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上去的意思:栾广明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1)

栾广明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1)

关键字：美术界 批判

艺管干成帮派头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一

技术不中搞理论，理论不中搞行政。某日入主官场流，俨然一副帮派头。

不知何时，中国书画界流行这么一种说法，叫“技术不中搞理论，理论不中搞行政”。凡从事艺术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搞艺术首先要过“技术”关，岂不知过“技术关”既苦又难，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渡过这一关的，于是乎，便使得其中一些人另辟“岐径”，比如搞理论，因为搞理论只要能写点文章，耍一些嘴皮子，均可为之，况且搞理论与搞技术比，影响大，成名快。

岂不知，搞理论若人云亦云，的确不是难事，但要搞得深邃不凡，百里挑一，人人佩服，同样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怎么办？于是乎，便使得其中一些人灵机一动——搞行政，尤其是专业主管方面的行政。因为搞这样的行政，既无练技术之苦，又无爬格子之难，只要能活动，有点儿管人的本事，均可为之。况且还能高高在上，急功近利。

岂不知，这搞专业管理行政仍然是一件让人窝心的事情，比如常言讲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专业管理行政是不错，但必须是“主要领导”。比如，如果是协会，你必须是会长或主席，如果是书画院或研究单位，你必须是院长或书记。在那里，“正”与“副”虽然是一字之差，后果可能是天壤之别。

要当主管领导，必须入“官场流”，找准政治靠山。在中国，只要有了权，那就等于有了一切，就像鲤鱼跳入龙门一样，政治的、业务的、经济的，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一时间，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牛气冲天，风光占尽。有批评家生动描写这些人为：面对上司是奴才，面对青年或外行是教父，面对异己是打手。我认为，这一类人还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时过境迁是狗屎。

过去有人讲，“外行领导内行，不利于文艺的繁荣发展”，岂不知，让那些假内行领导内行，破坏性其实更大。

艺术家成马屁精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二

艺术家们叫人怜，个个精通生意经。自我尊严全不见，灵魂师成马屁精。

这是一个让某些人听起来心痛的题目，然而让某些人心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不管是哪一种社会，都存在时弊，有时弊就需要针砭。当然要针砭就必然引发疼痛。在文艺界，最能引发疼痛的，大概就是撕碎所谓“文雅”的面纱。我在此把“艺术家”与“马屁精”联系在一起，其用意就在于这一点上。

“艺术”一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很早，不过早期的“艺术”多指“技术”，技术的高低决定着艺术的高低。后来人们发现，“技术”并不是孤立的，它除了自身体现出了一种精神外，还能反映或表达出人的某种精神。于是人们对艺术有了两个层次的认识：一是指纯粹的技术；一是指人的精神主导下的技术。

由于“艺术”，既包括了“技术”含量，又包括了“精神”含量，于是人们便赋予了艺术家以“精神创造者”“灵魂工程师”的称号。这个称号便告诉大家，要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必须要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而优秀的艺术作品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不仅存在相当的精神含量，同时还要存在相应的技术含量。艺术是一种精神产品，所以艺术规律不同于商品规律，它的价值也是不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这一点也正是艺术作品不同于其它产品的根本区别所在。

所谓“拍马屁”，就是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不是用自己的思想独立思考，而是只会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极力迎合他人的思想或口味。表现的方式常有：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追名求利，循规蹈矩等等。

有人可能会说，艺术家“拍马屁”虽然缺乏自己的精神创造而去迎合了别人的精神希求，难道别人的精神不也是一种精神吗？此话不错，艺术也确实存在“拍马屁”的功能，然而“拍马屁”毕竟是一种精神含量和技术含量都很低下的艺术行为。于是我将这一类艺术家称之为“马屁精”并不过分。

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需要走上市场，但与此同时，如果人们把“艺术家”与“马屁精”混为一谈或画等号，无疑是艺术的最大悲哀。

理论家成吹鼓手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三

理论家今满街走，爬格思考丧家狗。经济大潮不落后，忙里偷闲吹鼓手。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人要问，你是理论家吗，你当过吹鼓手吗？我坦率地说，我是理论家，我也当过吹鼓手。在中国，不是理论家想当吹鼓手还真是没有市场。人会说，既然自己是“一身老红毛”，那就别怪人家是“妖精”了。我说不对。因为批判别人需要胆量和勇气，其实批判自己更需要胆量和勇气。尽管“理论家成吹鼓手”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一个值得提倡的风尚或不应于以针砭的时弊。

