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凯瑟琳赫本和休斯:外力拉扯之下的中国革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0:53:44
《“中间地带”的革命——— 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杨奎松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54.00元。
白先勇垂垂老矣，再也不是那个在异乡台北，怀想旧上海十里洋场繁华盛景的惆怅青年。他仍是异乡人，飘零于台湾、北美和大陆之间。六十之后，一生积攒下的感慨，都洒在了《牡丹亭》下，和他父亲的传记之中。1999年他在台北《当代》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文，其中透露白宗禧一生最为遗恨之事，是抗战后国共争夺东北时，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在四五月间于四平大败“黑土地之狐”林彪（张正隆语）之后，蒋介石不纳白宗禧“乘胜直追”、“彻底肃清东北共军”之计，却极为诡异地突然于6月6日下令部队停止追击，致使共军赢得喘息之机，整军反噬，“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体国共内战。”“憾恨”一词，真足以表述去台国民党军政精英那种“认输，不服输”的悲情。他们的余生都在痛苦地反省和追悔：我们失败的起点在哪里？果如白宗禧后来反思的那样，6月6日的停战令是一个关键转折点的话，这一决定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而做出的？
无独有偶，大约十年前，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的巨擘杨奎松和军史研究的重镇刘统两位先生，围绕东北战场中共军队何以取胜这一问题，打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笔仗”。争论的焦点是在鏖战东北时，中共军队究竟从苏联取得了多少军事援助，以及这些援助对胜败结局有何影响。
争论的具体细节和是非且不管它，从这争论中，倒可以看出一个在学理探究中渐渐浮现的森然阴影：中国内战———或者更长历史尺度而言的中国革命———之国际背景。就如苏联因素的存在不可忽视一样，美国、日本、英国等大国在中国的存在及其战略意图也始终是估算中国问题之结局的具有极大权重的变量。虽则白先勇认为蒋介石在四平战后下停战令的那一致命“昏招”，主要还是因为蒋介石的短见、自大和猜忌，但一般认为，是因为受到此时身居中国而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以停止美援为要挟的巨大压力，乃不得不为之的饮鸩之举。又如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十五年侵华战争，大幅度拉动了中国国内政治各派势力的权势和战略地位的位移。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变迁中，在很多关键的转折点上，都可看到周边大国作为巨大的扭矩，在改变那些影响深远的事件和趋势之走向。
“革命”，曾经是一个多元的叙事。中国共产党固然有着与生俱来的革命基因，而1924年改组后的新国民党也一直将革命口号高唱入云。但不管对哪种革命叙事来说，1920年代开始苏联对中国输出革命，都意味着在中国按下了一个关键的革命“快进键”。
苏联之所以在此时一方面支持组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援助孙中山的国民党，而且在国民革命中硬要将二者捏合在一起，其根本的出发点，是要改变十月革命后其在远东面临的不利局面，即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当时尚具有合法性的北洋政府都对其采取严重敌视的态度。在几经尝试而无力改变北洋政府的敌视政策之后，苏联决定支持当时尚未取得全面合法性的孙中山政权，以造成一个新的、亲苏的中国政府。由此可见，起源于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革命，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苏联国家战略的印记。
在国共分裂之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这个脱胎于苏联援助的“革命”新政权，却反过来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脐带，抛弃了其苏联母体，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这都是苏联上述战略意图的彻底失败（如美国史家C .Brandt研究中国国民革命的著作，就毫不客气地题为《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此后中国的十年内战中，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大体可视为要在中国造成一种强大亲苏势力这一意图的不屈不挠的贯彻，其政策的另一面是，当现有的中国政府仍然敌视它时，就推翻之。这种政策对于中国的政局影响极大。
