。网民对网络内容的信任度显著高于非网民。这些现象很可能说明了目前媒体对互联网的报道中的负面成分大于互联网的实际的负面影响。上网时间超过3年者，会更多地使用网络工作或学习。同时，认为互联网需要管理和控制的人也大大增加，当然，对管理的内容则有不同的看法。
从上网的比例看，网民占人口的比例(尤其是小城市)达到约25%。但是，网民的分布并不和城市规模相关，而很可能与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有关。对于影响人们上网的因素，社科院的研究不满足于简单地考察网民中不同人群的分布，而是通过对数概率回归分析的方法发现：地区差异、家庭和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性别、职业和年龄都会对人们是否上网产生影响。同是，有个性的人更容易使用互联网，偏见则妨碍人们选择用网。被访的非网民自认为影响上网的因素最主要的是认知方面(没用)，然后才是经济和技术。真正有条件上网而有拒绝互联网的人主要体现在年龄、收入和态度上。
从上网的现状看，中国网民的平均上网时间并不长，在分布上也呈现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性别和是否有配偶的差异。经济发达的地区网吧使用率就底，而网吧使用率最高的是省会城市。每天都上网的人不到20%。而影响网民上网的因素主要还是技术和经济，因此，ISP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对网络产生的原因和年龄、婚姻、个人收入等无关，是否上网吧也没有影响。真正有影响的是受教育程度、性别和使用互联网的年限。
从上网的内容看，网民主要使用互联网浏览、读新闻和收发邮件。访问的网站开始集中在5个大的门户网站上，新浪的被选率远远超过其它网站。中文内容缺乏不再是网民上网的问题。电子商务还不够发达，年龄、受教育程度、网络经验和偏见都会影响人们上网购物。通过了解被访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可以大致了解网民的网上行为。在本次调查问卷中要求被访网民列出自己经常访问的4个网站，然后通过人工编码，进入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从统计结果来看，被访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非常集中，并且基本都是中文的门户网站。排列前5名的是：新浪、搜狐、网易、雅虎和21CN，填答其它网站的比例则远远低于这5个网站。具体排列为：

