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印度的地图: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8:41:29
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2005年3月，超女风暴悄悄袭来，5个月来，超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超女＝流行！流行的核心是颠覆。“昨天我们创造娱乐，后天我们颠覆娱乐！”2004年底湖南卫视招商年会高呼口号。但让湖南卫视始料不及的是，超女颠覆的内容远远大于传统娱乐的范畴，颠覆的风暴也来得太快，根本不用等到后天。
就在初秋的今天，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娱乐方式岌岌可危――― 全国报名人数达15万；观众达到4亿；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1160000，湖南卫视凭借11万2/15秒的总决选插播广告的报价达到全国最高......超女所创造的这一组天文数字让人惊讶。超女已经脱离了一档简单娱乐节目的概念和“草根造星运动”的框框。如今，超女被看成一面镜子，点点滴滴都折射出流行对传统娱乐的颠覆。 1.颠覆?观念 颠覆传统综艺节目 毫无音准的胡叶新、“红衣教主”黄薪、恶狠狠一句“我会记住你们”的梦游选手、出演尖酸刻薄的评委......评委和选手的原始状态被放大并推到了前台。天娱传媒公司副总经理李志华说：“与传统节目相比，超级女声最具颠覆性的做法，就是把整个参赛过程原原本本地端上屏幕”。中国人民大学专门从事媒介研究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尽管现在很多电视节目都让观众参与其中，但其实这种参与仍然是经过筛选后的参与，而《超级女声》的参与却完全是没有经过打磨的原生状态，真正打破了中国由来已久的“电视标准”的窠臼。资深报人、21CN“创世纪”中国首届华语网络歌手大赛评委、策划人钟路明更认为：“该节目的出现和成功是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里程碑，更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颠覆国人“审女观” 李宇春和周笔畅的走红让华谊兄弟音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赵青大为惊讶，“这种中性歌手的走红毫无征兆。”超级女声火爆的影响力与覆盖力，促使“中性美”又成了话题的焦点。 当人们看惯了小甜甜布莱妮、台湾首美林志玲这样的美女，总会有些审美疲劳。为什么非得要打扮得像张含韵那样“咔哇依”，非得像叶一茜那样楚楚动人呢？女人也会有干净利索、帅气酷俏的一面。李、周二人的走红不但颠覆了现阶段的“审女观”，而且还体现出现在社会的多元化和年轻人的率真。 颠覆娱乐民主意识 “超级女声”让人看到，娱乐圈或许是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成长最快的地方。有评论者说，超女评选迸发了中国人独立参与公共事务和自觉履行选举权利的激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身份，你不用再被动地接受包装完美的明星脸庞，你有权利通过“拇指投票”主动选出心中的明星。正如许多网友评论：“广泛民众的投票、参与和观看，造就了民众自己的‘平等且自由'的经历。”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研究所所长宋建武博士认为：“这种形式明显是对传统娱乐的颠覆，大众有了选择性。以前的娱乐明星都是唱片公司、媒体的选择，是少数人的选择。这也可以算是娱乐界民主的一个体现。”最有意思的是，民主的力量除了能决定选手的生死，还能决定评委的去留，比如评委柯以敏提前宣布退出就是多少受到了万名网友签名要求她下台的影响。 2.颠覆?现实 到了现在，谁都不会否认“超级女声”是中国娱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可能若干个月或若干年后，我们会记不起李宇春、周笔畅、何洁、张靓颖等女孩的名字，但我们会牢牢记住“超女”二字，甚至这个词就会像“知青”、“伤痕一代”、“万元户”、“打工仔”、“愤青”、“白领”、“SOHO一族”等词语一样，成为归纳一个年代中某一特定人群的词汇。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超女”一路走来，在今夏带给了大众许多快乐，昨晚，“超女”比赛结束了，但人们有理由相信，“后超女时代”的“戏”，可能会演上一阵子。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0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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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满街都是“帅春春” 谁说陈好才是“万人迷”？有着单眼皮、高挑身材、简洁的笑容的李宇春，短信支持率一直高高在上，而被公认美丽的超女叶一茜，最终被淘汰―――“中性美”这个词横空出现，并将影响着流行的趋势。稍微注意就可以发现，满大街都“帅春春”的模仿者。 以超女的名义挣钱 超女还未结束时，各种借超女名号进行的商业活动就已经跃跃欲试。美容店、理发店门口竖起大大的超女招牌，超女网络实名和商标被毫不留情地抢注、超女集训班堂而皇之地开课了......这个围绕超级女声一直存在的话题，在超女结束后决不会偃旗息鼓。连黑楠老师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请允许我借用超女的名义挣一点稿费。那么多参加超女的选手，那多么参加节目的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写上一本《我与超女―――不得不说的故事》。” 音乐学校开始火爆 李宇春是音乐学院的，何洁是音乐学院的，周笔畅、易慧都是学音乐的，大家发现，不一定要作演员才能出名，不一定要去挤什么影视学院、戏剧学院的独木桥，但一 定要会唱歌。别说超女结束以后，就连现在，李宇春、周笔畅的老师手机都快被咨询求学的电话打爆了。 选秀节目比比皆是 超级女声的红火带动了一大批相关娱乐节目的兴起―――超级男声、超级女性、超级女孩......它不加修饰的原生态注定将进一步吞噬那些热衷预演排练的集大成者的 地盘，在跟风甚烈的传媒市场上，这类真人秀节目注定会愈加壮大起来，尽管下一个并不一定又能催生一个乌鸦变凤凰的童话。 催生粉丝经纪人 “超女”火起来，还催生了一批新兴职业。有个新名词叫“超迷”经纪人。在长沙，就有这样一对小夫妻。从去年起，他们就开始为这些“超女迷”安排餐饮、娱乐、住宿、订票，安排他们和喜欢的选手见面，制作徽章、T恤、海报等等，一条龙服务，每个人收取50元中介费。到了今年，很多“超迷”都慕名找上门去。诸如此类的粉丝经纪人，势必越来越火。 后遗症 1.周五失落症又是星期五了,做什么呢？没有超女的屏幕，所有的电视似乎都索然无味。有了海选，人们是蜂拥的；有了PK，人们是激动的；有了偶像，人们是痴情的；有了短信投票，人们是狂热的；有了粉丝团，人们是团结的；有了黑幕，人们是群起而上的。所以，没了超女，人们势必会失落一阵子的。 2.还能聊什么 碰到朋友同事就谈超女，吃饭时聊着超女，逛街时看着玉米凉粉拉票，不停接到久违朋友的短信让你支持某位选手，MSN上与远方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交换各种凭空而来的小道消息。现在比赛结束了，还能聊什么呢？3.看到手机卡就冲动 一看到手机就想抢过来给超女投票。据悉，目前超女粉丝每周投票少则数十元，多则近千元。看见拉票的粉丝，一个不留神，说不定手机就被抢走了，遇上一个超女的粉丝还好，遇上不同的超女粉丝的话......小心你的手机吧! 4.发短信不自觉发到8088 对于每个超级粉丝来说，如何投票，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超女期间，看到手机就产生要投票的反应，要不然你以为那么高的票数哪来的呢？可这超女一结束，票倒是不用投了，这习惯性反应却留下来了，不是把AX发到别人的手机上，就是把正而八经的短信发到8088。 5.爱上吃玉米 知道什么叫盒饭吗？知道什么叫玉米吗？要做一个忠诚的粉丝,不仅名字要叫这个，口号里要有这个，连吃饭睡觉都得沾上这个。以后的日子，他们怎么习惯？ 造词运动 一场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过后，除了平民变天后的神话，还有无数新鲜词汇的衍生。 【超女】超级女声的缩写。“超女”这两个字，在人们的脑海里将成为“综艺节目”的代名词，将成为2005年那个超疯狂的夏天的回忆印记。 【想......就......】由超女口号“想唱就唱”延伸出的句型。“想......就......”这个句型已经开始悄悄蔓延，“想喝就喝”、“想吃就吃”、“想玩就玩”等等，随之一起蔓延的，还有人们释放自我，崇尚个性的心声。 【海选】没有条件的选拔，在人海中的挑选。各种各样的人在同样的舞台上利用仅有的几分钟拼命展示，或深情或耍宝，不难看出平凡人对于一朝成名的渴望和强烈的“参与”精神。 【待定】等待确定的意思。原本简单的词语，在超级女声中却代表着即将等待晋级或淘汰的可能。 【PK】电脑游戏中“PlayerKill”的缩写，意即单挑。超女中最残酷也最有看点的一幕。 【玉米】李宇春的粉丝们取其“宇”字的谐音，歌迷的“迷”字谐音，组合成这个通俗易记的词语，作为他们的代称。同样出现的还有盒饭、凉粉、荔枝、粽子等。 【舞美师】超女期间在网上频曝内幕的人，自称是湖南卫视舞美师，此人传出的内幕消息准确性八九不离十，但却总能安然无恙，没被湖南卫视清除掉，所以很多人认为他的真实身份是湖南卫视故意在帖吧里安插的“托”。 本版采写记者杨帆实习生吴帆范胡凌竹 2005年08月27日 15:06 | 原始出处：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0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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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超女”是什么？
文/刘念国
“超女”是全民参与的草根狂欢的盛典。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秀，吸引了全世界近六亿观众的眼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火爆的电视节目。
“超女”是对草根诉求的尊重。是一场人人皆有可能红得发紫的“人民战争”，实现了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30年前说过的“将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的伟大预言。
“超女”是金庸笔下武功盖世的独孤求败。话语霸权们一边叫嚣着“抵制低俗”，一边欲盖弥彰抓耳挠腮，东施效颦出一堆贻笑大方的仿制品。
“超女”是陆放翁笔下“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最佳诠释。湖湘文化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附属于政治命题，而在与时俱进的精神召唤下，湖南人在完善文化的政治命题的同时，赋予了文化耳目一新的经济内涵。
“超女”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一座城市、一方热土发展的灵魂和内在动力。在长沙这座穿越了三千年历史风雨、具有深厚底蕴和潜在张力的古城，“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湖湘精神将这种文化现象彰显得尽善尽美。
“超女”是公平竞争的健康价值观。凭什么只有明星、大人物才能上电视？“超女”对传统电视表现形态的颠覆，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机遇。而比赛的进程，又是普罗大众生活的某种再现：谁又能够不通过竞争来获得进取，谁又能够不通过超越来实现自我？“超女”所倡导的，恰恰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健康价值观。
“超女”是现代社会中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一种体现，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一个宽容和谐的社会在文化上的繁茂体现。
“超女”是海纳百川的胸襟。10进8比赛中，惟一的湘妹子唐笑两上PK台，最终“陨落”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手中，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瞬间，fans们顿悟，“超女”不仅仅属于湖南，更属于世界。
“超女”是对自由选择的尊重。一个个女孩在台上认真地歌唱，上百万观众在她们身后认真地投票支持各自的偶像。就像那些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谁也没有权力对他们说“神并不存在”——任何指责自由选择的人都是低级、无聊且自寻烦恼的。
“超女”是“三贴近”最完美的践行——贴近实际，当“想唱就唱”这句大白话成为主打歌，当贴近实际成为内在要求，火爆理所当然成为了一种必然；贴近生活，那些阳光女孩本来就全是邻家丫头，她们走向聚光灯的每一步，演绎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生活，一种不断追求美好、成功，超越自我的人生状态；贴近群众，歌唱生活歌唱美好是每个人的权力，时至今日，我们想要观赏的，已不再局限于对完美的展示，而是追求完美的过程，“超女”从海选走向决赛的鏖战历程，恰恰是这一过程的精彩展示。
“超女”是你心中的“超女”，是一千个人心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
（全文字数1100）
工作单位：《娱乐快报》采编中心 刘念国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1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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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超女”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谈论得很好。一时间也不用在乎什么研究不研究，天下哪有那么多研究等着我们做，不过是有感而发，不过是受着苏格拉底的鼓噪，觉得“没有思考过的生活就还不算生活”罢了。在这些讨论和思考中，一个最核心也最隐秘的困惑是：关于眼前这个世界，我们究竟有多少共识？这一切是否不过是历史的常态，太阳底下仍无新事？抑或某种终结正在众声喧哗中悄无声息地发生，“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每当我们对一个新事物品头论足的时候，心里常常都有一种恐惧，我们害怕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某些事情早已发生，就像当我们撞见爱人与他人拥抱时，我们确信那绝对不是第一次，而他们那惊慌失措的表情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常对爱人说，如果你另有所爱，你一定要告诉我！但这只是自我欺骗而已。说到底，身在历史之中的人，谁能在历史尚未成为过去之前，把它看得明白呢？ 好在我们并不需要太明白，对“超女”等等的议论不过是交换一下焦虑而已。这种交换所传递的东西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传递中我们有可能会彼此碰一下手，从而明确地知道他人的在场。今天与我们共同在场的人，将会被同一个历史浪头卷去，想到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安心不少。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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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
副标题：
作者：许纪霖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683 更新时间：2005-9-1
2005年的夏天，从湘江之畔刮来的“超级女生”风暴，席卷整个中国，终于尘埃落定。一档娱乐节目，为什么会牵动千百万人心，让大家如痴如醉，据说是因为在中国试验了一把“娱乐民主”：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短信投票，决定每一场结局。有评论热烈地称赞这一“超女民主”，视之为中国民主一次大规模的沙盘预演。 在“超女”评选中，歌迷们的确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参与和组织热情，短信投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每场的结局。不过，假如因此将“超级女声”想象为一场民主的预演，未免有点无稽之谈。 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一样，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也成为一尊毋庸置疑的德菩萨。民主一旦被理想化、乌托邦化，就会被化约为某种简单的东西，比如民众意志、全民投票等等。的确，在许多中国人观念里面，民主就是一种投票政治，仿佛老百姓只要拥有了投票权，人民的意志就因此实现了。于是，“超级女声”稍稍玩弄了一下短信投票，马上被赋予了“娱乐民主”的崇高价值。 我要说的是，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超级女声”中的几大疑点。 首先，民主不仅体现为公众投票，而且公众投票拥有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以此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超级女声”的竞赛规则是：由评委和短信投票分别选出两位最差的选手，上PK台决斗，最后由大众评审团投票决定其中一人落选。在这一规则中，所谓的公众直选，其作用只占三分之一，且不具最后决定性。而掌握了核心权力的，是那个面目暧昧的大众评审团。其性质与其说是民意的“代议士”，倒不如说是中国特色的代表制。因为这35个关键人选，并非由民意决定，而是由主办方幕后遴选。其身份之神秘，至今主办方语焉不详，不敢公布她们的名字，难怪外界对之有各种版本的“黑幕”传闻。常识告诉我们，被谁选出，对谁负责。于是，数百万短信投票所体现的民意，最后终究要由这些代表了主办方意志的“大众评审团”来集中，好一个漂亮的民主集中制！ 第二，比投票更重要的是，民主还必须拥有一套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法定规则只能在事先的“无知之幕”下讨论产生，一经确定，不能因人为的意志（无论其来自长官还是民众）轻易改变。这就像打牌一样，游戏规则只能在发牌之前大家协商决定，等到人们手中捏满了牌，再来重新修改规则，程序势必会被各种利益渗透，并往往最终取决于强权者的私利。前述的“超级女声”通行规则，到最后决赛时，被莫名其妙地改变，由原来羞羞答答的“半民主”，变为“全民主”，完全由短信选票决出前三名。从实质正义来看，似乎是进步，好像彻底体现了民意。但从程序正义而言，属于违法。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站出来置疑主办方对规则的任意改变，包括被剥夺了资格的三位评委和35位大众评审团成员。这只能印证了眼下大红大紫的施米特理论：这次竞赛的“主权者”，不是短信所体现的民意，也不是评委或大众评审团，前者是被利用的，后者是被御用的。真正的“主权者”,正是可以任意改变规则、解释规则的主办方――其在“紧急的例外情况下”拥有重新制订规则的至高无上的“决断权”。 第三，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自由讨论。“超级女声”中唯一的公共讨论，是代表专家意见的评委现场点评。在初赛阶段，评委尚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越到后来，迫于民意的强大压力，评委们个个噤若寒蝉，只有赞美的份儿。到了最后的决赛，连这一可怜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当一种民主，容不得异己，容不得批评，只许欢呼、只许歌颂的时候，那就是暴政了，那就是从约翰•密尔到托克维尔一直警惕的“多数人的暴政”。欢呼式的民主、赞美式的民主，是缺乏合法性的民主，也是中国历史上曾经领教过多次的广场大民主。 最后，大众时代的民主应该是不设门槛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其贫穷而被剥夺投票的权利。“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何其之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表面上“超女”的投票是平等的，但其背后充满了金钱的元素，囊中羞涩的广大民众，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成本，而对于有钱者来说，可以一掷千金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不是有报道说，某大款一口气出资50万元，买手机卡去投票么？金钱对投票的渗透，是对民主精神的玷污。那不是民众的意志，某种意义上，只是金钱的意志。新浪网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你认为超女总决赛以短信投票决冠军是否合理”时，认为“公开公平公正，非常合理”的，只有17％，而高达53％的网友认为“不合理，短信同样可以舞弊”。 单纯的“玉米”、“笔迷”、“凉粉”们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实际上他们是被不知不觉地操纵了。当每一次结果按照民意无一例外地展现，有人大声欢呼“庶民的胜利”的时候，在一旁乐不可支的，正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那只通过操纵民意而实现自己商业暴利之手。 投票本身不是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民主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有透明的程序、平等的权利、自由的讨论、对异己的尊重以及超越一切个人意志的公正规则。这一切的一切，正是“超女民主”所匮乏的。 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式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29日
阅读次数：1697 选自《世纪中国》网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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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推荐]孙歌讲座：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字号：9pt
孙歌：今天我希望讨论一个很新鲜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这其实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个比较主要的研究题目，让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动机的原因，恐怕我想和大家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讨论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现在正在加速，它每天都在变，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系。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也曾经历过一些思考的阶段，比较抽象地说，或者说我思考到目前为止而言，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一直在回避的，这就是怎么理解政治。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介入政治，为什么？因为第一政治不是我们能操控的；第二，政治很肮脏，所以不介入政治的学者是清高的学者，不介入政治的国民是干净的国民。我想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恐怕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势。这样想对不对？我想已经有一些思维定势产生出来的结果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就学术界而言，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学术和思想对立起来，这样一种思路，大家没有谁会觉得有问题，大家会觉得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正当性。为什么？一旦学术和政治搅在一起，学术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大家是不是这么想？我猜多数人会这么想。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其实是非政治性的，所以我要从这儿开始谈起，当我们想到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政治其实是政权所拥有的那样的一种操纵的力量，所以它和与政权无关的人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理解政治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政治范围内做所有政治运作而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们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对既定政治结构扮演消极的受众，甚至是对政治里面某一些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由于它成为强势，我们就成为共谋者，因为任何政治运作其实没有受众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个体都是政治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在政治这样一个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观众，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哪怕是你以不参与政治自居，你其实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已经进行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默许已有的政治结构，而不去促动它，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打了一个出租车，因为堵车司机一路发牢骚，一直吵到我下车为止。我很想把我刚才这个经验作为一个例子。我一上车就对司机讲，我说我要走三环路，我要绕开中关村这一段路，司机说没有用哪儿都堵，你就死了那条心吧。然后他一路开一路发牢骚，他说他拉过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的，最后发现就是北京的车最堵，为什么？
第一，北京缺少一套有序的制度，缺少一套有序的管理程序，他说北京警察都是猫在树后头，来拿照相机偷着照你，这就没边儿了，而比方说杭州就是光明正大地出来罚，但是罚得很有限。
第二，北京司机缺少最起码的秩序感觉，为什么上了长安街就不堵车，是因为在长安街上大家可以各行其道，可以按照秩序来运作。但是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往北大走的这条路，大家就拐来拐去，他指着前边说，你看你看这几个又加塞，又插过来了，一会儿他还得拐出去，拐来拐去秩序就乱了。
我觉得尽管他跟我讲的是交通状况，但是我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去体会什么是政治，其实这个司机讲的是政治的两方面：
第一，政治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一套有序的操作。这个部分一会儿我还要讲，其实这部分还要进行区分，要区分政治与行政。
第二，政治是需要整个社会成员来维持和推动的，换句话说，如果有素质好的政治国民来参与运作，那么这个社会政治上的损耗就会小，如果素质很差，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会有非常大的内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政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是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它是一个互动。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还不是政治学的问题，我讲的是政治学之前的生活经验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才会面对在一个一个历史关头我们作为国民如何选择这样的问题。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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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刚刚从庐山开会回来，开会之后我们有两天旅游时间，当地社科院就把这件事承包给了一个旅行社，我们这一天运气非常不好。旅行社在早上要领我们去到景德镇和另外一个叫做婺源的地方去参观，有两台大巴，其中有一台出了故障，我们坐在没有出故障的大巴上，但是它不发车，而且导游不做任何说明。后来我们就下车去问才知道另外一台大巴出了毛病，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不知道。可是所有乘客大家都不是很着急就下来，就在大巴周围开始散步，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巴没有修好的迹象，这时候我们就提议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等，这已经构成违约，我们有权利要求用改变计划的方式来补偿，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就去要求，要求了之后这个旅行社勉强同意说，那好我们现在领你们增加一个景点临时去一个地方，结果我们就去了仙人洞，当年毛主席做诗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要求，这个目标实现了，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会一直等在那里。实际上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下回来了，大巴又开始出发。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景德镇，但是司机搞错了路，结果去不了。导游拖了很久才给了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大家觉得景德镇和婺源这两个地方必须要放弃一个，想来想去还是景德镇放弃，明摆着是在撒谎。于是后来有人提出了抗议，那么他道歉了。我就问在车上的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者，我说在法律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对待？他说那要看契约，要看一开始这个事情是怎么签的约，我们才能够来讨论他违约了没有。那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点，在一件事情运作的时候，这件事情所有的参与者不管它是否有权利，比如说旅行社和游客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尤其在今天旅游市场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有受骗上当的经验，而旅行社绝对不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游客没有知情权，大家也很含糊，就说能看到一些就可以。但是在这件事情里头你可以注意到，即使你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你是一个受骗的游客或者说你像行李一样被运来运去，你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事情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的要求是合乎程序的时候，你可以部分地为你自己争来正当的权益，这是要争取。如果不争取，实际上我们去不了仙人洞，而且同样如果你要发现旅行社有了违约的行为，你可以考虑在你的抗议底下他会道歉甚至赔偿。
