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是首歌原唱歌词: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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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总报告

来源: 作者:赵英 发布时间:2007.02.09 .h1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 } .h2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h3 {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 } DIV.union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DIV.union TD {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

  一、本项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取得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随着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在我国经济安全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倾向:经济安全问题的泛化,把经济发展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不论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都表述为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利益泛化,把许多产业、企业层次的利益,看成是国家经济利益。导致不同利益集团把本领域的问题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从而获得国家公共政策的支持。这两种倾向的发生,其原因有三: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几乎完全是国有企业,政府是企业所有者和家长,因此人们缺乏真正的公共利益观念,往往容易把一般的企业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二是在改革开放进程日益深化的今天,企业和产业利益的觉醒,有关利益集团认识到只有把问题上升到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公共利益范畴,才能合法、合理地得到政府保护与支持;三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加速,我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存在形态、获得方式与途径,维护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的辨别与维护,从理论和技术角度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有些问题在今天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

  显然,要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规范,从政策含义上进一步明确,有必要在总结前一时期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对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在研究中国扩大开放进程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有必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在当前有那些特点;国家利益如何体现;国家利益如何形成;何为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利益有哪些特点如何体现;只有首先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研究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如何在经济学、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科学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科学地定义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不仅对深入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对外经济开放是一个完整体系。按开放流向分类,一是“引进来”的对外开放,二是“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按开放客体分类,一是商品开放,二是生产要素开放,生产要素开放在对外经济开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当今时代,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资本、技术、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各个国家经济被越来越深地卷入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国家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这一趋势。随着加入WTO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被置于一个空前开放的环境中。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无论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达到了全新阶段。随着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与区域性利益、全球性利益一体化的状况。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区域利益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很大区别。随着不断加速的区域化、全球化进程,世界的动荡、冲击所引发的惶恐、危机在信息时代会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扩散。有些国际危机,已经迅速地传导到我国,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伊拉克战争引起的石油涨价)。经济环境空前开放,我国经济体系

  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既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全新挑战,使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建立在一整套全新的体系之上。

  如何认识与应对空前开放环境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危险与问题,在战略、政策、策略、制度等等方面改善国家经济安全态势,进一步在扩大开放进程中提高我国经济安全度,寻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途径与手段,是本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认识与应对空前开放的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一个长时期的课题。本课题虽是针对我国加入WTO 后在经济安全方面出现的全新态势与问题,并且以此作为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但是更着眼于我国长远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性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性、战略性对策。

  由于本项研究涉及范围甚广,涉及领域甚多,因而我们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的有关方法。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我们采用了数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某些产业加入WTO 后存在的危机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定性与定量评估。在深入研究某些产业时,我们还利用了部门经济学的方法与理论(例如,农业经济学、金融学)。在评价我国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的安全程度,研究我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手段时,我们大量运用了军事经济学、国际政治学有关理论与方法。在有关国际政治领域研究中,我们基本上采用了现实主义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要达到的目标是:在理论上弄清楚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在分析我国经济安全现状的基础上,深入认识我国经济安全的现状与重大问题;在战略、政策、制度方面提出一些在中长期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观念与建议。

  本项研究除总报告外,还完成了18个分报告。迄今为止,作为本项研究的中间成果,已经在《中国工业经济》、《战略与管理》、《经济管理》、《国防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50余篇中间成果。最终成果将以1-2本专著的形式发表。

  由于本项研究涉及领域甚广;各研究领域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各位学者学术背景、观点不尽一致(例如有的学者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有的学者则带有明显的全球化色彩);因此本项研究不要求研究结论的一致性,而是在各分报告的基础上,由课题主持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理论,我国经济安全的总体情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基本战略、对策提出概括性结论。这样既反映了参加本课题研究有关专门领域专家的看法,供其他研究者参考,又可以在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更具有整体性、战略性的看法。也许这样更能够反映我国目前所处的大时代面临的复杂选择。

  二、对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的一般性理论研究

  (一)国家利益的理论研究

  国家利益可以分为具有“公共产品形态的国家利益”与“不具有公共产品形态的国家利益”两大部分。前者是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可以由绝大多数人比较公平地享用的、难以被个别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利用来为自己谋利的国家利益。后者是不一定由政府提供的、可能被个别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利用为自己谋求更大利益的国家利益。

  大国国家利益具有如下特点:

  大国国家利益呈现出明显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大国利益更具有可交易性;大国利益与国际秩序、国家间交易制度与规则密切相关;大国利益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

  (二)21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利益

  第一,国家领土、领海、领空的统一、完整与不受侵犯。

  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不被外部因素所打断,使中国经济以较快速度持续发展。

  第三,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使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不因外部压力而发生突变,使中国的改革进程自主地推进。

  第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的同时,使世界市场、世界金融体系、世界科学技术体系、持续稳定地、公平地对中国开放。开放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经济安全。

  第六,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能源、资源的稳定、可靠的供应。

  第七,维护民族、国家最基本的生存空间——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大力开发海洋空间、信息空间、太空空间,在主权之外的范围内尽可能参与开发这些空间的国际合作。

  第八,保持中国所在区域内,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安定与繁荣。在区域化进程中保持主导地位,积极维护所在区域的经济安全,积极促进区域内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经济一体化;积极推进与建立区域型安全机制与机构,构造中国边疆安全的防火墙。

  第九,积极预防、阻止国际反华联盟的出现,不过早卷入与霸权国家的正面对抗。

  第十,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与磋商,如生态环境的保护;打击恐怖主义;核军控;汇率形成;等等。

  第十一,维持目前的核战略均衡,在核战略均衡被打破;太空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维护中国战略力量的有效性;维护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不致下降。根据国情、国力,逐步缩小与世界霸权国家战略力量的水平差距。

  第十二,参与维护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有关国际交易制度与规则的制定与形成,积极参与,并尽可能施加影响。

  第十三,在国际交易制度与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维护中国海外侨民、企业的利益。

  21世纪前20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区域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将不能不日益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三、国家经济利益的理论探讨

  国家经济利益指一个国家人民通过法律程序以及通过合法政府行政程序表达、确定与努力获取的,对于全体国民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福利。

  这一定义的前半部分,从公共选择的角度,从国家宪政的角度,强调了国家经济利益形成的合法性和公众性。国家经济利益要真正成为“国家”意义上的利益,必须通过民众程序上的意见表达,并且得到承认。

  这一定义的后半部分,强调了国家经济利益是全民经济利益的反映,只有“对于全体国民生存与发展所必须懂得经济福利”才是国家经济利益。

  首先,国家经济利益代表了国民整体的利益要求;其次,国家经济利益反映了一个国家作为整体发展提出的目标与要求,有时甚至通过政治、军事目标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表达方式上必然超越各个具体目标;再次,国家经济利益在国家这一层次得到表达与维护时,是通过严格的法律界定和行政程序的,超越了具体的经济行为;最后,国家经济利益反映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整体、长远利益,因此往往不能立即体现为具体的经济福利迅速增长。

  由于对于国家经济利益目标确定、战略制定、获取与维护的手段选择等等难以准确地予以进行成本效益的量化评价,因此在选择国家经济利益战略目标,确定国家经济利益、制定有关国家经济利益的战略时,合法的宪政程序、科学的决策程序就显得尤其重要。

  国家经济利益同样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结合。主观因素是政府与国民对于国家经济利益的认知、选择以及战略,客观因素是具体体现在诸多经济领域的经济福利。

  国家经济利益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广义的国家利益,也即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的经济福利。狭义国家利益,公共财产、公共财政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利益。

  21世纪初,空前开放的环境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呈现出如下特点:

  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与拓展由政府为主,逐步转向政府与企业合作。

  国家经济利益的存在形态不断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客观主体不断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存在领域不断变化;国家经济利益的存在空间不断变化。

  国家经济利益日益超越国境,存在于区域、全球范围内。区域化、全球化使国家经济利益发生变异,使国家经济利益日益以区域利益、全球利益的形态延伸,区域性、全球性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时候成为国家经济利益的代表。

