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己学舞蹈的是:里根经济学：1981-1989美国国内经济政策

      当里根就任后，他首先必须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美国经济面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将使得经济计划相当难以预料）以及20%的银行利率（使得大多数人难以抵押贷款），将近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劳工的平均时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税率平均则高达67%。国债则将近1万亿元。里根在经济上被视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主张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管制，但当时没有人清楚他要如何进行，也不确定由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不会支持他。
　　1981年的夏季，联邦政府机场的大量航管人员由于薪资问题和工作环境的争议，由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领导发起了违法的罢工。里根依照事先声明的警告，开除了所有参与罢工的航管人员。由于这个工会是80年大选中少数支持里根的两个工会当中的一个，里根这项动作在政治上引起宣然大波。
　　里根第一届任期的主要目标便是复苏美国的经济，当时美国经济处于所谓的滞胀（停滞的经济发展和高通货膨胀）。里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恢复国内在石油生产和探测上的市场动力。[5] 为了解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支持了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戏剧性提升银行利率来达成减缩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计划。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描述当时里根了解到“若要成功遏止通货膨胀，金融的管制和短暂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里根利用紧缩货币供应配合全面减税的方法来刺激商业的投资（依据里根的说法：“芝加哥经济学派、供应面经济学，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我注意到有些人甚至称它为里根经济学，直到它开始生效为止...”）。里根的对手嘲笑这是“巫毒经济”、“涓滴效应”、和“里根经济学”，但里根成功的展开全面的减税。
　　为了终结通货膨胀而紧缩货币的供应，使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8] 。美国经济在历经1981年-1982年的衰退后，于1983年开始戏剧性的经济复苏，里根政府主张减税帮助了经济的复苏、制造了更多工作机会，最终将使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税收，从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军事战略增加了大量军事预算，则导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一些批评家则认为，这种将预算大幅投注军事产业的政策事实上属于古典的凯因斯经济学，并认为接踵而来的经济成长并非减税造成的，而是政府大幅度支出的结果。
当时由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则反对里根如此减缩社会福利和其他国内的支出。
　　由于警觉到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里根指派了阿伦•格林斯潘领导社会福利改革，拟出了减缓社会福利支出的计划。随著年龄的增长，从社会福利取得的津贴也会随之缓慢增长（也配合著逐渐增长的国民平均寿命），使这套制度在接下来50-70年内不会超出政府的负担能力。这套计划也借著提升社会福利的工资税比率来增加政府的税收。
　　为了解决预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由国内和国外贷款国债，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民间所持有的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从1963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在1988年国债总计2.6万亿美元，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原本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借债国。
　　里根的经济政策拉大了贫富间的差距；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里根政府被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其他人批评没有迅速处里当时崛起的HIV-艾滋病。白宫在1982年10月第一次讨论起这种疾病；里根则在1985年的记者会上第一次公开讨论政府处里这个疾病的措施。
　　尽管遭受批评，里根在任内支出了570亿美元以对抗HIV和爱滋病，大多数资金都投注至美国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HIV和爱滋病研究上的资源于1983年增加了450%、1984年增加了134%、85年增加了99%、和86年增加了148%。在1985年9月里根说道：“包括我们在86年的预算，我们已经投注超过5亿元在爱滋病的研究上，我确定其他医学团体也在同步进行这些研究。我们今年有1亿元预算，明年将会有1.26亿元，所以这是我们放在第一优先的问题。这场疾病的严重性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找出疾病的原因。”到1986年里根已经投注大笔经费在爱滋病的预防和研究上，并宣称爱滋病“是我们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公共卫生上排在第一优先的疾病。”
　　里根也在另一场有关爱滋病的少见争论里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研究员罗伯特•加罗（Robert Gallo）与法国科学家路克•蒙塔尼埃（Luc Montagnier）都宣称是自己发现了人类免疫不全的病毒（HIV），并各自为其命名，这场争论最后终于由里根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谈判达成共识，让两人和其团队在名称上都占有同样的功劳。这次事件相当的罕见，忽视了在科学上命名的根据，也是第一次在生物学上的争论竟上升到政治的层次。显然的，蒙塔尼埃和里根了解到两个大国不该为了这个议题而产生争执。
　　里根强烈反对堕胎，他出版了Abortion and the Conscience of a Nation一书，书中他指责堕胎是对生命的不敬。许多保守主义的激进份子认为里根是历史上最拥护生命权（Pro-life）的总统。不过，两个由他指派的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罗对伟德案（Roe v. Wade）中投票判定反堕胎的法令违反了宪法。在里根身为州长时，也将自由堕胎的权利写入加州法令中。
　　虽然里根的第二届任期最显著的是外交上的政策，但他也主导了许多重要的国内法案。在1982年，里根签署法案使1965年的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得以延长25年期限—尽管在1980年的选战中他曾经反对延期[9] 。这项法案保护了盲人、残障者、和文盲的投票权。
　　其他重要的法案还包括1986年的税赋改革法令，和1988年的公民自由法案—包含了对二战中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的赔偿。里根也立法授权对牵扯至贩毒的谋杀行为判处死刑。
　　米尔顿•佛利民提出了里根任内每年联邦公文（Federal Register, 纪录了联邦政府每年发布的法规与管制公文）的数量来说明里根反对政府管制的政策走向[6] 。自从1960年代以来，每位总统每年的联邦公文数都持续增加，但在里根上任后发出的联邦公文急遽减少，证明了里根对政府管制的反对态度。联邦公文的数量在里根任内都只维持小幅度增长，直到里根离任为止才又开始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