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奥巴马会见军方:晚清“重臣”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9:44:37
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
李鸿章的家世并不显赫，是典型的庄户人家。《李鸿章家书》记载道：“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其祖父李殿华曾两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举人。其父李文安，自幼勤奋读书，三十五岁得中举人，年近四十时高中进士，由此奠定李家“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之基础。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 “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为合肥名士李腾霄之女。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原配周氏，是李鸿
李鸿章兄弟共六人，他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拔贡出身，因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3000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Z压陕甘回民起事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可说乃二弟最重要之政治奥援。三弟李鹤章，才智平庸，“屡试不第，遂弃举业”。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M时，李经羲任云贵总督。M國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张謇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四弟李蕴章，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五弟李凤章在兄长强大政治势力的保护伞下，主营土地、典当等生意，兼放高利贷，成为芜湖首富。六弟李昭庆比李鸿章小十二岁，自幼聪颖过人，“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李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三十九岁便郁郁而终。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暴风骤雨似的谴责，防范各种各样的诋毁和阴谋。李鸿章在挨动着自己的步履时，艰难而坎坷，苦涩而窒息。命运召唤他，只允许他服徭役，从不允许他享受成功的喜悦。
李鸿章晚年给人印象最深的照片有两张，一张是他坐在两个人抬着的大轿上，局促而悲凉，这张照片摄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这是灰暗背景下的灰暗的人。以李鸿章如此的风烛残年，还在为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忍辱负重。另一张，就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赴日本谈判被枪击伤后的照片，脸上还有着枪击的疤痕，山河破碎，李鸿章应该有着巨大的愤懑和悲恸吧。这两张照片，看起来不由让人悲凉。
慈禧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4天之内，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屠城。几天后美国报纸报道说，这4天中，日军共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只留下36名男子，为的是掩埋尸体。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李鸿章看到了什么呢?但终于魂飞魄散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裂缝向外打开，世界在最后的时间内变成无数白光消失。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那些别样、陌生、寒冷和不可把握的东西正像阴影一样向他扑面而来，吞噬他所有的功名和时间。李鸿章脸上的所有表情都冻结了，一股陌生而熟悉的东西慢慢伸延过来，暗淡了他最后的光与影。
去世前，李鸿章还挣扎着全部气力，口述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了，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Z義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DF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
一、苦撑危局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风雷激荡，各种政治角色粉墨登场，为中国历史上又一社会转型期。即使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恐怕也未有此一时代纷繁复杂。这一时代呼唤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乃“富”、“强”两端。李鸿章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一生事业也基于此。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 “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鸿章以传统文人之典范——进士身份，转战南北，统帅淮军，总制北洋，内则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外则身担中外交涉重任，历三十年之久，其目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当时无疑首屈一指。他的老师曾国藩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细考之，“才大心细”或有过誉之处，然“劲气内敛”却当之无愧，中肯贴切。纵观李鸿章一生，其成功秘诀即在“忠”、“忍”二字。
李鸿章起家的机遇源自Z压太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事，尤其是后者。太平天国政权败亡后，众多余部北上参加捻军，同治年间势力遍布中原，成为当时清廷最主要的敌人。湘军首领曾国藩独臂难撑，剿捻不利。清廷决定起用李鸿章为剿捻主帅。李鸿章本为江苏战场Z压太平军的主帅。江苏为太平天国腹心地带，因此战事尤其激烈。李鸿章率军与太平军鏖战数载，常有败绩，使得Z压太平天国之首功不但没落在他头上，反屡遭革职。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李鸿章始终进退如常，这可谓其成功之基础。
光绪初年，中英关系骤然紧张。云南发生英国传教士马嘉里被杀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下半旗后离开北京，双方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危急。清廷内部意见纷纷，乱作一团。关键时刻，清廷又记起了李鸿章。李鸿章果然不辱使命，与洋人谈笑周旋间，战火灰飞烟灭。
中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的转折期。甲午一战，中国溃败，激起千层巨浪。时人印象里，西洋之强大已是人所共知，但隔海相望的东洋日本却是蕞尔小国，未成气候。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以至民怨沸腾。国人将愤怒之矛指向统治当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清廷的代言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遂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当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李鸿章于内遭受着国人的白眼与谴责，于外还得收拾残局，处置善后事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李鸿章东渡扶桑后，在日本马关又遭当地激进分子刺杀，面部挨了一枪。身心交瘁，李鸿章依然坚持与日方从容交涉，难能可贵。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到俄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接着又转道访问欧美各国，为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而奔忙游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中国形成一道强劲冲击波，将洋人和洋教弄了个天翻地覆。洋人对清政F的骑墙态度深为不满，决意进行报复。英、法、德、意、奥等八个国家最终联合起来，给清政F以最沉重的打击。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与联军进行谈判。因心力交瘁，李鸿章倒在了同俄国人的谈判桌上。他的一生，可谓对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因昧于世界大势，频频为洋人所欺。
人们喜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将洋务自强时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二者孰优孰劣，仅从练兵一项比较就伯仲分明。李氏练兵，时间上先于日本，花费也大大超过日本，但双方甫一交锋，中方即溃不成军。同治以来的几十年间，清廷派遣了大量海陆军留学生，但从未有一人回国后担任要职，唯独信赖李之亲属及其淮军部将。于是诸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平庸之流，都能占据要缺。依靠这样的将领如何能抵御强敌?
