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生活主歌六首:中国威胁论:日本寻求突围和扩张的武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7:00:06
  文章摘自《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
  作者:李涛
  本书简介:武士道来自遥远的过去,迄今为止已有千年的历史,它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里,并为他们代代相传。它对日本人而言就像氧气对生物那般重要,它是一条看不见的脉络贯穿着日本历史,渗透至日……[连载内容]

  日本社会保守主义的盛行,其实是为了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创建日本的新形象,日本试图打造出一个带有传统国家色彩的日本作为新时代的形象。当初小泉就是身负这样的重任上台的,所以他用参拜的形式来突出日本鲜明的国家色彩。

  日本“普通国家化”的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实现,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在日本主张“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思想,因此对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有很大的帮助。

  进入了21世纪,世界起了新的变化,全球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时外部和内部的环境都十分有利于日本的发展。顺应新时代的变化,日本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主义正在日本复兴。

  以前日本一直很重视在外部环境中开辟新领域创造新价值,利用将世界分成若干个区域,分门别类地实行对外战略。现在日本的传统主义被人们重新提到了国家的高度,以“日本再生”的名义向世界前进,这种做法对日本“普通国家化”具有催化剂的作用。

  复兴日本传统主义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十分重视日本教育文化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森喜朗。森喜朗曾在施政演说中肯定了日本前期在教育工作上的成效,认为教育的改革和重视程度对经济发展有重大的作用,而且之前的工作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因此要坚持为日本培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才。同时他也指出在很多方面还存在欠缺,这些主要是指日本国民的传统意识方面,例如同情心、奉献精神、爱国精神、道德伦理、文化修养和灵魂操守等。

  在日本的教育改革民主会议成立之际,森喜朗首相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要求他们提出一个关于教育工作的中期报告,希望在全民意见统一的情况下进行教育改革。他希望这次的教育改革动静大一些,不单是某个主管部门或单位局部进行的调整,而是全国范围的教育体制、教育意识等回归传统主义的改革运动。

  这种传统意识的表现,除了森喜朗首相的演说之外,还有小泉纯一郎这个让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痛恨的日本首相。在世界历史上永远会刻下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事实,在这件事上,小泉首相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自己在参选之前就发誓如果当选为日本首相就要参拜靖国神社,他的行为只是履行自己对日本人民的承诺,而且他很不解的是,历代日本首领提到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都会受到莫大的阻挠。在他的意识中不论是任何等级的战犯都会尊为天神,所以他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不仅如此,小泉首相还在国际社会中公开发表宣言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并且要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每年参拜一次靖国神社。小泉声称这只是恢复日本的传统习俗,没有伤害中国人民、朝鲜人民或是亚洲人民感情的意思。于是,之后每年大家都会看到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身影。每年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无一例外都会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强烈反对和不满。

  小泉这么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的深层次原因,是希望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们不想像德国那样对自己发动战争的罪行进行反省,改过自新,而是希望通过掩盖历史或是逃避某些问题来摆脱战争的责任。同时小泉参拜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想通过参拜来体现自己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才能和决断意识,所以小泉将参拜称为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习俗,是为了引领民族主义的复兴,希望亚洲国家的人民可以理解。

  但是无论如何,亚洲人民都不能原谅小泉的行为,同时也不能容忍受日本“普通国家化”理想的威胁,而日本人一再找各种理由,特别是用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为借口掩盖历史问题,这也是保守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似乎天生就在日本人的传统文化中存在,而且还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意识对日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还是其他方面,都摆脱不了这种传统的思想意识。在日本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人对于这种思想的弊端和不利影响进行批判和反省,但都没有从人们的意识中将其消除。

  保守主义长期占据这日本政府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大事都受到传统主义的左右,传统的保守主义会随着历史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当今社会的保守主义政党与以前的保守主义政党的不同点就是在对外对内的政策上发生了变化,在世界上他们提出“普通国家化”和对世界的发展作贡献的战略思想;在国内他们大力推行改革,创立新的国家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以此树立领导者的权威。所以被人们称为“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分别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以“大国化”为目标的20世纪后半期,这个时期国际环境对“新保守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第二个阶段就是21世纪了,这时的“新保守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日本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一点在日本的军事战略上尤为突出,2003年的夏天,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法案,法案规定日本在受到他国侵犯的时候可以进行反击。

