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是主河流甲的支流:帝国不语对枯棋——中国10大王朝的最后时刻

　　
　　北宋：
　　那一场无人喝彩的改革
　　不改革是不行了
　　趴在历史的门缝边缘，看一个王朝的花开花谢盛极而衰，最明白的看法是从它的开场看起。
　　其实，北宋这个王朝的开场是非同寻常的。
　　就像京剧舞台上的亮相，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半推半就地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咿咿呀呀开唱一段霸王戏，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张了。
　　好在赵匡胤的全局控制能力比较强。他带着赵式的非典型性思维，带着陈桥那些有功之臣的理解与不理解，急中生智地演绎了杯酒释兵权，强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这样精彩的桥段，看客是不得不齐声叫好的。
　　当然看客始终还是捏着一把汗。因为真实的危机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它们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挂在北宋的头部、腰间以及其他敏感部位，令这个王朝到底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是这些，演员赵匡胤都已经无暇顾及了。作为一个开场的头角，赵匡胤可以说不落俗套地完成了他的表演。这就够了。至于他的子子孙孙们能不能将戏接着演下去，并且演好它，这要看他们的演技如何。他赵匡胤是不想管也管不着了。
　　赵匡胤的皇子皇孙们依次出场，开始了他们中规中矩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表演大多乏善可陈，看得看客们昏昏欲睡，直到1068年，十九岁的宋神宗坐到了这个位置上。
　　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是内忧外患了，但是十九岁的宋神宗却想有所作为。
　　因为十九岁是激情洋溢的年龄。
　　也是天地任我行的年龄。
　　年青的宋神宗充满豪气地问年长的宰相富弼：国家怎样才能富强？边患何时可以尽除？富弼却向他叹气：皇上刚刚即位，应该布德行惠，这个国家二十年之内最好不要打仗。因为打不赢也打不起啊。
　　宋神宗刚开始不明白，但很快他就明白什么叫“打不赢”和“打不起”了。因为国家军队里到处都是注水兵，所以“打不赢”。那什么叫“注水兵”呢？“注水兵”说起来由来已久，北宋一向执行“荒年募兵”政策；荒年时饥民激增，为了不让这些饥民造反，政府决定花钱买平安，把他们都收编为军队，但他们光吃粮不打仗，便形成了“注水兵”。神宗时的国家军队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稍有战斗力的都派出去布防西夏、契丹还有南方那些小国的进攻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国家养着；而“打不起”是因为国库里没钱了。国库里的钱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养兵，二是养官。“养兵”上文已述，这里说说养官。北宋的官员队伍比较庞大。真宗时有一万多人，到仁宗时就达两万五千人，最后到神宗这儿就突破三万了。虽然政府几次喊着要精减干部队伍，可每次精减过后，人数不减反增。庞大的官员队伍使北宋的财政负担不堪其累，再加上特权阶层合理避税，国库要不空虚那是不可能的。
　　宋神宗真切地感受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拐点上，不改革是不行了。
　　只有坚持改革，北宋才有出路，如果闭着眼睛再继续将局面往下拖，内忧外患一旦激变，这个先天不足的王朝很容易就这么死翘翘。
　　但是改革就能救国吗？北宋的改革说起来也不是自神宗始。若干年前，仁宗时代的包拯曾经以三司使总领的身份厉行改革，他在调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情况之后，提出要重新丈量土地的口号，目的是让大地主大权贵们如实交税。但是包拯的口号没有被落实，这个喜欢使铡刀的铁面高官痛苦地发现，很多人对他的改革举措阳奉阴违。大地主大权贵们团结起来跟他干，而仁宗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结果包拯的改革无疾而终——他的铡刀再锋利，也铡不了一个国家的软弱和彷徨。
　　接下来是范仲淹改革。范仲淹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的体制内太极拳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波澜，很快地，他也收手了。
　　由于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以激情始以党争终，从而成为了官场生态新陈代谢的促进剂，于是北宋王朝的改革在神宗时代就成了一个人人避谈的关键词。只有神宗自己还对它充满极大的热情。
　　这个时候，王安石开始声名鹊起。
　　王安石是改革派的理论大师，以大谈改革为荣，以墨守成规为耻。
　　最重要的，他有白眼向天的性格。一向生活在理想和逻辑世界当中，追求完美，不通人情世故，也不屑于人情世故。
　　这样的性格，神宗喜欢——因为一个过于讲究人情世故的人，是不能做改革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神宗的性格和王安石的有点像，喜欢充满激情地做一件看起来很美的事。
　　所以，神宗有意向要让王安石来主持改革大计。神宗为稳妥计，问宰相韩琦，王安石当宰相怎么样？神宗问韩琦话的时候后者正在打点行李。这个三朝元老在以前的n次改革当中当了很多次替罪羊，这一次，他一听神宗又要改革，头都大了，死活要告老还乡。神宗留不住，只得准他辞职。但没让他还乡，而是安排他做相州节度使。毕竟是老干部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他一撸到底不合适。韩琦停止了动作，抬起他饱经沧桑的双眼，一字一句说了以下这句话：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有余，居宰辅地位则不足。
　　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韩琦那饱经沧桑的双眼没有看走人，王安石为人处世的性格更多时候是适合做一个改革理论家而不是实干家，但当时的神宗哪能看透这一层。他只以为韩琦这么说是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不能理性、冷静地评价他的后继者——神宗确实想对王安石委以重任。于是，他又找到老宰相曾公亮，要他说说对王安石的看法。曾公亮说：安石真辅相才，心不欺罔。
　　神宗这下高兴了，看来大宋王朝还是有心明眼亮之人，有有容乃大之人。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定，曾公亮可以留下来，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改革。志同才能道合。曾公亮和王安石，应该是志同道合之人。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四面楚歌
　　在文人扎堆的北宋，王安石的名声一向淹没在司马光、欧阳修、苏洵甚至苏轼等人中间，更别提年长于他的范仲淹了。
　　但是公元1069年，王安石就像一颗大慧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一年也是熙宁二年，王安石四十九岁。在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考察和考虑之后，神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持改革大计。
　　但是神宗万万没有想到，即便在他的委任状下达之后，反对王安石的声音依旧此起彼伏。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当年以弹劾文彦博一举出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者唐介。唐介说王安石“虽好学却泥古不化，议论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出来改革，天下要为之大乱。唐介此时的身份也是参知政事，和王安石同级。这两个人如果不和，改革注定要胎死腹中。想到这一层，神宗的头都大了。为了力保王安石，神宗决定对唐介所说的任何话都如风过耳。唐介见说不动皇上，就跑去找曾公亮。曾公亮刚开始无动于衷，但不久之后他就被说动了。几个月后，曾公亮和王安石说再见——他要告老还乡。曾公亮走之前对神宗说，我钦佩王安石的为人，但我反对他激进的改革，所以对不起，我不能再陪他走下去了……
　　另一位反对王安石的人是御史副相赵忭。赵忭此前和王安石有过节，作为御史，赵忭经常和王安石为一些空洞的理论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两人有些不愉快。现如今，赵忭见皇上如此器重王安石，觉得在朝廷再呆下去也没什么鸟意思，便找了个借口要出知杭州。神宗乐得朝廷少一个反对派，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有一位反对者是官员吕晦。吕晦写了弹劾王安石的奏章，指责王“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这一下神宗生气了，你用这些词骂王安石不等于骂我吗？人是我提拔的，难道我眼睛瞎了？！神宗于是下手条要吕晦撤回弹劾的奏章，没想到吕晦不仅不撤还又新写了一份措辞更强硬的奏章，神宗一气之下就让他走人了。
　　这些反对者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影响似乎都不大。在朝野影响最大的反对者应该是司马光了。司马光人品其实很不错，是个忠厚长者。王安石改革之前，神宗曾经向司马光询问对他的看法。司马光说：“介甫（王安石）独居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此后不久，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大变。由于河朔闹灾，朝廷拨了些抚恤，国库开始空虚，司马光便建议要国家要勤俭节约。按常理讲，司马光的建议是没错的，但王安石却认为他谨小慎微，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不是大丈夫所为。王安石甚至尖锐地指出：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理财之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点不通人情世故。不管司马光曾经对他有过多高的评价，他该说的话就是要说。好在司马光不是小肚鸡肠之人，他并不恼怒于王安石迂直的态度，而是对王氏理论提出了质疑。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公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司马光的疑问可以说清晰地呈现了俩人之间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王安石没有明白无误地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事实上王安石也没法做到明白无误。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王安石只是大致搞明白了一个方向，水深水浅还得试水者自己去亲身体会呢。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有一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王安石改革的一路同行者，而只愿意做他改革理论的一路争锋者。针对王安石改革均贫富的目的，司马光以及苏辙都认为贫富自古不均，这两者互相依存，就像阴阳乾坤万世永存一样，是天下稳定的基础。如果贫者要变富，富者要趋贫，势必会天下大乱。面对这样激烈的反对，神宗终于有些摇摆不定了。唉，司马光毕竟不是吕晦，他的声音代表了一个阶层的强烈欲望，更何况司马光本人就出身于陕西望族，轻视不得啊。神宗一声叹息，在熙宁三年过完年刚不久，下了一道谕旨：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这道谕旨等于对“青苗法”的实施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让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心情大为郁闷。
　　王安石一郁闷，马上就表现了出来。他称病不来上朝，还上奏说要辞去现有职位。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其实非常符合一个理想主义分子的性格特征，追求完美，偏激，容易走极端。但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在司马光看来却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的意思。司马光是谁，他是翰林学士，行使着代皇上批复奏疏的权利。当他看到王安石那充满意气用事的辞表时，一向充满正义感的司马光就代表神宗皇帝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他。王安石这下是真的生气了，他再次上了一道辞表，非常正式地表示要辞职不干。神宗一看这两人针尖对麦芒地干上了，那叫一个头大，但考虑到目前还是以改革大业为重，便旗帜鲜明地支持王安石，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隐约批评了司马光。
　　司马光顿觉心灰意冷，觉得在当前格局下，不如言去。他九上辞表，一心求去。终于，在王安石改革正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司马光归居洛阳，著书立说，成了这场外强中干改革的一个沉默看客。他绝口不提政事，也不再评价王安石的为人。他看似退避到一个王朝舞台的边缘，不再做出激烈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但是历史却没有遗忘他，几年之后，王安石改革失败，退隐江湖时，司马光东山再起，又成一时人杰。
　　不过，所有这一切与历史有关的剧情，王安石当时都懵懂不知。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神宗微妙而多变的心态。司马光九上辞表，一心求去，重重打击了神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帝王之道在于平衡万事万物。对于一权独大的王安石，神宗开始生出戒备之心。他不顾王安石的反对，大力提升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而这两人都是坚决反对新法的人。王安石明白，这场改革怕是要无疾而终了。
　　老天也不作美。就在此时，天象还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从熙宁六年七月到七年四月，京城滴雨未下，朝野纷纷传言，这是老天爷对王安石改革的不满，只有废止改革，天象才会正常。而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则适时向神宗密献《流民图》，称只要停止改革，十天之内肯定会下雨，如若没雨，他郑侠愿献上人头以抵欺君之罪。面对这一切，神宗心情真是异常复杂，改革是他倡导的，有官员反对他倒不怕，但是天象有异，却是他这个天子始料未及的——因为这牵涉到他执政的合法性，不可不防。四月初六，神宗神情严肃地下诏宣布：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的实行。
　　诏下后不久，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神宗当时震惊异常，呆若木鸡。王安石也在雨中呆若木鸡。这场带有警示意味的雨可以说彻底浇灭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一声叹息，泪如雨下。
　　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王安石是经过欧阳修的推荐才对此人如获至宝的，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苏辙。苏东坡弟弟。“熙宁新党”的小字辈，加入时还不到三十岁，因此改革的热情最高，改革的态度最积极。但苏辙对吕惠卿搞的《青苗法》是反对的，他认为对于文盲居多的农民实行计划经济，毫无疑问是在闭门造车，苏辙主张不妨采用唐朝刘宴的“常平法”来代替《青苗法》，以给农民真正的实惠。苏辙充满热情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在任何组织里，小字辈往往意味着是执行者而非创新者。苏辙只得勉为其难地去执行《青苗法》。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问题丛生，再加上父亲苏洵、大哥苏东坡的极力反对，苏辙随后退出了“熙宁新党”。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其实抛开具体的人事不谈，单从历史的大法则入手，也可看出这场改革实在是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王安石设置的《青苗法》规定：政府在插秧期以低利贷借资金给自愿的农民，农民收获时再以两分利息还给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的资金，杜绝豪门大户的高利贷，这样一来，豪门大户失去了获利的机会，自然要将怨恨集中到王安石身上了。
　　当然《青苗法》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这个“法“最大的问题是操作性极差。《青苗法》虽然规定政府只取二分利息，但农民最后实际付出的包括手续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却高达七八分，这样一来竟比高利贷还高出许多，农民从《青苗法》中没有取得什么好处，自然也就无法从这场改革中受益了。史料记载，有一个文盲农民，为了填申请表，花钱请书吏，拿到衙门去申请，私下里又塞给相关官员好处费，最后一算利息，好家伙，竟然达到原定标准的三十五倍！王安石改革至此竟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焉能不败？
　　还有《方田均税法》。一向以来，豪门大户兼并大量的土地却不纳税，王安石却要丈量他们的田地，追查田地真正的主人，再要他们如实纳税，这种以一人敌千万人的游戏，无异于虎口夺食，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的豪门大户，注定会在日后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以上两法是和农业有关的。和商业有关的法案王安石也是处处和大商人大权贵“作对”。比如《市易法》规定：小商贩资金不足的，可用抵押品向政府申请借贷，外地商人的滞销品可委托设在开封的市易处以合理的价格代为销售。这样一来，官商勾结的垄断市场就被打破了，直接损害了大商人大权贵的利益，而王安石也很快尝到了复仇的滋味。他的被迫下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权贵们极力反对《市易法》实施的结果。
　　开场难，收场更难
　　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
　　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是力挽狂澜之人？！
　　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
　　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一，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
　　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但是司马光很快就发觉，北宋这条破船绝对不可能稳稳当当开下去了。他的中庸之道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淳和蔡确。章淳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淳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人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淳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却在此时复辟成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筋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前王安石改革派理论大师程颢说“司马光自比是药中人参、甘草，但这两种药，只能治轻病，重病就无能为力了”；前内阁重臣韩琦评价司马光内阁“才偏，规模浅”；而苏辙更表示“司马光才智不足，不可为领导人”。七十一岁的司马光终于病倒了。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高潮已经过去，高潮永远过去，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轰轰烈烈的党争