李鸿章在洋务上的作为可分四类：一是交通，如电报、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二是矿业，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三是民用工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是商业，如李鸿章积极组织公司同洋人通商等。洋务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类企业往往受到官方的严重制约，到处安插私人，不求引进专门性人才，亦不讲求生产效率与设备、技术的改良与改进。总体来说，赚钱的少，赔钱的多。
李鸿章外交手腕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冀利用英、德以制法;中日之战，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这样做，实际上不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使自己频频受骗。至于晚年主张联俄，更是引狼入室。
李鸿章，并非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之类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就才能而论，“才堪中上”，得益于时代机遇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关键人物。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移祸避衅，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数十载。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值皇帝庸懦而太后专权，国运衰微，他苦心孤诣把持大局，为国鞠躬尽瘁，功不可没。梁启超评论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所长。”也就是说，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指近现代知识，对世界大势的把握等)，有阅历而无血性，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心，但每每苟且偷安，未能立百年大计于后世。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未能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至死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作了精确的总结，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M。曰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曰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固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细细体味梁氏所言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至于梁氏所云：“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F有若何关系，不知政F与人民有若何许可权，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之所以富强之源，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尔!炮尔!铁路尔!机器尔!”这番话显然是对李鸿章的误解。李鸿章何尝不明白“民为水，君为舟”的道理，他屡次强调政治制度为百务之先。李鸿章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尽管他认识到人民乃立国之根本，在具体办理洋务时却根本行不通。想要百废俱兴，谈何容易!如派遣留学生一事。光绪三年(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提及邻国日本向英国输送的留学生，大约有一百来人，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之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他告诉李鸿章不要追求短期利益，企图速致富强，而应循序渐进，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李鸿章看信后，长叹道：“筠仙(郭嵩焘的号)不知道我的难处呀!”当时西方的政治法律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说科学技术因有洋枪洋炮、机械物品等为实证，不服不行，至于政教风俗等形而上的东西，则无不确信，泱泱中国数千年所传承而得的乃是世间至上之理，是国之根本，万万不可动摇。即使从军事方面入手，留学生的派遣仍遇到各方阻力，李鸿章力排众议方才促成。当时大部分士子沉浸于蝇头小楷的微言大义中，认为西学乃奇技淫巧，其政治制度更是洪水猛兽。李鸿章只能服从现实，在旧的体制下推行求强求富之举。
总理衙门是清朝推行洋务的中枢机构。但它却没有掌控财权，真正决定财权的是各地督抚大员。哪里该修筑铁路，哪里应铺设电线，哪里能设立工厂，都需当地官员许可并鼎力支持才可兴办，并没有也难以推行一套整体发展的计划和目标。新式企业大都为官督商办，缺乏独立自主性，代之以腐败的官僚作风。这些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受到官员多方制约，专业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又往往过分依赖洋人，许多重要工程都交给洋人去办。这些洋员大多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在本国很难混到饭吃，冲着中方的高额薪金才来投奔，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以求留任，阻碍了中国自己的专业人才的发展。从轮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船的样式长期得不到更新，渐趋陈旧;所雇佣的人数是外国同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艘船都挂着亲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们以权谋私，装运私货;码头停靠开船，没有任何时间规定，混乱异常;购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工作人员，如船长、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往往串通一气牟取私利;洋员工资比在日本时高出两三倍，对烧煤等浪费毫不在意，责任心极差，平时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迎来送往、打点官差上。
