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配音大赛真人电影:民国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
北洋军阀二十四位上将
北洋军阀混战年表
二次革命(1913.7.12--9.1)--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
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年12月31日复辟帝制，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
护国运动（护国战争）---1915年底至1916年云南等省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张勋复辟----1917年７月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政变，前后历时共十二天
府院之争-----(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护法军政府-----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为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在广州组织的临时性政府
护法运动（护法战争）----1917-1918年，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直皖战争（1920.7）---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为“非常大总统”
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4.28
江浙战争1924.9.3
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9.15
冯玉祥北京政变（1924.10.23）与驱逐溥仪
浙奉战争1925.10.15
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一次东征1925.2--3第二次东征1925.10--11）---讨伐陈炯明
北伐战争（第一次1926.8.26吴佩孚，第二次1926.11孙传芳）
宁汉合流（1927.9）与宁汉战争（1927.10--11）
二次北伐---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
皇姑屯事件（1928.6.3）与东北易帜（1928.12.29）
军阀混战
民国军阀是指在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但他们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势力并为扩大自己的势力采用各种手段，以军队作为主要政治资本的势力。分为内外两方面原因。
民国军阀是指在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名义上归属“中央政府”领导，但他们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势力并为扩大自己的势力采用各种手段，以军队作为主要政治资本的势力，在其势力强大时即成为当时中国的正式主导政府（即北洋政府）。在实质上依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割据势力。中国共产党认为民国军阀的出现则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表现。主要势力早期为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后期则由中国国民党、桂系军阀、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等取代。
军阀割据时期通常是指自1916年袁世凯之死到1928年东北易帜，共持续了13年的时间（也有说到1930年中原大战为止）。1928年之后，虽然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各路新旧军阀依然对蒋中正政府及其中央军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军事上与政治上的明争暗斗或略有式微却并未停止，这导致了日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统一的国家军政体系始终未能彻底的建立。
军阀的产生
背景
民国军阀的地域性最早来自于清朝末年，其中央军队八旗和绿营战斗力低下，在征讨太平天国等势力时，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比较著名的有湘军和淮军。随着清廷的衰落及日益腐败，地方团练的势力也日趋扩大，已经可以影响到中央的政策决定。民国军阀无不于这些地方团练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清朝末年，由于义和团事件清廷受到严重打击，慈禧太后体认到面对西方势力的冲击诉诸传统武力乃毫无作用，因此开始主导新政执行。其中一环乃新军建立，此新军之核心部队由袁世凯建立，乃日后的北洋六镇。此新军计划原先预定扩展至全国建立36镇约五十万正规军，并成为全国主要武力核心。
新军的计划本身就有极大的问题。由于当时中央为了庚子赔款之财源筹措已经阮囊羞涩，除了北洋六镇之新军之外清廷根本拿不出经费来建设各地新军，因此各地新军之经费筹措基本上是各省自行办理；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减少中央财政负担，但显而立见的负面影响就是这些新军基本上都是地方自筹自招自练，中央根本无法掌握其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注定了各地军阀出现之必然定局。
除了各地自筹之新军以外，位于中央的北洋六镇在忠诚性问题上对于清廷也是极大的隐忧，北洋新军在核心架构上是以袁世凯于小站练兵时所训练的军官做为军队骨干，对于袁世凯的效忠性还比清廷来的大；此点清廷并非不知情，因此袁世凯在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失势，基本上就是为了削弱袁世凯对新军之影响力，不过此作法完全失败，辛亥革命发生时，北洋六镇虽接获清廷的讨伐命令，但是却抗命没有进行任何动作，清廷不得已重新重用袁世凯亦求抵抗革命的力量，这些原来效忠清廷的北洋新军就成了后来的北洋军阀。而地方新军则成为各地军阀之骨干。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推派各省都督进行治理，都督在各省掌握了政经大权之地位，成为了军阀养成之温床。护国战争之后，各地军阀正式成型。
内在原因
袁世凯死后无人有足够力量支配整个中国，加上北洋军内存在明显的派系争斗，各省有实力的人物为保存自己的政治利益纷纷组建军队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经过二千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
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外部原因
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英、法做大成为美日相争（二十一条签订后甚至出现日本独占中国的现象），辛亥革命后各帝国主义没有了在华有力的统治代言人，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使得各国在华利益遭到损失，转而寻求建立地方上的统治代言人，向军阀提供经济、技术上的支持。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利用，形成“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重新洗牌，由日本独占格局转为各国在华权利均等，美国势力上升的现象，这加剧了民国军阀的势力膨胀。帝国主义在华分赃不均直接表现为不同军阀的战争，导致中国内乱不断。
军阀割据时期
北洋军阀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当时，北洋政府是中华民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唯一合法政权，取得北洋政府的领导权意味着可以获得关税收入和外国贷款。因此，三系最重要的争夺目标是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在整个军阀割据时期，北洋政府的控制权经历了从皖系到直系再到奉系的更迭。
1916年至1920年为皖系控制北洋政府的时期。在第一次府院之争中，作为总理的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革命党人）矛盾重重。在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压力下被迫下台，总统职位由冯国璋续任。在之后的第二次府院之争中，段祺瑞与冯国璋在对护法运动和西南军阀的意见上不合，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于1918年10月共同下野，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接任总统一职，而段祺瑞则通过安福国会在背后操纵政权。
1919年12月，冯国璋去世，直系军阀开始由曹锟领导。由于曹锟落选副总统、吴佩孚反对安福国会，直皖矛盾激化。1920年4月，曹锟与奉系等八省军阀结成反皖同盟；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和奉系获胜。战后，安福国会被解散，其主要成员的徐树铮、王揖唐、段芝贵等10人被通缉，皖系势力被严重削弱，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直皖战争后，直系与奉系由于战果分配问题发生摩擦，第一次直奉战争于1922年爆发，张作霖被击败，退出关外，直系取得北京政权。1923年6月，曹锟通过贿选当选总统。1924年，为了反对直系的领导地位，奉系联合皖系残部和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共同讨伐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五十万献金，遂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导致直系溃败。然而，冯玉祥与奉系的合作并未长久。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段祺瑞和孙中山进京，并改编其部为国民军，坐镇北京，与奉系分裂。
1925年，败将吴佩孚发动反奉战争，驱逐苏皖等地的奉系势力。1926年，张作霖联合日本势力挥师南下入关，冯玉祥退出北京至昌平南口防守，奉系占领京城。此时，张作霖与吴佩孚实现了直奉联合，组成“讨赤联军”，将冯玉祥的势力赶至绥远。然而事后，张作霖并未给予吴佩孚好处，北洋政府自此之后一直都被奉系所控制，直到北伐结束。
1926年7月，蒋中正开始北伐战争，吴佩孚被击败，从此一蹶不振。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加入国民革命军。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统一到南京国民政府。军阀割据时期结束。
西南军阀
在南方，桂系、滇系、粤系、和亲孙中山势力围绕着两广地区和广州政府的控制权争斗。
在广西，清朝广西提督陆荣廷借由支持辛亥革命和“桂人治桂”的政策成为了广西都督，之后更通过参与护国战争巩固了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史称旧桂系。护国战争胜利后，黎元洪大总统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但原广东督军龙济光不愿退职。陆荣廷遂派桂军进攻，击败龙济光，广东成为旧桂系的势力范围。由于不满黎元洪被架空和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陆荣廷宣布两广自主。
同时，滇系统帅蔡锷于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不久后去世，唐继尧掌权，坐镇云南和贵州，与川系军阀时有摩擦。1921年，滇系将领顾品珍叛变，滇系分裂为顾品珍部和唐继尧部。
1917年7月护法运动开始。在陆荣廷与唐继尧的支持下，孙中山南下广州，组建军政府和粤军，任大元帅，拥军二万。陆荣廷和唐继尧则任元帅。然而，三人渐生嫌隙。1918年4月，滇系和桂系开始排挤孙中山，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邀西南各省军阀为总裁，致使孙中山被迫于5月下台，后赴上海。之后，桂系想要除掉滇系在广东的影响力，于1918年5月逮捕滇系将领张开儒、枪杀崔文藻。由此，滇系被从广东逐出，陆荣廷的桂系势力达到其权力之顶峰。
1920年，直皖战争在北方爆发，与此同时，桂系发动第一次粤桂战争，派兵攻打亲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和许崇智部，却被击败，退回广西。孙中山遂从上海返回广州，于1921年4月改组军政府为广州国民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就任非常大总统。6月，桂系为夺回对广东的控制权，发动了第二次粤桂战争，却再次败于粤军。二次的战败导致了桂系的分裂，桂系下级军官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混乱中崛起，于1925年击败陆荣廷和沈红英，再次统一广西，成为桂系的新首领，是为新桂系。
另一方面，1922年，孙中山在第二次粤桂战争胜利后，要求陈炯明北伐，陈不从，被免职。然而，在北方，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再次就任大总统，护法运动目的达成，各方要求孙中山卸下其非常大总统一职。陈炯明部下叶举为迫使孙中山下野，出兵围攻广州总统府，孙逃亡，再赴上海，史称六一六事变。
1923年1月，孙中山联合滇系杨希闵部（顾品珍派）、桂系刘震寰部、及倒戈的粤军，共同讨伐陈炯明。2月陈炯被击败，退守东江。孙中山也于2月回到广州，再任大元帅。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中正两次东征陈炯明。此时，滇系唐继尧部支持陈炯明，欲联合新桂系统帅李宗仁，南下进攻广州国民政府。李宗仁不从，唐继尧遂派军入桂，却被桂军击溃，退回云贵，是为滇桂战争。失去援助的陈炯明最后被蒋中正击败，被迫解散军队，退居香港。
北伐开始之后，桂系和滇系均在名义上统一到了蒋中正的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1928年，滇系龙云在二六政变中推翻唐继尧，并打败对手胡若愚后，也于名义上归顺蒋中正，任云南省主席。西南军阀割据时期结束。
民国军阀列表
北洋军阀
皖系：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陈树藩、卢永祥、吴光新
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王占元、陈光远、李纯、萧耀南、蔡成勋、王承斌、齐燮元
奉系：张作霖、张学良、张作相、李景林、韩麟春、姜登选、张宗昌、郭松龄、杨宇霆、孙烈臣、张景惠
晋绥系：阎锡山、傅作义、徐永昌
西北军：冯玉祥、宋哲元、鹿仲麟、刘郁芬、张之江、李鸣钟、孙良诚
其他：赵倜、石友三、孙殿英、韩复渠、
西南军阀
滇系：(前)唐继尧、(后)龙云、卢汉、胡若愚
桂系：(前)陆荣廷、沈鸿英、陈炳琨、莫荣新、(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
粤系：(前)陈炯明、(后)陈济棠
黔系：刘显世、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
湘系：汤芗铭、唐生智、谭延闿、何键、赵恒惕、程潜
川军：刘存厚、熊克武、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川军从未形成统一体系）
西北军阀
陕西：刘镇华、杨虎城、郭坚、党玉琨
新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
马家军：(宁夏)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青海)马麒、马麟、马步芳、马步青、(新疆)马仲英
北洋军阀是怎样冠名的
1914年，袁世凯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师特设“将军府”，遣派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于是年7月18日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建立各种将军名号。1927年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明令裁撤将军府。在将军府13年的历史上，共任命将军衔560余人，冠以将军名号300余种。
将军名号是由“大总统”决定的，都有“武”或“威”字，根据该将军的任职岗位来确定。一般说来，在1917年以前，派往各省的将军冠“武”字，如安徽的倪嗣冲是安武将军，江苏的冯国璋是宣武上将军，浙江的李瑞是兴武将军等。留在京师将军府内的则冠“威”字，如蔡锷是昭威将军，段祺瑞是建威上将军，孙武是义威将军，张凤翎是扬威将军等。但东三省较特殊，奉天的张锡銮是镇安上将军，吉林的孟恩远是镇安左将军，黑龙江的朱庆澜是镇安右将军。
但在1917年之后，军阀们为炫耀自己的身份，都希望冠“威”字，因此从1917年至1927年，冠“武”字将军名号者仅为11人，绝大多数均冠“威”字，即使是派往各省的将军也是如此，如江西的李烈钧是植威将军，广西的陆荣廷是宁威将军，四川的刘存厚是崇威将军等等。
将军名号中的另一个“字”，一般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其中一些字的选用却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有的采用地名中的某个字，像福建省的李厚基，是“建武将军”；江西的李纯，取南昌中的“昌”，为“昌武将军”；四川的胡景伊，取成都的“成”，为“成武将军”等等。有的从该将军的姓名中任选一个字，如洪兆麟是洪威将军，张学良是良威将军，吴佩孚是孚威上将军，王栋是栋威将军，徐鸿宾是鸿威将军，樊德光是德威将军等等。有的则由姓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生发出来，如石绍明称显威将军，“明显”成词；张永成称绩威将军，“成绩”成词；常德盛称典威将军，“盛典”成词等等。
直系军阀
民国军阀中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曾长期控制北京政权代表人物为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等人。
其中曹锟在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其首领。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地盘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2年9月任直隶都督，次年被派南下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攻占南京，其部属驻守长江下游一带。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继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了直系的基本势力。
直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18年8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的职权。次年12月冯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他们一面迎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一面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揭露皖系的媚日卖国行动，赢得了舆论的支持。1920年7月同奉系首领联合发动了直皖战争，在京汉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地打败了皖系军队，与奉系一起控制北京政府。
直皖战争后，直奉之间在地盘和权力的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锐，导致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双方在北京附近开战，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仍采用消灭异己势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先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驱逐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继而策动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出广东。同时向外地伸张势力，派杨森督川，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1923年吴佩孚制造了屠杀京汉工人的“二七”惨案。6月曹锟在京驱逐黎元洪，10月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直系由此而声名狼藉，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兴起，孙中山同奉系和皖系势力的反直系“三角同盟”发挥一定的作用。直系内部四分五裂，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酝酿推倒曹锟统治，并同奉军秘密联结。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逃。11月3日，战争结束。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奉系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政权实际上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控制。
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为抵制奉系控制长江下游，1925年10月和省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发出反奉通电，并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兵进攻上海，沿沪宁路击溃奉军，占领南京、徐州，从此以东南五省首领自居。吴佩孚乘孙传芳反奉机会，到汉口自称苏、浙、鄂、赣、川等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委任萧耀南为鄂军总司令，重新纠集直系势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支援下，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奉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因其首领张作霖系奉天(今辽宁省)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吴俊升﹑张作相﹑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杨宇霆﹑张宗昌、韩麟春、姜登选等。奉系利用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在日本支持下实行地方割据和武力扩张﹐逐步建立了对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统治。日本则取得了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等特权。
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奉系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击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但是由于直奉两系分赃不均，矛盾逐渐加剧，遂于1922年4 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撤回关外﹐宣布“东北自治”。此后﹐张作霖倚重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编练新式军队﹐并在日本支持下建立海﹑空军和兵工厂；并转而联络皖系段祺瑞和国民党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国民政府，组成反对直系的“三角同盟”。1924年 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总统曹锟﹐吴佩孚兵败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热河﹑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份及上海市﹐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1925年11月﹐浙江军阀孙传芳联合闽﹑赣﹑苏﹑皖等省军阀将奉军驱逐出江苏﹑安徽和淞沪地区。奉系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同年11月下旬﹐驻守河北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冯玉祥策动下率部倒戈﹐向奉天省会沈阳推进﹐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将郭军击败，郭兵败被杀。
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11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组织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7年4月﹐奉系当局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
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逼京﹑津﹐张作霖败退出关。由于他未能完全满足日本对满蒙地区的权益要求，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于沈阳近郊的皇姑屯(即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反对﹐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任国民政府委员兼东北边防长官。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至此结束。
