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传说:元代官窑青花瓷的产生与艺术文化内涵之探秘(一)

元代官窑青花瓷的产生与艺术文化内涵之探秘(一)

         序言：十三世纪中后期,我国历史上建立了元朝。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仅存97年。但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特别是根据<<元史.百官志.将作院>>载：“浮梁瓷局,属将作院”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立。“掌烧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画局”秩正八品,“掌描造诸色样制”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不难看出：元朝在建国之初就专门设立了官府机构“浮梁瓷局”和“画局”。元朝还有多处史料有相关的记载：如泰定(1328年)以后,官府明令各窑采取,“有命则供,否,则止,税课而已”的贡瓷政策,引自<<浮梁州志序>>，并严令：“窑有尺(音chě)籍,私立者刑”,“御土烧罢即封”和“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等一系列记载说明。青花瓷在元代建国初期，就开始研制烧造，是由官府设立的研烧机构，“浮梁瓷局”和“画局”，是在官府直接领导与组织下进行生产与设计的。统治者统治一个朝代与社会必须有统治者的思想，有思想必有文化主张。根据大元帝国的名字来源是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听取汉臣刘秉忠（1216——1274年）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所以元代的统治思想与文化主张的主要来源之一应该是出自<<易经>>理学，用<<易经>>文化内涵来解读元代上层社会政治与艺术文化也是其主要的理论根据之一。元代是在一种半奴隶半封建社会制度下进行的统治，上层社会政治与艺术文化的产生是在这种统治制度下进行着严格的社会管理，是按统治者的思想与文化主张研究与设计图案进行生产的青花瓷，这种严格管理制度几乎贯穿于整个元朝。再者，通过明初学者曹昭<<格古要论>>中一些相关的记载：“元朝小足卵白釉瓷，内有枢府者高，青花及五色花者，俗甚”。证明元朝在浮梁确实已经生产出青花及五色花瓷，在浮梁烧造青花及五色花瓷的成功，无疑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只论证青花瓷，青花瓷精湛的制胎工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精美绝伦的装饰与绘画艺术。对世界人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对古陶瓷的研究与考证主要依据两方面资料，一方面是有史以来历史文字记载，但必须具有史料价值的，几百年来对学术界有参考价值并得到认可的记载。另一方面，是从古文化遗址、墓葬、窖藏中挖掘出来的实物进行考证。但绝不能用出土文物与没有理论根据的人为认定的标准器来确定古文化遗址、墓葬、窖藏的记年，那是互为因果的考证关系。如果考古的认识是建立在标准器之上，标准器出现认识性错误。则，一切考古的年代全是人为性错误认定。就此件青花瓷而言：因是传世的绘画艺术品,除对历史文献记载考证外，必须对本朝的绘画艺术与历史政治文化产生的根源进行考证。否则，所得出地结论都是不可靠的。经本人结合实物进行历史的艺术与文化考证,元代官窑青花瓷没有记年的汉字款。在半奴隶半封建的异族统治时期所产生的艺术品，其反映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了大帝国，如何显示统治者的强大，包括所统治的地域，统治的民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目的就是歌功颂德做统治政权的历史见证。而汉族当时是被统治的民族，是绝对不可能将汉字文化做为主要文化现象，表现在异族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艺术品之中。研究元代青花瓷就要研究元代上层建筑的艺术文化与政治文化，它代表的是当时社会最先进的经济基础。所以用一种在历史上公认造假，仿古高峰期流失出去的带记年款的瓷器，做为标准器进行比对考古鉴定，研究元代历史艺术文化的产生，本身这种学术观点就是极不严谨的。导致各种为其辩解与推理的文章和观点层出不穷，什么“麻仓土”就是“高岭土”，什么“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就是元青花的胎土，元青花是“赏赐品”,青花瓷“永不褪色”，“眼学”就是“科学”，“钱眼里面学文化”等如此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的文章与学术观点。可想而知现在陶瓷研究领域的认识水平是何等的低下，研究与鉴定的学术观点是何等地“封建”。导致出现了大量没有史料依据的推测文章与鉴定，大明鼎鼎的考古专家，在确定瓷器年代时，竟然用大维德象耳瓶的龙纹与考古发现的瓷器龙纹进行比对推测，这样的考古意义何在？理论根据何在？结论可信吗？请问“钱眼里面学文化”如何解释？是否历史文化只有愚昧无知永远形成不了定论的颠倒黑白的“专家”才可以学？谁研究谁学历史文化就是往钱眼里钻？这就是当今陶瓷考古研究与鉴定领域的所谓“学术界”？诸如此类的陈辞乱调，对于元代青花瓷的研究设置了重重的障碍。那里是在研究，是在演绎元青花，是在维护其封建的权威学术地位。请问：中国陶瓷考古研究与鉴定领域的学术界在那里？
       本文将结合实物，以历史记载与考证陶瓷釉下绘画艺术的起源，社会政治文化为主要依据与线索，论证与解读元代青花瓷。揭秘挖掘出元代艺术品不为后人所知的艺术文化寓意，历史文化内涵以及统治者统治思想的来源，与走向灭亡的主要根源之所在。元代官窑青花艺术品所承载的历史政治文化与绘画装饰艺术的表现等是多领域学科，它的发现与解读，将揭开一个朝代众多领域的历史文化之迷。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此可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空前绝后的。