1931年11月7日，紧接着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一个旨在推翻南京政府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共产国际以为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那种局面在中国出现了，中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政权面对外敌时的统治衰弱，首先实现阶级革命以推翻南京政府。结果就是，“……（蒋介石）不得不从剿共前线调回中央军主力以策应不时之需。而这也意味着，红军因此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江西中央苏区在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总共不过控制着瑞金、石城、长汀、雩都、会昌五个县的范围，……而到1932年4月之际，江西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了7个全县及县城。仅江西苏区的面积已达约7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约240万左右。”（《“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274页）在这里，日本因素和苏联因素显然是理解三十年代开始时，中共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关键，而以往那种单纯从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结构中的矛盾激化，或者从共产党人领导集团之素质（如“左倾”的错误路线或相对的正确路线）来解释这一时期革命事业之兴衰的视角，明显忽视了制约这场革命风暴的国际结构。
1930年代开始日本的步步进逼，使得不管是苏联还是南京政府都感到了互相妥协的必要。苏联日渐认识到，在日本的攻势面前，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更有利于缓解其在远东面临的威胁，尤其是这个政府表现出明显的抗日倾向时。也正是在中国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际，苏联一方面宣布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卖国的政府，一个不知民族耻辱的政府”，一方面却公开派员拜访国民党中国的代表，要求恢复同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了双边关系。 这种尴尬局面之出现，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某些政策调整或转变，其实与它指导下的某国革命实际进程和现实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很多时候往往只是为了适应苏联内外政策的某些调整和转变”（284页）。当苏联认为南京政府有可能和自己达成妥协而共同对付日本时，中共推翻南京政府的种种努力就显然不再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利益，于是1933年1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调整排斥一切中间力量的战略，这种调整后来渐渐演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1936年意外发生的西安事变———这一事变本来极有可能导致南京政府的瓦解崩溃，从而削弱中国抵抗日本的能力———会让斯大林大为光火，而苏联要对张学良公开进行尖锐的指责，并压迫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为，苏联这时考虑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多半并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338页）。换言之，引导日本这股祸水冲向中国而与此同时中国这堵漫无边际的破墙溃而不倒，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才是最佳局面。因为，日本将泥足深陷于中国而无力进攻苏联，而中国也将持续削弱，不土崩也会鱼烂，二者都无力威胁苏联。所以，苏联既是九一八事变后极少数迅速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之一（对日本阳示退让），又是极少数在中国全面抗战后给予中国军事支持的国家之一（从中国阴为抵制），这种阴阳太极功夫正是斯大林坚持苏联国家利益的上好姿态。
更加复杂的局面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来。国共双方在抗战结束之前很早就在布局天下———不管是战是和，都要使自己处在最佳战略地位。取得这种地位的关键是抢占原日占区的政权与战争资源，而攸关天下大局的正是东北。但此时的东北成了苏联和美国围绕雅尔塔体系而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势力均衡斗争的一个枢纽，是远东地区大陆和海洋势力之间权势消长“海滩地带”，国共双方的争夺都不得不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展开。当苏联觉得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中取得的远东战略地位以及东欧的势力范围得到保障时，它就支持国民政府占据东北，为此不惜牺牲中共的“革命前途”———这是以“谦让”的姿态来保住这些利益；而当它认为美国正在威胁到这些成果（这种威胁的风向标之一，就是斯大林指示的，“东北不许出现一个美国兵”），它就反过来暗中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包括提供大量武器和容许其占据大量城市———这是以进攻的态势来抓住这些利益。而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国民政府接管东北地区，但这种支持的限度是它不会导致美国和苏联的直接军事冲突。这种走钢丝的策略在“钢丝”日益紧绷，也即国共的冲突激化成全面内战时，使美国紧张得直跳脚，如此才有马歇尔气急败坏地严令蒋介石下停战令的那一幕。
