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霸王别姬:历史百家争鸣 2011-10-20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个普通的早晨，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还带着枪刀弓矢。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问他们为何而来，无奈语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用笔交谈，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我们是日本人，从本国而来，停船是因为舵坏了，想问你们借点粮食，等修好舵就走。我们不是坏人，不要逼迫我们，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

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当时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没有一个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发一声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

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之事并记录成书。对于倭寇的侵扰，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着作中有所涉猎。

千万不要以为“髡头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实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国流贼。嘉靖年间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国冒险家。嘉靖一朝，前线报捷奏章往往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

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许栋是逃跑的犯人；萧显、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

书生也做贼？没错。看看下面这首诗：

“海雾晓开合，海风森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睛更好，飞翠泼征鞍。”

这首五言律诗词句清丽，意境恬淡，大得唐诗三昧，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个善卜筮的书生，专门出谋划策，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

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发型”和真倭并不一样。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筹海图编》直截了当地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掩盖身份。生物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禁海的弊端明摆着，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老鼠洞”的比喻，说：“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罢日本朝贡，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

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时人形象地讽刺道：“片板不许入海，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全民皆寇，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摘自《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作者：王浩，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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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梦鹦鹉折翼：狄仁杰解梦造唐  阅读原文
武则天篡唐 中国历史上图谋篡位的野心家基本上都是男性，唯有武则天是例外。武则天之所以能够篡唐自立为武周皇帝，除了靠自身的美貌和才智外，还有赖一次次难得的机遇。纵观武则天一生，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王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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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梦鹦鹉折翼：狄仁杰解梦造唐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0 10:46:04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武则天篡唐

中国历史上图谋篡位的野心家基本上都是男性，唯有武则天是例外。武则天之所以能够篡唐自立为武周皇帝，除了靠自身的美貌和才智外，还有赖一次次难得的机遇。纵观武则天一生，从唐太宗到唐高宗、王皇后、萧淑妃，几乎所有与她相关的重要人物都有意无意地为她登上权力顶峰铺设台阶，难怪李淳风对唐太宗说，“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是不可违抗的“天意”。

民间传“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李世民想杀尽所有“疑似者”

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封建帝王对天象无不十分关注，连号称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例外。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白金星屡次在白天出现，唐朝的天文官太史经过占卜，认为这是“女主昌”的预兆。与此同时，民间又流传一本叫《秘记》的谶纬书，上面写着：“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对此，唐太宗深感不安，对带有“武”字的人名、地名、官名都特别留意。

当时，负责守卫皇宫玄武门的是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一次，唐太宗在宫中宴请高级武官，行酒令时叫众武官自报小名，轮到李君羡时，他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唐太宗顿觉愕然，当着众人的面他不能表露对李君羡的猜疑，便笑道：“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因为李君羡的官职和封邑都有“武”字，唐太宗对李君羡很不喜欢。不久，就把他调离京城，出任华州刺史。李君羡赴任后，和当地一个自称能很多天不吃不喝、懂得佛法的平民员道信过从甚密，常屏人密语。御史劾奏李君羡与妖人来往，图谋不轨，唐太宗马上下令诛杀李君羡，除掉心头大患。

杀了李君羡后，唐太宗并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传言仍困扰着他。《资治通鉴》记载：“上（唐太宗）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居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不会在书中采用唐太宗和李淳风的这段对话。李淳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三十年后武则天篡唐已有十分准确的预测，还成功地阻止了李世民滥杀无辜，真可谓料事如神、功德无量，至于这段记载是否属实，还有待历史学家进行深入的考证。

王皇后与萧淑妃后宫争宠

武则天重回宫中渔翁得利

众所周知，唐太宗在世时武则天已在后宫。武则天祖籍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是唐都督武士彟的女儿。武则天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四。大哥武元庆、二哥武元爽均为武士彟原配相里氏所生，大姐、自己和妹妹均为武士彟续配妻子杨夫人所生。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14岁的武则天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曾经非常宠爱她，赐名“武媚娘”，但不久便将她冷落一边，但唐太宗的太子李治却对她一见钟情，念念不忘。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和没有子女的嫔妃们一起入感业寺为尼。同年，唐高宗李治即位，次年，立妃王氏为王后。