　　有些人注定会咸鱼翻身。
　　只要时机成熟。
　　章淳咸鱼翻身的时机在宋哲宗十八岁的时候成熟了。这一年，宋哲宗惊喜地发现，垂帘听政了八年的太皇太后与世长辞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猝不及防地到来。他几乎没有做好一点准备，虽然他渴望亲政已经好多年。
　　对于他的父亲神宗，宋哲宗从小是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他崇拜他的励精图治，崇拜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宋哲宗的崇拜在太皇太后那儿被粉碎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就是粉碎宋哲宗偶像的八年，因此太皇太后一死，宋哲宗就豪迈地认定，一个属于他的改革时代开始了。他把这个时代称之为“绍圣”，取“绍述先圣遗业”的意思。
　　绍圣元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淳在内的新党，一时间整个王朝重新充满“改革啦……改革啦……”的蠢蠢欲动。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人心乱了，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章淳问道于陈鹳。
　　陈鹳是当时的名士。作为名士，陈鹳与章淳见面的地点与众不同，是在一条船上。陈鹳说，先生所问之事可以用这条船来说明白。这船如果左边超重了，它不容易前行，如果把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那右边超重了，它也不容易前行。明白了这个道理，先生主持朝政应该心中有数了。
　　章淳听了，长叹一声：道理我是明白的，但司马光是要清算的，不消除他的影响，接下来的改革就没法进行……
　　陈鹳不解：清算就是彻底否定啊，你真打算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吗？那船就危险了！
　　章淳解释道：王安石改革的失败，是在成效还没完全出来时就被废止了，而司马光趁机作乱，这才是将船左边的货物都移到右边的行为，我们现在只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就可以了。
　　陈鹳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的确，对某些人来说，一句话顶一万句；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哪怕说上一万句话他都听不进去。陈鹳累了，不想做对牛弹琴的傻事。
　　坚持己见的理论家章淳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引进的左右手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蔡卞哥）则致力于成立“看评诉理局”，该机构类似眼于“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专为元佑时代有冤屈的人打抱不平。与此同时，那些元佑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新党官员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气股之后开始奋发有为——司马光建立的温和政策被全部推翻，司马光时代的旧人被全部打倒，政策之争、路线之争很快就上升为党争。一些在元佑时代不小心跟错人、排错队的人现在则是加倍的忏悔，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洗刷自己的“罪行”。比如台谏官周秩、张适英、上官均早先曾经写诗赞美过吕公著，现在他们毅然砸碎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纪念碑来表明他们的心迹。周秩还做得更绝一些，因为他曾经建议皇上追谥司马光号为“文正”，现在真是悔之莫及，便扒了司马光的坟对其鞭尸！这一幕，不仅旧派人物看得心寒不已，新党官员也是看得目瞪口呆——见过狠的，没见过这么狠的；见过没底线的，没见过这么没底线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样成了轰轰烈烈的党争。改革无人过问，人人想着陈年旧账，章淳的后背上便凝聚了哲宗不少幽冤甚至愤怒的目光。章淳自己也感觉不像话，看来还是应该坚持改革不放松，团结一致向前看。
　　就在此时，一件意外的胜利冲淡了党争带来的烦恼，哲宗对西夏用兵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章淳借机将此次胜利往《保甲法》上引，称只有坚持改革，大宋才能国富民强。哲宗也兴奋，觉得要改革，到底少不了这个人。他对章淳是又拍又拉，诚恳地希望他戒除党争，专心改革。章淳心里也认为党争搞到这个地步，可以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是该好好改革了。
　　但是人世间的事，意外是经常会发生的。
　　有意外的胜利就有意外的死亡。
　　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年仅24岁的哲宗皇帝意外得病并迅速死亡。章淳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天要塌了。
　　天确实要塌了。在这样的时代，一个皇帝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臣子们的生死荣辱。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章淳太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
　　皇太后向氏哭得很伤心。因为哲宗无后（曾经有过一个皇子但是夭折了），北宋王朝皇位接班人的问题让这位皇太后很是头疼。她找来章淳和曾布，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向氏先提了一个人选：神宗十一子端王赵佶。皇太后向氏其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她也不了解改革与否对目前的北宋政局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赵佶有三个优点；一、孝顺。二、性格温顺。三、能书善画，多才多艺。作为一个让人放心的皇帝，向氏认为端王赵佶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章淳不放心。他何止不放心，简直感到揪心——艺术家赵佶一旦做了皇帝，改革毫无疑问要叫停。旧派人物将重新得势，新党成员包括他章淳将会死得很惨。想到这里，章淳对皇太后向氏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淳说这话时的身份是当朝宰相，说这话时的口气是急迫而不容置疑的。这让皇太后体会到了一种压迫感，她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在一旁的曾布何等机灵，马上呵斥“章淳听太后处分！”
　　章淳无奈，他只得跪倒在地，一切听凭这个看上去有些苍老的女人处分。章淳很清楚，他的命运其实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了。因为用不了一个时辰，未来的皇帝赵佶将会一字不差地听到章淳对他所做出的评价，他会怎么样呢？恼羞成怒或故作宽宏大量地一笑了之，都有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刻，皇上会随便找个借口把他赶出朝廷，章淳很清楚这就是他今后的命运。所谓“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祸从口出”又能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人都为鱼肉，只有宿命是刀俎，逃是逃不掉的。
　　章淳心如死灰。
　　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
　　章淳心如死灰的时候，曾布却在体会“福从口出”的幸福感。
　　一个人会说话不在于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在于最关键的时刻说最恰当的话。“章淳听太后处分”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但毫无疑问，它是曾布这一辈子说的最有价值的话。只要赵佶不出意外走马上任做皇帝，他就不可能不记得章淳在太后面前说的这句话。
　　曾布说这句话时已经做好彻底和章淳决裂的心理准备。虽然他们曾经同为王安石改革集团成员，但是世易时移，现如今一切都已是冰火两重天了。
　　和章淳一样，曾经在王安石改革集团混饭吃的曾布也是几经沉浮。在被神宗开了之后曾布流落江湖好多年，一直以吃饱饭为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司马光上台时，曾经有一个机会无限接近他——司马光要曾布修改《免役法》，以此作为他重回中央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曾布拒绝了，因为曾布明白一个人生道理，出来混，是需要一块招牌的，他曾布身上的招牌就是改革先驱，这样一块招牌就像人身上的胎记一样，是不可以随意涂抹的。曾布相信，只要愿意等，人人都可以迎来时来运转的那一天。
　　但是曾布没有想到，时来运转有时候并不代表功德圆满，因为每个人身上的招牌有大有小，时来运转的时候上天并不眷顾每一个可怜虫。以他和章淳为例，当哲宗亲政时，这两个当年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受到重用的只是章淳，而他曾布虽然回到中央，却因人微言轻总被冷落在一边。章淳动辄以王安石改革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全面指导绍圣时代的改革大计，曾布翻身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这就是命运！或者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总是合不到一个拍子上。
　　曾布也曾经抗争过。在哲宗生命的最后几年，章淳的势力如日中天，曾布愤而上疏：“自辅弼之臣到台谏之官，只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宰相是谁，当然是章淳。曾布的意思是人人都怕章淳这个宰相却不怕皇上，皇上难道就不在乎君权旁落吗？！
　　但是哲宗默然不语。也许是曾布人微言轻，也许是哲宗无可奈何，曾布的弹劾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音。
　　曾布绝望地以为，人生就这个样子了，世事就这个样子了，一个王朝的命运走向也就这个样子了——直到哲宗突然去世，一个新机会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
　　曾布当然狠狠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狠狠地抓住了端王赵佶那并不粗壮的大腿。曾布明白，这个风流才子的大腿很有可能是他生命中能抓到的最后的大腿了，而他曾布则借此迎来这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时来运转。
　　曾布猜得没错，已然成了宋徽宗的赵佶没有忘记他在最关键的时刻说的那句最有价值的话，曾布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而章淳则被赶出了朝廷。随后章淳的左右手蔡卞、蔡京也被扫地出门。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曾布颇有成就感地感慨万千。
　　其实，就像曾布不是吃素的一样，蔡京也不是吃素的。
　　蔡京的一生没有别的专长，只有一样本事：在任何朝代，只要没把他打死，他绝对会东山再起。
　　当然一个永立潮头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不断地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这一点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不能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折戟沉沙魂归故里。
　　但是蔡京就能做到永立潮头风骚常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是新党成员之一；在司马光执政时，作为开封府知事的他又率先响应朝廷废除新政、恢复旧法的号召。即便要废除当时争议最大的《免役法》，他也是毫不犹豫地执行；哲宗亲政时，他又依靠弟弟蔡卞的关系，成为章淳新党的重要成员。
　　现如今，他被朝廷扫地出门，闲居杭州，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小子肯定会东山再起。
　　蔡京也相信自己可以东山再起。
　　因为他画画得好，字写得好。
　　在这个世界上，画画得好，字写得好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好到蔡京这个程度——蔡京写的字和王羲之有一拼，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书法家。
　　而徽宗和蔡京有着同样的爱好。只要机缘巧合，蔡京相信自己会再入徽宗圣眼。
　　机缘很快就来了。
　　1101年，一个叫童贯的首席宦官来到江南为徽宗寻访古字画，在杭州逗留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被蔡京牢牢地抓在手里，成为他人生利益最大化的窗口期。一个月后，童贯成了蔡京的莫逆之交，他的手里捧着蔡京提供的大量古字画，一脸表功地跪在徽宗面前。
　　他是为蔡京表功，徽宗终于心软，为了艺术放弃政见的不同，诏回蔡京。
　　重回京城只是蔡京在徽宗时代仕宦生涯的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
　　因为摆在蔡京面前的政局显得有些乱——同为宰相的曾布和韩忠彦正斗得热火朝天。关键时刻，蔡京向曾布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曾布动心了。曾布之所以会动心那是因为看到了蔡京的价值——他现在可是徽宗的红人。如果蔡、曾联手，天下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敌。曾布于是举荐蔡京为翰林学士，授尚书左丞。
　　但是曾布的弟弟曾肇却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存在。他提醒哥哥要注意农夫与蛇的故事，而蔡京正是那条阴险的蛇——小心蛇咬人！曾肇几乎要呐喊出来。可曾布却心存侥幸。他虽然知道蛇肯定是要咬人的，但他也确信自己在徽宗眼中的价值——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必将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几个月后，谜底揭晓。韩忠彦在蔡、曾的联手打击下回了老家，曾布却被莫名其妙地出知润州，从此远离权力中枢；而蔡京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权倾一时的宰相。曾布明白，自己还是被蛇咬了，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不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徽宗喜欢的古字画。从此以后，组建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将成为两个艺术家狂欢乐园，一个王朝最后的盛宴已然开始，人人怀抱饕餮的理想，唯恐落后于他人。坐在主宾席上的，只能是徽宗和蔡京，而他曾布，怕是再没机会重返盛宴了。
　　不是没雄心，也不是没耐心，而是这个王朝再也不可能时来运转了。北宋政坛资深观察家曾布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曾布走后，蔡京却摩拳擦掌要改革了。
　　作为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蔡京其实做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有些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蔡京是无所不为。只有如此，蔡京才能成为北宋政坛常青树。蔡京以改革先驱自居，高举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的伟大旗帜，于不知不觉间将王安石时代的改革理论作了全面的阉割和置换。比如蔡京的《方田均税法》是默许大地主的土地以多报少，从而将赋税转移给底层民众。还有他的《免役法》更是明白规定豪户可以免出免役钱，这样一来底层民众所要承担的各项钱款竟是元丰时期的八倍以上。蔡京的伪改革直接把北宋王朝逼入死胡同，一个著名的词语“逼上梁山”成为那个时代弱势群体普遍的社会流行心理。
　　但是蔡京并没有善罢甘休。社会越不稳定，蔡京越以为是改革不彻底所致。他仿佛看到一个幽灵在四处游荡——那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佑君子”的鬼魂在作祟啊，蔡京决定进行反攻倒算，对“元佑君子”来个总鞭尸。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在内的一百二十多名元佑时代的保守分子被鞭了尸。但很显然，蔡京意犹未尽，他接下来把章淳等人列为修正主义分子，继续鞭尸。这样被蔡京鞭尸的人员前后共达三百九十多人，至此，蔡京的行为艺术才告一段落。
　　不过，徽宗对蔡京的行为艺术是不以为然的。他是个有洁癖的人，喜欢高雅艺术，喜欢寄情山水，不喜欢鞭尸。他对蔡京的变态行为真是不能理解，但他也明白，搞艺术的人总有一些怪癖，蔡京不鞭尸那就说明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如果真是这样，皇帝艺术家徽宗是决不会重用他的。好在蔡京终于鞭了尸，并且将行为艺术与政治行为完美结合，这样的人，用着才放心。徽宗觉得用蔡京是用对人了。
　　蔡京对徽宗的艺术感受是了如指掌的。徽宗喜爱花石，可天下太大，他虽贵为天子，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痛苦，蔡京几乎可以想见。蔡京也痛苦了，这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艺术家的惺惺相惜。蔡京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徽宗找来天下最精美的花石。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花石纲之役”打响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指挥所设在“苏杭奉应局”，战场在淮河和汴河两岸，投入的人员达上百万，前后相接的船队长达千里，战争总费用达数百万两白银，战利品是花石，受益人是徽宗。
　　花石运回来了，为了使其成为真正的艺术品，蔡京任命童贯为工程监理，自己为艺术总监，为徽宗开建延福宫。延福宫美仑美奂，宛如仙境，但是徽宗却不满意，认为它缺乏人间烟火气。徽宗愿意永留人间。这样的心思，被蔡京捕捉到之后，蔡京又建造了万岁山工程，这万岁山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暇想，高起点、高标准、高投入，比很多年后的颐和园还要上档次，徽宗非常满意，对蔡京的办事能力更加放心了。
　　但是徽宗不知道，万岁山已然成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大工程，一个王朝百多年来的积蓄已经被挥霍一空，帝国命悬一线，再也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而此时，在遥远的江南，种树专业户方腊开始蠢蠢欲动，因为他的生存底线被突破了。
　　方腊是种漆树的。如果仔细考察他的林场的话，应该是在今天浙江省建德县附近。那个地方一向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是种漆树的理想之地。
　　但理想之地在遭遇非理想年代时，方腊的命运就会变得坎坷起来。苏杭奉应局的老大朱勔老是过来找碴，动不动就让方腊交这个费那个费的，搞得方腊和其他一些种植大户活不下去了，只好横下一条心来造反。
　　光脚不怕穿鞋的，方腊的造反事业很快有了起色。几万农民军轰轰烈烈地占领了富阳、杭州等地，杭州太守赵霆吓得弃城逃跑，其他的省级官员也跑的跑，死的死，浙江的局面乱成一团。几个月后，方腊惊奇地发现，他所率领的队伍竟占领了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几乎可以成立一个小朝廷了。
　　方腊起事，北宋官员有惊慌失措的，也有痛心疾首的。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说：“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窜二人,则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余小人,交结权近,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昭正典刑,以谢天下。”陈过庭话说得慷慨激昂，却为这慷慨激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贬的不是蔡京、王黼等人，而是他自己。因为他不是艺术家，不懂得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徽宗和蔡京此后举全国之力，恶狠狠地镇压了方腊兵团。史载：在长达八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官民共死亡人数达到了两百多万，北宋的国力大幅下降。