大国之意图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其关键手段是各种资源（财政、人力和战争资源）的输送或撤销，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杨著有着极为精彩的揭示，各种事例的列举几乎贯穿全书始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资源中也包括意识形态资源或合法性资源，而且往往是这种资源起着翻覆局面的作用。如张国焘和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争夺主导权时，兵多将广的张国焘之所以黯然落败，和从苏联归来的张浩适时为张、毛为首的中央带来共产国际指示，从而为其正统地位进行背书有莫大关系。1942年张浩去世时，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此中自有深意。
读毕此书，不得不感叹，“中国革命”之命运真如茫茫宇宙中的小小星球，决定其轨迹的似乎是周边那些庞然天体的推拉引力。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能艰苦卓绝地在这些大国星球之间的“中间地带”游刃穿行，并没有被其巨大的引力撕碎，却敏锐地探索着任何可供利用的引力场，从而最终大致逃脱这些作用力对中国革命命运的摆布。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共日益成为具有更大独立性的政党和政权，中国自身亦成长为一个大国的曲折而惊险的历程。很明显，当中共在多次违逆斯大林的意志而根据自己的意图（毛泽东抗战胜利前夕说的“一定要拿下中国”）进行革命时，这其中有着大国气度才有的壮志雄心和明确的政权利益。当中共统一全国时，这种统一本身就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形成自己的强大引力场，牵动周边战略局势的改变。
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国共无疑是唱戏的主角，聚光灯都打在了他们身上，可是这个舞台，是搭在什么样的剧场和台柱上，那一场场的文戏和武戏，其幕后的编剧又是谁，后世的看戏人很难看得见。二十年前，杨奎松意识到了“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初版前言），由此写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海内外的相关史料大量披露，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的面目早已迥异于二十年前。杨著既是参与塑造这一段政治史之新面目的里程碑式作品，亦可谓见证这一研究趋势成长的历史纪录，因为，同名新版的这一著作，不仅仅是增加了近20万字的篇幅，大量采录了丰富的新出史料和观点，使很多触目惊心的细节之揭示更加深入，如抗战和内战时期国、共、美、苏在中国战局中的庙算之精之狠，而且其史识和史笔也更高妙。在新版序言中，作者自信地宣称，“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我这本书的角度，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他的自信，有底气，也有其道理。 ●尹钛（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所）
周边大国的力量
白先勇垂垂老矣，再也不是那个在异乡台北，怀想旧上海十里洋场繁华盛景的惆怅青年。他仍是异乡人，飘零于台湾、北美和大陆之间。六十之后，一生积攒下的感慨，都洒在了《牡丹亭》下，和他父亲的传记之中。1999年他在台北《当代》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文，其中透露白宗禧一生最为遗恨之事，是抗战后国共争夺东北时，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在四五月间于四平大败“黑土地之狐”林彪（张正隆语）之后，蒋介石不纳白宗禧“乘胜直追”、“彻底肃清东北共军”之计，却极为诡异地突然于6月6日下令部队停止追击，致使共军赢得喘息之机，整军反噬，“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体国共内战。”“憾恨”一词，真足以表述去台国民党军政精英那种“认输，不服输”的悲情。他们的余生都在痛苦地反省和追悔：我们失败的起点在哪里？果如白宗禧后来反思的那样，6月6日的停战令是一个关键转折点的话，这一决定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而做出的？
无独有偶，大约十年前，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的巨擘杨奎松和军史研究的重镇刘统两位先生，围绕东北战场中共军队何以取胜这一问题，打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笔仗”。争论的焦点是在鏖战东北时，中共军队究竟从苏联取得了多少军事援助，以及这些援助对胜败结局有何影响。
争论的具体细节和是非且不管它，从这争论中，倒可以看出一个在学理探究中渐渐浮现的森然阴影：中国内战———或者更长历史尺度而言的中国革命———之国际背景。就如苏联因素的存在不可忽视一样，美国、日本、英国等大国在中国的存在及其战略意图也始终是估算中国问题之结局的具有极大权重的变量。虽则白先勇认为蒋介石在四平战后下停战令的那一致命“昏招”，主要还是因为蒋介石的短见、自大和猜忌，但一般认为，是因为受到此时身居中国而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以停止美援为要挟的巨大压力，乃不得不为之的饮鸩之举。又如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十五年侵华战争，大幅度拉动了中国国内政治各派势力的权势和战略地位的位移。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变迁中，在很多关键的转折点上，都可看到周边大国作为巨大的扭矩，在改变那些影响深远的事件和趋势之走向。
苏联在中国按下革命“快进键”