本来，武则天当尼姑后已没有机会再入宫廷了，但李治后宫的一场斗争，使武则天又有机会“重见天日”。当时王皇后无子，李治宠爱萧淑妃，王皇后十分嫉妒，和萧淑妃明争暗斗。在唐太宗忌日那一天，李治到感业寺上香，偶然遇到了日思夜想的武媚娘，相见时，两人相对哭泣，难舍难分。王皇后知道这件事后，想出了一个制约萧淑妃的办法，她“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这正是李治求之不得的，他满心欢喜地把武则天接回后宫。

武则天在唐太宗的后宫中做了十二年的才人，对服侍皇帝和皇后驾轻就熟，加上她天性“巧慧，多权数”，刚入李治后宫时，“卑辞屈体”服侍王皇后，王皇后自然对她十分喜爱，经常在李治面前称赞她。没过多久，武则天被升为昭仪，成为李治最宠爱的人。王皇后和萧淑妃都被冷落。王皇后没想到“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又与萧淑妃站在同一阵线，两人轮流在李治面前说武则天的坏话，但李治只当耳边风，他只相信武则天一人。

亲手掐死女儿陷害皇后

涉猎文史参与处理政务

随着地位的变化，武则天的欲望不断升级，产生了当皇后的念头。

王皇后虽然失宠，但李治并没有想废掉她。心狠手辣的武则天便设局陷害她。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武则天产下长女，王皇后把婴孩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在王皇后出去时，武则天亲手把女儿掐死，然后用被子盖住。这时李治刚好来到，武则天装作很高兴地让李治看看女儿，她揭开被子，结果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断了气的婴儿，武则天扑上去失声痛哭。李治问左右：“刚才谁来过？”左右说：“皇后刚来过。”李治大怒，喊道：“后杀吾女！”王皇后虽知武昭仪陷害自己，但无以自明。这件事发生后，李治下决心废掉王皇后。

尽管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唐高宗还是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将王皇后和萧淑妃贬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随后武则天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了王皇后和萧淑妃。萧淑妃临死前骂道：“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它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武则天有点心虚，便下令宫中不准养猫。接着，她又经常梦见王皇后和萧淑妃披头散发、满身是血的样子。武则天移居蓬莱宫后，还是经常梦见她们，武则天只好长住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武则天对那些反对李治立自己为皇后的人恨之入骨，她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大臣，最后除掉了长孙无忌，起用了许敬宗、李义府等亲信掌管朝政。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患风疾，目不能视，开始让武后处理部分政务，武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此后，唐高宗经常把政务交给武后处理，武后的权力几乎和皇帝一样。

利用佛经大造舆论

武则天的权力欲永无止境，她要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史书称武则天得志之后，“专作威福，上（李治）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麟德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和宰相上官仪商议对策，上官仪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唐高宗便命令上官仪起草废掉武后的诏书。左右见状，“奔告于后”，武后迅速来到李治面前“自诉”，当时诏书还在李治手里，还没发出去。李治一见武后便泄了气，他怕武后怨恨自己，就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他这样说上官仪可遭了殃，当年十二月，上官仪和两个儿子都被武后以谋逆的罪名处死。

从此以后，唐高宗每次临朝处理政事，武后也在后面垂帘听政。“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尊武后为皇太后。所有政事均由皇太后决定，中宗毫无权力。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太后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帝，太后临朝称制。同年九月，李敬业、魏思温、骆宾王等人在扬州聚集十万人马，发动了一场针对武则天的叛乱，武则天派三十万大军迅速平定了叛乱。因顾命大臣裴炎等人劝武则天归政于皇帝，武则天在平定叛乱期间诛杀了裴炎等人，把朝中的反对派清除出局。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武则天假惺惺地下诏复政于皇帝，李旦知道太后并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再次临朝称制。同年三月起，武则天开始奖励告密，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极力打击反对派，诛杀李唐宗室子孙。与此同时，武则天还造祥瑞，建明堂，为自己称帝大造舆论。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东魏国寺僧人法明等撰写《大云经》四卷，称武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武则天在佛经中找到自己称帝的依据，下制把《大云经》颁于天下。同年九月，武则天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定东都洛阳为神都。就这样，武则天以67岁高龄君临天下，成为中国历史唯一正统的女皇帝。