网民比非网民读书和听音乐的时间长，但看电视的时间少，当然这也和受教育程度、年龄等相关。上网看的新闻以娱乐和时事为主。相比较而言，网民最信任的媒体还是传统媒体，而不是网络，对于网络媒体而言，最信任的也是大陆传统媒体网站而不是门户网站等。网络并没有影响人们直接交流。
本次调查还涉及了网络对人的开放观念、孤独感、焦虑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项研究于2000年立项，获得原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支持。今年调查的成年人部分由哲学所副研究员郭良负责，青少年部分由新闻所研究员卜卫和刘晓红负责。
一、研究背景及调查过程
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新兴的信息技术将会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大量有关著作开始出版发行，形成了对互联网的研究热潮，其主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法律、国际关系、文化、大众媒介、人际交往、消费等人类生活的各层面，对学术界、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 Internet 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与大多数有关互联网的商业调查相比，该研究有以下特点：
-不仅关心互联网的使用现况，而且关心其社会影响
-不仅关心互联网用户的现况，而且关心非用户的情况，并且将二者进行比较
-不是一次性的调查，而是对同组人群逐年进行的长期追踪调查
-不仅是在某一个国家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且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研究机构采用类似方法、有可能进行跨国比较的调查研究
2000年12月，美国方面公布了以《调查数字化未来》(Surveying The Digital Future)为题的美国互联网年度调查报告，迄今为止，已经公布了三份报告。目前，全球已经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采用类似的方法对互联网的使用状况及影响进行研究。2003年英国牛津大学新成立的互联网研究院加入本项研究，更进一步推动了这项研究的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从1999年夏天开始准备加入“全球互联网项目”，并于当年年底报国家信息化办公室。在当时的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支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发布了研究成果。2002年，由于经费等原因本项调查被迫中断。2003年，在Markle基金会的赞助下，本项研究得以继续进行。作为“全球互联网项目”在中国的合作项目，本项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针对中国的国情而设计，希望通过问卷调查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制定及社会和企业的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的数据和分析。本项研究主要目的在于：
-了解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分布、使用状况、变化和特征l
-发现互联网对于中国的大众媒体使用、人际交流以及“开放”观念等的影响
-提出有利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建议和意见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互联网发展不平衡，今年的调查采用分大都市、省会城市和小城市3层，多阶抽样的方案，主要从城市规模、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实际操作的可能性等因素出发，选定12个城市作为调查市。这些城市中的大都市为：北京、上海、广州；省会城市为成都、长沙、西安和沈阳；小城市为广东南海、河南义马、山东即墨、湖北广水和河北丰南。被选调查市涵盖两个直辖市(北京和上海)及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和陕西8个省。大都市、省会城市和小城市三层的样本量分别为600×3=1800，300×4=1200和200×5=1000。样本设计总量为4000份(1800+1200+1000)，各被选城市的地理位置如图1。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设定为调查城市常住人口中年龄为17岁—60岁的男女居民。调查员按照抽样方案的规定进入选定的家庭，由被访问者直接填答问卷。由于本项调查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网民，而目前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还不够高，我们规定在入户后的抽样中，优先选择网民。也即：如果被访家庭中有一个网民，此人即被选为答卷者，如果有一个以上的网民，则其中生日离调查日最近者被选为答卷者。因此，本次调查的数据结构更加适合对网民和非网民的各种特征的进行比较研究，而不适合推论调查人口总体中的网民比例等各种参数。对于抽样方案及样本的详细解释和说明，请参阅本报告的第五部分和附录2。考虑到中国的网民中有相当比例是在校学生，我们将实地入户调查的时间确定为春节前后，大多数学生回家团圆的时候。具体实施的时间为2003年1月25日-2月15日(广东省的广州市和南海市由于SARS的影响稍有延后至2月底)。本次调查严格要求将每次访问的情况(包括拒访等)纪录在《入户接触表》中。同时，为了保证本次调查结果的确实可靠，要求所有答卷者提供本人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网民还提供电子邮件地址。问卷回收后，由督察组对北京、上海、成都、长沙、西安、沈阳的问卷进行了回访确认。回访比例为：80%电话回访＋20%入户回访。调查完成后，统一在北京对数据进行处理。全部问卷都首先经过人工阅卷和标准化处理，并对个别遗漏的问题再次通过电话询问答案。问卷经整理后，采用两次录入的方法送入计算机，以确保录入质量。录入生成的ASCII格式原始数据文件在STATA下进行一致性检验和数据清理。对于所有在STATA检验中发现的异常值都进行了人工复查和修正。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4,200份，回收4,009份。其中，68份问卷因未能通过数据校验而被放弃，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为3941个。网民样本为2457个，非网民样本为1484个。
图1：本次调查被选城市的地理位置

二、对互联网的看法和态度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人们对网络不再陌生，即使是从未使用过互联网的人，也多少知道一些关于互联网的知识。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的人对互联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并且网络经验给人们带来的是对网络的正面认识，而不用网的人、或者用网少的人，更有可能对互联网产生负面认识。
可以预期，对互联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会直接影响人们是否上网以及如何上网。这也正是我们考察人们对互联网的看法和态度的原因。
中国人眼中的“互联网”
不需要枯燥的定义，通过形象的比喻，我们就可以了解人们对互联网的基本认识，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互联网究竟有些什么功能。当中国人说起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联想起日常生活中的什么？互联网像是个邮局？还是学校？或者聚会的场所？或者其他？
在本次调查中，把互联网看作是图书馆的人最多(占被访者的52%)，其次是游乐场(46%)和聚会场所(44%)，然后是其他(注：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中的一个遗憾是没有给出“报纸”这一选项)。由于目前中国开展电子商务的条件还不完善，因此认为互联网是商场(26%)或者银行(6%)的人也相对少些。从图2-1可以看出，是否上网会显著地影响人们的看法，网民在认为互联网是图书馆、邮局和聚会场所方面，显著多于非网民。统计检验表明，被调查的网民和非网民对所有问到的互联网功能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具体方面的差距有所不同，但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注：在本报告当中，除非特殊说明，所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设定为0.05上)。从图2-1，我们还可以看出，被访网民和被访非网民的看法在分布上具有相似性，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差距来自与网络接触程度的不同，但基本的认同是一致的。同时，由于非网民没有亲身的网络体验，可以假定，他们对网络的认知主要来自媒介报道和亲友的诉说，而这些间接经验却更可能使非网民对互联网产生负面的认知。我们还将在后面的分析中，不断看到这一现象。