“革命”，曾经是一个多元的叙事。中国共产党固然有着与生俱来的革命基因，而1924年改组后的新国民党也一直将革命口号高唱入云。但不管对哪种革命叙事来说，1920年代开始苏联对中国输出革命，都意味着在中国按下了一个关键的革命“快进键”。
苏联之所以在此时一方面支持组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援助孙中山的国民党，而且在国民革命中硬要将二者捏合在一起，其根本的出发点，是要改变十月革命后其在远东面临的不利局面，即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当时尚具有合法性的北洋政府都对其采取严重敌视的态度。在几经尝试而无力改变北洋政府的敌视政策之后，苏联决定支持当时尚未取得全面合法性的孙中山政权，以造成一个新的、亲苏的中国政府。由此可见，起源于1920年代的中国共产革命，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苏联国家战略的印记。
在国共分裂之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这个脱胎于苏联援助的“革命”新政权，却反过来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脐带，抛弃了其苏联母体，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这都是苏联上述战略意图的彻底失败（如美国史家C .Brandt研究中国国民革命的著作，就毫不客气地题为《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此后中国的十年内战中，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大体可视为要在中国造成一种强大亲苏势力这一意图的不屈不挠的贯彻，其政策的另一面是，当现有的中国政府仍然敌视它时，就推翻之。这种政策对于中国的政局影响极大。
1931年11月7日，紧接着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一个旨在推翻南京政府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共产国际以为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那种局面在中国出现了，中共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政权面对外敌时的统治衰弱，首先实现阶级革命以推翻南京政府。结果就是，“……（蒋介石）不得不从剿共前线调回中央军主力以策应不时之需。而这也意味着，红军因此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江西中央苏区在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总共不过控制着瑞金、石城、长汀、雩都、会昌五个县的范围，……而到1932年4月之际，江西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了7个全县及县城。仅江西苏区的面积已达约7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约240万左右。”（《“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274页）在这里，日本因素和苏联因素显然是理解三十年代开始时，中共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关键，而以往那种单纯从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结构中的矛盾激化，或者从共产党人领导集团之素质（如“左倾”的错误路线或相对的正确路线）来解释这一时期革命事业之兴衰的视角，明显忽视了制约这场革命风暴的国际结构。
斯大林的阴阳太极功夫
1930年代开始日本的步步进逼，使得不管是苏联还是南京政府都感到了互相妥协的必要。苏联日渐认识到，在日本的攻势面前，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更有利于缓解其在远东面临的威胁，尤其是这个政府表现出明显的抗日倾向时。也正是在中国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际，苏联一方面宣布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卖国的政府，一个不知民族耻辱的政府”，一方面却公开派员拜访国民党中国的代表，要求恢复同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于193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了双边关系。 这种尴尬局面之出现，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某些政策调整或转变，其实与它指导下的某国革命实际进程和现实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们很多时候往往只是为了适应苏联内外政策的某些调整和转变”（284页）。当苏联认为南京政府有可能和自己达成妥协而共同对付日本时，中共推翻南京政府的种种努力就显然不再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利益，于是1933年1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调整排斥一切中间力量的战略，这种调整后来渐渐演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1936年意外发生的西安事变———这一事变本来极有可能导致南京政府的瓦解崩溃，从而削弱中国抵抗日本的能力———会让斯大林大为光火，而苏联要对张学良公开进行尖锐的指责，并压迫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为，苏联这时考虑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多半并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而是从如何便于推动中国走向抗日和避免把自己拖入战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338页）。