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作文300字五年级:书法的盛宴

书法的盛宴(1\2)

——中国当代书法30年祭（1979------2009）

                

刘玉龙


一、低潮中积蓄的能量。
二、艺术身分成就了社会关怀
三、艺术科举的亲切招唤
                                

                          四、协会极权下的书法活动                  
                          五、民间书写的多重嘴脸
                          六、文化消费中的价值错乱            

                                              

                                               （正在写作中的内容）
                                               七、学术研究的异化
                                               八、书法本体论
                                               九、权力、艺术与商业的嫁接

       与前30年书坛的郁郁寡欢相比，后30年的新中国书坛，充满了活泼与躁动。在新一轮工具改革（电子时代）的挑战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书法正面临空前的分化和变异。出现了多元的创作形式与话语空间，从书写内容的实用性到作品展示的工具性。从书法家的心性书写到意识形态符号，从案头雅玩到市场策略，都呈现出与当下环境相匹配的文化形态，中国社会的走向，决定了中国书法的形态。
      80年代以来，探索者历经多种观念的洗礼，对书法作为艺术形式的确立与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自信，却又找不到有效的理性阐释。他们首先从梁启超、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肯定中寻找依据，并不断扩展思考的领域。一边钻研古代文人的只言片语，一边在西方表现主义及符号理论体系中寻找答案。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独上高楼，四顾茫然。
     不论创作还是观念，30年的书法成就与文学、美术相比都相对滞后，在传统到现代传型中的表现与实际的社会效应并未如人愿。传统的意蕴，随着几位大师的故去濒临消失，技工式描摹中残存的古典，不但丢失了大量的文化数据，又被新一波追求笔墨趣味的心性表现所超越；一些吸纳古法，来源于现代生活感受的创作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时代精神，却因没能很好地实现与环境对话而失去文化关怀；非字非画的水墨实验，只成就了少数消费意义上的成功者，许多探索恰恰背叛了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逃到观念绘画领域；更有些局外写手的大作，由于缺少文化意蕴而成为躁动的精神表演。书法艺术只有全面压缩现有彭涨的系数，才能挤进当代中国的艺术档案。

           一、低潮中积蓄的能量    
       1979 年以前的书法都是秉承清末民初的发展步伐，西方现代印刷术的引进，使古代书迹(包括近世出土的甲骨等文字)得以印刷发行，摹古书法（仿秦、魏晋）各有所获，并突破南帖北碑的门派，形成了空前的融合。当代书法30年的前期正是继承这个发展形势而展开的。
    文革时期的文化断代，书法家们的交流处于私密空间。但也有几种势力在为书法艺术的苏醒积蓄力量：出生于20世纪初的老书家不辍书写，人书俱老。他们以民间传播的方式，影响了一批青年人；"大字报"体的实用书写，让早已退出实用领域的书法卷土重来；许多80年代成名的书法家都曾是大字报的写手，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现实；毛泽东、郭沫若、舒同等人的书法伴随着革命标语式的书写和街头招牌的传播，成为书法普及的社会基础。70年代中期，官方主办的国际交流展，让林散之一夜成名，加之赵朴初、启功等老书家的推波助澜，中国书法开始告别沉闷的书斋，开始走向展厅和社会。