  这次法案的通过,也是日本各党派首次针对国家安全问题达成的统一,意味着日本的政治转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日本所谓的“传统文化”是否被接受,这种战略转型的动机——企图控制国际社会——是要时刻警惕的。

  作为国家领导人就要肩负国家昌盛的重任,在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预测世界的局势动态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也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好的国家领导人。

  小泉显然觉得自己把握了民众的意愿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以自己的理解创建了自己的执政道路。在加快日本“普通国家化”的进程中,小泉提出了“日本再生”的口号,这是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相对应的,也表明日本历史与传统文化同化的强大力量。只有理解了日本这些政治文化的特点,才可以明白小泉第二次当选首相和自民党总裁的原因。

  虽然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在小泉的领导下依然没有显著的起色,而且当时日本政府还不断地调整防卫政策,频率多、速度快,这些非但并没有对小泉的竞选造成影响,还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究其原因就是小泉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多多少少符合日本人的心理,这条以军事大国化为主要内容的“普通国家”道路在日本很有“市场”,而且日本人心中的理想人选就是小泉纯一郎。

  正是保守主义文化的活跃给了小泉十足的勇气和信心,使他以参拜靖国神社这种强硬的态度来推进“普通国家化”。从“国家普通化”的趋势上可以看出,日本的保守化倾向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不仅是领导者的希望,也是日本民众的呼吁。

  日本国内的这些情况,使很多政治家都对国家的战略达成了统一的意见,于是利用这些新的形势为各自党派谋求理想的政治局面也成为了日本当下的主流趋势。

  首先是2003年日本共产党的调整,修正了党章,在政治上接受了日本的自卫队和天皇制,并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其他政党的改革是自民党和民主党的重组,自民党中加入了保守新党,民主党中并入了自由党。这样通过大选之后,民主党和自民党获得了众议院的绝大多数席位,日本所提倡的两大政党执政的局面也已经成形,但是其他党派的境地就不容乐观了,不过这种局面可以加速“普通国家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渐渐将“普通国家化”的重点转移到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来。事实上,美国作为日本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在对外战略上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将军事重心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并将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做出很多挑衅性举措。这些事件分别是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中国使馆人员的重大伤亡;2001年布什总统上任后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中国同台湾之间的矛盾激化,破坏中国的统一,宣布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而且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同年春季又在中国领域撞毁中国军用飞机。这些做法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

  在美国的战略发生转变的时候,日本也将推行“普通国家化”的重点转向了亚洲,希望借美国的力量压制亚洲的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韩国这几个离日本最近、对日本威胁最大的国家。日本和美国的战略调整的同一个步调就是双方加强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而且美国的这一措施是国内各界都认可的,也是布什竞选的主推建议。

   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迈进,这是美日关系的现状,也是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提出的观点之一。研究所还支持日本使用军事力量,利用“自卫队”来实现美日安全保障合作。其中的参与者阿米蒂奇在布什就任总统后成为了美国副国务卿,这件事情使日本更加坚定走通过加强日美关系来实现“普通国家化”目标的道路。

  布什政府的政治比较务实,属于现实主义政治,在与日本合作的过程中要求日本在合作事务中担负更大的责任、付出更多的资金。因为布什政府不论在世界事务中还是亚太事务中都是奉行现实主义原则,所以就要求与之合作的国家与美国有着同样的价值取向,否则就很有可能解除联盟关系。因此与美国合作的小泉政府就按照这个原则,积极发挥两国合作的作用。

  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中重视同日本的合作联盟,日本同样重视同美国的交往,而且日本也希望依靠美国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实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交流和合作,将美日合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虽然日本重视同美国的联盟合作,但是也不排除与亚洲国家的往来。现在日本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日本不再将美国奉为日本的唯一,在发展美日关系的同时,日本也在努力维持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中国、韩国。小泉一直强调美日关系是日本繁荣的基础,在美日安全体制有效发挥的同时在新领域,以新的交流合作方式进行合作。