  由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国家经济利益在国家层面、区域、全球层面的集中化趋势与国家经济利益日益被分散化、地方化、微观化趋势同时存在。

  国家经济利益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

  国家经济利益的确定日益程序化、法治化,利益集团之间的政策博弈日益明显。确定国家经济利益并且采取行动的时间成本逐步增加,但是决策失误导致的决策成本将逐步下降。

  国家经济利益中,以游戏规则、技术标准、国际法律、法规等形式体现出来的制度性利益不断扩大。

  四、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利益既然反映和代表了全民的经济福利,那么是否任何国家经济利益都可以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讨论以及由政府来制定和采取战略、政策、措施呢?不是。

  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取于维护,固然要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依赖和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大量经济活动实现的。即便需要政府进行协调和支持,也不一定需要采取强硬的方式和手段,动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力量。

  因此,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这些重大经济利益关系到整个国家、全体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关系国家兴衰。

  我们认为,只有涉及关系整个国家、全体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关系国家兴衰的重大经济利益受到侵袭、破坏时,才能做出“已经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判断。我们通过理论、政策层面上严格划分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进而合乎逻辑地从理论、政策层面严格限定“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含义。

  通过严格限制“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我们认为,可以在理论、政策层面清楚地界定何为“国家经济安全”,抑制对经济安全问题过于泛化的状况。重要的是,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判断标准。

  国家经济利益的客观存在,是研究国家经济安全,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政策的基础。正是由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才能使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公共政策层面,才能使经济问题成为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考虑的问题。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利益

  (一)民族国家与经济全球化

  传统安全观中,一国的国家利益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任何主权让渡都被认为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损害。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尽管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单元,但在国际经济的范畴下,一些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具有某种共性、体现全球需求的全球利益,并使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演变出现了新的特征。

  首先,从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可以看出,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其经济利益已经不再仅由该国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等内生变量决定,外生变量对一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凸显。外生变量包括国际政治形势、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全球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传输速度、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焦点事件等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相对于内生变量来说,这些外生变量具有更大的伸缩性、突发性和联动性,因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虽然“在形式上仍由国家(政府)决定,但其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知框架”。①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实现途径更趋多样化,其实现过程则更多地表现为开放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和制衡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不仅一国处理国内问题的独立性受到了一定程度制约,而且“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解决,这就需要部分主权的让渡,对国际条约的签署就是部分主权让渡的体现。”②因而,在处理全球问题过程中,主权让渡不仅不一定意味着对国家利益的绝对损害,而且国家利益还有可能通过这些新的渠道得以彰显,对于特定的经济活动,主权让渡以及相应国际合作与协调甚至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

  再次,在日渐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利益”逐步凸显。这种全球利益既包括由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应,又包括涉及全球资源、环境、生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条件下,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只有基于贸易与投资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才能最充分地实现全球利益。然而,这种全球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加总,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投资带来的外部竞争还有可能危及一国国内企业的生存,造成资源、税收和就业机会的流失,使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出现对立和冲突。金融等领域的开放虽然为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符合经济全球化需求,但这些领域的开放使一国所处的外部经济关系更为复杂,增加了一国经济运行风险和国家宏观调控难度。现行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下,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外部成本仍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相关责任机制。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更加突出,一国对增长速度的过度追求、过度的资源开发(即使仅限于对国内资源的过度开发)有可能符合该国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但由此造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却势必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共同利益。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既存在交叉重合的方面,又充满各种矛盾对立,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错综复杂关系。

  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解决。随着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与发展,市场机制配置全球资源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固有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由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些市场失灵将因“蝴蝶效应”而被进一步扩散或放大,从而加剧对世界经济的危害。然而,面对全球化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现有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无一能够真正对世界经济进行有效调控,对全球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机制存在严重缺失。

  全球宏观调控缺失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仍是利益主体,民族性与全球性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一矛盾已经演化成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全球性一定程度了消融了民族差异,增强了世界的同一性和整体性,并使经济活动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的疆界和主权;另一方面,全球性反衬出了民族性,增强了民族意识。也许,民族主义的凸显与困顿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③但现阶段仍没有找到化解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也是不争之实。经济全球化要求民族国家出让部分主权或国家利益以换取协同利益或全球利益,可是,目前在民族性和全球性之间尚无法确定一个最佳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在当今国际关系格局下,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成本和收益显然并不均衡,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被动和被支配的地位。由于二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路径和目标模式存在着较大差距甚至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因而,对全球经济宏观调控的需求及其调控手段的设计有着难以调和的分歧,致使各国对在全球统一的宏观经济调控框架下让渡部分主权依然顾虑重重。

  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可能在部分领域激化,这也正是在当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演奏着不和谐音符的原因所在。这种对抗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够确立更完善、有效的全球利益协调机制,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将会得以缓和或化解。

  (二)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私人投资者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公司的盈利,而国家利益则体现在经济增长及其稳定性、社会福利水平及其分配方式、就业、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地位等多元化的目标上。在特定时期、特定利益目标上,国家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对立很难避免。经济全球化时代,商品和要素的大规模流动拓展了公司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使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一些领域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和母国的冲突上。

  联合国贸发会统计,1990~2001年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销售额增长了3倍,同期全球GDP (现价)仅增长了1.5倍。2000年,世界最大200家跨国公司销售额占当年全球GDP(现价)的比重达到27.5%.全球最大100个经济体中有29个是跨国公司。①拥有如此庞大经济势力和丰富国际经营经验的大跨国公司不仅在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博弈时常常占据上风,而且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母国政策,以最大限度满足其全球扩张的需要。

  经验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跨国公司投资和当地经营活动对东道国产业成长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出口竞争力提高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到了推进作用。但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对发达东道国来说,外国大跨国公司进入的最主要威胁在于改变某些产业的市场力量对比,威胁本国企业竞争地位,由此引起的本国企业收益下降或破产将损害该国产业、企业和劳工的利益。

  对于发展中东道国来说,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利害冲突更为复杂。从根本上讲,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向东道国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天然动机,其生产经营活动都要服从于全球战略和公司整体利益,因而,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利益也会造成多方面损害,包括产业和市场控制、技术依赖、税收流失、消费结构扭曲、滥用市场势力、破坏环境和劳动剥削等诸多方面,甚至发生了跨国公司贿赂当地官员、干预司法乃至颠覆政权等恶性事件。

  由于FDI 所特有的沉没成本(sunk cost )性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具有长期性和相对稳定性,加之东道国给予跨国公司的各种优惠待遇,使跨国公司在当地获得了某种归属感,这些因素无疑有助于缓解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利益冲突。然而,在现实中,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矛盾很难调和。原因在于东道国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跨国公司的行为采取了双重标准。他们既希望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以及市场和就业机会,又担心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国的主权与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这种立场使东道国难以确立对待跨国公司统一的价值标准。同时,各国政府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普遍采取了更加优惠和宽松的政策,推行限制跨国公司活动的政策有可能使本国在引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东道国政府在处理与跨国公司利益矛盾中常常陷入被动的局面。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海外生产经营活动对母国同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尽管从子公司与母公司及相关国内企业关联增强的角度出发,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会对国内出口和就业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但从替代国内投资、国内消费以及对这两者的补充来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活动有可能影响母国实际收入水平和分配效应,并给母国带来了某些调整成本(见表1)。

  目前,大跨国公司的母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技术、税收和就业三个方面。首先,由于母国担心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活动会削弱本国的技术优势,对竞争对手和政治上敌对国家的技术转让还会损害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危及国家安全,因而,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高端技术转移普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这无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以及在特定区位投资利益的实现。这些限制措施干扰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和技术转让决策。其次,跨国公司资本转移不仅会在短期内导致母国的税收流失,而且跨国公司还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利润,影响母国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再次,跨国公司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能力大量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造成的传统产业大量失业已经成为困扰发达国家政府的难题。

  表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对母国的影响



  注:完全转移是指对外投资完全被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所抵消;零点转移是指对外投资对出口和进口