为立太子左右为难

武则天称帝后，一直没立太子。她把原来的皇帝唐睿宗李旦立为皇嗣，但皇嗣的身份却不是太子。武则天又立侄子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承嗣尤其受武则天器重，官至宰相。按照中国古代“家天下”的传统，皇权都是在一家一姓中传递的。这种继承方式让武则天感到左右为难，如果把皇位传给儿子，虽然是一家人，但却不同姓；如果把皇位传给侄子，虽是同姓，却不是一家人。

武承嗣和武三思都想当太子，多次找人劝说武则天：“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拥护李唐的大臣李昭德说：“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最受武则天器重的大臣狄仁杰也说：“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武则天仍然犹豫未决。

一天，武则天做了一个梦，醒来后，她找狄仁杰来，对他说：“朕梦大鹦鹉两翅皆折，何也？”狄仁杰回答说：“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武则天觉得狄仁杰的解释很有道理，“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最终立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

解决了继承人的问题之后，武则天已无什么后顾之忧，开始耽于享乐。武则天晚年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因自己年老体衰不能上朝亲理朝政，便让二张当助手，张易之、张宗昌趁机插手朝政，势倾朝野。宰相魏元忠不畏权势，对张氏兄弟毫不客气，武则天想提拔张易之的弟弟张昌期为雍州长史，魏元忠极力阻止，因此张氏兄弟与魏元忠势同水火。张氏兄弟担心武则天驾崩后被魏元忠诛杀，便在武则天面前说魏元忠的坏话，贬魏元忠为高要尉。

张氏兄弟还与其他大臣结怨，引起了政局的动荡，甚至使武则天和儿子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在危急之际，大臣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诛杀张氏兄弟，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公元705年，武则天去世，终年82岁，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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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因何开始怀疑司马懿有野心的？  阅读原文
中国历史上逼主篹位者从来都不乏其人，而且各有各的手段，王莽篡汉是依靠外戚势力登上权力顶峰，利用假谦虚欺骗世人，而一旦得势后便露出豺狼真面目，肆无忌惮地将汉家山据为己有。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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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因何开始怀疑司马懿有野心的？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0 10:45:07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中国历史上逼主篹位者从来都不乏其人，而且各有各的手段，王莽篡汉是依靠外戚势力登上权力顶峰，利用假谦虚欺骗世人，而一旦得势后便露出豺狼真面目，肆无忌惮地将汉家山据为己有。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扫除群雄，统一北方，拥有大半个中国。他虽有废汉自立之心，但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知道皇帝的宝座自己不能坐，改朝换代的事只能留给下一代去完成，所以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丕当然知道父亲的意图，当曹操一死，便迫不及待地要汉献帝行禅让之礼了。

司马懿比曹操更沉得住气，他的野心比曹操隐藏得更深。如果曹操不是验证他有“狼顾”之相，不是梦见“三马同食一槽”，绝对不会怀疑他有野心。然而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巧合，司马氏不仅相继专擅曹魏朝政，而且最终还取代了曹魏政权。

司马氏篡魏

少有奇节聪亮明允

常慨然有忧天下心

司马懿，字仲达，汉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是京兆尹司马防的第二子，生于公元179年，比曹操小20多岁，比曹丕大几岁。《晋书》记载，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

当时的南郡太守杨俊很会看人，他见司马懿年纪轻轻便胸怀大志，认为他是“非常之器”。尚书崔琰和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是好朋友，他对司马朗说：“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听说司马懿是个人才，便派人请他出来做官。司马懿见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对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认同，“不欲屈节曹氏”，便假称患风瘫病，拒绝应聘。曹操怀疑司马懿装病，派探子晚上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司马懿知道曹操多疑，一定会派人查看虚实，便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探子见司马懿一直没起床，便回去报告说司马懿确实患了风瘫病。

但曹操还是不相信司马懿真的得了风瘫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三公官，自为丞相，独揽大权。他把当时朝廷文武精英都网罗到丞相府，以崔琰为丞相东曹掾，毛玠为丞相西曹掾。并任命司马朗为主簿，司马懿为文学掾。为防止司马懿再次称病不应聘，曹操对前往招聘司马懿的人说：“如果司马懿继续躺在床上，就把他抓回来，看他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司马懿见曹操动真格，心中害怕，只好乖乖地就职应聘。