                                          
           二、艺术身份成就了社会关怀  (1979--1989)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书法热的不断升温，不但使饱受文化专制的书法家从压抑中解放出来，更感动过无数纯真的热血青年。老书家沙孟海、萧娴、陆维钊、王蘧常、陆俨少、林散之、赵冷月、王学仲等人的创作展现了独立的书法语言和现代精神。经过现代思潮的重新阐释，新古典主义、书法主义和现代书法分别用激情的理论与探索性的实践组建了自己的阵营，形成了有别于古典书写的现代特征。书家们从汉魏碑刻、墓志、简牍以及砖、陶文中寻找自然的趣味，或雄强大气，或空灵隽秀，出现了王镛、郭子绪、何应辉、孙晓云、华人德等有影响的年轻书法家。
    书法改变了传统的工具属性，走向艺术自觉，并从文人案头雅玩变成了千万人关注的群众性活动。在当时电视文化尚不发达的时代，参加书法展会、笔会交流成了文化人抒写心志，放松心情、展示才华的最愉快的方式。书法人自然成了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书法家”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名词开始广泛使用。成就书法艺术也成为一代文化青年的梦想，首次全国书法评比投稿人数达15000人，全国至少有几万人在参加各种形式的书法活动。
    80年代初期，书法界大事不断：《书谱》、《书法》、《书法研究》创刊，"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的成功举办，中国书协和各地各级书协的成立，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开幕，全国第一届书学研讨会在绍兴召开，各种首创的、标志性的活动相继出现。书法为民众的文化生活平添了一道致雅的风景，书法家的身份和文化地位得到了认同。。
    其实这种表面的繁荣只是"文革"文化禁锢之后的一次解放。热闹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前10年的书法成就，除了少数几位人书俱老的书家和部分有才情的青年人，书法创作的整体质量并不很高。书法热的意义只在于，以艺术名义，实践了文化传播、书法普及和社会提示。总结起来可以这样描述：
    
     一、 书法创作并没有达到时代的高度。从1---3届全国书法展来看，一些带有创变激情的作品，今天观之，显得相当幼稚。很难提升到美学、史学高度去认识。
     二、 混淆了精英探索与大众爱好的界限。由于参与者文化差异较大，多数人停留在对技巧的单纯追求，少数知识阶层的探索往往被拉回到群众文化层面来考量，忽略了文化意蕴。
     三、 官办艺术的正负效应。书法由地下变为地上，由民间转为官办。确立了此项艺术在文艺界的地位，也意味着官方对书法的认同。一些官员低就于地方书协担任虚职，却掌握实权，在为书协解决活动经费、编制、场地的同时，也左右着书法活动的关键环节，书法活动自然出现了论资排辈、长官意志等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
    
在今天看来，这些幼稚和不足之处，是书法苏醒时期不可避免的，它为后来书法走向理性与规范进行了尝试。我们还高兴地看到由于启功、沙孟海、林散之等大家的影响，由于一些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组织者在书坛的作用，一些功夫较好，并有创新意识书法人才得到了应有的认同。
这一时期书法创作的整体水平并不高，当年名噪一时的人物，今天年看来，大都江郎才尽。只有少数虔敬的追求者能超越自我，自成格调。但由于书法社会角色的强化，当年的一些风云人物，很多也都成为当下书坛的显贵而获得了被反复回顾和总结的礼遇。