　　富有想像力的艺术家皇帝
　　北宋国力在大幅下降的时候，金的国力在大幅上升。
　　金在辽的东北部，首领是一个叫阿骨打的人。阿骨打从小相信一个道理：人生是打出来的，天下也是打出来的。
　　因为辽国紧挨着金，阿骨打就先试着打它。
　　当然，在徽宗眼里，阿骨打这是在找死。因为辽国太强大了，强大到令大宋闻风丧胆——因为从宋太宗到宋仁宗，这个国家的军队对它征战是屡战屡败。实在是被打怕了。
　　但这一次，徽宗的嘴巴张大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奇迹的诞生：金打败了大辽。辽国的东京、上京、中京纷纷被金占领。金国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辽国的土地上攻城略地。
　　徽宗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更厉害的角儿诞生了并在笑傲江湖。
　　那么接下来，一个可怕的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金国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在吃掉辽国之后，会不会一举吃掉大宋？
　　徽宗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他只有辗转反侧。当然辗转反侧并不代表这个浪漫的皇帝有多爱国，而是表明他开始为自己的皇位而担忧。
　　有了皇位才有一切，没有皇位什么狗屁艺术都将随风而逝。徽宗非常深刻地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
　　为了稳固皇位，为了艺术永世长存，必须想出一个阻止金国进入大宋国土的办法。
　　徽宗很快就想出来了。
　　因为他是艺术家。艺术家经常匪夷所思，艺术家经常第三只眼看问题想问题，经常会在死胡同里找出走出去的法子——徽宗想到的就是这样的法子。
　　具体地说：就是与金国结盟，南北夹击，联金灭辽。徽宗对蔡京说，我们要派使者到金国去，要充分展示本朝对金国的诚意，要让大宋和大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同时要劝说金国接受我们共同作战的建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安全的。
　　蔡京跪倒在地，觉得这个艺术家皇帝真是富有想像力。
　　徽宗的异想天开加上蔡京的推波助澜，使得这场与虎谋皮的跨国军事行动顺理成章地展开了。使臣赵良嗣来到金国，代表大宋朝与金国政府共商灭辽大计。金国原则上同意两国共灭辽国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其余部分归金国所有。“喜讯”传来，徽宗兴奋不已。一个百年来一直在辽国不平等条约下蒙羞讨生活的国度似乎一夜之间要翻身做主人，这让徽宗在惊喜之余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他发现，多年来，自己可能把自己低估了——敢情我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啊！徽宗觉得自己真是不容易。
　　南北夹击行动开始了。辽国很快崩溃，天祚帝仓皇西逃蒙古，只留下亲王耶律淳守燕京。不久，耶律淳因病去世，辽国群龙无首，徽宗一下子感觉到千载难逢的时机就在眼前。他命童贯为统帅，率领十五万精兵，杀气腾腾地直扑燕京。与此同时，徽宗和蔡京开始忙乎盛大的庆功典礼。他们预计，胜利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是天经地义要到来的。
　　但是他们失望了。大宋十五万精兵在与辽国残兵败将的终极PK中竟败下阵来，几乎溃不成军，还好金国的大部队及时赶到，十五万精兵才没有全军覆没——大宋好歹保存了最后的面子。不过到最后，大宋也为这面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经此一役，金国无意间窥探到了大宋的外强中干，他们突然只同意肯归还燕京及其它六州，而不是事先约好的十六州。同时他们还规定，燕京是租给宋的，每年租金六百万；以前宋给辽的岁币今后一律转给大金，不得短少。
　　徽宗突然间明白了一个词——与虎谋皮。什么叫与虎谋皮？这就叫与虎谋皮！赶走了一只狼，却引来一只虎，大宋朝岌岌可危了。但徽宗并没有检讨自己当初的失策，而是怀疑王安石改革的成果——这样的改革究竟给大宋带来了什么？是国力增强了还是军队战斗力提高了？十五万精兵打不过辽国的残兵败将，耻辱啊……都是改革惹的祸。改革真是越改越乱！越改越把一个百年大朝往绝路上推！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啊……躺在万岁山的行在里，徽宗真是忧伤不已。这也许是一个艺术家第一次为政治感到忧伤，但他很快又振作起来，为燕京及其它六州的回归祖国向大宋朝野发表重要讲话。因为徽宗明白，这是个需要凝聚人气的朝代，这样的时刻，他是不可以忧伤的。绝对不可以。
　　历史的叹息
　　徽宗宣和五年，一件大事突然发生。
　　这件大事虽然发生在金国，却深刻地影响了宋朝的命运。
　　原来金国死人了。
　　金国死人并不可怕，但这一回金国死的不是别人，而是金太祖，当年的那个阿骨打。
　　举国国丧。这是金国的非常时期，一些人开始混水摸鱼。比如原辽国降将突然纷纷离开金国前来投奔大宋。
　　这让徽宗感觉自己接了个烫手的山芋：接纳还是不接纳，这是个问题。
　　一个大问题。
　　一个关系到宋金两国邦交的大问题。
　　甚至是一个关系到大宋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但没等徽宗想明白，金国军团已经扑过来了。一夜之间攻占了燕京和太原，其前锋部队离大宋首都汴京只有短短的十天路程。
　　这下徽宗想明白了：一切都是事先设计好的阴谋，这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阴谋，那些前来投奔大宋的降将只是阴谋的组成部分。但是徽宗想明白了也没用。因为这个时代是实力说话的时代，阴谋是不受谴责的。
　　徽宗落泪了。他边落泪边写《罪己诏》，同时派了求和使火速前往敌营求和。这大概是艺术家皇帝徽宗当前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了。但是金国的统帅们不置可否。他们看上去意在汴京。
　　太常少卿李纲这时候站了出来。李纲建议：“只有今上引咎禅位，才能使天下克济赴难”。徽宗犹豫不决——说实话这个皇位他真没坐够，但是形势比人强，金国军团已经渡过黄河，直往汴京而来，如果再赖在这个位置上，怕是到时会死得很惨……
　　徽宗决定退位，含泪决定退位。当然为了把位退得体面一些，他还是使用了一点技巧。徽宗在朝堂上一番慷慨激昂后突然做中风状，半边身子一软随后被几个宦官抬了出去。一同被抬出去的还有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宋钦宗赵桓闪电登场。北宋王朝就此迎来它的末代皇帝。而这个时刻，离公元1126年农历新年的到来只有短短六天时间了。
　　宋钦宗在新年元旦这一天无限感伤地将这一年命名为“靖康元年”。接下去的岁月里，包括蔡京、童贯、王黼等人在内的徽宗时代的重臣遭到了清洗，他们甚至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特别是蔡京之死在当时的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蔡京前后为相十九年，却一朝死于新君之手，宋钦宗顿时为他的靖康朝博得了很多印象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王朝最后的一点血性被调动了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二十万勤王师会集首都，准备和围攻于此的六万金兵一决雌雄。
　　但是关键时刻，宋钦宗却软了下来。他和金国达成协议：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城；陪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以及其他财宝无数；将皇子肃王（宋钦宗弟）押为金国人质，以换取金的退兵。金国还要求北宋解散军队，不得再行抵抗。宋钦宗便下令解散近二十万勤王师。
　　宋钦宗此举立刻让北宋人民大失所望，李纲等官员也是怒火中烧。他没想到自己冒死迎立的新君竟也是软弱无能之辈，便与种师道一起，强烈呼吁宋钦宗要以家国为念，誓死捍卫大宋河山。说到底宋钦宗还是年轻，在李纲等的一再相激下，他觉得自己确实窝囊透顶。于是宋钦宗很快改变主意，要和金国对着干一场。
　　李纲等人献计：暂缓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城，召回已经解散的勤王师，同时暗中联络西夏，图谋共同对付金国。宋钦宗决定就按这个套路去走。他突然觉得自己很伟大，很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金国发现了他的蠢蠢欲动——宋钦宗派到西夏去送密书的特使被金国截获，金太宗龙颜大怒，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自以为是的皇帝。宋金国又出兵了，等钦宗一夜醒来时，他发现这个国家的首都又被金国军团围得水泄不通。
　　宋钦宗突然感觉自己上当了——上了李纲的当，他一边将李纲罢知扬州，一边只得再次要求和为贵，但这一次，和平的代价却是高昂得吓人：金太宗要求以黄河为界，分南宋和北金。同时徽、钦二帝必须废为庶人。宋钦宗身边此时已没有多少勤王兵，他只得按照金太宗的要求，命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但是他的圣旨遭到了两河百姓的抵抗，金国接收国土的工作显得举步维艰。金国统帅恼羞成怒之下要求宋钦宗再下圣旨，宋钦宗发出一声叹息并双膝下跪：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圣旨是有用的吗？！随后，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在北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过完了他们的下半生。
　　毫无疑问，宋钦宗发出的一声叹息是历史的叹息，他以九五之躯下跪更是一个王朝的屈辱一跪，可以说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外在形式上，北宋王朝都已经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由钦宗弟弟康王赵构揭幕的南宋朝则在遥远的江南临安惊魂未定地开始了它的悲情出演。
　　一个新的轮回就这样到来了……
　　南宋：
　　一个偏安王朝的亡命之旅
　　老虎对羊的承诺
　　南宋王朝是在颠沛流离中开始它悲情出演的。
　　这个王朝最初的命运掌握在金国手里，但是金国并不守信。
　　金国的皇帝金太宗虽然说过以黄河为界，分南宋和北金，但这是老虎对羊的承诺，基本上是不算数的。
　　他们很快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就在宋高宗赵构还没有把皇位坐稳之时。
　　这是建炎三年的冬天，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另一个王朝统帅的玩命追赶下，从金陵逃到杭州，再从杭州逃到越州、明州，最后逃无可逃，一头扎进了大海。
　　当然不是自杀，而是乘了一条小船在随波逐流。
　　这是真正的随波逐流。因为江南沿岸都已被金兵层层把守，高宗的小船不可能靠岸。在从明州到温州一带的海面上，高宗严肃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人类三大经典问题。
　　这是一个帝王的思考，但对高宗来说，这样的思考不可能有所谓的深度与广度，因为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正在岸上虎视眈眈地等待他靠岸。这是老虎对绵羊的等待。在历史大格局的背后，高宗注定不可能是那一个表情生动丰富、出手大开大合具有开创性性格的帝王。
　　他只是一个棋子。
　　历史的棋子。
　　历史大格局背后过河的棋子。
　　他的命运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
　　他身后王朝的命运也脆弱得像一张纸，一捅即破。
　　但这样的时候，高宗的对手却意外地犯下一个错误。
　　一个致命的错误。
　　建炎四年正月，高宗刚刚在大海上度过他终身难忘的一个春节，完颜宗弼就带着大部队下海了。
　　完颜宗弼太高估自己的能量了。他以为自己和他带领的那支来自东北深山老林的队伍无所不能，这一点让历史佬儿很不高兴，所以他安排高宗的脱逃。
　　高宗逃脱了一头老虎的追捕。
　　完颜宗弼此后运气一直很差。天气渐渐炎热，手下们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又差点丧身鱼腹，只得匆匆鸣金收兵。正待北还之际，在镇江遭到韩世忠水师的拦截，完颜宗弼的十万大军被困在长江沿线达四十八天之久。
　　这是历史的四十八天。这四十八天让完颜宗弼印象深刻，从此不敢轻易到江南；这四十八天也让高宗爬上了岸，为一个王朝偏安一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高宗终于拥有了一块属于这个王朝的土地，尽管这土地踩上去还不那么结实。
　　高宗看中的地方叫临安。
　　临安的地理位置不错。它是杭州府治，东临大海，西靠荆楚，北边又以长江为缓冲地带，作为一个王朝的行在而言，临安是首选之地。
　　最主要的是它富有，可以养活南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尽管有一些人刚开始想不通，哭着喊着要回南京甚至东京去，高宗还是下定决心——这个王朝就在临安扎下根来了。
　　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大海颠沛流离经历的话，是不知道安全滋味的。
　　高宗现在最渴望的就是安全。
　　那什么叫安全呢？
　　在高宗眼里，离金国越远就越安全。
　　南京比临安离得近，就不太安全；回到东京更是自找死路，高宗可没那么笨。
　　又一个新年来临之时，高宗将大宋的年号改为“绍兴”，意思是“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
　　高宗希望一切都平平安安的，战争永不再来。
　　一脸无辜状的秦桧
　　在这样的时候，秦桧回来了。
　　他是从北边的金国逃回来的。
　　秦桧原为北宋的御史中丞，在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后，金国有意要南宋立异姓为帝，以便操纵其为傀儡王朝，百官们都明哲保身，只有秦桧站出来要为大宋保存赵氏帝脉。结果赵氏帝脉是保存下来了，秦桧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金国抓到北地去，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失败王朝的人质。
　　现在秦桧终于回来了，高宗那叫一个欣喜若狂。因为秦桧是有恩于他的人，高宗在把酒言欢之余，说了这样的话：“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佳士。”看来高宗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但是高宗的高兴没有持续多久，战争就来了。
　　完颜昌的二十万大军在攻占楚州后又转攻泰州，驻守泰州的岳飞部队寡不敌众只得退守江阴。消息传来，高宗忙问计于秦桧，因为秦在金国呆了不少时日，最清楚金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秦桧当然知道金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不慌不忙地对高宗说：“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秦桧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高宗要想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就要南方的归南方，北方的归北方。这样一来，金国和南宋的分界线就不是以黄河为界而是以长江为界了。对于南宋而言，毫无疑问它意味着巨大的主权和国土、财富损失。
　　秦桧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高宗觉得这个人面目很模糊——这是当年那个一心要为大宋保存赵氏帝脉的秦桧吗？“南自南，北自北”虽然只有区区六个字，可一大半的国土就要沦丧于金国之手。虽然严格说来高宗也不是什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但做这么大的一个国土切割他还是会肉痛的。
　　因为江山是他的，有人来抢毕竟舍不得。再者说了，高宗即便可以做到忍痛割爱，朝廷那些还在做着“中兴春梦”的官员们会由着他这么干吗？高宗头都痛了。
　　但最后，首鼠两端的高宗做了如下的举动：他让秦桧先写一封讲和之书，却不以国书的形式而是以私人信件的形式让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找机会转交完颜昌。说到底，作为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高宗既要和平又要面子。
　　可惜完颜昌没有给高宗面子，他的攻打还是一如既往。也许完颜昌等待的是高宗的国书而不是私人信件，也许他一点都没有讲和之意，反正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高宗也不知道。虽然他很想知道，但是却没有任何途径能让他明确知道。每天，心思重重的高宗看见在朝堂上做一脸无辜状的秦桧一言不发，气就不打一处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完颜昌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外，也只有这个秦桧知道他内心的脆弱与彷徨了。只有秦桧知道他高宗在拿大宋朝的热脸孔贴大金国的冷屁股啊！这样的发现让他感觉到是一种耻辱，他几乎都不敢正视秦桧了。
　　秦桧也不争气，竟然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煞有介事地建议：为解国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秦桧此话一出，与他同时为相的主战派领袖颐浩马上激愤不已，他指责秦桧是“投降言论”，秦桧回击他“自不量力，误国误君莫过于此”。最后还是高宗拍了桌子。他质问秦桧“朕是北人，归到哪里去？！”随后，恼羞成怒的高宗罢了秦桧的官，还表示朝廷以后永不复用他。至此，一个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之间第一次翻脸。高宗心里暗暗松口气，觉得满朝上下，再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了。
　　秦桧走后，朝廷成了主战派的天下，人人一片喊打和复国的声音。高宗因为受到完颜昌的冷遇，悲从中来，也觉得必须要给金敌一点教训，就原则上同意颐浩带兵出击。但很可惜，颐浩屡战屡败，宋军的长江防线岌岌可危，高宗一怒之下也撤了颐浩的相职，主战派群龙无首，求战的声音一下子微弱了许多。此时的高宗真是战、和皆不可行，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临安的行邸日夜抓狂不已——这个脆弱的王朝看上去时刻有崩盘的危险。
　　但是历史佬儿此时又睁开了他紧闭已久的双眼。
　　他看上去有些可怜高宗，于是安排了一个重要人物的死亡。
　　死者是金太宗。金太宗一死，大金国的完颜家族就停止了对南宋的征伐，忙着回去争权夺利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比在外面做战争的替死鬼要重要得多。完颜家族的人都不傻。他们知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完颜昌特别不傻，他没有空手而回，而是给高宗写了一封信。
　　这是高宗盼望已久的一封信。因为完颜昌向他充分表达了一个国家的诚意。完颜昌说，只要宋廷臣服，不仅徽宗的灵柩（徽宗此时已命丧五国城，灵柩一直未能南归）可以归还，而且金属河南之地也可以归还。
　　高宗当然明白，完颜昌要的只是他的一个政治姿态，以便为其主政金国增加砝码。应该说，完颜昌开出的条件是优厚的：迎回先帝灵柩是南宋的一大愿望，而河南之地完璧归赵毫无疑问将提升高宗的统治威望。但与此同时，完颜昌开出的条件也是异常苛刻的：要宋廷臣服意味着两国不平等关系的开始确立，一个南迁王朝将从此跪倒在一个北方王朝面前。高宗如何抉择？
　　这是对一个皇帝的尊严考验，也是一个王朝即将要面临的生死抉择。但事实上，完颜昌并没有给高宗皇帝多少考虑时间。完颜昌可能认为，这不是考验和抉择，而是一种恩赐。高宗应该抓住机会，有所作为。绍兴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金使张通古、萧哲历史性地出现在临安城。他们两人一为“诏谕江南使”，一为“明威将军”，要高宗跪接金国最高统治者的诏书。
　　高宗陷入了长考。此时秦桧又被起用为宰相（高宗虽然曾经表示永不复用秦桧，但由于秦桧在和谈方面确是一把好手，高宗只得再次起用他），秦桧对高宗又做了些思想政治工作，高宗不免心动，在经过四分之一柱香时间的思考之后，他说了如下一句话：“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其安生，朕矣何爱一己之屈？”高宗决定跪接金国诏书。
