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班岛格兰维罗塔家楼:中国的外交哲学需要适度修正

邓聿文：中国的外交哲学需要适度修正

（2011-07-06）

　　最近一年来的中国周边外交风波尤其是围绕南海问题与越、菲等国的摩擦，促使学界和民间开始反思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是否需要适时调整，以适应中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身份以及变化了国际环境。笔者的看法是，中国以“和谐世界”为理念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哲学的确需要进行适度修正。

外交理想主义的由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根本思想，把人类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共同安全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目标。这些目标很宏大，也符合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但是，要实现这些宏大目标，即使将来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仅靠中国的一己之力或少数国家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外交哲学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无论是个人、民族或国家，是需要一点理想的。然而，理想的实现必须建基于现实之上，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最讲究的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所以，若忽视现实，根据理想而制定的战略、方针、决策等，必然会碰鼻。中国理想主义的外交哲学及其实践，某种程度就陷入了如此窘境。

　　首先，“和谐世界”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中，“和”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所谓“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落实到外交层面，就是“朝贡体系”。但“朝贡体系”暗含着中国是天下中心和共主的意思，且要维持这一体系，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不可。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和、合”思想和天下观念，是建立在家、国不分基础上的。换言之，近代以来以主权国家为标志的国家概念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因此，以“和、合”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并不现实。

　　其次，“和谐世界”是由“和谐社会”衍化引申而来。后者是针对中国内部的“不和谐”提出来的。当今世界虽然也非常不和谐，不太平，然而，它并不像一国一样，有一个可以行使治理权的政府，以及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虽然有联合国，但除了安理会作出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外，联合国并没有执法权，也没有一个执法体系。所以，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来都是以“丛林法则”来描绘现实的国际关系的。虽然“丛林法则”这个词不好听，含有弱肉强食的味道，但国际社会的本质还是按权力和实力来分配利益。因而，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把用于处理一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和方针简单地应用到外交上来，难以行之有效，因为两者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

设想与现实的差距

　　再其次，“和谐世界”构想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时代主题论虽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却被后来的领导人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然而，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和平与发展固然是世人的普遍愿望与诉求，但把它作为时代主题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并没有揭示一个时代真正的本质。人们会问，难道冷战结束前的人类历史就不追求和平与发展了？如果说，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人类真正醒悟到和平的可贵，可为何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类似的新兴大国，没有明确把和平作为本国追求的至高无上目标，它们就不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吗？

　　最后，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趋同和国家差异的缩小。“和谐世界”出台的一个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这的确是后冷战时期的一大特征，各国因全球化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沃尔兹指出的，当今世界以贸易和海外投资占世界生产总额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赖即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一战前的水平，而尽管那时的理想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欢呼世界经济一体化将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因此，把世界和平、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赖、一体化上也不可靠。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并以此指导外交实践，迟早要碰鼻。去年以来围绕天安号事件、中日钓鱼岛风波、南海争端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恶就是“和谐世界”的外交哲学开始遭遇挫折的反映。固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恶都有美国的影子在内，是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但根本上是“和谐世界”的外交哲学脱离了国际现实，以为凭此外交哲学可以不挑战美国霸权从而避免作为历史循环的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对抗出现。

中国外交哲学常被误解和猜疑

　　问题在于，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哲学和主张并未像美国一样，在现实中真正接受大的挑战的考验。因此，在讲究现实主义的国际社会，即使中国的外交真心实意地实践和平发展、忍让合作、亲善睦邻，但只要你的体量摆在那儿，一些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就会认为你不过是“假慈悲”，是在实力还未达到顶峰时的暂时退让。何况，中国过往的外交实践，因机械和片面理解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方针，给世人一种不敢主持国际正义、只顾赚钱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形象和印象。

　　“韬光养晦”方针的提出，有着特殊的背景，这就是中国迫切融入国际体系的需要，希望通过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获取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改革早期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作为意识形态与西方迥异的国家，中国必须“韬光养晦”，不“韬光养晦”也不行。

　　但另一方面，若为了“韬光养晦”，以致只求合作、不敢斗争，既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利益，也放弃作为发展中大国主持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别的国家会作何感想？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当中国自身的资本已处于过剩状态，到全球寻求投资机会时，若一面声称“韬光养晦”还要管100年，一面却又祭出“大棒”以维护国家利益，把自己弄得言行不一、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甚至从理想主义的极端走向实用主义的极端，无疑会加深别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疑。这就是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什么在南海争端中倒向美国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尽管霸道，但真诚；中国则是伪善，不可交。

　　所以，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外交哲学必须进行修正，“和谐世界”作为一种理念，还应倡导和坚持，国际正义也必须维护，不能完全抛弃理想主义而倒向现实主义，但是，在大的国际格局和演变趋势的判断上，在具体的外交战略和方针的制定上，在维护国家利益上，必须回归现实主义。毕竟在这个世界，以斗争求和平合作，则和平合作存；以妥协退让求和平合作，则和平合作亡。这是有着深刻历史教训的。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