近代的洋务买办，很多是在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化素质其实并不高。这些人久居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及通过翻看外国书籍等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外事物，见正途发迹无门，于是转而举办洋务以求功名利禄。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才实学之人，但往往得不到重用，如郭嵩焘、容闳等。以上海制.造局为例。上海制.造局总办一职月薪规定仅有百元，因薪金太低造成贪污而屡屡换人，后增至白银一千二百两。工资涨了，贪污的风气却一点没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议价处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钦缓，于该处混迹数十年，后虽因劣迹昭著被开除离局，却已成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总办魏蕃室，上奏请求购买料物采用西方招标法：谁更物优价廉就同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奖。然事实却表明：魏蕃室之举纯粹是掩人耳目、沽名钓誉。他暗地里已指定两家公司，虽每次都经投标工序，但早派人通风报信，所以每次中标的都是这两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来自宁波叶氏义昌成记，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然而在码头装卸煤时，查验人员懒得验磅，这道工序渐渐形同虚设。至于小工经常偷盗煤料，工人日常懒散，工程师帮别的公司做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历届总办都没有狠抓管理，把工作当回事。对认真负责的工头不给予奖励，而怠工误工的也不进行惩罚，赏罚不分，职责不明，升迁时又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喜好，这导致了官员和工人毫无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正是各种社会现实制约着李鸿章的洋务脚步。李鸿章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总结失败原因时说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变法，但都没想到要变法就得首先有变法之人，所以首先是要培养人才。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朝中呼吁推行洋务，许多大臣比我还要积极，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之处。我详细调查过许多官员，他们往往对各项洋务措施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如果这种作风不改的话，恐怕中国很难振兴。十几年来，文臣声色犬马，武将纸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耻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讲过要加强武备，而各位官员以塞满腰包、铺张浪费为己任，以至于后来皇上认为靡费太多，遂停止拨给海军军费。一旦有变故，明知兵力不敌，也只能硬着头皮挺身而上。战败后，大家义愤填膺，找个替罪羊泄愤，留之骂名于千古，真是有口难辩呀。”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正如其自云：“弟自顾衰龄，幸辞重寄，回忆在直最为年久，凡事限于财力，无一可以称心。”
二、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总督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前两句还算有理，李鸿章的才识是公认的，举世公认的强悍。出道头几年，诗写得相当“言志”，后来，拼了命地做官，官越做越大，学术这一块儿就耽误了。
后一句呢，颇有矫情之感。人家李鸿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你梁启超呢，变法让老太婆搅和黄了，跑外国后又跟
很明显，是梁启超自作多情了。世界上总有一半人不理解另一半人的快乐。
梁启超是才子，思维细腻，内心敏感，相对玩政治的人，还是相当地脆弱。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的的确确有不少挫折，对此，梁启超产生了悲情，而李鸿章是漠然的。这也恰恰是梁启超搞不了政治而李鸿章搞得了的原因之一。
透过厚厚的史料，我始终看到的是李鸿章的政治家面目，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里，我用了“合格”一词，因为这种表述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而不是“好坏”这个简单而粗暴的词汇。
国人做事，总喜欢在道德上进行PK，评出个是非对错，仿佛一旦占据了“道德”的高位，便可为所欲为，做什么都是对了，都有道理了。与此对应，如果要反对什么，一定要将对方“妖魔化”，因此起义军们一定要将皇帝称为“昏君”，而统治者一定也会将Z反者斥为“贼寇”。对李鸿章之评价亦是如此，仿佛捧上他，自己就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改革派;而反对他，自己就成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爱国者了。无非就是想从一个死人那得到心理安慰，其见识远远不如几十年前之梁任公(注：即梁启超)。
《李鸿章像》李鸿章，他不仅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以现代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去搞政治，以市场经济学武装头脑去搞洋务，也不可能超越职务权限，对一切决策负责，他要听皇太后的领导，要向皇太后汇报工作，要受一大群守旧派的钳制。够不容易的了!换一智商情商平平的当这份差，说不定没几天就推午门外边了。
或许，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习气，民族习气——从来不指责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
对李鸿章的另一个骂点，在于发迹历程过于血腥。
嘿嘿，谁也别说谁了，电影《无间道》里，琛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声长叹，尽显黑老大的饱含沧桑的厚重。哪个大人物的原始积累不是血腥的呢?专制政F的事情，向来是成就了个人，苦了百姓。李鸿章也不例外。最诚实直白的，还是董卓。他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首先，李鸿章的原始积累，跟师傅曾国藩一样，靠的是清洪天王的场子，也就是杀人起家。中国人写历史，比较会黑色幽默，往往喜欢把“杀人无算”作为被描写者的功绩，毫无悲痛之心，而老百姓居然也津津乐道，浑然不知其中的危险和恐怖。
对此有深刻反思和精辟见解的，在鲁迅之前，便只有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以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祟，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侥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能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國M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当然，追究李鸿章之“原罪”从而在所谓的道德上否定李鸿章决非笔者的本意，笔者只是要提醒一下李鸿章的粉丝们，喜欢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这个人是靠杀你的头来成就他的事业时，可能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不过，敢于杀别人的头并非成就事业的充要条件，不然几千年来那么多暴徒岂不都成器了?