  日本这种以美国为中心,同时注重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理论形成了新的外交路线,也说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的国家战略也在向全球化发展。小泉还在访问美国与布什会面时提到美日安全保障中需要加强合作的几个方面,分别是:安全保障环境的评价方面;兵力构成和兵力态势;安全保障战略;在发生紧急事态时两国的作用和任务和关于维和合作方面。

  美日两方做出的联合声明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建立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且声明中的部分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安全保障的作用,例如在处理周边突发事件时的建议,就说明他们不只有了思想准备,也会同时做好行动的准备。这一点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不仅能使美日安全保障真正地落到实处,也使日本“普通国家化”有进一步发展。

  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结盟国,两国也逐渐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但是日本的最终目的同美国是不一样的。这就好像用两股线拧成绳的过程,绳子的一端是拧在一起的,但是另一端却是两股没有合在一起的线。美国和日本的最终目的就像是这分开的两股线,一端是“普通国家化”,另一端时全球化战略。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加藤良三对于这一事实加以肯定,并补充说日本与美国之间不是追随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双方互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再次作出调整还是因为美国的战略调整,“9·11”事件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破坏,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对世界都产生了极强的影响。此后美国将战略重点改为反恐,日本随之将合作的重点与防卫战略的调整联系起来,想把和平宪法的制约全部打破,使“普通国家”的理论更加实际化和行动化。这点体现在小泉政府对布什政府的承诺上。小泉的承诺是在美国对恐怖势力进行军事反击和报复时,日本将动用“自卫队”进行援助。小泉的这个诺言一出口就在国内引起了轰动。

  这一做法被日本舆论评价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也是日美安全条约的重大突破。事件发生后不久的10月29日,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并依据这个法律对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提供后勤支援,向印度洋地区派遣了自卫队舰艇。在这次事件和通过的《反恐特别措施法》中,日本政府似乎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尽快消除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的限制才能发挥“自卫队”的最大作用。美国战略部门的专家也称美国的反恐战争为小泉政府实现最终梦想提供了机会,这次反恐也加快了“普通国家化”的速度。

  日本的防卫政策以美国的反恐战争为界限,之前与之后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日本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援开了动用军事力量的先例,这是日本运用国家力量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开端,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高了在美日联盟中的地位。日本国内对这一做法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种讨论和分歧就很有可能引到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上。

  在“普通国家化”的道路上,日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努力,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使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对世界各国进行洽谈,说服各国支持日本参加到国际事务中;抓住各种机会扩大军事自卫队的作用,瓦解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活动的限制。而这次日本正是抓住了美国反恐战争的机会扩大军事力量和活动范围,获得了集体自卫权,而且这种被称为自卫权的军事权利是比较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特别是得到了美国的理解。美国的部分专家和学者称日本是民主自立的国家,为了抵抗中国的威胁,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研究自己的防御系统,既不依赖其他国家,也不干扰其他国家,所以即使是研究核武器美国也不加干涉。

  日本初期的防御政策只是为美国提供一些后勤保障等简单的活动,直到2003年春天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防御活动才有了实际的行动,伊拉克战争成为日本防御政策调整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的美国处境显然有些尴尬,欧洲的很多国家都纷纷保持同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拉远两国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拉拢日本,以扩大日美联盟的作用范围回报日本的支持。在两国首脑会议中,布什总统表示美日联盟的作用范围将扩大到全世界,为日本的发展解决各种问题,这一建议的提出使日本的世界地位提高了一大截,也使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初具形态。

  此后日本的防御政策的实质性行动陆陆续续地开展起来,2003年7月6日,日本国会通过向伊拉克派兵的法案;2004年初正式派遣自卫队进驻伊拉克领土。这是日本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首次在作战地带部署自卫队,美国对这次行动大加称赞。但是和平宪法的限制依然制约着美日的军事合作,所以日本迫切要解决的事情就是修订宪法,使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形成法律条文或是受到法律的保护。

