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塔图最新消息:陷落 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四、嬗变

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１） 一句名言说: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

　　可以引伸为形容一个党。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几步。

　　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第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场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

　　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仍然在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这一行动的最初规划者据说竟然是李德。果真如此么？

　　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被迫放弃，已成定局。

　　但认识这个定局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压力。因为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一晚上的屋子，是建设六年之久、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

　　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反第二次“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 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是再权威不过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变成普遍真理。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

　　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最好的根据地在李德到来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怀最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展开一幅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否决。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 “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

　　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 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彭、滕反复建议的惟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

　　撤滕代远职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

　　广昌战斗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决择: 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

　　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他突然转向主张主力突围。他提出以一、三军团，或者五、九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摆脱堡垒，争取大一些的空间，获得作战行动的自由；并说:“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至于这个念头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怀、 滕代远5个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线出击、机动作战的启发，以及彭、滕提出建议后受到李德本人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李德均讳莫如深。

　　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

　　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

　　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做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 四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但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几人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影响深远？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有些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滑过水面的轻石，经过几片涟漪后便无踪无影。而有些或伧促中或不经意中或应急中做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暂时勉强这样，却从此踏上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如此。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详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面临的严重困难。6月5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米夫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这一运动在中国却陷入了严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经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拿具体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

　　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李德讲的情况。他在回忆录《往事苍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谈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 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

　　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

　　其实国际的表态是含糊不清的。首要的是“保存活的力量”自然正确，但“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又认为打破“围剿”的希望还不是没有；具体怎么办，留给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

　　原因的关键，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详情不甚清楚。

　　1934年2月5日，中央苏区反“围剿”正吃紧之时，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了一篇《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的发言: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关于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

　　……在所有“围剿”中，最大最凶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围剿”。这次“围剿”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向蒋介石提供金钱和枪炮外，还直接参加作战行动。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法西斯德国的70名参谋军官，不仅制定了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不仅组织了专门训练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的讲习班和学校，不仅领导了从技术上加强城防和战线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150名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江西、福建、河南和我国其他各省的上空飞来飞去。原柏林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格尔热津斯基及其助手魏斯等人，像一群饿狗一样，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上海、南京等城市窜来窜去，帮助整顿秩序。

　　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怎样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断失败以及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一次又一次胜利。（鼓掌）

　　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红军在国民党前四次“围剿”中取得的成果如下: 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被击退，其中20个师被彻底粉碎，约20万支步枪、5000挺轻重机枪、数百门加农炮和重炮、几十部电台、12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装备、粮秣，均为我英勇的红军缴获。（鼓掌）

　　曼努伊尔斯基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辉煌战果，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些战斗中，红军俘虏了白军许多师长、旅长和团长。1932年，仅在中央苏区一个地区，红军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4月，又抓住了2名师长、2名旅长、4名团长。约3万名士兵投奔到红军方面来。（鼓掌）

　　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0000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0000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0000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十九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

　　结果，塞克特和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这便立刻揭露了一个秘密: 谁是我们红军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什么地方是红军的兵工厂和军事仓库! ……（鼓掌）

　　最近几年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日益巩固的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它在实践中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发展的列宁天才思想的正确性，证实了在经济落后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免于彻底崩溃和贫困的英明指示的现实性。

　　其次，既然国际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四年间共同努力有未能消灭中国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那么，如果荒木和希特勒真正发动战争，胆敢同坚强、伟大的苏联作战，又能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胜利的主要源泉，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鼓掌）

　　…………

　　列宁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十月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突击队──联共（布）及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斯大林同志万岁!万岁!万岁!（热烈鼓掌，全体起立向王明同志致敬）”

　　必须用十二万分耐心把这篇讲话看完。不耐心看完，你就不会知道王明已经荒谬到什么程度，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已经脱离实际到什么程度。

　　喝完牛奶吃完面包后，用自己国家革命者的鲜血杜撰谎言，去证明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和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无此先例。

　　王明刚刚在联共（布）大会上宣称对苏区的“围剿”遭到可耻的失败，中共马上来电要求放弃苏区突围转移，共产国际完全陷入自我营造的矛盾之中。

　　所以他们也只能发出那封态度模糊、说话游移的电报。

　　对苏区实际情况王明并非一无所知，但所知情况甚为混乱。 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２）　第五次反“围剿”以前，共产国际派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来华。纳尔逊出发前，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和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与他谈过话。王明说，江西的形势十分困难，苏维埃已经完全被包围。盐的供给殆尽，蒋介石抓住走私盐的人就砍头。更糟糕的事情是蒋介石要使用毒气。能用什么办法抵御毒气呢？所以派纳尔逊带5万美元去中国，任务是给中国共产党人买防毒面具。