　　临安城在得知了高宗的态度之后骚动了。这是一个王朝的骚动。司勋员外郎朱松等人上疏表示“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而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要求皇上直接处斩主持和议的秦桧、王伦等人。
　　但是高宗不喜欢这样的骚动，他甚至觉得自己很委屈——以万乘之尊为国家推金山倒玉柱，试问古今中外，有几个皇帝可以做到？高宗在委屈之余还有埋怨——衮衮诸公尽知道上疏上疏，却不能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以雪君耻……在这一点上，秦桧就做得比他们好！
　　当然高宗袒护秦桧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和议最大的主持人不是秦桧，而是他高宗。高宗可不想因为处斩秦桧惹火烧身。于是那些带着怒火的奏疏在进行了一番公文旅游之后最后全到了秦桧手中。秦桧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在高宗的默许下对这些和议的反对派进行了触及灵魂的大清洗，其中程颐的门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王朝的血性在一夜之间似乎被阉割殆尽。
　　但是当兵的不干了。御军中将杨沂中警告说，现在军心不是不稳，而是很不稳。如果皇上执意要行屈膝之礼，到时侯兵们闹将起来，皇上的安全能不能得到保证暂且不说，金使张通古、萧哲怕是要成为肉酱了……杨沂中说这番话的时候，张俊和韩世忠这两位帝国最高军事统帅站在一边将牙齿咬得嘎嘎响，大约也是痛心疾首的意思。高宗的心里真是凉透了，他偷眼看秦桧，秦桧还是做一脸无辜状一言不发。高宗于是又不爽了，他就发了狠话，明确告诉秦桧这位议和宰相：为国体计，他高宗是不会跪了。但是和议之事还是要办好——决不可以再起战争，决不！至于怎么办嘛，秦爱卿看着办……
　　这下秦桧算是知道夹缝里的老鼠是什么滋味了。高宗一气之下做了甩手掌柜，只苦了他这个具体干事的；另一方面，在全体南宋人民的心目中，他秦桧今后无论再做成什么事，怕是都脱不了“投降卖国”的嫌疑……
　　但事情还是要做，因为金国已放出口风来，称高宗到底跪不跪给句痛快话，如果不跪，他们也就不认这个南宋皇帝了，而是另立钦宗为帝。因为钦宗是个曾经跪过的皇帝，他们放心。
　　秦桧突然感觉自己已然被逼到历史的死胡同，一个王朝的重量都压到了他身上。这才是绍兴八年啊，难道南宋这个王朝就此灰飞烟灭？难道他的宰相生涯就此结束？他终于跪了下来，为一个苟且偷生的王朝而跪，同时也为他的相位而跪。秦桧以内阁总理的身份跪在金使张通古、萧哲面前，一脸诚恳地告诉他们，他是为高宗皇帝代跪，因为高宗皇帝在为先帝徽宗守丧，现正处守丧期，不便跪接诏书，只好由他秦桧代替天子率百官来跪接。张通古、萧哲为难了——都说秦桧狡猾，没想到会如此狡猾，这诏书给还是不给呢？他们左右为难。
　　但他们并没有为难多久，因为秦桧伸手来夺了。秦桧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施舍唾手可得，而有些施舍却要努力去争取甚至去抢夺。现如今，他正面临这样的时刻。张通古、萧哲松手了，在经过了很出时间猫戏老鼠般的抢夺之后，他们看见秦桧涨红着脸最终将诏书抢到手中并且紧紧抱在怀里，如获至宝。张通古、萧哲脸上浮起轻蔑的笑容。他们放声大笑。这是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放声大笑。秦桧也小心陪笑，这是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小心陪笑。而在离他们不远处的一个暗室里，有一个人长长地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的皇位算是保住了，这个动荡不安的王朝在短时间内应该生存无忧。
　　完颜宗弼生气了
　　然而事隔不久，这个王朝又开始为生存担忧了。
　　因为完颜宗弼生气了。
　　完颜宗弼生气是针对完颜昌的。这两个政治上的死对头时刻在寻找着对方的软肋，以便完成致命一击。完颜昌让地和宋的做法让完颜宗弼很生气——完颜宗弼觉得完颜昌简直是丧权辱国！
　　绍兴九年七月，完颜宗弼在扳倒了完颜昌的政治同盟军宰相宗磐之后，直接拿他开刀。一个月后，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死翘翘了，他的家族也被满门抄斩。随后，完颜宗弼以大金国“都元帅”的身份撕毁了宋金两国和约，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攻占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等城市，这些地方原本是宋金两国和约中金国归还给南宋的部分。
　　高宗也很生气。本来这些国土完璧归赵大大提升了他的政治信誉，可完颜宗弼这么搞，让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可怜的孩子，刚刚到手的玩具还不知道怎么玩就被抢了回去了，这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另一个让他下不来台的原因是秦桧代表他所做出的屈辱一跪——这件事，全国人民都知道啊，完颜宗弼这么搞，完全不给他面子嘛！
　　高宗简直有些歇斯底里了。他开始下诏称金人为“贼”，发誓要雪靖康之耻。高宗前所未有的高调之举让满朝的士大夫们兴奋不已，一个王朝的斗志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岳飞也很争气，他所率领的岳家军一鼓作气收复了颖昌、陈州、郑州等地。这让高宗很是扬眉吐气。
　　当然也有人恐慌不已。比如秦桧。因为岳家军如果完胜完颜宗弼部队的话，他秦桧的下场恐怕会很惨。
　　毕竟他的屈辱一跪丢了大宋朝的脸面，最主要的是丢了高宗的脸面。如果战争最终证明这一点是成立的话，恐怕他再也不能在大宋官场混下去了。
　　所以秦桧很在乎岳家军的战况。当然他更在乎的是高宗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高宗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岳家军开始孤军深入，渐渐胜少败多了。
　　而完颜宗弼在此时向他释放和意，这让高宗忍不住心猿意马起来——他不再下诏称金人为“贼”，也不再发誓要雪靖康之耻。作为南宋的最高统治者，曾经高调的高宗开始回归理性：他对岳飞、韩世忠等人明升暗调，任命他们为枢密使和副使，从而罢免了他们的兵权。同时他命令秦桧整编岳、韩两支队伍，将一支威武之师整编成绵羊之师！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高宗眼里，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怎么合乎逻辑地杀掉岳飞，以满足完颜宗弼的议和条件——不错，完颜宗弼就是这么向高宗提议的，高宗为了国家“和平”，爽快地答应了完颜宗弼这一苛刻的议和条件。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年仅三十九岁、以“精忠报国”为己任的岳飞被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毒死。南宋帝国最后一根脊梁轰然倒坍。一个王朝开始迈入它最为温顺的臣服时代。高宗依旧在“皇位”上一脸威严地端坐着，他的身边，是对国家和平作出多次卓越贡献的有功之臣秦桧。他们在凝神静听，听不远处钱江潮水千年不变的涛声；他们在虔诚祈祷，祈祷这个动荡不安的王朝从此风平浪静。
　　那么接下来，这个王朝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愤青皇帝的悲情
　　七十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从公元1141年到公元1217年，南宋这个王朝依旧在地球上存在着。虽说活得有些屈辱，但好歹是存活了下来。由于南宋一直按照合同规定向金国交保护费（岁币），因此这几十年来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所谓花钱买平安，这个道理不仅汉人懂，金人同样懂，所以这两个国家大体上相安无事。
　　但是蒙古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局面。
　　蒙古是靠骑兵起家的。
　　蒙古骑兵是火，是风，更是催命符。
　　他们摧垮了曾经强大的金国。
　　公元1214年，在政变中匆匆上台的金宣宗无可奈何地发现，天变了，中都燕京实在是守不住了，不迁都是不行了。五月十一日，他下诏南迁汴梁。
　　这是一次悲壮的南迁，它宣告了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度走向没落的开始。从此以后，在蒙古人眼里，金和宋一样，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军事欠发达国家。
　　他们注定要走向灭亡，而蒙古注定要走向强大。这是历史发展的潜规则。
　　临安政府首先感到不安了。
　　世界就这么大，现在金廷南来，以后同在一块地里刨食看来是免不了，怎么办？
　　在这样的时候是要讲究生存智慧的。一个苟且王朝对另一个苟且王朝的生存智慧。七月，在金宣宗依旧摆着大国架子派人来临安催讨这两年应交的保护费时，临安政府展开了国家命运前途大讨论。
　　问题有两个。首先是保护费要不要交？如果不交，这一大笔钱又作何用途？
　　起居舍人真德秀是个愤青。他强烈建议罢交保护费，拿这笔钱去修固两淮。真德秀高瞻远瞩地指出，金政府是个行将灭亡的政府，它根本保护不了南宋朝，所以朝廷不必在它身上乱花钱了。但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乔行简认为蒙古之势可忧，在此情况下金国的存在对朝廷是有利的，是一大屏障。这个时候如果得罪金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宁宗皇帝夹在两派意见当中难以取舍，觉得做一个软弱王朝的皇帝真的是好艰难好艰难。最后他还是采纳了真德秀的意见，决定做一个愤青皇帝。
　　战争很快就来临了。
　　事实上不管宁宗要不要做一个愤青皇帝，战争都会不由分说地来临。
　　因为金宣宗已经撑不住了。当时河北已被蒙古所据，各地残兵败将都逃到了河南，吃饭穿衣都成问题。
　　金宣宗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富庶的江南。
　　特别是临安。
　　从嘉定十年到嘉定十七年，金宋之间打了七年时间的战争。金宣宗发现，南宋这个国家他这辈子是打不下来了。
　　不是南宋太强大，而是时运太艰难。
　　因为金国几乎是在四条战线同时作战。北面和西北要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夹击，南面和西南则要分头进攻南宋。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分兵作战导致的“攻无力”，而是没钱打仗了。最终金宣宗迎来了他帝王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七年之痒。嘉定十七年三月，金宣宗宣布停战。
　　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胜利者。南宋几乎打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战争后期，军用不足，宰相韩侂胄拿出自己的二十万钱资军。与此同时，政府发行的纸币竟然多达一亿四千万贯。一个王朝的国力被完全亏空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理宗亲政后，南宋王朝就像当年钦宗执政一样，走到了它的末世光景。
　　理宗亲政之前曾经有过八年卧薪尝胆的非凡经历，因此这个皇帝一上来就比较猛，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惟我独尊，他做的那是相当地到位。
　　当然他做的最石破天惊的一件事是与蒙古签约，两国联合起来共同灭金。这是公元1232年年底时发生的事，但是理宗不认为这是与虎谋皮。他执拗地向大臣们解释，他的英明决策与当年钦宗“联金灭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大臣们不相信这一套，因为他们嗅到了末世的气息。
　　1234年正月，末世的气息首先笼罩了大金国。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大金国的两个末代皇帝在城破之日以不同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一个历史上曾经充满生命力的王朝就此谢幕。可理宗却没有尝到战胜国的喜悦，因为强大的蒙古开始以一种居心叵测的目光看待他了。
　　这样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
　　这是1234年的春天，这是一个帝国的早晨，却是另一个帝国的黄昏。它们貌合神离地站在中原大地相互注视，四周，是挥之不去的血腥气。宋理宗终于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自以为是地担当了某种过于强大的角色，却最终自不量力，这是他的悲剧——他原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演技将这个角色演好，但是实力说明一切，他的角色演出到此为止了，接下来，他将注定扮演一个悲情角色，直至剧终……
　　刘整为什么
　　从1235年开始，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蒙古开始了对南宋漫长的进攻。
　　但是南宋这个帝国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蒙古大汗蒙哥不知道从何下嘴。
　　事实上这样的困惑不仅仅属于蒙古，也属于曾经的大金国。
　　因为南宋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是金兵数度南下却总是收效甚微——他们的战术有问题：金兵采取气吞万里如虎的打法，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妄图一口吃成个胖子。
　　可最后他们始终成不了胖子。原因就在于巴蜀自古难攻，而中部长江天险固若金汤，至于淮东，表面看上去平原处处，却也水网密布，所有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大金国苦恼不已。
　　也让现在的蒙古帝国苦恼不已。
　　到底什么地方才是南宋的软肋？
　　这个问题的答案，蒙古帝国的核心人物忽必烈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公元1267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忽必烈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
　　是刘整告诉他的。
　　刘整曾经深爱着他的祖国——南宋。但是祖国的统治者却不爱他。这个智勇双全的河南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金地逃回来报效他的祖国，祖国的统治者刚开始也接纳了他。他在解围鄂州之后被提拔为泸州的军事指挥官。但是贾似道当权时期，他因为不趋炎附势而被清洗了。这是六年前的事，当时这个满脸冤屈的失意将领还告了御状，要求平反冤假错案，但是皇上没有理他，因为度宗皇帝和贾似道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刘整申冤无望，报国无门，一气之下就投降了蒙古。
　　现如今，他向忽必烈献计了。刘整说：“攻宋之计，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刘整在投降之前原是负责南宋长江前沿防务的重要将领。他太知道这个王朝的软肋在哪里了。刘整向忽必烈详细说明了攻打襄阳的重要意义。刘整说，襄阳一旦得手，就可以沿着汉水入长江，然后沿江东下，整个两浙就如探囊取物了。襄阳一失，宋军也许会反扑，但事实上已经于事无补了。因为在川的宋军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出川救援；而下游的宋军要想沿江增援，那是逆水行舟，根本就来不及。何况我们的部队以逸待劳，顺江而下，取胜应该是不难的。
　　忽必烈听得茅塞顿开。
　　何止是茅塞顿开，他简直是听到了一个王朝宫殿吱吱嘎嘎的断裂声。是什么原因，让刘整这个归降的南宋前重要将领献出如此锦囊妙计？忽必烈想不通。但是有一点忽必烈是明白的，这个王朝肯定出大问题了，以至于它的子民们要离心离德，必欲除之而后快。
　　春宵苦短，人生苦短
　　贾似道却觉得这个王朝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南宋的历史上，贾似道是继秦桧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同时他也是个享受型的宰相。
　　贾似道最喜欢呆的地方是西湖上的楼船。这种船高大威猛却又繁花似锦。贾似道醉卧花丛中只恨春宵苦短，人生苦短。
　　但是战争却已近在眼前。因为忽必烈要行动了。忽必烈任命阿术、刘整为统帅，率领大部队浩浩荡荡向襄阳进发。
　　忽必烈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这一次也不例外，因为在刘整的未雨绸缪下，襄阳已是个有漏洞的城堡。
　　早在几年前，刘整就建议忽必烈对襄阳要有所作为，要想办法撕开一个口子。不过当时的襄阳固若金汤，要撕开一个口子谈何容易？但是刘整做到了。
　　因为刘整明白，城堡可以固若金汤，守城的人却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当时的襄阳军事长官是吕文德，这人身上有很多优点，比如打仗勇敢，不怕死。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贪财。
　　一个贪财的人注定不是个固若金汤的人。在刘整的建议下，蒙古帝国只用一条玉带就换取了他们在襄阳城外开辟一个榷场的优惠条件。现如今，这榷场已经瞒天过海变成一个蒙古帝国的军事要塞，它就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襄阳城外。
　　但是吕文德是不会承认他决策失误的，因为他已今非昔比。现在的他是一个帝国军事统帅，这揩屁股的事只能是留给他的继任者去完成了。吕文德的继任者是他的六弟吕文焕。此时的吕文焕真是有苦说不出——他不仅要直面蒙古人钉在他大门前的钉子，他还要面对被围困而死的命运。因为阿术在白河口、鹿门山两个地方也修建了城堡，从而在汉水上切断了襄阳城的粮草补给线。
　　这下吕文焕慌了，他写信给吕文德，抱怨他这个当哥哥的让弟弟揩屁股、背黑锅，不道德。吕文德到此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一个劲地藐视敌人，声称他的能量如何了得，如果阿术、刘整真的敢进攻的话，他将率大军亲自前往迎敌，“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吕文德还豪迈地作如是想像。
　　但也只是想像而已。公元1268年九月，南宋的汉水防线已被蒙军完全切断。十一月，蒙军突破了京湖都统制张世杰部的阻击，从而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襄阳成为孤城。此时的吕文德躲在临安城内，不再作豪迈的想像，或者说他不再当众作豪迈的想像。帝国的明天在哪里？他的明天又在哪里？吕文德绞尽脑汁，一筹莫展。
　　吕文德一筹莫展，贾似道也依旧在西湖的楼船上逍遥。
　　因为蒙军包围的是襄阳而不是临安，所以贾似道不急。
　　其实蒙军即使包围了临安贾似道也不会太急。
　　因为贾似道不是在西湖的楼船上就是在去往楼船的路上。临安太大，他真正关心的地方只是湖上的那一艘楼船。
　　但是百官们急了。
　　百官们着急并不表明他们有多爱国，而是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蒙古人来了，好日子快到头了。为了不让好日子到头，百官们商议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增援襄阳。只有襄阳不失，临安才能不失。
　　他们找到了贾似道，七嘴八舌地提议要枢密院一个叫高达的官员赴援襄阳。贾似道在花丛中悠悠然地起身，觉得这事不好办。他反问诸官员：如果派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
　　百官们沉默了。这事的确不好办。谁都知道吕文焕兄弟都是贾似道的人，如果派高达入援，那么吕文焕怎么办？是撤职还是内调？当然吕文焕撤职还是内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贾似道宰相的脸面。这从今往后，贾似道的脸往哪儿搁？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一下子就变成了复杂的官场问题，这可真是一个王朝的不解之谜。
　　既然是不解之谜那谁也解不了。百官们沉默地离开了，贾似道重新在花丛中躺下，只恨春宵苦短，人生苦短。
　　吕文焕也聪明，知道给他的主子贾似道一个台阶下。
　　因为百官们虽然沉默地离开了，但保不齐他们中间会有人给皇上写匿名信，控告贾似道宰相行政不作为。
　　所以吕文焕在一个阳光晴好的午后，用了一些热烈的形容词向朝廷谎报襄阳大捷。如此一来，吕文焕得到了三个好处：一，有了军功；二，阻止高达入援，因为襄阳有吕文焕一人足矣；三，贾似道对他更刮目相看。
　　当然吕文焕这么做也是在铤而走险。因为阻止高达入援，襄阳将更加岌岌可危。这是一个危险的帝国游戏，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吕文焕之所以敢玩是他相信有两个人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死翘翘：一个是他哥哥吕文德，一个是他主子贾似道。
　　吕文焕不相信这两个人会拿帝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
