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逢博歌曲宝贝:《中国震撼》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震撼》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一些人总担心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必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一个绵延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民情国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我们一些人老是担心西方是否“认可”中国。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会是自成体系的。“文明型国家”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将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我们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掘”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我们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那样。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的，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已经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过去三十年间，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我们迄今为止处理的比它们当时处理的好得多，许多方面今天干得也不比他们差。我们的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鸟飞得低，但鸟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们在一些方面暂时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将很难达到中国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中国这只雄鹰在新的世纪再次鲲鹏展翅，鹰击长空，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中西文明在这场较量中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作为一个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强势文明，有在过去上百年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别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消化、转化、再创造，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标准，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话语是一定会影响世界秩序演变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小国。小国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吃便饭，搭便车，大国不可能，大国需要全面发展。大国的发展和变化影响世界格局，因为大国变化产生规模效应、标准演变、范式变化。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套新的坐标。这些坐标并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看，这些坐标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进步甚至整个世界的进步，比如说办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比如说修建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比如说消除贫困、推进国企改制、推动新能源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标准。我们就这么做了，西方开始不理解，但最后还是受到了震动，甚至是很大的震动，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的文化基因太强了，你不想要中国特色，也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拒绝学习别人好的东西，而是要用中国特色来吸引别人好的东西。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潮流，它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并将改变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图。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待中国整体实力超越美国之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版图都可能随着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染指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世界可能正在目睹，并且将继续目睹中国崛起给西方、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不是中国自己想要这样影响世界，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力度必然会产生这种冲击波和影响力。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崛起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只要是改变你自己，世界就会因你的改变而改变。

 

　　“文明型国家”中国更像一颗恒星。它经历了无数岁月，一直守望着太空，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独立闪烁着自己的光芒。

 

　　写到此，我不禁想起了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曾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1973年他被问及：“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他接着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应该说汤因比道出了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对于整个世界的真正意涵。

 

　                       　——摘自《中国震撼》，张维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张维为）

 

【新民网·独家报道】1月4日下午，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书在沪举行了新书首发会，该书探讨“中国模式”及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作者张维为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在书中提到：中国今天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涉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谈及新书，张维为教授坦言，“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

　　同时，多位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新书首发会。在会上，嘉宾们对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书的内容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内容简介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编辑推荐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专业书评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教授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概念，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实，已经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作者）
《中国震撼》之所以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在于它引导人们去思考，每一个文明国家、人类每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不仅走向现代的路径不会相同，而且，现代性应有的内涵，也不可能相同。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人也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性也好，现代化路径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是文明国家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都必须是文明国家最大多数人民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著作。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二、这个崛起不寻常
三、从中国超越日本说起
四、GDP悖论
五、迈向第一
第二章 中国的1+1大于2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三、新的视角
四、重新认识中国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六、言论自由与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三、印度民主综合症：“散、软、短、泛、粹”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一、二十年前的东欧
二、东欧今天怎么样？
三、重返匈牙利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一、三大困境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结语 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后记

序言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西方先是预测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非典”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国际视野的人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令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也因此而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给美国带来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后记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有感于此，我于2008年完成了《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随后，我开始了这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与《中国触动全球》一样，我力求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与世界；我尝试以平铺直叙的风格来与读者共同探讨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话题。
本书初稿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环球时报》《学习时报》《社会观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使我受益匪浅。谨借此机会向这些报刊的编辑和热心的读者道一声“谢谢”。
写作期间，我又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论坛”、“文汇讲堂”以及海外许多研讨会上演讲。这些活动，特别是准备演讲的过程以及与听众的互动，使自己书中的不少观点得到了深化。谨向这些讲座的主办方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与朋友的热情鼓励和支持，特别是李世默、金仲伟、沙烨、史正富、陈平、黄仁伟、潘维、王绍光、姜义华、秦宣、王文、沈丁立、王群、殷存毅、萧思健、季桂宝、黄砥石、陆小潮等。我向他们真诚致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家父张子嘉，他虽已92岁高龄，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与写作。我也深深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对我的理解和帮助。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昕先生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文景公司的编辑蔡欣也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我谨向他们热诚致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春秋综合研究院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我有时也想究竟如何才能把中国崛起的模式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我想起了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我有什么专业的话，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邓小平知道我们的军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它有自己的军魂，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取之长，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不就是中国模式的精髓吗？这种模式指导下的中国能不崛起吗？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中国崛起作出贡献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也献给所有关心世界未来的人。
张维为
2010年11月16日于沪上