  要修改和平宪法就会出现反对势力,甚至激怒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以日本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避免反对或是减少反对的同时将宪法修订成对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有利的状态。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借助美国在世界中的格局势力,在美日联盟的掩护下进行,这样就避免了麻烦,而且当时的情形是美国有求于日本,所以对日本的做法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日本善于抓住机遇的能力确实是令人钦佩的,保持自主性的意识也是坚定的。日本开始渐渐认为,应该将国家定位于世界的中间力量,若可以在国家定位上达成一致,那么不论是否依靠美日联盟为基础,都能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自主性,而且还可以在开展多边外交的同时建立美日之间新的合作关系。这也是日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很早以前日本就指出亚洲的形势对日本的发展十分不利,还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因此日本常常以此为借口,企图干涉中国内地与台湾的问题。另外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日本一直关注的。日本在亚洲地区推行自己的防御路线,实现“普通国家化”。日本领导人还发表声明说中国和朝鲜的国家统一问题将妨碍美日安全保障体制,所以要特别关注。因此到了新的世纪,日本一方面积极关注中国,特别是军事问题,另一方面调整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将中国与美国放在同等高度对待。

  “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的强化使日本对中国军事的关注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在2000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出“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之内”,日本这么详细地研究中国军事对日本的威胁还是第一次。石原慎太郎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偏激的说法,认为中国是继前苏联之后,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扩张主义帝国,这种军事扩张不仅会威胁到日本,也同样蔓延到整个亚洲,所以现在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冷战的状态,而且这种冷战比以前的冷战更可怕。同时他还表明了日本对中国扩张的态度——勇敢面对,不能屈服,还提醒全世界的国家要密切重视中国的一举一动,对待中国绝对要坚持强硬的态度。如果忽视或是小看中国,中国就会对世界造成极大的军事威胁。石原慎太郎表明在自己是站在世界和平和安全的角度上,为全世界的国家提醒,也是对日本政府的警示,希望小泉政府要积极应对此事。

  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佐藤谦也曾提出了相同的意见,并且细致地分析了中国的种种措施和行动的“背后意义”。例如中国的国防开支近10年大幅增加,这绝不是简单的改善军人的待遇,而是建设高科技国防事业。小泉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也提到,日本应对中国的国防开支保持密切的关注,还要将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进行比较。

   此后很多日本的学者和政界人物开始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特别是在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个问题上,一会儿说中国将用核武器侵犯日本,一会儿又说中国将用核武器解决台湾问题,强烈要求发挥美国和日本联盟的安全保障作用。此外还专门为抵御中国的威胁作了研究报告,同时要求中国增加国防收支的透明度,设想出若干种对付中国的方法。中国增加国防开支是事实,但摆在眼前的事实却让日本说成是其他国家的威胁,这显然是夸大其词!

  为了对抗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主张加强美日同盟,出于同一目的,日本也希望同印度建立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关系。日本的做法是有原因的,这个出发点就是地理位置的制约,中国的东边是日本,南边就是印度了,如果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就势必对中国有强大的压制作用。因此新世界后日本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对待中国的发展。

  日本之所以要同印度在政治和军事上建立外交关系,不仅是因为地理上能控制中国,还有一个美国方面的原因就是防止美日安全保障体制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为了保持美日关系在亚洲和平、稳定的支柱作用,小泉政府一直不断调整着对华的政策,只要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中涉及到中国的问题,那么美国和日本必定会针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商谈。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不及日本,日本将目光仅仅盯在中国身上,过分、片面地强调军事这个问题,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想借此实行自己的军事战略,同时也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

  其实在中日关系上,日本应该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处理问题,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发展本国的经济政治等事业。只有在这种积极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外交合作中,两国才会不断向前发展。如果日本一直抓着中国的军事问题不放,想在军事力量上压倒中国,那么中日两国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还会制约两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在亚洲问题上让日本耿耿于怀的还有朝鲜半岛问题,朝鲜也是日本推行“普通国家化”的借口之一。在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上也将朝鲜作为对日本有威胁的国家,特别是在1993年朝鲜成功试射“劳动一号”导弹之后,日本和美国就开始密谋战区导弹防御的问题。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关系随着各方军事活动的开展日益紧张,1998年朝鲜导弹“大浦洞”成功发射之后,日本就急不可耐了,立刻决定同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并决定将太空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用人造卫星监视朝鲜的一举一动。日本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错误,甚至还认为如果朝鲜对其进行导弹进攻,日本进行反抗和报复都是不受和平宪法限制的。