　　这真是一个又严肃又可笑的任务。王明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万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处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

　　纳尔逊已经没有了“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必要，1933年10月便乘轮船返回美国。

　　1934年春季，共产国际又派来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来华担任国际代表。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时刻。尤金身上带有一份在莫斯科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准备让江西苏区贯彻执行。

　　看到这个计划的人很少，所以详细内容恐怕无人能够讲出来了。留下来的一些情况是，连携带这个计划的尤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后，也开始对他的中国同事嘲笑那些“在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1934年夏赶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讽刺自己的丈夫：“那你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尤金开口一笑，说:“是，跟别人一样。”但又说:“至少我试图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 我们听取了这里人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但不是指示。”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它也不是计划制订出来的，不管计划有多么详实。王明和那些只会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会议大厅鼓掌欢呼的人们，真应该看一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战斗的。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卜福斯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蒋介石、陈诚企图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强大侵彻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除卜福斯山炮营外，蒋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迫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十三师重迫击炮连，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击力量。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邢震南及两个团长后来不知后终，红四师十团三营长是50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战将钟伟。

　　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

　　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拚。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 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 于都、兴国、宁都 、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

　　王明以为只要解决了防毒面具，反“围剿”就能胜利。他在莫斯科起劲地吹嘘“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0000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0000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

　　历史的结论是: 自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0%，根据地损失100%。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

　　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随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 命令由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

　　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肖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 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

　　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

　　这支部队不但未调开敌，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损失殆尽。

　　还有一支部队走在中央红军之后。

　　1934年11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一个月之后，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央指示，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西征。

　　三路力量之中，徐海东一路风一路火首先打到陕北，成为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且激烈争论之时，被排斥在核心圈子之外的毛泽东，却天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写《清平乐》一首:“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他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8月1日，毛泽东出席瑞金“红场”──大埔桥举行的阅兵典礼后，为《红星报》亲笔提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旁人难察。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毛泽东一样，也未能进入三人团。

　　在讨论有多少红军部队参加脱离根据地的西征时，李德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分歧。李德主张只以中央红军一、三、五三个主力军团突破封锁线，他设想在外线作战打开局面牵动敌人之后，主力还可以返回。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内心非常清楚，一旦主力出击外线，便很难返回。所以他主张撤退整个苏区。

　　应该说周恩来是对的。后来留在苏区的力量，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损失极其沉重。当时的实情是留得越多，损失越大。

　　李德也不是毫无道理。突围的野战部队如果伴随拥肿，失去机动，损失也要增加。红军长征初期受到的严重损失，也证明了这一点。

　　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

　　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伧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需苦撑危局。有些指责是对的。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的太多。

　　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9月16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谈三件事。 一是说明国际“七大”延期召开的原因。二是要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给满洲省委发指示，同时川、陕苏区应联系起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最后是国际在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这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最后联系。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1934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了。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6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叛变后，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但中共中央还是一直保持着与上海局沟通联络的能力。当时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7部，留3部给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陈毅、刘伯坚，14部分别配属军委总部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后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严重，部队大量减员，军委下令把笨重的发电机、蓄电池埋掉，对上海方面无回音的呼叫才完全中断。

　　所以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王明说，他听到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934年11月14日所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撤出了中央苏区。该消息说: “向四川省进发的中国红军主力，在11月10日放弃了过去中央区的首都瑞金。”

　　战略转移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讲的是“突围”。对这一决定的保密很严。李德回忆，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其他人包括军团一级军政领导干部，也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政治动员，思想教育都忽略了；也没有在干部战士中进行解释工作。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也必须看到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四面合围的敌军已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一个很小范围之时，保守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护党和红军的生命。保密决定并非一无是处。所以蒋介石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也仍然没有弄清楚红军下一步的意图。中央红军的最后决定，连上海局也不清楚。

　　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既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10月25日，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忙碌的周恩来一言不发，更加忙碌。他组织了庞大的撤退计划，携带了过多过细的东西，个人行李则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李德也留下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那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或西方野战军。

　　开始的无疑是漫漫苦难。也是耀眼的辉煌。 四、嬗变 历史应该记下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国民党东路军第十师、第三十六师，指挥官都是前共产党员。

　　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分子。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晚十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不似李默庵自幼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宋希濂立即在《雷声》撰文，猛烈抨击当局。

　　这两个人又都在“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李默庵退党的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从此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无形中脱离了组织。