第二个因素非常有意思，是法律的功能，我们现在有法律万能这样一个迷信，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连小偷都可以打官司把见义勇为者告上法庭，那现在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诉诸法律？是这样，但是法律限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律先要看条文，而且他要看法律程序里面所规定的那些内容，程序没有规定的事情法律都不能管。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边法律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关系，政治和法律不是对等的。从刚才我讲这样两个例子入手，我想我们大家至少可以有一个感觉，政治其实离我们不那么远，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举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讲的政治是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这叫政治，你说的那不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事情吗？这里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严格地说，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是高高在上的，和社会生活脱节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它有一套自己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如果我们有政治的本能，其实不意味着我们每天去评论我们国家的政治，而是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去积极地争取、积极地参与，让每一件事尽可能地向观众合理有效地，对多数人来讲是有益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在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如何成为政治公民，其实在北京街道上有效地维持交通规则，和我们在旅行社公然违约又想把它糊涂过去的时候，我们戳破他这样的计谋，这本身已经蕴含了最基本的政治要素，这个政治要素就是我们进行公共性的，而且是有实效的努力。至于这个努力本身以什么名字来命名，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且有公共的职责。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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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下面我想进入政治学最基本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几乎很难用概念来直接回答，因为关于政治的定义实在是太多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政治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问，政治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这是一门进口的学问，和社会学、经济学一样，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来说，这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其实不那么合适，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不合适？是因为政治学其实最早是欧洲人的学问，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他讨论有政治能力的人如何治理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有政治能力的人不仅仅限于政府。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并不涵盖欧洲的所有公民，也就是欧洲社会所有个体，即使在公民社会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还不能够说政治学所讨论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加的政治过程，它仍然是关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操作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尽管从孔孟时代开始其实就在用另外的方式在谈政治，我们知道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是把个人道德修养一段一段地扩大，一圈一圈地扩大，最后扩大到国家，扩大到天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这和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形态是冲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基本的运作模式应该说在结构关系上是参照西方近代以后民族国家模式的，所以西方政治学所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就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这里边有了参照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重新来讨论什么是政治的时候，仅仅依靠孔孟的说法就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不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链条建构起来的，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想这是政治学里面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我只试着讲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点来和大家共享。
首先，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政治和行政是被区分开来的。行政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制度一旦被制订出来就靠一套运作不断地再生产，由于能够再生产，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因此所谓行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东西，到了它被废除和修改之前它相对是稳定不变的一套运作机制。比如说交通法规，交通法规其实就是一套行政制度，我们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制度，那么行政制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僵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最熟悉也最痛恨的一种现象就是官僚主义，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会被官僚主义所难为，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个事情，你要去做一个申请，你申请材料可能一层一层在官僚那里压一个月两个月，到最后把你的事情耽误了，他才批下来，然后告诉你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有制度，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制度来执行。不是说制度不好，也不是说所有按制度运作的程序都是官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行政系统的僵化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发现行政已经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官僚主义就有了它产生的土壤，什么叫行政变成了目的？就是制度本身变得不可以解释，不可以富有弹性，它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在这种情况底下制度就僵化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制度不被尊重，我同意，这恐怕是我们中国政治里面，中国行政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下来以后，政令不行，本来很好的一个政策，下来以后层层有自己的权势，层层有自己的空子可以钻来钻去，政策就被蒸发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行政制度的实体化问题在我们这儿仍然是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要办好一件事情，经常需要几个部门配合，而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各个部门不配合，互相扯皮，事情无法办理，被拖黄了，或者搁置了。大小官僚想要推诿责任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个不归我管，制度有规定。制度作为一种契约，本来就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根据新的需要来进行补充，甚至对原有的系统进行否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这样一些更新，行政就会僵化，这是政治学一直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其实也是中国政治学的问题。
另一个部分是政治，在西方政治学里政治和行政通常是被分开讨论的，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政治是一个不断剧烈变动的过程，它永远不会静态地停滞。为什么？因为政治就是整个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压力的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这样的种种动态过程。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定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存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构：这个社会里存在很多社会压力集团，不同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驱动，它们都向上面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的功能就是承受不同社会集团的压力，然后尽量地，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把它摆平，当一个社会能够维持压力平衡状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正常有序的，当它失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有危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是中性的，有的时候它必须是透明的。可是这样的一个设想其实仅仅是政治学的理论，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个人不同意把美国看成是民主化的理想状态，像它的政治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那种理想状态在美国没有出现过。但是这样一个模式里边，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看问题的方式，作为认识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什么方式？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上面，比如说政府运作、政府出台的一些法律，仅仅看这些我们看不到政治。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些政策法律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压力形成的，而且这个压力是不同的集团所发出不同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被体现为国家政策。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社会各个部分都参与到政治过程里面来，只不过在政治学的定义里边，参与整个政治过程最基本要素不是个体，而是集团。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个体能够扮演类似的功能，只不过这是少数的例外。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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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推荐]孙歌讲座：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字号：9pt
孙歌：今天我希望讨论一个很新鲜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这其实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个比较主要的研究题目，让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动机的原因，恐怕我想和大家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讨论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现在正在加速，它每天都在变，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系。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也曾经历过一些思考的阶段，比较抽象地说，或者说我思考到目前为止而言，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一直在回避的，这就是怎么理解政治。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介入政治，为什么？因为第一政治不是我们能操控的；第二，政治很肮脏，所以不介入政治的学者是清高的学者，不介入政治的国民是干净的国民。我想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恐怕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势。这样想对不对？我想已经有一些思维定势产生出来的结果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就学术界而言，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学术和思想对立起来，这样一种思路，大家没有谁会觉得有问题，大家会觉得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正当性。为什么？一旦学术和政治搅在一起，学术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大家是不是这么想？我猜多数人会这么想。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其实是非政治性的，所以我要从这儿开始谈起，当我们想到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政治其实是政权所拥有的那样的一种操纵的力量，所以它和与政权无关的人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理解政治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政治范围内做所有政治运作而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们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对既定政治结构扮演消极的受众，甚至是对政治里面某一些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由于它成为强势，我们就成为共谋者，因为任何政治运作其实没有受众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个体都是政治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在政治这样一个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观众，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哪怕是你以不参与政治自居，你其实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已经进行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默许已有的政治结构，而不去促动它，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打了一个出租车，因为堵车司机一路发牢骚，一直吵到我下车为止。我很想把我刚才这个经验作为一个例子。我一上车就对司机讲，我说我要走三环路，我要绕开中关村这一段路，司机说没有用哪儿都堵，你就死了那条心吧。然后他一路开一路发牢骚，他说他拉过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的，最后发现就是北京的车最堵，为什么？
第一，北京缺少一套有序的制度，缺少一套有序的管理程序，他说北京警察都是猫在树后头，来拿照相机偷着照你，这就没边儿了，而比方说杭州就是光明正大地出来罚，但是罚得很有限。
第二，北京司机缺少最起码的秩序感觉，为什么上了长安街就不堵车，是因为在长安街上大家可以各行其道，可以按照秩序来运作。但是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往北大走的这条路，大家就拐来拐去，他指着前边说，你看你看这几个又加塞，又插过来了，一会儿他还得拐出去，拐来拐去秩序就乱了。
我觉得尽管他跟我讲的是交通状况，但是我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去体会什么是政治，其实这个司机讲的是政治的两方面：
第一，政治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一套有序的操作。这个部分一会儿我还要讲，其实这部分还要进行区分，要区分政治与行政。
第二，政治是需要整个社会成员来维持和推动的，换句话说，如果有素质好的政治国民来参与运作，那么这个社会政治上的损耗就会小，如果素质很差，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会有非常大的内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政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是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它是一个互动。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还不是政治学的问题，我讲的是政治学之前的生活经验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才会面对在一个一个历史关头我们作为国民如何选择这样的问题。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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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刚刚从庐山开会回来，开会之后我们有两天旅游时间，当地社科院就把这件事承包给了一个旅行社，我们这一天运气非常不好。旅行社在早上要领我们去到景德镇和另外一个叫做婺源的地方去参观，有两台大巴，其中有一台出了故障，我们坐在没有出故障的大巴上，但是它不发车，而且导游不做任何说明。后来我们就下车去问才知道另外一台大巴出了毛病，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不知道。可是所有乘客大家都不是很着急就下来，就在大巴周围开始散步，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巴没有修好的迹象，这时候我们就提议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等，这已经构成违约，我们有权利要求用改变计划的方式来补偿，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就去要求，要求了之后这个旅行社勉强同意说，那好我们现在领你们增加一个景点临时去一个地方，结果我们就去了仙人洞，当年毛主席做诗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要求，这个目标实现了，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会一直等在那里。实际上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下回来了，大巴又开始出发。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景德镇，但是司机搞错了路，结果去不了。导游拖了很久才给了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大家觉得景德镇和婺源这两个地方必须要放弃一个，想来想去还是景德镇放弃，明摆着是在撒谎。于是后来有人提出了抗议，那么他道歉了。我就问在车上的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者，我说在法律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对待？他说那要看契约，要看一开始这个事情是怎么签的约，我们才能够来讨论他违约了没有。那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点，在一件事情运作的时候，这件事情所有的参与者不管它是否有权利，比如说旅行社和游客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尤其在今天旅游市场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有受骗上当的经验，而旅行社绝对不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游客没有知情权，大家也很含糊，就说能看到一些就可以。但是在这件事情里头你可以注意到，即使你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你是一个受骗的游客或者说你像行李一样被运来运去，你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事情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的要求是合乎程序的时候，你可以部分地为你自己争来正当的权益，这是要争取。如果不争取，实际上我们去不了仙人洞，而且同样如果你要发现旅行社有了违约的行为，你可以考虑在你的抗议底下他会道歉甚至赔偿。
第二个因素非常有意思，是法律的功能，我们现在有法律万能这样一个迷信，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连小偷都可以打官司把见义勇为者告上法庭，那现在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诉诸法律？是这样，但是法律限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律先要看条文，而且他要看法律程序里面所规定的那些内容，程序没有规定的事情法律都不能管。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边法律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关系，政治和法律不是对等的。从刚才我讲这样两个例子入手，我想我们大家至少可以有一个感觉，政治其实离我们不那么远，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举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讲的政治是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这叫政治，你说的那不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事情吗？这里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严格地说，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是高高在上的，和社会生活脱节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它有一套自己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如果我们有政治的本能，其实不意味着我们每天去评论我们国家的政治，而是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去积极地争取、积极地参与，让每一件事尽可能地向观众合理有效地，对多数人来讲是有益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在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如何成为政治公民，其实在北京街道上有效地维持交通规则，和我们在旅行社公然违约又想把它糊涂过去的时候，我们戳破他这样的计谋，这本身已经蕴含了最基本的政治要素，这个政治要素就是我们进行公共性的，而且是有实效的努力。至于这个努力本身以什么名字来命名，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且有公共的职责。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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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下面我想进入政治学最基本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几乎很难用概念来直接回答，因为关于政治的定义实在是太多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政治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问，政治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这是一门进口的学问，和社会学、经济学一样，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来说，这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其实不那么合适，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不合适？是因为政治学其实最早是欧洲人的学问，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他讨论有政治能力的人如何治理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有政治能力的人不仅仅限于政府。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并不涵盖欧洲的所有公民，也就是欧洲社会所有个体，即使在公民社会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还不能够说政治学所讨论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加的政治过程，它仍然是关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操作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尽管从孔孟时代开始其实就在用另外的方式在谈政治，我们知道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是把个人道德修养一段一段地扩大，一圈一圈地扩大，最后扩大到国家，扩大到天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这和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形态是冲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基本的运作模式应该说在结构关系上是参照西方近代以后民族国家模式的，所以西方政治学所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就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这里边有了参照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重新来讨论什么是政治的时候，仅仅依靠孔孟的说法就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不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链条建构起来的，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想这是政治学里面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我只试着讲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点来和大家共享。
首先，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政治和行政是被区分开来的。行政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制度一旦被制订出来就靠一套运作不断地再生产，由于能够再生产，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因此所谓行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东西，到了它被废除和修改之前它相对是稳定不变的一套运作机制。比如说交通法规，交通法规其实就是一套行政制度，我们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制度，那么行政制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僵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最熟悉也最痛恨的一种现象就是官僚主义，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会被官僚主义所难为，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个事情，你要去做一个申请，你申请材料可能一层一层在官僚那里压一个月两个月，到最后把你的事情耽误了，他才批下来，然后告诉你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有制度，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制度来执行。不是说制度不好，也不是说所有按制度运作的程序都是官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行政系统的僵化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发现行政已经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官僚主义就有了它产生的土壤，什么叫行政变成了目的？就是制度本身变得不可以解释，不可以富有弹性，它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在这种情况底下制度就僵化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制度不被尊重，我同意，这恐怕是我们中国政治里面，中国行政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下来以后，政令不行，本来很好的一个政策，下来以后层层有自己的权势，层层有自己的空子可以钻来钻去，政策就被蒸发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行政制度的实体化问题在我们这儿仍然是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要办好一件事情，经常需要几个部门配合，而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各个部门不配合，互相扯皮，事情无法办理，被拖黄了，或者搁置了。大小官僚想要推诿责任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个不归我管，制度有规定。制度作为一种契约，本来就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根据新的需要来进行补充，甚至对原有的系统进行否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这样一些更新，行政就会僵化，这是政治学一直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其实也是中国政治学的问题。