皖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等。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他们在日美为控制中国展开争夺的情况下﹐矛盾日益激化。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是参战问题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皖系便煽动十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讨伐﹐在全国人民声援下﹐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直系首领冯国璋虽接任北京政府总统﹐但无实权。北京政府宣布﹕民国法统中断﹐再造共和﹐决定另组国会﹑重议宪法。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与军事进攻的同时﹐他们搜罗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指使地方军阀操纵选举﹐改选议员﹐孤立﹑排挤资产阶级温和派。1918年秋﹐组成以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新国会﹐史称安福国会。皖系又利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任总统﹐压制直系﹐以便实行一系专制。皖系武力统一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也为直系将领所反对。直皖军阀的权力争夺日益加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皖系重要头目被通缉﹐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1924年11月﹐段祺瑞受国民军﹑奉系﹑直系余部推举﹐任“临时执政”﹐但他已不是作为皖系首领执政﹐而只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缓冲人物。
晋系军阀
晋系，民国军阀派系之一，占据山西，20世纪上半叶，晋系军阀集团统治山西38年之久。于其他军阀类似，和当时的北洋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代表人物阎锡山就曾拥戴袁世凯称帝。
代表人物
阎锡山傅作义
参加的主要战役
中原大战抗日战争
桂系军阀
西南地区军阀派系之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军集团。控制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主要人物有陈炳琨。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等。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先后任广西副都督、都督。1913年又兼任民政长，将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打着“桂人治桂”旗号，独揽广西军政大权。 1916年3月乘护国战争之机，宣告广西独立，并向湖南进军。7月派兵入广东，继而任广东督军。次年陆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属谭浩明、陈炳■分别任广西和广东督军。从此操纵两广军政大权，把桂军扩充到五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派军事势力。
1917年7月，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国会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时，陆荣廷等桂系军阀一面利用护法名义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派兵入湖南参加护法战争；一面又与吴佩孚等直系势力暗中谋和，并利用政学会分子等国会议员，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出广东，把持了军政大权。1920年8月驻闽粤军在孙中山号召下，回师广东，到10月下旬，桂军战败退出广东。次年6月，孙中山动员粤、滇、黔、赣各军入桂讨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战，粤滇各军占领南宁和桂林，陆荣廷逃往上海。1922年陆荣廷的旧部林俊廷、韩彩凤等利用陈炯明叛变的时机，以“自治军”的名义，占据广西的城邑和要地。9月陆荣廷回龙州就任北洋政府任命的“广西边防督办”，次年12月又进南宁就任“督理广西军务”，企图恢复旧桂系的统治。但此时桂系内部分裂加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广东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广西人民也掀起了反军阀的斗争。驻在梧州一带的桂军首领李宗仁和黄绍竑，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领导，分别就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和“定桂军总指挥”的职务，通电讨陆，率部于6月占领南宁和左右江各县。不久陆荣廷再次通电下野，逃离广西。次年沈鸿英部也在桂林等地被击溃。至此，以陆荣廷为首领的桂系军阀统治结束。
旧桂军将领刘震寰曾率部参加驱逐陈炯明，留驻广东境内，并把持了一部分军政和税收大权。1925年同滇军首领杨希闵发动推翻广州革命政府的叛乱，6月中旬被广东革命军队消灭。此后，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的桂军长期统治广西，并以这里为据点与蒋介石等争夺统治权，被称为“新桂系”，属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之一。
滇系军阀
西南地区军阀派系之一。以唐继尧为首的滇军集团，占有云南、贵州两省。滇军源于清末新军第十九镇，辛亥革命后转为维护共和的力量，军权为蔡锷、唐继尧等所掌握。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进北京，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兼民政长，逐渐掌握滇军的实力和全省的统治权。护国战争后期，唐继尧大量扩充军队，除统治云南，控制贵州外，并把滇军派入四川，占领地盘，掠夺财富。 1917年 4月至 8月间，曾与川军刘存厚部在成都和资阳、内江等地多次发生争夺战。1917年7月，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国会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唐继尧利用“护法”之名，实行扩张，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自任总司令。12月间同黔军袁祖铭部和川军熊克武部联合，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次年2月所属部队进入成都，再次控制四川。与此同时，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领，亦以“靖国”相号召，唐继尧俨然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使滇系军阀的声威达到了顶点。
1918年滇系军阀、桂系军阀勾结直系军阀，破坏护法军的北伐计划，并改组广州护法军政府，迫孙中山离广东。1921年2月唐继尧因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倒戈，被迫流落香港。次年春，他收买旧部和云南土匪偷袭并击毙顾品珍，回至昆明重掌军政大权。顾品珍所部滇军大部分在张开儒率领下经贵州入广西，后来由杨希闵带领，入广东参加驱逐陈炯明。但他们抢占地盘，截留税收，压榨人民。最后与唐继尧等军阀勾结，企图夺取广州革命政权。1925年6月发动叛乱，被广东革命军队消灭。
唐继尧回云南后标榜“民治”，欺骗群众，出任省长，还组织“民治党”作为自己的工具；又派兵入贵州，进行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并谋求向其他省份扩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企图攻占两广地盘，没有得逞。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不断胜利，1927年2月滇军将领龙云、胡若愚、卢汉发动政变，迫使唐继尧交出政权，解散“民治党”，结束了旧滇系的统治。
黔系军阀
贵州省简称黔，位于桂、湘、川、滇四省包围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于贵州是一个贫瘠、弱小的省份，经济基础薄弱，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夺性两个突出的特点。所谓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所谓掠夺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矛头常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地区。
黔系军阀的鼻祖叫刘显世。刘显世，贵州兴义县人，字如周（如舟），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堂兄刘显潜，字如渊，1865年生，也是黔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以办团练镇压回民起义受到清廷赏识，先后授游击、同知，后又以功擢升知府，赏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盘据兴义的一霸。旧日部下，均为各属大绅，兴义知县遇事非咨请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项，由他一言而决，刘家俨然成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进入贵州，攻陷兴义府城。刘官礼与子刘显世、侄刘显潜乘机扯起团防局大旗，协同清军收复府城，得到清政府嘉奖，刘显世被委为靖边团正营管带。后刘官礼年老多病，刘显世继承了其父的衣钵。刘显世比其父亲更加阴险，有“笑面虎”之称。刘氏父子不仅血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还肆意兼并土地。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刘氏团防局的大门上，上联是：“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办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是：“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这副对联足见兴义人民对刘氏父子的义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巡抚沈瑜庆万分恐慌，急电刘显世速集团防军入省城，协同镇压革命。刘显世即招募队伍，向省城进发。但刘显世尚在途中时，贵州同盟会领袖张百麟（祖籍湖南长沙，生于贵阳）、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贵州安顺人）以及杨昌铭、周培艺、黄泽霖、谭西庚等人，于11月4日逼使沈瑜庆承认贵州独立。各派经会议，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秘书长兼行政总长。
但是，革命党人张百麟等人掌握政权以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反而对立宪派及旧官僚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如将奉沈瑜庆令率部入省城镇压革命的刘显世委为枢密院军事股长要职，同时，又把宪政预备会分子多人引进枢密院，客观上鼓励了他们夺权的欲望。任可澄、刘显世及旧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坏革命秩序、打击革命力量。他们迫使都督杨荩诚率队离省北伐，迫使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离省城到各地巡视。1912年2月初，他们还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权的贵州同盟会首领之一的黄泽霖杀害。当时张百麟巡视各地回来不久，也险遭杀害，不得不逃出贵阳。
革命力量虽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发动政变，全面夺权。经郭重光献策，他们决定派戴戡（贵州贵定人）到云南找云南都督蔡锷，极力诬蔑贵州军政府和革命党人，请蔡锷派兵入黔“代定黔乱”。蔡锷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令率师北伐的唐继尧顺路入黔，解决黔政。唐继尧是滇军的一名中级军官，野心颇大，想趁入黔之机谋取个人的发展。当时，贵州同盟会领袖之一钟昌祚由南京回省路过昆明，得知消息后，即亲见蔡锷，详细介绍黔省两派政争的由来，劝蔡锷不要干涉黔省内政。蔡锷即改令唐继尧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继尧已得到贵州反动势力推其为都督的许诺，向蔡锷报称前队已入黔，势难改道，遂挥师直进贵州。钟昌祚尾追滇军，企图说服唐张尧停止入黔，但在安顺被暗杀。1912年3月初，唐继尧率滇军进入贵阳，武力推翻军政府，自为都督，残酷屠杀和迫害革命党人，贵州政权落入唐继尧及立宪党人、旧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刘显世为军政部长，这样就形成了唐继尧、刘显世对贵州的联合军事统治。为了培养军事人才，唐继尧创办了贵州陆军讲武堂，由滇军将领韩凤楼兼任堂长。讲武堂的队长、大队长均由云南讲武堂毕业生充任，学员则从滇黔军中各部队抽调连长以下军官进行轮训。唐继尧统治贵州后，为把贵州变为他的独立王国，严禁外地进步思想传入，积极扶持地方势力，建立御用组织贵州统一党。贵州统一党的骨干分子是刘显世、任可澄、戴戡、何麟书、郭重光等人。唐继尧以贵州统一党来阻止国民党在贵州省的发展，并为他的统治服务。
1913年11月，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由于贵州省小，袁世凯撤消都督一职而设护军使，由刘显世出任，这样，刘显世便接替唐继尧统治贵州。1914年9月，袁世凯晋升刘显世为陆军中将。1915年，刘显世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刘显世首鼠两端，后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并自任贵州都督。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任命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戴戡调任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贵州省长一职由刘显世兼任。自此，刘显世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军事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形成了以刘显世为首的黔系军阀集团。
由于刘显世兄弟是贵州兴义县人，以刘显世为首的军阀集团称为兴义系，以区别于后来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又由于兴义系中有“旧派”和“新派”之分，所以，以刘显世为首、以刘显治、刘显潜等刘氏兄弟为骨干，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为“四大台柱”的黔系军阀集团称为旧兴义系。熊范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襄办学务，是刘显治的长子刘公亮的岳父，又是刘显世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何麟书是清末贵州立宪派骨干，又是刘显治的次子刘君卓的岳父，曾任贵州政务厅厅长；张协陆于清末在兴义为刘家主办学务，曾任刘显世的财政厅长；郭重光是清末旧官僚、贵州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顾问。这帮人资历较深，思想守旧，行动保守，被称为“旧派”、“元老派”，亦叫“文派”或“刘派”。清末贵州立宪派是“旧派”的主心骨，它的三巨头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无论在省在外都是刘显世政治经济的积极支持者。在中央，刘显世则通过其驻京代表刘显和及贵州籍国会议员蹇念益、陈国祥、姚华等人与北洋军阀及各政党交往；在地方，以刘显潜及其入居要津的子侄辈掌握全省地方游击军，控制老巢黔西南，左右地方各级政权。旧兴义系的主要成员，不是刘氏宗族姻亲，就是门生故旧，它是贵州清末地方团练、立宪派和旧官僚“三合一”的组合体，代表了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旧兴义系对内实行封建军阀统治，对外则依附滇系向外扩张，首先，就是利用护国战争之机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和湖南。
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在讨袁形势的压迫下，不得不宣布贵州独立，加入护国战争的行列。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械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庆。在四川的袁世凯北洋军，以綦江为重心，集中五、六个团，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组成一道弧形防线。2月中下旬，两军在綦江一线展开激战。由于兵微力弱，黔军进取重庆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綦江之战后，黔军退守川黔边境松坎一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湘西成了护国军与袁军的必争之地。护国军制定了由贵州出湘西，欲直捣武汉的战略计划，遂组织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第一、二、三团挺进湘西。袁世凯则调北洋军经湘西欲进夺贵州，攻取云南。1916年2月2日，两军在湖南晃州接火，拉开了湘西之战的序幕。2月间，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攻占黔阳、沅州、麻阳等八座县城。3月间4月初，袁世凯急调大军反攻黔军；收复沅州、麻阳。这时，程潜发动和领导湘西护国军加入护国讨袁行列，二十余县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的桂军亦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袁军被迫收缩战线，未敢深入黔境。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军将领戴戡为贵州省长。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督军则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暂署。罗、戴二人在护国战争期间率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川军刘存厚曾参加护国战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护国战争后，四川大权却落入罗佩金、戴戡这些滇、黔外籍军人手中，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军阀的阴谋手法。果然刘存厚对此安排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罗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17年4月召开了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引起了川军将领刘存厚等的强烈不满。戴戡则煽风点，挑动刘存厚与罗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还与刘存厚暗中约定，若刘存厚驱逐罗佩金后，即把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的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双方以大炮、地雷等攻击，巷战达七昼夜。4月24日，罗佩金战败，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这样，戴戡坐收渔利，一下子手执省长、督军、军务会办三颗大印，令刘显世十分高兴。
按刘戴事先约定，击败罗佩金后，由刘存厚任军务会办。戴戡借口刘存厚在查办期间，拒不交出。刘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职查办，刘戴矛盾加深。张勋复辟，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戴戡闻讯，发出声讨檄文。7月5日，刘戴之战爆发，川军围黔军于成都皇城，双方巷战达十余日。戴戡曾电请滇军罗佩金支援。在滇黔两军攻击下，刘存厚败走。7月17日，戴戡率黔军出成都城乘胜追击。7月21日，行至仁寿县时却遭到川军伏击，戴戡等不幸阵亡。自此，入川黔军瓦解。
入川黔军被逐，戴戡身亡，令刘显世十分伤心，但黔系军阀所处的政治、地理状况决定了它只能继续向外扩张。孙中山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打出了靖国的旗号，组织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刘显世追随唐继尧，加入靖国联军，出任副总司令。黔军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脚之地。黔军的“靖国”，目的不过两点，一是“出师四川，为戴戡复仇”，二是掠夺川省的财富。如1917年8月，黔军就由重庆提取现款二十八万元回省费。其后，黔军又与川军熊克武达成协议，每月取饷款十八万元。黔军主力就是这样，分驻川、湘，寄食于人，由不足建制的六个团扩充到五旅十个团，兵力近二万人。为了发展兴义系势力，1917年8月，刘显世指派刘显潜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由刘桂初出任校长。学校开设以战术、步兵操练、射击、野外实习、精神讲话等课程，采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学员主要来自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其中多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刘显世从此为其旧兴义系不断补充军事骨干。
就在旧兴义系企图进一步巩固其在贵州的统治并继续向外扩张的时候，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事集团——新兴义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华，字电轮，又字果严，贵州兴义人，1888年出生，是刘显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随刘显世以队官身份率团练到贵阳，追随刘显世窃夺贵州辛亥革命果实，协助滇军镇压贵州革命派而步入军界。1914年7月，王文华趁唐继尧回滇之机，重建贵州陆军六个团，利用唐继尧督黔时留下的一批云南讲武堂毕业生领兵，王文华则以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身份统率全军六个团，并兼任黔军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时，王文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东路司令，在湘西与北洋军作战，使他进一步得志于军界。1917年3月，王文华组建贵州陆军第一师，自任师长。贵州陆军第一师的建立，标志着兴义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称“少壮派”、“武派”或“王派”。王文华罗致其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后委为团长。何应钦、王纯祖、朱绍良、谷正伦等还担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及教官。此外，还有附己的卢焘、窦居仁、李雁宾、袁祖铭等人，在王文华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日本士官学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毕业生辅之的年轻军人集团。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与在京的国会议员牟琳、符经甫“二参议”，在省内的李仲公、张步先“两秀才”以及黔军驻沪代表双清等人，成了新兴义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进一步掌握了军权。
新兴义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年轻，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政治。1918年11月，何应钦、谷正伦等在王文华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贵州会，何应钦任主任理事，这是兴义系军阀集团中，以少壮派为领导，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爱国、民主、创新一度是该会思想的主流。兴义系“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终于爆发了“民八事变”和“民九事变”。
1919年，新兴义系与上海华侨振兴实业公司签订了从重庆经贵阳至柳州修筑铁路的条约和借款条约，但未获得贵州省议会的通过，于是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因“渝柳铁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新派从揭露贵州财政厅贪污舞弊着手，向旧派发起进攻。同时，又发动数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索要欠饷和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财政厅长张协陆住宅吵闹。王文华等人还借《勤报》刊出广告，扬言要刊登《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何应钦、谷正伦等还组织暗杀团，专门对付反对借款诸人。11月，政务厅长陈廷策遇刺负伤。张协陆要求辞职未获批准，于12月3日服毒自杀。当时留下遗书六封，劝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双方息争，以地方为重，并劝刘显世引退辞职。接着，省议会议长张彭年逃往上海，其他人物也纷纷避走。这次事件实际是新派向旧派夺权的一次预演。因这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年，故称“民八事变”。
八事变以后，兴义系中的新旧两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时，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的身份率黔军占领四川重庆等地，滇军赵又新、顾品珍等部占据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以及川军各部驱逐入川的滇黔军，爆发了靖川之战（又称川滇黔之战）。8月6日，川军夹击成都，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将滇军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军分三路直攻驻重庆黔军，展开重庆合围战。10月15日，川军刘伯承部率先破城，击毙黔军一旅长，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携带勒索得来的巨款，搭轮东下逃往上海。黔军残部由卢焘代总司令率领，逃往贵州。