文摘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
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迅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2009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中国崛起”竟是全球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超过美国的“9•11”和伊拉克战争。虽然这个机构检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献，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个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但作为当今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英文检索也许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特别关注。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 1979年以来，中国的 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还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三十年中，已有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 7倍。
十年前，美国媒体还在指责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个都是中国的银行。五年前，八国集团每年开经济年会还能引来世界关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学者还在预测金融海啸将导致中国大乱，但结果中国却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虽然外界大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不少人则心存疑虑，一些人甚至一听到谈中国崛起，就有抵触情绪。 2008年底，我赴印度讲学，回国后在报上和网上发表题为“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的文章，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要和印度比？为什么不和东欧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访问过华沙、布达佩斯，我感觉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十年。他又问：和华沙、布达佩斯比算什么？为什么不和纽约比？把中国大城市和纽约比，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本人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比较文章。2008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有感而发，写了篇很有影响的评论，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当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写道：
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
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接着说：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我再次重申，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得来的。
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
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中国震撼》试读章节：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 1979年以来，中国的 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还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三十年中，已有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 7倍。十年前，美国媒体还在指责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到了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个都是中国的银行。五年前，八国集团每年开经济年会还能引来世界关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学者还在预测金融海啸将导致中国大乱，但结果中国却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有意思的是，虽然外界大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不少人则心存疑虑，一些人甚至一听到谈中国崛起，就有抵触情绪。

 

 2008年底，我赴印度讲学，回国后在报上和网上发表题为“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的文章，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要和印度比？为什么不和东欧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访问过华沙、布达佩斯，我感觉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十年。他又问：和华沙、布达佩斯比算什么？为什么不和纽约比？把中国大城市和纽约比，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本人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比较文章。

 

2008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有感而发，写了篇很有影响的评论，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当年9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写道：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接着说：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我再次重申，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得来的。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弗里德曼可能对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对小布什误导下的美国把这么多生命、资金和时间都浪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挫折感。毕竟在不少方面，中国大城市仍不如纽约。以上海为例，至少在金融业、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与约还有距离，但在许多方面，上海确实走到纽约前面了，甚至远远地走在纽约前面了。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摩天大楼、商业繁华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上海的社会治安、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纽约，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数也高于纽约市民。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大城市确实很亮丽，但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农村的现状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农村这些年发展亦很快，我们农村的总体水平明显地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下一章中再谈。

    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腐败迅速滋生的时候。19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经济主要掌控在史学家称之为“强盗式贵族”（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在其名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至今拥有枪支的传统就始于那个时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特点也是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许多大公司当年都是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一个观点：“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也是腐败上升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题。美国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败”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令人发指，祸害全世界。总之，反腐败是个长期过程，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等，才能从源头上和制度上决定性地减少腐败。

    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 5 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

    中国环境污染得这么厉害，能算崛起么？环境保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们不要太悲观。历史上，欧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伦敦在 1952年曾出现过一周内 4 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欧洲的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连游泳都不行。但后来欧洲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还是走到了世界环保的前列。中国只要下决心治理，可以后来居上。其实，西方现在也开始发现中国模式在环保领域内的优势：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一旦认清了目标，其行动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短短几年间，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5，甚至0.47，这能算崛起么？中国贫富差距确实比过去要扩大了很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棘手问题，因为除了贫富差距本身扩大外，我们国家还有很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否则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遭遇挫折。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贫富差距的问题。比方说，人们经常引用的基尼系数，它只计算名义收入上的差别，而不计算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事实上所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土地改革，所以穷人的处境比中国要悲惨得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也就是说，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多了，而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化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二十年里，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

    我自己曾多次说过一个观点：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 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在那些国家，你会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但了解一点世界房产情况的人就知道：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更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咱俩加在一起，都快 70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 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展示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飞快速度。不过，某些国际惯例恐怕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比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同时，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能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启动某种形式的“全民最低保障住宅制度”（如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要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全面实现现代化确实不容易。但是总体来看，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在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不愿意说自己崛起，结果却赫然崛起；中国讲韬光养晦，结果却有不少作为；中国说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实际上今天世界到处都可以兑换人民币；中国总是说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相信这个话的外国人似乎在不断减少；中国人不太愿意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中国人谋长远，沉得住气，谦虚谨慎，以静制动，但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崛起还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震撼。

 

 

《中国震撼》点评：本书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张维为：在海外感受中国的崛起 

2009-1-14 0:20:00

   

    我是个幸运的人。从1983年起至今，以各种身份陆陆续续走访了105个国家和地区。这段时间也正逢中国的迅速崛起。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

　　

　　特别是当你置身国外，你会感到中国的崛起几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泰国，时间是1983年4月，当时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而今天，中国游客早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香港，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台湾还没有对大陆真正开放，如果开放的话，情况也会一样。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

　　

　　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最近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租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二十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以上，近3 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的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提起中国的这项成就，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虽然我们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年里，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政治动荡、战乱不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今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论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六年前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六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今年四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思路和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张维为高级研究员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