另一个部分是政治，在西方政治学里政治和行政通常是被分开讨论的，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政治是一个不断剧烈变动的过程，它永远不会静态地停滞。为什么？因为政治就是整个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压力的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这样的种种动态过程。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定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存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构：这个社会里存在很多社会压力集团，不同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驱动，它们都向上面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的功能就是承受不同社会集团的压力，然后尽量地，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把它摆平，当一个社会能够维持压力平衡状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正常有序的，当它失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有危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是中性的，有的时候它必须是透明的。可是这样的一个设想其实仅仅是政治学的理论，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个人不同意把美国看成是民主化的理想状态，像它的政治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那种理想状态在美国没有出现过。但是这样一个模式里边，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看问题的方式，作为认识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什么方式？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上面，比如说政府运作、政府出台的一些法律，仅仅看这些我们看不到政治。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些政策法律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压力形成的，而且这个压力是不同的集团所发出不同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被体现为国家政策。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社会各个部分都参与到政治过程里面来，只不过在政治学的定义里边，参与整个政治过程最基本要素不是个体，而是集团。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个体能够扮演类似的功能，只不过这是少数的例外。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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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在这样论述里边，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它卷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我一开始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出者，而不可能有人只扮演看客，你最低限度其实也要扮演一个没有任何主张，被人拖着走的受众，那仍然是一种参与方式。在这样一个视角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动的过程，由于社会压力是不稳定的，我们就会在这个不稳定过程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实当历史已经过去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会觉得好像只有一条路会走到今天，但是在历史每一个环节，特别是那些关键点上，其实永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这是德国俾斯麦讲的，他讲“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技术”，它是一种技术，而且是关于可能性的技术。也就是说现实当中存在着多种多样可能性的时候，政治的功能就去推动里面最有可能的那样一个方向。至于这个可能究竟它是对大家有益的，还是对大家有害的，是俾斯麦的可能性，还是希特勒的可能性，还是斯大林的可能性，还是毛泽东的可能性，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也会导致这个社会向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我们看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是这样一种最基本的运动结构。有一些政治学家他们就会来谈，在这样一个政治运作里面，因为它是关于未来的学问，它是关于可能性的学问，它又是关于动态对象的学问，我们用操纵行政方式来引经据典，像一个法学家那样说我要看事先有什么约定，然后我再来做分析，那样行不行？也不行。这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说法，这个说法今天仍然是备受争议的说法，这已经有中文译本，就是施密特的说法，施密特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决断理论”，这是他复杂的政治学中的一个部分，其实他还有关于规范和“决定”的理论，这些其实是他对决断主义的一种限定。他有一本不断修改、不断补充从二战之前一直写到二战之后的书叫做《政治的概念》，这本书的1928年版被视为决断主义达到顶点的标志，而且以这本书为主，包括其他著作里面其实暗含这样一个说法，政治其实是可以无视法律，所谓决断是什么意思？是指在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者是压力下，政治家对所有事情即使都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它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看不清楚，因为现实太复杂。为了把所有事情看清楚，政治家所要做的调查太多，他会错过下决心的机会，所以政治永远具有某种赌博性质，政治家在关键的时候，所做出决断总是会有赌一把的性格。如果是赌，我们知道，它的结局是未知的，可能赢也可能输。输了，如果是一个个体的赌博，只输掉身家性命而已，如果是一个政治元首你赌输了，你输掉的是整个国家的前途。
我们知道实践了施密特这样理论的恰恰是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战争，他赌输了整个德国的前途。因此决断理论在战后变成了一颗烫手的山药，没人敢碰。实际上中国知识界在引进施密特决断理论的时候，过于无视它烫手的性格，大家反倒很勇敢把它拿到手里，实际上这个决断理论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当政治性的决断无视法律、无视行政常规的时候，它永远要冒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有时候会输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德国有前车之鉴。可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决断仍然成为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和政治学本身性质直接相关的，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尽管它试图把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隐藏的那样一种规则作为可以预测、可以分析的结构要素来进行分析，但是这个分析永远不能穷尽政治的基本问题，因为政治是活生生的，被很多种不可测的要素影响。所以政治学分析里面也和政治家在进行政治运作一样，永远要面对一些不够确定的成份。这不够确定的成份是不断地在动的成份。
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过程不断在动的这样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我们在道理上大家都明白，说政治是在变，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变，所以政令也永远要在变，而且不管它是变好变坏，不断地变才会有生命力，这是理论，这个理论我们知道了没有用，这个理论怎么样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政治感觉呢？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些修正，这样，理论的真正价值才会呈现出来。比如说这几年，我们的社会经常会有一些关于民主的想象和讨论。但是我个人观察这些对于民主想象其实是一个静态的想象，静态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政治的想象，而民主应该说是现代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理解民主，我们都知道龙应台出来写了很多关于民主的东西，很多热血青年觉得写得真好。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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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但是我个人读她的东西，觉得那是一种典型的非政治的、伪政治的发言，因为她把民主高度固定化为一种目标，高度固定化为一个指标，完全不懂什么叫做民主运作的过程，而其实民主在现代政治社会里边它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社会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它并不是目标，更不可以用同一个指标来衡量。这个过程如果发生，那就意味着我们做的那些公共性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操作，都必须是不断地推动民主局面形成的努力，但是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实现，取决于不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制约。民主的多样化问题姑且不论，再进一步讲，而实际上民主制度不能被绝对化，必须相对地认识它。丘吉尔说，“民主是排除了迄今为止历史中存在的所有政治形态之后剩下来的最坏的政治形态。”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民主制度之前其他制度，那因为更坏，我们把它去掉，剩下来的这个制度我们也不满意，应该有更好的，可是好的还没有创造出来。其实这个说法本身是高度动态性的，而且也是给了我们关于民主理解最好、最有效定位的说法。当人类社会在制造自己政治制度的时候，人类做了很多的尝试，尝试来尝试去最后发现，民主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手段，可是我们知道打伊拉克的布什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物，接下来整个共和党失利了，是不是美国有好的变化，这我们还要看。日本人也经常说他们有民主制度，而且有一些日本人还因此面对中国人趾高气扬说我们有民主制度。那时候我总是对他们说，我不认为中国民主成份比日本少，因为你仅仅有民主制度是没有用的，你还需要有能够激活这个制度的国民，我认为你们日本人民主修养其实不比中国人更高。为什么我这么说？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有民族主义，或者说我为中国要争这一口气，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在陈述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想象它有民主的时候，如果民主变成一个指标，这个想象是虚假的，我们要看的并不是指标，我们要看的是实际的过程，因为所谓的民主制，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悖论，我们理解民主制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或者说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充分体现那样一个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想象说一个社会是多数人来治理，来管理少数人，这样的社会没有办法操作。那么，如果一个社会由少数人来操作，如何防止权力的腐败变质？
在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学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集权主义的民主，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对立体，但是大家看一下阿伦特，我们也有阿伦特的译本，她在讨论集权主义，不仅仅是在批评社会主义制度，那里也同样包含西方世界所谓讲人权的、讲自由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运作体系，同样包含集权主义多数人的意志，如果多数人意志变成一种集权的话，它还是民主吗？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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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在这举一个例子，日本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史家，这也是我从现在开始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叫做丸山真男，丸山真男在五十年代初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给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信，这是一篇虚拟的，以写给某一个人为形式的论文，他在论文里边讨论了什么叫做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很显然丸山真男当时是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他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可是他在当时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和同情的态度。大家知道五十年代初期刚好是日本签订旧金山合约、通过美国与台湾达成了单方面和解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国大陆被视为赤色的、专制的地区，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死敌，这也正好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但是丸山真男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表示了对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态度，有人批评说你自由主义立场是不彻底的，你为什么不去反对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丸山真男在这篇论文里提出非常有趣的看法，他说什么叫做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允许不同的意见能够平等地表达的这样一个思想和社会的空间，如果你以排他，以排斥和自己不同意见为自己最基本的立场，你就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能够做的是积极地去自我表现，去主张自己、张扬自己，通过这个你来说服别人，或者说形成一种思想上的竞争局面，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平等的对话机能。可是现在日本打着自由主义旗号，所做的不是集权主义的事情吗？如果你不是集权的话，其实应该允许在日本言论和社会空间里有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位置，因为他们没有做越过自我表现的界限的事情，他们只是在那不断地提出和强调自己的主张而已，这刚好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接着他又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做说服？说服有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说服必须是多元的，而不能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形成一个自由讨论空间的时候，那里边当然不同意见之间要互相说服要争论，那么争论和说服有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认可参与论证的所有不同言论都有它的合理性，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才可以进行说服。
第二，说服必须是理性的，不可以把个人的感情放进去。
第三，说服必须允许拒绝。有了这三条，一个可以讨论、可以辩论并且可以说服的这样一个言论空间，乃至政治的空间才能形成。鉴于这样一些分析，丸山真男认为在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铲除所谓的有集权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建立真正意义的可以互相说服的舆论空间，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丸山真男政治学的讨论今天看来对于社会影响力是间接的，这其实也是政治学的一种宿命。
但是丸山真男给出了一些政治性思维的很重要的问题点，我接下去再顺着丸山的思路点几个问题，我都不展开，大家有兴趣还可以讨论。丸山政治学里边谈到很多问题，我现在只想涉及其中的几个，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政治的思维？丸山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政治的思维决不是党派的思维，决不是意识形态的思维，不是服从于很具体的政治目的那样的思维，尽管进行思维的政治学的学者可以有党派立场，而且必须有党派立场，但是他真正思考的动力必须是一个追求真理价值的认识论动机，他必须服从于这样一种认识论的目的来面对政治社会里面最基本的状况，这是他强调第一个方面。但同时他又强调另外一方面，假如一个政治学家他以自己的客观性作为他的标准，说我是不偏不倚，我是绝对客观公正的，那就丧失了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他说政治学家实际上必须有现实政治态度，不仅仅因为他是国民，而且也因为政治这样一种很特别的研究对象，要求它的研究者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实际上不可能在现实政治过程当中不做任何选择，你必须选择，而这个选择也是一种决断，当你进行这个决断的时候，你要有取有舍，舍掉那些，没有被选择的那些其实是你不赞成的。怎么处理这两个问题？怎么处理你的现实政治立场和你追求真理价值学术立场的紧张感？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学术界试图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把它回避掉，就是学术与政治分开，丸山真男说学术与政治一旦分开，就政治学而言这个学术就没有价值，他说因为政治学是一种禁欲的学问，什么叫禁欲的学问，就是一个有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这样一个学者在面对政治现象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自己那样一种态度和立场高度相对化，而不能服从于那个立场。在这样一种禁欲紧张关系里面，才能够比较有效地、比较深入地去分析政治状况，因为它过于复杂，而且它不得不包含你所反对的成份，不可以因为你不喜欢你就把它删掉。禁欲和没有欲望是两回事，没有欲望的人其实是一个废人，没有办法指望废人来做什么事情，而有欲望能禁欲的人才有可能成就政治学的分析，所以他举了一个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准确的例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坏人比好人离佛陀更近，这是一个问题，政治学认识论内在的一个紧张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悖论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现实，丸山真男还有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叫做现实主义的陷阱，这篇论文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来分析什么叫现实，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日本正面临是否与通过美国单独与台湾签订合约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在1951年。那时候整个日本社会，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人认为日本已经被美国占领了，所以我们见好就收，反正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民主制度，他让我们跟台湾和谈我们就和谈，大陆看上去已经赤化，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在这个情况底下恐怕不要去设想跟大陆和解了，丸山这一派一直在推动和中国大陆进行战后和解的谈判，因为很明显台湾没有代表中国真正的资格，所以如果跟台湾单方面和谈，在这样大陆和台湾完全隔绝情况底下，整个二战里面最主要的中国战场问题就没有解决，战争就没有结束。我们知道战争结束要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战后的和谈，如果不能够和谈，战争状态就会持续，这是丸山真男和一大批包括左翼，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要推动的事情。这时候就有一种言论出来说，你们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不现实，丸山专门写了一篇“现实主义的陷阱”来分析什么叫做现实。他说日本人说这个事不现实的时候，其实现实里面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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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第一，现实是被给予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而是由于某种外在强有力的力量加给你的，就当时来说这意味着美国给予日本政府这样一个选择。而实际上在当时美国不承认中国大陆，而英国是承认的。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上英国的船，非要上美国的船，当然理由很简单，英国并没有占领日本，美军整个控制日本列岛，所以这是被给予的。
第二，现实永远是过去时，它是已经在那儿的，这就变成了现实。
第三，现实永远是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主流这样一种有霸权的力量所强调的那样一种状态。这是不是真的是现实，丸山认为这只是现实里面的一个侧面，而现实永远是多重性，因为政治学要处理的是动态的现实，只要动起来就不可能只有意图。其实丸山在五十年代就来讨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他说日本这样一种一元化的现实，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给人的现实感觉是怎么来的，是传媒造出来的。他说你们看一看日本的传媒，他们永远只说一个方面的事情，于是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当一夜之间日本战败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所有的人都觉得怎么突然就败了，昨天还说我们一定会赢，怎么今天就败了，为什么？是因为日本战败要素早就存在，但是在日本现实主义描述里边由于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被删掉了，老百姓通过传媒得到的永远是日本会胜利的一个信息，直到1945年8月15日，于是一夜之间历史就变了，所有人都被抛弃了。他说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方式导致我们这么看问题呢？是现实主义观念出了差错，我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动态的现实，而是被造出来的静止的僵化现实。我觉得这样关于现实的讨论，其实是对我们来说也有非常大的启发性，而且和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也是有相关性。
我做一个小结，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抛出去看上去比较散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怎么理解政治这样一个中心话题展开。我个人认为对于政治的理解，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有很多误区，现在恐怕正是打破这些误区重新建立比较有效的政治理解方式的时候了，因为历史正在加速，而且历史永远不走直线，历史每一次拐弯的时候，它会抛掉一大批在以前认为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最有效那样的思维模式，乃至于抛弃大批先驱者，这就是历史。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边，而且它今天的速度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在这样的状态底下，我觉得我们建立政治感觉恐怕不仅仅是学科的需要，它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有效地参与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必须、最基本的必修课，这也是我谈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所以其实我没有严格在政治学意义上来谈，因为我希望和各个学科朋友，大家一起来共享这样一些问题，我就先谈到这儿，谢谢大家！ ——完——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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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新世纪以来十大恶词字号：
1.买断工龄——当年赎买资产阶级，而今贱卖工人阶级。
2.末位淘汰——让员工互相死掐的章程，没听说哪一级领导班子也实行这办法
3、持证上岗——屁事都要认证的制度。
4、高薪养廉——合法腐败的代名词。
5、改制——巧取豪夺的游戏规则，如郎咸平所说“干着干着就是他的了”。
6、拆迁——政府、利益集团“一阵子”和老百姓“一辈子”的冲突。
7、申遗——对多数城市和景区来说，申遗就是梦遗。
8、教育产业化——好歹把大学搞成了养鸡场。
9、城市化——让农民到城里做二等公民，把贫困向城市转移的解决“三农”问题之途。
10、GDP——准确的译法应是“鸡的屁”。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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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阿伦特：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字号：9pt
[1964年10月28日，汉娜·阿伦特与Günter Gaus下面的谈话在西德电视台播出，当时Günter Gaus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后来他成了维里·勃兰特（Willy Brandt）政府的高官。这次访谈被授予Adolf Grimme奖（Adolf Grimme Prize），并于翌年以“Was bleit? Es bleit die Muttersprache”为题发表在Günter Gaus的《人物》上（慕尼黑，1965年）。英译者为Joan Stamb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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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开始他的访谈，他说阿伦特是参加他进行的系列访谈的第一位女性；之后立即解释说她有一种“非常男性化的职业”，也就是哲学家的职业，从而对他的陈述作了一个限定。这导向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尽管她受到别人的赞誉和尊敬，但“她在哲学圈子里的位置”的与众不同或者特殊，是否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呢？阿伦特回答说：] 恐怕我必须抗议。我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如果人们确实想要谈到我的职业的话，它应该是政治理论。我既不想是一个哲学家，我相信我也并没有被哲学家圈子所接受，这只是你的一个过于善良的猜想。但是说到你在开场白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你说，哲学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男性化的职业。它不必然永远是一个男性化的职业！完全有可能有一天女性也可以是一个哲学家……[ii] Gaus：我认为你是一个哲学家。 阿伦特：哦，这个我没法阻止，但在我看来，我不是。在我看来，我已经断然地告别了哲学。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研习过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直呆在里面。 Gaus：我很想听你更明确地说说，在政治哲学与你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教授的工作之间有什么差别。 ;阿伦特：“政治哲学”这一表达，我一直避免这一用法，它承载了太重的传统。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学术地还是非学术地，我一直都提到在政治和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的张力。也就是说，比如在人作为一个思想的存在与人作为一个行动的存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在自然哲学中不存在。像任何一个别的人一样，哲学家在关于自然的思考上可以是客观的，当他谈论他关于自然的思考的时候，他可以以全人类的名义来谈论。但是在关于政治的思考上，他不可能是客观的，或者不偏不倚的。自柏拉图以来就是如此。 Gaus：我理解你的意思。 阿伦特：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都存在着一种对所有政治的敌意，鲜有例外。康德是一个例外。这种敌意对于整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它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它存在于对象自身的性质之中。 Gaus：你不想加入这种对政治的敌意，因为你相信这种敌意会妨碍你的工作？ 阿伦特：“我不想加入这种对政治的敌意”，非常正确！可以说，我是想用没有被哲学蒙蔽的眼睛来看看政治。 Gaus：我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妇女解放的问题。这曾是你的一个问题吗？ 阿伦特：嗯，当然。永远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一直都有些守旧。我一直认为有那么一些职业是不适合妇女的，它们与她们不相称，如果我可以那样表达的话。这不只是说当一个女人在那里发号施令不怎么合适。而且，如果她进入到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她就不再有什么女性特质了。在这一点上我是对是错，我不知道。不过，我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一点来生活的，这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或者让我们更正确地说，这多少是有意识的。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简单来说，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Gaus：你的著作——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地谈到——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对政治行动和行为得以产生的条件的认识。你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获得广泛的影响吗？或者，你认为这样的影响在这些时期不再可能了吗？或者，它对于你来说完全不重要？ 阿伦特：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要我坦率地讲，我会说：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对于我的著作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们产生影响没有兴趣。 Gaus：那么当你完成工作之后呢？ 阿伦特：在我完成之后。对我重要的是去理解。于我而言，写作就是寻求理解，是理解过程的一个部分……某些事情得到了清晰表达。如果我的记忆可以把我所思考的东西真正地保留下来，我很怀疑我还会写任何东西——我知道我自己很懒。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过程本身。一旦我成功地想通了某个问题，就我本人而言是非常满足的。如果之后我在著作中也成功地充分表达了我的思考过程，那同样让我感到满足。 你问我的著作对别人的影响。如果我可以反讽的话，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男性化的问题。男人总是想对别人具有非常的影响，但我认为这有些表面化。我会想象自己具有影响力吗？不会。我想要理解。如果别人理解——在与我同样意义上的理解——这就给了我一种满足感，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Gaus：你能够轻松自如地写作吗？你能够轻松自如地表达你的观点吗？ 