       研究考证元代青花瓷的目地，就是挖掘发现一个朝代不为人知的辉煌灿烂的艺术文化，以及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与文化主张，使之能以史为鉴，吸收优秀的历史艺术文化，弘扬与发展中华民族在世界艺术陶瓷史上的地位。能更深的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从强大帝国走向灭亡的主要根源之所在。这些问题是元代艺术品留给后人的宝贵的文化与艺术财富。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种烙印主要表现在，它的艺术性与装饰性。是时代的特征。即是开陶瓷釉下绘画艺术之先河的时代艺术品，又是使后世（洪武政权）视之为大逆不道的异族文化，它的艺术性与装饰性早在明初就已经遗失，时代特征是后世之迷，只能忘尘莫及。其价值体现在，它所承载的是一个朝代综合艺术文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晶。只能使后世叹为观止。由于考证元青花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泛（如：政治、历史文化、统治制度、地域、植物、民族文化、宗教信仰、艺术、美学、手工业、传世品的特征等）。加之近八十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是在一种理论出现严重错误的认识下展开的研究与鉴定。必定会在认识水平低下的研究者中，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本身就需要做许多的工作。要想正确认识与研究元代青花瓷，就必须转变思想认识。同时需要对现在研究所依据的元代青花瓷理论（波普理论），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从新的再认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人们受认识能力的限制，所以元青花能正确地被统一认识，是一项浩瀚的学术工程。而真正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能揭开历史之谜的本朝艺术品，在当今研究出现如此混乱的状态下被发现与解读，所承受的各方压力可想而知。由于没有被社会媒体发现，承受着社会媒体宣传之苦，而错误的认识却利用特殊职务之便，以及媒体（媒体并不专业，是受伪“专家”、“学者“的误导）这一优势还在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在此只能不得已而为之，用笔解忧吧！
      美学博士波普理论的主要错误犯在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导致一些认识水平低下的研究与追随者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将波普理论视之为正确的理论依据，没有更深更广泛的去研究中国元代历史政治文化与绘画艺术的产生及其根源，使之在此理论下所研究的器物和历史记载与本朝政治文化严重不符，使历史政治文化出现了严重对立的局面，艺术创作来源找不到理论根据。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不可能不知道至正十一年是元代统治时期吧！现在如咸淳七年制的一对完整青花瓶在潘家园出现，那个古董商会如获置宝呢？不要漫骂我们的前辈，他们并没错。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对美学理论的评价是最为准确的，美学是框框学，以点找面，一旦点找错，则整个理论全是人为性认识错误。而国学则是用面证明点。所以说：波普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这个空洞的点就需要很多的辩解推理文章去弥补，越补越自相矛盾。造成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研究出现了如此混乱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也永远形成不了一套完整的复合本朝历史文化的各学科各领域的理论体系。也好，也造就了一些“专家”、“学者”。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夹杂着某些不自律的行为，在国内的文物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危害性极大。某种意义上波普理论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的研究。使国人在这一领域研究步入歧途近八十年之久。如果国内的陶瓷“专家”“学者”能静下心来，认真地去研究历史文字记载与本朝的政治文化，绘画艺术就不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为什么能形成依赖于洋人的空洞理论去进行研究与鉴定？原因之一就是认识低下，之二就是利益驱使。本文认为：美、英、日、学者对元代青花瓷的研究是一种文化入侵，是在篡改与掩盖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与艺术文化的真实性。陶瓷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研究青花瓷艺术的起源与发展，理应由中国人自己应该去做的事，外国“博士”只看事物表面现象的简单认识的理论，是不可能研究与解读中华历史与艺术文化之博大精神的。从根本上说，波普永远无缘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元代官窑青花瓷。因此其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根据，是空洞的。研究元青花的理论在国内，理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历史的文献记载，统治者的统治理念即统治者的思想来源与文化主张，本朝绘画特点的起因以及艺术创作的思想来源。青花瓷就是为当朝统治者服务而产生的艺术品。对于元代官窑青花瓷的研究与鉴定是多领域多学科的，它已大大超出陶瓷领域的研究范畴，是历史文化遗产，它已经涉及到国学领域的研究与定性，现在研究只是认识问题，认识的理论都没有研究清楚，根源都没有找到，鉴定从何谈起，搞鉴定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标准又能从哪里产生呢？