                          三、艺术“科举”的亲切召唤           
    

      当代书法的“科举”与古代以书取士不同之处：一是取名不取士，取的是社会认知度，二是比赛取代“科考”，三是取削了文化附加值。
      过去，书法家想获得知名度，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传播过程。一些勤于社会与教学活动的书家往往会的被广泛认可，而有同样艺术水准，但较为沉寂的书家，常少为人知，比如：沈曾值与吴昌硕，游寿与萧娴、林散之与沙孟海……前者大都是人去艺显。
    全国性展览、比赛活动开展，为书法才能的人脱颖而出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展览、比赛，是一个发现和鼓励书法人才的重要途径。
    有人认为，中国当代书法的科举时代始于1979年，以《书法》杂志主办的“全国群众性书法征稿评比”，为标志。但从实际的效果看，并不是这样。这次比赛及前三届全国展并没有摆脱因官本位意识的介入而产生的负效应，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权力干预，如在1980年第一届全国展时，谢无量的作品竟然落选，最后启功先生一锤定音，谢无量才过关。第三届国展时，局面有所改变，一大批知名度较高的老书家和官员的书法没能入展，一些新生力量也遭遇淘汰，艺术权力胜过世俗权力，但评选方式尚不具备科学的机制。因此，前10年的全国书法展事活动，可视为书法科举的萌芽。
    “第二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 开启了书法展事的基本格局。同时书坛也迎来了相对透明、相对民主的评选时代--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的刘正成时代。这种形式几乎主宰了当时书法艺术的一切活动。书法家们自觉地在展览、评比的神话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中青展”获奖者可一夜闻名全国，入选作者也会在当地传媒及同仁中被受关注。
     获奖作者于明泉、白砥、曾翔、徐海、李强等人及评委会成员都被全国同行认知。黑龙江省评委的张天民、崔学路，获奖及入展作者刘小聃、尹寿坤、洪铁军、葛冰华等在当地文艺界乃至全国书坛有一定的知名度。
    “第二届中青展”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艺术语言占据话语中心地位，评委会中主要负责人和操办者都是在书法界有威信的领军人物，是一群有胆识、有朝气、有责任心、有文人节操和艺术观念的中青年。他们有做大事的想法，能够利用权力并与权力核心保持合理的距离，成就严肃的艺术活动。评委年龄一般都在四十岁左右，最年轻的是三十岁的陈振濂，年龄最大的是沈鹏，也只有五十五岁。正是这个组织机构的合理运作，不可逆转的影响了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的走向。人有观今日书坛之现状，感慨颇深，当年朝气，尚存几许？
      一段时期以来，全国届别展，成了照顾各地书协机构成员、老干部及评委好友、学生的文化集市而为书坛冷落，而“中青展”却成了发现书法人才的阵地而引人注意。按说“中青展”的等级、地位远不如国展，但由于“中青展”入展资格界定为中青年，避开了权力、利益冲突较为集中的老年阶层，使展览的公平性成为可能。为了不忘那些喜欢书法的老同志，这一时期，还专举办了“京华敬老书法展”。展出了在文化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书家的作品。同时还开展了本世纪杰出书法家评选、编辑出版《中国书法全集》等相关工作，让书法活动呈现出全面、多元的社会影响。
从此，书坛的共识代替了强制，合作瓦解了批判，形成了以中青年精英为轴心的，质地柔软的艺术极权。
这一时期的艺术评审不再由艺术机构的成员来进行，而是书法家们共同参与的结果，同时也建立起形成了一套貌似公允的评审群团。几乎所有成员都在有意无意地对这个群团的所有行为进行维护与修补，戴上至高无上的光环。主办者发挥文学特长，阐释了当代展会乃是作品发表方式等独到的理念，完成了一次次艺术极权主义的文化煽情。
    这个时期的成就如刘正成先生所言：“中青展”从名人书法转换到竞技书法的展厅审美模式；构造了中国当代书法创作的主流形态，为书法从官场纷争中寻找一片相对纯正的天空，成为新人自由行走的专业隧道，迅速地完成了书法家的新老交班。
     但这种新的集权组织，在没有外力监督的情况下，想保持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的，后期的“中青展”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好多并无创新的作品重复得奖，评委们喜欢挑自己学生和老乡的作品，在评选中掺杂很多人情票，有些获奖作者有明显的硬伤，一些实力较强的书法家没能得到最好的奖次。对此类问题，《中国书法》杂志发表过专门文章点名评 “遗珠”与“混珠”现象。由于新人辈出，好多评委的作品的质量常常被获奖和入展者作品超越，因此出现了直面批评评委作品的文章。这些矛盾曾一度引发众多书坛论争。但从另一角度看，主办者敢于让评者在其主办的刊物《中国书法》上任意揭短的作派，足以说明，“中青展”是一个能够自我完善，自我修正的文化名牌。只可惜这种学术空气被后来的新官僚主义和消费主义大潮淹没了。
     总之，艺术科举的出现，给艺术家的观念带来了莫大冲击。并把展览这一形式当成书法作品发表的主要形式。悬挂壁上，公之于众的形式能够和强有力的视觉感受，使文人书斋的信手雅玩变得十分落伍。但技术与形式的强调，也自然弱化了文化情怀，书法家取代了读书人，书写者的观念也由宁静致远走向立言求荣。



