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江湖6转刀气功:天涯观察第173期:城市化的“红利”远非高房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5:42:51

中国正在挥舞城市化这把双刃剑

不必怀疑城市化“红利”对当下中国社会造成的强大影响。中国房地产业高歌猛进的这十年,表象是房地产开发商道德血液流失的十年,是地方财政向土地财政退化的十年,而实质上,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只是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必然经过的躁热阶段。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在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同阶段时,大量的、财政无法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同样也都是用地价、房价飚升所带来的土地收益、涉房税费来进行投入的。

城市化是把“双刃剑”,它的红利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快速变迁、社会的快速转型,但同时,它也催生了、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贫富的分化、发展的泡沫、信仰的迷茫以及社会稳定基础的动摇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城市化是个大趋势,浩荡向前,不可逆扼,其带来的发展“红利”远远大于其负面效应。我们不能因为房地产的问题而错估城市化的趋势。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城市化的“红利”将在何时终结,城市化的风险又将如何规避。


(一)终结城市化,为时尚早

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化


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中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两大剧变,一是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后者的转变也可称之为“城市化”。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理论界有不同的声音。根据往期资料,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预计,到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45%;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五”计划研究组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2010年将达到45%左右,在未来的30-40年内可能达到70%左右。现在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与现状更为接近。

手头没有准确的数据,但从各类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综合看,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应当在50%上下,当然,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化率的数据被严重高估(持这样观点的学者有陈锡文等)。

即使这一数据未被高估,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增长一个点(继续保持近十年来的推进力度,有望达到每年一个点的增幅,但难度很大),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就60%。这是个并不高的数据,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情况,明治维新1860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的1908年城市化率为18%,二战后日本迎来黄金10年,1955年城市化率达到56%,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70%。由此可见:我们未来的十年,和日本1955年到1970年的情况相似,日本用15年时间将城市化率提高了14个点,今后的十年仍然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十年。



(二)看懂了人口,就看懂了城市化

人口安置需要城市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总人口为13.4亿人。按城市化率50%算,有6.7亿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市化率再上升10个点,意味着又有1.34亿人进入城镇居住,这么多的人口,需要多大住房面积,需要多少公共设施的配套,需要多少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多少产业提供就业岗位……这无疑将会极大拉动经济的增长。

更何况,按照西方国家的情况,一个国家只有在城市化率达到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才会趋缓。这里补充说明,有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6亿,随后进入下行期,到12亿左右达到新的平衡点。从这样的分析看,中国的城市化还将持续更长时间。

城市化的“红利”,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的增长。城市化改变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将改变我们的精神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公民社会观念、信息社会观念。城市化是文明的进程,是更加关注人类本身生存、生活状态的进程。人的需求,是城市化的最大动力。



(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仍然在城市化进程所带动的投资热情中

“刚性消费”迎来投资型消费


在此轮对房地产业的严控中,房地产业成了过街老鼠,中国人经常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泼出脏水也倒掉婴儿。对于房价高企的深恶痛绝,让许多中国人忽视了中国城市化尚在途中的这一现实。

近读叶檀女士的一篇文字,对其中关于当前中国人消费的分析颇有感触,并在天涯发了微博:“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为了消费而消费,而是为了赚钱而消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在终端消费,而仍然在城市化所带动的投资热情中。所谓拉动内需,在城乡统一的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前,都是浮云。”

中国人的消费如果排除投资型消费,其增长非常有限。我把中国人的消费定义为“刚性消费”,这是一个与“刚性需求”相对应的概念,也就是生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消费。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都是“刚消”群体,撇开低收入人群一个亿,排除高收入人群8000万,如果对剩下来的这部分社会主流人口的支出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其实他们支出的结构和规模非常稳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勤俭持家、晴天防雨天的忧患意识之中。除了基本生活需求,中国人并不善于消费,也不敢于消费。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演变,当消费与投资产生了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又为普通百姓认知并接受以后,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显著变化——投资型消费快速增长!这其中,最先为百姓普遍关注而并不自觉的投资型消费是教育,这是一种大众投资型消费。再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消费了,温州人是天生的 “市场经济动物”,在温州人的带动下,中国房地产的消费投资风生水起。而眼下,移民海外、花几十万出国生个“洋宝宝”等新的投资型消费模式也是暗流涌动。

社会转型期,通胀加剧,社会结构不稳定,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人民生活的稳定预期大打折扣。有钱人选择了移民,而普通百姓只能辛勤持家、随波逐流。这样的背景下,要启动中国的内需,取代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依赖,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点像是痴人说梦。启动内需,必须消除疑虑,让中国人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和安宁的生活预期。当可靠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之前,且免谈内需。

保持既有的增长速度,保持既有的就业规模,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也是各级政府必须保证的底线。所以,我仍坚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在终端消费,而仍然在城市化所带动的投资热情中。”



(四)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和土地制度顶层设计

制度公平才能产生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


制度,公平的制度设计比一切口号都来得重要。

西方制度设计中,会为底层人群通往上中层打通更便捷的通道。比如美国的高考,如果一个孩子的父、祖辈里没有人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他就会得到降分录取的机会。而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正相反。有门路家庭的孩子,即使孩子跟别人考了同样的分数,但可能通过关系、通过花钱“点招”等,进入排名更靠前的高校。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为城市繁荣奉献出土地、奉献出心力、奉献出尊严的农民、农民工们。

一位国外研究者如是说,“中国为迅速崛起所付出的代价:中国光鲜照人的城市是由被歧视的流动农民工所建造起来的”。2亿多农民工(那是2009年的数据),为中国城市的繁荣,他们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血!