王文华因黔军在川战中失利，知道别无出路，决定黔军全部回黔，以“清君侧”名义推翻刘显世政权。10月初，王文华在重庆召集谷正伦、朱绍良、卢焘、胡瑛等高级将领布置行动计划。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参与这次夺权，而避往上海。任命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配合在贵阳的何应钦行动。10月下旬，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11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三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11月13日，刘显世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云南。谷正伦、卢焘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可澄任贵州省长。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九年，故称“民九事变”。
民九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新兴义系军阀集团的首领王文华，如果在民九事变后，王文华能够及时回到贵州，收拾局面，则贵局也不至陷入混乱。但是，王文华在尚未返省时，已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王文华的，是黔军另一将领袁祖铭。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1889年生。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1911年初任兴义县团防局附设将弁学堂教练。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刘显世进省城，任右队队官。1913年后，历任黔军营长、团长，入川黔军纵队长、黔军第二师师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黔军前敌总指挥等。因与王文华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民九事变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旨在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因王文华是新兴义系的首领，袁祖铭与原贵州参议会议长张彭年合谋，于1921年3月16日派人将王文华刺杀于上海。王文华曾于1917年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民九事变后，又被孙中山委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
王文华被刺杀后，黔军内部发生混乱，代总司令卢焘无力控制贵州，王文华所部五旅互相争斗，都想夺取贵州的统治权。袁祖铭见时机已到，于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拨款二十万购买枪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军总指挥部，袁祖铭任总指挥，张彭年任总参议。袁祖铭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调拨给的北洋军组成一个纵队，准备开赴贵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对甚烈，川湘两省不准假道，贵州又无内应，该军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铭只得再等待时机。
这时，在贵州，贵州督军兼黔军总司令卢焘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参与讨伐陆荣廷。卢焘，广西思恩人，壮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云南辛亥起义。1912年随滇军入黔。1914年起，历任黔军营长、团长、旅长、代总司令、总司令。192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伐桂号召，减轻贵州粮饷开支，缓和黔军内部五旅的摩擦，卢焘应谷正伦、胡瑛之请，派其率军入桂。6月，黔军分两路入桂。7月，孙中山任命谷正伦为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为第五路司令，分别向柳州、百色进发。第四路彭汉章、王天培两梯团，会同滇、赣、粤各军攻下柳州。第五路援桂军进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袭击，损失惨重。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援桂军筹商北伐大讲，谷正伦、王天培到会。1922年1月，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为中央直辖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一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谷正伦、王天培、彭汉章、胡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
1922年初，新兴义系内部火拼更趋激烈，黔军参谋长何应钦也因内讧被逐出省。黔军将领王华裔在湘西洪江电请袁祖铭到洪江指挥队伍入黔。袁祖铭已在汉口重组定黔军，自任总指挥，3月5日，袁祖铭赶到洪江。同一天，谷正伦所部参谋长刘其贤、旅长王天培、彭汉章等公开发出通电，欢迎袁祖铭回黔，定黔战争爆发。
定黔战争在贵州东南部、西南和西北部、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东南部是定黔战争的主战场。3月下旬，袁祖铭进驻镇远，发布了《定黔军誓师词》、〈〈定黔军讨逆檄文〉〉等文告，随后会同西北两路攻贵阳。谷正伦因实力所限，退往遵义，卢焘通电退职，避往安顺，职务由张春圃代理。张春圃与孙勤梁、窦居仁等联合抵御定黔军，但因战略上失误，使王天培、彭汉章于4月10日乘虚占领贵阳。张春圃、卢焘、谷正伦在遵义组织行署抵抗，但无从可救，败逃四川。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定黔战争的基本胜利。其后，在西南、西北、东北各战场，定黔军也取得胜利，定黔战争于6月全部结束。
定黔战争的结果，是袁祖铭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新兴义系瓦解。新兴义系的几个重要人物，如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等，都先后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袁祖铭发动定黔战争，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1922年8月，袁祖铭就任贵州省长。但是，贵州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平静，因为滇系军阀这时又在凯觎贵州省。
云南督军唐继尧，于1920年6月宣布废除督军称号，以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出兵四川。8月，滇军在靖川之战中被逐，滇军将领顾品珍班师回滇驱唐，唐继尧被迫于1921年2月通电辞职，出走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扩编所部滇军为“建国军”，自任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此外，唐继尧还组织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流亡云南的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弟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不敌滇军，退入四川，宣布参加“武力统一”四川之战。唐继尧、刘显世联名委任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恢复省长名衔。唐继虞将贵州分为五区、十余分区，设置卫戍司令，进行严密控制，贵州再次沦入滇系军阀的控制。
滇系军阀虽然控制了贵州，但其兵力也受到牵制，难以向外扩张。1924年，唐继尧决定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下台之机，摆脱困境，问鼎中原，向外扩张。为解除后顾之忧，唐继尧与时任川黔边防督办的袁祖铭实行妥协。滇军方面派出与袁、唐双方均有故旧或亲戚关系的毛鸿翔、何麟书、卢焘为代表，于1924年10月开始进行和平交接贵州的谈判。同年12月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驻黔滇军全部由黔入湘、桂，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12月25日，袁祖铭公开通电表示尊戴唐继尧和派彭汉章回黔自治。1925年1月5日，唐继尧通电黔境滇军全部开拔，黔政概归黔人自理。1月23日，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接收军民两政。刘显世恢复贵州省长名义一年多，这时也随之下台，归家隐居。1927年10月病逝。其兄刘显潜，在民九事变后赴云南投靠唐继尧。1922年任滇黔边防督办。1923年任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重返贵州后曾代理贵州省省长。滇军离黔时，任唐继尧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入桂进攻柳州，失败后回黔，后所部被彭汉章缴械，归家隐居，1938年病逝。
1925年1月，彭汉章率黔军进抵贵阳，主持黔政。2月，彭汉章出任贵州全省清乡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彭汉章并非贵州人，而是四川潼川人。1890年出生。1902年在云南入伍当兵，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1912年初随唐继尧入黔。唐继尧返滇后，彭汉章留黔隶属袁祖铭所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6月，支持袁祖铭定黔有功，升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3年3月，随袁祖铭离黔，参加川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黔军第一师师长，后改任第二师师长。1924年1月，被授予将军府志威将军。由于彭汉章出身于滇系，又在黔军中长期任职，所以他接收黔政，对唐继尧和袁祖铭来说，均认为合适。
袁祖铭指派彭汉章率部分黔军回黔主政，而他自己仍率黔军主力参与川战，与川军刘湘部组成川黔联军，合驻重庆。1925年12月，川黔联军在自流井召开善后会议。为争夺四川兵工厂、防区等，刘湘与袁祖铭交恶。当时，刘湘有潘文华、鲜英、李雅材、兰文彬等师、旅，袁祖铭有二师及一警卫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铭返抵重庆，立即下令增调黔军四个团入城，在浮图关、两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一时全市人心惶惶。而这时，刘湘正滞留成都，处理善后会议未完事情。重庆各界深恐战祸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呼吁和平。袁祖铭佯装接受民意，邀刘湘部驻重庆将领潘文华、王陵基、兰文彬等会商，达成协议，城内除留少数军警和警卫部队外，所有川黔军各部均于1月30日移驻城外。1月29日，刘湘部队正移防时，袁祖铭突然策动鲜英、何金鳌部哗变附己，鲜英仅率残部一营突围与兰文彬会合。1月30日，袁祖铭又派兵攻击刘湘部守城卫队，占据刘湘的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川军各驻重庆的机关，收缴川军守卫队枪械，追击已撤退至白市驿等地的兰文彬、鲜英师，将刘湘势力全部遂出重庆。刘湘各部且战且退，分别退至壁山、垫江一带。这事，史称江巴事变（又称渝变）。江巴事变成了其后驱袁之战的导火线。
刘湘势力被遂出重庆之后，刘湘与袁祖铭公开决裂。刘湘自度势单力薄，决定联合在“统一”之战中兵败奔赴汉口投靠吴佩孚的川军将领杨森，共同驱袁。杨森也想趁此机会东山再起，于1926年3月1日返回川东万县，召旧属六部来归，渐达八万余众。4月20日，刘湘部师长兰文彬发出讨袁通电，刘湘、杨森、赖心辉部师、旅长联名通电响应，驱袁之战爆发。5月5日，川军兵上川东、下川东两路，由刘湘、杨森分别统领，夹击重庆，川军另一将领刘文辉亦在川南发起进攻。5月18日，刘、杨联军兵临重庆。面对川军联合进攻，袁祖铭自度无法抵抗，于5月19日、20日将黔军全部退出重庆，移驻南岸。5月21日，川军占领重庆。5月24日，袁祖铭向川军请求，准许黔军于5月25日全部从南岸退出，取道回黔，希望川军五日内不加攻击。川军允许。5月28日，黔军全部退出南岸。6月上旬，黔军全部离川返黔。
当袁祖铭被逐离川返黔时，贵州的军政大权已被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所控制。袁祖铭已无立足之地。周西成，贵州桐梓人，1893年出生。早年加入清军。辛亥革命后，随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之北伐黔军援鄂。1913年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分入黔军，历任哨官、连长、营长等。1922年1月，周西成乘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窦居仁离职赴沪之机，逼走参谋长徐朝光，自称旅长。同年6月，率部入川，任四川讨贼第三混成旅旅长，并加入国民党。1923年11月，周西成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1925年2月，周西成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贵州军务会办兼第二十五军军长。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贵州军务督办兼省长，原省长彭汉章下台。周西成是黔系军阀桐梓系首领，周西成主黔，标志着兴义系的最后结束。
袁祖铭回黔后，已无力与周西成争斗。当时，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袁祖铭亦乘机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被任为左翼军总指挥。但袁祖铭当时仍拥有两个军四个师，号称十万之众，一方面表示愿意靠拢革命政府，支持北伐，另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企图占据湘西，进袭长沙。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其部进攻宜昌、沙市，但袁祖铭借故不行。后查获吴佩孚委任袁祖铭为靖国军总司令并允许他组编十个师的秘密文件。国民政府令唐生智先剿灭袁祖铭，再图北伐。1927年1月，唐生智命令教导师师长周斓，趁农历年关请吃年饭之机，设宴诱杀了袁祖铭。其部属经过两昼夜激战，亦被唐生智消灭。
袁祖铭部将彭汉章，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参加北伐。1927年8月12日，亦在汉口被唐生智枪决。另一部将王天培（贵州天柱人），原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东征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8月在徐州战役后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囚禁，9月2日，被蒋介石秘密处死于杭州。
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当时，贵州桐梓县人周西成任黔军第一旅第十团第二营营长时，就将同乡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升为连长，为桐梓系集团形成打下了基础。随后，他们利用西南军阀之间的矛盾，活跃在贵州、四川等地，抓住同乡和亲戚关系，逐渐发展。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又纠集了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几年时间，周西成由营长升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省长，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桐梓系集团高级文武官员，非桐梓人不用，时人有“无官不桐梓”之说。周西成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他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刘其贤任校长，彭鸿业任教育长，严余春、钟山瑛等任教官，陈仲英、黄集成等任大队长，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对外，周西成联合两广，对抗蒋介石。蒋介石对周西成这股割据势力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但未能达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蒋介石终于找到机会，指使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回黔倒周。
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投黔军袁祖铭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所部被改编为第十六军，后又改为第四十三军，李燊仍任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蒋介石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一个军。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周西在对李燊部不仅不容，而且为了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共赴时难，进行了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了《周李协定》。该协定规定第二十五军和第四十三军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据协定，两军在宜昌组织了联合办事处。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毁。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这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周李之战（也称黔东之战）爆发。周李两军开始在四川酉阳、秀山及黔东之松桃、铜仁带激战，李军战败，又在贵定石门坎遭到周军伏击，李燊负伤，遂向西退入云南，求援于云南军阀龙云。1929年4月，李燊在龙云的支持下，陈兵黔边，伺机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击，自领一路从安顺出发，亲赴前线指挥。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进驻镇宁，见情势危急，亲赴鸡公背督战，不料被李部包围抄袭，在激战中周西成中弹负伤，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率部到达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不久，蒋介石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子。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联合向李燊发起反攻，逼使李燊随滇军退出贵阳，西走云南。李燊将残部交与龙云，只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
李燊退出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蒋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为桐梓系第一继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无可奈何。但毛、王原来就有矛盾，此时矛盾则更为加深。毛光翔虽然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始终若即若离；对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担心他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想夺取王家烈的兵权。蒋介石极力拉拢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占据了黔东南和黔东北。另外，蒋介石又资助王家烈各类新式武器，扩充部队，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增加了几个团。对蒋介石的“关怀”，王家烈也投桃报李，几度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围剿”红军。因他“剿共很有成绩”，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的羽翼丰满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
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当时，毛部不少师、旅长主张对王开战，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权衡利害，也只得遵从母命，交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生于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军当兵，后入桐梓同乡周西成部，连年征战，由排长逐级提升至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大权在握之后，他不禁飘飘然，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尽情享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万淑芬，贵州铜仁县人，是个颇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机会即肆无忌惮地干预政事。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之辈，却喜读兵书，能屡屡给王家烈出谋划策。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其实是出自万氏之手。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万淑芬又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作参谋。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并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饰着一双小脚，外人还不知她是女流。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动。她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她到广东会见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她又到南京访问蒋介石，争取补助；到香港访问胡汉民，分担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承担的任务。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她又在《贵州日报》增设副刊，亲自撰稿提倡礼义廉耻。她还插手军队，很快掌握了八个团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职，其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其兄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旅长蒋德铭、军械处长黄集成都是侗仁人。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淑芬为中心的铜仁人掌权集团。时称这个集团为“铜仁派”。铜仁派从桐梓系骨干分子手中夺去了相当部分权力，致使桐梓系骨干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成了手握步枪和鸦片烟枪的“双枪兵”，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对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
不久，“金克木”的舆论开始流传。“金”代铜，指铜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显然暗示铜仁派将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为不满和恐惧。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将领江国璠策动政变。政变虽然未遂，但一场更大的战争——王犹之战在两个月后即爆发了。
毛光翔被迫让出贵州军政大权给王家烈后，退避遵义，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万淑芬为首的铜仁派不断抢权夺势，使他及其桐梓系将领十分恼怒。这时，黔西的犹国材和黔北的蒋在珍正在策划倒王，于是，毛光翔、犹国材、蒋在珍聚集遵义密谋，拟邀请王家烈前往桐梓参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礼，借机达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词未往。毛、犹、蒋遂以王家烈“背叛长官，破坏团体，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军新系统”等罪名，通电讨王。蒋在珍首先在遵义宣布独立，随即派兵封锁乌江和鸭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坏行政系统，截留赋税，封锁乌江，以下犯上”为由，派简文波、犹禹九两个旅对蒋在珍进行戡乱，并急令驻湘西洪江的参谋长何知重率部回援。蒋在珍战败，退守遵义老城。毛光翔电促犹国材出兵支援。犹国材原先与王家烈的关系还不错，但此时见蒋在珍已成了瓮中之鳖，深恐一旦蒋在珍被歼之后，自身也难积极，故在“奉毛总指挥转中央电令，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贵州内乱，以安地方”的招牌下，于1932年11月5日，由安顺起兵进攻贵阳，王犹战争正式爆发。