            四、协会极权下的书法活动         

    西方美学史上流行的一句话——趣味无争辩。就个人而言，审美趣味本是由想象力带来的心灵解放。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与他人无关。但若将个体判断附以权力资本和官办机构的名誉，则会使判断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一方面，相对公正的判断，会让真正的艺术得以传播，另一方面，个人偏好、世俗关系，文人相轻等因素的介入，容易让受评者感觉不公，引发积怨，更直接威胁到人自身精神再生产的现实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创作不适合评比，更不适合让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机构来评比。但不甘寂寞的书法人仍期待现行书法极权组织，能有一个规范的机制，来保证书法评比的相对公正。
   “中青展”的领袖们不断改进规则，树立了专业机构的权威形象。只可惜，时代不再给他们顺利前行的机会。在现行的艺术体制中，一种艺术形式的影响和受关注的程度有多大，它所引发的利益、权力冲突也就有多大。由此看来，权力对艺术的干预有时无可奈何，有时也易如反掌。  

   刘正成 “嫖娼”冤案，之后，书协组织再也无法挽回他一本正经的艺术圣地。中国书坛因组织机构的更叠呈现出比原来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后形成的权力体系终结了真正的书法科举，主办者把展览、比赛、学术研究活动演绎成了在规格、规模上堪称空前的群众文化运动。
  
    1、各种名目的书法展遍地开花    

     行政官僚接管书坛之后，全国性的书法大展突然多起来了，从兰亭大奖、杏花村杯、八届国展、青年展、大字展、小览杯、公务员书法展等等，一年要举办十个大展，这些展事不但都冠以中国书协的名头，展名前边还多了几个字——XX杯，表明与艺术与市场公开亲合的时代已到来。一些展览在规则、形象包装和宣传上花样翻新，出现了“气势恢弘，鼎极赛事”之类的广告词，这种商业煽情式的宣传，足以使那些书法爱好者尤其是非国家会员者兴奋不已，大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行政态势。
    这一时期首先进入们视线的是“首届中国兰亭奖”，展览征稿启示中，主办方承诺对入展作者给一定的稿酬，这种提法打破了过去对入展稿件不负责任的做法，本来可以做为新一届书协对书法界的贡献而写入史册。只可惜，协会的承诺不过是纸上谈兵，根本没能兑现，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设想，暴露了协会的虚伪和无能，对参赛展者有一定的欺骗性，第二届兰亭奖则又继承和发扬了这种谬误。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美协曾擅自出卖会员作品被画家告上法庭，这种维权行为，对美协不尊重会员，任意支配获奖作品的现象有所警示。相对美术而言，书法艺术无论在商业和社会概念中都处于弱势。再加上中国的书法家们一直对协会充满向往与敬畏，会员们不想惹事生非的心理，成全了主办方的为所欲为。
    首届“兰亭奖”之后，书协相继举办了各项专业展览，增设了大字展，把“中青展”改为“青年展”，还并巧立名目，举办各种商业投资的冠名展，好比CCTV的同一首歌，书法界也耍起了同一支笔，哪里肯出钱，哪里就可以办全国书法展。在这种热热闹闹的幻境之中，突然出现了让组织者头疼的言论：外行评委过多、展览有黑金交易、主办地上的作者太多等。这些直接批评的声音相继出现在各专业媒体上。网上有人还扬言要上告中国书协利用展览敛财，要求审计部门进行查处。更有直接针对秘书长本人的酷评：上帝造不出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可张飚却能筹办十次自己看不懂的展览。
    艺术内部的争鸣与探讨演绎成了书坛人际纠葛和窝里斗。这些现象的发生使全国性展出活动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好多优秀的书法家已不再参加任何全国大展。重压之下，组织机构内部人员也多次向主要负责人提意见。副主席何应辉等人呼吁：书法热了这么年，该静下来作些思考，不要再搞那么多展览了。