三、通权达变才能因事制宜
“机遇”与“能力”是公认的成功路上的两个必备条件。你再能，也离不了别人的提拔，如果有能力就能成功，那天下到处都是成功人士了。机遇，才是稀缺性资源。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机遇来了，就先抓住，能力再逐步培养也成，否则就算上了位，也干不了多久。有首诗可以引在这里： “如果花儿要等春天来了它才开/如果春天要等花儿开了它才来/那么/春天永远也不会来/花儿永远也不会开。”
恰好，这些李鸿章都具备。
他非常幸运地投身到了曾国藩门下。曾国藩这个人，打仗不怎么样，治学也算不上“国学大师”，偏偏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当地有耐心。政治这东西，跟对人很关键。
他知道李鸿章犯才子病，即锋芒毕露，但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多开会，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率淮军增援上海时，曾国藩更是像嫁女儿一样，事必躬亲，竭心尽力为其操办。曾老头锦上添花的爱好此时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首批援沪的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接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补充淮军，其中有一份“嫁妆”颇为值钱，那就是程学启的“开”字营。此人原是太平军的将领，后来“反正”投靠清军，作战勇敢，颇为得力。李鸿章能够率领新组建的淮军乌合之众在上海站稳脚跟，全靠程学启在那忙活。
当然，这只是所谓的外部条件，如果李鸿章自己没有两把斧子，估计下场也不会比当年的何桂清强，但是李鸿章不愧是从曾国藩那生死未卜的大营里磨炼出来的，对于当老大争地盘，他是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在上海受任之初，危机重重。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洪老大自然也想得到这块肥肉，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总之是若即若离，虎视眈眈，摆明要拿下这场子。清廷当时是自身难保，自然无法分兵去保护上海。可上海毕竟是大都市，清廷开放的前沿，洋人在当地的利益甚多，因此并不想被洪老大给夺了去，于是组建了个什么“中外会防局”，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总算是保住了地盘。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对淮军不以为然，一看穿着乞丐服的淮军，以为是安徽的小瘪三组团来揩油，非常瞧不起。面对这种“武器制胜论”，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果然淮军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深刻领会其师“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亲临前线指挥。有这样不怕死的领导，那士兵的战斗力还会差?自然成功打退了太平军，证明了自己不是小瘪三来揩油，而是要到上海当老大来了。上海那帮人一看
李鸿章反对“武器制胜论”，但是他并不排斥先进武器，这是他的精明所在。他看到“中外会防局”就那么几个“洋鬼子”和“假洋鬼子”，但是凭借西洋军械，竟然多次打退太平军的“人海战术”，从心底里认识到了西洋军械的威力。
淮军旧照李鸿章在访问德国的时候，俾斯麦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嘲笑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屠杀本国子民起家，不足道也。俾斯麦一世英雄，踌躇满志，说话虽然尖锐，却道出了李鸿章的痛处。不过这也怪不得李鸿章，因为专制之政F天生的性格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内战是统治权之争，是根本利益，外战并非统治权之争，是局部利益。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前半生Z压太平天国节节胜利，后半生惨败于日本之手，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然而“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梁启超这段话说的是李鸿章任人唯亲，以致成此恶果。
不过这也不能怪李鸿章，大清帝国这个大流氓政F不也是给了曾国藩、李鸿章很高的地位官职吗?流氓头子要维持自己的流氓统治就得给效忠的小弟们好处，不然以后谁还跟你?如果像英国人那样，丘吉尔一打胜二战就叫其回家，那不仅是失德行为，而且很危险，会寒了众兄弟的心，因此李鸿章重用其淮军旧部，是很正常的行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大清帝国又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不让这些人去当官捞一笔，岂不生怨恨之心?这帮刀口上吃肉的厮杀汉子可不是良善百姓，惹火了他们扯旗放炮再出个洪天王，大清帝国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只不过这些个淮军将领功成名就之后暮气沉沉，视自己的生命非常宝贵。这也可以理解，当初刚出来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然舍生忘死;现在什么都有了，如果把小命丢了，那拿什么来享受?因此，甲午之战必败无疑。
四、不一样的思维
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早面对记者的官员了，这也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至于李鸿章的见识，笔者在此摘录一下李鸿章访美时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对话。也许只有面对“一根筋”的外国人，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才能稍稍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呢?外国人可不是这么好哄的，讲究真凭实据，在“国朝” 吃得开的那一套瞒天过海的“空包弹”在这可打不响。不过好在当时媒体不发达，再加上政F有“新闻检查纪律”，因此只要不拆太后的台这个大方向把握住，其他的说漏了点什么也不打紧，反正广大的清国百姓也不会知道。要是像现在的外事活动一样都来个现场直播，很难想象李鸿章能“谈笑风生”地说出下面这些精彩的话来。
李鸿章访美，美国政F也配合着作秀，再加上普通大众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因此场面那是相当地大。
当局在港口排列了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而舰队司令邦斯将军在旗舰“纽约号”上指挥。当“圣·路易斯”号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一旁还有不少迎宾彩船，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凑热闹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
在美方检疫官作了例行检查之后，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
已然有些老态的李鸿章那天穿着黄马褂，还有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脚穿白色软底鞋。他上来一见卢将军，立即摆脱随从搀扶，老远就伸出手去握，并且鞠躬对卢杰的欢迎表示感谢，显得温文尔雅，颇有气质。平时老外们看到的清国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有菜色，谁知落后野蛮的中国还有这么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因此都非常吃惊。难怪一位英国人要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相对于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我们的李大人平时在国内虽然是高官厚位，但是名声不佳，“杨三已死无苏丑，
