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孔子打架——该帮谁？（1月26日）

从国际的角度，三大宗教各领风骚，均对不同地区的人民产生重大影响。

从中国到世界，从古到今的思想发展脉络，是一个大课题，虽然不牵涉到先后传承的问题，却对彼此有着深远影响。

2010年清华大学自主招生面试，就以“老子孔子打架该帮谁”为题，1月18日上午，2010年清华大学上海自主招生暨保送生冬令营面试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举行，清华大学以两轮面试来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决定是否录取，而面试官是来自各个学院的20多位教授。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并被批为雷人的试题。

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这样回答：“如果是我，我中立。我不可能帮哪一方，我不能用儒家否定道家。孔子和老子都是中国古代先哲，都对中国古代思想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两位的基本主张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孔子主张积极入世，老子主张消极避世，两人观点相差很大，孔子讲究进取，老子讲究避让，一个讲顺境中怎么做，一个讲在逆境中怎么活。这个题要求中学生对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老子代表的道家都有所了解，它传达了一个信号，高中学生要对古代文化重要学派有所了解。”

王立群认为，要回答这道题，得先明白题面的意思，“打架”只是一个借用的意思，指理论观点的交锋，大家批评题目引导学生进入二元思维，有一定道理，因为“帮谁”的设问，强迫学生站在某一方，关键在于回答者本身，头脑要清楚。

作家李春平略带狡猾地说:“我可能谁都不会帮。看他们打架的过程一定很好玩，也能够让我获得一些智慧。因为他们都是圣人,是智者。如果打架，也是一种智慧的PK，因为老子崇尚‘道’，道为万物之源,知道事物相生相克的道理，主张清静无为，他不会把孔子怎么样的；而孔子呢？他虽说习过武，但他崇尚仁，仁者爱人，讲究‘和为贵’，他会以仁爱之心对待老子，放他一条生路。”

——本人认为，王立群教授的说法精辟而又深刻，但李春平先生的说法，怕就是哗众有余，严肃不足了，不过是卖弄了一点小聪明罢了。据说原因是网络采访来得太突然，来不及整理更成熟而深入的思索，其实即使有更精当的评论，恐怕媒体也会从中选择更吸引眼球的那部分来进行报道的。

先秦诸子的争鸣之中，儒道之争是相当重要的分水岭。道家的鼻祖老子，据说曾经与儒家的孔子有些渊源，其中孔子与老子的辩论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思想史的分水岭。

在此，本人也在13个月之前的《幸福生活的秘诀：男人当儒，女人从道（12月2日）》一文的基础上，再次谈“儒道之争”的话题。简单谈谈自己在儒道之争方面的一点见解。

先从道家说起。

道家的经典《道德经》传承于《易经》，但理论太艰深，自己稍微做一些冥思苦想，想想也就罢了，闭关想得太多，感悟的东西多了，反而会阻碍自己的行动力。

在“战国七雄”之间，齐国是典型的道家治理的国度，其起因大约来自两个，一个是所谓的仙山，不管是蓬莱、方丈还是瀛洲，甚至最著名的“崂山道士”都是生活在古代齐国的土地上，都位于胶东半岛一带；另外，齐国的开国之君，那个直钩钓鱼的姜子牙就是曾经一度隐居的人，而且传说中他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周文王赏识的，姜尚帮助姬氏父子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最后被封在齐地做开国诸侯的。

正是由于居安而不思危，齐国正中秦国“远交近攻”的蚕食战略，同时内部的腐化堕落、外戚干政等等因素，使得秦国兵不血刃就灭了齐国，并最终实现了大一统。即使到了大秦帝国统一，即使到汉朝初年，齐国之地都是道家术士最繁盛的地方。

老子（前600年—前470年之后）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两人相差49岁。

《史记·老子列传》说，孔子向老子问礼，老子说：“你所说的人（指周公），其尸骨已经腐朽了，只剩下言语尚在我们耳边。而且，君子时逢其会就大展鸿图，生不逢时就隐居乡村。我听说，会做生意的商人深藏不露，有仁德的君子大智若愚。要去除骄傲，减少欲望，不要有雄心壮志，因为这些都对你的身体无益。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多了。”

临别时，老子说：“我听说有钱人喜欢送人钱财，有仁德的人喜欢赠人名言警句。我是个穷光蛋，只好学着有仁德的人，送你几句话吧。过于聪慧精明又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就会面临死亡危险。什么问题都喜欢辩论又揭露他人恶行的人，就会危及自身。为人之子不能想着自己，为人之臣也不能想着自己。”

可以想像，问礼的时候，孔子是怀揣梦想的热血青年，是满怀报复地想“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踌躇满志阶段，是介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志向坚定阶段，这与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虚静淡的淡泊名利是两个极端，因此，孔子当时不管是从心态还是从水平，与身为任周王朝的守藏吏“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相比，不仅是略占下风，而且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

儒家来源于道，却又不甘心于安贫乐道；就如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自然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角度与思维方式劝慰孔子不要“瞎折腾”，搞到最终依然是空，依然是虚无的；依然会被利用，依然会有不公平。