   2、“国展“和协会的影响突然降低

    书坛“改朝换代”后，仍然延续了以往的展览、比赛、出版模式，但这种模仿秀式的展事活动并没有唤起书法界的真正响应，尽管参与人数逐年上升，书法人口逐渐增多，但随着精英阶层的淡出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干扰，书法展览的社会影响一落千丈。    
     现象之一：一些被艺术圈看好的，有表现力的作品被淘汰出局，出见了一些不沦不类、不着边际、莫名其妙的获奖者，针对这种现象，有几种解释：
    A：是评委的良心问题，评选有权钱交易；
    B：评委会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
    C：评委眼力不济，看不准有创新意识的作品；
    C：评选机制不健全，缺少有效监督，所谓的观察团只不过是掩人耳目，形同虚设。
     在这组多项选择中，我选择的是A、B、C、D，重点是C、D。黑金交易的毕竟是少数，出现众多离谱的获奖者，主要是评委眼力问题，也就是说，评委的整体水平太低。
     一般地说，眼高手低是普遍现象，没想到，这届评委手低眼也不高，有人只把自己能看清楚的四平八稳视为正宗、传统，并搭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造势，即可打压异已人士，又可迷惑大众，掩饰自己创新无术。
    现象之二：书法组织的社会影响降低
    获奖者非但没有“中青展”时代那一夜成名，更不为圈内人士认同。好多获奖者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因为他的创作实在不够资格得奖。在单项展览作品中，我们还意外地发现有弄虚作假的“代笔”现象。更有意味的是，同是出自一人之手的作品，给人代笔作品得了奖，自己的大作却落选。这正是：本想欺世，反被人欺。
    尽管个别获奖者作品也的确优秀，但由于展览的整体水平和影响降低，自然导致书坛对评选结果的淡化，评选结果混乱，良莠混杂，好多获奖者也并不为书坛认同。由于专业展览失宠，大众媒体趁机而入，使国展作者的知名度远逊于电视、报纸炒作出来的江湖人士。这一时期，各种名目的书法专业网站突然红火起来，出现了不少有杀伤力的书法网虫，他们对中国书协举办展览进行毫不留情的个性点评，这种媒体发端于书法爱好者，起初的网络评论充满了灌水、漫骂和浅表的、不负责的言论，后来专业书家和学人逐渐加盟，使网络论坛逐渐成了一个理性言说的空间，出现了猎鸟人等有思辨性的评论。          


     3 、书法家价值观空前分化

        虽然展览和协会的社会影响今不如夕，但是，我们对各类书法现象稍加分析就会知道，以各种方式加入中国书协，获取官方认可，是获取广泛认同的关键一步，有了认同就会给一些书法人评定职称、从事教学、商业活动带来方便。这样看似天然合理的价值取向让书法从艺术创作演进为个体生存手段，消弥了书法艺术最为珍贵的独立思考和创作个性的过程。目前书法领域有这样几类观念：
    
    一是以展览为最高指向。     为鱼跃龙门似的命运所困扰，把入展、获奖、加入中国书协作为艺术上获取成功的标志，期待着多年艺术探索有个组织上的名份。对于绝大多数书法爱好者来说，这个机会在本世纪初越来越容易了。因为展览越来越多，入展两次便可加入书协，而书协也需要新鲜的分子，获取每人千元左右的会费（一次交五年），即使如此，符合条件的书法人也涌跃填表入会，只有个别会员网上声称：因会费收缴不合理拒绝交费。    