　　其实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使许继慎通知他参加，他对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也兴趣不大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庵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作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对在校长蒋中正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1926年爆发“三?二○”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 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办过《雷声》墙报的宋希濂，真正行动起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少做。

　　李默庵不做这样的空头保证。他开始与早年那些兄长一样待他的共产党员们为敌。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在和红军的作战中，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

　　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

　　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 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突然遭到陈赓、 王宏坤、倪志亮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三十旅免遭被歼，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庵师部指挥，李默庵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时刻红军冲到离师部仅500米，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入战斗，才保住了师部。李默庵师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

　　从此李默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

　　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他将全师两个旅四个团近一万人龟缩一处，再集中数百挺轻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厄运。

　　就在李默庵龟缩阵地避免被歼的前后，宋希濂却因为过分自得，连续向红军发起进攻，被红军射手一枪击中，身负重伤。

　　这位发誓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 才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旦参加，就作战凶猛。他率部驻扎抚州，兼该城警备司令。三个月后，与奔袭敌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和寻淮洲红七军团在浒湾相遇。当时蒋介石正在抚洲。宋希濂率三十六师与其他几个师蒋军拚死作战，给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造成很大伤害。

　　之后宋希濂参加平定“闽变”。第一次战斗便一举攻克天险九峰山， 使驻守延平的十九路军部队不得不开城投降。蒋介石亲自写一封信空投给他: “三十六师已攻占九峰山，使余喜出望外”。原来蒋介石只让三十六师担任牵制对方兵力的助攻，连火炮支援也没有分配给他们。没有想到助攻部队竟然打下了天险主峰。当晚蒋介石通电全国军队，表扬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建奇功。”

　　两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国民党悍将。

　　宋希濂在红军出发长征前十几天身负重伤。这时距苏区首府瑞金最近的，是东路军李延年的第四纵队。李延年也是黄埔一期生，与李玉堂、李仙洲并称为黄埔一期中的“山东三李”。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李延年冲锋在前，敢打敢拚。北伐途中与孙传芳部作战，他以身先士卒著名，受到何应钦、李宗仁的多次赞扬。黄埔军校毕业刚刚三年，军衔就晋升到少将。黄埔一期生中，除了胡宗南，无人有他这样快的晋升速度。

　　但蒋介石不把占领瑞金的任务交给他，却交给了他的副手李默庵。

　　11月6日，李延年收到东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着该纵队副指挥官李默庵率第十、第三十六师进取瑞金，于八日集结长汀，即一举占领瑞金之目的，于九日晨开始攻击前进，限当日占领古城，十日占领瑞金。仰遵办具报。”

　　蒋介石特地把占领红都瑞金的任务指定给一个前共产党员，是否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了。

　　8日，李默庵指挥部队集中长汀附近。部队行动得非常小心谨慎。9日向瑞金进展。第十师在先头，第三十六师跟进。至午后4时，十师占领隘岭、古城一带地区，三十六师到达花桥、青山铺一带。这位1925年入党的前中共党员，率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步一步向瑞金逼近。1934年11月10日，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瑞金失陷三个半月后，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里。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转发的蒋介石密电:“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6月17日，他派参谋长去向瞿秋白转达。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笔书写:“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未写完，外间步履急促，喝声已到。瞿秋白遂疾笔草书:“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诚，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14年零5个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

　　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将领。

　　前共产党人李默庵率领国民党队伍占领了瑞金，前国民党人吴化文也率共产党队伍解放了南京。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支看不见的手。

　　要说报复，这是历史的报复。

　　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 斥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1949年以败将身份向共产党投诚。

　　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腾的历史洪流，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个中滋味，实在难平。

　　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庭。1964年秋，又移居美国。

　　1949年11月，身边只剩一些残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对其部下演讲: 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

　　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竟突然想用共产党的办法。他也想爬雪山，过草地，建立根据地。

　　但却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连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红军当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却是由北向南。

　　刚刚渡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军包围生俘。

　　他被关进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这个地方与渣滓洞齐名。一本《红岩》，使它们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当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已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听到消息特从云南赶到重庆，请这位囚徒吃了一顿饭。

　　指挥李默庵、宋希濂直插中央苏区核心的李延年，晚年在台湾连请他吃饭的人都没有了。从大陆撤退时，他被冠以“擅自撤退平谭岛，有亏职守”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释放后闲居台北郊区新店，一无职业，二无专长，生活艰难。当年威名赫赫的黄埔一期“山东三李”之一，只能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蘸馒头，抽烟的钱都要向昔日旧部借讨。他1974年在极度贫穷中病故，台湾无一张报纸发表只言片语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