犹国材部以强行军及汽车短途接运，快速进至距贵阳三十多里的狗场附近。王家烈没有想到犹国材会反对自己，直到前两天，还接济犹国材部三万元，因此，对犹国材毫无戒备。双方经过激战，王家烈无力对抗，即率残部取道平越、八寨、三合退至榕江。11月24日，犹军进占贵阳。12月5日，毛光翔亦从遵义返回贵阳。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电令犹国材接任第二十五军军长，为此，毛光翔、犹国材、车鸣翼等在贵阳大肆庆贺，并议决组织联军全力进攻榕江，彻底歼灭王家烈势力或迫其就编。接着，犹国材、蒋在珍、车鸣翼联军分兵两路进逼榕江。王家烈亦在榕江整顿部队，与何知重的部队合兵反攻。联军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战失利，被迫回救贵阳。在龙里观音山一仗，联军又遭败绩。王家烈随即全力围攻贵阳。1月17日，王家烈攻破贵阳东门，毛光翔、犹国材等向北败走，王家烈进占贵阳，重新恢复其统治，并派兵分头追击联军残部，双方又混战了一年。1934年1月，王家烈收复铜仁。
王家烈由于连年作战，部队亟需休整，同时，又恐怕犹国材等狗急跳墙，勾结邻省军阀入黔；而犹国材等也多次战败，已无力与王家烈对抗，遂提出划地罢战。王家烈接受犹国材等要求，至此，历时两年多的王犹之战结束。
王犹之战后，毛光翔便隐退赤水，1947年11月在赤水病逝。不过，原属毛光翔的几个师长仍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但王家烈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的防区仅辖黔南十几个县和黔东几个县，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
1934年10月以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单薄，难以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很清楚，因曾与陈济常、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暗中反蒋的密约被蒋介石所获，担心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采取对策，以求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量堵截红军，迫其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而蒋介石，早由余汉谋告密得知王家烈与两广订立密约，蒋介石已视王家烈为眼中钉，这次趁追击红军之机派出薛岳率八个师尾随进入贵州，伺机除去王家烈，夺取贵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侯之担部四个团防守乌江以北，犹国材部两个团防守乌江以南，王家烈指挥所部十五个团担任东路的防御。12月中旬，中央红军取道湘西进入贵州，薛岳率八个师尾随。王家烈觉察到红军的进军意图似不是夺取贵州，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与犹国材率军部转回贵阳，取观望态度。
1935年1月初，红军分路渡过乌江，进逼遵义。侯之担部很快被红军打垮，遵义被红军占领。1月中旬，薛岳部进驻贵阳，接管了贵阳城防。中央军反客为主，连王家烈进出城垣也经盘查。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何成浚到贵阳，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军长两职中选择一职。王家烈迫于无奈，只好表示愿意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职务，派其亲信吴忠信接任，同时，任命王家烈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继续让王家烈为他追剿红军卖力。王家烈在贵阳又难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辉章两师收复遵义作为安身之所。红军为了调动敌人，主动撤离遵义，何、柏两师得以进驻遵义。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师东下的红军，王家烈只好离开贵阳到了遵义。红军回师渡赤水，再入贵州，并于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攻占遵义。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师。28日上午，王家烈、吴奇伟两部反攻遵义，结果被红军击溃。王家烈率残部逃至黔西，遇到滇军将领孙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请孙渡转达给龙云，求龙云暂划出云南几个县作为他安身之所。
当王安烈败逃黔西时，蒋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贵阳，并改编了侯之担师。接着，蒋介石以督师为名飞到了贵阳，决定彻底解决王家烈。当时，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但蒋介石考虑到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尚有二万之众，杀了王家烈，恐会使其部属不服，所以决定采取逼其下台的办法。第一步先以军饷卡他，使他的第二十五军无饷可发；第二步就是煽动第二十五军官兵闹饷，反对王家烈，并用重金收买了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无法维持，嘱咐秘书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召他到贵阳，假作拘留，然后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让他离开贵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飞往汉口，所部被蒋介石改编。至此，桐梓系在贵州的十几年统治宣告结束，同时，黔系军阀的历史亦最后终结。
黔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阀势力，到此虽已终结，但黔军的余脉仍存在一段时期，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黔籍子弟兵在各个战场上，在随时会被其他军事集团并吞的情况下，仍英勇抗战，为国家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仍要书写一笔。
第25军第2师，1935年5月在贵州威宁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第102师。改编后的建制为两旅四团，共9000余人，首任师长柏辉章。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在当时的几个中将级师长里，可算是资历较深的一个。后曾任该师师长的还有贵州六枝人的陈伟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师调往淞沪，参加了淞沪会战，将士英勇抗击日寇，部队伤亡惨重。1938年5月，102师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况同样惨烈，师长柏辉章之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304团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敌发生激战，团长陈蕴瑜阵亡。后国民政府予以表彰，柏宪章追赠上校；陈蕴瑜追赠少将。陈团长阵亡后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李宗仁题词“不以履险而却，不以临危而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壮烈牺牲，足以泣鬼神动天地”。冯玉祥题词“成功成仁”。何应钦题词“毅魄英姿”。此后，102师又参加了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抗战结束前，该师归入粤军薛岳部，真正结束了其身为黔军的历史。柏辉章被任为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当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1946年通过何应钦的关系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1950年1月在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任内率部起义。1952年因镇反丧命。
第25军第1师，1935年5月奉令改编为第103师，首任师长何知重。何知重，字良权，贵州桐梓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军校毕业后服务于黔军，毛光祥主政贵州时任25军军部副官长。王家烈主政后升任25军第1师师长。是逼王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王家烈下台后何知重改投何应钦，所部被改编为103师后出任该师的首任师长。
1937年8月，103师参加了淞沪抗战。部队亦伤亡惨重，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罗熠斌是贵州台江人，在何知重部下征战多年，为何之亲信。在突围至江阴县城以西约十华里的一个公路桥时，遭到日军一个中队的袭击，罗熠斌在率部反击时不幸阵亡。罗是103师在抗战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12月，103师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黄梅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后又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入缅作战。
1938年7月，何知重调任86军军长，103师师长改由何绍周接任。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炮兵科毕业。是何应钦的侄子，参加过淞沪会战。对于这次调职，不难看出，何应钦正逐渐将103师改编为他的嫡系部队，103师从此脱离老黔军的系统。第86军军长何知重在军部被裁撤后调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何知重在脱离王家烈投靠何应钦后，希望在巩固地位后进一步发展，而何应钦也确实将两个黔军改编的师合编为一个军，委任何知重为军长，这着实让何知重高兴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军长的位子未及一年就丢了。而且中央也乘此时将何的实权削去，虚委一个军委会高参的职务给何。因此何知重愤而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建国后何知重被捕入狱，释放后被聘为贵州政协资料室的顾问，攥写过“围剿”红军的回忆。1976年病逝于贵阳。
黔军中原犹国材部被改编为121师，师长先后是吴剑平、牟廷芳、戴之奇和朱敬民。吴剑平，贵州绥阳人，号吴谟。毕业于贵州讲武堂。牟廷芳，贵州绥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又留学日本步兵学校。戴之奇，贵州兴义人，又名子奇。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朱敬民，贵州平坝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121师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役，也涌现了不少抗战英雄，如361团团长霍世才等。霍世才，贵州贞丰人，号敏文，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21师任连长，因功累升至363团副团长，1941年升任为361团团长。不幸在湖南武岗地区遭日机扫射身负重伤，于5月16日伤重而亡。霍世才是121师在抗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死后被追赠为陆军少将。同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刊登了霍世才的英勇事迹。
原25军第3师，改编为新编第8师，师长先后为蒋在珍、陈牧农、马叔明、胡栋成。蒋在珍，贵州桐梓人，号丕绪。贵州讲武堂毕业。军校毕业后从事于军事教育。1926年后担任团长、旅长。1932年王家烈任命蒋为25军第3师师长。1939年1939年12月师长蒋在珍调升93军副军长，军长刘戡以其亲近的补训处长陈牧农接任新8师师长。蒋在珍是第一个被夺取实际军权的老黔军将领，这支黔军也落入刘勘手中。新8师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陕晋战役、晋南战役、长治战役等。1939年，22团团长彭镇璞在晋南战役中牺牲，被追赠陆军少将。
原25军教导师，改编为第140师。原师长为25军副军长侯之担兼任，但很快被刘湘以“勦共不力”为由撤职，但蒋介石将该师拨归薛岳，因而薛岳亲信沈久成任师长。后何应钦趁沈久成调任、安插其姻亲、王文华之弟王文彦继任。此后的师长为宋思一、李棠、毛定松。140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也为抗战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此外，黔军还改编为82师和85师。82师师长先后为罗启疆、欧百川、吴剑平、王伯勋；85师师长先后为谢彬、陈铁、陈弦秋、谷嘉、张际鹏、王连庆、王景渊、谭本良等，两师都参与了抗日战争，在其后的军事活动中或分化或被并吞。
在此，还须提及王家烈以后的去向和归宿。1935年11月，蒋介石让王家烈免试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期间，王家烈曾任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未及两月）、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王家烈退役回遵义闲居，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1949年7月，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委任他以绥靖公署副主任，但王家烈尚未上任，贵阳即告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
北洋军阀二十四位上将
建威上将军段祺瑞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祖父佩公少年时曾与刘铭传贩私盐、因之结识，官至淮军统领。爱其孙，随营伴读。稍长，迭遭变故，祖，父，母皆丧，生计窘迫，绝意科举，投武幕，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以最优毕业，保送德国习军事，返，任威海随营教官，历日清甲午之役。小站练兵，得荫昌保荐，出要职，军中誉为“北洋之虎”。辛亥，率师南讨，暗有反正意，曾馈南帅黎氏以密函，中有：“杯酒话前尘，万马涛声天际涌。登临怀故国，八公山色望中收”之句。不数日，果有逼宫之齐电出，共和遂成。民元后，历陆军部长多要职。袁公去，摄大政，出国务总理。及至丁巳复辟，讨平之。谓之再造共和。此后谋南北统一，文倚安福国会，武编参边二军，声势日隆。不意，曹，吴反，以清君侧，诛小徐为号，发兵来攻，一战而败。隐。其后虽曾东山再起，出执政一职，又为马二，俄狄所煽之暴民，匪dang所诬，迫去职，明心迹。抗战中，全大节，为国府迎于沪上，上亲执以弟子礼。以病薨，年七十有一。宿敌吴氏挽之曰：“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时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镇安上将军张锡銮
张锡銮，字金波，浙江钱塘人。父为四川驻防军官。幼即在军中，习兵事，通战阵。稍长，又取监生。军中皆称其智谋胆略，学识兼备。绰号“快马张”，任通化知县、锦州凤凰厅候补道。曾历日清甲午之役，后以东督锡銮以事去职。复任东边道。兼安东开埠局总办。任满，升署度支司。辛亥，授命西征，定三晋。民元后，因惧东督赵氏仍恋故朝，兼之张，冯二将与张有早年招抚之谊，故调赵入京出清史馆馆闲职，而授张以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徐放湖北将军。洪宪改元，封一等伯，列名将军府，兼参政院参政。越年，主崩臣退，赋闲津门。筑网师园，以风月自娱。民十年，病卒。
定武上将军张勋
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少孤贫。投效广西军，累保至参将。日韩衅启，随毅军防守奉天。袁公练兵小站，充管带。庚子，防剿拳乱，叙功擢副将，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日俄战后，调奉天，节制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武昌变起，与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等筹战守，江浙军合攻江宁，粮援胥绝，乃退屯徐州。人骏、铁良走上海。命勋为摄两江总督，赏轻车都尉。逊位诏下，并请优待皇室，保卫宫廷。民元后，倡丁巳复辟，事败，避入荷兰使馆。旋赴津居，卒，年七十，谥忠武。老友绍英挽曰：“宿望重兼圻，峻节不随风会转；孤忠依故国，大星竟陨海天寒!”
宣武上将军冯国璋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武备学堂毕业，留堂任教习，后投淮军聂士成幕府。曾历甲午之役。小站练兵，因此为人好滔滔不绝，群僚笑其为北洋之狗。辛亥，率师南犯，挥北军猛攻武汉，火烧汉口，既下汉阳，封男爵。欲攻武昌，因袁欲反正，于三小时内连发七通电报召回。改任清廷禁卫军统领，察哈尔都统，反对南北议和。时宗社dang拟遣其回前敌，接段军，提控湖广。事不济。民元后，出掌两江，失忠义，暗阻洪宪事。段势起，明授总统职，暗施调虎离山计，失兵柄，徐去职，卒于北平，年六十。其人言大号空，子孙亦有染，孙巩，出入于倡优之间，俨然伶人矣。你想挑战您的牌技吗?你想边玩边赚钱吗?休闲棋牌,家里的棋牌室,现金退币,让你体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彰武，镇武上将军段芝贵
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后留学日本。返，任北洋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善逢迎，由道员累迁至黑龙江署理巡抚。后以袁故去职。辛亥，随袁复起，民元后，出武卫军总司令，第一军军长，授彰武上将军，署理湖北军务。继与张锡銮对调。授镇武上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上表劝进，洪宪成，封一等公。其后与族弟结皖系，任段政府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皖人呼之小段。直皖战起，临阵失机，大败。去公职，隐。年五十六，卒。
振武，隆武上将军龙济光
龙济光，云南蒙自人，滇南世袭土司，与陆荣廷有姻亲之谊。投广西藩司张鸣岐麾下，张升两广总督，时广东水师提督李淮跋扈，不受张命，因之，龙得援引，官至广东提督，提三千济军入粤，以监水师。辛亥，粤变，李降，张走，时局混沌，龙按兵百粤，初则静观其变，继则遥受北命，期年间，竟出广东巡按使，凛然封疆。然dang人多不忿，欲屠龙，奋战经年，龙终去职，年五十八，卒。
昭武上将军姜桂题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毫州人。少投行伍，僧格林沁卫队官出身。后随左宗棠剿回民，以功加提督衔，隶毅军，授云南临元镇总兵。甲午役，溃走金州，革职留营，观后效。后应袁招入新建陆军，统左翼。历屯泰安，青州、潍县。以功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加尚书衔，调直隶提督兼统武卫左军。辛亥，奉袁命，以毅军换防京师，热河，山海关等各处旗兵，助袁登位。民元后，授热河都统，陆军上将、昭武上将军。其后久掌毅军，洪宪，丁巳皆参与其事，调和于各派之间，然事皆不顺。暮年，出陆军检阅使闲职，年七十九，卒于京。为人极护桑梓，凡亳州商贾无论良莠，即运烟土，但经热河亦庇护之。
德威上将军王士珍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随袁创北洋军，任新军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工兵营统带。与冯，段并称三杰。其人不好张扬，人谓之神龙见首不见尾，故称之“北洋之龙”。历任练兵处军学司止使，又兼第六镇统制、署理陆军部侍郎。辛亥，袁氏起，充陆军大臣。民元后，隐居，受袁邀复出，获陆军上将衔，任陆军总长。袁崩，出段内阁参谋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其后以北洋元老的身分，多次居间调停直、皖、奉各系间的矛盾。年六十九，卒。一说其为暴卒，乃其女孙为张宗昌辱所致。
耀威上将军陆荣廷
陆荣廷，原名陆阿宋，广西武鸣人。家境赤贫，两2岁丧父，五岁丧母，流落街头，以割马草为生。后入三点会，纵横清越边界，专与法人为敌。受招安，以功进广西边防督办，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赐号“提勇巴图鲁”。亡父母亦皆封为“建威将军”，“一品夫人”，然不思报效，却与革dang相通，辛亥，反于西南。继沈秉坤为广西都督，民元后，依违与孙袁之间，坐大于边陲，及至国民政府削藩，方失势，隐居沪上，年七十而卒。
熙威上将军刘冠雄
刘冠雄，字子英，又字资颖，福州人，父为箍桶匠，家贫如洗，投马尾船政学堂，习水师。绩优，官送英国留学，习炮术。返，供职海军，历甲午之役，战后任 “海天”舰管带。平步青云之际，却因舰只触礁获罪，幸袁援手，方得免，遂入袁幕。民元后，出海军总长。洪宪时，封二等公。其后历多届内阁，曾为福建镇抚使，闽粤海疆防御使。晚来隐居津门，年六十七，病卒。
虎威上将军曹锟
曹锟，字仲珊，河北天津人。早年以贩布为生，后入天津武备学堂。随军入朝鲜，历甲午役，战后投袁世凯，升嫡系第三镇统制。辛亥，军移驻京郊南苑，为袁禁卫。民元后，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上书请求改变国体，授虎威上将军，洪宪初，再封一等伯。护国讨袁军兴，率军入川弹压，与护国军战于叙泸间，屡有斩获。及上崩，始退，调直隶督军。丁巳复辟，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破之。段继位，互不容，时方南下汉口，率部入岳州、占长沙、取衡阳。遂与南军通，主七省同盟，讨段，讨奉，皆胜，控北京政府。以贿选手段为总统。二次直奉战起，马二倒戈，被软禁。后获释，于洛阳与吴会，相顾涕泠。晚年寓居天津，日军入，许伪职，不受。年七十六，卒。国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英威上将军李纯
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历任北洋军政司，督练公所教练处提调，陆军第一镇骑兵营管带、标统，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等职。辛亥，所部改编为混成协，随冯国璋南下同革命军作战，旋任第六镇统制。民元后，随冯南下，任江西都督。及冯为段所挟，邀往京师，特调其为江苏督军，驻节金陵。时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并称为直系之“长江三督***。任上治工商主实业，恤民生。然突以四十六岁壮年，暴卒而亡。官档谓其：因忧国忧民而自戕。巷议其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现后，马弁将李纯击毙，莫衷一是。
孚威上将军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传其母有娠时，其父梦前明戚继光，故以佩玉名之。六岁丧父，失教诲，少无赖，染烟瘾，兼以揽讼词，圤卦词为生。后因事亡走他乡。投武卫军，为戈什哈。庚子军溃，，复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习测绘科。业成，入北洋第三镇。辛亥，擢炮兵管带，移驻长辛店。翌年，袁以汤乡铭督湘，命曹部驻岳州互为犄角。汤慕其才，延揽之，为曹所觉，与人云：“与若为他人用，不若吾自用之”。遂连拔数级，出第六旅旅长。至是，赞襄军务，无役不予，战必胜，攻必克。及至，连败皖，奉二师，天下震怖。时方寿于洛阳，有联谓之：“ 牧野鹰扬，百岁勋业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眼见江山唾手，不意冯二阵前倒戈，功亏一篑。其后游历川，辽以诗酒自娱。晚来，居北平，东师入，拟请出山，辞不受。旋暴卒。事闻，上亲临致祭，联曰：“三呼渡河，宗泽壮心原未已。一歌见志，文山正气自常存”。
壮威，襄武上将军王占元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初读私塾，稍长投身卒伍，选送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历任淮军哨官，新建陆军工程营队官，第七营管带，累升至新军第三协协统。辛亥，任北洋第二镇统制。民元后，继任第二师长。率部调湖北，晋壮威上将军，授襄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袁崩，任湖北督军，兼省长，两湖巡阅使。因湖北境内多兵变，加之湘鄂战起，鄂军败北，为吴子玉联合湘军驱逐。匿居天津。办实业，置房产，兴教育。年六十九，病卒，归葬馆陶。
益威上将军田中玉
田中玉，字蕴山，直隶抚宁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曾任北洋第一镇炮队第一标统带、兖州镇总兵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出东三省督练分所总参议。民元后，历任代理山东民政长、曹州镇总兵、兖州镇守使、陆军第五师师长多职。调京任陆军部次长，转年任察哈尔都统。袁崩，归鲁，任山东督军，兼省省长。后去职，于天津寓居。置房产，办恒源祥纱厂。年七十三，卒。
靖武上将军王怀庆
王怀庆，字懋宣，河北宁晋县人，幼即失怙，家道中落，年十八即投军。庚子，王为直隶提督聂士成部下中军，兼带马步卫队。聂士成战死八里台。王于枪林弹雨中，负聂尸回营棺殓，并亲送灵柩至聂原籍安徽合肥安葬。由是聂家感激，而当道者嘉许之，誉之为忠义。其后，聂母专函介绍王投袁麾下，充任陆军第二镇马二标标统。，历多职。辛亥，于直隶省通永镇总兵任上为部下所挟，拟从革命。伪应之，与诸将试马于校场，乘不备，驰去。复引兵还，平之。党人因之衔之，屡谋刺，皆不成。民元后，调为多伦镇守使，屡征蒙古，多有胜绩。返，为北京步军统领兼热河都统，热、察、绥巡阅使。掌控京畿防务几十数年。晚隐于天津，寻卒。兹奇人必有奇病，因其肠病累年，因之军中号其“马桶将军”。
匡武上将军王承斌
王承斌，字孝伯，奉天兴城人。少家贫，投行伍。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业成，隶北洋新军。民元后，供职于直隶陆军第一混成旅，后所部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属曹吴麾下。首次直奉之役，直胜，本拟长驱出关，王以己亦奉省人故，力主和议。和议遂成。因职权事，与吴渐不睦，二次直奉大战，变反于内。直遂败。功成本拟受封，不意张来，旋解职。隐。寻卒。子家禧，善丹青，以作插画显。
宁武上将军齐燮元
齐燮元，字抚万，直隶宁河人。秀才出身，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业成，隶北洋新军。民元后，率部历多战，少有胜绩，然却旅长累迁至陆军第六师师长，江苏督军。北伐后，失权柄。转投东朝，抗战中，出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及日降，被捕，戮于金陵雨花台。