图为网民与非网民对互联网的不同认知
当然，被访者对互联网表达的看法是一回事，而他们实际使用的情况则可能会是另一回事，我们在后面分析网民用网情况的时候将继续讨论这一点。
互联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网民和非网民对互联网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看法很不相同。网民(51%)从实际的用网经验出发，比非网民(42%)更倾向于看到互联网对人有益的一面，统计检验表明：网民和非网民在此有显著的差异。而对于同样是网民的人来说，用网的时间越长，也越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利大于弊”(图2-2)。由此可见，尽管互联网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网络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应该是有益的，并且，这种益处，只有在真正使用之后才能体会到。有趣的是，在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上，男性(51.9%)比女性(43.7%)更倾向于认为互联网利大于弊，统计检验表明，二者差异显著。

用网的时间越长，产生对互联网的正面认识的可能性越大
除了直接由被访对象回答互联网的利弊之外，我们还通过20个问题(请参见附录1的问卷BD题)来考察被访对象对互联网的态度。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通过因子分析，可以把这20个问题分为4个因子。我们根据问题的内容，初步把这4个因子命名为：对互联网的正面量表、沟通量表、负面量表和负面信息量表。在正面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功能越持肯定的态度；在沟通量表上得分越高，说明人们越趋向于认同互联网的沟通功能；在负面量表上得分越高，说明人们对互联网的功能持否定态度；在负面信息量表上得分越高，人们越有可能认为互联网上充斥许多不良信息(如色情内容等)，有害人们的身心健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互联网的正面态度和负面态度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一个人可以在保持对互联网保持高度负面态度的同时，也可以对其持高度正面的态度，尽管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7，参见表1)。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负面量表和负面信息量表高度相关(r=0.652)，正面量表和沟通量表高度相关(r=0.605)。

图为四个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正如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对互联网的比拟和对互联网的利弊观上，网民和非网民在对互联网的看法有显著的差别。用上述四个量表来衡量，网民与非网民之间在对互联网的态度上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只有正面量表上例外(参见表2)。在负面量表上，网民的平均得分是1.1113，非网民的平均得分是1.2762，两者之间相差0.1649，与网民相比，非网民对互联网负面态度的强
度上升了14.8%；在负面信息量表上，也存在类似趋势，只是程度比较弱一些(上升幅度仅仅只有3.2%，即)。在沟通量表上，非网民的平均得分是0.3973，而网民却高达0.4581，两者相差0.0608，与网民相比，非网民在沟通量表上的得分下降了15.3%。这些数据表明，接触网络可以显著改变人们对互联网的负面态度，使得他们更强烈地认同互联网的沟通功能；但对提升正面态度和弱化对互联网不良信息的印象没有多大作用（注：当然，这种差异也可能存在于使用互联网之前，即存在“预选择”的问题，对互联网持负面态度、又看不到其实际功用的人，上网的概率更低。在一个截面调查中，我们无法把这种效应和因为使用互联网而产生的因果效应区分开来）。

