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调古筝好汉歌:历史回眸（三则）：领导百色起义的元勋李明瑞肃反被政委处决

               【导读】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长征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二、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作者简介】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现代史、党史研究专家。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三农直通车 www.gdcct.gov.cn责任编辑：chendanmin

二、领导百色起义的元勋  李明瑞肃反被政委处决

领导百色起义的元勋  李明瑞肃反被政委处决
来源：联合日报  作者：张德明

    在中国红军战斗序列中，红七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英勇顽强的部队，他以广西少数民族为主伴随着百色起义而诞生。在这支部队中走出了共和国的军委主席、1位大将、2位上将、4位中将、12位少将等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在这支部队中除了我们熟悉的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外，还有一位不为人熟知，他就是从军阀队伍走向革命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其在红七军及红八军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人不应该忘记。

投身军界

    李明瑞，原名李瑾瑞，号裕生。1896年11月生于广西省北流县清湾乡。1918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炮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桂军中相继任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在北伐战争中，率部在湖北讨伐吴佩孚的贺胜桥战役及在江西讨伐孙传芳的王家铺、德安、龙潭等战役中屡建战功。在讨伐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韩庄战役中，他任前敌总指挥，亲自指挥3个团作战，其中第21团最为有名。张宗昌部听到李明瑞的第21团来攻，就不战而逃。当时群众称誉第七军为“钢军”，李明瑞为第七军公认战功最著的勇将，桂系首领李宗仁称：“李明瑞为我第七军的一员虎将，战功彪炳。”

    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由于李明瑞对李宗仁不满，以拥护蒋介石为名倒戈桂系，乘担任第四集团军第三路代总指挥之机，在武汉前线突然宣布独立，致使桂军全线溃败。李明瑞所部改为陆军第十五师，李任师长。同年4月，蒋介石派李师由武汉乘船到上海，从海道经广东进入广西，讨伐桂系。桂系的黄绍竑、白崇禧，继李宗仁之后出走香港。蒋介石遂派俞作柏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就任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执政期间，在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的大力协助下，释放在押政治犯，开放工农运动，起用一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任军政要职。1929年9月，李明瑞、俞作柏又联合张发奎誓师反对蒋介石，在南宁任南路讨蒋军副总司令。由于部下叛变，俞、李内部分裂，反蒋失败。

走向革命

    反蒋失败后，李明瑞受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毅然投身革命。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不是做官，而是替人民打工”。他还告诉家人和部属：“革命未必自我而成，唯尽吾力之所能至。”邓小平和李明瑞之前都已相互闻名已久，自两人1929年相识以后，便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开始了一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斗历程。1929年12月，受邓小平等人的劝说，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撤退至左右江，建立根据地。同年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队及右江农民军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同时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创建右江苏区；李明瑞、俞作豫（俞作柏胞弟）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到左江地区，于1930年2月1日领导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赤卫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及左江革命委员会，创建左江苏区。百色、龙州起义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形成，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总政治委员。在龙州起义的凯歌声中，李明瑞由邓小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1月，李明瑞奉命与邓小平、张云逸等率第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在桂黔湘粤赣边界地区转战中，指挥奋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和崇义突围等战斗，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1年春胜利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他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部队。在进攻安福县城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警卫连冲进敌群，消灭敌人一个团。接着指挥红七军乘胜前进，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城，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5月，李明瑞担任了红七军军长，7月率部东渡赣江，到达中央苏区，在江西兴国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功卓著。会师后，李明瑞曾到瑞金参加高级军事会议，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并参加毛泽东主持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参与中央苏区重大战略决策。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7月，李明瑞作为红七军的主要领导人，指挥部队转战桂、黔、粤、湘、赣5省，历时10个月，跋涉数千里，大小战斗百余次，历尽艰险，实现“会师朱毛”后的计划。党中央高度评价红七军的战功，称誉为“千里来龙”。为了表彰红七军的革命精神和卓著功绩，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

惨遭冤杀

    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开始在中央掌权。同年10月，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红七军政委葛耀山背着军长李明瑞成立“肃反委员会”，在红七军中进行“肃反”。杀害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许进、余患、魏伯昌等多人，监禁审查严刑逼供20多人。李明瑞被怀疑为改组派头子，不得参与“肃反”，只派其负责作战及筹军饷。他们将“假革命”、“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军阀”等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李明瑞的头上，使他无端地受到怀疑和打击。但是，李明瑞心胸坦然，忍辱负重，相信党中央，顶住了各种恫吓和威胁，并以实际行动向组织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10月下旬，李明瑞为执行指挥作战及筹饷任务，只身带两个警卫员由军部出发至江西于都县黄龙镇朱田村的五十六团第八连视察。当日五十六团政委（团肃反书记）接到葛耀山电话，指示“监视李明瑞”，政委到朱田村后即召开连党支部会，煽动、布置连部派人杀害李明瑞，以致李明瑞含冤而死，是年35岁。军部发现错杀后，葛耀山又散布谣言，诬陷李明瑞“企图率队逃跑”。

    然而，英雄冤屈终得以昭雪，党中央没有忘记李明瑞的贡献。1945年3月，李明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列入党中央组织部所编的“烈士英名录”。1981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52周年。邓小平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84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55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南宁建成李明瑞、韦拔群塑像纪念碑及陈列馆。1985年2月1日，龙州起义55周年，北流县举行李明瑞、俞作豫纪念馆落成及李明瑞俞作豫纪念碑揭幕典礼。

    李明瑞由一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人，转变为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北伐中原称虎将，揭竿百色大英雄”，镌刻在李明瑞纪念馆的这副诗联，表达了人民对他的缅怀。

三、斯大林的高级打手们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