炳武上将军萧耀南
萧耀南，名衍珊，字衡山，湖北黄冈人。相传为南朝萧帝后，祖籍浙江兰陵，故又号萧兰陵。少家贫，中秀才，教馆为生。徐考入湖北将弁学堂，入北京陆军预备大学，业成，调清府中央练兵处任职。供职北洋，与曹，吴相识并结为知交。民元后，长佐军幕，以功进第三师混成旅旅长，随军南下，纵横湖湘，多有功。晋湖北督军。任上内举贤才，外按境边，一时间楚地蔚然成冠盖云集之地。及至吴败，往投之，念故主，遂以权柄付之。越两月，突病卒，世皆疑之，一说其妾唤赵英者，湖北人，美艳无双，人称“湘楚一绝”，实为赤党谍报人员。暗图之。未为可知。
恪威上将军孙传芳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其间入同盟会。返。长期驻防湖北。民元后，率部入闽，任福建军务督理。江浙战争爆发，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皖系卢永祥，占据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并乘机扩军。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于南京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及至北伐军入江西，亲赴九江督战，阻挡北伐军东进，主力被歼后，潜赴天津向张作霖求救，被任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继续组织兵力阻止北伐，率残部渡江反扑，与蒋、桂军在南京龙潭一带激战五天后失败。北返，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冯部作战，败回济南。张作霖被炸，率残部退至冀东滦州一带，由晋军收编。此后，赴沈阳，寄食张学良门下，后在天津为报父仇之施剑翘刺死。
义威上将军张宗昌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幼母祝氏闯关东，广结豪侠。辛亥初，返乡，投民军都督胡瑛麾下，随军至沪上。任光复军团长。后刺陈其美，以作觐见之礼，投袁。数年间依附于各系之间，久不得志。因缘际会，终得鲁督一职。南军北伐，张率直鲁联军南下，战不利，率残部退济南。 及张死，南军日进，恐，欲退关外，小张不允，势迫，弃军走，东渡扶桑。返，于济南火车站为报父仇之郑继成刺死。
曜威上将军李鼎新
李鼎新，字承梅，福建侯官人，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习驾驶。官送出洋。留英，先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旋返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进修炮术。返，调北洋舰队，授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升署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历甲午役，以功补参将。战后，遭奏劾，革职。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奏保，开复原官。辛亥初，署理新设海军部军法司司长。民元后为海军部参事，曾脱离北京政府，入护国军，后继萨镇冰任直系海军总长。直系败，随之去职。年六十九，卒于沪上。
同武上将军阎锡山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幼入私塾，寡言，尚游侠。年十五，入票号，交游渐广，有大志，摘录古圣贤修己治人之名言要语,名“补心录。”庚子,考入武备学堂，留东，入振武学校。结党人，入同盟会军部分支“铁血丈夫团”，续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绩优，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李烈钧，唐继尧等为同窗。归国，升标统。辛亥，武昌变，亦率部反正，以太极八卦旗为军帜，克复太原，破满城。当选山西都督。继与北洋军会战数月，期间转战归绥。南北和议成，乃归。其后主政山西数十年，编练晋军，羽翼渐成，中原战事起，诸藩皆削，唯其独存。抗战中，亦有功。及至己丑，随国府南狩，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薨于台，年七十有七。其善将将，御下以宽，及其离太原，勉诸将以忠义，麾下皆誓死报，群曰：“城存与存，城亡与亡。野战不成守城，守城不成巷战，巷战不成短接，短接不成殉国”。及城破，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方是时，敌焰方炙，各疆吏降者不可数，唯太原，城陷时，无一降者，烈矣。
扬武上将军 冯玉祥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巢湖人。幼家贫，投淮军，于军中读埠外报籍，渐有革命之志，组武学研究会，潜谋反清。辛亥，闻南方变，欲应之，与滦州兵事，任民军参谋，事败，递解回籍，赖其妻刘氏为北洋协统陆建章侄女故，得免。然同志皆死于难，深憾之。遂有日后驱废帝出宫之举，以完诸友遗愿。民元后，自领西军，纵横豫陕，依违于各系之间，叛复无常，人称“倒戈将军”。戊辰，上任之为行政副院长，以羁縻之。稍后，削藩议起，麾下诸将皆归正，势去，历闲职，悠游岁月，及至党国南狩，身在域外，不思共赴国难，反欲归受伪职，然逢海难，卒于域外，岂非天哉？年六十六。其人一生虽称信洋教，自号“基督将军”，然观其行事，俨然犹大云，诚为天下笑。
北洋军阀混战年表
时间
战争
甲方
乙方
胜利
简介
1913
二次革命
国民党孙中山
袁世凯
袁世凯
1915
护国运动
滇系唐继尧,李烈钧,蔡锷
袁世凯
滇系
1917
护法战争
广州国民政府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
1920.07.14
直皖战争
直系吴佩孚，曹锟，
奉系张作霖
皖系段祺瑞
直系
1922.04.28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系吴佩孚
奉系张作霖
直系
吴佩孚绕道张作霖后方，奉系师长临阵倒戈
1924.09.01
江浙战争
直系孙传芳，齐燮元
浙江督办卢永祥
直系
1924.09.15
第二次直奉战争
直系吴佩孚，冯玉祥
奉系张作霖
奉系
冯玉祥倒戈
1925.10.15
浙奉战争
（反奉战争）
直系孙传芳
奉系杨宇霆，张宗昌，国民军冯玉祥
直系
孙传芳占领江苏，湖北，安徽，江西，福建
1926.08.26
北伐战争
直系吴佩孚
国民军
国民军
汀泗桥,贺胜桥,叶挺独立团
1926.11
北伐战争
直系孙传芳
国民军
国民军
1927.10
宁汉战争
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
南京国民政府李宗仁
南京
新桂系胜利，汪精卫，蒋介石，唐生智下野
1928.4
北伐战争
奉系张宗昌
国民军
国民军
张宗昌走大连，孙传芳下野
1930.05.15
中原大战
国民军蒋介石
豫系阎锡山，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
国民军
北洋军阀混战简述
列强卷土重来 一次大战后，美国不能容忍日本独霸中国，设法削弱日本。1921年11月12日，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及远东问题。在英美的干预下，中日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由中国开为商埠，准许外人自由居住、经营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赎金为5340.614万金马克。日本同意放弃“二十一条”中的某些条款。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没有讨论中国提出的取消治外法权等一系列要求。公约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独占，形成了列强共同支配宰割中国的局面。他们在中国各自扶植一派军阀，英、美扶植直系，日本扶植皖系和奉系，由此形成了军阀的局面。
直皖战争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握实权，中国进入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死后，军阀分裂为多个派系，主要有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从1916年到1918年，黎元洪和徐世昌先后担任总统，但段祺瑞控制着北洋军阀政府的实权。段祺瑞使用“武力统一”手段，企图统一全国，但直系吴佩孚对他大为不满，不积极用兵，终使段祺瑞“武力统一”终成泡影。之后，吴佩孚与湘桂粤滇诸系军阀组成对抗皖系的同盟。与此同时，直系的曹锟与奉系张作霖联合，组成了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和东北三省的七省反皖同盟。到1920年4月，已经形成直奉联合、共同抗皖的局面。
1920年7月14日，段祺瑞的皖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和曹锟、吴佩孚的直军发生大战，初战时，皖军全力急攻，直军连连败退，17日后，吴佩孚击溃西路的皖军，19日，东路皖军也溃不成军，24日，直奉两军入京，战争以直系获胜而告结束。战后直奉两系达成分赃协定，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处于直奉联合控制之下。
直奉战争
直皖战争后，直奉矛盾加深。1920年8月，直系吴佩孚通电召开国民大会计划，想借民意打击奉系。1921年12月17日，北洋政府组成了以梁士诒为首的内阁，奉系占有优势地位。梁士诒上台后，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抑制吴佩孚的军饷，更加激化了直奉矛盾。其卖国行径更遭到全国反对，1922年1月，吴佩孚和直系及各省军阀通电声讨梁士诒，导致梁士诒下台。张作霖等到广东向孙中山表示出兵北伐，又因直系内部不和，张即以为时机成熟，于是调兵入关进驻京津。在奉军大兵压境之际，直系内部消除不和，曹锟表示愿意作战，吴佩孚调集大军，到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开战后，双方在长辛店、马厂、固安一带激战。在东线，奉军发动猛攻，直军败退。在西线，双方犬牙交错，混战相攻。5月4日，原属直系冯国璋旧部的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西线奉军迅速溃败。受西线影响，东路奉军斗志全消。 奉军退往关外，然后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
奉系虽败，实力犹存。由于孙中山在南方已开始北伐，矛头直指直系。吴佩孚无法两面作战，于是直奉双方接受英美的停战建议，于6月18日签订停战条约，直奉战争结束。北京政府大权则由直系独揽。
直系的衰落
击败奉系后，曹锟想登上总统宝座，吴佩孚想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第三政府。吴佩孚的策略，是按照民国成立时的临时约法的规定，恢复当初的国会，请黎元洪复位，此称“法统重光”。他以为，如此既可赶走徐世昌，又能使南方政府失去“护法”理由。在吴的授意下，直系将领、旧国会议长议员及社会“名流”等，都表示拥护恢复法统，否认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宣布徐世昌为非法总统，1922年6月，徐世昌辞职，黎元洪入京复职，实权仍由吴佩孚掌握。
此时直系内部发生分化，曹锟、直系诸将、各省军阀以及势力渐大的冯玉祥等人，出于各自的利益，对吴佩孚都生不满之心，形成反吴势力。而吴佩孚依靠英美的军火和贷款，以黄河流域为依托，八方征战，树敌太多。各地军阀为保护自己的地盘与利益，于是掀起“联省自治”运动，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相抗衡。
腐败的政治与武力统一中国
1923年初，曹锟使用各种手段驱黎下台，以越俎代庖。6月13日，黎元洪被迫出走，“逼宫”成功后，曹锟以40万元收买国会议长，以每张选票5000－10000元的高价贿买了500多个议员，然后通过国会“当选”为总统，被人们称为“贿选总统”，参加贿选的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
在直系独掌北京政权的两年半间，它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吴佩孚实行“武力统一”，使全国各地战乱不止，曹锟逼宫、贿选，更遭全国谴责。曹锟上台后，为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作出种种残民媚外之举，奴颜婢膝，丧权辱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停滞衰落，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工人大量失业，农民纷纷破产，其他各阶层人民生活也愈来愈艰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一旦获得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组织和坚强领导，就必然会形成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高潮。
二次革命(1913.7.12--9.1)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3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於1913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一场战争﹐又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产生了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北洋系军政集团领袖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正式国会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厉行独裁的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执政﹐派人收买凶手﹐於3月20日晚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宋教仁。革命党人迅速协助租界当局捕获凶手﹐宋案真相大白﹐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动员起兵讨袁。但由於实力不足﹐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黄兴迟疑不决﹐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的革命动员受到挫折。4月﹐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达成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见善後借款)﹐获得了战争经费﹐遂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5月初﹐北洋第六师﹑第二师在湖北都督﹑副总统黎元洪支持下相继入鄂﹐统制湖北地面﹐并监视江西。6月﹐袁世凯又下令罢免坚决反袁的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三督相继被迫下野。
孙中山面对革命党人不战而走的屈辱处境﹐愤懑万分﹐决心冒险起兵。在孙中山的动员下﹐李烈钧於 7月8日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於12日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随後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也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但是﹐讨袁军仓促上阵﹐孤立无援﹐连国民党的多数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因此﹐这场革命很快就遭到挫败。在江西战线﹐北洋第一军於7月25日占领湖口﹐8月18日占领南昌。在江苏战线﹐讨袁军於7月16日至22日间在徐州地区与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所部会战失利﹐直退南京。上海讨袁军进攻北洋军驻守的制造局屡攻不克。其馀各省动员起兵迟缓﹐湘﹑粤﹑闽北援之师迟迟不发。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久﹐南京第八师等部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起讨袁的大旗﹐於8月11日宣布恢复独立﹐士兵们义愤填膺﹐人自为战﹐与重兵云集的北洋军展开了顽犟的血战。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亡日本。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战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继承了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不畏犟权﹐英勇奋战。它的失败也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软弱性。
对于二次革命，亦有意见认为，在当时凶手已经抓到、凶手与国务院有关官员的来往电信也已搜获并已公诸报端、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的传票已经发出、中国正出现空前的司法独立时，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从而为袁世凯制造了口实，并以
此为契机彻底摆脱了国会的牵制。有批评认为，孙中山选择使用武力，而不尝试采用政治、法律方法，诉诸公民理性的方式对抗，是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了错误的轨道。再者，宋教仁案是否为袁世凯所指使也有争议。因为袁世凯军阀出身，不可能去通过一个退伍老兵来下手。
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5年12约31日，袁世凯下令复辟帝制，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
1913年初，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声称“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 6月，通令恢复学校祀孔。
1914年9月28日，袁率百官到孔庙祭孔；12月23日到天坛祭天，穿古衣冠，行大拜礼。祀孔祭天是袁复辟帝制的预演。德、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也支持袁称帝。为了恢复君主国体，袁一手操纵的参政院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各省在军政长官监督下加紧选出“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上书袁“劝进”。12日，袁发布命令，承受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袁下令翌年（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1月1日即皇帝位。由于云南、贵州等省发动护国战争，纷纷讨袁，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
护国运动（护国战争）
----1915年底至1916年云南等省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护国战争（1915年—1916年）是发生在中国近代的内战，起因是袁世凯在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
护国运动背景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被辛亥革命所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孙中山领导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不满100天，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夺取。在窃取了中央政权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对外卖国，对内独裁。令中国人民发指的是，1915年12月12日竟然宣布复辟封建帝制。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15年底至1916年云南等省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
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解散国会，图谋复辟帝制。为取得日本政府对复辟的支持，1915年5月与其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8月,指使其亲信、幕僚成立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的"筹安会"。12月12日申令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旋下令改次年为洪宪元年。
护国运动发起
在袁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梁启超的进步党等组织曾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因此，护国运动又称“云南起义”。蔡锷、李烈钧分任第1、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军总司令。计划第1军攻川，第2军入桂、粤，第3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起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攻滇，企图一举歼灭云南护国军。第1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6、第3、第20师各一部及部分混成旅,由湘西经贵州从东面攻入云南，第2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7师和第3、第6、第8师各一部，与驻川北洋军和川军会合由北面进攻云南。曹锟任第1、第2路总司令。第3路为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云南查办使龙觐光部由粤经桂入滇，袭扰护国军后方。
云南通电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乃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唐、蔡、李并在各界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独立的意义，会后高呼口号，有“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中华民国万岁。”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12月25日通电全文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迁延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车乐。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有。印。”
云南宣布独立
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于是云南起义，拥护共和的伟大圣战正式揭幕。
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当时讨论组织都督府时，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又推举一位总司令，那时候黎元洪是都督，黄兴是总司令。而云南护国军政府蔡、唐二公则互相推让，最后由于蔡锷的坚持，终于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谷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派张子贞为参谋厅长。派庾恩旸为军政厅长。派陈廷策为民政厅长。派丁光冠为司法厅长。派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
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致格。
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北洋政府反应
褫免唐、蔡官爵
自12月25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的忿怒到了极点，他亦了解云南地理环境特殊，自己称帝后众叛亲离，这次用兵一定不似二次革命时那么容易对付。但他又必需用强硬手段对付，因此于12月29日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原令如下：
“（前略）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并派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表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申令各省
5年1月5日袁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分了家。蔡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软硬兼使
袁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是李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特别赏赐李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是蔡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蔡为湖南都督。袁想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
四川之役
1916年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7日，向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发起进攻。次日,占领四川高县西北之横江。19日,向叙府(今宜宾)西南之安边进攻。第1支队在正面实施佯动，第2支队利用夜暗迂回至安边侧翼，突然发起攻击，伍部向叙府溃逃。护国军乘胜追击，21日占领叙府。嗣后，袁军分四路反攻叙府，均被击退。
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一路由黔军第1团至第3团合编为护国军东路支队，王文华任司令，进击湘西。一路由第5、第6团和戴戡所率滇军合编为滇黔联军右翼军，戴任总司令，向四川綦江、重庆一带进攻。2月13日,戴部抵川黔边境松坎(属贵州桐梓)。14日，向川军第1师等部发动进攻，至18日，连克綦江以南之东溪、马口垭等地。下旬，袁军陆续增兵向戴部反攻，戴部相继退守东溪、松坎，与敌对峙。