　　但是吕文焕太天真了，这两个人也许不会拿自己的荣华富贵开玩笑，却太有可能拿帝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了。因为帝国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而是那个什么都蒙在鼓里的度宗皇帝的。
　　不过度宗皇帝此时已奈何不了贾似道了。
　　“君弱臣强”是他俩关系的最好写照。
　　其实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有“君强臣弱”或“君弱臣强”的现象。尤其是到一个王朝的末世，这样的现象会来得更加严重。
　　现在的南宋就是这样。比如贾似道可以入朝不拜了；不仅如此，退朝的时候度宗皇帝还要站起来目送他离去，以示尊敬。当然大部分时候贾似道是可以不用上朝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和一大群老婆在一起席地而坐，专心致志斗蟋蟀，或者和道士们一起在他新建的“半闲堂”里研究性命之术。
　　度宗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他对国事还是关心的。虽然贾似道努力不让他关心国事，但江山是赵家的，度宗抓住机会还想有所作为。他问贾似道：襄阳被围三年了，到底该怎么办啊？贾似道故作不解：蒙古兵早就退走了，陛下哪来的小道消息啊？度宗政治斗争经验不丰富，老老实实回答说是一个宫女告诉他的。贾似道步步紧逼，逼度宗说出这个宫女的名字。最后这个多嘴而可怜的宫女就在某一天早晨离奇死去了。
　　这就是南宋王朝宫廷斗争实录，“君弱臣强”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只手遮天的贾似道最终也明白，他可以骗度宗，却骗不了忽必烈，为了将性命之术研究到底，襄阳那边绝对不能出事。
　　在最危急的关头，贾似道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准备去增援襄阳。
　　吕文焕不再叫唤，因为这是贾似道安排的人。贾似道这样安排，说明形势确实很严峻了。
　　再一个原因是吕文德死了。吕文德在死前告诉了贾似道襄阳有一个大漏洞，这让贾似道对吕文德兄弟开始另眼相看——吕氏兄弟不过如此。
　　弟以兄贵，弟也以兄贱。也就是说，吕文焕在贾似道心目中的分量开始降低。
　　吕文焕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再来事。
　　吕文焕的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会无意义地来事。
　　上一次来事他达到了三个目的，这一次他如果来事只能达到一个目的：找死。
　　因为贾似道不喜欢过分矫情的男人。
　　他只喜欢过分矫情的女人。
　　但是范文虎开始矫情了。
　　范文虎是贾似道的女婿。在吕文德死后，他被贾似道狠狠地提拔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贾似道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看住度宗，范文虎就是这样一个可靠的人。
　　可范文虎志存高远，他不愿意只做看家狗的角色，他还要去建功立业。范文虎提出他要去襄阳，免得功劳只归李庭芝一人。
　　贾似道哭笑不得。见过抢功的，没见过这么抢功的。如果是公费旅游，女婿去襄阳毫无问题。可这是打仗啊。如果打了败仗回来，他范文虎的脸往哪儿搁，我贾似道的脸又往哪儿搁？！
　　贾似道在最初坚决制止了范文虎的蠢蠢欲动。但是范文虎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范文虎说他可以做一个福州观察使（相当于副部级巡视员），一来可以对李庭芝遥控指挥；二来可以抢功。李庭芝仗打得再好，那也是在范文虎的指挥之下取得的啊。
　　贾似道笑了。第一次，他发现自己的女婿如此聪明。
　　襄阳的秘密
　　贾似道笑了，李庭芝却要哭了。
　　因为新任福州观察使范文虎处处和他做对。李庭芝频频邀请范文虎共同进兵襄阳，范文虎却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按兵不动。
　　事实上范文虎也不知道什么叫时机成熟。这个从来没去过襄阳的浪荡子弟甚至得了“襄阳恐惧症”。他寄希望于李庭芝单兵突进，一下子就解了襄阳之围。但李庭芝被分兵以后势单力薄，根本无力单独进攻。
　　南宋王朝的两支正规军就这样在两个遥远的地方遥遥相望，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朝廷上的百官们着急了。他们不能眼看着两支正规军就这么干耗下去，纷纷上疏要求范文虎振作起来，迅速进击。但是他们的奏疏遭到了贾似道的严厉弹压。贾似道是个脸皮很薄的人，不允许他人随便议论自己的女婿。因此这些上疏的人命运被改变了。他们被迫离开了朝廷。这中间还包括后来声名鹊起的文天祥。
　　蒙古方面，阿术和刘整则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他们造战舰、练水军，时刻准备攻城。当然，他们心中也有疑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襄阳城，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还能坚守三年？难道上天真的可怜这个软弱、平庸的王朝，一时恻隐心起，让他命不该绝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襄阳城久围不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它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秘密呢？
　　公元1270年12月，襄阳的秘密被一个叫张弘范的蒙军将领发现了。原来襄阳西面还有粮道，这三年正悄无声息、源源不断地供应襄阳城粮草。因此尽管汉水补给线被蒙军切断，襄阳却还能靠着西面粮道活得很滋润。张弘范立即建议：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彻底堵死襄阳与外部的所有联系。
　　他的建议被忽必烈采纳了，西路蒙军开始行动。李庭芝感到事态严重，也不再指望范文虎协同作战，而是带了自己的队伍直扑襄阳。由于兵员严重不足，李庭芝还在当地招了三千人，组成一支义勇军，准备向襄阳突袭。义勇军的头领叫张贵，他是个不怕死的角儿，在元军的重重包围下奋力突围，但是由于范文虎的部队不肯接应，张贵和他的义勇军最终全军覆没，襄阳城危在旦夕。
　　当然元军最后拿下襄阳城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襄阳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城，它位于汉水南岸，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互为犄角，真正是易守难攻。阿术和刘整采取了切断联络、各个击破的方式，先是烧毁了襄、樊之间的浮桥，然后用重兵先下比较容易攻克的樊城，最后再围攻襄阳城。
　　在来自西域的火炮猛攻下，吕文焕带着他的残兵剩将负气投降。他是真的生气了。原先，他以为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会拿帝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但是他错了，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如此的军事不作为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耻辱，作为贾似道爪牙的耻辱。
　　爪牙也是人，爪牙也有耻辱，爪牙生气起来还会咬人。愤怒的吕文焕在降元之后自请为前锋，率领大部队去攻打驻扎在郢州的范文虎所部。这毫无疑问成为了一个王朝的悲剧，却又是另一个王朝的喜剧。忽必烈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不再有类似于“刘整献策”式的不解。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明白这个王朝为什么要人人起而倒之，因为人心散了，仇恨已是无处不在。
　　江山唱晚曲终人散
　　度宗也充满了仇恨。
　　因为他被贾似道骗了。
　　曾经，贾似道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蒙古兵早就退走，可一转眼功夫，襄阳已落敌手。襄阳一失，临安城何以自保？度宗眼泪都下来了。
　　满朝的文武百官也群情激奋，因为他们几乎看不到自己的明天。一时间倒贾声四起。
　　但贾似道却屹立不倒。
　　因为他能屈能伸。
　　他一边流着眼泪向度宗提出辞呈，一边指使御史上疏挽留自己。
　　度宗一声叹息。
　　他只能一声叹息。
　　因为这个王朝可以没有度宗，却不能没有贾似道——多年以来，贾似道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他的女婿范文虎就是禁军总领；这个帝国大大小小的部队将官都是贾似道的人。
　　贾似道可以换掉皇帝，皇帝却不能换掉贾似道。这就是度宗时代的政坛现实。
　　另一个“贾老儿不能走”的重要原因是接下来的帝国防卫战还要贾似道同志去指挥。对于军事，度宗是两眼一抹黑。
　　所以贾似道的相位依然是稳如泰山。
　　但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
　　因为元军随时会从襄阳顺江而下，进犯临安。
　　朝野上下的爱国积极性突然就起来了。人人都知晓这是最后的机会——只有挽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王朝，他们才有自己的明天。
　　四川官员张梦发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长江中上游一带的防务，要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目的就是阻止元兵东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做的一点是封锁汉江口岸，同时守住玉泉山。当然能够在峡州以下化民为兵且耕且守那是最好不过了。
　　度宗皇帝钦点的新任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则上疏提出应急三策。他认为上策是“举全国之兵，相距百里而屯”，这样步步为营，可以保临安无虞；中策是花钱消灾，仿效以前对辽的政策，给元岁币，求一时平安以图东山再起；下策则是万一战败，以死殉国。
　　汪立信在这封奏疏中还大骂了贾似道误国至深，这让贾很不舒服。贾似道有一个本事，总能在皇上之前看到奏疏，然后由他决定是否呈送。这一回，汪立信的奏疏遭到了被扔到地上再踏上一脚的命运，同时还有一口浓痰覆盖在它身上。吐痰者是贾似道。贾似道边吐还边咬牙切齿地骂：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汪立信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所以贾似道才这样骂）！
　　当然献策的不止以上两位。四川制置司甚至还搞到了刘整给忽必烈的奏稿，上面明确提出了元兵攻取江南的策略，制置司的官员将奏稿毕恭毕敬地上奏朝廷，希望朝廷尽快有所动作。但所有这一切到了贾似道这里都变得毫无用处。因为贾似道在开始忙一件大事，一件在他看来比眼前的战争要重要得多的大事。
　　1274年7月，南宋帝国年仅33岁的度宗皇帝在一声叹息后因病离开人间。接下来，谁将入继大统，就成了贾似道最关心的事。
　　贾似道要忙的大事就是，选一个最听话、对他最有利的人来当皇帝。
　　皇帝候选人有四个：度宗的三个儿子，还有建国公赵罡。
　　度宗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不懂事。只有赵罡年富力强，可当大任。
　　但是贾似道作出了他的选择：弃建国公赵罡不用，立年仅四岁的皇太子为帝。名号为“恭帝”。
　　这是非常不符合国家非常时期立君潜规则的，贾似道这么做有僭越之嫌！
　　但是贾似道就这么做了。
　　因为他不是别人。
　　他是贾似道。
　　天子都要看他脸色的贾似道。
　　贾似道心里很明白：南宋的江山是守不了多久了，这个屈辱的王朝正迎来它的夕阳红。他要紧紧抓住最后的夕阳红，让自己也灿烂一把。莫道夕阳红，为霞尚满天。贾似道愿与天地同辉。
　　虽然这绝对是最后的同辉了。
　　但是忽必烈不可能给贾似道享受夕阳红的时间了。他对南宋的江山是志在必得。
　　九月，十万元军在襄阳完成了集结，开始兵分两路，直扑临安。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因为宋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在襄阳失守之后，一个王朝的底线就被突破了。
　　宋军守将率领所属部队成建制地投降，这当中竟然包括被岳父贾似道派到安庆去驻守的范文虎——他是在两军还未交战就主动投降了。
　　可以说，这不仅仅是范文虎一个人的耻辱（范文虎是不是真的有耻辱感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还是一个王朝的耻辱。
　　而且接下来，这个王朝还有机会亲眼目睹一场更大的耻辱。
　　刘整死了。
　　刘整是被气死的。
　　因为他看到吕文焕争先恐后，愤勇杀敌，觉得自己为大元朝立头功已然无望，一时急火攻心吐血而亡。
　　这真是一个行将灭亡王朝的大耻辱。因为不管是刘整还是吕文焕，他们都曾经是南宋这个王朝的将领，现如今，降将们以争先恐后灭宋为荣，以甘居人后、不立头功为耻，这样的王朝不亡，那真是没天理了。
　　贾似道亲自出马了。
　　他也只能亲自出马，因为守将们都降得差不多了。他的身后，只有那个四岁的娃娃皇帝以及年迈的太皇太后。
　　贾似道是领着十三万人马来到芜湖的。这十三万人马差不多是这个王朝的全部家当了，贾似道不舍得全部拉出去打。他一到芜湖，就想方设法遣使议和，但是元军最高军事统帅伯颜拒绝了他卑躬屈膝、厚颜无耻的乞和请求。他希望贾似道有骨气一点，像个男人一样痛痛快快地干一仗。
　　贾似道哭了，因为他感受到了一种死亡气息的来临。在最后的时刻，他上书太皇太后要求迁都，以求在形式上保持一个王朝的存在感，以求在形式上让他再做这个王朝的宰相。但是太皇太后解除了他的所有职务——这个远比贾似道有主见的女人在形式上解除了这个男人与这个王朝之间的一切联系。
　　贾似道时代结束了。
　　元兵像潮水一样对这个王朝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临安城的百官们像潮水一样出城逃难。
　　太皇太后目睹此情此景，悲壮地下了诏书：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诏书情真意切，一字血一字泪，但百官们依旧像潮水一样出城逃难，因为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这个王朝快完蛋了，诏书已经不顶事了。他们同时还明白另一个道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太皇太后的诏书最终形同废纸。的确，在这样的时刻，道德恐吓已经无济于事。这个年迈的女人注定会和她年幼的孙子一样，成为这个偏安王朝最后的殉葬品。没有人会拉她一把，更没有人与他们一起殉葬。这既是一个王朝悲哀，又是历史背后难与人言的潜规则。
　　公元1276年，也是所谓的南宋德佑二年，我们这个帝国的道德最终未能佑护这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正月十八，太皇太后向伯颜呈交降表和国玺，表示无条件投降。伯颜接受了降表和国玺，并希望宋廷宰相来营商谈具体事宜。但是此时宋廷差不多人去楼空了。宰相陈宜中逃到温州去了，另一位名义上的宰相（少傅）张世杰也跑了。最后只有文天祥站出来代表宋廷来到了元营，开始了一个王朝最后也是最屈辱的投降仪式……
　　江山唱晚。南宋曲终人散。
　　秦朝：
　　孤独的孩子看不住铁打的江山
　　青年赢政的心理问题
　　很多年之后，没有人知道那个叫赢政的孩子拥有怎样的童年；更没有人会将他的童年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命运做一个相关的联想。
　　不错，事实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落一样——当秦帝国的命运被交给一个从小心理有阴影的人去掌控时，孤独的孩子注定看不住铁打的江山。
　　一切不妨话说从头。
　　秦始皇赢政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全感。
　　因为他天生就是个人质。
　　他的父亲子楚在秦赵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被作为秦朝的人质留在了赵国。若干年后，子楚在赵国娶妻生子，这才有了小人质赢政。
　　赢政当然知道他的祖国是秦国，但却不可能回去看一眼。因为他是一个人质。
　　从小，他就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从小，他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
　　如果这辈子，他终生被质押在赵国的话，这种痛苦将陪伴他一生。不过仅此而已，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质。
　　但是命运的翻云覆雨手此时伸向了他——吕不韦出现了。吕不韦命中注定要将这个孩子的命运和一座江山的命运绑在一起。
　　不过，吕不韦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命运也被这个孩子给主宰了——若干年后，他成了秦始皇赢政的阶下囚。当然这是后话。
　　吕不韦其实只是个商人。在这个世界上，商人有很多，但吕不韦是个非同寻常的商人。
　　他问父亲：如果能拥立一个国君上任，可获利多少呢？
　　父亲告诉他：其利千万倍，不可计也。
　　吕不韦于是抓住商机，开始行动。他以金钱开道，先后运作子楚和赢政回秦国，又耗巨资运作子楚成为秦国国君。
　　吕不韦成功了，他果然获利千万倍，成为秦国的宰相。
　　这时的秦国，仅仅是战国七雄之一，国君庄襄王子楚在做了多年的异国人质之后乍登大宝，惊惧之余唯处处小心谨慎，只求安安心心过好下半辈子，哪有什么统一中国的宏愿；赢政当时只有十岁，不爱说话，整天只拿惊惧的眼神四处看，谁都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只有吕不韦在四处圈地，发着狠地要将失去的损失夺回来。
　　一切的迹象都表明，此时的秦国只是个平庸的国度，看不出有任何发达的可能。
　　三年后，子楚死了，赢政继位。但很快他就发现，大秦江山名义上是他的，实际上却是吕不韦和太后的。
　　该拿的主意他们替他拿了，不该拿的主意他们也替他拿了。
　　因为他还小，只有十三岁。十三岁的赢政孤独地站在大殿中间，看所有的人在忙碌，为自己忙碌，以大秦的名义。只有他想为大秦忙碌，却不知从何忙起。
　　十三岁真的太小。十三岁是个任人主宰的年龄。
　　赢政只得等待。等待是他的宿命。在沦为人质的日子里，他在等待；现如今，他还需等待。
　　春天花会开，秋天叶会落。盛衰荣辱是天道，也是王道。
　　赢政二十二岁的时候，他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等待。
　　这一年，他发动宫廷政变，罢黜了宰相吕不韦，软禁了他的母亲——一个绯闻缠身的太后，从而将秦国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此时的秦国人心动荡。因为赢政不仅发动宫廷政变，还发表了一篇《逐客令》，意图将所有的外籍谋士、官员赶出秦国。让秦国成为秦国人的秦国，这是赢政强烈的安全渴求。
　　看来外籍高官吕不韦的所作所为真的让赢政心寒了。虽然没有吕不韦，赢政这辈子肯定不能坐上王位，但事关一个国家的安危荣辱，赢政还是决定采取门户清理行动。
　　就在此时，吕不韦的门生李斯上了一篇《谏逐客令》，苦口婆心地告诉赢政，秦国六百多年来之所以能逐步走强，靠的就是外籍谋士、官员的富国强民之策。从秦穆公时的百里奚、蹇叔到秦孝公时的商鞅再到秦惠王时的张仪、甘茂，秦国走向强大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有外籍谋士、官员的大智慧。现如今大王下《逐客令》，这等于是把秦国的大智慧拱手送人啊。凡是圣明的君主都不会做这样的蠢事的。
　　李斯的《谏逐客令》用语辛辣，他又是吕不韦的门生，同时也是外籍谋士（赢政曾拜他为客卿），所有这一切都让时人们担心：这个不知趣的家伙会不会人头落地呢？
　　谁也没想到，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赢政此时却表现出了难得的容人之量。他不仅取消了《逐客令》，还封李斯为廷尉，同时重用大批外籍谋士、官员，为秦国随后进行的统一中国行动汇聚了足够的“外脑”。
　　看来青年赢政的心理问题仅仅是强烈的不安全感，而他的老成、忍耐与宽容在此时恰到好处地浮出了水面。这样的品质在战国七子中是很少见的，家国命运的天平在悄然间倒向了秦国，那么秦国最终能抓住这次机会吗？
　　虽然若干年后，残酷的事实多次证明嬴政的心理问题还有残暴、多疑、自卑等诸多方面，但起码在其执政十七年之前，嬴政的负面心理问题被隐藏得滴水不漏。这个高大英俊的帅哥处世低调、待人诚恳。他非常有耐心地吸纳着那些对他成就霸业有用的人才：
　　比如尉僚。尉僚是来自大梁的兵法家。尉大兵法家擅长“用间”，主张以金钱开路，离间其它六国的君臣关系。尉僚认为，这样的作为远比流血作战要有效，成本也来得低。嬴政笑了，他非常欣赏尉僚的理论，觉得此人是个奇才。嬴政为了笼络他，和他同衣共食，但尉僚却吓得逃跑了。因为从嬴政的相貌中，尉僚看出了一个豺狼的影子：鼻子很高，眼睛很大，前胸突出，很像老鹰，声音粗哑，很像豺狼——此人内心残忍、无情而寡恩啊，用得着你时，可以当爷一样供着；一旦功成，一脚踢开是轻的，送你上西天那几乎是题中之义。尉僚跑了，但嬴政诚恳地把他找回来，强烈地向他展示一个君王的老成、忍耐与宽容，最终尉僚还是选择了乖乖为他卖命。
　　比如王翦。王翦是一代名将了，嬴政曾经对他有所轻视——秦国攻楚之前，王翦曾提出非六十万人不可为，嬴政觉得他太保守，让他回家养老。李信及蒙恬则表示带二十万大军就可南征，嬴政高兴了，就让李、蒙二人带上二十万大军上路了。但很快嬴政就不高兴了——二十万大军被打得屁滚尿流。嬴政这才明白，名将就是名将，轻视名将就是轻视自己的国家。他带着一脸诚恳，带着满腔悔意来到王翦家乡向他表示谢罪，并成功说服王翦再次出山，带上六十万大军杀向楚国。