  日本的行为还不只如此,他们还宣扬朝鲜在进行核研究,称朝鲜的军事研究特别是核研究是对整个人类的威胁。所以日本必须控制朝鲜的军事扩张,监视和研究朝鲜军事行动的同时建立有关的防御系统,并通过相关的法案,决定配备导弹防御系统。日本还称如果同朝鲜之间的矛盾到达一定的程度将不排除改变当前的防御政策,使用核武器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近几年来,日本在国际上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大胆。2001年12月,在东海中国专属的经济区内,日本击毁了一艘来历不明的船只,这是二战后日本在公海上击毁的第一艘其他国家船只。虽然不能判断船只是哪个国家的,但是日本的行为却是让人不安的,假如哪一天中国或是周边其他国家在海上航行,日本会不会借口不明船只“身份”而将其击毁呢!

  此次事件也是日本将军事战略理论付诸实践的开端,也为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埋下了伏笔。可是日本将战略正式调整为军事防御战略的意图逐渐显现出来,并在军事战略实践的过程中利用朝鲜来加速“普通国家化”的进程。

  亚洲国家一直都希望能够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期盼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在稳定的环境下抓紧发展经济,实现繁荣富强。2002年9月日韩两国首脑举行会晤之后,小泉代表日本同朝鲜签订了《平壤宣言》,人们以为期盼已久的和平终于到来了,但是不幸的是日本舆论和美国在此时又开始宣扬朝鲜进行核研究的消息,日本、韩国和美国又把“枪口”对准了朝鲜。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件,2003年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东京展出他们发现的“间谍船”,鼓吹朝鲜对日本的威胁。舆论的炒作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恐慌,与一个拥有核武器和导弹攻击能力的国家为邻居让他们深感不安,那种潜意识的威胁和压迫使得日本民众的反朝情绪日益高涨。日本的“间谍船事件”更加激化了这种矛盾和国民的危机意识,这其实是日本为实现正式的军事战略转变作准备,寻求充足的理由,而且日本的这种做法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2003年1月进行的一次国民调查中,针对朝鲜核威胁的问题日本听取了民众的意见,调查结果是88.4%的日本人认为受到了朝鲜的核威胁,这个结果成为了日本军事战略转变的群众基础。

  其实不管是“中国威胁论”还是“朝鲜威胁论”,都是日本的虚张声势,目的只有一个——寻找一个借口,为消除和平宪法的限制制造舆论基础;为削弱周边国家军事阻碍找借口;为实行真正的军事行动找借口,最终成为一个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独立和强大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承认发展中日关系和日朝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对中国和朝鲜的成见却一直没有消除,这也是中日关系和朝日关系经常出现矛盾和摩擦的原因。因此日本对中国和朝鲜一直执行着这样一个策略,那就是进行交往和合作的同时,密切关注两国的动向,对两国的发展和强大保持警惕性。虽然日本奉行这样的对华策略,但是也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会追随美国。

  日本在世界政治中一直追求大国化,希望成为对世界有贡献的独立自主的大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受到了重重阻挠。主要是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使日本在处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时候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世界上的大国都是坚持本国利益为上的价值观,尊崇国家主义,甚至有时会为了国家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强制性手段。日本很向往成为这样的大国,像美国、中国、俄罗斯那样,以独立的姿态执行本国的外交政策,参与世界的安全保障问题。

  战后的日本一直受到和平宪法和舆论的约束,使日本不能放开拳脚,在世界上大刀阔斧地推行“普通国家化”,改变这一现状正是历届领导者的首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时期是日本借助外力推行“普通国家化”,以此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增加日本言论的分量。21世纪后,日本将战略转到国家自身的改革上,试图冲破一切束缚,使用军事战略成为梦想中的“普通国家”。如何向世界突围,日本不会放弃,也无法放弃。

文章摘自 《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 作者: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