阿伦特：有时可以；有时不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般我只有在我能写的时候才写，可以说，是从我自己那里听写。 Gaus：就是说你已经把它想通了。 阿伦特：是的。我非常清楚我要写什么。在我没有想清楚之前我决不会写。通常我一次就把它全部写了下来。那是相当快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打字速度。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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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Gaus：你的兴趣是政治理论、政治行动和行为，它处于你现在工作的中心。在这方面看来，我在你与肖勒姆（Scholem）[iii]教授来往的信件中所看到的就特别引人注意。你在那里写到，这里是对你的话的引用，你“在[你的]青年时期对政治和历史都不感兴趣”。阿伦特小姐，由于你是犹太人，你在1933年从德国迁移出去了。那时你26岁。你对与这些事件相关政治感兴趣吗？——你是否开始关心政治和历史？ 阿伦特：是的，当然。在1933年，不关心政治已经不可能。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不可能了。 Gaus：对你也一样吗？ 阿伦特：是的，当然。我专心阅读报纸。我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我也无需一个党派。在1931年，我就确信纳粹党会掌权。我一直都在跟别人谈论这件事情，但是一直到我迁移之后，我自己才真正系统地关注这些事情。 Gaus：关于你刚才所说的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确信不能阻止纳粹党掌握政权，难道你就没有觉得要主动去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趋势吗？——比如说，加入一个党派——或者你觉得那样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阿伦特：我个人不认为那样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那样想了——在回顾过去中说这些很困难——也许我会做些事情。我认为没有希望。 Gaus：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一件明确的事件标志着你转向政治？ 阿伦特：我想说是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案，以及当晚随之而来的非法逮捕。所谓的保护性监禁。你知道的，人们被带往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或者被带往集中营。当时发生的事情非常恐怖，但如今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情遮蔽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直接的震惊，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就是说，我不再仅仅是一个表达看法的局外人。我设法在多方面进行救助。而且实际上把我带出德国的正是这些救助活动——如果我要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从来就没谈过这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价值—— Gaus：请给我们讲述。 阿伦特：我想无论如何我也要移民。我当即认为犹太人不能再呆下去了。我不想在德国到处都被当作一个二等公民，可以说，无论什么形式的都不想。此外，我觉得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然而，最终我没有以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离开。我必须说这给了某种满足感。我被逮捕了，必须非法地离开这个国家——呆会我会跟你讲我是如何离开的——这给了我瞬间的满足感。我想至少我做了一些事情！至少我不是“无辜的”。没有人可以这样说我。 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跟一些领导人物是亲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与当时的主席，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但我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有哪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说服我。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犹太人之间传播开来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影响。我受到它的影响，而且影响很深，但政治上我与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关系。当时，就是1933年，布鲁门菲尔德和一些你不认识的人向我提议说：我们想要搜集整理一本日常环境中的反犹言论的小册子。比如俱乐部中的言论，各种专业协会中的言论和各种专业杂志上的言论——简单说，就是国外不知道的事情。在当时，组织这样的一个册子在纳粹党人看来是在从事“恐怖宣传”。这件事没有哪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做，因为如果他被发现，那么真个组织都被暴露了……他们问我，“你愿意干吗？”我说，“当然愿意干”。我非常高兴。首先，这是一个需要我动脑筋的想法，此外，它给了我一种这样的感觉：毕竟有一件事可以做。 Gaus：你的逮捕是与这份工作有关吗？ 阿伦特：是的。我被发现了。不过我非常幸运。八天之后就被放了出来，因为我跟逮捕我的官员成了朋友。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他刚从刑警提升到政治部。他对于要做什么不知所措。他应该做什么？他一直对我说，“平时我面前有个人，我只要核对文件就可以了，我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我该对你做些什么呢？”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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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Gaus：那是在柏林？ 阿伦特：是在柏林。不幸的是，我必须对他撒谎。我不能把组织暴露出来。我向他说大话，然后他一直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我也应该把你从这里放出去。不要去请律师！犹太人现在没有什么钱。省下你这笔钱吧！”与此同时，组织已经给我请了一个律师。当然是通过成员请的。我把律师支走。因为这个逮捕我的人有一副开通、正派的脸。我信赖他，而且我认为这是比有一个本身就感到害怕的律师更好的机会。 Gaus：然后你就出来了，能够离开德国吗？ 阿伦特：我出来了，但是必须非法地跨越边境……我的名字还没有删除。 Gaus：阿伦特小姐，在我们提到的信中，你明确地把肖勒姆（Scholem）的警告——他说你不应该忘了你跟犹太民族的一致性——当成多余的加以拒绝。你写到——我又要引用了：“作为一个犹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生命事实，而且我从未想过要丝毫改变这样的事实，甚至在我童年时期也没有。”我想就这点向你提一些问题。你1906年出生于汉诺威，是一个工程师的女儿，之后在哥尼斯堡长大。你还记得在战前的德国，对于一个来自犹太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阿伦特：我无法代替所有人来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回忆而言，我家人并没有跟我说我是犹太人。我的母亲是完全非宗教的。 Gaus：你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阿伦特：我父亲去世得早。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奇怪。我的祖父是自由犹太人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哥尼斯堡的文官。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哥尼斯堡家族。然而，在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童时，“犹太”这个词从未出现过。我第一次遇见这个词是通过反犹言论——它们不值得重提——就是大街上孩子的反犹言论。可以说，从那以后我被“启蒙”了。 Gaus：那对你也是一个震惊吗？ 阿伦特：不是。 Gaus：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现在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了。 阿伦特：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对我根本就不是一个震惊。我自己想：那是怎么回事。我有没有感到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有！但是我今天不再能够向你说清楚这一点。 Gaus：那你在什么方面感到异样？ 阿伦特：客观地讲，我只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与作为一个犹太人有关。比如，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知道我长得像犹太人。我看起来与别的孩子不同。我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是让我觉得自卑、低人一等，而只是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说，当时我还觉得，我母亲，我的家庭跟平常的家庭也有点不一样。关于这一点的异样就只那么多，即使与其他犹太孩子的家庭相比也是这样，或者与我们有来往的孩子相比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领会到这些异样是什么太难了，甚至不可能。 Gaus：我想知道关于你的家庭的异样的一些解释。你说，你母亲认为向你解释你与犹太人的一致性是没有必要的，直到你在大街上遇到它。你母亲没有一种作为犹太人的意识吗？这一点你自己在给肖勒姆（Scholem）的信中提出来了。犹太意识在她那里完全没有一点位置吗？她成功地被同化了吗？或者至少她相信是这样的吗？ 阿伦特：我母亲不是一个非常有理论的人。我不相信她有什么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观念。她自己是来自于社会民主运动，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者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ashefte）[iv]的圈子，我父亲也是。这个问题在她那里不重要。当然她是一个犹太人。她从未给我洗礼！我认为，如果她要是发现我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话，她一定揪着我的耳朵团团转。可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我20岁的时候，这个问题自然就变得比它对于我母亲更为重要了。而且，在我长大之后，这个问题对于我母亲来说，变得比她早年的时候更为重要。但那完全要归于外在的环境。 比如，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在被认为属于一个不是公民的民族的意义上，如果我可以做这样的区分的话。我记得大概在1930年与雅斯贝尔斯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当然是一个德国人！”我说。“人们可以看到我不是！”但是我并不为此而烦恼。我没有感到这是什么卑下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再次回到我的家庭的异样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所有的犹太孩子都遇到过反犹主义。这败坏了许多孩子的灵魂。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我母亲一直使我确信，不要让它影响到你。你必须保护你自己！当我的老师说出一些反犹言论时——大多数不是针对我的，而是关于其他犹太女孩，尤其东部的犹太学生——我就会立即站起来，离开教室，回家把这些事情清楚地告诉家人。那时我母亲就会写一封由官方批准的信，对于我来说事情就完全解决了。我就有一天的休假，那太了不起了！但是，当这些言论是来自孩子的时候，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家里。因此这些问题对于我而言从来就不是问题。我有保持我的尊严的行为规则，可以说，我在家里是受到保护的，完完全全的保护。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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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Gaus：你分别在马堡、海得堡和弗莱堡跟随海德格尔、布尔特曼和雅斯贝尔斯学习过；主修了哲学，另外还辅修了神学和希腊语。你为何会选择这些科目呢？ 阿伦特：你知道，我经常思考那些问题。 我只能说我一直知道自己会学习哲学。自从我14岁以来。 Gaus：为什么？ 阿伦特：我读了康德。你可能再问，你为什么读康德？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表现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说，要么我学习哲学，要么就麻痹自己。但不是因为我不爱生活！不是！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有去理解的需要……这种理解的需要很早就存在在那里。你知道的，就像所有的书都在家里的书房；你只要从书架上拿取就可以了。 Gaus：除了康德，你还记得什么特殊的阅读经验吗？ 阿伦特：当然。首先，我想是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它出版于1920年[v]。那时我14岁。之后我读了克尔凯郭尔，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Gaus：就是在那里，神学进来了吗？ 阿伦特：是的。对我来说他们彼此相属，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是犹太人，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只是在这上面上我有一些疑虑……一个人如何前行。你知道的，我没有任何主意。之后，我的这些难题就自行消解了。希腊语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直喜欢希腊的诗歌。而且诗歌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很大的位置。因此我另外选了希腊语。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来阅读它。 Gaus：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阿伦特：不，你言过其实了。 Gaus：阿伦特小姐，你理性才能很早就表现出来了。这有时候会把你作为一个女学生和作为一个年轻学生从这种普通的日常关系中分离出来吗？也许还很痛苦。 阿伦特：就我对它的了解，一直是这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会那样。 Gaus：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搞错了？ 阿伦特：很晚。我不想说有多晚。我觉得很为难。我的幼稚简直难以描述。这部分地归之于我在家里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谈论过成绩。那被认为是次要的。所有的抱负都被认为是次要的。无论如何，这种情形我根本就不清楚。我有时候把它感受为在人们之间的一种陌生性。 Gaus：这种陌生性你认为是来自你自己吗？ 阿伦特：是的，完全来自我自己。但是这与天资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把它跟天资联系在一起。 Gaus：在你的青年时期，你会不会有时因此而蔑视别人。
阿伦特：是的，有这样的事。很早的时候。而且我经常感到难过，因为我感觉到了这样的蔑视，就是说，认识到了一个人真不应该，真的不可以这样，等等。
Willy Brandt（1913-1992），一译威利·布兰迪，德国政治家，1969-1974任联邦德国总理，曾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ii] 这里以及其它地方的省略号是原来就有的；它们不意味着做了省略——Jerome Kohn。 [iii] Gershom Scholem (1897—1982)，德裔犹太复国主义者，历史学家和犹太神秘主义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老相识。1963年6月23日，他就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给她写了一封激烈批评的信；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信件交流”，《交锋》（Encounter）22，1964年。这里的引文摘自阿伦特的回信，日期是1963年7月24日——Jerome Kohn。 [iv] Sozialistische Monatashefte（《社会主义者月刊》）是当时一家著名的德国杂志——Jerome Kohn。 [v] 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年在柏林第一次出版——Jerome Kohn。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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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张爱玲:<烬余录>字号：9pt
烬余录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①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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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除小说创作外，他也从事社会历史研究。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们韧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经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砌加人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人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索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作风。像艾芜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艾英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边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艾英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英林比平时吃得特别多，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搏节，试行配绘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莱，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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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一个大腿上受了伤的青年店伙被拾进来了，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点。门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门捶不开，现在更理直气壮了，七嘴八舌嚷：“开门呀，有人受了伤在这里！
开门！开门！”不怪里面不敢开，因为我们人太杂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气得直骂“没人心”，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人，几个女太太和女佣木着脸不敢做声，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消息——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人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咆喝，哨兵就放了枪。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画的先后)，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愿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为国捐躯。即使是“光荣殉国”，又怎样？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竞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宇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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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人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乎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谈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面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０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０年”。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摸琳。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竞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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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学生，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
难得有那么戏剧化的一刹那。病人的日子是悠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里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技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乓。”(“乓”是广东话，英文pan盆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背后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绘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殿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自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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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的。上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超过甘岁吧？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她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辞拒绝，他便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自己先把脸涨得通红。起初学生黑压压挤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
这俄国先生看见我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单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看见我们面有难色，连忙解释：“五元，不连画框。”
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我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发糊涂。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
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炎樱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团日暖玉生烟”那两句诗。一面在画，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会失去那点能力。从那里我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有个安南①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因之我们每天看见他炸茄子(他只会做一样炸茄子)，总觉得凄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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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南，越南的旧称。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宇，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妊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为止。这一类的现象给人不同的反应作用——会使人惊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说不定。到底相当的束缚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
医院院长想到“战争小孩”(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极其担忧。有一天，他瞥见一个女学生偷偷摸摸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为他的噩梦终于实现了。后来才知道她将做工得到的米运出去变钱，因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将一袋米改扮了婴儿。
论理，这儿聚集了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其实一般的教授们，没有也罢)，可是有许多书，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土比亚——正是大学教育的最理想的环境。然而我们的同学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够无聊地在污秽的玻璃窗上徐满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为了无聊而结婚，虽然无聊，比这种态度还要积极一点。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按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有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原刊1944年2月(天地)月刊第5期)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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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最有害的十本书字号：9pt
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了15位保守派学者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一个评委会，来评比19到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每个评委可以推荐一定数量的候选书目，然后给全体评委推荐的所有候选书目打分：一本书如果被一个评委列为第一名（最有害的书），得10分，第二名得9分，依此类推。下面是这次评选的排序. 1，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作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idrich Engels）出版时间：1848得分：74 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1818年和1820年出生于德国，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教父。恩格斯起初是个左派富家公子：他继承了收入丰厚的纺织厂，马克思人生的大部分靠他资助。1848年，二人合着了"共产党宣言"，作为他们所属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League）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把人类历史看作剥削人的有产者和受剥削的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号召公认起来革命，从而消灭私有财产、家庭和国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乌托邦（proletarian Utopia）。苏联（Soviet Union）这个"邪恶帝国"（Evil Empire）把共产党宣言付诸实践。 2，我的奋斗（德文：Mein Kampf，英文：My Struggle）
作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出版时间：1925-26得分：41 点评：我的奋斗（My Struggle）最初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25年和1926年。当时希特勒因为领导纳粹"褐衫党"（Brown Shirts）搞著名的"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而被投入监狱，那次行动旨在推翻巴伐利亚政府（Bavarian government）。希特勒在书里阐述了在德国实行种族主义（racist）、反犹主义（anti-Semitic）的构想，这个纳粹纲领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他设想通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对法国的战争、以及以后的对苏联的战争来为德国在东欧开辟"生存空间" （living room）。这本书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很流行。据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资料，到纳粹德国战败的1945年，此书发行量高达1千万册。 3，毛主席语录（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作者：毛泽东 出版时间：1966得分：38 点评：毛泽东死于1976年，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二战期间和二战后担任红军的领袖，领导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和反共的蒋介石（Chiang Kai-shek）部队进行的内战。1949年内战获胜，他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共产主义奴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966年他发表"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The Little Red Book），作为他发动的旨在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推回他设想的方向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工具。通过强制性配发，"毛主席语录"印刷了几十亿册。西方的左派被书中马克思主义的反美论调所倾倒。毛泽东写到，"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对新华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作者：粽子在野 2007-1-7 01: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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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2005年3月，超女风暴悄悄袭来，5个月来，超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超女＝流行！流行的核心是颠覆。“昨天我们创造娱乐，后天我们颠覆娱乐！”2004年底湖南卫视招商年会高呼口号。但让湖南卫视始料不及的是，超女颠覆的内容远远大于传统娱乐的范畴，颠覆的风暴也来得太快，根本不用等到后天。