  水平不发生影响。

  资料来源:[英]尼尔·胡德斯蒂芬·扬:《跨国企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

  目前,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及母国利益冲突主要通过政策渠道解决。一方面,东道国和母国制定了一系列外资法规和竞争政策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和母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院外活动,影响相关法案的制定和公众舆论,为其全球发展争取更有利的政策环境,避免在与母国和东道国的冲突激化中沦为“国际关系的人质”(Vernon,1994)。然而,这种利益协调方式本身就蕴涵着矛盾和对立以及大量的博弈成本。从长远来看,缓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母国的利益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使跨国公司实践与其财富和特权相匹配的社会责任。为此,跨国公司、东道国、母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应共同致力于构筑有助于跨国公司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和对话机制。

  六、对外经济关系中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及其实现途径

  (一)扩大对外开放对我国国家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的影响

  1.对外开放使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不断扩展

  对外开放的扩大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外部经济关系更趋复杂,这不仅使经济安全在我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而且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突破。除了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业等传统变量外,国家经济安全已经包含了国际收支、金融、外资与外债规模、外贸及其依存度以及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条约等越来越多的因素和变量,而且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些因素和变量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关系更加紧密,并出现了内生化的态势,从而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更具综合性、联动性和动态性,开放条件下,不断丰富的内涵和扩展的外延使国家安全成为更加敏感和更受关注的领域。

  2.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及其传递渠道日益多元化

  对外开放使影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增多,其传递渠道更加多元化:①在商品流动领域,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扩大,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这一方面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争夺国际市场中产生了贸易摩擦和冲突。一些国家一再抛出“中国威胁论”,并对中国审判进口设置了各种障碍,由此引发的贸易战使我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紧张。同时,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加速扩大,使我国对外部经济依赖性加大,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市场以及海外运输的需求及其稳定性要求不断提高,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②在利用外资领域,随着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地位的提高,我国部分产业成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另外,具有垄断地位的国外大跨国公司不仅对国内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我国市场环境的发育以及市场规范和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③在金融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鉴于金融领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命脉地位及其强劲的传染效应,使金融系统成为国家经济安全中最敏感的领域之一。尽管目前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国家的监管力度较大,但这一领域开放的压力更大,开放的外部制约因素较多,加之国内金融体制尚不完善,因而,金融领域也将面临更大开放风险,属于相对较脆弱的安全领域。④在国际经济协调方面,我国虽然已经加入了WTO ,但总体来看,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经验不足,特别是在自身国际地位提升后,对于如何发挥大国作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各种双边合作中的主动性还有待提高。同时,参与多边或地区性经济组织本身就意味着部分经济主权的让渡,如何更好地处理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课题。⑤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虽然给我国赶超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机遇,但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增加了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难度,而且知识经济中信息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大提高,使各国经济联动性增强,信息流动的异常也必然会对一国经济产生更大危害。

  3.对外开放对我国保障经济国家安全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

  由于对外开放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也趋于多元化。因而,要求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国际、国内两大环境,树立“大开放、大安全”的全新国家安全观,建立完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从而协调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民族利益与全球利益。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

  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政策独立性受到巨大挑战,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提高,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不再是孤立的问题,其中涉及了许多国际责任,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调日益成为维护我国国际安全的重要内容。

  (二)发展中的大国: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定位

  首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前景有充分的信心。尽管我国技术水平、经济总体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毕竟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我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不应再继续被动地适应,而是要更主动地参与,并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在保持内部经济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提升自己的机会要远比弱小国家多,获得的利益也将比承担的风险多。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完全有条件、有必要实现由应对者到参与者、再到设计者的自觉转变,而中国战略地位的提升也必将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利益制衡机制,增强世界范围内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其次,应对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客观的判断。尽管我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波折甚至是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干扰,但与新中国成立之时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今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切断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以及世界接纳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辨识与影响国际形势。这种国际环境无疑有利于我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更好地发挥大国的角色。

  再次,我国应确定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家利益的战略层次以及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合理次序,并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其进行逐步细化和及时调整。以区域关系为重点,在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合作中充分发挥大国作用,并以渐进方式,争取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核心成员,从而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公共物品,打造发展中大国负责任和建设性的形象。从这一意义上讲,开放条件下,对外经济关系不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与途径,而且已经成为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最后,发展中大国的角色为我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中国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是远不够的)……经济的发展要有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有政治来组织。”①因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方面面,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国际秩序的主要矛盾,并能够围绕着国家利益制定出全球性和地区性策略,娴熟、灵活运用各种国际规则。在不依附任何国家的情况下,获取特定范围内的代表权和充分的倡导机会,并逐步形成一定的国际向心力和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既要争取属于自己国家的权益,又应为维护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付出更多的努力。

  (三)对外经济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

  21世纪,改善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需要面对三个层次的基本需求:一是发展需求,即立足国内经济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际竞争力;二是主权需求,即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相对独立的经济主权;三是责任需求,即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有效的国际协调手段,逐步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成为有影响力,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这三种需求不是并列的,发展需求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最根本体现以及协调对外经济关系的出发点,主权需求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保障,而责任需求则是伴随着国力提高而不断强化的需求。

  首先,在开放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均衡的政策目标趋于多元化,并对相关政策手段配合的要求更高。从长远来看,发展需求、主权需求和责任需求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互利的,但并不排除在一定时期内它们之间产生矛盾甚至是严重的对抗。因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大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应是开放的、协调的。

  其次,完善外经贸政策体系。在渐进式的开放模式下,我国各领域的开放程度并不均衡,导致各领域的政策运用能力参差不齐。其中,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相对比较成熟,而汇率政策、资本市场开放、竞争政策以及国际协调策略则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仍将延续渐进的模式,不可能要求各领域的政策目标齐头并进,但必须在适应各自领域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建立各领域开放政策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机制,从而满足对外开放不同层次及其阶段性变化的政策需求。

  再次,实现经济、政治、外交手段有机结合。发展对外经济利益,仅靠经济手段是不够的。面对重大的多边和双边经贸冲突时,政治和外交力量的参与在许多情况下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不可替代的步骤。但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处理国际经济问题,方式、时机和技巧的掌握十分重要。应在维护国家主权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争取经济、政治、外交互赢的局面,不仅不能无条件地牺牲一种利益换取另一种利益,而且要避免把经济摩擦演化为政治冲突或外交危机。

  (四)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思路

  1.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

  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主权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结果。目前,我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仍然受传统的道德优先观念的影响,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竞争性及其权力结构的认识不足。我国在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乃至一般对外政策方面尚未完全建立起“现代的国际关系思维”。今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应是自觉与主动的,逐步确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及其相关的目标、动机与原则(见表2)。

  2.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措施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暴露出了其局限性。在这种增长方式下,我国虽然扩大了出口,但却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牺牲了环境及劳工的福利。伴随着如此高昂成本的高增长,不仅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且势必引起国内、国际各种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中国居民并未充分享受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国际上各种“中国威胁论”泛滥,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基础薄弱的人口大国,发展是国家利益第一位的需求。但同时,中国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21世纪,我国应彻底摈弃对经济总量扩张和增长速度

  的盲目追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使我国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环境友好、节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根本上讲,反倾销等经济因素并不是我国急于摘掉“非市场经济”帽子的惟一理由。因为反倾销的总体涉案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我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谈判显然具有更高的战略诉求。不仅在于如何为国内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创造更有利的准入条件,而且在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这也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

  表2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逐步确立对外贸易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完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随着我国贸易顺差存量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我国贸易政策的目标应由单纯追求出口规模扩大和贸易赢余增加,转变为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与效益,并由现行的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发展过渡。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而且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经济压力,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