跟随曹操南征北战

屡出奇谋克敌制胜

司马懿应聘后，曹操叫他平时伴随太子曹丕左右，协助太子处理政务。由于司马懿能力出众，不久就升为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府主簿。在跟随曹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司马懿显露出不凡的军事才能。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率兵攻打割据汉中的张鲁，进军至阳平时，张鲁之弟张卫率数万人拒关坚守，因阳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操一筹莫展。眼见士卒死伤甚多，粮草所剩无几，曹操下令部队撤退。没想到晚上撤退时前军迷路，误入张卫军营，营中士兵大惊退散，曹操趁乱进兵攻打张卫，张卫猝不及防，连夜逃走。张鲁听说阳平已失，也放弃南郑逃往巴中，把汉中拱手让给曹操。

此时刘备刚占据益州不久，正和孙权为争夺荆州闹得不可开交。汉中是益州的咽喉之地，曹操占领汉中，蜀中人人自危。

司马懿认为这是夺取益州的好时机，他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但曹操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七日后，从蜀地投降过来的人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曹操深感后悔。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将关羽包围襄阳、樊城，于禁等七军被淹，许都受到威胁，曹操打算迁都避其锋芒。此时已升任丞相军司马的司马懿和西曹属蒋济劝阻说：迁都既让敌人看出我们虚弱的一面，又使淮水、汉水一带的人民恐惧不安，因此并非良策。孙权和刘备外亲内疏，关羽得胜，孙权一定不高兴，如果派人劝孙权出兵袭击关羽的后方，这样襄樊之围就可不战自解。曹操接纳了他们的意见。不久，孙权派大将吕蒙西袭公安、江陵。关羽还救，兵败被杀，襄樊之围随之而解。

“雄豪志”被人察觉

“狼顾”相引人猜忌

三国时期烽烟四起，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司马懿在担任魏太子中庶子和丞相军司马期间，“每与大谋，辄有奇策。”考虑到当时粮食供应不足，司马懿提出军队和国家应以食为先，建议且耕且守，实行军屯。

司马懿对曹操说:“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

曹操不仅是军事政治上的奇才，在知人识人方面也很有眼光。史籍称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对于足智多谋、胸怀大志的司马懿，他既欣赏他的才能，又心存猜忌。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魏武（曹操）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由此可知，曹操猜忌司马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察觉他有“雄豪志”，担心子孙后代驾驭不了他；二是发现司马懿有“狼顾”之相，所谓“狼顾”之相就是行走向后望时头动身不动；三是曾梦见“三马同食一槽”。司马姓有“马”字，“槽”与“曹”同音，这个梦有司马氏吃掉曹氏的寓意。曹操感到这是个不祥之兆，所以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打算除掉他。但曹丕对司马懿十分信任，并没有将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反而处处保护司马懿。司马懿也觉察到曹操对他有疑心，更加勤于职守，日以继夜地工作，事无大小亲力亲为，这才逐渐打消了曹操的疑虑。

伺机消灭曹爽集团

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操死于洛阳，曹丕继位为魏王、丞相。十月，曹丕使群臣逼汉献帝行禅让之礼，正式登上皇位，是为魏文帝，曹丕先后任命司马懿为尚书、督军、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右仆射。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魏文帝亲征吴国，委任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假节，加给事中、录尚书事，领兵五千，留镇许昌。魏文帝临终前，司马懿与中军大将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共同辅政。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同样对司马懿深信不疑，对他委以重任。太和元年（公元227年），诏司马懿率所部屯宛城（今河南南阳），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从此，司马懿成了掌握实权的一方统帅。

不久，新城郡太守孟达叛魏降蜀，司马懿一面写信稳住孟达，一面潜军进讨，昼夜兼行，八日至上庸城（新城郡治所）下，十六日而灭孟达。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司马懿升任大将军。

这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与吴国联合，不断出兵攻魏，严重威胁魏国西部地区的安全。明帝命令司马懿驻扎长安，统领关陇诸军对抗诸葛亮，因御蜀有功，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司马懿被升为太尉，成为全国的军事首脑。

