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银行贷款条件:我曾喝下那碗垫底酒

我曾喝下那碗垫底酒
-------纪念成昆铁路通车40周年
  

        一九七O年五月，成昆铁路即将全线通车，我奉命离开铁道兵第四十九团民工四连，奔赴襄渝（襄樊到重庆）铁路筹建工作上，在欢送我的聚会上，给养员从乐山市沙湾区买了一些红薯干酿成的白酒，这位碰碗，那位敬酒，我稀里糊涂喝得酩酊大醉。在接送我的汽车上，成昆铁路一段段往事就象放电影一样呈现在我的脑海，成昆铁路线上的经历培养了我、教育了我、磨练了我，喝下成昆铁路线上的那碗垫底酒，在已经过去的四十多年岁月里，我什么酒都能应付，什么场合再没有喝醉过。
         螺髻山救火，险些丧生。铁道兵在成昆铁路西昌段建设时期，不仅是成昆铁路建设的主力军，还是“支左”、社会治安、抗击自然灾害的生力军。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刚刚经过新兵训练，到老连队没有多久，部队接到命令，立即组织四个班兵力到西昌市东南方向37公里的螺髻山上救火，当时螺髻山尚是座原始森林，山势险峻，主峰海拔4359米。据内部通报上讲，一周前因天空打雷引起火灾，西昌军分区独立营已经上去了两批人，山火尚未完全扑灭，却牺牲了三名战士，要求铁道兵支援。我是新兵，锐气正盛，立即报名参加。团里派来两辆卡车、两辆摩托、一部电台、一名作训参谋临场指挥，连里派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带队，带领我们四个班约四十多人参加，按照团参谋的要求，我们每个人头戴棉帽，身穿棉衣，腰束粗麻绳并别了一把钻石牌板斧。汽车将我们拉到螺髻山下，团参谋给我们讲解工作要点和注意事项，指挥我们从哪里登山，占哪个山头，并给我们每个班配备了一位彝族老乡作向导。在山下我们还埋怨穿棉服太热，可上山后亲眼看到，六月的山林里还有冰雪未溶化，我们方感到团里作训部门考虑周全，原始森林里枯枝落叶约有半尺多厚，走在上面就象踩在沙发上，自然枯死倒下的大树直径有的一米多粗，我们可以爬上去作为跨越山沟的桥梁，按照计划我们在未过火的山坡上砍伐隔离带，在已经烧过的山坡上用树枝扑灭余火。有一次山峰间风头突然转向，对面的山火向我们班迎面扑来，连长用手枪三声报警，跑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按预定方法用手抱住头，往山沟里滚。山火过后，我们班的战士一个也没有重伤。经过三天两夜的连续战斗，山火基本扑灭，我们个个面如焦土，下山时累得直不起腰来，回到连队顾不上吃饭就睡着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险”和“累”的滋味。
        羊腰岭挖土推土，吃尽苦头。西昌段羊腰岭隧道下方有一个大拉沟，我们连负责挖土推土，当地的土质量是一种黄绿色的胶粘土，雨天用锹，土质象糍粑，铲不起来，也倒不下去；晴天用镐，土质象砖头，一次捣下去仅有两三公分深，有时土中夹石头，震得手上虎口酸疼，装满的土斗车，要推到200米之外，在轻轨中段有个上坡，我们用手推、肩顶、脚蹬才能过去，再说西昌冬天的北风呼啸，我们劳动一出汗，风一吹、太阳一晒，眼角和两颊的皮肤会硬结渗血，再遇到汗水象针刺一样疼痛。我们连的新兵多数是从江苏征来的学生兵，没有经过艰苦劳动锻炼，力气小，手上、脚上都磨起血泡，几天下来，脸、腰、手、脚疼痛难忍，吃饭时手拿不住筷子，走路时举步艰难，睡觉时骨头象散了架，我们晚上洗脸，早上不洗脸，为的是减少脸面干裂。繁重的劳动可磨练人的意志，艰苦的环境能净化人的灵魂，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仰，永远牢记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成昆路要快上，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工资”。为了让毛主席放心，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干。即使当天干得很晚，第二天也能高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积极愉快的上工去，没有一人躺铺板，没有一人想离队。
        坍岸工程带民工，终身内疚。一九六九年成都站到乌斯河车站的铁路已经通车，为了防止龚嘴山电站蓄水后对成昆铁路路基的冲刷，按照工程指挥部的部署，从代湾车站到峨边车站组织了坍岸工程施工。我奉命与我们连的副连长林芝美一起前往，我们在乐山山通江区、峨嵋市九里镇一带征集了100余名民工，组成了铁道兵四十九团民工四连，林任民工四连连长，我任司务员，我们两名现役军全面负责民工四连的施工组织和生活保障。一九六九年夏天，连续几天的暴雨将施工便道冲毁，民工四连的粮食储备尚多，而煤燃料告急。没有煤用什么为100多人做饭呢？我心急如焚，有一天下午天气突然放晴，我请示了连长，找到了一排长，抽调了十位民工和我一起进山打柴，以解炊事班的燃眉之急，一排长的积极性很高，我们下午二点钟进山，下午五点多钟开始回队，在回来的路上，一排长扛了一根六米多长的枯树干走在最前面，为了走近路，我们沿着铁道边行走，在铁路弯道上，突然一列火车迎面而来，一排长回过头来喊了一声：“火车来了”，招呼后面的民工注意安全，却忘了自己肩上的树干，随着他的回头，树干碰到火车皮上，强大的碰撞力，将一排长的脑袋狠狠摔在铁路道碴上，当时他的头上、鼻子、耳朵里都流血不止。我一看出事了，一方面叫一班长跑步去连队取担架，另一方面组织了四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跟我轮流将一排长背往卫生队方向，人昏迷后非常沉重，本来一百二十多斤的一排长，我背上比二百斤的米袋还要重。好在抢救及时，成都军区医院派来医生进行了开颅手术，命是保住了，但很难保证没有后遗症，一排长出院后直接回家乡休养。这件事发生后，虽然部队领导没有批评我，但我内心还是深深地自责，如果我为连队多储备一点燃料，也就不必那次上山打柴，如果我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负伤的可能是我，是我工作不细致伤害了一排长，也害了他的全家。现在想起来，我常常晚上做恶梦，大声呼叫：“一排长，你在哪里？你的身体怎样？你的生活如何”？按年龄推算，他如果在世，也近七十岁了，我多希望再见他一面，问他一声好也行啊。
