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达人猫王:再谈《红楼梦》里怎样过春节

再谈《红楼梦》里怎样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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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过春节

祭宗祠

朝贺

屠苏酒

文化

再谈《红楼梦》里怎样过春节

刘梦溪

    己丑年春节倏忽而至，京城除了爆竹鸣响得还算有点声势，年味儿仍然不是很足。什么原因呢？想来想去，还是与节日文化传统的流失不无关系。晚清以还的百年中国，一直迄于今日，我们正处在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本人近年颇关注这个问题，也曾写过一些文章加以论说。因此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放假一天，我举双手赞成。其实还应包括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也称做上元节）。但光是放假并不能充实节日的文化内涵。所以想到了我比较熟悉的《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过年的情形。《红楼梦里怎样过春节》小文就是基于此而写的，谈不上研究节日文化，不过对书中相关的叙述和描写略作简括的梳理介绍而已。想不到惹恼了一位叫陈林的据说是唯一可以给《红楼梦》带来“标准答案”的红学新专家，指我的这篇小文是“妄谈红楼”，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气魄，抱持“斩立决”、“杀无赦”的决心，采取“零容忍的暴君政策”（都是陈文的原话），对我猛烈施教了一番。

    其实这位陈姓先生所施教的，无非两点。第一，他认为过年祭祖的时间，可以在除夕，也可以在年初一。所以我文章中说贾府祭祖的时间在年三十，这个观点他不认可。他的看法，贾府祭祖的时间应该在年初一。第二，我说祭祖“是过年的最大礼仪”，他不同意，主张“中国古代过年‘最大的礼仪’ 并不是‘祭祖’，而是‘朝贺’”。这第二点，本不该存有争论，因为在古代，能够有“朝贺”资格的家庭肯定少之又少，对绝大绝大多数的家庭而言，过年的最大礼仪当然莫过于祭祖。所以，我的祭祖“是过年的最大礼仪”这个结论，是千真万确而无法驳倒的。就是《红楼梦》里的贾家，过年的最大礼仪，也还是祭宗祠、拜祖先，那是族人都参与的最大也是最高的礼敬仪式。而“朝贺”，对贾家自然重要，因为它有政治意涵。但我们不能把贾府的“特例”和古代的一般家庭等同起来。作为传统社会过年的文化礼俗，还是首推祭祖活动。一个拜天，一个祭祖，那是中国文化传统里面直接联系“家国”的两项最高也是最重大的礼仪，我们在《红楼梦》里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剪裁过的文化景象。

    至于第一点，我根据的是《红楼梦》文本本身的描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精装下册页744写道：“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次日，由贾府有诰封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明显朝贺和祭宗祠是在同一天。而这一天，就是“腊月二十九”的“次日”。那么“腊月二十九”的“次日”，是不是年三十呢？这个第五十三回的回目标的很清楚，叫做“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既然是“除夕”，当然是年三十，而不是在年初一。因此刘梦溪没有错。因为《红楼梦》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研究《红楼梦》，主要还是应该根据作品本身提供的艺术与生活的世相。

    《红楼梦》这样写是否符合作品历史背景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那是另外的问题，不在我的小文关注之列。具体说，“腊月二十九”的“次日”，是不是也有可能不是三十，而是初一？按照我国的传统历法，回答是肯定的。就如同公历每月的天数也有二十八、三十、三十一的分别一样。陈的文章说：“很多年份偏偏没有‘年三十’，‘腊月二十九日’的‘次日’就是‘元旦’。”如此说法不能算作证据。因为同样可以说，很多年份的十二月，偏偏都有三十。我手边有郑鹤声先生编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即以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这八十年的腊月为例，我计算了一下，结果有三十的45个月份，没有三十的35个月份。顺手又根据唐汉良等编写的《二百年日历》，细数1901至2000这一百年间的腊月，其中有三十的60个月份，没有三十的40个月份，两者的比例和康熙末年至乾隆末年大体相仿佛。就是说，有年三十的“大尽”，远比没有年三十的“小尽”要多。所以，完全无法以此来证明贾府那年过的是“小尽”（只有二十九没有三十）的年。何况书中明明写的是“腊月二十九”的“次日”是“除夕”，所以在这一天“祭宗祠”。除夕祭宗祠、拜祖先，含有追远辞旧的意思，必须在头一年的最后一天举行，而不会到了大年初一才又来祭祖。

    可是《红楼梦》把祭宗祠和“朝贺”都安排在了除夕日。除夕祭祖理所当然已如上述，那么“朝贺”也可以在除夕吗？陈文尽管充满“粗俗”与“荒蛮”的语言暴力，但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仍不无探讨的价值。陈的相关论述我也找来看了看，知道他真的下了不少功夫。他查了好几种关乎宫廷礼仪的辞书，证明清代的朝贺一般都在年初一，可谓持之有故。问题是年三十是不是也可以朝贺？陈文认为绝无此可能。对有的研究者援引《燕京岁时记》“除夕”条的记载：“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庶僚叩谒本管，谓之拜官年。”陈文一则说，无法根据这条记载就断定皇上是接受朝贺，另一方面又绝然肯定，如果《燕京岁时记》的作者（富察敦崇）“是在写除夕清晨皇帝接受‘朝贺’，那他真是‘荒谬绝伦’。”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要么是引用者解释的不对，要么就是原材料的作者“荒谬绝伦”，如此探讨和论证学术问题的态度与作风，人们还真不容易见到。