  尽管WTO 以自由贸易为宗旨,但它又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允许成员在其规则下,对贸易和国内产业成长进行有限但有效的扶植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WTO 制定的组织框架和各种协议规则是“披自由贸易之皮,行管理贸易之实”。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了建立管理贸易的政策体系,而受制于有限的国内市场容量和弱小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贸易理论和管理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相对较小。中国作为工业部门较为健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能力不断扩张的发展中大国,部分行业的规模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加之跨国公司进入后一些行业已经出现了垄断竞争或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因而,我国有条件业有必要实行更有利于产业成长和竞争的进出口管理体制。同时,加入WTO 后,我国虽然分享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各种权利,但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伴随着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和贸易壁垒的拆除,国内产业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而在出口激励手段受限的情况下,国内高技术产品出口必将遇到一定困难。因而,若要从根本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行纯粹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将很难满足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长期目标,而着眼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在WTO 规则下,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则是我国的现实选择。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把低调的产业保护、灵活规范的进口限制和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突出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干预,通过综合运用WTO 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政府采购、合理补贴、国内竞争法规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使我国总体贸易制度的定位趋向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弹性化、柔性化。

  (4)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吸引大跨国公司在中国作长期发展。在我国引资过程中,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利益的矛盾以及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外资政策的制定应具备趋利避害的功能。目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仍很大程度上依靠各种优惠政策安排。对优惠政策过度依赖不仅加剧了市场扭曲、拉大了地区差距,而且对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规则接轨构成了障碍。因而,应将对外商投资企业普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作为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核心目标,最终使外商投资企业享有与国内企业同样的法律地位,拥有同样权利,承担同样义务。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实施国民待遇首先应尽快平等内资与外资企业的税负。为避免统一税负对外资进入造成的不利影响,从政策的可行性看,今后适当降低内资企业税负,将给外商的优惠政策同时给予内资企业,统一政策。

  从长远来看,建立可竞争的高度法制化的市场体系是吸引外商投资尤其是大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我国优化投资环境的关键步骤。为适应加入WTO 后外商投资的新形势,我国外资政策的主旨应由市场准入逐步转向鼓励竞争,规范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市场行为。这种政策导向的转变应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消除内资企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形成有效的国内竞争群体;二是应充分理解跨国公司的决策方式和投资战略,并为其提供完善的法规体系、平等的政策环境和宽松有序的监管体制;三是刺激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实践证明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不仅有助于促使其加快技术转让步伐,而且还将有效防止单个外资企业垄断国内市场,获得超额利润。为此,近期应加紧制定《反垄断法》,《企业并购法》和《价格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商标法》、《专利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执法力度,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展开公平竞争创造有序的市场环境;此外,还应积极参与市场规范和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努力,尽快使我国的竞争法规与国际接轨。

  (5)调整外援战略,带动我国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及其他经贸活动则相对弱化。这不仅引起了一些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怀疑和不满,而且个别国家受敌对势力的蛊惑或利诱,利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给我国制造了麻烦和障碍。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外援在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以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完全有条件对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一定的援助。我国要想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号召力和发言权,仍将主要依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应如何确定外援的原则和方式。新时期的外援政策应从我国的自身条件出发,既考虑到传统的伦理需要,又要体现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现实战略,争取道义与利益的协调平衡。具体来说,应将外援与我国商品、劳务、技术和资本输出有机结合起来,使外援不仅成为改善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而且通过外援,一方面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求多元化的能源、矿产等战略资源的支持;另一方面,使受援国熟悉、信任中国的企业和产品,从而带动我国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发展,并使双方在外援中都获得真正的实惠。

  (6)有序、有条件地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有序、有条件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一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二是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三是塑造市场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微观主体;四是金融体系的持续深化。从我国金融领域的发展状况及其外部制度环境来看,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前两个条件,今后努力的方向将主要集中在创造后两个条件。首先,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优化其资产结构和经营范围,促进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竞争,提高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自我发展、抵御风险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建立起高效、稳健的监管体系。再次,确立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使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固定钉住美元逐步过渡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逐步增强汇率制度的弹性。

  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是未来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重点,而且也是直接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步骤。因此,必须采取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兼顾政策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既要考虑到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承受能力,又要充分了解国际上方方面面对我国的要求与期望。顶住各种不合理压力,尽量减少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带来的震荡与冲击。

  (7)以区域合作为突破口,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协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区域一体化形势,我国应坚持积极推进地区合作的战略方针,着手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增强地缘经济的协同效应和塑造能力。参与区域合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思路,而且还扩展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即通过在利益相关地区培育共同利益,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建立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消除隔阂和对立,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利益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准则。①在具体步骤上,我国应首先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CEPA”的顺利实施,以巩固在区域合作和建立FTA 方面的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从建立更广泛的FTA 入手,合理确定FTA 目标签约国的战略次序,以双边FTA 带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七、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经济安全状况分析

  (一)21世纪初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总体评价与预测:模型分析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家经济安全监测与预警》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量化分析的预警方法与模型,并且以此对于当时的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总体评价。本课题开始后,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对指标、数据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各指标的取值主要采自本项研究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对我国21世纪初的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评价的结果是,在总体上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基本维持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等级上,但是某些指标有所下降。例如,能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这些方面的安全等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在21世纪初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所致。这说明,我国已经受住了加入WTO 后的冲击,加入WTO 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从总体上是有限的。

  用本课题的量化方法与模型对我国2015年的经济安全状况进行了预测分析:

  表3各指标2015年的预测值及安全状态






  从表4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5年时,我国国内经济子系统S 、国际经济联系子系统S 、社会与政治环境子系统S 及整体经济系统S 都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但同时也可以看到,S 、S 和S 的指数都超过了40,说明“基本安全”的程度不高。

  国家防务子系统S 是惟一处于“安全”状态的子系统,但其指数18.33离“安全”状态的分数上限只差1.67,已经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边缘了。①

  生态环境子系统S 的指数为73.75,该子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说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任重而道远。

  “基本安全”的程度不高,主要是由于能源、矿产资源对外依赖增加;外贸依存度过高;金融系统有待改革与健全;信息系统有待增加安全度等造成的。从总体看,则是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加速扩大,经济体制仍然处于转折过程中,导致了“基本安全”程度不高。

  在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进行总体评价基础上,根据本课题研究主要方向——对外开放环境的中国家安全,我们对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我国的经济安全态势,对外开放导致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二)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经济安全程度有所提高:理论分析

  1.体制与游戏规则逐步对接

  实践表明,由体制性差异带来的在与国际惯例对接中形成的经济安全问题风险最大。“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转变就是由“政策性开放”转向“体制性开放”,体制性开放亦即实行“制度对接”。经济全球化是市场体制的全球化,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国家内部扩展和延伸到全球的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条件,没有这样的前提,中国就不可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因此,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如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政企分开原则等承诺,都是能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尽快完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国际承诺,这些国际承诺与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15年的入世历程,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模式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贸易体制向以GATT/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所倡导的市场经济规则逐渐靠拢的过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国需要寻求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多边贸易机制的保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好地趋利避害,保护和壮大自己。加入WTO ,中国与其他成员方均须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相互开放市场,即中国的市场将更加开放,同时其他国家的市场也相应的对中国更加开放。无疑,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运行,将使中国经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发生一系列实质性变化。其中现行经济运行方式、经济法规体系已经或者正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最大限度衔接。

  2.外贸份量显著提升

  据统计,2004年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贸易大国,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加重。近几年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逐年上升。2001年为43.35%,2002年为48.85%,2003年为60.11%,2004年近70%.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显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加深。在工业产品出口中,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80年为49.7%,2001、2002、2003三年的数据分别达90.1%、91.2%和92.1%,初级产品的该项比例相应下降到10%以下。据统计,1999年以来,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增速明显高于同期商品进出口的增速,其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攀升。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1/4.通过计算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欧洲、日本、香港等主要出口市场的指数均在不同程度地向1趋近,表明中国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增强。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及其竞争力的显著提升,表明中国左右全球贸易总量的范围和程度急剧提升。这是国家经济安全在贸易领域提升的重大标志。