就在初秋的今天，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娱乐方式岌岌可危――― 全国报名人数达15万；观众达到4亿；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1160000，湖南卫视凭借11万2/15秒的总决选插播广告的报价达到全国最高......超女所创造的这一组天文数字让人惊讶。超女已经脱离了一档简单娱乐节目的概念和“草根造星运动”的框框。如今，超女被看成一面镜子，点点滴滴都折射出流行对传统娱乐的颠覆。 1.颠覆?观念 颠覆传统综艺节目 毫无音准的胡叶新、“红衣教主”黄薪、恶狠狠一句“我会记住你们”的梦游选手、出演尖酸刻薄的评委......评委和选手的原始状态被放大并推到了前台。天娱传媒公司副总经理李志华说：“与传统节目相比，超级女声最具颠覆性的做法，就是把整个参赛过程原原本本地端上屏幕”。中国人民大学专门从事媒介研究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尽管现在很多电视节目都让观众参与其中，但其实这种参与仍然是经过筛选后的参与，而《超级女声》的参与却完全是没有经过打磨的原生状态，真正打破了中国由来已久的“电视标准”的窠臼。资深报人、21CN“创世纪”中国首届华语网络歌手大赛评委、策划人钟路明更认为：“该节目的出现和成功是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里程碑，更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颠覆国人“审女观” 李宇春和周笔畅的走红让华谊兄弟音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赵青大为惊讶，“这种中性歌手的走红毫无征兆。”超级女声火爆的影响力与覆盖力，促使“中性美”又成了话题的焦点。 当人们看惯了小甜甜布莱妮、台湾首美林志玲这样的美女，总会有些审美疲劳。为什么非得要打扮得像张含韵那样“咔哇依”，非得像叶一茜那样楚楚动人呢？女人也会有干净利索、帅气酷俏的一面。李、周二人的走红不但颠覆了现阶段的“审女观”，而且还体现出现在社会的多元化和年轻人的率真。 颠覆娱乐民主意识 “超级女声”让人看到，娱乐圈或许是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成长最快的地方。有评论者说，超女评选迸发了中国人独立参与公共事务和自觉履行选举权利的激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身份，你不用再被动地接受包装完美的明星脸庞，你有权利通过“拇指投票”主动选出心中的明星。正如许多网友评论：“广泛民众的投票、参与和观看，造就了民众自己的‘平等且自由'的经历。”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研究所所长宋建武博士认为：“这种形式明显是对传统娱乐的颠覆，大众有了选择性。以前的娱乐明星都是唱片公司、媒体的选择，是少数人的选择。这也可以算是娱乐界民主的一个体现。”最有意思的是，民主的力量除了能决定选手的生死，还能决定评委的去留，比如评委柯以敏提前宣布退出就是多少受到了万名网友签名要求她下台的影响。 2.颠覆?现实 到了现在，谁都不会否认“超级女声”是中国娱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可能若干个月或若干年后，我们会记不起李宇春、周笔畅、何洁、张靓颖等女孩的名字，但我们会牢牢记住“超女”二字，甚至这个词就会像“知青”、“伤痕一代”、“万元户”、“打工仔”、“愤青”、“白领”、“SOHO一族”等词语一样，成为归纳一个年代中某一特定人群的词汇。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超女”一路走来，在今夏带给了大众许多快乐，昨晚，“超女”比赛结束了，但人们有理由相信，“后超女时代”的“戏”，可能会演上一阵子。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0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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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满街都是“帅春春” 谁说陈好才是“万人迷”？有着单眼皮、高挑身材、简洁的笑容的李宇春，短信支持率一直高高在上，而被公认美丽的超女叶一茜，最终被淘汰―――“中性美”这个词横空出现，并将影响着流行的趋势。稍微注意就可以发现，满大街都“帅春春”的模仿者。 以超女的名义挣钱 超女还未结束时，各种借超女名号进行的商业活动就已经跃跃欲试。美容店、理发店门口竖起大大的超女招牌，超女网络实名和商标被毫不留情地抢注、超女集训班堂而皇之地开课了......这个围绕超级女声一直存在的话题，在超女结束后决不会偃旗息鼓。连黑楠老师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请允许我借用超女的名义挣一点稿费。那么多参加超女的选手，那多么参加节目的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写上一本《我与超女―――不得不说的故事》。” 音乐学校开始火爆 李宇春是音乐学院的，何洁是音乐学院的，周笔畅、易慧都是学音乐的，大家发现，不一定要作演员才能出名，不一定要去挤什么影视学院、戏剧学院的独木桥，但一 定要会唱歌。别说超女结束以后，就连现在，李宇春、周笔畅的老师手机都快被咨询求学的电话打爆了。 选秀节目比比皆是 超级女声的红火带动了一大批相关娱乐节目的兴起―――超级男声、超级女性、超级女孩......它不加修饰的原生态注定将进一步吞噬那些热衷预演排练的集大成者的 地盘，在跟风甚烈的传媒市场上，这类真人秀节目注定会愈加壮大起来，尽管下一个并不一定又能催生一个乌鸦变凤凰的童话。 催生粉丝经纪人 “超女”火起来，还催生了一批新兴职业。有个新名词叫“超迷”经纪人。在长沙，就有这样一对小夫妻。从去年起，他们就开始为这些“超女迷”安排餐饮、娱乐、住宿、订票，安排他们和喜欢的选手见面，制作徽章、T恤、海报等等，一条龙服务，每个人收取50元中介费。到了今年，很多“超迷”都慕名找上门去。诸如此类的粉丝经纪人，势必越来越火。 后遗症 1.周五失落症又是星期五了,做什么呢？没有超女的屏幕，所有的电视似乎都索然无味。有了海选，人们是蜂拥的；有了PK，人们是激动的；有了偶像，人们是痴情的；有了短信投票，人们是狂热的；有了粉丝团，人们是团结的；有了黑幕，人们是群起而上的。所以，没了超女，人们势必会失落一阵子的。 2.还能聊什么 碰到朋友同事就谈超女，吃饭时聊着超女，逛街时看着玉米凉粉拉票，不停接到久违朋友的短信让你支持某位选手，MSN上与远方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交换各种凭空而来的小道消息。现在比赛结束了，还能聊什么呢？3.看到手机卡就冲动 一看到手机就想抢过来给超女投票。据悉，目前超女粉丝每周投票少则数十元，多则近千元。看见拉票的粉丝，一个不留神，说不定手机就被抢走了，遇上一个超女的粉丝还好，遇上不同的超女粉丝的话......小心你的手机吧! 4.发短信不自觉发到8088 对于每个超级粉丝来说，如何投票，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超女期间，看到手机就产生要投票的反应，要不然你以为那么高的票数哪来的呢？可这超女一结束，票倒是不用投了，这习惯性反应却留下来了，不是把AX发到别人的手机上，就是把正而八经的短信发到8088。 5.爱上吃玉米 知道什么叫盒饭吗？知道什么叫玉米吗？要做一个忠诚的粉丝,不仅名字要叫这个，口号里要有这个，连吃饭睡觉都得沾上这个。以后的日子，他们怎么习惯？ 造词运动 一场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过后，除了平民变天后的神话，还有无数新鲜词汇的衍生。 【超女】超级女声的缩写。“超女”这两个字，在人们的脑海里将成为“综艺节目”的代名词，将成为2005年那个超疯狂的夏天的回忆印记。 【想......就......】由超女口号“想唱就唱”延伸出的句型。“想......就......”这个句型已经开始悄悄蔓延，“想喝就喝”、“想吃就吃”、“想玩就玩”等等，随之一起蔓延的，还有人们释放自我，崇尚个性的心声。 【海选】没有条件的选拔，在人海中的挑选。各种各样的人在同样的舞台上利用仅有的几分钟拼命展示，或深情或耍宝，不难看出平凡人对于一朝成名的渴望和强烈的“参与”精神。 【待定】等待确定的意思。原本简单的词语，在超级女声中却代表着即将等待晋级或淘汰的可能。 【PK】电脑游戏中“PlayerKill”的缩写，意即单挑。超女中最残酷也最有看点的一幕。 【玉米】李宇春的粉丝们取其“宇”字的谐音，歌迷的“迷”字谐音，组合成这个通俗易记的词语，作为他们的代称。同样出现的还有盒饭、凉粉、荔枝、粽子等。 【舞美师】超女期间在网上频曝内幕的人，自称是湖南卫视舞美师，此人传出的内幕消息准确性八九不离十，但却总能安然无恙，没被湖南卫视清除掉，所以很多人认为他的真实身份是湖南卫视故意在帖吧里安插的“托”。 本版采写记者杨帆实习生吴帆范胡凌竹 2005年08月27日 15:06 | 原始出处：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0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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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超女”是什么？
文/刘念国
“超女”是全民参与的草根狂欢的盛典。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秀，吸引了全世界近六亿观众的眼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火爆的电视节目。
“超女”是对草根诉求的尊重。是一场人人皆有可能红得发紫的“人民战争”，实现了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30年前说过的“将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的伟大预言。
“超女”是金庸笔下武功盖世的独孤求败。话语霸权们一边叫嚣着“抵制低俗”，一边欲盖弥彰抓耳挠腮，东施效颦出一堆贻笑大方的仿制品。
“超女”是陆放翁笔下“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最佳诠释。湖湘文化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附属于政治命题，而在与时俱进的精神召唤下，湖南人在完善文化的政治命题的同时，赋予了文化耳目一新的经济内涵。
“超女”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一座城市、一方热土发展的灵魂和内在动力。在长沙这座穿越了三千年历史风雨、具有深厚底蕴和潜在张力的古城，“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湖湘精神将这种文化现象彰显得尽善尽美。
“超女”是公平竞争的健康价值观。凭什么只有明星、大人物才能上电视？“超女”对传统电视表现形态的颠覆，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机遇。而比赛的进程，又是普罗大众生活的某种再现：谁又能够不通过竞争来获得进取，谁又能够不通过超越来实现自我？“超女”所倡导的，恰恰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健康价值观。
“超女”是现代社会中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一种体现，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一个宽容和谐的社会在文化上的繁茂体现。
“超女”是海纳百川的胸襟。10进8比赛中，惟一的湘妹子唐笑两上PK台，最终“陨落”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手中，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瞬间，fans们顿悟，“超女”不仅仅属于湖南，更属于世界。
“超女”是对自由选择的尊重。一个个女孩在台上认真地歌唱，上百万观众在她们身后认真地投票支持各自的偶像。就像那些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谁也没有权力对他们说“神并不存在”——任何指责自由选择的人都是低级、无聊且自寻烦恼的。
“超女”是“三贴近”最完美的践行——贴近实际，当“想唱就唱”这句大白话成为主打歌，当贴近实际成为内在要求，火爆理所当然成为了一种必然；贴近生活，那些阳光女孩本来就全是邻家丫头，她们走向聚光灯的每一步，演绎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生活，一种不断追求美好、成功，超越自我的人生状态；贴近群众，歌唱生活歌唱美好是每个人的权力，时至今日，我们想要观赏的，已不再局限于对完美的展示，而是追求完美的过程，“超女”从海选走向决赛的鏖战历程，恰恰是这一过程的精彩展示。
“超女”是你心中的“超女”，是一千个人心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
（全文字数1100）
工作单位：《娱乐快报》采编中心 刘念国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1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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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超女”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谈论得很好。一时间也不用在乎什么研究不研究，天下哪有那么多研究等着我们做，不过是有感而发，不过是受着苏格拉底的鼓噪，觉得“没有思考过的生活就还不算生活”罢了。在这些讨论和思考中，一个最核心也最隐秘的困惑是：关于眼前这个世界，我们究竟有多少共识？这一切是否不过是历史的常态，太阳底下仍无新事？抑或某种终结正在众声喧哗中悄无声息地发生，“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每当我们对一个新事物品头论足的时候，心里常常都有一种恐惧，我们害怕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某些事情早已发生，就像当我们撞见爱人与他人拥抱时，我们确信那绝对不是第一次，而他们那惊慌失措的表情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常对爱人说，如果你另有所爱，你一定要告诉我！但这只是自我欺骗而已。说到底，身在历史之中的人，谁能在历史尚未成为过去之前，把它看得明白呢？ 好在我们并不需要太明白，对“超女”等等的议论不过是交换一下焦虑而已。这种交换所传递的东西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传递中我们有可能会彼此碰一下手，从而明确地知道他人的在场。今天与我们共同在场的人，将会被同一个历史浪头卷去，想到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安心不少。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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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
副标题：
作者：许纪霖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683 更新时间：2005-9-1
2005年的夏天，从湘江之畔刮来的“超级女生”风暴，席卷整个中国，终于尘埃落定。一档娱乐节目，为什么会牵动千百万人心，让大家如痴如醉，据说是因为在中国试验了一把“娱乐民主”：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短信投票，决定每一场结局。有评论热烈地称赞这一“超女民主”，视之为中国民主一次大规模的沙盘预演。 在“超女”评选中，歌迷们的确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参与和组织热情，短信投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每场的结局。不过，假如因此将“超级女声”想象为一场民主的预演，未免有点无稽之谈。 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一样，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也成为一尊毋庸置疑的德菩萨。民主一旦被理想化、乌托邦化，就会被化约为某种简单的东西，比如民众意志、全民投票等等。的确，在许多中国人观念里面，民主就是一种投票政治，仿佛老百姓只要拥有了投票权，人民的意志就因此实现了。于是，“超级女声”稍稍玩弄了一下短信投票，马上被赋予了“娱乐民主”的崇高价值。 我要说的是，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超级女声”中的几大疑点。 首先，民主不仅体现为公众投票，而且公众投票拥有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以此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超级女声”的竞赛规则是：由评委和短信投票分别选出两位最差的选手，上PK台决斗，最后由大众评审团投票决定其中一人落选。在这一规则中，所谓的公众直选，其作用只占三分之一，且不具最后决定性。而掌握了核心权力的，是那个面目暧昧的大众评审团。其性质与其说是民意的“代议士”，倒不如说是中国特色的代表制。因为这35个关键人选，并非由民意决定，而是由主办方幕后遴选。其身份之神秘，至今主办方语焉不详，不敢公布她们的名字，难怪外界对之有各种版本的“黑幕”传闻。常识告诉我们，被谁选出，对谁负责。于是，数百万短信投票所体现的民意，最后终究要由这些代表了主办方意志的“大众评审团”来集中，好一个漂亮的民主集中制！ 第二，比投票更重要的是，民主还必须拥有一套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法定规则只能在事先的“无知之幕”下讨论产生，一经确定，不能因人为的意志（无论其来自长官还是民众）轻易改变。这就像打牌一样，游戏规则只能在发牌之前大家协商决定，等到人们手中捏满了牌，再来重新修改规则，程序势必会被各种利益渗透，并往往最终取决于强权者的私利。前述的“超级女声”通行规则，到最后决赛时，被莫名其妙地改变，由原来羞羞答答的“半民主”，变为“全民主”，完全由短信选票决出前三名。从实质正义来看，似乎是进步，好像彻底体现了民意。但从程序正义而言，属于违法。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站出来置疑主办方对规则的任意改变，包括被剥夺了资格的三位评委和35位大众评审团成员。这只能印证了眼下大红大紫的施米特理论：这次竞赛的“主权者”，不是短信所体现的民意，也不是评委或大众评审团，前者是被利用的，后者是被御用的。真正的“主权者”,正是可以任意改变规则、解释规则的主办方――其在“紧急的例外情况下”拥有重新制订规则的至高无上的“决断权”。 第三，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自由讨论。“超级女声”中唯一的公共讨论，是代表专家意见的评委现场点评。在初赛阶段，评委尚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越到后来，迫于民意的强大压力，评委们个个噤若寒蝉，只有赞美的份儿。到了最后的决赛，连这一可怜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当一种民主，容不得异己，容不得批评，只许欢呼、只许歌颂的时候，那就是暴政了，那就是从约翰•密尔到托克维尔一直警惕的“多数人的暴政”。欢呼式的民主、赞美式的民主，是缺乏合法性的民主，也是中国历史上曾经领教过多次的广场大民主。 最后，大众时代的民主应该是不设门槛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其贫穷而被剥夺投票的权利。“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何其之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表面上“超女”的投票是平等的，但其背后充满了金钱的元素，囊中羞涩的广大民众，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成本，而对于有钱者来说，可以一掷千金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不是有报道说，某大款一口气出资50万元，买手机卡去投票么？金钱对投票的渗透，是对民主精神的玷污。那不是民众的意志，某种意义上，只是金钱的意志。新浪网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你认为超女总决赛以短信投票决冠军是否合理”时，认为“公开公平公正，非常合理”的，只有17％，而高达53％的网友认为“不合理，短信同样可以舞弊”。 单纯的“玉米”、“笔迷”、“凉粉”们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实际上他们是被不知不觉地操纵了。当每一次结果按照民意无一例外地展现，有人大声欢呼“庶民的胜利”的时候，在一旁乐不可支的，正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那只通过操纵民意而实现自己商业暴利之手。 投票本身不是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民主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有透明的程序、平等的权利、自由的讨论、对异己的尊重以及超越一切个人意志的公正规则。这一切的一切，正是“超女民主”所匮乏的。 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式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29日
阅读次数：1697 选自《世纪中国》网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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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推荐]孙歌讲座：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字号：9pt
孙歌：今天我希望讨论一个很新鲜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这其实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个比较主要的研究题目，让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动机的原因，恐怕我想和大家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讨论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现在正在加速，它每天都在变，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系。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也曾经历过一些思考的阶段，比较抽象地说，或者说我思考到目前为止而言，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一直在回避的，这就是怎么理解政治。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介入政治，为什么？因为第一政治不是我们能操控的；第二，政治很肮脏，所以不介入政治的学者是清高的学者，不介入政治的国民是干净的国民。我想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恐怕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势。这样想对不对？我想已经有一些思维定势产生出来的结果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就学术界而言，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学术和思想对立起来，这样一种思路，大家没有谁会觉得有问题，大家会觉得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正当性。为什么？一旦学术和政治搅在一起，学术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大家是不是这么想？我猜多数人会这么想。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其实是非政治性的，所以我要从这儿开始谈起，当我们想到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政治其实是政权所拥有的那样的一种操纵的力量，所以它和与政权无关的人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理解政治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政治范围内做所有政治运作而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们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对既定政治结构扮演消极的受众，甚至是对政治里面某一些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由于它成为强势，我们就成为共谋者，因为任何政治运作其实没有受众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个体都是政治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在政治这样一个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观众，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哪怕是你以不参与政治自居，你其实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已经进行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默许已有的政治结构，而不去促动它，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打了一个出租车，因为堵车司机一路发牢骚，一直吵到我下车为止。我很想把我刚才这个经验作为一个例子。我一上车就对司机讲，我说我要走三环路，我要绕开中关村这一段路，司机说没有用哪儿都堵，你就死了那条心吧。然后他一路开一路发牢骚，他说他拉过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的，最后发现就是北京的车最堵，为什么？
第一，北京缺少一套有序的制度，缺少一套有序的管理程序，他说北京警察都是猫在树后头，来拿照相机偷着照你，这就没边儿了，而比方说杭州就是光明正大地出来罚，但是罚得很有限。
第二，北京司机缺少最起码的秩序感觉，为什么上了长安街就不堵车，是因为在长安街上大家可以各行其道，可以按照秩序来运作。但是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往北大走的这条路，大家就拐来拐去，他指着前边说，你看你看这几个又加塞，又插过来了，一会儿他还得拐出去，拐来拐去秩序就乱了。
我觉得尽管他跟我讲的是交通状况，但是我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去体会什么是政治，其实这个司机讲的是政治的两方面：
第一，政治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一套有序的操作。这个部分一会儿我还要讲，其实这部分还要进行区分，要区分政治与行政。
第二，政治是需要整个社会成员来维持和推动的，换句话说，如果有素质好的政治国民来参与运作，那么这个社会政治上的损耗就会小，如果素质很差，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会有非常大的内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政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是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它是一个互动。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还不是政治学的问题，我讲的是政治学之前的生活经验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才会面对在一个一个历史关头我们作为国民如何选择这样的问题。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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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刚刚从庐山开会回来，开会之后我们有两天旅游时间，当地社科院就把这件事承包给了一个旅行社，我们这一天运气非常不好。旅行社在早上要领我们去到景德镇和另外一个叫做婺源的地方去参观，有两台大巴，其中有一台出了故障，我们坐在没有出故障的大巴上，但是它不发车，而且导游不做任何说明。后来我们就下车去问才知道另外一台大巴出了毛病，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不知道。可是所有乘客大家都不是很着急就下来，就在大巴周围开始散步，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巴没有修好的迹象，这时候我们就提议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等，这已经构成违约，我们有权利要求用改变计划的方式来补偿，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就去要求，要求了之后这个旅行社勉强同意说，那好我们现在领你们增加一个景点临时去一个地方，结果我们就去了仙人洞，当年毛主席做诗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要求，这个目标实现了，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会一直等在那里。实际上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下回来了，大巴又开始出发。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景德镇，但是司机搞错了路，结果去不了。导游拖了很久才给了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大家觉得景德镇和婺源这两个地方必须要放弃一个，想来想去还是景德镇放弃，明摆着是在撒谎。于是后来有人提出了抗议，那么他道歉了。我就问在车上的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者，我说在法律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对待？他说那要看契约，要看一开始这个事情是怎么签的约，我们才能够来讨论他违约了没有。那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点，在一件事情运作的时候，这件事情所有的参与者不管它是否有权利，比如说旅行社和游客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尤其在今天旅游市场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有受骗上当的经验，而旅行社绝对不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游客没有知情权，大家也很含糊，就说能看到一些就可以。但是在这件事情里头你可以注意到，即使你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你是一个受骗的游客或者说你像行李一样被运来运去，你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事情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的要求是合乎程序的时候，你可以部分地为你自己争来正当的权益，这是要争取。如果不争取，实际上我们去不了仙人洞，而且同样如果你要发现旅行社有了违约的行为，你可以考虑在你的抗议底下他会道歉甚至赔偿。