蔡锷所部赵又新梯团一部与已起义川军刘存厚第2师，于2月初联合向四川泸州发起攻击，一度占领泸州外围蓝田坝、月亮岩等要点。北洋军陆续抵泸后，护国军寡不敌众，退守纳溪等地待援。23日，蔡锷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采用两翼包围、正面突破战术，以攻势防御消灭袁军。28日开始反击，战至3月6日，袁军伤亡惨重，护国军亦因弹药不济，人员疲惫，分路撤出纳溪至叙蓬溪(今护国镇)一带有利地形休整。15日，蔡锷乘袁军官兵厌战，物资补给极其困难之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分三路反攻纳溪。17日，担任主攻的右翼赵又新梯团从纳溪以东之白节滩发起进攻；中路顾品珍梯团在正面牵制敌军；左翼刘存厚部攻占江安，保障主力侧翼安全。19日，护国军全线突破袁军前沿阵地，歼敌一部。至3月底，陆续收回失地。袁军伤亡甚众，无力继续作战。
湘西之战
王文华率护国黔军于1916年1月下旬进抵黔湘边境后，立即分路向湘西袁军进攻。第1团于2月2日晚乘湖南晃州(今老晃)城中袁军欢度旧年除夕之机发起攻击，袁军不备，次日败逃蜈蚣关(距晃州东约15公里)。黔军进占晃州。4日，攻克蜈蚣关，歼袁军第5混成旅和镇远道守备部队各一部。第3团于2月5日克黔阳。其间，第2团攻占麻阳城外围部分据点，曾两次攻城未果。13日，第1、第3团联合向沅州(今芷江)发起攻击，袁军弃城逃走。14日，黔军占沅州。王即以第1团一部兵力支援第2团再攻麻阳城，16日攻克该地。至2月下旬,护国黔军连克洪江、靖县、通道、绥宁等地，击溃袁军约3个混成团兵力。3月中旬，袁军向麻阳、黔阳等地发动反攻。护国黔军顽强抗击，牵制湘西袁军向主要方向四川转移兵力。
滇桂边之战
李烈钧部于1916年2月20日由昆明向广西开进。3月初，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富宁地区与龙觐光部展开激战。第2军张开儒梯团于富宁东面之皈朝地区击退龙军第1路司令李文富部多次进攻，双方成僵持状态。第2军方声涛梯团与龙军第2路司令黄恩锡部在广南地区激战数日，将黄部击退。15日，宁武将军陆荣廷通电宣布广西独立。云南护国军趁势向龙军发动反攻。与此同时，由云南前出广西截击龙军的第3军赵钟奇梯团进抵西隆(今广西隆林),与方声涛梯团夹击黄恩锡部。黄部战败，残部向滇南逃窜。由第3军一部改编的挺进军黄毓成部，此时亦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桂军包围龙觐光指挥部,并将其全部缴械。李文富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窜至滇南的龙军第3路龙体乾土匪武装和黄恩锡残部,遭第3军刘祖武等部阻击，部分被歼,部分逃离滇境。
护国运动胜利
袁世凯三路攻滇计划失败，加上在广东、山东等地袁军亦遭到打击，外交上又连受挫折，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位。为彻底推翻袁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军务院。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益陷窘境，6月6日病死。
蔡锷等护国军将领依靠人民支持和部队旺盛士气，适时变更部署，持重待机，重视瓦解敌军，并采用佯动、袭击、割裂等手段，使护国战争赢得胜利，推翻了洪宪帝制。但代之而起的仍是直、皖、奉北洋集团的军阀统治。
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打倒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制止封建帝制死灰复燃，再造了共和，挽救了国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它的功绩永载史册。1916年12月，国会决定，以每年12月25日为护国运动纪念日。
战前分析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癸丑（民国2年）第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
唐继尧在蔡锷抵达云南后召集军事会议时，曾分析整个战略形势，他说：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 ，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
（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
（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
（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
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军饷问题
话说，蔡锷出了帝都一路西行，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于达到云南，这边一票老兄弟们早就准备好了，只等他回来斩鸡头烧黄纸，大家一起打丫的袁大头，抢了金银好过年。
这时候的护国军，钱袋子里是真没几个铜子了。以前云南就是个吃中央救济粮的穷地方，从晚清到民国，每年要靠中央每年补助八十万元。现在蔡锷回来可好，袁大总统脸一翻断了奶，手里就剩下几个大佬卖房子卖地弄来的四十万元，不赶忙忙誓师北上，到四川抢丫的，过两天连房子都没得卖，难道要两万多滇军弟兄喝西北风么？
血酒喝过，蔡锷带着他的主力部队匆匆忙忙向北，开进了四川境内。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里有一段颇为煽情的记载：
“此路虽然声势浩大，但人马却少得可怜（李烈钧那路就更是说不得了--他手里的人马还是这路挑剩下的），对外号称是一路军，实际不过五千来人，更要命的是，该路所携弹药不敷一月之用，军饷亦不足两月……”
就是这不足两月的军饷，里面还充了大量的“滇土”，也就是鸦片，这玩意的价值等同于大洋黄鱼，比什么滇元好用多了，走到哪里都能消费。
即使这样，在这场三个星期的微型战斗中，蔡老大的第一军还曾因为缺饷而发生哗变，闹事的小弟们险些将蔡老大所在的堂口冲散：
“3月5日军事严重受挫，蔡锷致电其它将领：'刘部弹乏饷竭，战斗意志尤为腐窳，不堪用之战线，前夕八时，即由阵地抢先溃退，势如潮水，途经司令部，经弟吓以短枪，复反奔，闻其出东门后，仍鸟兽散……饷宜多方为谋，或希密商滇省，能否海外协款，酌筹若干，惠济本军。'（注：《蔡锷为刘存厚等部饷弹两缺战斗意志不振应设法解决致李梓畅董干臣电》，载《护国运动》，第212页。）”
这样的经济状况，这样的一支部队拉出去作战，也难怪历史上护国军与北洋军仅仅在泸州等几个地方彼此拉锯鏖战，不是蔡锷不想大打，实在是真没钱，仗打到这个时候如果还能撑下去，那蔡锷就不是蔡锷，而是比尔盖茨了。
作战方式
滇军
有人或许说，前面都列举了，蔡锷的护国军穷到快要当裤子地步，怎么会奢侈到这种地步，拿大炮与北洋军对轰？实话实说，若论护国军家底，还真有这个实力：“光绪末年，云贵总督锡良就向德国订购了管退山炮五十四门，每门附弹一千发；马克沁机枪四十九挺；新式五子步枪一万多支，每支附弹一千发；十响手枪一千多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
加上清末云南长官一向注意储备武器，此时滇军账面上的枪弹倒是足以支应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问题是，第一，这些数字是账面的，至于库房里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准，第二，以云南和四川的道路状况，要运送足够两万人打一场中等规模战争的军械弹药，需要征发多少民夫来运送？
距离泸州如此之近的滇军尚且如此，从外省千里迢迢进入四川作战的北洋军又能好到哪里？大家过来四川一趟不容易，身上还背了枪弹，要爷爷多背？做梦吧。
再有，此时的北洋军的诸位大爷作战风格，那是枪口朝天，放完子弹就撒丫子开撤，有时候子弹没打完也跑，如果不能跑，就用排枪把敌人吓唬走，然后大家隔着几百米大眼瞪小眼，美其名曰：对峙。
就这样的打法，别说美国战争大片，怕是连美国西部大片的水准都没有，更不要指望什么炮弹横飞机枪喷吐火舌的场面了。
北洋军
按说北洋军战斗力何止如此，但谁让此时的北洋玩扩招，人数好像吹气似的增加，战斗力么，也就吹气似的下降。可是，这一次在四川，北洋军上下玩的更过分。
比如伍祥桢的第四混成旅，开战前就推三阻四，与蔡锷那帮叫花子兵稍微一碰，就来个卷帘大散，跑的那叫一个干净。跑下来的这些兵大半被一个叫做冯玉祥的给收容了，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叫做鹿钟麟的营副，几年以后，就是这个家伙把小皇帝溥仪从紫禁城撵了出来。
别以为冯玉祥肯收容败兵就能打，这位冯旅长玩的只比伍祥桢更大：
“他一上阵，便寻机会与蔡锷私通文书，此后该旅官兵在战场上一概敷衍了事：挖战壕不足一尺深，开枪朝天放，还把宝贵的炮弹整箱地往山沟里倒。撤退时该旅炮兵营长宋子扬（士官七期炮科）更露骨，居然托词道路泥泞，明令部下扔掉大炮……”（《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
冯玉祥如此，那么同为旅长，还是曹锟心腹的吴佩孚也干得很出格：
“袁称帝期间，入川镇压护国军，再获嘉奖，被擢为师长。他因‘深知袁氏躬行非义，必无善果’，劝曹锟一面与袁虚与委蛇，一面与反袁势力暗通款曲，以待时局之变。”（《中国男》，作者余世存）
北洋中下层军官通敌至此，护国军就是爬也爬到了泸州，然后双方在前线的“鏖战”，护国军没有力量吃掉北洋军，北洋军压根不想打垮护国军，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基本属于演戏的范畴，唯一一个肯真打的就只有北洋第七师的张敬尧，可惜，这位爷让身边的同僚们卖的一干二净，被撵进了泸州城，没能改变这场战争。
护国军本就没太强实力，以战争强弱而论，实力强他们太多的北洋军才应该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可是，北洋军确实成了主角，很好的控制着护国战争的节奏，只可惜，这种主角负面感觉更多些，战场的种种行径让人捧腹，说他们是主角，实在玷污了主角这个词汇。
各方反应
护国战争从刚一开打，老袁就拿出了全狮搏兔的架势，仅仅为了对付四川战场的蔡锷万余人，就压上四万大军，其他各个方向更是大兵云集。按照老袁的盘算，能干净利落的将蔡锷等人干掉，打个样给全国人民看看，更是给别的社团老大们看看：蔡锷这个有枪有兵的老大都被我带人灭了，你们都给老子闭嘴吧，老老实实听中央的。
只可惜，从战争一开始，本来手下哼哈二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就因反对他称帝被晾起来，现在前线这些大大小小的倒戈将军又给他添堵。
手最黑的是广西陆荣廷，连自己儿女亲家都给下黑手，白得了老袁一万人枪，然后立刻宣布广西独立。
而最可气的是张勋，不仅拒绝了出兵的命令，更提出“四个不忍”，话里话外的意思：中国要皇帝的有现成的，老子何必效忠你这个后冒出来的。
试想，被手下这群二五仔包围着，再牛的老大也好过不了，更何况，时间到了1916年4月，广东和浙江宣布独立，加上以前的贵州、广西独立，岭南各堂口已经不听老大招呼。
最要命的，四川前线本来半死不活的战斗终于出现改变，5月四川湖南两个堂口看着好像南风压倒了北风，立马宣布独立，这下可好了，还说讨伐呢，等着护国军打上门吧。
接着，张勋冯国璋这些坐镇外藩的大哥们一个个凑到了南京，私下里开会反对袁老大，这些人可不是那些每天只能喷喷唾沫星子的政客，都是实打实握着枪把子，他们要反水，老袁已经感觉脖子被勒上绳子。
眼见着要出现清末全国十几个省独立的状况，恐怕下一步就是身边那个谁出来逼宫，老袁又气又恨，也不得不宣布退位。
综上所述，搞掉老大的只能，也必须是社团内部的诸位大佬，至于起事的蔡锷，不过是在四川境内打了几个月仗，然后将大把的烟土沿途贩卖过去，导致“滇省大宗鸦片充斥各地”。
组织机构
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第一：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第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第三：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在唐来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唐的长官，唐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都督；可是蔡推唐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两位贤者的谦让，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佳话。最后，蔡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言下。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
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和蔡是并坐主席位子，唐为了尊礼蔡，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并肩。会议中决定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西；
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出武汉。
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一）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二）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三）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可是组织大纲上并无统属之规定。
护国将佐
云南护国都督府和护国将佐名单如下：
职别姓名别号籍贯党籍备注
军都督唐继尧蓂赓云南会泽同盟会
左参赞转任统兵官戴戡循若贵州进步党
右参赞任可澄志清贵州进步党
政务厅厅长陈廷策幼稚苏贵州进步党
财政厅厅长籍忠寅亮侪山东进步党
参谋厅厅长张子贞青圃云南国民党
军务厅厅长庚恩旸泽圃云南墨江国民党
秘书厅厅长由龙云夔举云南姚安国民党
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松坡湖南邵阳进步党
总参谋长罗佩金蓉轩云南澄江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晓岚山东国民党
第一支队长邓泰中和卿云南同盟会
第二支队长杨蓁映波云南国民党
第二梯团长赵又新凤喈云南顺宁国民党
第三支队长董鸿勋干丞云南国民党
第四支队长何海清镜寰湖南无党籍
第三梯团长顾品珍小斋云南昆明国民党
第五支队长禄国藩介卿云南同盟会
第六支队长朱德玉阶四川原国民党后共产党
第四梯团长戴戡循若贵州进步党后改为右翼总司令
第七支队长熊其勋克臣贵州无党籍
第八支队长王文华电轮贵州国民党
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协和江西武宁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张开儒藻林云南文山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钱开甲鼎三云南未详
第二支队长盛荣超湖南未详
第二梯团长方声涛韵松福建同盟会
第三支队长黄永社未详同盟会
第四支队长马为麟子祥山西未详
第三梯团长何国钧干臣云南宜良同盟会
第五支队长林开武未详
第六支队长王锡吉未详
兼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蓂赓云南会泽同盟会
第一梯团长赵钟奇毓衡云南凤仪同盟会
第一支队长华封歌咏三云南呈贡未详
第二支队长李植生云南同盟会
第二梯团长韩凤楼五峰河南未详
第三支队长吴传声岁鸾贵州
第四支队长彭文治公武云南未详
第三梯团长黄毓成斐章云南同盟会后改挺进军司令
第五支队长杨杰耿光云南大理国民党后改纵队司令
第六支队长叶成林云南未详后改纵队司令
第四梯团长刘祖武继之云南文山同盟会
第七支队长杨体震云南未详
第八支队长李友勋麟书四川国民党
第五梯团长庚恩旸泽圃云南墨江同盟会
第九支队长唐继虞夔赓云南会泽国民党
第十支队长赵世铭鼎臣云南未详
第六梯团长叶荃湘石云南同盟会
第十一支队长马骢伯安云南未详
第十二支队长邓埙小池云南无党籍
挺进军总司令黄毓成斐章云南同盟会
第一纵队司令杨杰耿光云南大理国民党
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云南未详
注：一梯团约合一旅，一支队约合一团。
军队编制
洪宪帝制以前，云南军队因袁世凯实行削弱南方兵力计划，极力缩减云南军费。早在民国3年的云南军费是32万余元，民国4年就减为24万余元，减少了四分之一，由于军费减少，自然不能多编部队，所以当时现役兵只有陆军两师和一个混成旅，一队宪兵和十余个独立步兵连，一个独立步兵营，93个警卫队而已。云南举义讨袁，出师计划中，第一军要编三个梯团出四川。第二军编两个梯团出广西入广东。第三军编一个梯团及先遣一纵队出贵州会师湖南，别一支队扎武定，远图成都，另编挺进一军由贵州直趋辰、沅、常德，出没武汉、荆、襄。这一来，云南的精锐现役部队大部分都已抽调。无论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补充，唐继尧及委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义勇4000余人，派马文促为游击统领，黄文忠为游击队统带，并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增编新军20团（原有八团），警卫团四团（原有二团），骑兵、炮兵各一团。
新编各团团长是：
禄国藩为第九团长、朱德为十团长、盛荣超为十一团长、杨体震为十二团长、李修家兼十三团长、黄永社为十四团长、李植生为十五团长、刘法坤兼十六团长、马为麟为十七团长、马骢为十八团长、缪嘉寿为十九团长、马轸为二十团长、马梁为二十一团长、邓埙为二十二团长、林桂清为二十三团长、徐振海为二十四团长、方声涛兼二十五团长、钱开甲为二十六团长、段廷佐为二十七团长、周宗濂为二十八团长、陈维庚为警卫第二团长、叶荃兼领警卫第四团长、廖鼎高为骑兵团长、李朝阳为炮团长。各团先后成立，日夜勤加训练，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较起义前的兵力增多了二倍。
筹饷办法
军队扩充了，还有饷械问题，云南本是靠协饷的省份，现在军费既要自己负担，又要扩充军队，因此筹饷购械是一个重要工作，筹饷办法如下：
（一）向各机关提借存款，计铁路局十五万元，水利局十四万元，垦殖局二万余元，电报局一万元，造币厂五万元，制革厂三万元，织绒厂十五万元，商号借款五万余元，救国储金五千余元，借用河口商款十二万余元。共计七十二万余元。
（二）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所有款项移助军费，计月共三万余元。
（三）举义前中央由盐款月拨协款十二万五千元，举义后商准稽核分所尽数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银一百六十七万余元。月有长短，以九个月计，每月合十八万余元。
（四）设立筹饷局劝导各县殷实绅民，捐资济饷，规定额数，大县万五千元以上，中县万元以上，小县五千元以上，计全省大县十三县，合十九万五千元。中县二十四县，合二十四万元。小县五十九县，合二十九万五千元。共计全省额定七十三万。综计收获实数二十九万六千余元。又由省会劝捐，共收获银四万零二百余元。未收银三万一千余元。又各厘局行政委员分治员，亦劝捐报缴，共收获银一万五千余元。以上总共收获三十五万一千余元。
（五）派古道、赵伸、吕志伊、龚振鹏、寸如东、郿煜煌、张南生等，前往南洋一带及香港、越南、缅甸各处劝募华侨捐助军饷计各地华侨先后汇到香港富记共收获银十万六千余元，上海共收获银一万元，军需局共收获银一万二千余元。三处共收获实数一十二万八千余元。
（六）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分发第一军携入四川一百万元，第二军八万元，第三军第一梯团二万元，挺进军十万元。由各总司令负责，均作军用纸币；其余八十万元，均作本省军饷，陆续支发完毕。
（七）颁布护国公债条例，发行护国公债一千万元。后因故停止发行。
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并向法国买了一万四千枝步枪。
求捐两电
唐、蔡、李三位起义领袖并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
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
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历史意义
护国战争是近代由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云南，不仅是讨袁护国首义之省，而且云南各族人民为护国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粉碎了封建帝制的延续阴谋，恢复了共和制。但是，护国运动并未最终推翻北洋军阀统治，革命任务仍旧未彻底完成。
护国战争的结果，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护国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但是护国战争的胜利果实终于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张勋复辟
--1917年７月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政变，前后历时共十二天
张勋复辟是指由张勋一手策划，于1917年（民国六年）７月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政变，前后历时共十二天。因发生在丁巳年，亦称丁巳复辟。
1917年5月，黎元洪总统“府院之争”。日本表示支持段祺瑞，英国、美国等支持黎元洪、冯国璋。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令属下各省督军宣布独立。黎元洪乃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1917年６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北上。密谋复辟，段祺瑞则欲利用他对黎元洪而支持其入京。７月１日，正式让溥仪登基后召致全国反对，段祺瑞于是组成讨逆军讨伐，7月12日即结束。
张勋复辟虽然历时仅仅十二天，但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皖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更将民国以来的两大法统（孙中山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此次复辟之后，北洋集团的利益分化更加明显，复辟后段祺瑞与冯国璋之间的兵戎相见，使得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民主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地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此外，张勋复辟还间接使得吴佩孚、冯玉祥两个北洋后辈崭露头角。
实际上，张勋复辟的本质并非封建王朝保守势力对中华民国的反扑——直至进入北京后张勋也没有复辟的意图，这一点后文详及——而是民国各派政治力量以反击复辟为幌子，进行的一场围绕政治利益分配而展开的较量和博弈。尽管张勋迅速失败，但主导复辟的相关利益集团并没有随着张勋的身败名裂而消亡，而是在反对张勋的闹剧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并最终为利益的再分配而大打出手，最终导致了军阀混战和中华大地的实质性分裂。
张勋复辟失败后，复辟的重要参与者康有为曾有诗曰：“围城惨淡睹龙争，蝉嘇声中听炮声。诸帅射王敢传檄，群僚卖友竟称兵，晋阳兴甲何名义？张柬无谋召丧倾。信义云亡人道绝，龙祣收影涕沾缨”。政治态度虽有问题，但诗却不错，将复杂曲折的复辟经历简练地交代了出来。本文以“围城龙争”为题，希望以张勋复辟为切入点，通过结构这一近代历史上的著名闹剧，探索清政府灭亡后中华大地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的根本原因所在。
府院之争
-----(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府院之争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护法军政府
--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为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在广州组织的临时性政府
孙中山为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而组织的临时性政府。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拒不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为此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917年8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临时约法》未恢复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9月，孙中山当选为军政府大元 帅。10月，护法战争爆发。因孙中山未掌握军事力量及滇、桂军阀破坏，护法运动失败。 1918年5月孙中山辞职。随后军政府解散。
民国初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广州建立的政权。1917年8月，孙中山联合宣布“暂行自主”的西南地方军阀，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以“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为职责。军政府设大元帅1人，元帅2人。下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6个部，“凡各省督军赞助军政府或举全省兵力宣布与非法政府断绝关系者，均任为军政府之都督”。在《临时约法》恢复前，由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并对外代表中华民国。9月1日，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为元帅。10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军政府正式成立。伍廷芳任外交总长、孙洪伊任内政总长、唐绍仪任财政总长、张开儒为陆军总长、程璧光任海军总长、胡汉民任交通总长。但西南军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并扩大个人的地盘与实力，不断与北洋军勾结妥协。次年1月，滇黔、粤、桂等省军阀在广州另组所谓“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老官僚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4月10日，西南军阀勾结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7人为政务总裁，实际上排斥了孙中山的领导。21日孙中山愤而离粤赴沪。7月5日，唐继尧等通电就职，宣告军政府成立。改组后的军政府虽仍以护法相号召，实则希冀与北洋政府议和，后逐渐消亡。
护法运动（护法战争）---1917-1918年
护法运动是指1917年7月-1918年5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所谓“护法”指的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虚假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
