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姐徐桂花演唱会:中国崛起策四：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2)

美国当前的地缘政策的重点不在中国，也不在东亚。美国人往往是从全球（global）的角 度出发看待世界的。布热津斯基非常精确地阐述到，世界的中心不在美国所处的美洲，而是在亚欧大陆。那么亚欧大陆的中心在那里呢?如果我们翻开一本世界地图册仔细观察，在两大洲中间粗粗丈量一下，我们会发现亚欧大陆的中心大约在近东小亚细亚一带。恰恰这里是世界三大文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这一带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区域；这里也恰恰是当前世界冲突热点地区，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朗核武器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都发生在这一地区；同一区域恰恰也是全世界重要的产油区，沿波斯湾形成了一个环形的产油带，这里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所在地；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全球几条最重要的核心咽喉要道所处的地区，如霍尔木兹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等。中东无疑是美国当前地缘政策的核心枢纽，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则是护卫美国这个地缘核心区域的两条重要支柱，在亚欧大陆之外美国又各有一个铁杆的岛国盟友英国和日本，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和防务伙伴牵制和平衡亚欧大陆上的偏离美国国家利益的陆权国家。

美国的长远战略防卫在于阻挠全球范围内出现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长远的军事战略，中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战略防范的重点甚至是核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按照现在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并且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注意到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注意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计算（考虑到经济增长时期货币升值的因素）将在未来20到30年赶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是多方面的，我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定义为经济鸿沟、金融市场鸿沟、高科技鸿沟、体制鸿沟和软实力鸿沟。中美间的经济鸿沟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第一个被填平的鸿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跃升中国也一定会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的重镇；中国也必定会经历技术创新和高科技的崛起，不过这两个鸿沟被填平的时间要略晚于经济鸿沟的填平。差距较大的是体制鸿沟，美国有着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和权利制衡机制，美国也有着全世界最好的管理制度（比如健全的企业管理、金融管理），中国如何按照自己的国情渐进地、稳定有序地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将是保证中国能够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关键。笔者认为体制鸿沟将是第四个被填平的鸿沟。最后一个鸿沟是最难被填平的一个鸿沟，美国尽管因为伊拉克战争和其单边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的形象大大受损失，道义资源有所下降，但是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软实力，美国在全世界所推广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法制和人权虽然带有单边主义色彩，但依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现代化模式，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大家反感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和不顾各国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复杂性而推行强行输出，但很少有人会反对美国模式的本身，譬如说很少有国家或学者会提出一种模式，完全反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也没有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超越了上述制度安排。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目标发展。我们能否在硬实力赶上和超越西方后，既按照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进一步的体制接轨，又能综合东方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超越，在现有国际规范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如果我们能作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崛起不再只是在现有西方现代化路径和框架之内的“赶超型”现代化，而将成为一种“创新型”现代化，中国将参与形塑世界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或模式不再只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not only Chinese, but global）。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而软实力鸿沟将是最后一个被填平的鸿沟（笔者将专门谈论如何建构中国的软实力）。无论如何，美国维持了超过半世纪之久的绝对霸权优势将在各个领域受到崛起的中国的冲击，这是美国从1945年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全新的局面。

在历史上美国对华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交往和围堵的循环交替，大致可划分为1927-1945年的交往期（美国支持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与中国并肩战斗的盟友）；1949-1972年的围堵期（美国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建立战略链条包围红色中国）；1972-1989年的交往期（出于毛主席的大战略，中美关系得到改善，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大拉近了中国和西方的距离，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与中国积极地交往）；1989-2000年的先围堵后交往期（冷战结束和中国国内的事件导致美国重新围堵中国，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地位的崛起和中美经济关系日渐重要，美国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重新加强同中国的交往）。2001年到今天，美国实际上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对华“围交”政策（congagement policy），也就是美国人面对自己眼中复杂的中国，采取了既围堵（containment）又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在经济和贸易层面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往，在军事和战略层面遏止和围堵中国，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对华政策？其根源在于美国面对一个全面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自身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如何判断中国，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好伙伴，或者是战略竞争对手？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国内的战略学者来说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同于20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譬如20世纪上半叶军国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掀起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期苏联的崛起掀起了两大军事集团及其附属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1970年代以来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崛起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经济权利版图的重新划分，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太大的不适应和不协调。而目前中国的崛起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类强权的崛起，一方面中国采取市场经济并通过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市场，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国家还是有明显差异。美国感到非常难以判断中美关系及其发展前景。

美国最为杰出的对中国的判断产生于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对华政策讲话，佐利克在这篇谈话中除了按照美国的一贯立场重弹老调，敦促中国进行司法改革，保障人权，扩大中国公民的民主参与外，还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对华政策的新思维。比如说佐利克提出中国应当在国际社会担当“利害关系人”(responsible stake holder)的角色，呼吁中国不要仅仅把自己当作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而应当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这等于是美国政府间接承认了中国世界性大国地位，美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的伙伴地位，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世界性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佐利克表示，“把中国与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还补充到：“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我想，这大概是美国的战略学者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问题所作出最为精彩的回答，这段谈话包含以下的新信息：（1）美国把中国与世界上激进的反美政权第一次清晰地分开了；（2）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再实施激进的革命意思形态，或致力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输出；（3）美国看到，中国的崛起不是致力于颠覆现存的国际次序和国际体系，而是要融入国际社会；（4）美国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国际贸易体系内、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体制内”现代化，它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联。最后佐利克仍然不忘提醒中国政治改革，认为真正的好朋友不能光靠紧密的经济联系，还要依靠政治制度的接近和价值观念的相同。抛开美国人热中于输出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谈，这是一篇很有远见的宣示，非常清晰地阐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定义和判断，也表示了对上升中的中国积极的态度，我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佐利克的谈话都将是美国认识中国的思想基础。我们不应当把佐利克的谈话看成是一篇普通的讲话，而是对华的战略性宣言。当然，美国是一个分权制的国家，除了宣示积极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以外，美国的五角大楼也会同时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积极的游说美国政府军事围堵中国。美国在加强与中国的接触的同时遏止中国的力度不会变弱，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逐渐加强。“围堵加交往”很有可能是美国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的对华战略。

鉴于互联网络上对于中美关系的策略和中美大棋局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而且由于中国国内对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大家对美国的了解程度很高，在这里笔者不打算对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长篇大论，而只是想谈谈中国该有何种对美的战略。论坛上和新闻中分析得非常多的是美国对华的战略，而反过来，对中国该有何种对美的战略讨论得却非常少。笔者认为，未来15到20年是中国崛起的最关键的时期，如何处理好同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不仅取决于美国怎么认识、定义我们，也取决于我们怎么认识、定义美国。美国的战略家往往能看得很远，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我们也应当相应地建立长远的、清晰的、全面的对美战略。笔者尝试着以中国过去20多年来我国对美国的政策为基础，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希望有更多的有识者为中国形成长远的对美战略而出来为国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