第二个因素非常有意思，是法律的功能，我们现在有法律万能这样一个迷信，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连小偷都可以打官司把见义勇为者告上法庭，那现在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诉诸法律？是这样，但是法律限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律先要看条文，而且他要看法律程序里面所规定的那些内容，程序没有规定的事情法律都不能管。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边法律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关系，政治和法律不是对等的。从刚才我讲这样两个例子入手，我想我们大家至少可以有一个感觉，政治其实离我们不那么远，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举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讲的政治是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这叫政治，你说的那不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事情吗？这里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严格地说，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是高高在上的，和社会生活脱节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它有一套自己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如果我们有政治的本能，其实不意味着我们每天去评论我们国家的政治，而是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去积极地争取、积极地参与，让每一件事尽可能地向观众合理有效地，对多数人来讲是有益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在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如何成为政治公民，其实在北京街道上有效地维持交通规则，和我们在旅行社公然违约又想把它糊涂过去的时候，我们戳破他这样的计谋，这本身已经蕴含了最基本的政治要素，这个政治要素就是我们进行公共性的，而且是有实效的努力。至于这个努力本身以什么名字来命名，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且有公共的职责。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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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下面我想进入政治学最基本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几乎很难用概念来直接回答，因为关于政治的定义实在是太多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政治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问，政治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这是一门进口的学问，和社会学、经济学一样，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来说，这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其实不那么合适，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不合适？是因为政治学其实最早是欧洲人的学问，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他讨论有政治能力的人如何治理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有政治能力的人不仅仅限于政府。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并不涵盖欧洲的所有公民，也就是欧洲社会所有个体，即使在公民社会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还不能够说政治学所讨论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加的政治过程，它仍然是关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操作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尽管从孔孟时代开始其实就在用另外的方式在谈政治，我们知道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是把个人道德修养一段一段地扩大，一圈一圈地扩大，最后扩大到国家，扩大到天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这和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形态是冲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基本的运作模式应该说在结构关系上是参照西方近代以后民族国家模式的，所以西方政治学所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就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这里边有了参照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重新来讨论什么是政治的时候，仅仅依靠孔孟的说法就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不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链条建构起来的，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想这是政治学里面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我只试着讲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点来和大家共享。
首先，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政治和行政是被区分开来的。行政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制度一旦被制订出来就靠一套运作不断地再生产，由于能够再生产，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因此所谓行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东西，到了它被废除和修改之前它相对是稳定不变的一套运作机制。比如说交通法规，交通法规其实就是一套行政制度，我们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制度，那么行政制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僵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最熟悉也最痛恨的一种现象就是官僚主义，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会被官僚主义所难为，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个事情，你要去做一个申请，你申请材料可能一层一层在官僚那里压一个月两个月，到最后把你的事情耽误了，他才批下来，然后告诉你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有制度，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制度来执行。不是说制度不好，也不是说所有按制度运作的程序都是官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行政系统的僵化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发现行政已经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官僚主义就有了它产生的土壤，什么叫行政变成了目的？就是制度本身变得不可以解释，不可以富有弹性，它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在这种情况底下制度就僵化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制度不被尊重，我同意，这恐怕是我们中国政治里面，中国行政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下来以后，政令不行，本来很好的一个政策，下来以后层层有自己的权势，层层有自己的空子可以钻来钻去，政策就被蒸发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行政制度的实体化问题在我们这儿仍然是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要办好一件事情，经常需要几个部门配合，而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各个部门不配合，互相扯皮，事情无法办理，被拖黄了，或者搁置了。大小官僚想要推诿责任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个不归我管，制度有规定。制度作为一种契约，本来就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根据新的需要来进行补充，甚至对原有的系统进行否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这样一些更新，行政就会僵化，这是政治学一直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其实也是中国政治学的问题。
另一个部分是政治，在西方政治学里政治和行政通常是被分开讨论的，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政治是一个不断剧烈变动的过程，它永远不会静态地停滞。为什么？因为政治就是整个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压力的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这样的种种动态过程。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定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存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构：这个社会里存在很多社会压力集团，不同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驱动，它们都向上面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的功能就是承受不同社会集团的压力，然后尽量地，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把它摆平，当一个社会能够维持压力平衡状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正常有序的，当它失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有危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是中性的，有的时候它必须是透明的。可是这样的一个设想其实仅仅是政治学的理论，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个人不同意把美国看成是民主化的理想状态，像它的政治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那种理想状态在美国没有出现过。但是这样一个模式里边，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看问题的方式，作为认识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什么方式？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上面，比如说政府运作、政府出台的一些法律，仅仅看这些我们看不到政治。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些政策法律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压力形成的，而且这个压力是不同的集团所发出不同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被体现为国家政策。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社会各个部分都参与到政治过程里面来，只不过在政治学的定义里边，参与整个政治过程最基本要素不是个体，而是集团。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个体能够扮演类似的功能，只不过这是少数的例外。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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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推荐]孙歌讲座：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字号：9pt
孙歌：今天我希望讨论一个很新鲜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这其实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个比较主要的研究题目，让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动机的原因，恐怕我想和大家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讨论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现在正在加速，它每天都在变，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们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和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系。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也曾经历过一些思考的阶段，比较抽象地说，或者说我思考到目前为止而言，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一直在回避的，这就是怎么理解政治。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介入政治，为什么？因为第一政治不是我们能操控的；第二，政治很肮脏，所以不介入政治的学者是清高的学者，不介入政治的国民是干净的国民。我想这样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恐怕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是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势。这样想对不对？我想已经有一些思维定势产生出来的结果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就学术界而言，把学术和政治对立起来，把学术和思想对立起来，这样一种思路，大家没有谁会觉得有问题，大家会觉得这样做有很多的理由，有很多的正当性。为什么？一旦学术和政治搅在一起，学术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大家是不是这么想？我猜多数人会这么想。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其实是非政治性的，所以我要从这儿开始谈起，当我们想到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觉得政治其实是政权所拥有的那样的一种操纵的力量，所以它和与政权无关的人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理解政治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政治范围内做所有政治运作而自己不知道，而且我们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对既定政治结构扮演消极的受众，甚至是对政治里面某一些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由于它成为强势，我们就成为共谋者，因为任何政治运作其实没有受众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个体都是政治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在政治这样一个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观众，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哪怕是你以不参与政治自居，你其实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已经进行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默许已有的政治结构，而不去促动它，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打了一个出租车，因为堵车司机一路发牢骚，一直吵到我下车为止。我很想把我刚才这个经验作为一个例子。我一上车就对司机讲，我说我要走三环路，我要绕开中关村这一段路，司机说没有用哪儿都堵，你就死了那条心吧。然后他一路开一路发牢骚，他说他拉过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的，最后发现就是北京的车最堵，为什么？
第一，北京缺少一套有序的制度，缺少一套有序的管理程序，他说北京警察都是猫在树后头，来拿照相机偷着照你，这就没边儿了，而比方说杭州就是光明正大地出来罚，但是罚得很有限。
第二，北京司机缺少最起码的秩序感觉，为什么上了长安街就不堵车，是因为在长安街上大家可以各行其道，可以按照秩序来运作。但是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往北大走的这条路，大家就拐来拐去，他指着前边说，你看你看这几个又加塞，又插过来了，一会儿他还得拐出去，拐来拐去秩序就乱了。
我觉得尽管他跟我讲的是交通状况，但是我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经验去体会什么是政治，其实这个司机讲的是政治的两方面：
第一，政治需要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一套有序的操作。这个部分一会儿我还要讲，其实这部分还要进行区分，要区分政治与行政。
第二，政治是需要整个社会成员来维持和推动的，换句话说，如果有素质好的政治国民来参与运作，那么这个社会政治上的损耗就会小，如果素质很差，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会有非常大的内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政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是我们生活里面息息相关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我想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它是一个互动。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还不是政治学的问题，我讲的是政治学之前的生活经验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才会面对在一个一个历史关头我们作为国民如何选择这样的问题。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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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刚刚从庐山开会回来，开会之后我们有两天旅游时间，当地社科院就把这件事承包给了一个旅行社，我们这一天运气非常不好。旅行社在早上要领我们去到景德镇和另外一个叫做婺源的地方去参观，有两台大巴，其中有一台出了故障，我们坐在没有出故障的大巴上，但是它不发车，而且导游不做任何说明。后来我们就下车去问才知道另外一台大巴出了毛病，什么时候能修好，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不知道。可是所有乘客大家都不是很着急就下来，就在大巴周围开始散步，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巴没有修好的迹象，这时候我们就提议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等，这已经构成违约，我们有权利要求用改变计划的方式来补偿，有几个人支持我们就去要求，要求了之后这个旅行社勉强同意说，那好我们现在领你们增加一个景点临时去一个地方，结果我们就去了仙人洞，当年毛主席做诗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坚持要求，这个目标实现了，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会一直等在那里。实际上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去看了一下回来了，大巴又开始出发。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景德镇，但是司机搞错了路，结果去不了。导游拖了很久才给了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大家觉得景德镇和婺源这两个地方必须要放弃一个，想来想去还是景德镇放弃，明摆着是在撒谎。于是后来有人提出了抗议，那么他道歉了。我就问在车上的一个学法律的年轻学者，我说在法律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对待？他说那要看契约，要看一开始这个事情是怎么签的约，我们才能够来讨论他违约了没有。那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在这个经验里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点，在一件事情运作的时候，这件事情所有的参与者不管它是否有权利，比如说旅行社和游客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尤其在今天旅游市场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有受骗上当的经验，而旅行社绝对不给你一个公正的说法，游客没有知情权，大家也很含糊，就说能看到一些就可以。但是在这件事情里头你可以注意到，即使你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位置，你是一个受骗的游客或者说你像行李一样被运来运去，你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改变事情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的要求是合乎程序的时候，你可以部分地为你自己争来正当的权益，这是要争取。如果不争取，实际上我们去不了仙人洞，而且同样如果你要发现旅行社有了违约的行为，你可以考虑在你的抗议底下他会道歉甚至赔偿。
第二个因素非常有意思，是法律的功能，我们现在有法律万能这样一个迷信，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连小偷都可以打官司把见义勇为者告上法庭，那现在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诉诸法律？是这样，但是法律限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律先要看条文，而且他要看法律程序里面所规定的那些内容，程序没有规定的事情法律都不能管。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里边法律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关系，政治和法律不是对等的。从刚才我讲这样两个例子入手，我想我们大家至少可以有一个感觉，政治其实离我们不那么远，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你举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讲的政治是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这叫政治，你说的那不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事情吗？这里边不涉及到政治问题。严格地说，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是高高在上的，和社会生活脱节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它有一套自己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如果我们有政治的本能，其实不意味着我们每天去评论我们国家的政治，而是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去积极地争取、积极地参与，让每一件事尽可能地向观众合理有效地，对多数人来讲是有益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在谈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如何成为政治公民，其实在北京街道上有效地维持交通规则，和我们在旅行社公然违约又想把它糊涂过去的时候，我们戳破他这样的计谋，这本身已经蕴含了最基本的政治要素，这个政治要素就是我们进行公共性的，而且是有实效的努力。至于这个努力本身以什么名字来命名，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且有公共的职责。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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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下面我想进入政治学最基本的话题，关于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几乎很难用概念来直接回答，因为关于政治的定义实在是太多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政治学原本不是中国的学问，政治学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这是一门进口的学问，和社会学、经济学一样，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国家来说，这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其实不那么合适，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不合适？是因为政治学其实最早是欧洲人的学问，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直延续下来，他讨论有政治能力的人如何治理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有政治能力的人不仅仅限于政府。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并不涵盖欧洲的所有公民，也就是欧洲社会所有个体，即使在公民社会成立之后，其实我们还不能够说政治学所讨论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加的政治过程，它仍然是关于国家治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操作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尽管从孔孟时代开始其实就在用另外的方式在谈政治，我们知道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是把个人道德修养一段一段地扩大，一圈一圈地扩大，最后扩大到国家，扩大到天下，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论政治。这和西方政治学最基本的形态是冲突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以后，我们的国家基本的运作模式应该说在结构关系上是参照西方近代以后民族国家模式的，所以西方政治学所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就和我们发生了关系。这里边有了参照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重新来讨论什么是政治的时候，仅仅依靠孔孟的说法就不够，因为我们今天社会不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链条建构起来的，这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想这是政治学里面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也没有能力把它讲清楚，我只试着讲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点来和大家共享。
首先，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政治和行政是被区分开来的。行政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制度一旦被制订出来就靠一套运作不断地再生产，由于能够再生产，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因此所谓行政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东西，到了它被废除和修改之前它相对是稳定不变的一套运作机制。比如说交通法规，交通法规其实就是一套行政制度，我们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制度，那么行政制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僵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最熟悉也最痛恨的一种现象就是官僚主义，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会被官僚主义所难为，比如说你要去办一个事情，你要去做一个申请，你申请材料可能一层一层在官僚那里压一个月两个月，到最后把你的事情耽误了，他才批下来，然后告诉你说那没有办法，我们有制度，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个制度来执行。不是说制度不好，也不是说所有按制度运作的程序都是官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行政系统的僵化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发现行政已经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官僚主义就有了它产生的土壤，什么叫行政变成了目的？就是制度本身变得不可以解释，不可以富有弹性，它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在这种情况底下制度就僵化了。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制度不被尊重，我同意，这恐怕是我们中国政治里面，中国行政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经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下来以后，政令不行，本来很好的一个政策，下来以后层层有自己的权势，层层有自己的空子可以钻来钻去，政策就被蒸发了。但是即使是这样，行政制度的实体化问题在我们这儿仍然是一个问题，它的表现多种多样。比如要办好一件事情，经常需要几个部门配合，而我们常常看到由于各个部门不配合，互相扯皮，事情无法办理，被拖黄了，或者搁置了。大小官僚想要推诿责任的时候，总是会说这个不归我管，制度有规定。制度作为一种契约，本来就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根据新的需要来进行补充，甚至对原有的系统进行否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这样一些更新，行政就会僵化，这是政治学一直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其实也是中国政治学的问题。