　　但是王翦的眼光非常了得。和尉僚一样，他一眼就看穿了嬴政深埋在骨子里的残暴、多疑和自卑——别看这个君王一脸诚恳，真的把六十万大军交给自己，他放心吗？王翦于是在临出发前一再请求嬴政赏赐他庄园田地以作养老之需。有部将不解，说王大将军寸功未立，为何急着讨赏呢？王翦慨叹：我这哪是讨赏啊？我这是在表忠心，在讨自己死后的丧身之地啊！
　　嬴政笑眯眯地接受了王翦的请求，什么都不点破——为达目的，这个年轻的君王什么都可以忍。甚至，他可以没有自己的底线——从人质到君王，人生的大开大合都已经历，还有什么底线需要坚守呢？也许只有天下一统吧。
　　天下一统，异乡也就成了家乡。那个遥远的赵国将会成为大秦王朝的一个郡县，曾经的人质之辱也就一朝洗清了——这应该是青年嬴政抚平心理创伤的最好药方，也是他最后、最隐秘的人生底线。
　　但嬴政什么都不说，他只是安静地、低调地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一切。一如童年时的他，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所做的那样。
　　麻烦来了
　　天下终于一统了，在一个王者的自尊心和虚荣心被短暂地满足了之后，嬴政痛苦地发现，麻烦来了。
　　那些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要求封地，并顺理成章地成为诸侯王。但他们不明说，而是请丞相王绾为他们代言。王绾对嬴政说，现在的天下太大了，燕、齐楚等地离我们这个国家的首都是如此的遥远，设立诸侯王实行有效的属地管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但李斯立刻反对。李斯告诉嬴政，分封诸侯建立各大小诸侯国，是国家乱之根源。为什么会有战国的混乱时代，原因就在于西周以来实行的诸侯封建制。诸侯王的权力大了，国君的权力就萎缩了。殷鉴不远，大王可要三思啊。李斯建议，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实行中央集权。大王对这三十六郡实行直接管理。
　　嬴政听了这两人的意见后犹豫不决。他当然明白这两人都各自代表了其背后的利益阶层。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与大秦的外脑——大批外籍谋士、官员开始争利了。这平衡怎么搞，这国家怎么领导？伤脑筋啊。
　　如果倾向前者，诚如李斯所说，殷鉴不远，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要大动干戈，新一轮战国纷争将不可避免；如果倾向后者，那些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会不会心存不满，会不会现在就反戈一击，自立为王呢？特别是王翦，手上有六十万大军啊，要是杀回咸阳来，那一切都完了。嬴政突然觉得自己不够谨慎，几乎把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交给一个陌生人去率领——这是最大的冒险。
　　最后，嬴政还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对这个国家实行中央集权。这个曾经的人质事实上并不惧怕冒险。既然天生就是个人质，那就不可能不冒险——只有冒险才能突围，只有冒险才能有一线生机。
　　当然嬴政所担心的一切到最后并没有发生。这个世界上，循规蹈矩的人是大多数，敢于冒险的只有一小撮。立有战功、手中握有雄兵的将领们虽然无奈但也只能宿命地接受这个叫秦始皇的人的安排。因为秦始皇喜欢安排一切，他不仅安排了当下的朝政时局，还安排了他千秋万代的子孙前程——他假设他们为秦二世、秦三世、秦四世、秦五世……秦n世……秦始皇真心以为，大秦江山将永世长存，因为他首先尝试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中央集权制。一切都收归他的掌心，一切都可以一手掌握，江山再大，那也是一轴长卷山水画，打开与收拢只需提纲挈领。提纲挈领者谁，他秦始皇是也。以一人掌控千万人，以一人掌控万千江山，这才叫丰功伟业，这才叫名至实归。
　　但嬴政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的帝王生涯就在路上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三十六岁的中年皇帝秦始皇就开始了他的巡视天下之旅。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间，秦始皇对他的国家进行了四次巡视。这样的巡视是充满艰辛的，因为交通工具并不发达，道路也不好走，更要命的是国家还不安全。始皇二十九年时，秦始皇在东巡至博浪沙时差点遇刺；始皇三十一年时，秦始皇在帝都咸阳巡视也受到了袭击！
　　秦始皇的辛劳还不止于此。《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什么意思呢？是说秦始皇的工作量极其巨大，每天批示的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这就是以一人掌控千万人，以一人掌控万千江山的代价！如果实行分封诸侯制，秦始皇何至于如此东奔西走？！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自然会替他分担大大小小的政务。但嬴政在此时依旧表现出了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愿意默默承受。
　　帝国的诡异气质
　　但接下来的几件事却让这个新兴的帝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气质：
　　一是修阿房宫。后人很难理解秦始皇为什么要修这么一座大而无当的宫殿。也许是秦始皇的代偿心理在起作用——我巡视天下这么辛苦，回京了得有个让我绝对放松的地方在等着我。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不过这座宫殿的宿命似乎也昭示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几年之后，项羽一把火烧掉了这座长达三百里，光廊道长度就有八十里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宫殿。大火连烧三个多月才将它烧干净。
　　二是修长城。修长城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燕人卢生受秦始皇指派去海上找仙人指点大秦的国运，结果卢生带回来一句箴言——亡秦者胡。按秦始皇的理解，这个“胡”应该是指北边的匈奴。于是为了阻挡匈奴可能的进攻，秦始皇下令修建原赵、秦、燕、魏等国的城墙，将它们连在一起，从而使一个庞大的帝国画地为牢，一方面秦国不再具备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王道和霸气，另一方面，修长城要大兴土木，其劳民伤财之举为一个帝国的“猝死”埋下了伏笔。但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一层警示。在宿命的道路上，这个性格复杂、充满自信的皇帝以人定胜天的决绝心态大步向前走，一如他四次横跨整个中国的巡视。
　　三是焚书。焚书事件缘起于大秦帝国一次最严重的政治斗争。秦始皇为了向天下展示大秦帝国的伟大成就，宴请了齐鲁一带以淳于越为首的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并请他们对时局发表看法。秦始皇此举当然是想听好话，没想到淳于越不知趣，他以殷周两朝的长治久安和当前的时局做对比，批评中央集权累了皇上却不能治理好国家，希望秦始皇痛下决心，废除中央集权制，重新恢复分封诸侯制。秦始皇听了这些心里很是不爽，他请李斯评估此事，李斯想，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必须无情打击！他建议秦始皇对此类学者以古非今的事不可小看，因为他会动摇一个王朝思想统治的基础，并进一步左右民心，从而造成公权力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李斯建议，除了史官保存的书以外，秦纪以外的书应该全部烧毁，不用烧毁的书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类的。秦始皇照此实行了，一个王朝终于只剩下一种声音、一种态度，秦始皇和李斯都以为，江山稳固了不少，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暗涌正在出现，正在悄无声息地冲刷着大秦江山最薄弱的部分，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四是坑儒。坑儒事件可以说全面暴露了秦始皇性格当中残暴、多疑、自卑等诸多负面因素。那是在焚书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一个阳光晴好的午后。秦始皇心情很好，因为他要在阿房宫中加建“始皇登天台”，当然关于具体的技术工作，秦始皇是不懂的，他虚心请教半仙卢生该怎么做，卢生告诉他，皇上的日常所居以及行为千万不要被他人知道，这样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求得。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对卢生的话那是深信不疑。他开始不信任任何人，甚至李斯也不被他信任，这让卢生感到惶恐不安。真是祸从口出，祸从口出啊，关于秦始皇的隐私，他卢生知道的不比李斯少，秦始皇现在喜怒无常，会不会在求得仙药后的某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要处死他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知情者呢？卢生害怕了，他找其他儒生抱怨此事，并且说像秦始皇这样心胸狭窄、复杂多变的性格，再加上每天超负荷的工作，要想长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卢生没有想到，他的抱怨很快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秦始皇得知这一切后，震怒异常，他派御史审问了与卢生有涉的儒生。结果这些儒生互相告发，最后竟引出了四百六十多儒生与此案相关。秦始皇下令把他们全部都活埋坑杀了，他要让地球人都知道，凡是获悉他秦始皇隐私的人，都得从地球上消失。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坑儒事件。
　　坑儒事件发生后，人们仿佛看到了长着另一副面孔的秦始皇。这个秦始皇是如此的狰狞，以至于不敢让人靠近。只有他的长子扶苏，为着大秦的江山社稷着想，劝他父亲以仁治天下。特别是现在天下初定，民心不稳，如此作为，恐生激变。但是扶苏很快也领略了父亲秦始皇的狰狞，他被发配到了边疆，美其名曰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
　　孤独者之死
　　如此一来，秦始皇更孤独了。在大秦的天下，他是一个孤独的统治者，也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统治是他的宿命，行走也是他的宿命，这个叫嬴政的中年男人带着他深刻而沉重的心理创伤，孤独而落寞地行走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人为他疗伤，他也不以为是创伤。秦始皇以看守大秦江山为己任，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麦田守望者。
　　每行走一地，秦始皇必要刻石为证。这些刻上文字的石块既是留给当世的，也是留给后世的。秦始皇是想向世人表明，当年的那个人质早已经死了，现在的他，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最有作为的男人。历史也确实记录了秦始皇的那些壮举。《史记》有载：
　　始皇二十八年：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
　　始皇二十九年：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
　　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石。
　　始皇三十七年：会稽刻石。
　　但最后，这个有刻石癖的男人再也刻不动了。因为他病了。
　　病的根源是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
　　一块刻有文字的陨石。
　　上面据说刻着七个大字：始皇死而天下分。
　　这块陨石掉在远齐国东郡地区，秦始皇没有亲见。
　　所以他不知道这是神灵所刻还是有人在搞鬼。
　　但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大秦的老百姓开始议论纷纷，多数人相信这是神灵的启示，从而对大秦江山还能存在多久持怀疑态度。
　　唉，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秦始皇不再刻石——当威权不再有说服力时，刻再多的石头又有什么用呢？
　　他长叹一声，病从中来。
　　他也确实该病了。江山如此沉重，心灵如此孤独，铁打的人也扛不住。
　　但是巡视的队伍依旧浩浩荡荡，依旧威风八面，只是人们并不知道，在深深的辇车里头，屏风背后，一具不久于人世的躯体正虚弱地兀自支撑着。他在作出最后的安排，对国事，对身后事。
　　秦始皇下令，那个被发配到北疆的长子扶苏立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回咸阳准备丧事，以备不测。这既是秦始皇的谕旨，也是他的遗嘱。因为他实在支撑不了多久了。他几近昏迷，他是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把这谕旨交给身边的宦官赵高的。
　　赵高当然明白秦始皇的意思，但他更明白一点，从此以后，麻烦大了。大秦的江山将注定风雨飘摇。
　　因为这件事情的逻辑不对。秦始皇明知，作为宦官，赵高是不可以插手朝政的，而李斯此刻也在陪伴秦始皇巡视途中，按照行政逻辑，授嘱这样的大事，秦始皇应该交给李斯来办。可皇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原因只有一个，皇上不再相信李斯了，或者说，不愿意再采取李斯路线来统治大秦帝国了。皇上希望长子扶苏回来，继承大统。而大秦官员们都清楚，扶苏一向是赞成以仁治天下，反对李斯路线的。
　　扶苏和李斯是死敌。这一点不仅宦官赵高明白，秦始皇也很明白。所以他才不敢把谕旨交给李斯去办，所以他才让扶苏立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回咸阳，以备不测。备谁的不测，当然是李斯的不测了。李斯为相多年，在朝廷中是很有一番势力的。
　　秦始皇想得很周全，但他唯一没有想周全的是赵高的政治取向。宦官也是有政治取向的，宦官尤其需要政治取向，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赵高曾经是秦始皇幼子胡亥的师傅，他一直把宝押在胡亥身上，特别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扶苏被发配到边疆之后，赵高相信，胡亥毫无疑问将是秦二世。但是现如今……
　　宦官赵高有些懊恼，而秦始皇则在他的懊恼心态下闭上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赵高捧着这有些烫手的谕旨，茫茫然不知所之。大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一切取决于赵高的一念间。宦官赵高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会在这一刻变得如此重要，这样的感觉甚至让他有些晕眩。
　　但很快他就不晕眩了。因为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决定和李斯联手，一起做主自己的命运——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这个道理不仅宦官赵高懂，李斯更懂。这么多年来，李斯的人生就是刀口上舔血的人生。他一次次沉没，又一次次崛起。在大秦的星空下，他是陪伴心理疾患患者秦始皇孤独起舞时间最长的那个男人。秦始皇倒下了，他还要继续起舞，和秦始皇的继任者。因为起舞是他的宿命，他不想这么快就停止。所以他和赵高达成默契：李斯支持胡亥为秦始皇的继任者，并负责解决一切技术问题。比如由他来伪造秦始皇的遗嘱，并暂时隐瞒秦始皇的死讯，拖着他的尸体火速赶回咸阳。在赶回咸阳途中，李斯又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用一车鲍鱼来混淆秦始皇的尸体由于天热腐败所散发出的腐臭味。
　　在秦始皇的尸体浩浩荡荡回京途中，还发生了两个历史小插曲。插曲一：楚地沛县某亭亭长刘邦被秦始皇车队的皇家气派所震翻，在冲天臭气中流着口水感慨：“大丈夫当若是”。插曲二：楚地某小股部队头领项羽则对此情此景颇为不屑，声称“彼可取而代之”。
　　但秦始皇注定是听不到了，旁人也不以为意，因为这是被历史存档的声音，它的意义要若干年后才能体现出来。
　　被瞒天过海的王朝命运
　　秦始皇的尸体被运回咸阳，作为一个个体人，秦始皇的命运是到此为止了，但是对一个王朝而言，它的命运却存在很大的变数。
　　毕竟，扶苏是长子，他不为君而让幼子为君，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毕竟，扶苏是和几十万大军呆在一起。这几十万大军杀回京城来，是可以让江山变色的。
　　怎么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当事人应该怎么办？
　　前面说过，李斯的人生是刀口上舔血的人生。他能一次次存活下来并不断地发扬光大，毫无疑问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李斯决定做一做死人文章，他把秦始皇的玉玺和佩剑拿过来，交给他选择的最可靠的禁卫军领袖，并让后者带上精锐的禁卫军团，直扑北疆的扶苏所在的北征部队。
　　当然，仅有禁卫军团是不够的，因为这不是去PK，而是去执行命令。谁的命令，死去的秦始皇的命令。李斯伪造了这份命令，要点有两条；一、缴了蒙恬的军权；二、逮捕扶苏和蒙恬，并赐死他们。至于秦始皇原来的遗嘱，李斯是永远不会让它见天日了。
　　这样一来，扶苏和蒙恬就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选择：要不要相信这份命令？执不执行这份命令？
　　这既是一个人生选择，又是一个历史选择。历史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它永远有悬念，而悬念的方向不是一般人所能掌握的。
　　而李斯却相当有信心。他相信自己基本堵住了历史的漏洞，在扶苏和蒙恬之间，他至少可以让扶苏先倒下。因为他为扶苏精心准备了倒下的n个理由。在李斯伪造的军令状中，他模仿秦始皇的口气这样写道：
　　唉，我巡视天下，为江山社稷万世长存祈求各名山诸神为我延长性命。可你们（扶苏和蒙恬）呢？统领几十万将兵在北疆多年却无寸功，还几次上书诽谤我，特别是扶苏，因为不能回京当太子而牢骚满腹。扶苏你就是这样身为人子的吗？简直是不孝之至！所以你可以自杀了，如果你还有一丝廉耻之心的话。而将军蒙恬呢？眼看扶苏不孝却不劝导他，反而利用他的这种情绪阴谋作乱，为人臣者如此不忠，这难道是一个良将所为吗？所以你也可以自杀了……
　　李斯伪造的军令状写得情理并至，一下击中了扶苏脆弱的心灵。他认为既然父皇说他不孝那看来是真不孝了，他决意最后行一次孝道，自杀以谢父皇。但蒙恬拦住了他。蒙恬驰骋沙场几十年，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没见过。他劝扶苏不要鲁莽行事，先见过秦始皇再说。扶苏却觉得无颜再见父皇，最后还是一死了之了。蒙恬坚持不自杀，要见过秦始皇再作决定。禁卫军领袖怕硬逼会酿出兵变，便夺了蒙恬的军权，将他关在阳周的军事监狱里——但最终，这个可怜的人永远见不到秦始皇了，历史在坚信人定胜天的李斯手里被瞒天过海地转移了方向，大秦王朝的接力棒诡异地落在毫无主见、一心追求口腹之欲的胡亥手里。这个王朝越发显得岌岌可危了。
　　什么叫“爽”
　　胡亥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爽”。
　　做皇帝的儿子特别是小儿子和做皇帝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够爽，后者比较爽。
　　和他父亲秦始皇不同，追求口腹之欲的胡亥对权力没什么兴趣，而是对享乐情有独钟。他在把政事都交给赵高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巡幸天下了。
　　在胡亥眼里，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底有什么宝贝、到底有多少乐子是他首先要搞明白的问题。
　　胡亥走了，国库里的钱也跟着他走了，和秦始皇巡幸天下不同，胡亥行走中国是以烧钱为目的的。胡亥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这个世界上，长生不老的仙药是不存在的，人生苦短，玩的就是现在，玩的就是心跳。钱是拿来干什么的，就是拿来烧的。他不仅在路上烧，还留一些在京城烧。现有的宫殿要扩建，没有的宫殿要造起来。活着享受用的宫殿要造，死了安葬用的宫殿也要造。比如骊山陵，胡亥就造得不惜血本。