美国人对李鸿章还是比较客气，没有一上来就问对康梁孙等反对派的看法，而是相当客气和谦虚地问
美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特别好，不忍问令其难堪的话题，可能觉得问李中堂有没有喝可口可乐这种问题太弱智，怕扫了双方老大的面子，于是就问了另外一个比较上台面的也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感兴趣呢?”
厚黑学的高高手李鸿章岂能不明白记者们的意思，于是他顺水推舟，将美国大大恭维了一番。他说对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他高兴。然后特别提到最让他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这种楼他在中国和欧洲都从没见过。当时的世界和现在一样，楼房的高度象征着技术和实力，攀高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说自己在中国和欧洲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一方面是说自己见多识广，欧洲也是常去的，另一方面也暗示欧洲各国力量不如美国。马屁拍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留痕迹。高!实在是高!为了表示自己的洋务没白干，他还特意提了一下台风对楼房的威胁和高层建筑需要很好的电梯配套来表明自己对现代科技的了解。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时候美国没有这么多问题，问题都集中到亚洲和欧洲了，为了表示美国人民的人文关怀精神，记者们又问了一个POPULAR的问题，那就是“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大众化的话题要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回答，虽然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学校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就不必和美国朋友提了，反正我们大清国也有很好的学校，当然一定程度的实话也是必要的，所以回答说“穷人的孩子没机会上学”，“而且我们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好学校和学堂”。将学校学堂并列是为了进一步混淆中美两国学校的本质差别，防止记者深究。虽然情况不太好，但是亲爱的美国朋友请别失望，我们有计划，我们计划在国内建更多的学校。
记者接着追问：“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中堂也许对这个记者提出的问题不满，觉得这个问题真是废话，谁也没有反对妇女接受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己支持或反对，而是对整个社会思想的改造。但是这不能表达出来以免影响中美两国的深厚友谊，于是就点到为止地告诉他我们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只是没有像你们这样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这是风俗习惯造成的。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从你们这引进最合适我们的教育制度了。
终于扯到政治话题了，有记者问：“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觉得记者真是太幼稚，于是告诉他你们美国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此时自己不便谈论这个话题以免有干涉美国内政的嫌疑。然后再一次打太极拳，说什么希望报界能够帮助清国移民云云。
观察细致的美国人发现李鸿章选择了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的回国路线，于是问李鸿章这样做是否是因为他的清国同胞在美国西部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其实美国人不知道在细节上体现自己的爱国Z義是李中堂的一贯作风，回国路过日本的时候，为了实现自己永不再踏上日本国土的誓言，坚决不肯上岸换回国的船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跳板，颤颤悠悠地通过跳板换船，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和智慧。
李鸿章晚年旧照问到这份儿上，该说的就得说了，于是回答说，第一条原因是我接到许多侨民的来信，说他们在自由民Z的美国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美国西部各州不能善待我们的同胞，此事很伤感情，我是大清帝国的子民，我深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我不愿意从那些地方通过。另外我此次访问并非正式访问，为避免两国之间的误会，我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的请愿信。第二条原因是技术上的因素，我年轻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何况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因此我选择了较短的路线，而且我们清国的“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部分性能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将非常骄傲和自豪地乘坐。请各位美国朋友好好想想，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华工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福利，能够增加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是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而排华法案违反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也违背自由民Z的原则，希望美国有关方面能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废除不合理的排华法案，也希望美国报界的朋友们能鼎力相助。云云。
有人问了一个关于投资的话题：“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回答是热烈欢迎这个欧美企业来中国投资，我们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资，使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因为 “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都是非常富余的。这也是你们美国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总之，我们清国是非常欢迎外来投资的，当然，对于关系國M经济命脉的行业和产业我们是要自己控制的。
有人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心想，我们又不是没有报纸，还要引进你们的做什么?我知道你们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批评我们的报纸成了政F的传声筒，失去了报纸的意义，但是先生们，这都怪中国的编辑们，“他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讲真话时非常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因此他们办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对此，我作为政F管理者也是非常遗憾的。好一个障眼法，一下子就将自己进行新闻管制的责任给掩盖了!