  3.全面融入全球体系

  “入围”是中国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前提条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这是国家经济安全在生产领域提升的重大标志。据统计,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其中,程控交换机、移动电话、彩电、彩色显示器等产品的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超过30%.中国制造的电视机、DVD 视盘机、移动电话、显示器、程控交换机、空调器、集装箱、光学元件、小家电等产品的出口数量和金额均据全球首位。目前,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四位,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在经济全球化下,任何企业或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的价值环节都是世界最有竞争力的,而中国无疑在生产环节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和竞争优势原则的。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可以说是中国最具优势的自然禀赋,而比较完善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配套能力以及九年义务教育培养出的普通技能劳动力、大学教育培养出的高技能劳动力,则可以说是中国较好的后天禀赋,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又有竞争优势。一个国家最佳的贸易型式就是生产并出口自己既有比较优势又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因为一国只有生产并出口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能用较小的国内成本换取更大的收益,扩展现有资源约束下可获商品的总量;而一国只有生产并出口自己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才能使企业有利可图。因此,从比较优势来看,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多数工业产品在中国制造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整体竞争战略考虑,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应该是中国经济一定时期发展的战略趋势。

  4.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经济实力是决定一国经济安全的根本基础。1978——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4%的快速增长,经过25年的高速增长,2003年,中国的GDP 超过了11万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如果按照美元换算,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最发达经济体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

  目前,在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机械设备和通讯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及各种消费品等工业主要领域,中国已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主要工业产品,如煤炭、钢铁、发电、原油、水泥、化肥、化学纤维、棉布、糖和电视机等的产量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2000年化学纤维产量居世界第2位;2002年,煤炭、钢铁、水泥、化肥、棉布和电视机产量居世界首位,发电量居世界第2位,糖产量居世界第3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5位。

  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这在有形与无形中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一般而言,经济实力构成了一国综合国力的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这是因为,中国崛起,既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条件。只有安全和发展目标得以实现时,崛起方能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里,国家经济安全,其结果是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又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经济安全。

  (三)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安全焦点发生改变

  1.过去高度关注的若干经济安全影响因素

  (1)跨国并购问题。目前看来,尽管跨国并购在中国还刚刚起步,但它已经预示了中国利用外资出现的若干重大变化。①从合资合作转向收购兼并。20世纪80年代,外商对华投资主要采用直接投资资金和实物的形式举办“三资”企业,进入90年代以后,收购、兼并国内企业则成为外商对华投资的形式之一,即从新建企业转为并购企业。②从一般并购转向重点并购。所谓重点并购,一是重点并购国有大型企业,二是重点并购盈利企业。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了所谓“靓女先嫁”现象。③从分散并购转向集中并购,即外商有目的地并购同一地区所有国有企业或者并购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龙头企业,这里,外商与其说是与国内骨干、龙头企业合资,倒不如说是外商在中国花钱买个“市场份额”。④从参股外销转向控股控市。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新建立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外商一般参股,而且在合同中有产品外销率的规定。进入90年代以来,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剧增,它们往往一开始就要求控股。即使一开始控不了股,它也要在合资经营过程中增资扩股,由于中方缺乏增资能力,外方则由参股变为控股。控股,包括合资控股、收购控股和增资控股,其进一步发展则是控制中国市场。⑤从资金输出转向品牌输出。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外资主要是以资金(包括设备在内)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外资开始扩大以品牌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其主要做法有:以外国品牌直接取代中国品牌;收购中国品牌,然后打入“冷宫”;一些国有企业一开始时低价“卖牌合资”,经过一段合营时期,中国品牌逐渐退出市场。⑥从合资合作转向独资经营。在选择投资形式时,外商出于长远考虑,更愿意接受和采取独资经营的形式,从而使得近年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在项目个数、协议金额和实际投资方面的增长速度均超过了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这两种形式的企业。⑦从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技术先进,一般追求长期行为;金融资本投机性强,容易追求短期利益。⑧从中小资本转向跨国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港澳台地区中小资本为代表的外资在中国外资进入中占据绝大比重,进入90年代以来,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进入日趋增多,它们具有投资额大、系统投资和产业控制等诸多特点。与合资属于产权融合不同,并购则属于产权转移。为此,要把跨国并购作为对外开放中经济安全问题的“牛鼻子”来抓。从国内看,与国际经济对接,与国际惯例对接,说到底就是与跨国公司对接。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说是“一揽子”性的投入,包括资金、产品、服务、技术、品牌、人才、市场、管理、机制等。而且,名列世界500强或处于国际同行业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它们则是当代国际先进理念代表、先进机制代表、先进管理代表和先进技术代表。与跨国公司对接,更重要的则是与其技术、管理、机制、理念上的对接。这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与外商合作中获得的一笔最大的“无形资产”。通过它,可以实现利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形资产”盘活我国最大的“有形资产”之战略性发展。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与跨国公司嫁接,这是一条搞好搞活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性举措。今后,中国招商引资的重点应放在国外大型跨国公司身上,要把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作为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

  与中小企业不同,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具有上下游一体性、规模性、集中性等特点,往往处于控股地位。而且,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造成中国GDP 和GNP 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在苏州、昆山等市尤其显著。因此,有人担心它对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问题。诚然,作为受资国的人民,我们惧怕跨国公司这个“庞然大物”进来。然而,作为投资方所在地政府,它们更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财富转移出去,以此“掏空”国民经济。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国际产业转移是表层现象,其背后则是国际研发转移和国际技术转移,与此同时带来的还有投资国的就业转移、纳税转移和收入转移。因此,从全球化的观点看,就国家经济而言,对外投资比引进外资风险更大。目前,一种观点认为,就业是一国最大的经济安全问题。国际产业转移实际上是就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据此,这无疑提升了受资国的经济安全程度。

  (2)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中方观点看,在与跨国公司合资中,由于中方有形资产低估和无形资产漏估,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而从外方观点看,由于是按账面价值而不是按市场价值评估,中方国有资产实际大量高估。因此,外方宁愿另辟新地建厂房、购设备而不愿利用原厂房、原设备搞合资。前一时期,中方观点占居主流,表现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过于谨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国有资产应该按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的认识不断得到认可。对于账面价值庞大而实际盈利能力几乎为零的死资产,即使低价出售甚至无偿出售赠送,只要接受者将原职工部分保留下来,那么,原来由国家承担职工的无形债务,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则转移到了新接受者那里,由它们在替国家承担。因此,与其让这部分死资产挂在账上充数,倒不如低价甚至无偿用于与外商合资。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这些死的国有资产到了新接受者那里却发挥着国有资产的职能——替国家承担对职工的无形债务。因此,重新认识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是形成与跨国公司合作新理念的重要前提。中国虽然对与跨国公司合作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但进一步解放思想仍然是必要的。

  (3)民族经济问题。目前,各国经济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发展已成现实,“国家在变小、企业在变大”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就中国而言,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认识已经形成,不少大型企业也在朝着“买全球”(全球采购)、“卖全球”(全球销售)的思路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关于国家经济、民族经济的概念在淡化。中国相当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不仅体制落后,而且观念更为落后。如果仍然固守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经济概念,那么就很难在下一步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开创新的局面,到头来民族经济可能真的保不住了。实践证明,经济发达国家总是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赋予民族经济以新的涵义、新的发展。就跨国公司而言,过去,我们曾以总部所在地作为判断跨国公司所属国家的标准;现在,不少跨国公司总部已由母国转向他国。而且,所谓“总部”——脑袋部分也在“四分五裂”,分布在多个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跨国公司,你姓什么?随着全球融资、全球融智、全球融心、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发展,任何产品都已变成“万国产品”、“全球产品”,任何企业都在走向“国际企业”、“全球企业”。就一国经济而言,民族企业、民族经济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一国经济的纯民族性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本土企业、本土经济。不管国别(地区)来源如何,只要企业设在中国(注册),中国可以得到就业、税收好处,甚至可以分红,这个企业就是本土企业。可见,这个时代,“民族情结”淡化,“国际情结”骤升。与此相适应,过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现在,“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4)受剥削的问题。从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看,它经历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的变化,后来又经历了从企业间分工到企业内分工的变化,现在已经走到了从产品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这一层次,即区段分工,区段成为一个产业。某一产品,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后全球集成,即产品的价值链分工。一个企业,从价值链上可划分为四个区段:一是研究开发,二是生产制造,三是展览营销,四是营运管理。这里,生产制造是“躯体产业”,研究开发、展览营销和营运管理是“脑袋产业”。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形成“两极分化”:一类是以实体为基础的“躯体”企业,一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脑袋”企业。目前,国内一些领航企业已经开始实行脑体分离经营,即只做脑袋,不做躯体。不仅如此,一是躯体部分再分离。作为制造环节的躯体产业,包括核心部件制造,一般部件制造和组装。目前,一类企业专门从事核心部件制造,另一类企业则专门从事一般部件制造和组装。二是脑袋部分再分离。一类是做研究开发或展览营销的“小脑袋”企业,另一类是做营运管理的“大脑袋”企业,即只做“大脑袋”,不做“小脑袋”。从全球化的观点看,中国制造业的绝大部分企业必须专注于价值链上的某一区段,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纳入其全球产业网络,以此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说,某一产品,往往是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后全球集成。就制造业的“制造”环节而言,至少有三个区段:核心部件制造——一般部件制造——组装。一般来说,在大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中,目前中国往往只能做低端的组装和一般部件制造,而高端的核心部件制造则往往由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做。这里,是否存在一个剥削问题。从实际运行看,风险与收益是对称的。高端产业往往需要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高投入,带来的是高风险,能够承受这种高投入和高风险的企业通常只能是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之下,低端产业则属于低投入、低风险,理所当然地获取低回报。