1913年2月，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首次国会选举（4月8日国会首次召开），国民党得票最多，预备由宋教仁组阁。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两天后身亡，引发二次革命。结果为袁世凯以武力压服，孙中山等流亡日本。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国会，并且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日本进攻德国在华殖民地—青岛。1915年5月，袁世凯被迫同意日本对华二十一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为洪宪帝政。1915年12月，蔡锷等人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取得成功。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之后于1916年6月6日病逝。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亦恢复。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因为就中国是否向德国宣战，发生府院之争。段祺瑞主张参战，而黎元洪及国会有所保留。后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之职，并且引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却引致张勋在1917年7月1日为溥仪复辟，国会亦被解散，是为“张勋复辟”。“张勋复辟”最后被段祺瑞镇压，黎元洪引咎辞职，总统之职由7月6日冯国璋取代。段祺瑞称事件为“再造共和”，指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亦已不再存在，于是与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
过程
1917-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
第一届国会
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俗称旧国会），一向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当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接受对德宣战案之际，孙中山即与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段被继任总统黎元洪罢职后，唆使北洋督军叛变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又连续通电（或单独、或联名）西南各省，呼吁拥护约法和国会，起兵讨伐北洋群逆。7月1日，张勋拥清室复辟，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
扩张势力
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当时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舰离沪南下，17日到达虎门，19日到达广州。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今变乱，“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最早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是海军总长程璧光，他于7月4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孙中山南下护法后，程即于21日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于8月5日到达黄埔，同行者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为对抗段祺瑞，
确保地盘
并向四川扩充势力，于8月11日通电加入护法行列。由于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
召开国会问题
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25日非常国会开幕，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之。《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体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意图。
宣誓就职
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外交：伍廷芳，财政:唐绍仪，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内政：孙洪伊，交通：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体现了中华革命党人主动与西南实力派以及国民党稳健派合组护法军政府的愿望。但是陆荣廷与唐继尧等追求的是建立护国战争时期军务院那样的合议制政府，按各方实力排定座次，实现他们称霸西南的野心。
称霸野心
而军政府却采取了元首制，树立了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反而成了配角。所以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组织原则及选举结果都非常不满，均不肯就元帅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国民党稳健派人士为求得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也赞成合议制，故这四人也不肯就职。于是孙中山任命了一批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和原同盟会或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代理各项工作。这样，军政府实际上成为中华革命党力图领导护法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府，从而决定了它必遭西南军阀的反对而难以长期存在下去。
运动高潮
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挑起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8月6日，段派出心腹大将傅良佐（?-1926）代替谭延闓为湖南督军；派其内弟吴光新（1881-?）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9月9日傅良佐率北洋军到湘后，即下令免除原同盟会会员、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的职务。18日，刘、林二人联名通电，宣告“自主”，与海军和西南护法各省一致行动。西南护法各省将湘督易人看作是北洋派进军西南的信号，桂系决定派出桂、粤联军80营援助湖南。10月3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湘省护法军组成以程潜为首的湘南总司令部，粤、桂、湘三省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此时，段祺瑞也向北洋军下达了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分三路讨伐湘南。10月6日，北洋军和湘南护法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南北两军在湘南激战了一个多月。11月14日，直系军阀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愿为皖系卖命，径直通电议和，撤离衡山前线。20日护法军轻取长沙。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桂系控制了湖南。与此同时，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为对抗吴光新率领的入川北洋军，也组成滇、黔联军，与孙中山派往四川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四川国民军（后改四川靖国军）相配合，与北洋军交战，于12月3日攻占重庆，赶走了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军周道刚（1875-?）和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在其它各省，由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人领导组建的护法武装也相继而起，纷纷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湖北靖国军
规模较大的有湖北襄郧镇守使、鄂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等组织的“湖北靖国军”，在襄阳宣布“自主”；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组织“陕西护法军”，在凤翔宣布“独立”。此外，在山东、河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甘肃，乃至东北等省区，都先后组织了“护法军”、“靖国军”，宣布“独立”或“自主”，护法战争的烽烟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这种形势使孙中山非常振奋，他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护法北伐的进兵战略：令桂、滇两军肃清湘、川北军，出师合击武汉，其他各路护法军、靖国军也与桂、滇军会师武汉，然后占领南京，大举北伐，会攻北京。
激化矛盾
北洋军在湖南的失败是直、皖两系矛盾分裂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系首领、代总统冯国璋一直同皖系首领段祺瑞争夺北洋派正统地位及北京政府中央大权。护法战争打响后，冯企图借助西南军阀势力对抗皖系，因而暗中主和；且对皖系利用直系军队打头阵的部署深为不满，正因此，王汝贤、范国璋二将在前线擅自停战撤兵，打乱了皖系夺取湖南的战略部署。对此，段祺瑞极为恼火，愤而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索性暗示号称“长江三督”的湖北督军王占元（1861-1934）、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于18日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双方罢兵休战，和平解决南北问题。11月22日，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任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内阁再次倒台，直皖两系公开分裂。25日冯国璋颁布南北停战令。此举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不同的反响。孙中山始终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在11月18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则要求乘胜攻取岳阳，巩固护法军在湖南的胜利。然而以扩张实力和地盘为目的的桂、滇两系，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便不顾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宗旨，很快和直系军阀妥协。陆荣廷在11月24日，即冯国璋颁布停战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赞成“长江三督”的主和通电，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8日又授意广西督军谭浩明（1871-1925）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命护法军前敌各军停战。滇系军阀则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陈词，表示坚决护法，敷衍孙中山；一面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彼此呼应，下令驻川滇军停战。
强烈不满
直系的主和政策引起皖系与北洋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树铮的策动下，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13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召开两次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被迫让步，于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让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10日，又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下达局部讨伐令，令北洋军进攻湖北荆州和襄阳。1月14日，吴光新率北洋军攻占荆、襄。桂系与湘军看到直系屈从主战派，也向岳阳发动进攻。1月27日护法联军攻克岳阳，俘敌1300余人。如联军乘北洋军兵力集中荆、襄之机直捣武汉，将会使护法战争出现重大转机。但桂系以保守湘境为满足，按兵不动，并提出“北不攻岳，南不攻鄂”为议和条件，从而丧失攻取武汉、会师北伐的大好时机。南军夺取岳阳后，北洋主战派气势更凶，胁迫冯国璋于1月30日下达对整个西南的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统率所部分路进兵。2月中旬，各路北洋军约10万人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3月18日，北洋军“后起之秀”、署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率部攻占岳阳。3月23日，冯国璋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立即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战场接连失利。26日，吴佩孚占领长沙。北洋政府旋即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命吴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湘南进军。4月24日，吴佩孚率中路军占领衡阳，湖南大部分地区沦于北洋军之手。进攻湖南的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及其部下、署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本为直系军人，挥师南下后连克岳阳、长沙、衡阳，战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曹、吴大为不满，直、皖矛盾再度尖锐。吴佩孚秉承曹锟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锟擅自回师天津。6月15日直系与桂系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
破坏护法宗旨
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还拉拢国会中的政学会分子和国民党稳健派破坏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企图攘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1月，由桂系军阀发起，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试图成为与军政府抗衡的另一政权机关。2月，又由国民党稳健派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若干总裁合议制，以排挤孙中山。4月10日，滇系军阀唐继尧率先通电西南各省支持这一主张，提出护法各省现宜遥戴黎元洪或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渲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5月4日，在政学系及益友社操纵下，不顾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的坚决反对，非常国会竟强行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当日孙中山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看透了西南实力派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的面目，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遂于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结果
孙中山看透了西南实力派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的面目，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遂于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以拥护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帜的革命运动。1917年6月13日黎元洪率兵入京在“调停”的张勋威逼下颁令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6日孙中山等离沪南下，17日抵达广州，掀起护法运动，联合桂系、滇系等西南地方实力派，讨伐北洋叛逆。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10月孙正式就职，随即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18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通电宣布湘南自主，护法战争爆发。陆荣廷指挥两广军队援湘，唐继尧亲率滇黔军队援川，分别与南下的北洋军队交战。孙与旧国民党各派势力也发动各省党人组织护法武装，起义讨逆。护法战争的范围遍及粤、桂、湘、闽、滇、黔、川、鄂、陕九省，赣、浙、苏、皖、豫、鲁、甘等省及东北地区也出现规模不等的护法武装及活动。桂、滇等西南实力派虽然标帜“护法”以抵拒北洋军队南侵，其意却在割据自雄，因而极力限制、排挤和打击军政府的革命活动。1918年1月3日晚上孙愤而登上“同安”、“豫章”两舰，炮击广东都督署，惩诫桂系。国民党稳健派为争取西南实力派联合护法，倡议将军政府由大元帅元首制改为政务总裁合议制。1918年5月国会非常会议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军政府改行总裁合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为军政府政务总裁，逼迫孙辞大元帅职，离粤赴沪。此后岑出任政务会议主席总裁，军政府领导权落入桂系为首的西南实力派手中。1919年2月下旬－5月初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各派代表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因屡成僵局而破裂。11月直系与滇、黔、桂、粤、湘、川等西南实力派签署“救国同盟草约”，达成联合对抗皖系的协议。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也确定联皖讨桂策略。1920年2月桂系与滇系因争夺驻粤滇军指挥权而公开发生内讧。3月底4月初伍廷芳与大部分国会议员因不满桂系专制，离粤出走。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通电，揭露桂系假护法的行径，否认其把持的广州军政府和国会非常会议。10月底援闽粤军攻占广州。11月29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联名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5日孙正式就职，随即成立“正式政府”。6月下旬孙命陈炯明率领粤军西征讨桂，9月底粤军攻占广西龙州，陆荣廷等逃往越南，后避居上海，旧桂系军阀统治土崩瓦解。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整军北伐。1922年4月上旬孙督师回粤，准备取道江西北伐。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推翻广州正式政府。孙率领海军舰队在省河坚持平叛50余天。8月14日孙等返抵上海，随即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及皖、奉、直等国内各派势力加强联络，以求“同力合作”，“俾护法事业完全无憾”。1923年1月中旬滇、桂、粤讨贼联军攻占广州。3月2日孙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四五月间孙指挥讨贼联军平定沈鸿英叛乱，随即展开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江战役。10月曹锟贿选总统，国会附逆；东江战局逆转，讨贼联军接连溃败；孙决定推进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11月中旬孙领导广州保卫战，击退来犯陈军，旋向列强要求收回粤海关关余。12月初孙要求护法议员“舍国会之奋斗，助革命之进行”。1924年1月4日孙在大本营政务特别大会上宣布：“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20日孙在国民党“一大”上重申结束护法运动，另行开展国民革命的主张。护法运动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奠定了起步的基石
评价
段琪瑞政府对德宣战。“西原借款”、“兰辛——石井协定”。段琪瑞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广东非常国会的召开与“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段琪瑞的“武力统一”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主张。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的勾结。护法军政府的改组和孙中山的被排挤。护法运动的结束，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幻灭。
直皖战争（1920.7）
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统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6月成立定国军，段自任司令。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16日，日本开出一支护路队助西北边防军占领杨村。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这次战争历时五日。战中皖军东、西两路全线溃败，段祺瑞已如丧家之犬。1920年7月18日，靳云鹏向他进最后忠告说：“战争已完全失败，边防军战斗力已失，若不从速设法，恐三数日内，京中粮食问题将令全军不战自溃，至兵临城下，为时已晚，追悔莫及矣。”段表示同意，便向徐世昌请求下令停战。当天，徐世昌颁布停战令，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
7月19日，段祺瑞发表通电，自请罢免官职，解除定国军名义。电文说：“顷奉主座巧日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迅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招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谬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情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授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散，以谢国人，共谅寸衷。”
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为“非常大总统”
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是孙中山在广州于1921年5月5日与1922年6月16日第二次护法时的职任名称。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是1912年10月产生的，在这一届国会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国民党。法定这届国会的任期是六年。1913年因宋教仁遇刺，引发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会员的会员资格。袁死后，国会恢复，但当时的政治大权全部集中在各省的督军和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1917年大多数督军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宣战，国会意见不一，但比较倾向于保持中立。段祺瑞和其他督军组织督军团要挟和逼迫国会。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借此机会免去段职。为了稳定北京的局势，黎决定叫张勋入京。张勋复辟失败和段祺瑞重返北京后，国会已经陷入停止工作的状态。孙中山此时在广州打起护法的旗号，呼吁原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成新政府。他认为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明显违背了中华民国约法，成为一个不法政府。孙中山的呼吁受到许多国会会员的响应，纷纷来到广州。
与此同时，段祺瑞在北京组织了第二届国会，其成员主要是段的党人。孙中山不承认这个国会的合法性，因为许多省份没有参加国会选举，而且在选举过程中明显有作弊现象。当时无法进行全国性的国会选举，因此他认为第一届国会依然在任。其成员在1917年8月广州召开国会，被称为“非常国会”，孙并被当选为“大元帅”。