早日，见到中国某顶级美术学院学刊，发表了两位中国顶级理论家评介现任该院院长绘画作品的文章。该院长为名人之后，又曾从事过学术研究，其绘画水平在中国当代虽说不是最坏的，但也不是最好的，根据名正言顺的原则，其绘画作品能在三流刊物上找两个三流理论家评介一下已经不错，若在中国顶级学术刊物中并由两位中顶级理论家推介，总不免给人一种“高车炮打蚊子——大材小用”的感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积淀下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你理论家、教授再高，你学刊编辑在牛，但都在院长的领导之下，院长要做点事情，哪个敢言一个“不”字？

因为我是干理论这一行的。据我所知，凡是理论家出面当吹鼓手的，没有一个打心眼里乐意的。他们大多为社会或经济所迫，要么碍于“权”，要么碍于“钱”，要么碍于“情面”。要知道理论家也是人，况且是社会人。过去有人不懂，今天我挑明了，如果还不懂，那就是傻瓜了。

过去有人曾言，“假话说一千遍就能成真理”，历史和现实中的确有这样的例子，不然中国成语中的“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便不会流传至今。于是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拉大旗作虎皮，到处招摇橦骗，企图蒙混过关。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听之任之，他们就会更加嚣张，一意孤行，甚至胡作非为。

我要告诉大家，“理论家成吹鼓手”不是理论家的责任，而是社会和权利的责任，要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现象，需要我们每一个社会人都要擦亮眼，相信自己，不要被舆论所左右。

媒体人成广告商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四

如今媒体非媒体，广告媒体合而一。看是报道实广告，暗箱操作两得利。

有人会说，“媒体人成广告商”有什么好批判的，现在的媒体那个不在做广告？不，我说的媒体人主要是指媒体上的记者、编辑们。

其实现在“媒体人成广告商”已不是什么秘密，比如人们常常收到这一类信件，某某报刊或出版社，要编某某书，多少多少字，交款多少多少元或卖多少多少本书。过去曾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媒体有明码标价的，也有暗码标价的，如果明码暗码都没有，那就有可能是暗箱操作。总之一句话，想要发稿件拿稿费，难上加难。

我有个朋友，原来穷得租房住，后来当了几年刊物编辑，竟购买上百万元的住宅。前些年，当编辑、记者发财的真是太多了，有的比广告商还要厉害很多。

某学术刊物，为了生存，开始收费，主管领导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一顿。岂不知那主管领导完全外行。刊物明码标价，收入是公家的，若不收费，必然造成一些编辑进行暗箱操作，滋生腐败，最后来个树倒猢狲散。

在中国，“媒体人成广告商”的现象，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中国普遍实行了职称制度，而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发表论文。于是，媒体人受利益驱使，或明或暗地收费，充当起了“广告商”的角色。发表文章者，只要求发表，东抄西拼，有的不惜找抢手；评职称看论文数量不重质量，外行看不懂，内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钱是公家的，谁能拿到手谁就有本事；国家又是“既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形势大好，多多益善。如此这般，不难想象最后必然落得个互利多赢，各得其所，名正言顺，皆大欢喜。

卖艺还是卖官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五

黄金有价艺无价，如今规矩完全变。水平再高无官位，垃圾一桶不值钱。

偶见《中国书画报》一篇短评，说当下中国书画界盛行一股坏风气，收藏家、书画家买卖艺术品，不是看艺术品的质量，而是看艺术品作者的官位。官位大，价格就高，官位小，价格就低。这样的风气使得许多艺术家不是积极地去搞艺术创作，而是挖空心思地去争夺官位，那些短见的收藏家也不把作品的质量放到第一位，而是把作者的官位大小放到第一位。

其实，类似这样的弊病古今中外都存在，过去有人讲“字画随人贵”就是例证，还有人说“人活一世名利二字”，正是人类这为名、为利的本质，膨胀了人们的虚荣心理，导演了人类社会中那一幕幕触目惊心、荒谬而滑稽的人间悲、喜剧。

人们可能不会忘记安徒生那篇《皇帝的新衣》的童话吧。在我看来，它哪里是一篇童话，其实就是一则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复的寓言。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朝中的大臣是绝顶聪明的，但他们却甘心情愿地听信两位骗子的指使，还有那成群结队的平民，他们同样相信骗子的谎言。唯一能戳穿骗子谎言的则是那个不明世故的孩子。当下书画市场上出现的“买官卖官”现象与“皇帝的新衣”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导演这人间喜剧的罪魁祸首就是人性的虚伪。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比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貌似不平，然真意在心，还是诸葛亮聪明，来个看透不说透。有人说历史是公正的，这话有些道理。比如徐渭，他也不是什么大官，曹雪芹也不是什么主席。虚荣心换来的只会是两手空空。

我认为，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艺术水平。而不是官职的大小。官人比“官”，商人比“钱”，艺术家只能比“艺”。这才是最明智的。

