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广电:汤寿根：我与《科普创作》杂志

我与《科普创作》杂志

汤寿根

为了纪念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建会30周年，近日来我翻阅了自1979年到2007年的会刊——《科普创作》。这是一本我曾经为之倾注过热情并为之奋斗的杂志。她忠实地记录了协会的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研究这些过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有关科幻小说的是是非非的争论，或许对科普创作界的大团结有所裨益。

1976年“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奉命担任中直代表团简报组组长，亲历了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两个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与会科技工作者泪流满脸的激动场面

同年5月23日，我参加了中国科协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任简报组组长。会议调动了全国科普编创工作者的积极性，迎来了建国以来第二次科普大高潮。

科学的春天来临了！科普创作的春天来临了！

1979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又任简报组组长。胡耀邦、邓颖超、姬鹏飞、陆定一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全体代表。胡耀邦在听取了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意见和提出的建议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80年10月，我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调任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普创作》杂志专职副主编、编辑部主任。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从科学界进入科普界，开始了专职的科普编创生涯。

《科普创作》创刊于1979年8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在试刊号上的前三篇文章是：周培源的《迎接科普创作的春天》，钱三强的《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郑文光的《谈谈科普创作的繁荣》。

周培源在文中指出了《科普创作》的办刊方针：“《科普创作》的历史使命就是繁荣科普创作，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团结和壮大科普创作队伍，通过经常交流科普创作经验，开展科普作品评介，加强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努力提高科普创作队伍的创作水平和科普作品质量，使科普创作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质量好的作品必然是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使它能够起到提高觉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启发创造，促进生产的作用。要使我们的科普作品真正起到这种作用，就必须使科学与艺术很好地结合起来”，“科学技术工作者要搞好科普创作，就要学文艺，文艺工作者要学科学，把科学与文艺结合起来，两者结成战斗的革命联盟，才能不断提高科普创作质量，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三十年前，周老指出的科普创作的方向，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方向；周老再次强调，科普创作要将“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三十年来，我国的科普编创工作者是身体力行地遵循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在我的书架上长长地排列着从1979年到2007年的《科普创作》、《科普创作通讯》合订本，就是历史的明证。我们并没有“高高在上”“居高临下”不平等地向大众“灌输”科学知识，以至于必须把传统的科学普及改变为“科学传播”。

创刊号封面是一位清丽、端庄的少女，手捧象征科学的原子摸型，长长的秀发逐渐演变为随着春风拂动的柳枝，红橙黄绿青蓝紫交相辉映的背景上群星灿烂，一群大雁迎风振翅奋飞。这幅宣传画寓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至今难以忘怀。

   当我重新翻阅这些历史的记录，不禁深深为之感动。这不仅是一个我国科普作家优秀作品的文库，而且是一个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库！不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过这本杂志的编辑工作而自我陶醉，而是由衷地对作者的赞美、对长者的尊敬；赞美他们出众的才华、宽阔的胸襟。我发现，当前我正在研究着的“科普的美学”，二十多年前何寄梅就曾经写到过“科学的美”。而我只是沿着他们的足迹，费力地在向前迈步。

今天，如果我们根据历史的资料，认真地反思一下，其实“科普创作的春天”并不长久。从1978年到1981年，历时不到四年。在这几年里，科普创作确实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四千余种科普图书出版了；一百二十种科普期刊应运而生；六十余种科技小报和报纸科技副刊在人民中争相传阅；二十二家广播电台的科普广播节目在祖国大地上回响。

   然而，从1980年底开始，悄悄地进入了“晚春”。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文艺界正在酝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科普创作》1980年11月第四期目录页上，有一则“本刊启事”值得一提：“……二、从1981年第一期起，以选登已发表的优秀作品为主，除有关科普创作理论、创作经验和评论性的文章外，一般不再接受来稿。以前制定的‘征稿简则取消。’”其用意，据我理解，是协会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