由此可见，
五、痞子手段能用多久
当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李鸿章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李鸿章一生外交败笔无数，可能跟他这个指导思想有关，殊不知弱国无外交，什么“原则上”“基本上”骗骗中国的老百姓还可以，洋人可不吃这一套，所以痞子手段纵能起一时之效，却最终会害了自己。
第二次鸦片战争，庚子事件，都跟清政F耍痞子手段有关。所以，对清政F来说，痞子手段是不灵的，最好还是使“孙子手段”，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样。不过，中国人好面子，恐怕永远都当不得“孙子”，可是现实世界强者如林，个个都是大爷，于是只好变通，产生无数的阿Q。传说当年洋人大摇大摆进入总理衙门，要这要那，清政F官员无不唯唯诺诺，点头称是，等送洋人走的时候却不让其走正门而让其走偏门，认为这样洋人就没了面子(当然不敢让洋人知道实情)，洋人既然没了面子那么我们就有了面子。于是心理平衡，该做官的继续做官。
李鸿章为什么会有“痞子手段”的感悟呢?他这种“领导艺术”的体会是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可能和其在上海与“洋枪队”打交道的经历有关。
清政F对外国老大们的态度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不自量力，想灭了这些个来抢地盘的“蕞尔小邦”，打仗前还鼓励手下放开手干，“不怕卿等孟浪，就怕卿等畏葸”，一副要把外国人往死里整的架势。这时候谁要是不识时务，提出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多半会被砍了祭旗。可惜是眼高手低不切实际，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联军，连京城也被人给占了去，咸丰老头儿逃到热河;而太平天国洪天王此时仍然人气很旺，占了清政F的半个场子，双方实力基本均衡，互有胜负。面对这种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局面，清政F只好低下身子与外国人谈判。没想到绝处逢生，原来外国老大们与当年自己“入关”时完全不同，并非要取而代之，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挣几个钱花花，所以自我安慰“夷人不足虑”。阿Q思想之严重可见一斑，明明是人家不想弄死你，捡了条小命，却偏偏要说什么不足虑，你有本事倒虑给我们看看。后来清政F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兵消灭太平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不过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太平天国一灭，清政F马上就解散洋枪队，虽然外国人并无夺取政权的意思，但是清政F这个习惯于带领队伍打家劫舍的流氓实在不放心还有另一股打家劫舍的强盗存在。
方针路线一出，下面积极拥护，其中最为积极踊跃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为图自保，组建了什么“中外会防局”，开始借用洋兵“协防”。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著名的“洋枪队”，以西洋人为各级军官，以中国人为士兵组建了这支奇特的部队。为了能让华尔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这支部队，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采用“和亲政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华尔为妻。这对中外结合的夫妻感情怎么样，历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不过这个女人的命运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不久她的外国老公就在战场上战死了，取得了一名职业军人的最好归宿。为了给颓废的局势增加一点亮彩，也为了给自己来点心理安慰，江苏巡抚薛焕给这支洋枪队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常胜军”果然厉害，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多次，凭借着先进的武器，打了不少胜仗，守住了上海。1862年9月，华尔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F又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此人和很有职业道德的华尔相比纯粹就是一美国流氓，后来还投靠了洪天王，是个典型的二五仔。
但是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
1863 年2月，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军，攻克太仓、昆山。而后，淮军又向北攻占江阴、无锡等地，转进向西包围了苏州。苏州是太平军的战略重地，李秀成一心想将其建成第二个“南京”，因此准备非常充分，城中粮食彈藥很充足。守城的太平军士气也很高，大有浴血奋战到底的态势，所以苏州城久攻不下。尽管如此，此时对于清军来说，形势应该还算是一片大好，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洪大天王的场子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胜利的前夕，人们往往会产生很多想法。我们的
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是却附加了以下几条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淮军战力最强的一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对戈登来讲，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嘛，于是就搬出一尊大神——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出面与李鸿章交涉。没想到伯郎更为疯狂，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李鸿章是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于是使出了自己屡试不爽的缩头乌龟DF，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洋人再厉害，也斗不过这么耍无赖的，只好由着我们的
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我们的
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他的那些外国朋友的强烈愤怒。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特别是戈登，他是为降将们做过担保的，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可见外国人还是头脑简单，既然李鸿章这么不讲信义，你戈登也可以乱来嘛，你找不到李鸿章，你可以把程学启他们给绑了嘛，看到时候李鸿章怎么办。由于斗不过李鸿章的龟缩DF，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戈登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F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F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想想英国职业军人
李鸿章没有想到，在中国人看来小事一桩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中外邦交。于是一方面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可见清廷并非所有的时候在列强面前都是软弱的，如果有人想挑战他在中国的老大的地位，那他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F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一场大风波立即消于无形。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他不仅将自己的这些个领导艺术的体会写信告诉其老师曾国藩，而且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一以贯之，竟然幻想“以夷制夷”，结果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也给自己留下了骂名。关于这一点，