　　李斯害怕了。见过大手笔的，没见过这么大手笔的。胡亥这么劳民伤财那是要把一个王朝往死胡同里赶啊。李斯不干了：这江山是你胡亥的，也是我们大臣的。这么胡搞下去，江山倒了，我李斯的明天在哪里？宰相李斯忧国忧民之心顿起，他联合右宰相还有御史大夫等人，上疏劝导胡亥不要胡来，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胡亥生气了。他觉得李斯这是对他重用赵高的嫉妒。赵高此时已被胡亥封为郎中令，专门用来制约李斯。胡亥找到赵高，要他出来拿个主意。赵高是怎样的人，阴谋家，叛乱头子，他建议胡亥要用狠的。乱世用重典。要有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勇气和手段来反击一小撮官僚的蠢蠢欲动。要辞旧迎新，旧的官员不去，新的官员不来；不听话的官员不去，听话的官员不来。于是大秦官场吹起了恐怖风。很多官员纷纷落马并逃离咸阳。其中一些军队的高层领袖因涉嫌叛乱被发配到骊山陵做苦工，其手下的官兵也难逃此劫。秦二世其间，先后被流放到骊山陵做苦工的前大秦官兵竟然达七十万人。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化整为零了，但胡亥并不在意。因为他看不出养这么多人光吃饭不干活有什么重大意义。让他们去骊山陵做苦工好歹能为大秦朝做点实事。胡亥乐观地作如是想。赵高也想得很乐观，他把禁卫军团也裁减了，总共只留五万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陪皇上狩猎，分作两派进行互殴，想方设法让皇上开心。
　　胡亥终于开心了，大秦王朝顿时一片欢声笑语。没有人看到一个王朝的危险正在日益逼近，除了李斯。但李斯也毫无办法。虽然在帮助秦始皇建立大秦王朝时他居功至伟，但那都已经是过去时了，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他李斯也从历史的聚光灯下走到舞台边缘。他只能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默默担忧……
　　而陈胜吴广此时正从历史的斜角处拍马赶到，就快走到聚光灯下担当主角了。
　　一场雨把一个王朝下决堤了
　　一场大雨把一个王朝给下决堤了。
　　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七月，胡亥继承大统才几个月时间，他还没有把大好河山好好游览，这场致命的雨就在楚地稀里哗啦下个不停。
　　雨把陈胜吴广的心给下毛了。此时他们两人正奉命押运粮食到安徽蕲县去，如果误期，按照大秦法律他们将被处死——这法律也太不给人活路了，把不可抗力因素也作为处死人的一个原因。
　　只有反了。
　　不得不反了。
　　反了，可能还有活路；不反，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真正造反是需要大公无私的理由的，如果仅仅为了自己活命，天下人是不会跟他们走的。陈胜吴广想起了一个人——扶苏。还想起了另一个人——原楚国统帅项燕。如果这两人在，天下将不会如此残暴。
　　为拥戴扶、项二人揭竿而起——这是陈胜吴广的认同，也必定是天下人的认同！
　　陈胜吴广猜得没错，天下人果然认同了。不久之后，武臣自封为赵王，魏咎自封为魏王，田詹自封为齐王，当然还少不得那著名的刘邦、项羽揭竿而起，他们日后取代陈胜吴广，真正在历史的聚光灯下粉墨登场了。
　　胡亥惊骇地发现，几乎是一夜之间，大秦又回到了分崩离析的战国时代。作为一个职业的美食家和猎色者，胡亥对这样的局面束手无策。他的人生不属于这样的时刻，他第一次觉得，屁股下的龙椅是如此的发烫，烫得他一刻都不想再坐下去了。
　　但是坐龙椅容易，下龙椅难。大秦虽大，如果江山易手，怕是没有他胡亥的葬身之地。胡亥勉力支撑着，希望局势早日安定下来。不过事与愿违，局势非但没有安定下来，反而如火如荼了。在第二年的冬天，陈胜的身边竟聚集了几十万人马，由一个叫周章的人率领着，一路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到了骊山陵的东区。这让胡亥慌乱不已：禁卫军团只有区区几万人，这两年由于互殴又死了不少，怎么阻挡陈胜大部队的进攻呢？
　　关键时刻，财税官章邯献计了：骊山陵做苦工的前大秦官兵还有七十万人呢！此时不用更待何时？皇上不如大赦天下，一方面可以收人心，另一方面有了救国之本。
　　胡亥同意了。当然在他心中，他不是没担心过这些苦大仇深的苦工们会在阵前反戈一击。但是人生走到这般田地，一切赌的都是运气了。
　　胡亥这一回运气不错。七十万前大秦官兵虽然做了一段时间苦工，但毕竟是职业军人，具有专业精神。他们发起狠来，威力还是惊人的。结果是，周章的大部队被击溃了。咸阳的危机终于解除。
　　咸阳的危机解除了，不等于一个王朝的危机就此解除。在秦王室内部，一场党同伐异的大清洗运动在迅雷不及掩耳地进行。赵高突然对李斯发难，说此次叛乱以楚地最为严重，李斯作为楚人，逃脱不了嫌疑。特别是李斯的儿子李由，一直以来管辖着陈胜等起兵的地方，陈胜造反，李由是什么态度，他在其中又起什么作用，为了帝国的安全，这一切不能不查。
　　李斯感到百口莫辩。在历史的责难面前，个人经常会百口莫辩，这是历史的不由分说。李斯被下狱了。李斯下狱，对于郎中令赵高来说，只是万路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的目标是置其死地而后生。赵高准备拉更多的人进来一起做一个局，以坐实李斯的死罪。他诬蔑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串通李斯谋反。这俩人大呼冤枉，以死明志，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挡赵高搞死李斯的决心和意志。李斯最后被腰斩了，“弃尸于市”。
　　一个王朝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但李斯之死被隐藏在胜利的喜悦之下，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王朝的回光返照。特别是郎中令赵高，那真是高兴大发了。试看今日之天下，又有谁是他的对手。赵高甚至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摧毁李斯易如反掌，摧毁胡亥是不是也易如反掌呢？这是一个大胆的想像，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想像。赵高简直要蠢蠢欲动了。
　　但是一个消息让他感到了败兴。
　　章邯不再进攻了。
　　因为没有粮草。
　　李斯一死，这条帝国的生命补给线就断了。因为这事一向是他李斯在抓。关于粮草怎么调度的问题，郎中令赵高是两眼一抹黑。
　　在历史的节点上，一个大人物之死，往往会牵动全局。有句话是怎么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赵高一声叹息：这李斯看来还真是个大人物，没有了他，大秦帝国就玩不转了。
　　但赵高决不承认自己的无能。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我绕着走还不行吗？赵高对章邯补充粮草的祈求置之不理，反而指责他怠兵。章邯的派遣官司马欣回来告诉章邯：“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矣！”章邯心寒了，终于下令：部队不再进攻，以自保为第一要义，以吃饱饭为当前第一诉求。
　　好在不久之后，大将王离看不下去，想办法弄了些粮草去支援章邯，这支大秦第一军团才没有饿死或阵前倒戈。他们在吃饱饭之后，开始挥师北上攻打已经宣布独立的赵国。历史的剧情在经过短暂的中场休息后又轰隆隆演将下去。一个名垂千古的地名在此时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为一个王朝扑朔迷离的命运走向添加了些许新鲜的看点。它，就是巨鹿。
　　项羽：没有退路的人
　　楚怀王是楚国造反大军的领袖。
　　名义上的。
　　因为他是原楚怀王的孙子，所以项梁就把他捧出来作为一个招牌以号令三军。
　　但是对于项梁、项羽两人，楚怀王还是有所戒备的。
　　当天下没有到手时，楚怀王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有着他充分的利用价值的；当天下到手之后，楚怀王也就该腾出位置了。这是一种人生的悲凉，也是暴力美学的悲剧部分。
　　关于这一点，楚怀王很清楚。
　　所以，在楚国大军北上救赵的行动中，楚怀王作了这样的安排：任命宋义为大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项羽不可不用，但也不可大用，在他上面必须有人压着他。
　　楚怀王把宝押在老实、谨慎的宋义身上。楚怀王以为，当天下鼎定之时，大将宋义之功当在次将项羽之上，唯有如此，他的王座才是安全的。
　　但是楚怀王错了。在这样一个乱世，一个墨守成规、老实、谨慎的人注定不能胜出。宋义PK项羽，谁胜谁负真是难以预料。当这支各怀鬼胎的队伍行进到河南安阳时，宋义听说章邯部队的人数十倍于自己，他不敢往前走了。
　　他将楚军驻扎在安阳，长达四十六天。
　　这四十六天是手足无措的四十六天，也是项羽心中怒火熊熊燃烧的四十六天。他终于一刀砍死了宋义，从而将楚怀王心头唯一的希望也给砍掉了。项羽未经楚怀王允许自任大将，还派遣一位姓蒲的将军带领两万人马先行渡河去解巨鹿之围。但是蒲将军不争气，他的两万人马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项羽觉得自己真是个没有退路的人。宋义是他杀的，人间蒸发的两万人马是他派的。现如今，他不可能领着剩下的人马灰溜溜地回到楚地。他回不去了——他已经将自己逼到了人生绝境。
　　项羽选择了继续往前走。他让楚军全部渡河，然后把船给沉了，把行军时做饭用的锅给砸了，每人只带三天的口粮。三天之内，胜，他们可以见到第二天的太阳；败，他们去见阎罗王。项羽自豪地说：什么叫破釜沉舟？这就叫破釜沉舟！
　　当然历史的剧情演绎到此，还是存在很大的变数。章邯的七十万大军不是吃素的。项羽勇气固然可嘉，但在三天之内以少胜多，那还是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好在范增站了出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站了出来。范增说，我们现在与章邯主力对决，那是以卵击石，不妨往西击其软肋——负责供应章邯粮草的王离军团。一来可以保证我们继续生存下去，二来章邯的部队一旦失去粮草，肯定军心不稳，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项羽采纳了范增的建议，很快就将王离军团干掉了。王离被抓，秦将苏角被杀。至于粮草那是全部没收。这个消息传到章邯那儿，他的七十万大军顿时嗡嗡声一片。章邯没有办法，只好把大部队拉到巨鹿南边的棘原扎下根来，试图和项羽的楚军进行最后一搏。
　　也只能最后一搏了，还能怎么样呢？一切都已失去，唯有这几十万大军在人数上还占优势。打赢了，天下还是大秦的；打输了，这天下可就是项羽的了。关于这一点，章邯看得很明白，他的七十万大军也看得很明白。他们忍着饥饿，跃跃欲试，要与楚军争高低。
　　这是最后的战争。
　　这是最后的较量。
　　项羽却犹豫了。七十万是个天文数字，原以为七十万饿着肚子的部队不堪一击，但是困兽犹斗，这七十万人扑出来那是要惊天地泣鬼神的。项羽真是没有胜算。好在范增又支招了。范增说，我们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继续扰乱对方军心。事实上他们已是惊弓之鸟。因为赵高主政以来，对这支部队的粮草供应那是不闻不问。据说官司马欣在咸阳求见赵高而不得，据说赵高一直心存诛章之念。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加强攻势，不仅可以扰乱对方军心，甚至还可以争取章邯投降。
　　项羽觉得有道理。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最难的工作也是争取人心的工作。为达目的，项羽请出赵将陈余，让他向章邯做思想政治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项羽许诺，如章邯倒戈，得天下后两人共分之。
　　但章邯却迟疑不决。不是他有什么道德障碍，非得效忠秦王朝不可——事实上秦王朝已经抛弃了这支一直以来为它效命的队伍；也不是项羽给的利不诱人——共分天下，那也算是半个皇帝或者南北朝了。章邯只是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等着自己。项羽的性格他很清楚。一个残暴的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真得了天下后，这个人会让他章邯和他共分天下吗？章邯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边章邯还在长考，那边项羽却迫不及待地开战了。思考家章邯只得领着几十万茫茫然不知所之的士兵们边打边退，终于退无可退，在一次大败后章邯率领全军投降了项羽。
　　项羽看上去很守信用。他任命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上将军，命令他们统领秦军反攻咸阳。章邯突然有了一丝不舒服的感觉，他这是为项羽火中取栗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败军之将何以言耻，事情走得到这一步，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事实上不光是章邯，他所率领的整支秦军都有不舒服的感觉——窝囊，太窝囊了。
　　这支降军走得很沉默。这是重压之下的沉默。但尽管如此，毕竟还在往前走，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将很快到达咸阳，亲手推翻那个他们曾经为之效命的王朝。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一根稻草出现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时出现。
　　几天之后，二十万降军被项羽活埋，原因是他们想发动军变。
　　为什么要在投降之后又发动军变，项羽不清楚，章邯却很明白；同行的楚军一路上轻视侮辱这支可怜的降军，到最后，心理底线被突破，激变突起。在最关键的时刻，项羽以非常手段处置了这支想造反的降军。二十万生灵瞬间一命呜呼。
　　项羽的残暴震惊了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不管是胡亥还是赵高都明白，江山很快就要易手了，因为残暴之后，项羽正率着他的楚军日夜兼程地直扑咸阳。胡、赵都以为，项羽将是这个国家日后真正的统治者，事实上，项羽也是打心眼里这么认为。但是项羽却不知道，历史老人在这里却打了个伏笔，那个叫刘邦的沛县亭长此时带着另一支西征楚军先他一步到达咸阳，正和他展开江山争夺战呢……
　　不争是争，不杀是杀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格言。但刘邦只相信一条：人心都是肉长的。
　　因此对于世事，甚至对于对手，他常怀悲悯之心。
　　所以，与其说他是军事家，不如说他是个慈善家。
　　刘邦带兵打仗以来，恪守“不争是争，不杀是杀”的原则。
　　他尽量避免和秦军进行大规模作战，而是一路收编那些有心来降的秦军——刘邦的队伍就这么逐步壮大了起来。
　　刚开始，有心来降的秦军不多。但是，当项羽以非常手段处置了二十万降军之后，刘邦惊讶地发现，他的队伍在迅速膨胀。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刘邦心软，不杀降军。
　　刘邦在坐享其成。
　　但刘邦也有急的时候。当项羽的部队攻到函谷关之时，刘邦为了早日抵达咸阳，准备放弃进攻军事要塞宛城直扑咸阳。好在张良拦住了他。张良可以说是刘邦生命中的福星，就像范增是项羽生命中的福星一样，张良总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明辨是非、看情方向，从而助刘邦一臂之力。张良说收服人心的工作要善始善终，如果不下宛城直接入关，弄得不好我们就会陷入秦军的前后包抄之中。刘邦醒悟，再一次对宛城的地方长官——南阳太守施展慈悲大法，迫使南阳太守在刘式悲悯面前败下阵来，同意和刘邦相约进攻武关。
　　武关在此时几乎成了一座孤城，因为咸阳附近的秦军纷纷弃暗投明，胡亥竟派不出像样的部队去增援武关。正在胡亥一筹莫展之际，一场针对他的政变迫不及待地发生。政变的发起者是赵高。赵高因为害怕胡亥看到国势这样一副烂摊子，迁怒于他，决定先下手为强，杀了他再说。赵高联合他做咸阳令的女婿阎乐（赵高不愧是个阴谋家，早安排他女婿做咸阳令，从而为政变埋好伏笔）以及他的弟弟赵成，一下子就把胡亥给做了。胡亥命丧黄泉，赵高本来想即位，但考虑了一下当前的形势，觉得还是先救火再说。他拥立扶苏的公子子婴为帝，试图借助扶苏在民间崇高的声望，救大秦于水火之中。
　　但是赵高很快就失望了。他发现老百姓对扶苏不再感冒，更别说扶苏的公子了。而子婴这人也怪，放着皇帝不当，偏偏要去做秦王。子婴认为，天下重新回到七国时代，其它六国均已叛秦，自己不能光顶着皇帝的空帽子招摇过市，还是脚踏实地领导秦国人民共同抗敌。
　　可惜局面已经失控了。人民不听秦王的，一切的努力都是泥牛入海。赵高隐隐感到自己失策了。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己当皇帝呢！赵高真是懊恼无比。就在此时，一个流言开始在咸阳到处传播，说赵高将和楚军讲和，“灭秦宗室而王关中”。这个流言在最后一刻要了赵高的命——子婴相信了流言，他和他的儿子在齐宫赐死了赵高，并灭了他的三族。这时候正是子婴当上秦王的第四十六天，刘邦和他的队伍已经宿命地攻破武关，直达灞上。他，即将和大秦王朝最后一任名义上的统治者子婴短兵相接了。
　　不过刘邦愉快地发现，他并没有和子婴短兵相接。
　　因为没有必要。
　　这个王朝现在是如此的虚弱，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进行抵抗了。
　　子婴将自己捆绑好，手上还托着象征权力的天子印玺，跪在咸阳道旁。他的身边，是白马素车，他的身后，是一个王朝最后的遗老遗少。刘邦走到心如死灰的子婴跟前，真是不胜感慨：这才过了多久啊，一个王朝就这么稀里哗啦地倒下来了。万里长城雄伟壮观，阿房宫、骊山陵气派庄严，但它们都托不起一个王朝下坠的重量。刘邦上前扶起子婴，就像扶起一个王朝的前世今生。
　　刘邦最后没有接受那象征权力的天子印玺，他甚至没有选择住在咸阳，而是在封了咸阳的宫室府库之后，还军灞上，一心等着项羽及其他各路诸侯军抵达咸阳。不错，刘邦就是这样的人，有悲悯心，还有足够的耐心。为了一个目标的实现，他可以比任何人都执着，这一点看上去很像得天下之前的秦始皇。
　　只是，这天下真的会是他的吗？他身上的阳光品质是否可以转化成足够的能量击溃项羽身上的霸气呢？没有人看好这一点。在世人眼里，看上去有些懦弱的刘邦最多只能成为项羽身边的配角，大秦江山迟早是项羽的，因为他拥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样的男人，才是未来王朝的主宰！
　　一个多月之后，项羽率领着他的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咸阳。
　　此时的项羽真是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感觉。他甚至没有正眼看一下猫在灞上的刘邦，直接闯进了咸阳。也许，刘邦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个看大门的——先进来看一下咸阳，然后就猫在灞上守着这座京城等着他项羽来。仅此而已。
　　项羽进得咸阳来，发出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处死子婴和他身边的遗老遗少。项羽是以战地司令长官的名义来分布命令的，他甚至没有知会那个遥远的楚怀王。在项羽心中，楚怀王这个名词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
　　项羽发出的第二道命令是火烧咸阳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凡是大秦王朝的一切，从现在开始都要推倒重来。阿房宫、骊山陵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秦王朝的奇珍异宝都统统换了主人。这场改天换日的举动持续了三个月。三个月后，咸阳城面目全非；三个月后，天下人的心寒了；三个月后，刘邦的心中踏实了不少：传说中威风凛凛的项羽，不过如此。
　　项羽开始封王了。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取春秋霸王之意，隐隐有天下共主的意思。但他不明说，他让大家伙儿去感受。同时他把楚怀王迁到长沙，又暗中派人杀死了他。于是这西楚霸王的含金量又增加了不少。
　　项羽封魏王豹为西魏王，韩王成仍为韩王，原赵王歇被迁往北方，封为代王，燕王韩广被封为辽东王，韩广不服，项羽就索性派人杀了他——所有这一切，项羽其实都是做给刘邦看的。原来，他和刘邦早先有个约定，先入咸阳者为关中王。刘邦先项羽一个多月入咸阳，理应为关中王。但项羽却不想把这么一块风水宝地给他。项羽对刘邦说，巴蜀是关中故地，你到那儿去做关中王吧。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项羽已经把潜规则演绎得很清楚了：去者生，不去者死。韩广就是榜样。
　　刘邦没有说什么，他甚至是笑着离开项羽带着手下的人马来到山高水长的巴蜀。刘邦相信，一切很快会见分晓——秦始皇亡于暴力，西楚霸王也必将亡于暴力。在人性关怀与暴力征服之间，前者比后者更有力量。刘邦是人心征服师，他相信时间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天下的局势很快就乱了。项羽在杀了不听话的韩广之后，又杀了不听话的韩王成。他的杀无赦政策何时是个尽头？人人心中慌乱不已。这个时候齐国大将田荣站了出来，他准备混水摸鱼。田荣提出反对田都为齐王的口号，将田都赶跑了，然后自立为齐王。
　　这是个拳头说话的时代，赵将陈余很快领悟到了这个时代的真谛。他联合赵国力量，把赵王张耳也赶跑了。陈余接下来把代王赵歇请回来，重新拥为赵王。项羽布置的权力格局就这样被田荣和陈余这两个不按规矩出牌者给打破了。项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项羽生气了，后果很严重。项羽的军队以铁血手段很快打败了齐赵联军，然后是田荣被诛杀。项羽霸气地以为，天下从此该太平了，但他没想到，汉王刘邦就在此时出兵关中，为期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拉开了序幕……
