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菌性皮肤病股癣:读《毛泽东选集》之感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与立言。”在我看来，人之三立应为：少年立德、中年立命、老年立言，即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此三立不应该是彼此分割开来，而是相辅相成、一脉相连的。当然，少年为立德打下基础，中、老年也可使之臻于完善，少年立年良德，中年才可立下可持续发展之安身立命之根，经历了少、中年之历练，对世间百态、人生万象有所感性、理性认识之后，在老年才有立言之源，但在少、中年也可以写些感悟、作些感言。

　　大学毕业之时，其实我并不想从事记者工作，不管是文字记者，亦或是电视台记者，反正对记者一行的认同感极低，抑或是自己不愿写东西的缘故吧，然而阴差阳错，我工作之后不久竟然这两者记者身份融我于一身，而且不止于这些工作，实在是让人感叹命运之多变，现在想想，中文系出来的人写东西是其安身立命之本，能写东西才是其看家本领，时过毕业4年有余，写点东西的欲望日渐高涨。

　　这两年自己坚持每月读一本经典书目，读《毛泽东选集》之后写读后感还是第一次，感觉有些遗憾，遗憾的是前面读了几本经典书目，自己却没有写下当时的读感。

　　读完《毛泽东选集》前2卷，给自己的感觉是论述的针对性强、指导性强、可读性强，其文风实事求是、客观实在，其认识之广博、思辨之深邃、其论理之精辟，深受之多艰，不得不令人钦佩。

　　毛泽东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中国共产党，至从事早期革命运动工作，再到遵义会议确立其领导地位，这期间沉受之多、成长之难，是我们无法想像的，怪不得那时候的有志青年都在二十出头之时就有所作为、有所担当，这跟一个人的经历是不密切联系的，一个人经历的越多，其成长速度肯定愈快。

　　毛泽东同志在1925就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1928年写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论断，1929年阐发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之观点。毛泽东同志以其极端敏锐的洞察力极时发现党内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改进之方法，对党内工作来说是事无巨细、针砭时弊的。

　　在1929年12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关于“主观主义”一节中他说道：“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话说的是多么地经典，在今天仍是适用的，特别是在极需提高干部素质的基层干部之中，在这群干部之中，确实有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去批评教育一个人，他们任凭其主观观念信口开河地胡说一通，这是很常见之现象，但他们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说的头头是道，是他真的自以为是吗？不是！是他们是想以势压人、以权欺人才是真。你若是同他论理，有时他的强盗逻辑会让你哑口无言、啼笑皆非，是真的哑口无言吗？不是！是对作为一个领导这样的无知的话语而哑然。呜呼，基层的广大党员干部是需要读点毛泽东的文章的，需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基层更需要输入新鲜血液，唯有如此，党的基业才能万古长青。

　　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党内学习的改造、作风的整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将主观主义的态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做了对比，他对主观主义的批评是：“这种作风，拿来律已，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拿来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墙上芦苇，头重脚轻跟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联就是这种人的自画像。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则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这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要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此话说的何其明了。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还撰写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两篇力作，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宗派主义在基层是十分突出的，而且由于基层干部干部群众中的素质原因，这种宗派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基层的宗派主义中有时也夹杂着家族主义，其家族关系在基层更是要缠着要、枝连着枝，从而把宗派主义弄得更加复杂化，如果你突不出这个重围，就会被那里恶浊空气“毒”倒，然而，这些又算得什么呢，这只会让本来纯静的基层的天空多几朵浮云而已，有了这几朵浮云，天空才会更加明亮、更加豁朗。基层是重干不重说的，干出成绩来也方显示你的本事，人恰恰就是在这其中得以锤炼。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同志对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是恰当好处。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暴发，为挽救民族于危难之间，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进行再次合作以共同抗日，但国民党蒋介石之流后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共产党一直致力于维系共同抗日之大局。在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这一社论中，毛泽东同志详陈1938年10月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污共产党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0年春，国民党军队袭占陕甘宁边区五镇，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之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并调兵准备闪击边区。而国民党却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日团结”、“奸党”、“奸区”等等之类，国民党就是如此的阳奉阴违。然而，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4月12日《学习的时局》这篇讲演中却说道：“国民党以五年半年袖

　　手旁观，得到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得到是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命运”。说的是多么气贯长虹、慷慨豪迈，确实是真知灼见啊！共产党之所以对国民党的挑衅只是自自卫般地“忍让”，是因为当时共产党一心维系共同抗日之大局，再加之自身力量的亟待壮大，但即使如此，共产党并未一直忍气吞声，而是采取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日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读《毛泽东选集》前2卷有余后，感慨颇多，其思想博大精深、论述有的放矢、字里行间溢满着实事求是之文风。还是用其说过的一句做总结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