     二是把展览看成商业手段不是艺术目的。由于受繁盛的书画市场诱导，有的写手，也想方设法挤进展览。个别人宁可牺牲文化人的自尊，也要以各种手段靠近组织，采取拉关系、走后门、送厚礼、争主办权等方式入展、入会，只要有了会员证，就摇身一变，投笔从商，出席笔会、举办个展、印制作品集，加盟著名书法家行列，由创作走向了自我复制，不再问晋唐楷法、南帖北碑之事。
    
    三是把展览视为一种文化认证和标志。      一些功夫很好的人却不经常参展。他们把展览当做一次集中练字的机会，并不特别在意是否入选。他们中间好多人也有商业目的和世俗评定职称等方面的考虑，可并不想过度劳神地去面对展览。
    
    四是以禅入书，特立独行。个别人并不喜欢参与任何展览、比赛。这类人中，多半是已经获得过某项标志性的奖项，并不期待更多的名誉。还有个别人属于书坛的隐者，他们一般不参加形式上的书法活动，只停留的修身养性的感觉里，自得其乐。这是现代社会中让人敬畏却极为罕见的文化人。                

     4 、组织官僚化进程提速       

        空前繁荣意味着书法艺术的空前泛化，由于主要负责同志并不是圈内人士，再加上体制本身派生的机关化群团组织，在思维方式、艺术观念、组织活动等方面都会出现诸多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一些学有所成的边缘人难以进入主流活动空间，原本被视为精英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地在全国大展中消失，就连最具影响的“中青展”也被取消，踏进了传统制度中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怪圈。与之相对应的是，部分80年的写字高手，被90年代的展览操作者所冷落，到了复辟时代又被重新启用，有了更加张狂的表现，好多报纸竟然为他们做“大家”专版。
    由于组建书协理事会、召集评委需要考虑各省、市的代表，这样，一些担任地方书协要职的人员也被内定为副主席、理事、专业委员会成员等职务，并从90年代宁缺无滥到宁乱无缺。应该说，这些同志，虽然不是最为优秀的书法人，书法功夫也说得过去，并获得了一定社会认同，滥竽充数的只是少数。但由于过度看重行政职级和工作岗位等因素，必然加速艺术组织的官僚化进程。书协在强化行政效能的同时削减了艺术上的凝聚力。
    再说评选机制问题。中国文艺体制，决定了书法评选必然要受制于人，而不是成熟的评选机制。即使制定了在文本上看上去是较为精密的规则、机制，在执行上，也要经过权力的解释、过滤、支配，因此，当下的书法评选，实质上是权力书法家（也有行疑似书法家的）在评判非权力书法家的作品，这是一种绝对的文化风险。90年代书法评选虽然也存在这样问题，但那时评委的整体德性得到了书法界的大致认同。在今天的书坛，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终于被发展为书而差则官了。



                五、民间书法活动的多重嘴脸     
    
  
      1、称谓的指向：
   当下的“民间书法活动”是一个不确切的称谓，通常指在中国书协和地方书协组织等官办组织机构之外，以企业或个人出资、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参与的书法活动。
    古代书法有民间与官府之说，在以书取仕的环境下，只有被官方拣选的书法人，才有机会被社会承认，流芳后世，民间抄写行为虽有墨迹留传，大都无显赫之名（邓石如是难得的个例外）。
    今天书法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既可以是书法家协会、群众艺术馆、画院等文化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是公务员、教师、医生、个体户、下岗者、农民、自由职业者等等，所以，就书法创作而言，无所谓民间与官府之分，但就书法活动方式来说，可以划分为民间与官办。
  