  2.现在高度关注的若干经济安全影响因素

  (1)自主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核心技术依赖国外。当前,全球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形态向知识经济形态过渡,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在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则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但是,就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众多大型特大型企业核心技术“空化”问题十分严重。例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始终没有摆脱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模式,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一直在“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中徘徊。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以及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外国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一些已经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对国外技术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一般仍由国外公司控制。实践表明,当今时代,利润的核心环节不在制造而在研发。因此,中国在21世纪面临一个战略转型的问题: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模仿发展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与工业经济时代对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一样,在创新型经济的今天,“投资科学就是投资国家未来”,科技投入已被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性投资,为了未来的利益现在就必须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研究开发支出。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我们是引不进来的。目前,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整个科技资源,表明中国有能力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中国外汇储备高达6000亿美元,国内存款12万亿~14万亿元人民币,表明中国有实力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2)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战略资源依赖国外;二是国际污染转向国内。特别是后者,通过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全面加剧了中国资源环境的压力。

  第一,矿产资源约束。据统计,1990~2001年,中国工业取得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资源消耗却以三位数的速度更快增长。这一期间,钢消费量增长143%,铜消费量增长189%,铝消费量增长380%,锌消费量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消费量增长276%.由此可见,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实质上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的。另据测算,中国每亿元GDP 消耗的钢材,1998年为1481吨,2000年为1577吨,2003年进一步上升为2280吨。目前,中国每万元GDP 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为70.5公斤,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

  第二,能源约束。自1980年以来,中国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能源消耗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煤炭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工业用能占到能源总消费的70%.在各工业行业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电力蒸汽热水供应业所占工业能源总消费的比重都分别超过了10%.这四大行业能源消费之和超过工业能源总消费的一半,而其工业增加值之和所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1/4.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的重化工业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将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第三,水源约束。由于“水质性缺水”和“自然性缺水”,致使自然界的水资源已不能满足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需要。据统计,目前水问题已成为影响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且未来越加严重。

  第四,土地资源约束。据统计,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消耗土地5.08万亩。按照有关部门预测,全国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如果继续保持现在这种高速增长率,届时所需土地根本就不够用。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在排队等地。为了继续扩大利用外资,一些地区将坚持节约化使用土地,在单位土地面积吸引的投资金额、单位土地面积实现的销售收入、单位土地面积实现的新增税利上力争有新突破。

  人均资源拥有量低是中国在资源方面最为主要的特征。例如,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约为0.1公顷,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5%;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2186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4%;中国人均林木资源拥有量为9.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1%.关于能源和矿产资源,除煤炭等少数资源外,中国绝大多数资源都与世界人均水平相差甚大。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铅土矿不足2%.部分资源供需严重失衡。例如,到2010年,中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石油将达57%,铁矿石将达57%,铜将达70%,铅将达80%.

  第五,环境约束。2003年,中国GDP 仅占世界的4%,但是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高得很:水泥40%、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7%、氧化铝25%、石油7.4%.就全国看,据统计,中国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是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5~11倍,工业产品单耗比发达国家高30%~90%,发电标准煤耗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25倍,吨水泥煤耗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64倍。就珠三角看,据统计,珠三角每创造1美元GDP 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工业七国平均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六位,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4位,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1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这些都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

  (3)具体制度摩擦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受国际规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继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和ISO 14000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之后,国际社会又推出了SA 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从对产品质量关注发展到对环境影响关注,再进一步发展到对人的权利关注,从而赋予市场经济更多的“人道主义”成分。

  SA 8000标准由9个要素组成,其主要内容是:①不使用或不支持使用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童工。②不使用或不支持使用强迫劳动:严禁强迫劳动,包括强迫犯人及契约劳力;不可要求员工在受雇之时交纳押金或存放身份证于公司。③健康与安全:提供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对员工有系统地进行健康和安全培训,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工伤。④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尊重员工建立和参加工会并集体谈判的权利;在那些有法律限制这些自由的地方,雇佣方要提供相似的方式以给予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⑤不从事或不支持歧视:禁止基于人种、社会阶层、出身、宗教、残疾、性别、同性恋倾向、社团或政治身份及年龄方面的歧视,禁止性骚扰。⑥惩戒性措施:禁止体罚,精神或肉体的压迫或言语辱骂。⑦工作时间,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每7天至少有1天休息时间;自愿加班应得到比正常工作更多的工资且每周加班不得超过12小时。⑧工资报酬必须达到法律或行业规定的最低标准,并且必须足够满足员工及其家庭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得因纪律惩罚而被削减。⑨管理体系:必须有一套管理系统以保证对标准中各要求的长期贯彻执行;制定并签署一份社会责任政策,并承诺遵守SA 8000标准、法律法规,并持续改善,这一政策必须公开透明。

  倾销,表面上是“价格倾销”,而实质则为“环境倾销”和“社会倾销”。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国外对华反倾销新立案件数占全球反倾销新立案件总数的比重,2000年为15.65%,2001年为16.67%,2002年为16.77%,2003年进一步上升为25.54%,2004年1~6月则高达27.80%.

  (4)虚拟经济层面问题。包括来自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目前,中国在此两大领域的经济安全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

  就流通领域而言,据统计,自1992年开始试点至2002年9月,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87家。目前,国际上5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已有80%进入中国,如沃尔玛、家乐福、伊藤洋华堂、欧尚、好又多、万客隆、宜家等,期间经历了从单店到连锁、从中方控股到外方控股、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的发展。目前,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已在食品、日用品、家居等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流业态为仓储商店、大卖场、大型综合超市等。从长远看,电器、图书、音像、药品将会成为外资经营的重点。尽管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发展很快,但据目前统计,外商投资零售企业还不到中国大陆零售企业的千万分之一,网点数仅占全境零售网点数的十万分之三左右,其销售额占中国大陆社会消费品总额的比重还不到5%.即使在地方自行批准合资零售企业最多的上海市和深圳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不到10%,而合理的比例大体在30%左右。

  就金融领域而言,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外资对银行业的投资仍主要以参股中资金融机构为主。截至2004年8月底,外国银行已在中国设立了近200家营业性机构,外资法人机构已有14家,外资银行代表处216家,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643亿美元。历年中国外债规模被控制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各种外债风险指标,如偿债率、债务率、短期债务比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外债安全线。以外债依存度为例,由于中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外债依存度反而呈现下降趋势。据统计,这一指标,1994年为1.53,1995年为1.43,1996年为1.30,1997年为1.25,1998年为1.22,1999年为1.10,2000年为0.90,2001年为0.86,2002年为0.74,2003年为0.74.