　　四年之后，一切真相大白。就像刘邦当初所预料的那样，秦始皇亡于暴力，西楚霸王也亡于暴力。在人性关怀与暴力征服之间，前者比后者更有力量。项羽在垓下自杀，一代枭雄就此灰飞烟灭。刘邦厚葬了他，并赐以鲁公的名号。随后，刘邦封韩信为楚王，继续做着人心征服的工作，直到天下重新一统。
　　至此，大秦江山的最后归属问题才了无悬念。刘邦，这个不怎么会耍刀弄棍、整天一脸笑眯眯表情的小个子男人开创了属于他一个人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的辉煌，以至于很多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骄傲地采用了他的王朝名作为自己民族的名字——汉。
　　西汉：
　　一个王朝的虎头蛇尾
　　废墟上开始的起承转合
　　西汉这个王朝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它的起承转合的。
　　“起承转合”是八股文的规定套路，但是对一个王朝来说，它的命运也逃不出这四个字。
　　所不同的是，每个王朝在起承转合的形态和时间长短上有区别。
　　秦朝的起承转合“起”得非常灿烂，力大那个势沉，但是“承”就出了问题。就像一根细长的脖子撑不起沉重的脑袋，秦二世很快就气喘吁吁，“秦”何以堪了。
　　所以接下来的情势就是急转直下，一个王朝在另一个王朝“分田分地真忙”的欢天喜地中急匆匆收场——虽然它开张时留下的满地鞭炮纸屑还没来得及清扫，但是出局的命运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王朝呢？
　　虽然小个子男人刘邦以仁义得天下，但是坐天下呢？是不是仅有仁义就够了？
　　刘邦不知道。这个出身于草莽的男人在一片混乱之中猝不及防地坐上了那个人人向往的龙座，但是他却什么都没准备好——没有人天生就会当皇帝，就像没有人天生就会当船长一样，刘邦坐在驾驶舱内强自镇定地驾驶着“中华”号巨轮往前行进。他不知道前面会有多少险滩，也不知道具体的航线是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脚下的这艘巨轮是不是有隐患，而在不可知的前方，会不会有另一艘巨轮斜穿过来，与他宿命般地遭遇、碰撞。他的宿命就是驾驶，就是让他刘家的千秋万代都能够稳稳地驾驶——这实在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当然王朝的宿命里肯定会有起承转合，如果刘邦和他的子孙们“起”得灿烂，“承”得有力，“转”得从容，那必定会“合”得壮美。但是刘氏家族真能做到这一点吗？刘邦不敢肯定。他连他自己的那一份本职工作能否做好都不敢肯定，更遑论其子孙了。
　　这是千秋霸业。殷鉴真可以说不远，秦始皇和他的子孙们还躺在陵墓里心有不甘，刘邦却要出发了……
　　刘邦只能出发。
　　这是他的宿命。
　　也是一个王朝的宿命。
　　“仁义”说到底是双刃剑，
　　在仁义中，刘邦得到了天下；但是在坐天下时，仅有仁义是不够的。
　　刘邦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做人不讲仁义。不仅对世人不仁义，而且对亲人也不仁义。
　　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人心。就是兄弟齐心，其力断金。
　　所以刘邦在这个王朝出发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兄弟们一起出发。他不能把兄弟们扔下不管。刘邦成了汉高祖之后，把他的兄弟、子侄们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做诸侯王。兄弟、子侄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诸侯国四处林立。
　　到最后，刘邦发现，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只有十五个郡，其他的都分封给各诸侯国了。
　　但是刘邦并不伤感。他真是一个仁义之人，而且心胸开阔。刘邦以为，从此以后，大汉这个国度将固若金汤。
　　因为这是真正的刘家天下，刘姓统治的天下。
　　但是刘邦错了。刘姓统治是不假，只是刘家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代替刘邦来统治。这是人心的微妙与迷失，这是刘邦式的仁义所不能承受的人性悲歌。
　　“七国之乱”就这样惨不忍睹地发生了。虽然此时的刘邦已撒手西去，承受这场王朝灾难的是汉文帝，但是制度设计者刘邦却难辞其咎——在这个层面上看，大汉“起”得并不灿烂，这个王朝初起之时就危机四伏。
　　汉武帝来解决这场灾难了。他对高祖的制度设计进行了矫枉过正：先是以诸侯们进献的黄金有问题为由一举废掉了106个王、侯的爵位，同时让利于民。到景帝末年，大汉的农民们幸福地发现，他们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休养生息的日子。而景帝也有一个幸福的发现要与民共享，那就是这个国家现在真是肥得不得了。仓库里堆满了粮食，旧的粮食还没吃完，新粮食又堆上去了，粮食腐烂成了一个国家最具幸福感的难题；国库里堆满了铜钱，铜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让几任财政部长大伤脑筋：他们怎么数也数不清国库里到底有多少钱，因为很多钱串子都烂了，散钱遍地，无法计数。
　　当然最能体现大汉实力的是汉武帝的铁血出击。他依靠富足的国力对长期以来敲诈勒索大汉的北地匈奴进行了世纪反击，“却匈奴于漠北”——大汉在此时真正名震天下。因此，就“起承转合”的王朝铁律来说，大汉在“起”得危急之后竟迎来了“承”得有力的黄金时期。
　　而且黄金时期是漫长的，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大汉的几任皇帝将这个王朝搞得高潮连连，让秦始皇和他的子孙们躺在陵墓里气得几度吐血，也让刘邦在九泉之下笑得合不拢嘴。关于一个王朝的高潮究竟有多长的问题，刘邦其实在九泉之下也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封建制度大试验，只有历史佬儿才会知道答案是什么。
　　昭宣中兴之后的成帝和哀帝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因为他们是一个王朝的宠儿，他们注定要担当享乐型皇帝的角色。当然，对于历史他们也不是没有一点贡献，特别是对于祖国的汉语言文化，他们各自都做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比如汉成帝贡献了“环肥燕瘦”这个成语的下半身。因为他是下半身皇帝，对美女赵飞燕和她的妹妹宠爱有加。他甚至了创造了中国式3P的经典性爱姿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成帝对丰富中国的性文化也是有其独特贡献的。
　　哀帝对丰富中国的性文化也是有其独特贡献的。他是个坚定的同性爱者，他在和他最著名的性伴董贤同床共枕时，为了不致于惊醒熟睡的董贤，哀帝在起床离去时毅然割断了压在董贤身下的他的衣袖——“断袖”一词从此名垂千古。“断袖”就这样既丰富了祖国的性文化也丰富了祖国的汉语言文化。
　　毫无疑问，成帝和哀帝的所作所为使一个王朝的幸福时光增添了许多活色声香的气氛，这让巅峰时的大汉朝不由自主地走神了——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成帝和哀帝就像是两个淫荡的船长，他们以淫荡的姿势心不在焉地开着“中华”号巨轮。在他们眼里，江面辽阔，前方波澜不惊，两岸更是一片苍翠，让人心旷神怡。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没有任何危险的信号值得他们聚精会神地驾驶巨轮，他们甚至有了大撒把去狂欢一通的冲动……
　　但是不知趣的人出现了。大臣鲍宣对哀帝说，国家现在表面上看国力还可以，但是官员太肥了，农民太苦了，农民有“七亡”、“七死”之苦，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活路，要担心他们揭竿而起啊……
　　哀帝冷冷地看了鲍宣一眼，感觉这个不知趣的人在危言耸听。江面是如此的辽阔，正前方依然波澜不惊，两岸更是一片苍翠，让人心旷神怡。就让不知趣的人和那些不知趣的话语见鬼去吧！
　　在哀帝的冷漠之下，鲍宣闭嘴了。哀帝依旧快意人生，在一次次的“断袖”之中感受作为一个盛世之君的美好，直到一个叫王莽的年轻人在政界悄然崛起，并在若干年后让神奇的大汉朝在它的鼎盛时期突然猝死……
　　王莽由此成为史上最强悍的帝国命运终结者。
　　历史的玄机无人勘破
　　在王莽出现的很多年前，有一个传说在人世间流传。
　　说是汉高祖刘邦在起事时带着他的追随者往芒砀山一路狂奔，但是一条蟒蛇挡住了去路。
　　这是一条宿命的蟒蛇，它带着历史的玄机挡住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去路。传说中的蟒蛇会说话，传说中蟒蛇对刘邦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是真龙天子，但我不能让你过去。
　　这条挡道的蟒蛇看起来不怀好意。
　　但是刘邦还是过去了。
　　他把它拦腰砍断，一分为二。
　　可历史的玄机看上去并没有被砍断，因为那条宿命的蟒蛇在其后的岁月里也把大汉朝一分为二，西汉对东汉差不多一半对一半，而寿长只有15岁的新莽朝就像一条细细的腰带横亘其间。
　　当然，这只是传说，是历史的流言飞语。但是王莽的出现却让这样的传说变得有几分真切，王莽怪异地在西汉与东汉间充当了一个可疑的第三者——这是历史的恐怖时刻，而王莽的“莽”字又给了当时的人们许多遐想的空间：“莽”者，蟒也？
　　王莽这个人看上去一脸无辜。
　　何止一脸无辜，简直是一脸低调。
　　他仕途生涯的第一个职务是黄门郎。这还是拜他伯父大司马王凤所赐。王凤之所以推荐这个颇为落魄的侄儿出任此官是因为王莽的孝道。当时王凤同志由于脑血栓偏瘫在床，是王莽“不解衣带连月”地伺候，才使王凤人生的最后时光过得还有那么一些尊严。
　　王凤被感动了。王凤一感动就做出了一个影响王莽一生的行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凤用他那只没有偏瘫的手一笔一划地给太后、他的亲妹妹王政君写了一封举荐信——王莽从此在大汉政界崛起。
　　就像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王莽是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的。在政界，“王莽”两个字就意味着至诚至孝、廉洁奉公、不徇私情、洁身自好。是一个时代道德楷模的代名词。但是名声响亮的王莽却不被成帝看好，入仕六年来，王莽的职务仅仅升迁了一次，从黄门郎升为射声校尉——职务的变迁只是意味着王莽从低级官员步入了中级官员的行列。仅此而已。
　　成帝不看好王莽的原因并不是他对此人有什么偏见，而是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他的心思全放在赵飞燕姐妹俩身上了。一个享乐型的皇帝与一个政声颇佳的官员之间，他们之间的距离何止以千万里计。
　　但是成都侯王商将这一切改变了。王商是王莽的叔叔，王莽有很多类似的叔叔在王政君成为太后的那一刻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成了王侯，有了自己的封地。命运没有被改变的是王莽，所以王商看不下去了，他给成帝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
　　这是一封为王莽鸣不平的信，又是一封火药味极浓的信——王商这是在谴责成帝瞎了眼，让王莽这样的清官受委屈了。
　　好在成帝没有生气。成帝没有生气并不是他的涵养好，而是他麻木了。对于政治成帝实在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他只愿意做一个享乐型的皇帝而不是什么日理万机的皇帝，所以他很爽快地分封了王莽。有更多的人为他成帝办事，他何乐而不为？
　　王莽终于三十而立，三十岁的他被封为了新都侯，并且成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这差不多是个皇帝侍卫官的角色了。此后王莽的崛起呈加速度态势，八年之后，他成为这个帝国的大司马——一个仅次于皇帝的职务。
　　此时的大汉到处都在传播王莽的政声，没有人怀疑这样的一个人会在日后成为一个王朝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而王莽本人也并没有露出他的狰狞。他看上去真是为这个国家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挽狂澜于既倒——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现象，王莽发布了“限田令”，使得极有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被大大推迟了。成帝依旧在莺歌燕舞，王莽依旧在克己奉公，大汉还是那个繁花似锦、蒸蒸日上的大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条宿命的蟒蛇会在此时蠢蠢欲动，而历史佬儿此时也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换了个坐姿准备沉沉睡去。
　　也许是时候未到吧，历史的玄机在此时还是无人勘破。
　　蛇冬眠不意味着它死去
　　哀帝继位的时候，王莽的政治生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他被免职了，回到南阳的封地独钓寒江雪。
　　王莽之所以被免职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看上去太刚直不阿了。他的刚直不阿突破了哀帝的心理底线，让哀帝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大地丢了一回脸。
　　这是一场宴会引发的冲突。哀帝坚持要把他的祖母和王太后相提并论，落实到宴会具体的礼仪上，哀帝要王莽把这两位老太太的椅子并排放在一起。
　　如果是两位寻常的民间老太太，她们的椅子无论怎么放都不成问题。
　　但这是在宫廷，在一个最重视礼仪的场合下，椅子的排序既关乎生者，也关乎死者。
　　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哀帝决心要按自己的意志做这么一件大事。
　　但是哀帝忘记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系出偏门。他在继位前只是陶恭王的儿子，只是因为成帝去世时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大统，他才有幸做了这个大汉的皇帝。
　　因此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哀帝应该低调，应该奉先帝的母亲王太后为第一皇太后，而不应该在先帝尸骨未寒之时强势上位，这是不智之举，当然也可以说是不孝之举。
　　哀帝的不孝之举遭遇了孝道为先的王莽的抵制——王莽将哀帝祖母的椅子放到了一边，在宴会的最中心摆放的是王太后的椅子。但是这场PK最后的胜利者却还是哀帝：相权再强硬，硬不过皇权的至高无上。哀帝失掉的是他的面子，而王莽失去的却是他的位子。
　　王莽就这样黯然地离开了长安。
　　但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将他的官声和义举留在了长安无数人的心里。他是注定会回来的。
　　一条蛇冬眠并不意味着它死去，而只是意味着它在为春暖花开时的苏醒蓄积能量。历史的玄机就是这样的微妙和难与人言。
　　王莽是传说中那条冬眠的蟒蛇，他是注定要苏醒的。
　　王莽苏醒在公元前二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大汉王朝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日蚀。这一年也是哀帝元寿元年，新年伊始老天爷就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不仅使官员们人心浮动，哀帝本人也是狐疑不已。无数的官员纷纷上书请求皇上将王莽重新召回京城，以解天愆。哀帝心一软，下旨王莽回京。
　　这是一道宿命的谕旨，就像一个春雷惊醒了那条冬眠已久的蟒蛇，蟒蛇开始势不可挡地往京城方向游走，但它不是一条孤单的蟒蛇，它的身上凝聚了一个王朝的民心士气，是注定要成大事的。历史佬儿也在此时结束了自己的昏昏欲睡，注视起这条蟒蛇的一举一动。接下来，一条蛇和一个王朝，究竟要发生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又将如何一一演绎呢？
　　气血不足的王朝PK强势王莽
　　仅仅过了一年，二十五岁的哀帝就死翘翘了。
　　这是一个同性恋者之死，同时也是一个王朝气血不足的前兆。
　　因为他和成帝一样，也是膝下无子。所以大汉朝的王位传承只能再次系出偏门——中山孝王九岁的儿子成为了西汉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平帝。
　　这是一次王莽严格监控下的帝王选拔赛——平帝也是王莽同志亲自选定的。王莽这条蟒蛇在复出的王太后亲切关怀下，在大汉子民的热情关注下，迅速做大，重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
　　事实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是形式上的，因为平帝实在太小了，受王太后的委托，王莽摄国监政。
　　一个气血不足的王朝在强势王莽的带领下开始了他的新征程。王朝依旧姓“汉”，但是这个叫“大汉”的王朝却打上了越来越鲜明的王氏烙印。公元1年的时候，有南越人向朝廷进献白雉和黑雉，因为周朝时曾有人向周成王进献白雉，朝廷便有好事官员上书要求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真真是仅次于皇帝的人了；公元4年，王莽的女儿成了平帝的老婆，王莽再次双喜临门，他不仅是平帝的岳父，而且荣登宰衡之位；公元5年，王莽几乎和皇帝平起平坐了，因为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要求给王莽加九锡。这是一次令人心跳的加锡。因为九锡是九种极其尊贵的物品，按古制，一个大臣要是被加了九锡，那就意味着他取得了接近皇帝的位子。
　　王莽如愿以偿了，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票！一个王朝前所未有的大海选将王莽推上了大汉政界第一超男的PK台。在这个高处不胜寒的PK台上，只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被历史宿命推着走却又看上去一脸无辜的王莽，另一个则是他的女婿、一脸茫然不知“汉”之将亡的懦弱皇帝——平帝。
　　PK即将到来，因为一山难容二虎。
　　PK即将到来，因为蟒蛇已在历史的轮回中等了太久，他是注定要在世纪之交有所作为了。
　　于是那块致命的石头就在王莽加锡七个月后悍然浮出水面。
　　这是一块上圆下方的白色石头。献石者说他是在京城附近挖井时挖到的，挖到后觉得事态严重，一刻不敢耽搁就直奔宫中。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石头长成白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上面刻的那些字：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此刻，这块致命的石头静静地躺在一脸无辜的王莽面前，和他一块观赏这块奇石的则是一脸茫然的平帝。献石者跪在他们的身后大气不敢出，将这道历史的难题留给了眼前这两位当事人。
　　王莽看了看平帝，希望他能说什么。
　　有些话，双方当事人只有一方可以说，另一方不可以说。王莽希望平帝做那个可以说的一方。
　　但是平帝动了动嘴巴，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是历史的冷场时刻，平帝不愿意多说什么。一切的一切看上去都是请君入瓮的游戏，只是现如今，他很难走出这只巨大的瓮了。
　　他身后的王朝也走不出这只巨大的瓮了。
　　但是王太后生气了。
　　王太后一般是不生气的，因为她年纪大了，什么都看透了。
　　她这一回生气是生自己的气——还是没有把一个人看透。
　　王莽。
　　事实上全国人民都没有把王莽看透——这条蟒蛇实在是伪装得太好了——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把他当成圣人往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推。
　　人人兴高采烈，人人满怀期待，人人都没有看到王莽那条可疑的尾巴——蟒蛇的尾巴，但是王太后看到了。这条如此触目惊心的尾巴让她骇然，王太后要坚决地制止王莽的蠢蠢欲动。
　　王太后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
　　王太后嘴里的“诬”就是白色石头上刻的那些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但是大臣们却不认为这句话是“诬”，他们更倾向于将它视作上天的旨意。
　　汉将亡也。上天在好多年前就发出旨意了：成、哀两帝天天沉醉在温柔乡里却都膝下无子，这是末世的征兆，是一个王朝气滞血瘀的表现。
　　成帝时天象异常，吓得他跑到天坛去读自己写的《罪己诏》。在《罪己诏》中成帝承认在他的治下国家“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但是天象依旧异常。到了哀帝时，这个王朝不得不宣布改号，改成“陈圣刘太平皇帝”，希望天下太平。可改号后第三年，人心还是不得安宁，四处有传言在传一场天崩地裂的大祸近在眼前。为了避祸，几万人跑到长安来秉烛夜游，整个京城彻夜不宁，几乎处在动乱之中。
　　所以这一次，大臣们认为上天又发出旨意了，为江山社稷着想，王太后不应歪曲天意，相反应该尊重天意，顺天而行。
　　王太后沉默了。
　　当然王太后沉默并不表示她要尊重天意，顺天而行。她想再看看，看看什么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看看一条蛇的能量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