   2、职务优势与精英情绪
    在人们的习惯中，把从事专门工作的书法人称其为专业书家，并加上几分神秘与敬畏，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会。
      80年代的书法名家多在官办机构的名下，如沙孟海为浙美，林散之供职苏洲画院，启功在中央文史馆，中国书协和地方书协也有一部分人真正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的人员。随着老一代书法家的相继离退职和故去。新一代书法人接班，就出见了另一种情形，真正有成就的人往往因没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工的身份，或不擅长交际活动而被忽视。书法活动的组织权力自然落到一些爱好书法并有一定职级的行政人员手中，形成了职务+艺术雅好=书法界领导=名家。本世纪初以来，这种传统的习俗随着消费主义的侵入变得越来越强，势不可挡。90年代以来由“中青展”开创的大好形势和高度统一的极权组织，终于被新一届官僚机构瓦解。这也自然迫使真正的编制，作为艺术的书法活动重回民间。此时被压抑的精英情绪也在不断积蓄力量。
        

    3、民间组织的风起与民间展览的策划

“社团”并不是现代书法篆刻拥有的专利，自宋元及清代中叶，诗人结社雅集吟咏已成风尚。民初的书画金石家们结社已有艺术研究的内容，一九００年高邕之、李叔同、任伯年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带有明显的社会身份，可谓近代最早的书画家组织之一。“西泠印社”、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学社”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意识。
     新时期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为书法人自己操作大展提供了条件，加之文化产业的兴起、众多精英人物对书协组织的失望等因素，使这一时期民间书法活动从官办大展体系中分化。80年代以来，各种书法活动风起，地方书协、专业媒体先后发起全国性征稿。墨海弄潮、巴蜀点兵、书法主义、流行书风及网络书展和一个个鲜活的主题展曾引起不小的轰动。特别是本世纪初来的举办的《北京——湖北艺术书法展》、《北京——黑龙江艺术书法展》、《黑龙江墨相时空晋京展》、北京四川双年展等展览成为网络点击率颇高的地域性民间展览。一些地方还成立了各种名目的艺术沙龙。如北京的小刀会，黑龙江的石魂印社、散木印社、勰风印社等，据说四川一个省就有200多个书法沙龙。
为了获取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一些书法家开始寻找自己的阵地，同时凭借权力、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巩固和扩大自己圈定的势力范围，以爱好和情感的方式组织起来，或挂靠官方、企业，或自筹资金，成立机构，发起了一个个民间面目的书法活动。      

        4、民间组织的负效应

       这种操作最初都是艺术与商业的简单嫁接，不可避免带来一些负效应。主要表现：一是许多民间展览没有形成独立的话语陈地，喜欢挂靠地方文化机构，只想摆脱官方的干预，并不想放弃官方的名誉。二是企业只关注书法家的社会影响，不愿识别作品的优劣，导致展览作品水平差距较大；二是缺少市场效益与艺术观念的交流与对话，一些企业人士钟情于江湖术士，使书法展览沦文化集市，好多展览成了打着艺术旗号的商业促销活动。
    

        5、“流行书风”集群——边缘的地位中的主流势力
     “流行书风”是80年代以来对现代探索性书法总体批评的贬义用词。后来被王镛先生创办的流行书风展利用，并举办展览，从而使“流行书风”的争议再起高潮。
      以“今日美术馆”为阵地的流行书风展，继承了“中青展”的传统并提出：“根植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的艺术宗旨，在展览评选、文案、作品集的制作及入选者待遇方面都有了更加成熟的操作，显示了民间办展的自由、民主，少有权力世俗干预的特征。入展者即有现代意识的作者（曾翔、邵岩、李强、杨林等），也有恪守传统的书家，（孙伯翔、王友谊等），好多作者都是历届中青展的获奖者和评委，他们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今书法的基本实力。被反对派说成是？“丑书”的作品也大都是对晋唐残纸、汉魏碑刻及甲骨、简牍书法的一次现代重构，是艺术生长的自然状态，可以说，几次流行书风展的作品水平比较整齐，体现了20世纪末期中国当代书法探索的主流势力。      