网民和非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差异

不同年龄群体对互联网的态度差异

不同年龄群体对互联网的态度差异
不同年龄群体在这四个量表上的分化，和前面的网民和非网民之间的分化很相似(参见表2-3)。
网络上的内容可靠吗？
总的来说，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缺乏文化背景、地理限制和社会互动规范的地方，流传在网络上的信息内容是否可靠，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我们时常在各种媒体中，见到有关网络诈骗、虚假广告等等不实网络内容的报道。然而，本次调查的结果，和媒体所造成的刻板印象有些不同，一半以上(53.7%)的被访者认为网络内容“全部”或“多数”可靠，只有近一成的被访者(9.9%)认为网络内容“多数”或“完全”不可靠。可见，人们对互联网的内容可靠性总体上并没有形成谈“网”色变的恐慌感。
更为重要的是，网民和非网民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差异：非网民反而比网民更加担心网上内容的可靠性(统计检验表明二者的差异显著)。这说明，使用互联网的经历并不是传播“网络内容不可靠”这一刻板印象，反倒是谣言止于智者的基石(参见图2-3)。

网民比非网民更加信任网络内容
但是，接触互联网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人们对互联网内容可靠程度的看法。从这次调查的结果看，网络经验在1年之内(59.8%)和5年以上(58.4%)的人更加信任网上内容，相对而言，最可能认为网络内容不可靠的是那些使用互联网大约2-3年的人。但这些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参见图2-4)。同样，性别也不影响人们对互联网内容可靠程度的看法。认为网络内容多数可靠的人，男性(55.3%)和女性(51. 9%)差不多，两者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网络经验太少或太多都有可能认为网络内容是可靠的
如果我们具体划分网络的不同内容，可以看到，网民对于不同内容的信任程度也是不同的：网民最信任的还是电子邮件，其次是网上的论坛(BBS)，再次是广告或商品信息，最不信任的是聊天室的内容。下图显示的是认为各项内容“多数可靠”的人的比例。

我们请被访网民自述网络对他们的工作或学习究竟起到了帮助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总的来说，62.3%的网民认为是帮助作用，33.7%的人认为没什么影响，只有4%的人认为是起到了阻碍作用。从下面的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越长，网络经验越多，认为对工作和学习有的帮助的人也就越多。作为工具，网络的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历练网络三年以内的时间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从三年以后就开始显现较大的效应(参见图2-6)。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在接受互联网并从中受惠的学习曲线比较漫长。这也可能和中国互联网目前的发展水平有关。

图为网络经验与工作或学习的关系
我们从后面对网民使用的互联网内容的分析，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也都可以看出，开始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可能会花不少时间去聊天或玩游戏，但随着网络经验的增长，人们会逐渐把时间和精力用到有用的信息上面。
网民对互联网服务的满意程度如何？
互联网是个巨大的信息源，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人，无不为其大量的信息所震撼。因此，不难理解，网民对互联网最满意的方面就是其信息量。由于有强大的搜索引擎，网民对找到信息的方便程度也非常满意。排在第三位满意的是能够与人交流的程度。而中国的电子商务受信用系统、物流系统等影响，很难发挥作用，网民对互联网在这方面的服务的满意程度当然也就最低。

图为网民对互联网提供的各项服务的满意程度
互联网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
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网民和非网民、网络经验长或短、年龄或者性别在“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互联网”这个问题上没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有50.9%的被访者认为“非常需要”管理和控制，约36.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需要”管理和控制。由此可见，近九成的被访者的立场是支持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
如果将今年的数据和2001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注：由于2001年只调查了5个城市，所以我们只在这5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经过两年的发展，认为互联网需要管理和控制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这一趋势在网民和非网民两个子群体中完全相同(参见图2-8)。

与两年前相比，认为互联网需要管理和控制的人大大增加了
哪些人最可能使用互联网？
在我们具体分析哪些人更加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之前，首先看一下网民的构成。从被调查的网民的性别构成来看，男性占56.5%，而女性则占43.5%。与2001年的数据比较，网民中女性的比例有所增加。

图为网民的性别构成
从网民的年龄构成看，大多数(近六成)网民的年龄在24岁以下：

图为网民的年龄构成
如果考察被访男女在不同年龄段中网民的比例，仍然可以看到青少年中上网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并且在这一年龄段中，性别差异不显著，而网民中性别差异最显著的是25-34年龄段。