公元238年，明帝死，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受遗诏辅佐8岁的少帝曹芳。曹爽想专制朝政，使魏帝下诏迁司马懿为太傅，独揽尚书台大权。但曹爽既无军事才能也无政治才能，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魏太后于永宁宫，直接把魏帝控制在手中。司马懿故伎重施，称病不出，暗地里伺机消灭曹爽集团。

公元248年，曹爽心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借辞行来观察司马懿的病情。司马懿假装病危，令两婢扶侍，衣服也拿不住，吃粥流满胸前，气喘不已，言语错乱。李胜告诉曹爽：“司马懿快要死了，不足为虑。”故曹爽由此放松了警惕。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曹爽兄弟随魏帝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等罪名，废黜曹爽兄弟，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就这样，魏国的军政大权从此落入司马懿之手。

“三马同槽”成现实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八月，司马懿死，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执政。司马师字子元，是司马懿的大儿子，沉毅多谋，也善用兵。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中书令李丰和国舅光禄大夫张缉等密谋发动政变，欲以夏侯玄代司马氏执政。司马师得到消息后逮捕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诛其三族，并逼曹芳废张后，司马师担心曹芳报复自己，便先下手为强，逼太后废掉曹芳，立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次年，拥曹派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令移檄郡国，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令弟弟司马昭镇守洛阳，亲统十万大军讨伐，毋丘俭败死，文钦逃奔吴国。

司马师返回许昌后病危，司马昭从洛阳前往许昌探望。司马师死后魏帝命司马昭留镇许昌，司马昭采用傅嘏、钟会之策，擅自率军而还，至洛阳后进位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这时征东将军诸葛诞勾结吴国，举兵造反。司马昭即挟魏帝、太后东征打败叛军，诛诸葛诞三族。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与亲信贾充等人谋划禅代。曹髦见王室威权日去，颇不甘心，一日，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沈、王业立即向司马昭报告，当曹髦率殿中宿卫等进攻相国府时，被贾充部将成济所杀。当时朝野震动，议论纷纷，尚书左仆射陈泰等人要求斩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不许，乃归罪于成济而诛之。这时司马昭不敢公然篡位，迎立十四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为帝。

为了树立威望，司马昭决定完成统一大业，他认为吴国实力相对较强，决定先平弱小的蜀国。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兵十八万，令钟会、诸葛绪、邓艾兵分三路进攻蜀国。十一月，邓艾军至雒县（今四川广汉西北），刘禅投降，蜀亡。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进封司马昭为晋王，并以其子司马炎为副相国，晋世子，正当司马昭准备取代曹魏称帝时，不料于次年八月死去。司马炎继位为相国、晋王。十二月，他仿效汉魏故事，逼曹奂禅位，改国号为晋，成为晋朝第一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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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为何不如他的儿子乾隆招人喜欢  阅读原文
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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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为何不如他的儿子乾隆招人喜欢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0 10:44:17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人们却只承认康乾盛世，独独要把雍正从里面挖出来，以示在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太好，雍正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来到。终于，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齿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本质的政策是要求绅衿与平民百姓一样一体当差纳粮。要知道，绅衿——士大夫，历来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基础，从而也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所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而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的这些负担，自然只能转嫁到平民头上，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说绅衿们的家底普遍比平民们要阔绰，税赋负担反而少，却从来没有多少社会舆论对此有所非议。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连这样的天经地义也敢打破！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各地绅衿因此而与地方官龃龉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雍正作为败坏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们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放在一起，人们会喜欢哪个、讨厌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很自然的会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雍正真的这样做了。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 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

　　说到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声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虽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例如雍正时代宫廷政治斗争比较残酷等），但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对他们的印象的，还是这两位皇帝不同的统治政策和作风。应该说，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的两类领导官员，即使到今天也还颇具典型意义。

　　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钱花得够多，不管效率如何，总归会有一些政绩、有一些GDP的。收到钱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当然会很高兴。而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因此而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在财政状况恶化的不良影响暴露之前，他们可能也会支持这样的官员。在官员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员喜欢“宽大为怀”，一团和气，搞好“团结”，让大家都如沐春风，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既有“政绩”，人缘又好，很可能被当成德才兼备的典型，有着无量的前程。