         6、论争中的二律背反现象
        二律背反是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在刘炳森、王镛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对根植传统立足当代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但他们对作品和具体作者的实践成果的认定上却是矛盾的。反对者把“流行书风”的作品看成是对传统的背叛，是丑书，而赞成者认为，“流行书风”的主要贡献恰恰就是对传统的探索能力，并推动了书法形式美的建设。后来出现的论争似乎只局限于用词上的争论，而知道内幕的人显然也了解到论争已超出了艺术研讨和派别之争的范畴，陷入了身份之争。周俊杰前后矛盾的观点让王镛们握住了把柄，使论争背后的动机更加明朗。
       其实，后来的流行书风只是中国书协分化出来的一个全国性展览的名词，是“中青展”的回光返照(周传海语)，又是对协会集权的挣脱。一些人错误地把流行书风看作是流派和风格，极力反对流行书风的同时却特别推崇赵冷月、孙伯翔、王友谊等。岂不知，这几位传统功夫不错的大家恰恰是流行书风展览中的主要成员。看来论争双方缺少明确的指向，结论也欠周严。      
      王镛、石开辞去中国书协所有职务、中国书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刘炳森辞世、网络展览与网络批评兴起等事件发生，各大阵营也实现了一定范围的和解。中国民间书法的独立影响已告一段落。

    

              六、文化消费中的价值错乱      

       书法尚未越过欲念萌动的青春期，就被注入了消费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激素，使其迅速早熟起来，从表现形式到精神内涵都充斥着转基因时代的症侯。90年代以来，当代书法一改素面朝天、布衣荆裙的朴质与落魄，开始涂脂抹粉，珠环翠绕，成为文艺进军市场征途中最为招风的一族。书法艺术的价值判断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分化状态。除了少数沉寂下来的精英们的探索尚可具有书法史学意义之外，大多书坛写手都沦为娱乐消费的文化层面。许多曾在国展中崭露头角并红遍书坛的新人，很快就成了昨日之星，被多元的艺术潮流所淹没，而那些出道较早，却无法超越自我的资深评诿，也只靠一顶变了色的皇冠在大众文化领域招摇过市。
    消费日益建构着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文化消费那些中看似合理的东西往往是荒诞的。
    “书法产品”的供求关系，逐渐从传统的馈赠与义务奉献进化为可以保值、增值或贬值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就会具备商业的一切属性。但书法产品又不是大众消费品，普通消费者不能确切判定这种新产品的优劣。所以，优胜劣汰成了真正书法人的一种向往。现实中的“书法产品”是否适销对路，获取市场份额，而市场份额不仅取决于品质，更取决于它的附加值——书写者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地位就是市场，就是效益，而决定书法家地位和知名度的主要因素就是官职（包括官员书法、书法官员和民间文化机构中自封的官职等）、获奖、参展频率、媒体炒作、艺术品质。人们是否购买“书法产品”取决消费者的喜好程度+购买力。而选购哪一家的产品则取决于购买者的心理，（审美经验、文化习惯）
     而当下具备购买力的企业界成功人士常常无暇顾及“书法产品”真正价值，而选择了更为便利的判断——按照书协主席、副主席、理事、国家级会员这样的等级排名。或按社会影响来分配润格。更有甚者迷信江湖上那些书法大师们的呼风唤雨。他们投资或收藏的目的并非出于喜欢，而是寻找一种文化标签，或馈赠一些商业伙伴或可能用得着的人物。
     有人说，愚人请名人提字，与文人何干，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求名买字，如果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问题是，它主要是一种以次充好的商业传播，恰恰是这种传播，忽略了艺术的价值，强调了一种违背价值规律的价格。
    地位是容易识别的，这种地位信息通过活动的广告效应发布，自我构建并获取，并通过商品被认知，又形成了市场效应附加值，反过来又强化地位。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湖南一位书协主席所谓的30万元福字的闹剧就是直白地实现了这一目的。由此可见，当代书法的消费行为，形成了一个是非不明的怪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