图为不同性别的网民在不同年龄段中的比例
下面，我们将分别考察单个因素对被访者是否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就性别而言，男性被访者比女性被访者更有可能上网，两者的上网比例分别是67.8%和56.4%，相差11个百分点左右(参见表3-1)。

图为不同性别网民的上网率
随着年龄的上升，上网率反而呈下降的趋势：从17-24岁组的近九成的上网率逐步下降到45-60岁组的只有不到三成(参见表3-2)。

图为不同年龄段的被采访者上网的差异
总体说来，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上网的可能性就越大(参见图3-6)。

图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异
个人收入和使用互联网的之间关系稍微复杂一些，总的趋势是，个人收入越高，上网的概率也越高。但无个人收入的被访者当中，有近八成的人是上网用户，这反映出青少年、尤其是学生具有较高上网概率、但又无个人收入的现实。月收入800元以下的两个收入群体，上网比例大体相当，接近四成；后面的收入群体则呈上升的趋势(参见图3-7)。
如果有亲戚或朋友在国外，上网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些。有海外亲属的被访者当中，上网的比例为77.8%，而无海外亲属的被访者当中上网的比例只有56.2%，两者相差近22%，具有显著的差异。通过前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人们是否选择使用互联网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简单的交互表分析，无法揭示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通过对数概率回归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综合考察了下述几方面的因素：l被访者的背景，包括地区(city)、家中有多少人上网(AL)、家用电脑数、家庭收入、家庭人口和是否有海外亲属等；l被访者对互联网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包括互联网对人类的利弊、互联网内容的可靠性、对互联网的负面量表、正面量表、沟通量表和不良信息量表、互联网的民主化量表等；l反映被访者个人特征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和个人收入等；l被访者的人格特征和态度，包括个性量表、宽容量表、创新量表、孤独量表、焦虑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失范量表、言论自由量表等变量。
作为探索性的研究，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以期得到一个比较简明的模型，使得我们能够对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因素有一个比较全面但仍不失简单的了解。在我们最后选定的回归模型中(详细分析参见附录3)，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入网边际效用。在考虑了个人和家庭的特征之后，地区之间的差异所反映的就是互联网的覆盖程度和上网费用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人们接入互联网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从不同城市的入网边际效用来看，北京市几乎和一个小城市即墨相同，是边际效用最低的两个城市；上海和成都是两个入网边际效用最高的两个城市，分别比北京市的上网概率高0.134和0.104。l家用电脑数和个人收入的对数，也反映的是个人负担互联网的经济费用的能力，这两个因素是阻碍互联网普及的重要因素。反映在模型中，可以看出，家用电脑数和个人输入的增长，对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都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家庭中每增加一台电脑，被访者上网的概率就增加0.408。个人月收入在对数尺度上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将上升0.019。l除了经济能力之外，教育也是影响互联网使用的一个因子。和初中及以下的受教育成都相比，高中、大专和大学及以上的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分别提高0.142、0.178和0.207。很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互联网的概率也随之上升。l社会群体的不同隶属也会影响到被访者对互联网的使用概率。在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性别鸿沟，职业鸿沟和年龄鸿沟。和男性对比，女性上网的可能性将减少0.104。和白领被访者相比，蓝领被访者、无业者和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分别下降0.225、0.197和0.085。随着年龄的增加，使用互联网的概率也随之下降：和17-24岁的青年人相比，25-34岁组、35-44岁组、45-60岁组的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分别下降0.355、0.739和0.810。l越是有个性的人，越可能使用互联网。在个性量表上每增加一个单位，被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将上升0.066。l被访者对互联网的态度或偏见，是影响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内在因素。在负面量表上每增加一个单位，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就将下降0.258。在不良信息量表上每增加一个单位，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反而上升0.092。也就是说，对互联网的看法越消极，上网的积极性就越低；对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越感兴趣，上网的概率反而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前面所讨论的其他因素不同，我们在这里无法区分这种态度或偏见，究竟是在使用互联网之前就存在的(原因)，还是在使用互联网之后形成的(结果)。
由此可见，对中国这样处于急速转型阶段的社会而言，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种机会的话，那么，不同的社会阶层把握这种机会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种挑战的话，不同的社会阶层应付这种挑战所拥有的资源和成本也完全不同。在面临一种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时，理论上的机会均等和历史时点上的巧合，并不能保证我们有事实上的平等。在从社会空间向虚拟空间的转移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付出经济上的资源或成本，还需要跨越许多无形的障碍，包括教育鸿沟、性别鸿沟、代沟(反映在年龄上的差距)、社会分工(职业差异)和观念上的差异(对互联网的态度)。在现实社会中，处在社会分层顶端的社会阶层，更容易跨入虚拟空间之中。他们能否在虚拟社会中保持这种先入优势，这种先入优势会不会反过来强化现实社会中的分层结构，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决不是一个对所有社会群体都同质的过程，而是一个由中上层阶层开始浸蚀的过程。
为什么不使用互联网：被访者的视角
在问卷中，我们对不上网的被访者直接询问了至今没有上网的主要原因(可以复选)。在21个选项中，按照顺序，排在首位的是“没有电脑”，达到56.1%(N=781)，认为原因是“不会用”的占41.2%(N=574),自认为对上网不感兴趣的占25.3%(N=353)，认为“太忙，没时间”的占21%(N＝292)，而认为“太贵”的占18%。另外，认为是“对技术感到恐惧和困惑”、“担心病毒”和“电脑不够好”等其他选项的比例都非常低，如“担心隐私”的占1.7%，担心“中文信息太少”的则只占1.1%。
这里，“没有电脑”和“太贵”都属于经济原因，而所谓“没时间”其实就是认为上网“没用”，因为每一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24小时，所谓“没时间”实际上是把上网的重要程度排在其它事情之后。如果把这21个选项归类为“经济原因”(27%)、“技术原因”(23%)、“觉得没用”(46%)和“反对使用”(4%)。由此可见，从被访者自己的角度来说，真正反对使用互联网的人少而又少，多数人把不上网的原因归因到“没有看到或体会到互联网的用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整个社会对互联网的真实价值的宣传报道还不到位。
被访者对自己不上网原因的说法，和前面的分析模型的结论之间有一定的吻合之处。但不同的是，多数被访者所看到的是互联网的主观效用对自己行为的影响，而模型却揭示出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对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巨大影响。