  1981年1月20日出版的《科普创作》第一期上刊登了编委会的名单。这是一个科普创作界大团结的名单，其成员都是我国一流的科普作家（编辑家、翻译家、美术家）。为了便于联系,在北京的占有大多数。主编：王麦林，副主编：陶世龙、汤寿根；编委：陶世龙、甄朔南、何寄梅（负责科普创作理论），陶嫄（科普讲演），孔德庸（科普广播），李逢武（科教电影），楼青蓝（科普美术），郑文光、饶忠华（科学小说），孔宪璋（科学游记），赵  之（科学小品），张  锋（科学诗），郭以实（科学童话），王希富（科学曲艺），郑延慧（少儿科普作品），汤寿根（工交科普作品），常  珏（农业科普作品），蔡景峰、兰思聪（医学科普作品），刘一夫（军事科普作品），李  元（外国科普作品），张开逊（科技发展动态），谢  础（科普报刊巡礼）。

 从《科普创作》所记载的历史资料来看，科幻小说那一场“是是非非”的争论，从1981年7月20日出版的《科普创作》第四期刊登的“科幻作品笔谈”开始，到1983年1月20日出版的《科普创作》第一期结束，历时一年半。这一年半里，共发表了“笔谈”8篇短文，作者有嵇鸿、刘兴诗、鲁克、叶永烈、王晓达、刘学铭、肖建亨、蔡景峰。1981年9月20日第五期上刊登了一则编者的话：“在这一期上，本刊又继续发表了四篇有关科学幻想作品的讨论稿。笔谈拟告一段落。为了提倡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本刊不作任何结论。我们支持作者通过创作实践去大胆地进行探索和验证。让实践来说话，在实践中提高。今后本刊拟有的放矢地开展作品的评论工作，欢迎投寄言之有物、论之有据的文稿。预祝我国的科学幻想作品在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下，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不断创新，以形成我国特有的风格。”

在以后的有关科幻的评论文章中（有不少是评论别的学科或品种的），表扬了：童恩正的《追踪恐龙的人》、陈然的《鲨案记事》、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甘本祓的《茫茫宇宙觅知音》（科幻散文）。批评性质的评论；或争论性质的文章有四篇（魏雅华的《温柔乡之梦》、《我与机器人妻子的离婚案件》，某某（文章未涉及作者姓名）的《特别审讯》）；叶永烈的《自食其果》。从1983年1月20日出版的《科普创作》第一期开始，就只发表“现实题材科学文艺征文选”了（现实题材科学文艺征文选自1982年3月20日出版的《科普创作》第二期开始刊登，到1983年第四期止）。

为了鼓励、引导科学文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科普创作的繁荣，《科普创作》编辑部和“科学文艺委员会”受中国科普作协委托，于1981年11月20日在《科普创作》第六期上，启动了“现实题材科学文艺征文评奖活动”。这次征文收到稿件1500余篇，评出优秀奖16篇、征文奖30篇（其中有两篇为科幻小说），鼓励奖35篇。1983年7月16日于北京举行颁奖大会。大会上，董纯才讲话，裴丽生发奖。大会上公布了评奖委员会的名单：主任委员：叶至善，副主任委员：仇春霖、郑公盾、郑文光、陶世龙，委员：叶永烈、伍  律、庄似旭、许钟麟、肖建亨、金  涛、张  锋、赵  之、饶忠华、郭正谊、黄宗荚、常  珏、童恩正、谢  础、蔡景峰、黎先耀。

从这个名单来看，在这场科幻是非的争论中所涉及的科普作家，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中国科普作协理事会心目中的地位。

1983年10月18到20日，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在北京香山召开了“科幻小说学术讨论会”，邀请了我国当时较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说作者和有一定水平的评论者和编辑参加，座谈了科幻创作的方向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以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使科幻小说的创作得到健康发展，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在这次会议的纪要中，有三段文字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体会的。

其一，“中国科普作协是一个学术性群众团体，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作者和评论工作者，不能也无法将当前在科幻创作和评论方面所产生的问题一概包揽下来。我们只能在职责范围内，对我们的会员和有关报刊的编辑进行力所能及的工作。”

其二，“科幻小说是科学文艺的一个品种。由于它是小说，必然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科普创作的任务是传播科技知识和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或方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上述任务就决定了我们的工作范围。”