　　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他们也会将其带到官员政策之中去。很明显，这样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多么好的人缘，如果没有伯乐在上，他们的前途也会比较晦暗。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澄清一点，那就是笔者并没有要全盘肯定雍正式的官员，也没有要全盘否定乾隆式的官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花钱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钱，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钱粮、兴修水利等）。同样，在官员政策上一味搞高压也不见得会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为自己树了那么多的政敌，搞得人人自危，负面作用也不少。如果想要经济社会以最优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之间有一个平衡，或是两种官员之间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员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

　　可是，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现有的体制下，当乾隆式的官员对人们的吸引力实在是比当雍正式的官员要大得太多了！“朕即国家”的终身制皇帝尚且喜欢当乾隆，更何况今天这些任期只有短短几年、花得又不是自己的钱的官员们呢？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今天乾隆式的官员一定要远远多于雍正式的官员。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之后，乾隆式官员的缺点就会集中凸显出来。要知道，在人人都想当乾隆的情况下，想让这些官员在决策时保持完全冷静的头脑，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廉政方面对人对己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显然是不大现实的。

　　因此，为了达到平衡，实现经济社会更健康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更多地去支持和理解雍正式的官员，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认可，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能再一味地鼓励大家去做乾隆式的官员。例如，当审视政绩的时候，在美轮美奂的大楼与宏伟壮观的项目背后，我们要多想想，为了得到这一切，我们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得是不是值得？我们的财政能不能支撑得起这样的开支？有没有机制能够保证做出花钱决策的官员未来会为这些开支的效益负责？当对官员进行考核评议的时候，在上下左右一片赞扬声中，我们要深入地去考察一下，这些赞扬是因为这位官员真的是德才兼备，从而赢得了人们由衷的肯定呢？还是因为他放弃原则，一味的宽容袒护，才换来了这样“一团和气”的局面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当雍正式的官员，或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够更雍正一些，从而也使得我们的决策更科学一些，发展更健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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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对对自身统治合法性担忧？  阅读原文
在乾隆内心深处，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公元一七五七年农历四月出头，乾隆巡游江南后折返京城，途中不断接到百姓拦路递交状子，几次都是河南夏邑县百姓状告父母官赈灾不力。 乾隆本以为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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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对对自身统治合法性担忧？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0 10:42:23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在乾隆内心深处，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公元一七五七年农历四月出头，乾隆巡游江南后折返京城，途中不断接到百姓拦路递交状子，几次都是河南夏邑县百姓状告父母官赈灾不力。

乾隆本以为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已把国家治理得四海升平，倘若孔孟复生，也当叹为尧舜；但接连的上访让他生出反感，并疑心有人暗中操盘。此前，另一位夏邑人彭家屏已面见皇帝。彭曾任数省的布政使（掌管民政、田赋和户籍），他以在籍官员身份接驾时向乾隆奏明目下灾情。稍后，河南巡抚图尔炳阿亦来接驾，面对同样询问，却奏对“并不成灾”。皇帝派人查勘，知道河南四个县连年歉收，受灾之地积水无法下种，百姓穷困不堪，只好卖儿卖女，只需数百文钱便可买到两个男孩，于是降旨赈灾一月。

一桩平淡无奇的赈灾案似乎宣告终结。但一路上的状纸又让乾隆进退两难，他怀疑这一切早有谋划，很可能皆是彭家屏指使。他甚至亲自讯问告状者刘元德，刘供出是本县的生员段昌绪主使，有人提供了告御状的信息和盘缠。

权衡再三，乾隆决定既要整饬吏治，也要端正民风。四月十八日，他下令把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革职，作为对地方官“讳灾”的警告；同时命令严审刘元德等人，“不可因有旨将巡抚、知县俱行革职，而于逞奸滋事之徒遂有意姑息，致长刁风也”。四月十九日，他又下旨免除了四县历年积欠的钱粮银谷。