图为不上网的原因
事实上，现在上网的费用并不高，尤其是在城市里，通常很难单纯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人们不上网的行为。相对于这部分不选择“数字化生活”的人而言，与其说不上网是因为“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还不如说是“数字选择(Digital Choice)”。
为了考察这个假设，我们对家里有电脑、目前不上网、且不准备上网的人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这部分人(共147个个案，称之为“数字选择者”)的基本背景，如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态，和其他因各种原因从未上网的被访者之间(1234个个案，称之为“数字鸿沟者”)，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有统计上显著差异的方面主要在年龄、个人收入和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上有一些差异。尤其是在收入上，数字选择者的平均个人收入几乎是数字鸿沟下的被访者的两倍，在态度上他们更多地看到了互联网的缺陷，而不是优点，在年龄上，他们平均要大5岁左右(参见表3-3)。

图为数字鸿沟和数字选择：主要的差异
因此，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不上网，不是因为有外在的鸿沟，而在于内在的选择。
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
通过了解被访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可以大致了解网民的网上行为。我们在问卷中要求被访网民列出自己经常访问的4个网站，然后通过人工编码，进入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从统计结果来看，被访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非常集中，并且基本都是中文的门户网站。排列前5名的是：新浪、搜狐、网易、雅虎和21CN，填答其它网站的比例则远远低于这5个网站。具体排列为：

图为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
网民对经常访问的网站的选择是和他们的网络搜索能力相关的。除了经常访问的网站外，被访网民还填答了他们经常使用的搜索引擎。共有1529人回答了有关搜索引擎的问题（FQ），其中有208人填答了“从来不用搜索引擎”选项。与经常访问的网站类似，名列前5名的搜索引擎明显多于其他搜索引擎的使用频率。而搜狐作为以搜索引擎起家的网站，被选率甚至远高于Google。