“功夫”在画外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六

人称功夫在画外，奥理由谁说了算？名位官学一串串，真假难辨忽悠骗。

功夫在画外当然是值得提倡的，画外的功夫如果用斜了、用骗了或用的不是地方，那就肯定会出问题的。比如明代董其昌提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为对提高绘画有好处，这样的画外功夫是要得的，如果只管读书、走路，不去作画或净做一些与画画无关的事情，这样的画外功夫只能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常言讲，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看画当然也要懂行，但又不能保证世间的每一个人都懂行，即使懂行了，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思想、观点都能保持一致。于是有些人就利用绘画专业的这一特点做起了画外功夫的文章。

作为画家当然是比画。当绘画水平相当时，那就要比画外功夫了。比如比学历，硕士比学士高，博士又比硕士高。再如比官，是省长还是市长，是科长还是处长，是国家级会员还是省级会员，是主席还是理事等等。这种貌似公平、正常的画外功夫比拼中，其实已经蕴含了极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要知道，艺术这东西与官位是不同的。官是比位的，一个人的水平再高，能力再大，名位不到，不能颠倒排序。艺术则不同了，美协主席创作出的作品未必比美协会员创作出的作品水平高；省长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未必就比市长创作的艺术作品水平高。如果拿官位的那一套用于艺术作品评定，显然不利于艺术的公正、繁荣和进步。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风气极浓的国家，正是这种风气，不知扼杀和埋没了多少个艺术人才，也不知使多少个混水摸鱼的人屡屡得手、大获成功。我们不能再让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了。

拿钱多获奖重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七

作品颁奖唤人往，自掏腰包拿牌奖。名次高低金额定，钱多奖重没商量。

老子说，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意思是说，自我夸耀的人事业不会有成就，自高自大的人不能充当首领。老子的话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不仅能针对古人还能针对今人。比如中国当代美术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自己掏钱拿奖牌、领奖杯。自己掏的钱越多，获得的奖就越重。

毛泽东时代，经济匮乏，奖励机制多用“精神”。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能够得奖，不管是什么奖，也不管是有钱没钱，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改革开放后，香港人和外国人抓住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通过给中国人颁奖来赚钱。中国人也不“傻”，虽然自己失去了一些钱财，但换得了荣誉和奖牌，这些荣誉和奖牌又能在中国现实生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如评职称，拿补助金，画更卖钱。

自己掏钱拿奖牌，本来上演的是“狐狸和乌鸦”的故事，没曾想到这乌鸦反而成了狐狸？那最后谁来当乌鸦呢？一是国家，二是单位，三是老百姓。我的同事有个朋友，书画生意好时，几年下来，赚了十多万元人民币，后来书画生意不行了，原来赚的钱不仅赔得干干净净，还搭进去很多。这就是中国书画界上演“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带来的结果。

前天，我在电视中看到介绍某画家，牛皮吹得呜呜响，说什么自己的画多么多卖钱，有个外国人买他的画，他要八十，人家给他三百。他讲这样的话，内行人一听就知道他这是在自己一同合伙外国人来欺骗中国那些不知情的老百姓。

我希望同时我也呼吁，中国的书画家、收藏家、理论家，不要再自欺欺人，不要再上演“狐狸和乌鸦”的故事，要听一听老子的话。如果不听“老子言”，吃亏可能就在眼前。

白纸变钞

——中国美术界现象批判之八

鉴定家成终审官，正义邪恶一念间。道德沦丧向钱看，白纸变钞非奇言。

中国书画市场的极度繁荣，一时间令中国的鉴定家们成为社会炙手可热的人物。

按理说这是一种必然想象，因为，由于利益的驱动，书画热必然引发一些不法分子大量制造赝品来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而抑制赝品充斥市场的有效手段就是让那些鉴定家或鉴定部门充分介入。

理是如此，但不知有人想过没有，一旦鉴定家们道德失范，违规操作，又有谁来制约他。有人说有法律、法院，其实法律、法院的最终依据又只能是来自于鉴定专家而不是其他人。

由于鉴定行业的权力失去制衡作用，于是，与之相应的腐败现象则愈演愈烈。比如，收高价鉴定费，暗箱操作收受红包等等，成为人们共知的秘密。有人说“真金不怕火炼”，既为真品还害怕他作假不成，然而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那些所谓权威人士不仅可以“弄假成真”同样可以“弄真成假”，并且在“学术自由”的幌子下不负任何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论是那些持真品者抑或是那些持赝品者，都不惜拿重金去贿赂鉴定专家们。早些年，中国某位鉴定权威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可以引起中国书画市场行情的严重波动，有些鉴定专家摇身一变则成了收藏家热捧得书画大家。中国鉴定专家权利的失控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鉴定行业的腐败不久便遭到了报应，比如近几年中国书画市场的极度萧条，鉴定家不再受人们所尊重，收藏家短期行为加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