六、不干则已，干就干出力度
有诗句曰：“春江水暖鸭先知。”知是知了，但是有什么反应，就很难说，有的鸭子乐得自在轻闲，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而有的鸭子偏偏很好奇，想干点什么，这种不合群的鸭子注定是要受到众多非议的。大清帝国的官僚们就是这么一群鸭子。他们能最先接受到新鲜事物，因为他们手中有最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资源，区别在于其中有的人要做清闲的鸭子，而有的人却想跳出来做点什么。李鸿章就是只不安分的鸭子，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其他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利用英国火轮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肥水不流外人田，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就此奏折来看，李鸿章在京师大学堂当个名誉教授也应该是够资格的。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委托盛宣怀创立了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创办仅3年，就拿到了1300余万两的市场份额。后来“官督商办”得到买办富商们的响应，在1883年形成了一个高峰。轮船招商局仅在这一年就添招新股100万两。《字林西报》还在这年的1月 22日报道：“现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兴办，千百人争相购之，以得股为幸。”可谓是罕见的大牛市。当然由于“官督的性质”，这些个红顶子企业都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不过这是后话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需要巨额投资的现代企业都离不开政F的影子，连张謇最开始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官府的投资，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李鸿章不可能超越这个事实去组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任何人在当时也不能。
作为一个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政治家，面对如此落后的局面无疑是相当沮丧的，面对它尚且并不容易，何况还要设法去改变，而这种转变的结果会怎样，只有天知道。但是尽管“成事在天”，“谋事”毕竟还是“在人”，李鸿章毕竟是个实际的人，他一旦决定什么，是会付诸行动的。而他的行动，必定给中国现代社会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些只会“口活”的言官们所远不及的。
和所有致力于现代化运动的帝国官员一样，李鸿章深感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一个专门以培养奴才为己任的制度当然不会教给人民“科学”和“理性”)于是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用传统的形式选拔新型人才。(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并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开始有组织地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江南机器制.造局先后聘请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中国长于数理的科学家华衡芳、华世芳兄弟和徐寿、徐建寅父子，协助西人翻译，起了很大的作用。1870年前后即出版了有名的《汽机发韧》《汽机新制》等工程书，《代数术》《微积溯源》等数学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共达数十种，译作和印刷都称高速度。据统计，从1868年至1907年的40年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印的西书有159种，1075卷。其中除历史、政治、兵制等30余种关于文科的书籍外，其他均为工、农、矿、商、算、理、化、电、光、声、天、地等科学技术的书籍，这对中国新科技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
李鸿章所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军用工厂，也是如容闳所说的“机器母厂”。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是既可以为军用生产服务，也可以为广泛地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服务，造了大量的机器。据《江南制.造局记》1867年至1904年粗略统计，计有：制.造车床138台，刨床、钻床、开齿机、卷铁板机、汽锤、大锤机、砂轮机、绞螺丝机、锯床、翻砂机等母机性的机器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另外机器零件及工具110余万件。可见制.造机器的数目不能算少。它们既有自用者，亦有卖给或调给其他如天津、金陵等机器局者，售给一般民用工业厂家者亦不在少数。
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北洋海军有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军港停泊战舰，旅顺军港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李鸿章聘用英国人琅威理、德国人式百龄担任训练海军的主要职务。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整顿海防的名义，4年间用巨款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船14艘，扩充北洋海军。其中“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吨位均达7300多吨，威力居亚洲第一。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编成北洋舰队，
可见，李鸿章办洋务，规模不谓不大，气势不谓不盛，然而这一切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竟然变成了过眼云烟，这当然是李鸿章的失败，但是却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失败。李鸿章搞企业，有人弹劾;倡导商务，有人弹劾;修铁路、建电报，还是有人弹劾。政坛上，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整天什么事不干，专盯着干事的人找茬，还自命为“清流”。
看看这帮战略家心中的小九九吧。王伯恭(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甲午战前，翁同龢(著名的清流领袖)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同龢，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同龢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同龢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同龢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同龢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革M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再看看历史上最奇特的用马来拉的铁路吧。早在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之时，其总办唐枢就提出“开煤必须修筑铁路”的主张，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即奏请清廷予以批准。但当时守旧势力相当强大，反对修筑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当李鸿章的奏章呈上之后，朝中顽固派大臣群起反对，甚至对李鸿章进行人身攻击，无论如何也不让清廷批准。但随着采煤业的发展，煤炭外运越来越成为最大的难题。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巧妙地运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授意开平矿务局，暂不要惊动清廷，由矿务局出钱，先修建从唐山至胥各庄一段铁路。一年之后，李鸿章才又具专折向清廷婉转奏请此事，并得到了允准。至1881年，这条铁路正式建成通车。然而，由于清廷在谕旨中明文规定，不准在铁路上使用蒸汽机，以免大声呼叫。于是便出现了运输工人用驴、马拉着煤车在铁道上滑行的可笑之举。