换言之，引导日本这股祸水冲向中国而与此同时中国这堵漫无边际的破墙溃而不倒，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说才是最佳局面。因为，日本将泥足深陷于中国而无力进攻苏联，而中国也将持续削弱，不土崩也会鱼烂，二者都无力威胁苏联。所以，苏联既是九一八事变后极少数迅速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之一（对日本阳示退让），又是极少数在中国全面抗战后给予中国军事支持的国家之一（从中国阴为抵制），这种阴阳太极功夫正是斯大林坚持苏联国家利益的上好姿态。
更加复杂的局面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来。国共双方在抗战结束之前很早就在布局天下———不管是战是和，都要使自己处在最佳战略地位。取得这种地位的关键是抢占原日占区的政权与战争资源，而攸关天下大局的正是东北。但此时的东北成了苏联和美国围绕雅尔塔体系而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势力均衡斗争的一个枢纽，是远东地区大陆和海洋势力之间权势消长“海滩地带”，国共双方的争夺都不得不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展开。当苏联觉得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中取得的远东战略地位以及东欧的势力范围得到保障时，它就支持国民政府占据东北，为此不惜牺牲中共的“革命前途”———这是以“谦让”的姿态来保住这些利益；而当它认为美国正在威胁到这些成果（这种威胁的风向标之一，就是斯大林指示的，“东北不许出现一个美国兵”），它就反过来暗中支持中共在东北的活动，包括提供大量武器和容许其占据大量城市———这是以进攻的态势来抓住这些利益。而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国民政府接管东北地区，但这种支持的限度是它不会导致美国和苏联的直接军事冲突。这种走钢丝的策略在“钢丝”日益紧绷，也即国共的冲突激化成全面内战时，使美国紧张得直跳脚，如此才有马歇尔气急败坏地严令蒋介石下停战令的那一幕。
大国之意图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其关键手段是各种资源（财政、人力和战争资源）的输送或撤销，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杨著有着极为精彩的揭示，各种事例的列举几乎贯穿全书始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资源中也包括意识形态资源或合法性资源，而且往往是这种资源起着翻覆局面的作用。如张国焘和张闻天、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争夺主导权时，兵多将广的张国焘之所以黯然落败，和从苏联归来的张浩适时为张、毛为首的中央带来共产国际指示，从而为其正统地位进行背书有莫大关系。1942年张浩去世时，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此中自有深意。
大国星球之间的“中间地带”
读毕此书，不得不感叹，“中国革命”之命运真如茫茫宇宙中的小小星球，决定其轨迹的似乎是周边那些庞然天体的推拉引力。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能艰苦卓绝地在这些大国星球之间的“中间地带”游刃穿行，并没有被其巨大的引力撕碎，却敏锐地探索着任何可供利用的引力场，从而最终大致逃脱这些作用力对中国革命命运的摆布。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共日益成为具有更大独立性的政党和政权，中国自身亦成长为一个大国的曲折而惊险的历程。很明显，当中共在多次违逆斯大林的意志而根据自己的意图（毛泽东抗战胜利前夕说的“一定要拿下中国”）进行革命时，这其中有着大国气度才有的壮志雄心和明确的政权利益。当中共统一全国时，这种统一本身就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形成自己的强大引力场，牵动周边战略局势的改变。
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国共无疑是唱戏的主角，聚光灯都打在了他们身上，可是这个舞台，是搭在什么样的剧场和台柱上，那一场场的文戏和武戏，其幕后的编剧又是谁，后世的看戏人很难看得见。二十年前，杨奎松意识到了“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初版前言），由此写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海内外的相关史料大量披露，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的面目早已迥异于二十年前。杨著既是参与塑造这一段政治史之新面目的里程碑式作品，亦可谓见证这一研究趋势成长的历史纪录，因为，同名新版的这一著作，不仅仅是增加了近20万字的篇幅，大量采录了丰富的新出史料和观点，使很多触目惊心的细节之揭示更加深入，如抗战和内战时期国、共、美、苏在中国战局中的庙算之精之狠，而且其史识和史笔也更高妙。在新版序言中，作者自信地宣称，“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我这本书的角度，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他的自信，有底气，也有其道理。 ●尹钛（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