作为管控社会的一种方式,中国的户口体系发挥着神奇的作用。经济繁荣时,农民工们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来到城市,当金融危机等发生时,“他们就像海绵吸水一般被重新吸收回农村”。作为“羊吃人”的新版本,“城市吃人”在各地城市建设中纷纷上演,觊觎农民手中的土地的价值,明火执仗的强拆事件屡见不鲜。

土地的公有制,成为农民一次次被无情剥夺的理论依据。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想什么时候拿走就什么时候拿走。温总理在土地二轮承包时面对记者的镜头是这样表述的“要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既然长久不变,为什么就不能给农民土地所有者的法理名份?

土地制度改革,私有化终将不可回避地来临。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那些通过数辈人打拼而逐步脱离农籍的人凭什么就把手中的土地拱手交给所谓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而再到城市去一穷二白地从零开始?这样的做法,既显失公平,也无公理可言。对并非毫无瑕疵的中国政策规划而言,使农民永久脱离土地将成为一个严峻考验。

土地制度需要重新设计,对农村社会转型后的农村社会发展形态和村庄建设模式、城镇布局方式也应当有超前的研究。否则,一味在城市化的大潮中随波逐流,最终会突然发现,短视的规划布局又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五)城市化,我们优先发展怎样的城市形态

涉及三个问题


理论界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优先发展何种等级城市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这就形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优先发展什么样规模的城市,是特大城市?是中等城市?是县城及乡镇?“城市化和土地改革存在巨大争议,但看来政府目前更倾向于小城镇的城市化。”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中国研究负责人史蒂芬.格林如是说。但我以为,地级市和县城应当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特大城市的大城市病已经人神共愤,小城镇的布局点散面广在未来高城市化率背景下将失去其存在价值。

第二,抓好区域大城市的布局。目前城市化的前沿都是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全国人口和产业都在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等重点区域过度集聚。过度集聚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环境容量,无论是社会建设问题,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不能任由这样的集聚无度地蔓延下去。产业的布局、就业的需求是决定城市人口集聚的最主要因素。城市的布局问题,其实质是产业布局问题。国家在重大产业的规划布局的同时,必须同步考虑区域中心城市的布局。下一阶段,有人口优势、资源优势、战略纵深的中西部,应当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点区域,应该有重点地发展一些特大型城市作为发展“龙头”。

第三,优化城市内部规划布局。单核城市的弊病是显而异见的,但是组团式的城市布局方式并未得到城市主政者们的重视。他们的任期无法等待组团城市格局下建设政绩的出现。现有城市基础上的补补贴贴成为更多城市的选择。单核辐射状、单轴式城市布局,将交通拥堵、污染集聚、功能紊乱演绎到极至。以北京为例,2001年开始调整总体规划,但到今天,仍然是三环、四环、五环地向外辐射,组团式布局成为空谈,首都人“谈交通色变”。再说我所在的扬州,城市布局规划成为名符其实的“东拉西扯”,一座城市不断沿着一条文昌路向东向西延伸发展,所有的大型商业设施、政府机构、大型社区,都在一条文昌路上布局。拉开城市格局,细分片区功能,每个城市的主政者谈起来时都是头头是道,但实际工作过程中,他们都或多或少被功利主义的想法束缚了手脚、左右了决策。



(六)城市化中行政管理层次与幅度的优化

三级行政体制更有利于趋利避害


秦汉以降,中国的行政架构是“皇权不下县”,一般均实行中央、州府、郡县三级政府管理。直到明清,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中,不管是在二级和三级,甚至是四级、五级之间往复交替,县都是最低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和区划。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政府逐步将政权延伸到乡镇,至民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区乡(镇)行政体系。建国以后,中国的行政架构固定为五级:中央、省级、市级、县级、镇级。

五级行政体制,层级太多,这就决定了乡镇官员要想爬到权力的顶层,以有效工作年限30年计算,每个层级上最多干5年。对于升迁的不断追求,就决定了各级行政长官一般会把自己在一个地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着眼点定格为五年甚至更短。这是许多官员政绩意识和工作短期行为的思想根源。

实行与日本、台湾类似的县政经济,划小省级单位,省直管县,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合并乡镇、缩减乡镇级政权的规模直至实行镇级民间组织自治,从而在中国实行行政的三级管理,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的有序高效治理。

划小省级单位,既可以让省级政府对有限的县和地级市实施有效管理,又可以防止“诸侯经济”坐大,与中央分庭抗礼。省直管县,有利于县级城市的建设,避免地级市挤占资源、挤压县级城市的发展。至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权力寻租等方面的意义,在这里就不多讲了。逐步收缩乡级政府,直至实行民间组织自治,既可以大面积缩减行政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的过度发展,为城市化后期留下后遗症,并造成大量浪费。

“郡县治,天下安”。当中国的行政体制收缩为三级,就可以大量缩减公务员队伍,减少权力的层层寻租、提高行政效率,更快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县级城市的建设。如果同时赋予县级人大一定的立法权,会有利于推进基层的民主直选,加速基层民主进程。同时,三级行政体制对应三级城市建设,有利于形成布局合理的大、中、小型城市体系。



结束语

快速城市化的机遇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而言只会有一次,抓对了,国家强城市兴,抓错了,百业废人祸起,当政者不可不深思而慎行之。


出品:天涯观察编辑部 监制:金波 美工:盼盼 本期责编:周零壹 主笔:一语成谶_扬州 邮箱:yiwen@tiay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