  此外,还有来自因对外经济开放而引致的文化产业的安全问题。例如,在中国,可口可乐不仅代表了一种产品,还代表了一种美国强势文化。其他包括:好莱坞的大片、音像制品、NBA 联赛、文化特色产品(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的引入,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将渗透到非经济层面。总之,尽管目前80%以上的经济安全问题不在虚拟经济层面,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领域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将会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亟须引起高度关注。

  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战略、政策

  (一)对外经济开放中通过经济战略、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理念

  按照传统理念,中国经济早已处于不安全的状态;按照传统思路,面对高度开放的现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早已显得苍白无力。而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安全程度并非想像得那么低。因此,亟需建立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和思路重新阐述国家经济安全,一并提出对策。

  1.树立“大开放,大安全”的安全观

  各国对外开放实践与经济发展成效表明:大开放,大安全;小开放,小安全;不开放没安全。这里,大开放的结果必然是大安全。但是,大开放的过程并非是安全的,即不安全性恰恰处在大开放过程中。因此,如何把“大开放”带来“大安全”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这将是该问题的关键所在。

  2.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安全观

  一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程度,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实践证明,1979年以前,我国国有经济占有绝大比重,但是国家经济安全程度并非很高;1979年以来,我国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上升,但国家经济安全程度并非下降。原因就在于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同时,国家经济安全观在富裕经济和贫穷经济下也应不同。这里,“发展是硬道理”、“财大才能气粗”,不能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名妨碍经济发展,在发展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才是根本。

  经济实力既是国家经济利益所在,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经济力量是国际利益博弈中的重要权力之一。美国战略学家福斯特(Gregory D.Foster)把“经济权力,包括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因素的操纵和利用”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一个国家经济越强大,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争端与冲突中,就越有发言权,越有影响力。经济权力不仅为国家以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国家谋求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提供了基础与手段。由于经济权力与政治、军事等其他方面的权力相比更具有可交易性,因而经济权力的强大,增加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全面施加影响,建立稳定的利益路径的能力。

  3.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够更安全”的安全观

  各国对外开放实践表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够更安全。例如,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为外资所控制。美国既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更是吸纳直接投资大国。据统计,长期以来全球80%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正是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双向投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双向控制”状态,制造了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种良好氛围。

  4.树立“打工才有竞争力,打工也有控制力”的安全观

  跨国公司是全球先进理念代表、先进机制代表、先进管理代表和先进技术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对国有经济认识上的深化和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升华,国内地方政府对与跨国公司合作形成了一些新的理念。如在某一工业行业领域,如果其市场份额做不到全球前5名,其最好的出路就是给跨国公司打工,纳入其全球生产体系之中,并以此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这是因为,随着跨国并购规模的日益扩大,全球各主导行业将被为数不多的几个超级跨国公司所控制,各地区经济及企业将出现对跨国公司的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并在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取各自的利益所在,取得“双赢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下,“与跨国公司捆绑在一起发展”、“给跨国公司打工”、为跨国公司配套,这是包括我国在内绝大部分企业“与巨人同行”的基本做法。通过打工可以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取得“入围”资格。“打工可以有竞争力”。而且,在某一产业内如果为跨国公司配套的企业越来越多,达到一定规模,那么,这些配套企业将反过来影响跨国公司的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因此,不要惧怕打工,关键是提升打工层次,逐步掌握发展主导权。

  5.树立“从民族经济转向全球经济”的安全观

  民族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过去,100%本国制造才算民族经济;现在,50%甚至10%~30%本国制造,也是民族经济。更有甚者,只要企业设在本国,这个国家可以得到就业、税收好处,甚至可以分红,这个企业就是本国企业。随着全球融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研发的发展,任何产品都已变成“万国产品”、“全球产品”,任何企业都在走向“国际企业”、“全球企业”。目前,既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民族经济概念也正受到挑战。过去,我们是以总部所在地作为判断跨国公司所属国家的标准;现在,不少跨国公司总部已由母国转向他国。在这种情势下,关于国家经济、民族经济的概念正逐步淡化,与此相适应的国家经济安全理念也在改变。

  6.树立“规制控制比股权控制更重要、更有效”的安全观

  企业控股权之争历来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然而,纵观迄今为止在中国本土上建立起的十几万家合资企业,虽然在许多企业中中方占股权的一半以上,但中外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多半掌握在外方手中。实践表明,控股并不一定能控制住企业。而且,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具有上下游一体性、规模性、集中性等特点,往往处于控股地位。我国绝大部分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嫁接中追求控股权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然而,放弃股权控制并非意味着放弃其他控制。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政府通过规制控制大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我国亟需探索和建立政府规制控制体系,其中必须树立以国际惯例为主流的发展思想,按照国际惯例运作。

  7.树立“走出去比引进来更安全”的安全观

  实践表明,一国外经贸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越大,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相反,它受外部冲击的程度相对减小。因此,只有加大外经贸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我国才能对全球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减缓全球经济冲击;而且我国政府机构才能对全球经济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参与“游戏规则”制订。这里,要特别突出“走出去”。只有真正“走出去”,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战场”作战,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安全。在多大程度上“走出去”,这既是衡量我国对外开放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中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比较而言,“走出去”比“引进来”更安全。今后,在继续扩大内吸型开放即“引进来”的同时,加速扩大外扩型开放即“走出去”的比重,使内吸型开放和外扩型开放之间在数量上保持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

  8.树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安全观

  一是单靠外经贸自身解决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安全问题,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二是外经贸中的经济安全问题必须纳入国内经济体系加以解决。国内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可以大大弱化、稀释、缓冲乃至消除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各种风险因素。三是对处在与国际市场对接第一线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进行科学的宏观指导和监控,国内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风险因素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加以缓解、释放。这里,对外经济与国内经济由过去的“两张皮”合为“一张皮”。鉴此,为了维护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抛弃单就“外经贸论外经贸”的传统思路,确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安全战略。必须指出,确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安全战略,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这是两个市场一体化的要求。目前,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两个市场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第二,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要求一国经济运行由过去的国内、国外两套规则并为一套规则,即在政策、管理、机制、体制上的高度统一。

  9.树立“国家在变小,企业在变大”的安全观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我们引进外资时,就必须允许资本输出国在相当程度上参与所输出资本的管理,而从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角度看,本国的经济如何运作是一国内部的事务,不能受其他任何势力的监督和控制。国家的征税是国家主权的核心,但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使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即征税也逐渐消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要的条件就是减免关税和开放市场,这些都是传统的国家主权观无法接受的。事实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知识化、网络化的发展,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已经发生改变。目前在这方面的突破有:国家主权的可分割性,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完整国家,因此国家概念也将得到修正;国家权力有主权和治权之分,可让渡一部分治权,使各国能共同行使这部分权力并分享利益;国家权力转移,一是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组织机构中去,二是向下转移到跨国性的大型企业中去。目前,“国家在变小,企业在变大”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与此相适应,一方面,我们必须以平常心来接受本国国家权力转移的现实;另一方面,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从事全球运作,分享他国权力转移。

  10.树立“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安全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实质是将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而一体化后的“游戏规则”则以国际惯例为准。与国际惯例对接,将使中国经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发生一系列实质性变化,其中现行经济运行方式、经济法规体系将会受到极大冲击,某些方面失去自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因此,由体制性差异带来的在与国际惯例对接中形成的安全问题风险最大。正是因为如此,按照国际惯例运行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基础。越是较早适应国际惯例,越是较早处于主动地位。这里,制度对接,一方面,这是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这也是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经济发展中经济安全的制度基础。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妥善处理“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的关系,突出强调国际惯例,在条件成熟时,树立以国际惯例为主流的发展思想。