谁知案情急转直下。去段昌绪家查拿的人，居然在其卧室里发现了八十余年前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吴三桂在檄文里以明朝遗臣的口吻，痛诋满清入关以来的暴行，并祭起夷夏之辨的大旗，称满清“窃我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乾隆气愤难忍。“国家抚临中夏百有余年，薄海生民世受渥泽，无论我列祖列宗，厚德深仁，自古未有”；他自己则勤政爱民，一旦听闻夏邑水旱灾害，免除税赋不说，还赈灾济贫。如今段昌绪不但私藏恶毒的伪檄，居然还点评赞赏。如此心心念念爱养百姓，却落得如此下场，皇帝说，实在感到寒心；转念又想，夏邑县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发生灾害，不正是自招的吗？他庆幸这样的悖逆大罪终于揭发。

由此可见，在乾隆内心深处，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征服者带来了百年的太平，如今更属唐宋以来的盛世，这些足以消除当初夺取天下的血腥味道；但海内缙绅之家，自其祖父世受国恩，何忍传写收藏这些存心歹毒散发着阴谋气息的反书？

乾隆命令图尔炳阿等人继续追查檄文的来历，从何处抄来，还有何处收存，矛头直指彭家屏。令乾隆失望的是，在彭家并未搜查出任何悖逆书籍。彭家屏的儿子供认，因为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均因文字获罪，心中害怕，就烧毁了父亲的往来书信、所有的明书和可能有问题的书籍。

图尔炳阿在彭家搜查了三天，只搜查出彭家族谱《大彭统记》。意外的是，彭家的家产实在称不上丰厚：玉玩器一百多件，字画手卷八十余卷，家里现银只有一千余两。搜查者无法相信这是做过几任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的家底，再三审问彭家管家，也查不出有转移的财产。自然，乾隆绝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误。他下令把彭家族谱呈递到京，亲自为之编织罪名。其一，族谱里说大彭得姓，始于黄帝，乾隆便斥责彭家屏自居帝王苗裔，是何居心？其二，以“大彭统记”命名，不是与历朝国号相类吗？其三，书中凡遇乾隆御名，都不缺笔，足见目无君上。

至此，乾隆成了这个案子唯一的原告。彭家屏负恩狂悖，已是“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于是，乾隆“从宽”赐他在狱中自尽，并命令销毁刻印的彭家族谱和原版。其他涉案人员，有功名的被褫革，各杖一百，徒三年，总算是捡回了性命。

乾隆动辄说爱养百姓，不曾想到他的王朝是依赖民众所缴纳的赋税运转；而民众有任何不满，都被视为意图不轨的刁民，或者不明真相的愚昧之徒。专制制度下皇帝与民众的不正常关系，使一桩检举地方官员贪墨、行政不作为的案件，最终成了一场牵连甚广的文字冤狱。由此可见，即便是所谓盛世，也无法改变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缺乏安全感这一深层隐忧，更难以打破权力幻象。

作者：庄秋水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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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很受伤的第一次“被背叛”是拜何人所赐？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三国局外人》，作者：陈瓷，出版社：崇文书局 刚刚在丁原那里遭遇职场暴力，跳槽来到董卓手下，吕布很快就发现自己又跟错了人，很是受伤。 表面看，董卓对吕布很够意思，先是拜他为骑都尉，接着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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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很受伤的第一次“被背叛”是拜何人所赐？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0 10:38:34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本文摘自《三国局外人》，作者：陈瓷，出版社：崇文书局

刚刚在丁原那里遭遇职场暴力，跳槽来到董卓手下，吕布很快就发现自己又跟错了人，很是受伤。

表面看，董卓对吕布很够意思，先是拜他为骑都尉，接着又提拔他为中郎将，封都亭侯。没有正儿八经打过一仗的吕布，由都尉一下子拜将封侯，让人羡慕。中郎将地位很高，中郎将中比较著名的有建威中郎将周瑜、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五官中郎将曹丕，其地位甚至一般被认为高于杂号将军。对吕布来说，中郎将就是董卓给的一个超级大礼包。更难得的是，董卓经常找吕布谈话，拉关系，套近乎，“甚爱信之，誓为父子”。史书上说得明白，是董卓对吕布“誓为父子”，而不是吕布向董卓“誓为父子”。董卓向吕布“誓为父子”，吕布敢不答应吗？《三国演义》本着“逢吕必黑”的原则，说吕布杀丁原后，像抢红包一样地跪在董卓面前拜其为义父，这就丑化了吕布。