但孔子是不甘心默默无闻地隐居的，虽然是要以“贫则独善其身”为基础，最终还是要“达则兼济天下”的，否则就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所以他要到处去寻找能够赏识自己的国君，周游列国更多的是到处去游说“找工作”的过程。

其实按照孔子的成功标准。成功首要的是亲历亲为，是去“从政”，是结果导向的，因为只有自己做并成功了才是活教材；但要从政就需要有别人认同并给自己机会的，或者是游说决策人，这个是过程导向的，需要以自己的思想直接影响到决策者，是去为政；这就是彼此矛盾的。

但因为在游说的过程中总是要面对拒绝与冷漠，或者是把自己的思考成果形成体系，让学生们去执行，是为施政，那就是退居幕后，让别人去代替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观其在仕途的努力过程，最终不是被人利用就是屡次碰壁，确实是一个悲情人物。仅仅是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就。

从政者大体是成为牺牲与先烈，为政者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政治，不过就是参谋军师之类的定位，即使谋取政变那样的大事，都会是从犯；而施政者大体上就是退居幕后，做政治投资人了。

教育投资所造就的产品是人，从这种角度而言，孔子就是最大的成功者。恰恰步了老子的后尘，走上了隐士的道路。

道家基本是要归隐的，不管是归隐山林还是归隐道观，总归是奉行明知可为而无为，内心再狂热，表面上都需要保持冷漠的。所以道家更喜欢水，并可以从水中参悟世间万物之本源问题。其实水孕育生命，水象征财富，水之势顺滑而自然垂成，这些都是最浅显而又难以被人坚定不移地做到的。

从不知到知，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知可为而不为之，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勇敢到谋略的过程。并不是必须要亲力亲为。

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激进的发展模式。

明知可为而不为之，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稳健的发展模式。

因为在表面的可为的背后，是有很多潜在的风险的。比如享受比较高的知名度未必都是好的，即使是好的未必都是可以带来利益的，带来利益未必都是有自己独享的，独享的利益未必是可以落袋为安的。落袋为安的利益也会让你锒铛入狱、甚至身首异处；相反，那些潜在风险却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你独自去承担的。

道家的核心在于修身养性，需要有和平的环境，内无忧外无患，上清正廉明下温文尔雅，希望回到黄帝以前的和平世界。

但天下经过尧的亲治、舜的竞争机制、禹的家治之后，经历了从夏朝的家天下与图腾，到商朝的鬼神膜拜，再到西周的圣贤，再到东周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以及随后的两千多年的战乱纷争，朝代更迭，显然已经无法回到单纯的历史本源。

所以，道家从来都是理论高深，却难以付诸实施的一种生活方式。

道家讲自爱，这是需要每个人去遵循的；也是顺民的表率；他们虽然不支持统治，却会忍辱负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道家的思想；只有儒家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呢。道家是归隐，是一直没有忘记积极的消极；是思想的巨人，但言行上却是谨小慎微。

墨家宣扬天下大同，是人的原始本性的表现，代表社会底层更弱者的呼声；这种呼声往往被强者所利用，并成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理由。

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代，都少不了法家。

所以法家注定成为统治者的利剑，儒家则成为约束家庭秩序的规范，道家就只剩下个人的自我约束了。

道家认为，人的本性就诞生于历史的本源，人的社会性就是人为的，就是伪装，就是把自己的本性遮盖起来。相对比较强势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就貌似很强大，并最终变得强大，相对比较弱势的人为了苟且偷生，就貌似很弱小，并最终真的很弱小。

现实生活中，男人要幸福，就要用儒家思想管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女人要幸福，就要用道家的思想去约束自己。在《幸福生活的秘诀：男人当儒，女人从道（12月2日）》里面，说的部分就是这个意思。

求道不是出家，并不是去做修女，而是约束自己的欲望，不管是物欲还是攀比。

显然，道家思想并不适合当今社会，道家应该是以法家为基础的。

法家应该是以儒家为基础，而儒家又应该是以道家为基础的，不管是儒道之争还是儒法之争，其实都是自己拆自己台的行为。

成功者往往是把所有东西都用到极致的，比如用纵横家的谋略做外交，用法家的“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修法与执法的原则，用兵家打造攻城掠地的强悍之师，用墨家去给异族之邦作为精神麻醉，在占领了之后，再让他们用儒家的原则去效忠。道家无非是躲避世事的鸵鸟。

以道家修身，以儒家齐家，以法家治国，以兵家平天下。以纵横家做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把这些道理都搞明白了，并有意识地去应用，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儒家太过臣服谄媚，道家太过消极自保。墨家则会引狼入室，法家太过残忍，手段太过强硬，所以才会有纵横家的谋略。

每家思想都不是完美的，更是需要遵循扬弃的原则去使用的。先用什么后用什么，主要用什么辅助用什么，用什么来约束自己，用什么来管束别人，这些都是很微妙的。

贾春宝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