    其实，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是文史学者普遍认为比较有价值的著作，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属于“本朝人写本朝事”，虽不能避免舛误，但所记基本禁得起复按。即如这“除夕”条所记载的：“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庶僚叩谒本管，谓之拜官年。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悬挂影像。黄昏之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及亥子之际，天光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和衣少卧，已至来朝，旭日当窗，爆竹在耳，家人叩贺，喜气盈庭。转瞬之间，又逢新岁矣。”稍有四十年代以前的自身经历，或者对北京一带的民俗略有知识的人，都会认为这条记载可谓实写实记。除夕的“清晨，皇上升殿受贺”，不是朝贺而何？有什么理由指斥作者富察敦崇为“荒谬绝伦”呢？如果把此条记载和《红楼梦》关于祭宗祠一回的描写对照来看，更可印证《岁时记》的史笔真实不虚。

    除了《燕京岁时记》，《养吉斋丛录》卷八也有“每岁除夕，祭太庙分献爵、帛之王公，皆赐绸缎”的记载。总不能说这条记载也是“荒谬绝伦”罢。这说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的“腊月二十九”的“次日”，也就是年三十“除夕”那天，在祭宗祠之前，贾母等有诰封者，“皆按品级着朝服”进宫“朝贺”，是合情合理的写法，无任何不妥。至少我们无法在陈文中看到可以断然否定的可靠证据。说朝贺一般都应该在大年初一很对，但如果说年三十绝对不能进行朝贺，则不一定对。可是我个人的确觉得陈林先生为弄清楚此一问题，花费了作研究的人都能理解的许多工夫与心力，这一点实属难得。这是因为，他还看到了另外一条关于此一问题的不能回避的名物语词，即除夕之夜“献屠苏酒”的问题。

    这里我需要申明，我的《红楼梦里怎样过春节》一文，只是概略介绍贾府过春节的一些情形，并没有写出所有的细节。比如祭拜过祖先之后，一干人等到荣国府给贾母行礼，我只说，先由几位妯娌老太太行礼，然后贾敬、贾赦带领诸子弟，男一起，女一起，分别行礼。拜完尊之后，还要拜长。各阶次的主子一一归坐，接受两府男妇小厮丫鬟们的行礼。受礼的同时开始散压岁钱，包括准备好的金银锞和荷包等。受礼散钱之后，开始全家的和欢宴。至于和欢宴怎么排坐次？上了什么食物？我没有写。书中原还有“摆上和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众人方各散出”一段文字。我所以没有一一写出，纯是为了行文的避繁就简。陈文认为我有意隐去了屠苏酒，因此是“搞小动作”，真是冤乎枉哉！我写那篇小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间曾有过“腊月二十九”的“次日”是三十还是初一的争论，也完全没有考虑“朝贺”按历史真实应该发生在初一还是除日，以及屠苏酒应该除夕饮还是初一饮的问题。书中怎样写我就怎样介绍，如是而已。因此我请陈林先生先该把“很不老实的小动作”这顶有污人格的帽子收回去，我们好文明礼貌的讨论屠苏酒应该何时喝的问题。

    屠苏酒一般应该在年初一喝，这是陈文力主的观点，看了相关材料，我能够表示认同。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日和除夕夜，就一定不能够饮屠苏酒吗？《红楼梦》写了除夕的和欢宴上有“献屠苏酒”一项，是不是写错了？我认为不见得。苏辙有一首《除日》诗，刚好写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有句云：“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而苏东坡有关“除日”、“除夜”和“屠苏”的诗更多，例如《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之二有句：“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诗集》卷十一）以及《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之一写道：“使君夜半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譁。”(《诗集》卷二十五)等等。特别这后一首，分明直接写的是除夕夜里畅饮屠苏（酥、苏通假）。这说明屠苏酒也是可以在“除日”或者“除夜”来饮的。另外文天祥的《除夜》诗：“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也可以作为除夜可以饮屠苏的例证。宋朝如此，请朝也不会两样。况且年节的礼俗，有时会保留一些弹性，并非绝对严格。以饮屠苏酒的时间，来论证《红楼梦》所写“腊月二十九”的“次日”是三十还是初一，恐怕难以成为定论。《红楼》文本提供的实证，是“腊月二十九”的“次日”为“除夕”，即贾府“祭宗祠”的日子。只这白纸黑字的两点叙写，我们便无法否认书里面的“次日”只能是年三十，而不会是年初一。就是以史论事，初一也不能作为祭宗祠的日子。

    但我们不妨退一步说，即使《红楼梦》的书写有误，有矛盾，刘梦溪或者别的什么研究者，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没看出其中的矛盾，那也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学术的事业是深不见底的事业，谁敢说全知全能，一无舛错。即便一本《红楼梦》，仍然有许多未知。因此当我看了你陈林的一些文章，包括对作者是不是曹雪芹的置疑，只要看出你有深思和读书得间之处，就为之一喜，心想，此人还真肯下工夫。你何必把所有的人都一竿子打倒在地，而且自称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不觉得这样说不好吗？你指名道姓的许多研究红学的人，有的已经八九十岁，有的至少也七十左右。你不觉得，一个学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年青人，或者一个人，即便自己的看法完全正确，不是也应该对比自己年长的人有一点点尊重吗？即使不尊重，难道你有权利可以随意辱骂吗？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你必须尊重别人的人格！王国维说：“蔑视他人的人格，就是蔑视自己的人格。”

    你自己重读一遍对我施教的那篇文章，里边有多少诬言秽语，有多少暴力的炫吓，有多少不实之辞。这些我不想和你计较。因为它于我无减无增。你也可以完全不同意此文中的观点，但我这些发自肺腑的至诚的话，切盼你深长思之，深长思之。

写于2009年2月4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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