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飘过90年第四场:中国科普 谁该为你的失落负责

   科学是一种极为独特的认知模式

  科学是一种极为独特的认知模式，它的独特性在于：对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有严苛的规则，并且对于理性充满信心。我至今记得高中读到的一个句子：科学受好奇心鼓舞、受想象力启发，并以信心为后盾。什么信心？相信这个宇宙有一秩序，而且那一秩序是我们能够理解的。爱因斯坦说过，“真正的宇宙之谜是：我们居然能够理解宇宙。”中国人对于“理解宇宙”就没有这样的信心，容易陷入“天道幽微莫测”的思绪中。

  我有两个经验证据，支持“科学的独特性”。第一，历史上只有一个社会发明了科学，就是古希腊。英国学者李约瑟花了很大的工夫想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一问题。而许多学者指出，追究“为什么没有？”这类问题，必须先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指出“本来应该有”。例如中国古人对于欧基里德式的几何学，可曾有过丝毫的兴趣？

  人都有追求知识的兴趣，每个社会都累积了许多知识。但是，对于知识的兴趣并不必然导致追求科学。虽然科学是获得“客观知识”唯一可靠的方式。

  支持“科学的独特性”的第二个经验证据是，每个社会都只有极少数人学得了科学，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科学先进国家亦如此。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最容易遗忘的便是科学。为什么？因为科学不源自生活，许多基本论点与生活无关。例如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是“惯性定律”，根据这一定律，物体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请问谁见过动者恒动的东西？大概只有天上的星球吧！

  对“科普”的两种态度

  因此，对于“科普”，大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态度，就不足为怪了。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不懂科学，这一现象对于乐观的人，是机会。我们有机会吸引更多的人理解科学、欣赏科学；有更多的人参与科学，科学发展可能越发顺利。悲观的人则指出，我们从小就在学校里按部就班学科学，绝大多数人仍然学不了。人长大后，生活复杂、心思更复杂，不容易澄心静虑、长期浸淫。这些无甚高论的科普，就算让人一时感动，也难以持久；想登堂入室，非长期主动投入不可。这两种态度都有理，而悲观的态度比较符合现实。

  西方科学先进国，民间对于科学的重视并不及东亚；东亚社会投入科学的资源并不少，收获却不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几年前我访问过瑞典，他们教育部的官员为我们做简报，有个数字引起了我的兴趣。原来，瑞典的家长大部分认为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等科目）很难。而教育部官员希望更多的高中生主修科学，因此想改变家长对科学的消极态度。那时我想起的却是另一个事实：东亚社会对于科学的重视，举世无出其右。如中国大陆、台湾、日、韩、新加坡，高中生主修科学的比例大概都名列世界前茅。无论家长懂不懂科学、认为科学难不难，都会鼓励子女在科学上用功，上大学的理工科系。结果呢？东亚在科研上的成就并不特别突出。在美国学界，“日本科学”甚至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研经费高达美国的一半，成就却还不及美国之半。从科研的全球经济而言，这是巨大的浪费。

  主张由科学机构负责科普

  以科普“开启民智”，用力大而收效小是事实。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不支持科普。我主张换个方式思考“科普”的意义，改由科学机构负责科普。所谓科学机构，指中科院、大学之类的机构。在我看来，科普是科学机构的常规任务，理由如下：

  第一，科普就是科学教育。任何一个社会机构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本身的“社会再生产”，就是训练新生代成员、维持机构的生命。而科学机构从事科学教育，不只是开班授课这种形式，还包括撰写教材，如教科书与科普书。教科书与科普书不同，教科书是学校实施正规教育的基础。科普书可作补充教材，相对而言，内容、体例没有定规，写作起来比较自由，更方便发挥一家之言。

  第二，任何一个由纳税人供养的机构，都有义务向纳税人提出报告，说明公家经费是如何使用的。这种报告就是科普。科学机构有义务研究有效的策略与手段，协助纳税人明白科研的意义与结果。

  第三，科研人员写作科普就是参与文化建设。以文字将科学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剖析其中意义，不免要介绍外行人不熟悉的现象、描述新的经验、设计新的表达方式、新的譬喻，不但丰富了中文，同时还创造了新的想象。

  第四，持续、长期地与社会沟通，不见得能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但至少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形成共识的基础是信任，而不是大家拥有同样的知识。科学机构即使只为了自身利益，都应该努力与社会沟通，因为赢得社会大众信任之后，才可能会减轻究责的压力。

  总之，科学机构从事科普，是建设与社会沟通的桥梁。由社会供养的机构，努力与社会沟通，天经地义。

  在中国，以白话文表达科学的典范作品不多，翻译也因中文资源的贫乏而捉襟见肘，因为中国的科学机构并不把科普当回事。科学机构应鼓励受过完整科学训练、对文字有兴趣的人拿科普当专业。这是需要尝试、实验，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积累，才有成就的事业。在英语世界里，这个积累过程至少两百年前就开始了。因此大科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或科学记者，都可能写出令行内人尊敬、行外人爱读的科普作品。而在英语世界中，科普书吸引人不完全靠书里传授的知识，作者的文字功力也是卖点。第一流的科普书，甚至对学界的影响更大，例如英国演化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道金斯的《自利的基因》等。

  如何提高国民科学素养

  如何提升国民科学素养？首先，绝大多数人学习科学，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这是普世现实，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其次，关心所谓“科学素养”的人，思路也许已经过时了。从１９世纪以来，西方人鼓吹科学教育的动机之一便是“开民智”，相信科学是训练理性的终极手段。中国人把在１９世纪受到的屈辱，归因于科技不如人、文化里科学贫乏，也跟着洋人喊“开民智”的口号，一个世纪过去了还在喊。可是世上的科学强国，国民科学素养又如何呢？许多国家不是科学强国，仍然有值得我们羡慕、效法的社会，它们的国民科学素养又如何呢？以目前流行的方式测量出的所谓国民科学素养，与社会的文明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科学并不是唯一的认知模式。我们凭什么相信：科学能提升人类理性的境界，进而促进社会的文明呢？须知人类处境受许多因素影响，大至历史、文化、现实情境，小至个性、教养与私利，都可能使我们脱逸科学推理的轨道讲道理。没有人不讲理，可大多数人不讲科学道理。即使是２０世纪，科学成为国民教育的核心科目，两次世界大战不都是科学先进国发动的吗？有什么证据支持提升国民科学素养，就能避免这一类的悲剧呢？

  其实，关心国民科学素养的人期望的是，对外赢得国际竞争，对内创造文明的社会。这么重的担子，国民科学素养是不是挑得起来，只有天知道。退一步想，以科学启蒙、启智呢？谈何容易！从报纸上的诈骗案，以及无效甚至有害的保健品流行的程度，就可以发现：科学教育的作用并不大。 责成科学机构负起揭发打着科学旗号的胡扯广告与黑心商品，可能比提升国民科学素养更有效。科学机构受社会供养，有义务负起这个责任，无可推诿。

  王道还，台湾著名科学作家、翻译家，《环球科学》杂志专栏作家，有译作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