        襄渝线上放木排，死里逃生。成昆铁路建设的经历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变得成熟。一九七O年六月我被派往襄渝线高鼻梁隧道处设房，当时安康市到旬阳县的公路尚未修通，我们用木排在汉江上流放运送从四川带来的木料，早上8点多钟，我和一位从安康当地雇请的老乡两人一起驾驭着一块中型木排（约十多立方米木料），从安康市东门起航，由于我们对航导都不熟悉，木排行到老君关搁浅了一次，木排行到早阳乡汉江转弯处偏离主航导，冲到暗礁上，木排被冲成两段，安康老乡驾驭着前一段顺流而下，我所在的后一段木排，半截被急流压在水下，半截跷在水面上，我蹲在木排顶头，听着汉江水花花的流声和扎木排用的铁丝吱吱地响，木排随时可能散架，我用小段木材投入江中测试，小段木材先是被旋入江底，约过五分钟才能飘到水面上，这说明这段江水险恶，暗礁旋涡较多，我这个在长江边长大会游泳的人也不能贸然下水，我将外衣脱下，仅穿裤衩和背心，我知道在水里阻尼越小越好。在晴天的阳光下，我穿的背心上前面印着“铁道兵”三个红色大字，后面印着一个红色的大“5”字，在江面上特别醒目。前半段排上的安康老乡一路高喊：“救救解放军啰！”随奔腾的江水漂流而下。有可能是这位老乡的呼喊起了作用，下午四点多钟，有一位老艄公驾驶一条上水船向我猛地靠过来，我赶紧接过他扔来的缆绳栓在木排上，我得救了，并将木排多数木材也拉到船上，船再掉头将我送往目的地高鼻梁，由于我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蹲在木排上，仅穿着裤衩和背心晒了六个小时，脱下背心后，皮肤的颜色分成三种，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是红黑色，“铁道兵”和“5”字复盖部分为浅红色，其它部分为正常皮肤颜色，船工们敬佩我的勇气和耐心，给我端茶倒水，叫我铁道兵5号。事后有的战友问我：“你一个人被困在当江上，害怕不害怕？”我回答：“怕什么，我命大，西昌螺髻山救火都没有被烧死，汉江上怎么能淹死我呢！”
        京通线上遇水灾，从容救人。一九七四年我又奔赴河北省滦平县于营子乡，参加修建京通（北京到通辽）铁路线的建设。一九七六年五月，也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周吧，部队驻地连续下了三天暴雨，一天中午，部队营地上方的大兴沟水库突然溃坝，洪水象猛兽一样  自上而下震得大地在颤抖，嗡嗡的恐怖声笼罩在周围，部队领导鸣枪报警，要求所有人员往山上辙，我已经到了山脚下，听到有一位战士讲，还有一名部队临时来队家属和一个小孩滞留在营房里，我们几位年轻干部立刻返回营房寻找，这时营房的洪水已经齐腰深，等我们将这位家属和小孩刚拉出来时，洪水已经到了胸口，我们用背包绳将人连在一起，强行拉到安全区，两分钟后，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营房被洪水冲跨了。来队家属和小孩得救了，战友很感谢我们，部队领导给我们嘉奖。我觉得，人是一种有理性思维的动物，应当凭良心、讲感情，特别在自然灾害面前，更应当互相关怀，从容救助。
        到地方学统计，一路顺风。邓小平部署大裁军，一九八二年我被部队批准第四批转业，由于种种原因，我被分配到陕西省统计局工作，统计局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我把出修建成昆铁路的干劲用到学习和工作上，通过考试、学习，文化知识上，我取得了大学文凭；通过学习、工作、钻研、考试，业务知识上，我取得了高级统计师职称。我撰写的统计分析报告和论文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我参与编写的计算机应用程序获得国家统计局软件三等奖，一九八四年我当上了陕西省城市住户调查处副处长，一九九六年我担任了陕西省统计局咨询中心正处级副主任，总的来讲一路顺风。有时也遇到过：领导的责难，同事的误解，伙伴的背离，我都能妥善处理，正确对待。二OO七年我年满六十周岁，单位批准我正式退休，安度晚年。
        我曾喝下成昆铁路上的那碗垫底酒，养成了从容、正直、刚毅、自信的性格，我给自己规定生存三原则：“不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不讲阿谀奉承之话”。我曾是一名铁道兵战士，就象两根钢轨一样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办事，从不做亏心事。在世不愧对在成昆、襄渝、京通线上为国负重伤的万名兄弟，死后也对得起这三条铁路修建中牺牲的三千余名战友。曾喝下成昆铁路线上的那碗垫底酒，这就是我。

                                        朱国俊 于西安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