从胎釉的颜色？花纹是如何的画法？龙是什么特征？这一切都是简单的感性认识，景德镇的大街小巷都能生产。如此之多、如此地简单认识，元青花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艺术品？近七百年来为什么世人揭不开元代青花瓷的神秘面纱？就是因为它有一段心酸的历史。所以它绝不是陶瓷考古研究与鉴定领域就能简单定性的历史文化，近七百年的历史之谜，为什么在今日出现千村万户犁花开的景象？它是历史上横行于世界的大帝国时期产生创作的艺术品。那里存在“赏赐”？历史上有对元朝统治者朝贡的记载。没有一个出处记录下，元朝统治者“赏赐”瓷器给那个番国与附属国的事例，完全是推测，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不可视其为理论。在此，本文关于特殊理论性的发现与认识不能完全公之于众。近七百年的历史之谜，不是当今社会的信息网络时代，不是社会文化大开放的年代，对其研究是不会有任何发展的。在仿古之风如此猖獗的信息网络时代，请谅解不能完全公之于众！仿古造假与“专家”“学者”所形成的“理论”一条龙配套“服务”，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性是及其严重的，欺骗与诱惑力更强，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收益者是何许人也？损失最为严重的又是谁呢？再次请谅解！我心爱地“元青花”收藏者们。请千万不要再沉睡于人为编造的谎言与睡梦中，尽快地觉醒吧！你们已经是深受其害者，绝不要将你们的痛苦遭遇再遗留给我们的后代。后人会对今世有正确评价的，当事者迷啊！正确的认识只是时间问题。要勇敢地去面对事实，看清元代青花瓷的本来面目，不要心存较幸，更不要惧怕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至少在这一领域不会再去接受“善意”的研究与鉴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那有免费的午餐。
      正文：根据明初学者宋濂（1310——1381年）修献<<元史>>有六百年左右时间的历史记载，已经明白无误的告知后人，元朝建国之初，在浮梁成立了官府机构，研究烧制瓷器，是一种官府行为。从设立的“浮梁瓷局”与“画局”可以看出，就是在为所烧造的瓷胎上进行绘画而成立的“画局”，其中包括对图案的装饰设计和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等。是历史上最早对青花瓷有记载的明初官方资料。说明在单色釉瓷器的釉面下装饰绘画图案是由元代初期开始的。胎土与绘画完美地结合所产生的艺术品，是由“浮梁瓷局”制胎，由“画局”做画共同产生的。是一种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而产生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必定具备时代特征，带有当朝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与政治文化主张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必然的。
      1：浮梁瓷局制胎：研究胎土必须以历史记载为依据，绝不能通过发表几篇演绎的学术文章就轻易的改变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制胎就得从烧制瓷器的胎土入手，关于御土窑，元代设“浮梁瓷局”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瓦解于元末的战乱——农民起义军首领项普瑞军攻克浮梁，占领浮梁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这就是说波普理论的标准器（是至正十一年1351）在元代统治势力范围内生产的，理应是由御土窑的麻仓土烧造的瓷器。据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上记载：“饶洲御土其色白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这里说的御土就是麻仓土。研究陶瓷发展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麻仓土开采在前，高岭土开采在后，这一点文献记载有据可查。而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的成书时间在元代的末期，足以证明麻仓土并没有枯竭。从“窑有尺（音chě）籍，私立者刑”来看，各窑场是用记音符号的方法记录在册的，是一种隶属（即奴隶与统治者）的关系。是否根据制作器物的大小用记音符号来确定还没有发现第二件实物可参考。本文不能下肯定的结论。没有登记在册私立的窑场是要受刑法处理的。所以，根据元代统治时期，管理如此之严格，以及现在除青花瓷之外，单色釉可确定为元代官窑瓷器又有几何？说明元代瓷器的烧造量是很少的，流传于后世者更是少之又少。可断定，麻仓土是不会也不可能枯竭的。因为“烧罢即封”，是有季节性的烧制，是有计划性的烧制。而波普理论下的青花象耳瓶是“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就是不为元代官窑或元代统治时期所生产的主要证据，元代绝对不会存在“官搭民烧”这一现象，官窑都“烧罢即封”，足以证明制瓷业并不会如此的景气，就制瓷业而言，赋税不会很重。各窑场是受官府严格掌空的。“二元配方”与“官搭民烧”之说和历史记载严重不相符合，找不到历史记载的证据，元代所设立的窑场，是由当时社会统治制度决定的。没有历史记载的推测，是杜撰，是演绎。即御土窑的“麻仓土”是元代官窑青花瓷的胎骨，同种名称的器物，它的特殊器型都是后世胎土手工艺制作所达不到的，是后世的胎土所制作不了的器型，其主要原因就是“麻仓土”的特殊性质。真正意义的“麻仓土”想必陶瓷专家也不敢轻易确定，因没有准确纪年的实物可共参考。“麻仓土”是见证元代官窑青花瓷的主要证据。胎土也是揭开历史之谜的唯一证据。现在建立的元代青花瓷胎土的数据库因所依据的理论从根本上出现了人为的认识性错误，所以必须从新认识。对元代官窑青花瓷胎土的错误认识，是现在研究乱源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