另一个部分是政治，在西方政治学里政治和行政通常是被分开讨论的，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政治是一个不断剧烈变动的过程，它永远不会静态地停滞。为什么？因为政治就是整个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压力的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这样的种种动态过程。战后美国政治学的定义，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存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构：这个社会里存在很多社会压力集团，不同集团都为自己的利益驱动，它们都向上面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的功能就是承受不同社会集团的压力，然后尽量地，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把它摆平，当一个社会能够维持压力平衡状态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正常有序的，当它失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有危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是中性的，有的时候它必须是透明的。可是这样的一个设想其实仅仅是政治学的理论，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现，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个人不同意把美国看成是民主化的理想状态，像它的政治学理论所描绘的那样。那种理想状态在美国没有出现过。但是这样一个模式里边，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看问题的方式，作为认识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什么方式？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上面，比如说政府运作、政府出台的一些法律，仅仅看这些我们看不到政治。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些政策法律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压力形成的，而且这个压力是不同的集团所发出不同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被体现为国家政策。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社会各个部分都参与到政治过程里面来，只不过在政治学的定义里边，参与整个政治过程最基本要素不是个体，而是集团。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个体能够扮演类似的功能，只不过这是少数的例外。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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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在这样论述里边，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它卷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我一开始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出者，而不可能有人只扮演看客，你最低限度其实也要扮演一个没有任何主张，被人拖着走的受众，那仍然是一种参与方式。在这样一个视角底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动的过程，由于社会压力是不稳定的，我们就会在这个不稳定过程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实当历史已经过去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会觉得好像只有一条路会走到今天，但是在历史每一个环节，特别是那些关键点上，其实永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这是德国俾斯麦讲的，他讲“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技术”，它是一种技术，而且是关于可能性的技术。也就是说现实当中存在着多种多样可能性的时候，政治的功能就去推动里面最有可能的那样一个方向。至于这个可能究竟它是对大家有益的，还是对大家有害的，是俾斯麦的可能性，还是希特勒的可能性，还是斯大林的可能性，还是毛泽东的可能性，这个内涵是不一样的，也会导致这个社会向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我们看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是这样一种最基本的运动结构。有一些政治学家他们就会来谈，在这样一个政治运作里面，因为它是关于未来的学问，它是关于可能性的学问，它又是关于动态对象的学问，我们用操纵行政方式来引经据典，像一个法学家那样说我要看事先有什么约定，然后我再来做分析，那样行不行？也不行。这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说法，这个说法今天仍然是备受争议的说法，这已经有中文译本，就是施密特的说法，施密特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决断理论”，这是他复杂的政治学中的一个部分，其实他还有关于规范和“决定”的理论，这些其实是他对决断主义的一种限定。他有一本不断修改、不断补充从二战之前一直写到二战之后的书叫做《政治的概念》，这本书的1928年版被视为决断主义达到顶点的标志，而且以这本书为主，包括其他著作里面其实暗含这样一个说法，政治其实是可以无视法律，所谓决断是什么意思？是指在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者是压力下，政治家对所有事情即使都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它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看不清楚，因为现实太复杂。为了把所有事情看清楚，政治家所要做的调查太多，他会错过下决心的机会，所以政治永远具有某种赌博性质，政治家在关键的时候，所做出决断总是会有赌一把的性格。如果是赌，我们知道，它的结局是未知的，可能赢也可能输。输了，如果是一个个体的赌博，只输掉身家性命而已，如果是一个政治元首你赌输了，你输掉的是整个国家的前途。
我们知道实践了施密特这样理论的恰恰是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战争，他赌输了整个德国的前途。因此决断理论在战后变成了一颗烫手的山药，没人敢碰。实际上中国知识界在引进施密特决断理论的时候，过于无视它烫手的性格，大家反倒很勇敢把它拿到手里，实际上这个决断理论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当政治性的决断无视法律、无视行政常规的时候，它永远要冒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有时候会输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德国有前车之鉴。可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决断仍然成为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和政治学本身性质直接相关的，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尽管它试图把所有政治现象背后隐藏的那样一种规则作为可以预测、可以分析的结构要素来进行分析，但是这个分析永远不能穷尽政治的基本问题，因为政治是活生生的，被很多种不可测的要素影响。所以政治学分析里面也和政治家在进行政治运作一样，永远要面对一些不够确定的成份。这不够确定的成份是不断地在动的成份。
我们怎么理解政治过程不断在动的这样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我们在道理上大家都明白，说政治是在变，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变，所以政令也永远要在变，而且不管它是变好变坏，不断地变才会有生命力，这是理论，这个理论我们知道了没有用，这个理论怎么样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政治感觉呢？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些修正，这样，理论的真正价值才会呈现出来。比如说这几年，我们的社会经常会有一些关于民主的想象和讨论。但是我个人观察这些对于民主想象其实是一个静态的想象，静态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政治的想象，而民主应该说是现代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理解民主，我们都知道龙应台出来写了很多关于民主的东西，很多热血青年觉得写得真好。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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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但是我个人读她的东西，觉得那是一种典型的非政治的、伪政治的发言，因为她把民主高度固定化为一种目标，高度固定化为一个指标，完全不懂什么叫做民主运作的过程，而其实民主在现代政治社会里边它是一个过程，在不同社会里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它并不是目标，更不可以用同一个指标来衡量。这个过程如果发生，那就意味着我们做的那些公共性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操作，都必须是不断地推动民主局面形成的努力，但是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实现，取决于不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关系的制约。民主的多样化问题姑且不论，再进一步讲，而实际上民主制度不能被绝对化，必须相对地认识它。丘吉尔说，“民主是排除了迄今为止历史中存在的所有政治形态之后剩下来的最坏的政治形态。”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民主制度之前其他制度，那因为更坏，我们把它去掉，剩下来的这个制度我们也不满意，应该有更好的，可是好的还没有创造出来。其实这个说法本身是高度动态性的，而且也是给了我们关于民主理解最好、最有效定位的说法。当人类社会在制造自己政治制度的时候，人类做了很多的尝试，尝试来尝试去最后发现，民主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手段，可是我们知道打伊拉克的布什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物，接下来整个共和党失利了，是不是美国有好的变化，这我们还要看。日本人也经常说他们有民主制度，而且有一些日本人还因此面对中国人趾高气扬说我们有民主制度。那时候我总是对他们说，我不认为中国民主成份比日本少，因为你仅仅有民主制度是没有用的，你还需要有能够激活这个制度的国民，我认为你们日本人民主修养其实不比中国人更高。为什么我这么说？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我有民族主义，或者说我为中国要争这一口气，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在陈述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想象它有民主的时候，如果民主变成一个指标，这个想象是虚假的，我们要看的并不是指标，我们要看的是实际的过程，因为所谓的民主制，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悖论，我们理解民主制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或者说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充分体现那样一个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想象说一个社会是多数人来治理，来管理少数人，这样的社会没有办法操作。那么，如果一个社会由少数人来操作，如何防止权力的腐败变质？
在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学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集权主义的民主，看上去是一个矛盾的对立体，但是大家看一下阿伦特，我们也有阿伦特的译本，她在讨论集权主义，不仅仅是在批评社会主义制度，那里也同样包含西方世界所谓讲人权的、讲自由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运作体系，同样包含集权主义多数人的意志，如果多数人意志变成一种集权的话，它还是民主吗？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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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在这举一个例子，日本有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史家，这也是我从现在开始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叫做丸山真男，丸山真男在五十年代初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给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信，这是一篇虚拟的，以写给某一个人为形式的论文，他在论文里边讨论了什么叫做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很显然丸山真男当时是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他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可是他在当时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和同情的态度。大家知道五十年代初期刚好是日本签订旧金山合约、通过美国与台湾达成了单方面和解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国大陆被视为赤色的、专制的地区，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死敌，这也正好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但是丸山真男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表示了对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态度，有人批评说你自由主义立场是不彻底的，你为什么不去反对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丸山真男在这篇论文里提出非常有趣的看法，他说什么叫做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允许不同的意见能够平等地表达的这样一个思想和社会的空间，如果你以排他，以排斥和自己不同意见为自己最基本的立场，你就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能够做的是积极地去自我表现，去主张自己、张扬自己，通过这个你来说服别人，或者说形成一种思想上的竞争局面，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平等的对话机能。可是现在日本打着自由主义旗号，所做的不是集权主义的事情吗？如果你不是集权的话，其实应该允许在日本言论和社会空间里有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位置，因为他们没有做越过自我表现的界限的事情，他们只是在那不断地提出和强调自己的主张而已，这刚好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接着他又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做说服？说服有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说服必须是多元的，而不能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形成一个自由讨论空间的时候，那里边当然不同意见之间要互相说服要争论，那么争论和说服有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认可参与论证的所有不同言论都有它的合理性，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才可以进行说服。
第二，说服必须是理性的，不可以把个人的感情放进去。
第三，说服必须允许拒绝。有了这三条，一个可以讨论、可以辩论并且可以说服的这样一个言论空间，乃至政治的空间才能形成。鉴于这样一些分析，丸山真男认为在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铲除所谓的有集权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建立真正意义的可以互相说服的舆论空间，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丸山真男政治学的讨论今天看来对于社会影响力是间接的，这其实也是政治学的一种宿命。
但是丸山真男给出了一些政治性思维的很重要的问题点，我接下去再顺着丸山的思路点几个问题，我都不展开，大家有兴趣还可以讨论。丸山政治学里边谈到很多问题，我现在只想涉及其中的几个，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政治的思维？丸山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政治的思维决不是党派的思维，决不是意识形态的思维，不是服从于很具体的政治目的那样的思维，尽管进行思维的政治学的学者可以有党派立场，而且必须有党派立场，但是他真正思考的动力必须是一个追求真理价值的认识论动机，他必须服从于这样一种认识论的目的来面对政治社会里面最基本的状况，这是他强调第一个方面。但同时他又强调另外一方面，假如一个政治学家他以自己的客观性作为他的标准，说我是不偏不倚，我是绝对客观公正的，那就丧失了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他说政治学家实际上必须有现实政治态度，不仅仅因为他是国民，而且也因为政治这样一种很特别的研究对象，要求它的研究者有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实际上不可能在现实政治过程当中不做任何选择，你必须选择，而这个选择也是一种决断，当你进行这个决断的时候，你要有取有舍，舍掉那些，没有被选择的那些其实是你不赞成的。怎么处理这两个问题？怎么处理你的现实政治立场和你追求真理价值学术立场的紧张感？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学术界试图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把它回避掉，就是学术与政治分开，丸山真男说学术与政治一旦分开，就政治学而言这个学术就没有价值，他说因为政治学是一种禁欲的学问，什么叫禁欲的学问，就是一个有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这样一个学者在面对政治现象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自己那样一种态度和立场高度相对化，而不能服从于那个立场。在这样一种禁欲紧张关系里面，才能够比较有效地、比较深入地去分析政治状况，因为它过于复杂，而且它不得不包含你所反对的成份，不可以因为你不喜欢你就把它删掉。禁欲和没有欲望是两回事，没有欲望的人其实是一个废人，没有办法指望废人来做什么事情，而有欲望能禁欲的人才有可能成就政治学的分析，所以他举了一个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准确的例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坏人比好人离佛陀更近，这是一个问题，政治学认识论内在的一个紧张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悖论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现实，丸山真男还有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叫做现实主义的陷阱，这篇论文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来分析什么叫现实，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日本正面临是否与通过美国单独与台湾签订合约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在1951年。那时候整个日本社会，当然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人认为日本已经被美国占领了，所以我们见好就收，反正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民主制度，他让我们跟台湾和谈我们就和谈，大陆看上去已经赤化，那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在这个情况底下恐怕不要去设想跟大陆和解了，丸山这一派一直在推动和中国大陆进行战后和解的谈判，因为很明显台湾没有代表中国真正的资格，所以如果跟台湾单方面和谈，在这样大陆和台湾完全隔绝情况底下，整个二战里面最主要的中国战场问题就没有解决，战争就没有结束。我们知道战争结束要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战后的和谈，如果不能够和谈，战争状态就会持续，这是丸山真男和一大批包括左翼，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要推动的事情。这时候就有一种言论出来说，你们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不现实，丸山专门写了一篇“现实主义的陷阱”来分析什么叫做现实。他说日本人说这个事不现实的时候，其实现实里面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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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第一，现实是被给予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而是由于某种外在强有力的力量加给你的，就当时来说这意味着美国给予日本政府这样一个选择。而实际上在当时美国不承认中国大陆，而英国是承认的。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上英国的船，非要上美国的船，当然理由很简单，英国并没有占领日本，美军整个控制日本列岛，所以这是被给予的。
第二，现实永远是过去时，它是已经在那儿的，这就变成了现实。
第三，现实永远是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主流这样一种有霸权的力量所强调的那样一种状态。这是不是真的是现实，丸山认为这只是现实里面的一个侧面，而现实永远是多重性，因为政治学要处理的是动态的现实，只要动起来就不可能只有意图。其实丸山在五十年代就来讨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他说日本这样一种一元化的现实，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给人的现实感觉是怎么来的，是传媒造出来的。他说你们看一看日本的传媒，他们永远只说一个方面的事情，于是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当一夜之间日本战败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所有的人都觉得怎么突然就败了，昨天还说我们一定会赢，怎么今天就败了，为什么？是因为日本战败要素早就存在，但是在日本现实主义描述里边由于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被删掉了，老百姓通过传媒得到的永远是日本会胜利的一个信息，直到1945年8月15日，于是一夜之间历史就变了，所有人都被抛弃了。他说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方式导致我们这么看问题呢？是现实主义观念出了差错，我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动态的现实，而是被造出来的静止的僵化现实。我觉得这样关于现实的讨论，其实是对我们来说也有非常大的启发性，而且和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也是有相关性。
我做一个小结，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抛出去看上去比较散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怎么理解政治这样一个中心话题展开。我个人认为对于政治的理解，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有很多误区，现在恐怕正是打破这些误区重新建立比较有效的政治理解方式的时候了，因为历史正在加速，而且历史永远不走直线，历史每一次拐弯的时候，它会抛掉一大批在以前认为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最有效那样的思维模式，乃至于抛弃大批先驱者，这就是历史。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边，而且它今天的速度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在这样的状态底下，我觉得我们建立政治感觉恐怕不仅仅是学科的需要，它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有效地参与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必须、最基本的必修课，这也是我谈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所以其实我没有严格在政治学意义上来谈，因为我希望和各个学科朋友，大家一起来共享这样一些问题，我就先谈到这儿，谢谢大家！ ——完——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7:5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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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新世纪以来十大恶词字号：
1.买断工龄——当年赎买资产阶级，而今贱卖工人阶级。
2.末位淘汰——让员工互相死掐的章程，没听说哪一级领导班子也实行这办法
3、持证上岗——屁事都要认证的制度。
4、高薪养廉——合法腐败的代名词。
5、改制——巧取豪夺的游戏规则，如郎咸平所说“干着干着就是他的了”。
6、拆迁——政府、利益集团“一阵子”和老百姓“一辈子”的冲突。
7、申遗——对多数城市和景区来说，申遗就是梦遗。
8、教育产业化——好歹把大学搞成了养鸡场。
9、城市化——让农民到城里做二等公民，把贫困向城市转移的解决“三农”问题之途。
10、GDP——准确的译法应是“鸡的屁”。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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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阿伦特：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字号：9pt
[1964年10月28日，汉娜·阿伦特与Günter Gaus下面的谈话在西德电视台播出，当时Günter Gaus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后来他成了维里·勃兰特（Willy Brandt）政府的高官。这次访谈被授予Adolf Grimme奖（Adolf Grimme Prize），并于翌年以“Was bleit? Es bleit die Muttersprache”为题发表在Günter Gaus的《人物》上（慕尼黑，1965年）。英译者为Joan Stamb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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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开始他的访谈，他说阿伦特是参加他进行的系列访谈的第一位女性；之后立即解释说她有一种“非常男性化的职业”，也就是哲学家的职业，从而对他的陈述作了一个限定。这导向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尽管她受到别人的赞誉和尊敬，但“她在哲学圈子里的位置”的与众不同或者特殊，是否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呢？阿伦特回答说：] 恐怕我必须抗议。我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如果人们确实想要谈到我的职业的话，它应该是政治理论。我既不想是一个哲学家，我相信我也并没有被哲学家圈子所接受，这只是你的一个过于善良的猜想。但是说到你在开场白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你说，哲学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男性化的职业。它不必然永远是一个男性化的职业！完全有可能有一天女性也可以是一个哲学家……[ii] Gaus：我认为你是一个哲学家。 阿伦特：哦，这个我没法阻止，但在我看来，我不是。在我看来，我已经断然地告别了哲学。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研习过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直呆在里面。 Gaus：我很想听你更明确地说说，在政治哲学与你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教授的工作之间有什么差别。 ;阿伦特：“政治哲学”这一表达，我一直避免这一用法，它承载了太重的传统。当我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学术地还是非学术地，我一直都提到在政治和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重要的张力。也就是说，比如在人作为一个思想的存在与人作为一个行动的存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在自然哲学中不存在。像任何一个别的人一样，哲学家在关于自然的思考上可以是客观的，当他谈论他关于自然的思考的时候，他可以以全人类的名义来谈论。但是在关于政治的思考上，他不可能是客观的，或者不偏不倚的。自柏拉图以来就是如此。 Gaus：我理解你的意思。 阿伦特：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都存在着一种对所有政治的敌意，鲜有例外。康德是一个例外。这种敌意对于整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它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它存在于对象自身的性质之中。 Gaus：你不想加入这种对政治的敌意，因为你相信这种敌意会妨碍你的工作？ 阿伦特：“我不想加入这种对政治的敌意”，非常正确！可以说，我是想用没有被哲学蒙蔽的眼睛来看看政治。 Gaus：我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妇女解放的问题。这曾是你的一个问题吗？ 阿伦特：嗯，当然。永远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一直都有些守旧。我一直认为有那么一些职业是不适合妇女的，它们与她们不相称，如果我可以那样表达的话。这不只是说当一个女人在那里发号施令不怎么合适。而且，如果她进入到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她就不再有什么女性特质了。在这一点上我是对是错，我不知道。不过，我自己一直都是按照这一点来生活的，这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或者让我们更正确地说，这多少是有意识的。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简单来说，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Gaus：你的著作——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地谈到——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对政治行动和行为得以产生的条件的认识。你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获得广泛的影响吗？或者，你认为这样的影响在这些时期不再可能了吗？或者，它对于你来说完全不重要？ 阿伦特：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要我坦率地讲，我会说：在我工作的时候，我对于我的著作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们产生影响没有兴趣。 Gaus：那么当你完成工作之后呢？ 阿伦特：在我完成之后。对我重要的是去理解。于我而言，写作就是寻求理解，是理解过程的一个部分……某些事情得到了清晰表达。如果我的记忆可以把我所思考的东西真正地保留下来，我很怀疑我还会写任何东西——我知道我自己很懒。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过程本身。一旦我成功地想通了某个问题，就我本人而言是非常满足的。如果之后我在著作中也成功地充分表达了我的思考过程，那同样让我感到满足。 你问我的著作对别人的影响。如果我可以反讽的话，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男性化的问题。男人总是想对别人具有非常的影响，但我认为这有些表面化。我会想象自己具有影响力吗？不会。我想要理解。如果别人理解——在与我同样意义上的理解——这就给了我一种满足感，有一种在家的感觉。 Gaus：你能够轻松自如地写作吗？你能够轻松自如地表达你的观点吗？ 阿伦特：有时可以；有时不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般我只有在我能写的时候才写，可以说，是从我自己那里听写。 Gaus：就是说你已经把它想通了。 阿伦特：是的。我非常清楚我要写什么。在我没有想清楚之前我决不会写。通常我一次就把它全部写了下来。那是相当快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打字速度。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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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Gaus：你的兴趣是政治理论、政治行动和行为，它处于你现在工作的中心。在这方面看来，我在你与肖勒姆（Scholem）[iii]教授来往的信件中所看到的就特别引人注意。你在那里写到，这里是对你的话的引用，你“在[你的]青年时期对政治和历史都不感兴趣”。阿伦特小姐，由于你是犹太人，你在1933年从德国迁移出去了。那时你26岁。你对与这些事件相关政治感兴趣吗？——你是否开始关心政治和历史？ 阿伦特：是的，当然。在1933年，不关心政治已经不可能。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不可能了。 Gaus：对你也一样吗？ 阿伦特：是的，当然。我专心阅读报纸。我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我也无需一个党派。