其三，“科幻小说的评论是科幻创作发展的产物。它们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由于当前科幻创作中产生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评论相对集中一些，也是必然的。对此，我们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个人矛盾。作者与评论者是亲密的战友。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为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理论体系，为创造出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高质量的科幻作品而共同奋斗！”

温老对科幻创作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他所描绘的科幻创作事业所达到的境界，到今天还是我们深深向往的。

就在香山会议结束时，我的一位在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朋友和我一起走出会场，她对我说：“看来，依靠你们内部的力量来解决科幻问题是不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发文了。”不久，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发了红头文件：今后科幻小说只有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出版，其他出版单位一概不再予以出版（大意）。

1983年10月31日、11月12日、11月16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建设精神文明 反对精神污染》。

1984年l月20日，《科普创作》第一期上，刊登了中国科普作协于1983年11月10日召开的在京理事长、秘书长，以及专业委员主任委员的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清除精神污染，繁荣科普创作”。会上有高士其、茅以升、仇春霖、章道义、符其询、李元、陈清森、缪印堂等发言。高老是名誉理事长，发言是有代表性的，他说：“科学幻想小说属于科学文艺的范畴，它以宣传科学知识、启发人们思想、鼓舞人们向科学进军为宗旨，在科普的百花园中，无疑是占据着一席应有的地位。并且有着繁荣发展的前景。但是这种繁荣发展必须建立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原理上，而决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创作。

“我以为科幻小说不仅在整个科学文艺中应该占有一定的比例，就是在一个科普作家的整个创作中也应有一定的比例。这就要求我们写作出一批具有高质量的科幻作品”。

时至1983年底，中国科普作协对科幻小说仍持积极的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而在其余的发言中，虽然都要说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台面上的话，却都对科普创作的大形势持肯定态度，没有一个要“扼杀”科幻小说的。

从中国科普作协的会刊《科普创作》所记录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场科幻小说“是是非非”的争论，并没有影响科幻小说在科普创作界的地位。

历史己经过去，祖国的航船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驶向“构建和谐社会”的彼岸。我想引用一下，我在五年前写的文章《一次忆旧图新、团结奋进的会议——新世纪科普创新研讨会暨纪念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在沪举行25周年》文末的一段话：“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在坎坷与颠簸中前进的。同路人免不了会有所磕撞，一时碰痛了谁，也可以理解，也可以埋怨。但是，我们都不是驾车的人。历史背景的责任是不能让我们之中那位个人来负责的。”想当初，25年前从“十年浩劫”的苦难中走过来的科普编创工作者，聚集在上海浦江之滨，座谈科普规划，含着热泪，互相庆幸‘科普创作春天’的来临，而又满怀豪情，要为“振兴中华”而大干一场。看今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公布一周年之际，我们又聚集在‘好望角’（大饭店），畅谈科普创新。科普编创工作的条件已远非昔日可比。面临如此的大好形势，何不‘试与天公比高低’；对待过去的是是非非，何不‘相见一笑泯恩仇’呢？”

1999年12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我为副理事长，主管“组织工作委员会”，又兼任了“科普创作通讯”主编。

2000年3月，我在《科普创作通讯》复刊词中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沸腾、高速的新时代。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0与1组成的数字化世界已经呈现在眼前。”“这是一个知识产业化，国民经济知识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体现人的价值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将成为强大潮流的时代”“知识的产生—传播—应用，科普是中间环节。它依附于知识和技术创新，将科研成果再创造为大众易于接受的科普作品，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到广大应用部门，促进科学技术产业化。”“根据知识经济社会的特征，科普创作将如何不断地更新，以适应不断发展着的时代的要求？这是本刊需要依靠广大会员，通过理论、评论、作品等文章，不断地加以探索、论证、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本刊的主旨。”新时代的特征决定了“科普创作”的内涵及其规律，是一个开放系统。我们无法预测它的终极。

一年后，我和庄似旭在杂志上发表了我们的初步回答：《21世纪科普创作的新理念》，抛砖引玉，以引起广大会员的关注与探讨。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又发表了《科学精神与科普创作》、《人文精神与科普创作》。

2007年10月，我从中国科普作协的岗位上退休，终止了我与《科普创作》缘份。我相信，我的后任会比我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