在多年以后，李鸿章与晚辈聊天谈到他的无奈：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为一个改革者，李鸿章发现改变这个帝国庞大的惯性，是多么力不从心。
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利益分配的调整，面临的巨大难题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权者，非常不好对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来没有“赎买”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改革的对象进行“妖魔化”处理，从而剥夺他们的利益，这样做虽然减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时间，却掩盖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势不两立，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彻底。清政F当时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对官制和政体进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的利益。实行民Z政治限制他们的权利无异断了他们的命根子。改革，符合皇家的长远利益，但是不符合官员们的现在利益。而皇家是靠官员们进行统治，因此，注定不能实行彻底改革，只能是改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根本不敢涉及官制和政体就是这个原因，李鸿章的悲哀在于明知这些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是现在还只能如此，这也是中国的悲哀，这是道路选择错误的代价，中国选择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开车的人尽管尽心尽力，呕心沥血，但是最终不免让坐车的饱受颠簸之苦，最终还是要翻车。可怕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车之后，人们还是沿着这条路走，重蹈覆辙。当然，这就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问题了。
七、“术”只能应急，“道”才是根本
李鸿章爱不爱大清国?当然爱，那是他拼了老命从洪老大的手中夺回来的。不过他也很爱银子，为国立功的时候也顺了点银子回家，所以他更爱自己的大清国，希望能够永世万年。为此，这个从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厮杀汉子突然性情大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和平Z義者，谁要打仗他就跟谁急。不过他要和平的对象都是外国人，这就引起了国人的猜疑，背上了卖国的骂名。
李鸿章担任清朝首辅重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他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这就是 “以夷制夷”和“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自以为能够玩好这利益平衡，谁知到最后惹火上身，赔了夫人又折兵。托他这种和平外交政策的福，日本这个小流氓被鼓励成了大强盗，最终，狠狠咬了中国一口。
李鸿章执掌中国大政的时候，日本还处于内战后期，国力还不强大。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军国Z義制度的形成，日本开始“脱亚入欧”，也就是日本开始追随西方列强后尘妄图霸占大陆地区。当时，日本军国Z義集团制定的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大陆政策”，是打算先强行将藩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王国纳入自己版图;同时，日本试图分解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力，准备伺机侵入朝鲜，以达到对中国的东三省、蒙古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侵略之态势。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T灣，其中54人被T灣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F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F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F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F对琉球、T灣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T灣)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T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T灣。
1874年5月，日军在T灣琅桥登陆，开始了对T灣的进攻。對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T灣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F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T灣“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
摆弄完T灣后，日本的眼光又盯上了朝鲜，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F请求中国派兵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F“日本政F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F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然而直到此时李鸿章还执迷不悟地坚持他的“以夷制夷”，英、俄、德、法、美，能求的主他都求遍了，岂不知列强正等着从中日战争中分一杯羹，自然是敷衍了事。连陆奥宗光也幸灾乐祸地说：“清政F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F，中国政F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李鸿章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也不缺乏智慧，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然而他终究要为自己的投机生涯付出代价，替老大背上卖国的骂名离开他那无比眷恋的世界。
附有关语录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李鸿章临终诗
“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格兰斯顿。
李鸿章死时，北京的市井小民把他和差不多同时死去的戏子杨三并列，拟了一副挽联：“杨三已死无昆丑，
李鸿章在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JD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了最小的让步。
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在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梁启超《李鸿章》
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