在1931年，我就确信纳粹党会掌权。我一直都在跟别人谈论这件事情，但是一直到我迁移之后，我自己才真正系统地关注这些事情。 Gaus：关于你刚才所说的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你确信不能阻止纳粹党掌握政权，难道你就没有觉得要主动去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趋势吗？——比如说，加入一个党派——或者你觉得那样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阿伦特：我个人不认为那样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那样想了——在回顾过去中说这些很困难——也许我会做些事情。我认为没有希望。 Gaus：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一件明确的事件标志着你转向政治？ 阿伦特：我想说是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案，以及当晚随之而来的非法逮捕。所谓的保护性监禁。你知道的，人们被带往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或者被带往集中营。当时发生的事情非常恐怖，但如今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情遮蔽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直接的震惊，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也就是说，我不再仅仅是一个表达看法的局外人。我设法在多方面进行救助。而且实际上把我带出德国的正是这些救助活动——如果我要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从来就没谈过这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价值—— Gaus：请给我们讲述。 阿伦特：我想无论如何我也要移民。我当即认为犹太人不能再呆下去了。我不想在德国到处都被当作一个二等公民，可以说，无论什么形式的都不想。此外，我觉得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然而，最终我没有以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离开。我必须说这给了某种满足感。我被逮捕了，必须非法地离开这个国家——呆会我会跟你讲我是如何离开的——这给了我瞬间的满足感。我想至少我做了一些事情！至少我不是“无辜的”。没有人可以这样说我。 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跟一些领导人物是亲密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与当时的主席，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但我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有哪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说服我。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犹太人之间传播开来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影响。我受到它的影响，而且影响很深，但政治上我与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关系。当时，就是1933年，布鲁门菲尔德和一些你不认识的人向我提议说：我们想要搜集整理一本日常环境中的反犹言论的小册子。比如俱乐部中的言论，各种专业协会中的言论和各种专业杂志上的言论——简单说，就是国外不知道的事情。在当时，组织这样的一个册子在纳粹党人看来是在从事“恐怖宣传”。这件事没有哪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做，因为如果他被发现，那么真个组织都被暴露了……他们问我，“你愿意干吗？”我说，“当然愿意干”。我非常高兴。首先，这是一个需要我动脑筋的想法，此外，它给了我一种这样的感觉：毕竟有一件事可以做。 Gaus：你的逮捕是与这份工作有关吗？ 阿伦特：是的。我被发现了。不过我非常幸运。八天之后就被放了出来，因为我跟逮捕我的官员成了朋友。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他刚从刑警提升到政治部。他对于要做什么不知所措。他应该做什么？他一直对我说，“平时我面前有个人，我只要核对文件就可以了，我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我该对你做些什么呢？”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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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Gaus：那是在柏林？ 阿伦特：是在柏林。不幸的是，我必须对他撒谎。我不能把组织暴露出来。我向他说大话，然后他一直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我也应该把你从这里放出去。不要去请律师！犹太人现在没有什么钱。省下你这笔钱吧！”与此同时，组织已经给我请了一个律师。当然是通过成员请的。我把律师支走。因为这个逮捕我的人有一副开通、正派的脸。我信赖他，而且我认为这是比有一个本身就感到害怕的律师更好的机会。 Gaus：然后你就出来了，能够离开德国吗？ 阿伦特：我出来了，但是必须非法地跨越边境……我的名字还没有删除。 Gaus：阿伦特小姐，在我们提到的信中，你明确地把肖勒姆（Scholem）的警告——他说你不应该忘了你跟犹太民族的一致性——当成多余的加以拒绝。你写到——我又要引用了：“作为一个犹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生命事实，而且我从未想过要丝毫改变这样的事实，甚至在我童年时期也没有。”我想就这点向你提一些问题。你1906年出生于汉诺威，是一个工程师的女儿，之后在哥尼斯堡长大。你还记得在战前的德国，对于一个来自犹太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阿伦特：我无法代替所有人来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回忆而言，我家人并没有跟我说我是犹太人。我的母亲是完全非宗教的。 Gaus：你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阿伦特：我父亲去世得早。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奇怪。我的祖父是自由犹太人团体的主席，同时还是哥尼斯堡的文官。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哥尼斯堡家族。然而，在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童时，“犹太”这个词从未出现过。我第一次遇见这个词是通过反犹言论——它们不值得重提——就是大街上孩子的反犹言论。可以说，从那以后我被“启蒙”了。 Gaus：那对你也是一个震惊吗？ 阿伦特：不是。 Gaus：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现在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了。 阿伦特：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对我根本就不是一个震惊。我自己想：那是怎么回事。我有没有感到我是一个特殊的事物？有！但是我今天不再能够向你说清楚这一点。 Gaus：那你在什么方面感到异样？ 阿伦特：客观地讲，我只有这样一种想法，这与作为一个犹太人有关。比如，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知道我长得像犹太人。我看起来与别的孩子不同。我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不是让我觉得自卑、低人一等，而只是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说，当时我还觉得，我母亲，我的家庭跟平常的家庭也有点不一样。关于这一点的异样就只那么多，即使与其他犹太孩子的家庭相比也是这样，或者与我们有来往的孩子相比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领会到这些异样是什么太难了，甚至不可能。 Gaus：我想知道关于你的家庭的异样的一些解释。你说，你母亲认为向你解释你与犹太人的一致性是没有必要的，直到你在大街上遇到它。你母亲没有一种作为犹太人的意识吗？这一点你自己在给肖勒姆（Scholem）的信中提出来了。犹太意识在她那里完全没有一点位置吗？她成功地被同化了吗？或者至少她相信是这样的吗？ 阿伦特：我母亲不是一个非常有理论的人。我不相信她有什么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观念。她自己是来自于社会民主运动，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者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ashefte）[iv]的圈子，我父亲也是。这个问题在她那里不重要。当然她是一个犹太人。她从未给我洗礼！我认为，如果她要是发现我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话，她一定揪着我的耳朵团团转。可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我20岁的时候，这个问题自然就变得比它对于我母亲更为重要了。而且，在我长大之后，这个问题对于我母亲来说，变得比她早年的时候更为重要。但那完全要归于外在的环境。 比如，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在被认为属于一个不是公民的民族的意义上，如果我可以做这样的区分的话。我记得大概在1930年与雅斯贝尔斯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当然是一个德国人！”我说。“人们可以看到我不是！”但是我并不为此而烦恼。我没有感到这是什么卑下的事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再次回到我的家庭的异样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所有的犹太孩子都遇到过反犹主义。这败坏了许多孩子的灵魂。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我母亲一直使我确信，不要让它影响到你。你必须保护你自己！当我的老师说出一些反犹言论时——大多数不是针对我的，而是关于其他犹太女孩，尤其东部的犹太学生——我就会立即站起来，离开教室，回家把这些事情清楚地告诉家人。那时我母亲就会写一封由官方批准的信，对于我来说事情就完全解决了。我就有一天的休假，那太了不起了！但是，当这些言论是来自孩子的时候，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家里。因此这些问题对于我而言从来就不是问题。我有保持我的尊严的行为规则，可以说，我在家里是受到保护的，完完全全的保护。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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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Gaus：你分别在马堡、海得堡和弗莱堡跟随海德格尔、布尔特曼和雅斯贝尔斯学习过；主修了哲学，另外还辅修了神学和希腊语。你为何会选择这些科目呢？ 阿伦特：你知道，我经常思考那些问题。 我只能说我一直知道自己会学习哲学。自从我14岁以来。 Gaus：为什么？ 阿伦特：我读了康德。你可能再问，你为什么读康德？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表现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说，要么我学习哲学，要么就麻痹自己。但不是因为我不爱生活！不是！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有去理解的需要……这种理解的需要很早就存在在那里。你知道的，就像所有的书都在家里的书房；你只要从书架上拿取就可以了。 Gaus：除了康德，你还记得什么特殊的阅读经验吗？ 阿伦特：当然。首先，我想是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它出版于1920年[v]。那时我14岁。之后我读了克尔凯郭尔，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Gaus：就是在那里，神学进来了吗？ 阿伦特：是的。对我来说他们彼此相属，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是犹太人，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只是在这上面上我有一些疑虑……一个人如何前行。你知道的，我没有任何主意。之后，我的这些难题就自行消解了。希腊语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直喜欢希腊的诗歌。而且诗歌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很大的位置。因此我另外选了希腊语。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可以用任何方式来阅读它。 Gaus：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阿伦特：不，你言过其实了。 Gaus：阿伦特小姐，你理性才能很早就表现出来了。这有时候会把你作为一个女学生和作为一个年轻学生从这种普通的日常关系中分离出来吗？也许还很痛苦。 阿伦特：就我对它的了解，一直是这样的。我认为每个人都会那样。 Gaus：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搞错了？ 阿伦特：很晚。我不想说有多晚。我觉得很为难。我的幼稚简直难以描述。这部分地归之于我在家里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谈论过成绩。那被认为是次要的。所有的抱负都被认为是次要的。无论如何，这种情形我根本就不清楚。我有时候把它感受为在人们之间的一种陌生性。 Gaus：这种陌生性你认为是来自你自己吗？ 阿伦特：是的，完全来自我自己。但是这与天资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把它跟天资联系在一起。 Gaus：在你的青年时期，你会不会有时因此而蔑视别人。
阿伦特：是的，有这样的事。很早的时候。而且我经常感到难过，因为我感觉到了这样的蔑视，就是说，认识到了一个人真不应该，真的不可以这样，等等。
Willy Brandt（1913-1992），一译威利·布兰迪，德国政治家，1969-1974任联邦德国总理，曾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 [ii] 这里以及其它地方的省略号是原来就有的；它们不意味着做了省略——Jerome Kohn。 [iii] Gershom Scholem (1897—1982)，德裔犹太复国主义者，历史学家和犹太神秘主义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老相识。1963年6月23日，他就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给她写了一封激烈批评的信；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信件交流”，《交锋》（Encounter）22，1964年。这里的引文摘自阿伦特的回信，日期是1963年7月24日——Jerome Kohn。 [iv] Sozialistische Monatashefte（《社会主义者月刊》）是当时一家著名的德国杂志——Jerome Kohn。 [v] 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年在柏林第一次出版——Jerome Kohn。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2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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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张爱玲:<烬余录>字号：9pt
烬余录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①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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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尔斯(Herbert 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除小说创作外，他也从事社会历史研究。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们韧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经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砌加人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人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索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作风。像艾芜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艾英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边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艾英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英林比平时吃得特别多，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搏节，试行配绘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莱，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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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一个大腿上受了伤的青年店伙被拾进来了，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点。门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门捶不开，现在更理直气壮了，七嘴八舌嚷：“开门呀，有人受了伤在这里！
开门！开门！”不怪里面不敢开，因为我们人太杂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气得直骂“没人心”，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人，几个女太太和女佣木着脸不敢做声，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消息——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人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咆喝，哨兵就放了枪。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画的先后)，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愿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为国捐躯。即使是“光荣殉国”，又怎样？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竞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宇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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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人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乎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谈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面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０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０年”。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摸琳。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竞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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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学生，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绺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
难得有那么戏剧化的一刹那。病人的日子是悠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里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技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乓。”(“乓”是广东话，英文pan盆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背后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绘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殿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自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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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的。上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超过甘岁吧？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她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辞拒绝，他便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自己先把脸涨得通红。起初学生黑压压挤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
这俄国先生看见我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单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看见我们面有难色，连忙解释：“五元，不连画框。”
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我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发糊涂。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
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炎樱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团日暖玉生烟”那两句诗。一面在画，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会失去那点能力。从那里我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有个安南①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因之我们每天看见他炸茄子(他只会做一样炸茄子)，总觉得凄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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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南，越南的旧称。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宇，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妊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为止。这一类的现象给人不同的反应作用——会使人惊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说不定。到底相当的束缚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
医院院长想到“战争小孩”(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极其担忧。有一天，他瞥见一个女学生偷偷摸摸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为他的噩梦终于实现了。后来才知道她将做工得到的米运出去变钱，因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将一袋米改扮了婴儿。
论理，这儿聚集了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其实一般的教授们，没有也罢)，可是有许多书，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土比亚——正是大学教育的最理想的环境。然而我们的同学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够无聊地在污秽的玻璃窗上徐满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为了无聊而结婚，虽然无聊，比这种态度还要积极一点。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按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有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原刊1944年2月(天地)月刊第5期)
作者： 粽子在野 2007-1-3 18:3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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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最有害的十本书字号：9pt
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了15位保守派学者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一个评委会，来评比19到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每个评委可以推荐一定数量的候选书目，然后给全体评委推荐的所有候选书目打分：一本书如果被一个评委列为第一名（最有害的书），得10分，第二名得9分，依此类推。下面是这次评选的排序. 1，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作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idrich Engels）出版时间：1848得分：74 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1818年和1820年出生于德国，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教父。恩格斯起初是个左派富家公子：他继承了收入丰厚的纺织厂，马克思人生的大部分靠他资助。1848年，二人合着了"共产党宣言"，作为他们所属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League）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把人类历史看作剥削人的有产者和受剥削的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号召公认起来革命，从而消灭私有财产、家庭和国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乌托邦（proletarian Utopia）。苏联（Soviet Union）这个"邪恶帝国"（Evil Empire）把共产党宣言付诸实践。 2，我的奋斗（德文：Mein Kampf，英文：My Struggle）
作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出版时间：1925-26得分：41 点评：我的奋斗（My Struggle）最初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25年和1926年。当时希特勒因为领导纳粹"褐衫党"（Brown Shirts）搞著名的"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而被投入监狱，那次行动旨在推翻巴伐利亚政府（Bavarian government）。希特勒在书里阐述了在德国实行种族主义（racist）、反犹主义（anti-Semitic）的构想，这个纳粹纲领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他设想通过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对法国的战争、以及以后的对苏联的战争来为德国在东欧开辟"生存空间" （living room）。这本书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很流行。据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资料，到纳粹德国战败的1945年，此书发行量高达1千万册。 3，毛主席语录（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作者：毛泽东 出版时间：1966得分：38 点评：毛泽东死于1976年，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二战期间和二战后担任红军的领袖，领导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和反共的蒋介石（Chiang Kai-shek）部队进行的内战。1949年内战获胜，他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共产主义奴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966年他发表"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The Little Red Book），作为他发动的旨在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推回他设想的方向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工具。通过强制性配发，"毛主席语录"印刷了几十亿册。西方的左派被书中马克思主义的反美论调所倾倒。毛泽东写到，"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对新华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作者：粽子在野 2007-1-7 01: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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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回复：超女究竟颠覆了什么？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超女复活赛究竟谁留下来了
远离颠覆梦想 究竟涅磐是什么意思？
超频究竟是怎么超的？超了后有什么副作用？
沈阳的超女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莱卡和超女究竟哪个更好啊
超女复活赛谁赢了
超女之后选什么
超女SD什么意思
超女的迷们都叫什么？
超女娃娃叫什么
超女娃娃叫什么
韩乔生从被人嘲笑唾骂到自我颠覆、娱乐大众，说明了什么
今年究竟是举行超女还是超男，又大概在什么时候？
基督教真的被颠覆了吗？
超女复活赛上,魏佳庆唱了一首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超女宝典上市了吗？
超女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超女武汉的演唱会有谁去了？？
张含韵进了超女第几名
哪些超女已经有官网了？
你们都参加超女了么？
长大了,你会不会参加超女???
本年的超女开始了吗？
06超女进度怎么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