  (二)从对外经济开放角度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一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程度,其根本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但是,这并不否认对外开放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倾斜式”开放的道路,亦即开放国别结构倾斜、开放地区结构倾斜、开放客体结构倾斜、开放产业结构倾斜和开放流向结构倾斜。各国对外开放实践表明,“倾斜式”开放具有相当程度的经济不安全性。进入21世纪后,我国应积极创造条件有意识地、适时地引导“倾斜式”开放转向“平衡式”开放,以消除我国对外开放在某些方面的畸形发展。就开放国别结构而言,今后在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对发达国家开放的基础上,加速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外部区域构成的基本平衡;就开放地区结构而言,今后在深化和进一步扩大东部经济地带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中、西部经济地带的对外开放,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内部区域构成的基本平衡;就开放客体结构而言,适应国际社会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务、土地)的开放在速度上快于、在规模上大于商品开放的现实,由商品开放为主转向生产要素开放为主,实现中国对外经济开放客体之间“质”上的有机联系和“量”上的内在比例;就开放产业结构而言,今后在深化和进一步提升第二产业开放的同时,加速扩大第一、第三产业的对外开放,使三次产业之间在对外开放上保持相对均衡;就开放流向结构而言,今后在继续扩大内吸型开放即“引进来”的同时,加速扩大外扩型开放即“走出去”的比重,使内吸型开放和外扩型开放之间在数量上保持一个“适度”的比例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开放与非经济开放是一个有机整体。目前非经济开放严重滞后经济开放,以至于深化经济开放遇到了来自非经济开放滞后的制约。扩大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开放,可以导致新的意识形态革命,引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飞跃,可使经济开放走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

  (三)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1.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贸易顺差崇拜症”,或者可以称为“新重商主义”。即出口越大越好,贸易顺差越多越好。殊不知,中国出口,表面上表现为大量商品的对外输出,而实际上则反映为中国大量的淡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清新空气在以产品为载体的方式向国外大量输出。据统计,2004年全国加工贸易出口额达3279.9亿美元,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55.3%,也就是说,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有一半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充分认识出口的实质,不能把一味扩大出口作为政绩大肆宣扬。商品贸易方面,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从较长时期看,巨额贸易逆差不仅没有损害美国利益,反而对美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一是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可抑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防止美国经济过热。二是国外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所产生的竞争效应,迫使美国企业不得不设法提高效率,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美国大量进口国外日用消费品,自身则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向外出售,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高端地位。四是美国廉价进口国外的日用消费品,自身则集中人力、物力大力发展精神文化产业。据统计,早在1998年,美国的电影、电视、录像带、音乐出版出口总收入是610亿美元,占美国各行业出口的第1位。美国大力发展精神文化产业,就在于产品的易流动性、可复制性、影响的深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反观中国,自1999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年双顺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年年剧增,最近已超过6000亿美元。在中国,一方面是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过剩,出现了资本和劳动配置的大错位。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大面积破坏为代价换来的。

  2.从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有原则的承接产业转移和向外转移落后产业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这样,一些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产业或生产过程逐步开始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发达国家则专注于知识密集型、低能耗、低污染、附加值高的产业或生产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和正在接受四次产业转移:一是中国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二是中国台湾制造业的转移,三是日、韩制造业的转移,四是欧美制造业的转移。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转移,一方面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起来。据统计,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000年为407.15亿美元,2001年为468.78亿美元,2002年为527.43亿美元,2003年为535.05亿美元,2004年为606.30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高达5600多亿美元,其对中国的就业、资本形成、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平衡等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今后,中国应由数量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速转向质量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原则、有条件、有选择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逐步向外转移落后产业,走先承接再转移、边承接边转移的产业结构动态调整之路。

  3.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

  自主创新可以更有利于技术引进。只要逼近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即使不能超越他们,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一则可以顺畅获得先进技术,二则可以低价格地获得先进技术。而且,只有逼近它,才能作为它的战略合作伙伴。自身强大起来,跟人家有竞争力了,人家才跟你合作。同时,技术引进在企业抓住市场机遇中的作用重大,它可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正确处理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的关系。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以我为主,整合全球科技资源。具体而言:一是实行系统集成商的模式,即采取“全球采购”模式从事研究开发、自主创新,包括:①集成创新、模块创新、界面联系规则创新。②技术集成、技术组合。部分环节可搞技术引进,直接购买。这里,技术创新经费,也可部分用于技术引进。二是采取重大技术创新联盟的模式,包括:虚拟经营(外包)、异地研发、海外研发;中方总包,让外国人为我打工;等等。总之,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从微观经济基础出发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

  1.形成充分竞争格局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基础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表明,有竞争的格局是最安全的。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中国曾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但实际效果不理想,不仅先进技术没有进来,而且失去大量国内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规模大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行业垄断地位,此时技术转让必定不会顺利。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中国某一产业形成了有若干家大型外商投资企业相互竞争的格局,这时,外商才开始转让先进技术,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了将研究与开发本土化的起步。因此,竞争是转让技术和提升结构的最有效的手段。“十五”时期,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亟须加快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等有关法律的立法工作,使我国规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的方式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惯例。

  2.建立风险规避体系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基础

  世界石油价格波动已经直接影响我国的原油、成品油的价格,规避石油价格波动风险问题提上重大议事日程。为此,必须健全国家石油风险规避体系。一是保障石油供给安全。包括:建立“风险采购”方式的安全屏障;参与国外石油资源开发,建立海外石油生产供应基地;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体系,保证石油稳定供应。二是抑制石油价格波动,包括选择长期合同、期货交易、招标投标和回购等多种国际惯例的石油交易方式和健全科学完整的报价系统。总之,搞“防火墙”建设是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3.建设企业核心能力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基层基础

  拥有先进的核心能力,这是现代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秘密所在。在不变环境下,企业依靠权威规则运作;在可预见环境下,企业依靠柔性法则运作;而在不可预见环境下,企业依靠核心能力运作。因此,以核心能力为主线,打造21世纪的新型发展模式,这是领航企业面临的最大任务。

  核心能力拥有以下共性:①独一无二性。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内外部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刻上了企业特质的烙印。②不可完全模仿性。它是企业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别的企业可能模仿其形式,却难以复制其本质。③广泛延展性。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核心能力逐步移植到相关产业,但这受到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④持续专注性。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在长期经营管理中持续地、专注地在某些产业中积淀的能力。具备一定的核心能力之后,企业仍然必须不断地强化其核心能力。⑤动态调整性。核心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企业所处阶段、业务架构和产业环境的变动而动态调整,始终使自己处于市场竞争的最前沿。

  综上所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这既是中国经济安全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前提基础。

  八、几点战略性认识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各个利益集团的形成,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的判断与政策制定将日益复杂。对外开放政策对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有很大不同。民族、国家利益与区域、全球利益固然有相当重叠部分,但是冲突与矛盾也随处可见。狭隘民族主义与盲目全球化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提倡开放的民族主义,从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与视角出发,去判断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国家经济安全;去制定战略、政策。

  所谓“开放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吸收外部世界一切先进东西为我所用,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区域、全球拓展国家利益,使区域化、全球化进程中更多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

  (二)我国政府做出的加入WTO 的抉择是正确的,尽管加入WTO 后我国经济面临着某些新的经济安全问题,但是总体上看没有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的问题。我国经济更加强大了,而经济强大是对外开放环境中,抵御经济风险的基础。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壮大自己。

  (三)随着我国开放度不断提高,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应当进行重大调整,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从过分依赖出口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转向同时依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尤其要注重扩大内需;从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有原则的承接产业转移和向外转移落后产业,更加有选择地吸引外资;从对外资企业给予超国民待遇转向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形成充分竞争格局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基础;从单纯的商品输出转向资本、服务与商品输出并行。

  (四)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我国能源与矿产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必须加速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转变,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矿产资源短缺的问题。

  (五)我国经济利益将日益区域化、全球化,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从中长期看,我国政府的外交战略、军事战略做较大调整势在必行。我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以维护我国在区域、全球的经济利益为目标,逐步具有在关键利益区域行动的能力。我国的国家安全体制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六)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日益通过区域、全球的某些“游戏规则”(包括制度、法律、规则等)得到体现。因此,我国政府应当加强对这些“游戏规则”的研究与利用,积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推进,使之可以更多地体现我国的国家经济利益,为我国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提供稳定、合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