吕布准备灿烂了！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董卓并没有给他阳光。中郎将吕布的岗位不在自己的并州军营，而是在董卓身边，他的职责不是带兵打仗，而是保卫董卓的人身安全。

吕布攥紧了拳头，终于明白自己被背叛了。他就像抹布，用完后又被扔在一边。这是吕布第一次被背叛。董卓的高官厚禄，不是给他的，而是给他身后的并州军团的。董卓拉拢他，是为了稳住并州军团，以免自己的争霸大戏被搅。当时，关东义军从北、东、南三面夹击洛阳，董卓派遣他的女婿中郎将牛辅屯兵陕县，又派校尉李傕、郭汜、张济进攻陈留及颍川诸县。牛辅是董卓的女婿，吕布不能和他比，但是李傕、郭汜、张济三人，官职和能力都不如吕布，却也带兵。这几个人都是董卓的凉州系列，董卓信任他们，而对吕布是不怎么放心的，所以把吕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根本不让吕布有在外独立屯兵的机会。

“马中有赤兔，人中有吕布”，有“飞将”之称的吕布，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保镖？可是，董卓把他带到身边，把他限制得死死的，他又能做什么呢？

从此，赫赫有名的“飞将”吕布，做起了董卓的私人保镖。这是一个高危险的工作，危险来自于董卓。董卓生性残暴，杀人比打阿嚏还随意。曾经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吕布让董卓感到不爽，就在吕布还未来得及解释的时候，董卓顺手抄起一杆手戟，向吕布掷去。如果奥运会标枪项目还没找到祖师爷，建议拜董卓。吕布把身子一偏，手戟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去。果然是“飞将”！吕布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头也就是暂时寄存在自己项上，因为董卓说不定哪一天不高兴了，又抄起一件什么家伙，直奔他的头而来——吕布可不敢保证自己每一次都能躲过去。

吕布在此，谁敢靠近？作恶多端的董卓，看着吕布在自己的卧房外执勤，他就放心地拉过一个侍女来上床了。董卓高枕无忧，吕布却寝食难安，他经常摸摸自己的头，看看是否还在自己的脖子上。

这时，就有一双妩媚的眼睛在心疼地看着这个受伤的男人。

绯闻照例少不了——

自古以来，只要是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就会有绯闻。吕布这个大帅哥也难以免俗。和很多“成功人士”一样，董卓有“收藏”美女的癖好。保镖这工作有时挺清闲的，吕布就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闲着也是闲着，正好董卓的那个侍女也闲着，两人因为工作关系，天天见面，暗生情愫，于是就干柴烈火了。一开始，他们二人只是在闲起来的时候给董卓戴绿帽子，后来无论多忙，他们也忙里偷闲给董卓戴绿帽子。

《三国演义》计谋多多，第一计就是王允的“连环美人计”，王允派出貂蝉，让她用自己的“独门兵器”，成功离间了吕布和董卓，她自己也得到被后人授予“四大美女”之一的桂冠。遗憾的是，历史上根本没有貂蝉这个人！如果貂蝉真有原型，那也许就是这个史上无名的侍女。

至于吕布和“貂蝉”，是追求爱情的男女还是苟且的奸夫淫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吕布这不是在玩心跳，而是在玩命。董卓的女人啊，吕布也敢动，而且还是在董卓的眼皮子底下！

绯闻之所以是绯闻，就是因为往往只有那个戴绿帽子的人不“闻”。但是，久在河边站，焉能不湿鞋？吕布担心早晚会被董卓发觉，吕布想回头也靠不到岸了：第一，和几乎所有绯闻的男女主角一样，一经“绯”上就戒不掉；第二，一经“绯”上，就是永久性的，追责时效期一直到死，只要董卓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绝不会放过吕布。

那段时间，吕布一边快乐地“绯”着“貂蝉”，一边紧张地提防着董卓。他的生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这样的生活，不出心理障碍才怪呢，哪怕是吕布！

那时候没有心理咨询师，心理障碍患者只能自己去找人。吕布找的是老乡王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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