网民经常使用的搜索引擎
几年前，对于中国的网民来说，缺乏中文内容曾经是一个大问题。从这次调查数据所反映的被访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和经常使用的搜索引擎的比例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考察了网民访问不同语言的网络内容时所使用的时间。总的看来，被访网民大约使用6.5%的上网时间访问外文网站，使用13.5%的时间访问海外中文网站，使用80%的时间访问大陆中文网站。即使排除今年新增的调查城市，用相同的5个城市和2001年的数据比较，也基本上还是相同的比例。也就是说，网民访问大陆中文网站的时间增加了。

网民访问不同语言网站的时间
通过内容编码，我们把被访网民填答的他们实际上经常访问的网络内容分为：本地网站、门户网站、搜索式网站、BBS网站、电子商务网站、IT类网站、游戏网站、学习和文化教育网站、娱乐和音乐网站，以及新闻咨询类网站。
如前所述，被访网民“经常使用的互联网功能”以一般浏览、阅读新闻等为主，游戏和聊天只占大约35%。从这里填答的“经常访问的网站”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真正把游戏网站列为经常访问的网站的只占被访网民的1.4%；论坛(BBS)通常是门户网站提供的众多功能之一，独立的以BBS为主的网站少而又少，因此把BBS列为经常访问的网站的仅0.3%。
同样，由于我们单独问了搜索引擎的问题，在经常访问的网站中选择搜索类网站的只有总数的7.1%。例外的是作为小城市的南海，其中有45.6%的被访网民把搜索式网站列为他们经常访问的网站。中国的电子商务还没有开展起来，并且很少有独立的电子商务网站，因此，把电子商务网站作为经常访问的网站的被访网民只占总数的1.6%。IT类网站作为被访网民经常访问的网站的机会也非常少，除了最为关心经济技术的上海(8.5%)、广州(7.1%)和南海(8.9%)之外，在被访网民中的总数中，填答的IT类网站的只有4%。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不同城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的人群访问网站内容的差异。
网民上网看什么新闻？
网络新闻固然给网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网民想通过这个窗口看些什么内容？这不仅反映了网民的需求，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媒体的不足。正是因为传统媒体无法完全满足人们对这些新闻内容的需求，才会人们才会试图通过网络来弥补。从统计结果看，上网后根本不看新闻的人少之又少，只有3.4%的网民上网后根本不看新闻。但是部分地由于网民的构成，从总的情况看，网民最关心的是娱乐新闻，其次是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

显然，不同的人群关心的新闻是不同的。网吧用户比一般网民更加关心娱乐新闻，而阅读时事类财经类新闻的比例则不如一般的网民：

不同性别的网民关心的网上新闻内容也是不同的。男性网民关心体育、信息技术和国际时事的程度显然大大超过了女性网民。而女性网民则更多地关心社会生活和娱乐。

不同年龄的网民关心的网络新闻内容也大不相同。如果用17-24岁年龄组的网民和45-60岁年龄组的网民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年轻人更加关心娱乐和体育，而年长的网民更关心时事、社会生活等。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显然会直接影响网民感兴趣的网络新闻内容。总起来看，受教育程度高的网民在所有类别上都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网民更加关心网络新闻，最突出的还是在时事、信息技术等领域。

网民对不同媒体的信任程度
网民对不同媒体的信任程度是不同的。总起来看，网民更加信任的是国内电视新闻，其次是国内广播和报纸新闻，对国外新闻来源的信任程度明显都不如国内新闻来源，而信任程度最低的则是网络新闻。这个结论与2001年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互联网调查的结论是一致的。为了方便，同时也为了直观，我们用Ridit分析(累积概率分布均值)来比较被访者对不同新闻来源的相对信任程度。

对于网络上不同来源的新闻，网民的信任程度也不同。与网民对不同新闻来源的信任程度的区别一样，网民首先信任的是大陆传统媒体(比如《人民日报》)办的网站，其次是门户网站提供的新闻，对来自海外新闻的信任程度明显不如对大陆本身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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