1918年5月,非常国会通过改组，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在护法政府内实际上被架空，於是辞职离去。至1920年中，陈炯明成功驱逐广州之桂系及滇系，孙中山回粤。因为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对在北京的北洋政府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它得不到国际的承认。为了表示北洋政府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他决定让非常国会在广州选举一个大总统，以与在北京的徐世昌抗衡。1921年4月4日，他邀请在穗的非常国会会员并对他们表示，假如他们不尽快选举一个大总统的话，他就将他去。4月7日非常国会会员共222人选举总统，孙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1票无效。5月5日，孙中山当任大总统职，称自己为非常大总统，以表示其总统职的来源不是正规的。孙当选后向国内外分别发表声明，并写公开信给徐世昌劝他自动离职。同时孙发表他的新政府的人事名单：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唐绍仪和陈炯明都不肯到任，由此可见当时孙在广州的政府内部是非常不稳定的。
1922年6月16日清晨，陈炯明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命令洪兆麟攻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首先逃到珠江上的楚豫舰。后来看到短期无望收复广州后，经香港赴上海，由此非常大总统一职就停止了。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时，没有再使用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职称。
第一次直奉战争
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共推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又迫使靳云鹏辞职，支持亲日的梁士诒任国务总理。受日本支持的奉、皖两系开始重新合作，并联络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１９２２年１月，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４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２９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率领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人，分东、西两路沿津浦、京汉铁路向直军发起进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迎战。两军在长辛店、琉璃河、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５月３日，吴佩孚出奇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使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吴还分化奉军内部，使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全线溃退。５日，张作霖败退出关。后经英、美传教士调停，双方停战。此后，奉系在日本援助下重整军备，并与段祺瑞共同策动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倒直，伺机卷土重来。
直系取胜后，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其首领曹锟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以贿选手段当上总统，曹遭到国人反对，加之内部各派争权夺利，财政濒于破产，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1922年4月28日
直奉战争爆发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系和奉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权。直系取代皖系，反映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张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受挫；日本不甘心失败，扶植奉系，并促使奉、皖两系重新联合，对抗直系。在内阁问题、对待华盛顿会议提出的山东问题等，双方矛盾剧烈，导致关系破裂。
1922年4月28日，奉系张作霖自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落垡，率12万名奉军官兵发动总攻击，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双方在马厂、固安、长辛店激战。5月3日，吴佩孚改守为攻，将主力迂回作战，绕至奉系后方芦沟桥，致使奉军腹背受敌。5日，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停战倒戈。芦沟桥、长辛店等要隘被直军攻占，中路奉军退至天津。张作霖下令退却，率残部出关。10日，徐世昌总统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
6月17日，在英帝国主义干预下，直奉两系停战议和，签订和约。双方自19日始将军队撤退，终结战争。
江浙战争
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是１９２４年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战争原因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忧愤而死。袁死后，其亲手创建的北洋军阀逐渐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故后，曹锟、吴佩孚当上了直系军阀的新首领。1920年7月，曹、吴以反对段皖擅动干戈荼毒百姓、私订密约卖国求荣为名，联合奉系军阀发动了直皖战争，将段祺瑞赶下了台。
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随着段祺瑞的倒台而分崩离析，一部分下野，另一部分改投了直系军阀，只剩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替皖系军阀保住浙沪两块地盘。
上海为我国第一大商埠，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财税收入也十分可观，“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师人”的兵力（1），令各界瞩目。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在江苏职官中特设上海镇守使管理上海。1915年11月，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遇刺身亡后，北洋政府将上海镇守使改为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上任后，惟卢永祥之命是从，浙、沪结成紧密的联盟，浙卢继续独霸上海的财政收入，这就与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直皖战争中，段祺瑞曾命令卢永祥出兵直捣直系军阀李纯盘踞的江苏。因卢深恐由此而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权，不愿轻启战端，江浙双方才得以避免战争。直皖战争结束后，江浙双方又因对上海的控制权险些刀兵相见，后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方平息下来。
1920年10月，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李纯暴死于任上，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齐燮元担任江苏督军后，继承李纯的衣钵，一心想将上海攫为己有，声称：“上海是我们江苏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2）而卢永祥则视上海为自己的经济生命线，坚决不肯放手，遂反击道：“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持。”（3）由此，苏齐与浙卢一战，势已难免。
1922年4月，曾在直皖战争中并肩作战的直、奉两系军阀因争夺对北京政府的独立控制权大起刀兵，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曹锟、吴佩孚攻击奉张亲日卖国而骗取了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一举将奉系军阀的势力赶到了关外，从而独掌北京政府。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随着直军的步步胜利，齐燮元亦想乘机攻占上海。只是由于形势的不利和民众的反对，战火才没有燃起。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趾高气扬，曹锟更是意得志满，急欲登上总统宝座。为能早日被选为大总统，一方面指使手下赶走了黎元洪，一方面则不惜使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曹之举措遭到了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卢永祥深受直系军阀的挤压，为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于1923年6月27日率先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
卢永祥的通电，得到了全国各派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与此同时，各反直势力云集沪、杭，商讨联合反直事宜，沪、杭俨然已成反直活动的中心，浙卢与苏齐及其直系军阀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均知战争已迫在眉睫，因此调兵遣将意欲一战。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麐等人深知战争一旦爆发，两省人民定遭涂炭。于是他们发起组织了“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同时亦因苏齐与浙卢准备尚不充分，同年8月19日，江浙双方达成“江浙和平公约”（4）。这一公约由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长韩国钧、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签字盖章后发表。公约的签定，使反直各派拟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活动破产，并使江浙形势趋于缓和。
1923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12日，卢永祥发表通电，不承认曹的总统地位，并声称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就使曾为曹锟贿选筹措经费出大力气的齐燮元与卢永祥矛盾更深，终因福建问题而触发了江浙战争。
福建地区长久以来受到各派势力的瞩目。1922年10月，皖系军阀徐树铮在驻军福建延平的皖系军阀、中央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的支持下，成立了“建国军政制置府”。徐联合孙中山派兵驱走了依附直系的原皖系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委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大总统黎元洪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于10月下旬下令讨伐徐树铮。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11月初，徐离闽赴沪，建国军政制置府随之垮台。王永泉见大势已去，为求自保，转投直系。黎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任命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直系军阀后起之秀的孙传芳为福建督办。孙采用种种手段，企图将福建重新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但因遭到地方实力派的阻挠，经营年余一无所获。1924年3月，孙借助同属直系的福建闽北护军使周荫人的大力支持终于厘定福建，将福建重新拉回到直系的怀抱。5月，北京政府一面为进图广东，一面也是为了酬谢周荫人在征服福建的过程中曾出过大力，遂任命周为福建督办，而将孙传芳改任为闽粤边防督办，以图广东。由于广东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地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进不去，而福建也容不下周、孙两个军阀的势力，孙遂欲向浙江扩张势力。
卢永祥深知浙江已成为直系军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为求自保，一边拉拢奉系军阀与孙中山为粤援，一边将被孙、周从福建逐出的原福建漳厦护军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臧致平部与福建第三师师长杨化昭部共6000余人收编（5）。卢收编臧、杨两部，违反了“江浙和平公约”以及与安徽、江西分别签定的“皖浙和平公约”和“赣浙和平公约”的有关规定，即不得容留、收编“客军”。卢之做法，为直系军阀挑起战争提供了口实。
二 战争准备
军阀都“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私人军队”（6），为了巩固、扩张自己的势力，每位北洋军阀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三 江苏方面
①陆军情况
自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后，为了夺取对上海的控制权，不断扩充兵力。他以平定苏、皖匪患为名，派江苏宪兵司令马孟骧赴山东之兖州、济宁一带招募新兵。 江苏共有五师六旅，即中央第六师、中央第十九师、江苏第一师、江苏第二师、江苏第三师、江苏第二混成旅、江苏第三混成旅、江苏第四混成旅、江苏第五混成旅、江苏第七十六混成旅等。另有预备队、宪兵、警察等，总兵力达到43500人。
②海军情况
江浙战争爆发前，苏齐得到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大力支持。杜锡珪为支持苏齐，亲率长江舰队（司令李君羲，下辖“海容”号巡洋舰、“定安”号炮舰等20艘军舰）、闽源舰队（司令杨家庄，下辖“应瑞”号巡洋舰、“通济”号巡洋舰、“江元”号炮舰等9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混成旅奔赴江苏参战。
③空军情况
鉴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空军曾对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8月，苏齐成立了江苏航空队，尉迟良任队长，顾荣昌任副队长兼任教官，陈步洲任飞行教官，崔钰、梁壁堂、邹庆云等任飞行员。装备3架从英国购买的小型“维梅”式轰炸机，以南京小营演武厅为机场。江苏航空队的人员、飞机、器材和油料均由直系航空大本营——保定航空司令部直接调配，江苏航空队实际是直系保定航空司令部派驻南京的一个支队。 由于尉迟良、顾荣昌均曾受过大型“维梅”式轰炸机的训练，因此江苏航空队共有5人会开飞机，但飞机却只有3架，显然不够用。于是向苏齐报告，请求保定航空司令部调拨大型“维梅”式轰炸机。后经曹锟同意，将1架大型“维梅”式轰炸机调拨给江苏航空队。江浙战争爆发前夕，直系军阀利用手中控制的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命令该校教育长蒋逵组织中央临时航空队。任命蒋逵为中央临时航空队队长，徐国一、米嘉禾、谢鸣皋等任飞行员，驾驶大、小“维梅”式轰炸机4架，前往江苏协助苏齐作战。中央临时航空队驻扎苏州，与江苏航空队组成统一指挥部，由原南苑航空教练所所长鲍丙辰任指挥官。这样，苏方空军共有飞行员8人、轰炸机8架。
四 浙沪方面
①陆军情况
1924年7月，卢永祥容留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并将臧部改编为浙江补充旅、杨部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未被北京政府承认）。为防备直系军阀从福建、安徽、江西等地进攻浙江，卢又将杨部改为浙江边防军，驻防浙江之常山、江山与开化地区，并任命杨为浙江边防军司令，臧为浙江督办处总参议，负责督率、训练浙江边防军。卢深恐浙江边防军兵力单薄，又将浙江补充旅调来增强其力量。臧致平为皖系军阀中能征善战之骁将，杨化昭则足智多谋，而臧、杨两部均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归附使卢永祥如虎添翼。浙沪原有四师三旅，即中央第十师、中央第四师、浙江第一师、浙江第二师、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第一混成旅、浙江第二混成旅。自收编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后，又增两旅（7），再加上警察、游缉队、宁波炮台守卫、后备队等，总兵力达到67200人。
②海军情况
当时，浙卢得到以林建章为领袖的沪海舰队的拥护。林建章为帮助皖系军阀保住浙沪地盘，派人策反“海筹”号巡洋舰、“建康”号驱逐舰、“永绩”号炮舰、“靖安”号运输舰、“辰”字号鱼雷艇、“列”字号鱼雷艇投向浙卢，为此特成立沪海舰队，委任原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周兆瑞为沪海舰队司令。
③空军情况
浙卢看到飞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发挥作用巨大，为扩充自己的实力，于1922年从法国购买6架“布锤?4”式战斗轰炸机，并在杭州笕桥组建浙江航空教练所，委任著名飞行员朱斌侯为所长，招收学员进行飞行训练。第二年，又在上海龙华开辟机场并建立3座机库。1924年2月，正式成立浙江航空队，由朱斌侯任队长。
五 实力对比
单从陆军人数上讲，浙卢强于苏齐，但浙卢有几个不利条件：
第一
容留、收编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失信于天下人。本来，在江苏、安徽、江西分别与浙江签定的“公约”中，均规定不得容留、收编“客军”。但浙卢为扩充自己的实力，拒不执行“公约”，执意收编臧、杨两部，不仅遭到苏、皖、赣及其他直系军阀的反对，亦受到浙江人民的拒绝（8）。浙卢的所作所为，首先在道义上失去了人心。
第二
浙卢为打破直系军阀的包围，积极联合奉系军阀与孙中山，结成浙、奉、粤“反直三角同盟”（以下简称“同盟”）。但奉系军阀孤悬关外，远水解不了近渴；孙中山在广东受到陈炯明的骚扰亦无法派兵援浙，“同盟”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
第三
浙江处于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的包围之中，而上述四省均为直系军阀所统治，江浙战争一旦爆发，浙卢将受到四面攻击。
第四
内部不稳。时任浙江全省警务处长的夏超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武装警察（共10800人）。这些武装警察装备精良，实力相当雄厚。“夏超虽然是一个不满四尺的矮子，但他雄心勃勃，时时有取卢而代之的野心”（9）。浙卢对夏超有如芒刺在背，不得不增加护卫部队加以提防，这无形之中就削弱了自己的实力。
第五
部下为泄私愤而暗中通敌。时任浙江第二师炮兵团长的张国威，与孙传芳曾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私交不错。张原兼任浙江测量局长，因浙卢欲安插自己的亲信，借故革去张的兼职，张因此对浙卢十分不满。在江浙战争开战前夕，张奉派把守浙、闽之间的险要——仙霞岭。张为报复浙卢，私将仙霞岭浙军布防图献给孙传芳，使孙部得以顺利入关，将浙卢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10）。
第六
海、空军力量薄弱（已如前述，不再赘言）。
六 双方的外交结盟
基于上述原因，浙卢在未战之前就已呈败象。随着形势的发展，江浙双方均知战争不可避免，为此，双方加紧进行准备。
江苏方面
齐燮元自知单靠江苏一省兵力，无法攻占浙沪，于是向吴佩孚求援。吴原就认为直、皖两系同出于北洋正统，现面临奉系咄咄逼人的态势，拟联合皖系共抗奉系。因此，一面授意各省直系军阀在段祺瑞六十岁生日时通电祝寿意在“和皖”，一面严令苏齐不得轻举妄动。后由于段皖已决定联奉抗直，同时也垂涎于上海的富足，遂决心助苏攻浙。1924年8月，吴连电豫、皖、鄂等省的直系军阀，命令他们派兵助苏。三省军阀皆想“分一杯羹”，纷纷同意，苏齐力量大增。1924年8月16日，苏齐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对浙卢用兵。会上决定成立“讨逆军”，齐自任总司令，刘玉珂为总参谋长，兵分三路进攻浙沪：第一路司令宫邦铎，下辖中央陆军第六师、中央陆军第十九师、江苏第二师、江苏第三师、江苏第四混成旅以及湖北第五混成旅，主攻上海；第二路司令陈调元，下辖中央第二十四师、江苏第一师、江苏第二混成旅、江苏第五混成旅和河南第三混成旅，防守宜兴；第三路司令王普，下辖安徽第三混成旅、安徽第五混成旅，主攻浙江广德。此外，孙传芳在得到同属直系的江西督理蔡成勋的支持下，于福建建瓯组织闽赣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委任卢香亭为攻浙前敌总指挥，并与苏齐遥相呼应。闽赣联军下辖中央第二师、中央第九混成旅、中央第十混成旅、中央第十一混成旅、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福建第一混成旅、福建第四混成旅、江西第三混成旅，主攻仙霞岭，以拊浙省之背。
浙沪方面
皖系军阀明白，浙沪一旦有失，则皖系无立足之地，于是，徐树铮、吴光新等皖系骨干齐聚上海，召集马良、曲同丰等皖系旧将到沪开会。会上，徐、吴命令马、曲等人“各自暗中招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11）。浙卢为装备新军，“饬（上海）制造局限二十日内，制造炮弹二万发”（12）。同时，浙卢请徐赶赴奉天，向奉张请求一旦江浙发生战事，派兵出关牵制敌军。奉张认识到浙江问题关系到“同盟”生存与否的大问题，因此派其亲信杨毓珣赴杭向浙卢表示：江浙如果爆发战争则一定派兵入关协助，并先汇30万元接济浙卢。与此同时，孙中山亦认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粤”（13），因此决定一旦江浙开战，即派兵北伐。江浙问题实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
自恃身后有强大援军的浙卢，面对直系军阀的步步进逼，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1924年8月24日，浙卢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抵御直系军阀进攻问题。会上决定成立浙沪联军，卢自任总司令，兵分三路抗拒直系：第一路司令何奉林、副司令臧致平，下辖中央第十师、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补充旅、卫队团防守沪宁铁路；第二路司令陈乐山、副司令杨化昭，下辖中央第四师、浙江边防军进攻江苏宜兴；第三路司令张载阳、副司令潘国纲，下辖浙江第一师、浙江第二师，据守仙霞岭。经过双方台前幕后的紧张部署，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终于爆发了。
七 战争经过
1924年9月3日上午10时，江浙战争在江苏宜兴打响了第一枪。苏军首先挑起了战火。苏军原想一鼓作气攻占浙江长兴，不料却遭到浙军的顽强抵抗，进攻受阻。浙军及其大炮埋伏在长兴附近的山里，距宜兴不过三十里，炮火能直接轰击驻扎在宜兴平原地区的苏军；而苏军的大炮轰击浙军时，因浙军驻于山中效果不大，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同日上午11时，江浙双方又在沪宁铁路方向交战。上午10时，驻江苏黄渡的苏军首先向浙军开枪挑衅，但浙军伏于工事内一枪未发。苏军以为浙军怯战，遂于11时发起攻击。浙军使用机枪、大炮予以还击，击毙苏军四五百人。苏军大惧，各部纷纷向后溃退，浙军乘势向安亭方面追击。下午5时，占领安亭。
鉴于苏齐首先挑起江浙战争，9月3日，浙卢发表“出师电”，指责苏齐“意欲破坏治安，环境陈兵，意图一逞”，表示“所有浙沪地方以及地方人民，自不能不力筹捍卫，以竭尽军人应有之天职，以维持地方永久之治安”（14）。由于苏齐是在曹锟的支持下发动江浙战争的，9月3日，浙卢又发表“声讨曹锟通电”。在通电中将曹形容为“神奸巨蠹”，指责曹“既逐东海于前，复驱黄陂于后”；“临城一案，举国引为奇耻，四邻屡有责言……交涉结果，媚外求荣”；“竟敢作公然贿选之举，丑声四播，国民蒙羞。”通电最后表示“永祥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歼彼元恶，罔治胁从，为国除奸，何与致幸，为民前驱，宁计成败”（15）。 由于浙卢将矛头直指曹锟，9月4日，曹下达“对浙讨伐令”，声称：“本大总统为戢暴安民起见，实万难听其诪幻，徒苦吾民。卢永祥、何奉林均著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16）
江浙战争爆发后，双方主要在宜兴、沪宁线、嘉定、浏河、青浦五个方向展开激战。宜兴方向：战争爆发后，苏军进攻受阻，延至5日，浙军反击，攻至距宜兴仅十余里处，苏军大溃，并有三营兵力哗变。7日，浙军进占蜀山。苏齐急调安徽第五混成旅增援，终于挡住了浙军。之后，双方相持于蜀山与宜兴之间。沪宁线：沉寂两天后，至6日晚，两军在安亭激战，双方飞机亦赶来助战，但终因势均力敌，两军遂处于胶着状态。嘉定方向：9月3日晚，苏军进攻嘉定西门，守军抵挡不住，形势岌岌可危。4日，浙军杨化昭部6个营奉命增援。5日，双方发生激战。6日，苏军继续猛攻，但杨部为能征惯战之师，沉着迎战，终将苏军击退，两军于是在嘉定附近对峙。浏河方向：9月4日下午，苏军发动攻击，浙军开炮予以抵御。下午5时，浙军抵敌不住苏军的猛攻，退守罗店，浏河落入苏军手中。是日晚8时，苏军乘胜进攻，浙军急调杨化昭部主力增援才稳住了阵脚。5日凌晨3时，苏军派300名敢死队冲锋，不料陷入重围，全军覆没。苏军见状急忙收缩，浙军趁机追击，并进占浏河。此后苏军援兵赶到并反攻数次，均被浙军击退。6日晨，浙军发布总攻击令，迫使苏军撤至原防地。青浦方向：9月5日，苏军由安亭兵分两路，一路进攻距离安亭6里的泗港口，另一路进攻泗港口西南的白鹤镇。至6日下午3时，双方激战于青浦北十余里的孔宅。由于浙军的拼死抵抗，苏军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之后，两军保持对峙态势。总之，战争初期，双方虽倾尽全力，“而两军始终各保防线，战事初无进步焉”（17）。
就在江浙双方呈现胶着状态时，9月8日形势发生了突变。这一天，闽赣联军由于张国威贡献了布防图，轻易占领了仙霞岭并于16日攻下江山、18日进占衢州。原来，江浙战争爆发后，闽孙故意没有采取统一步骤发动进攻，而是静观时局的变化，试图等到江浙双方两败俱伤时再动手，以收渔人之利。当他看到江浙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浙军的主力被苏军牵制住时，突然出兵，从侧后杀入浙江。闽孙的出现，使浙卢与沪何极为恐慌，他们知道浙沪联军无法抵挡苏齐与闽孙的两面夹击。面对此情此景，浙卢认识到浙江是保不住了，因此决定放弃浙江退保上海。他认为只要保住了上海，凭借上海的物力与财力，今后还能东山再起。为此，9月18日，浙卢携带大批细软逃入上海。浙军群龙无首，苏军趁势进攻，相继占领嘉兴、长兴等地。同时，苏方海军也密切配合陆军，从长江炮轰驻守浏河的浙军，致使浙军向浏河以南败退（18）。苏方空军亦派出四架轰炸机连日轰炸浙军，使浙军锐气大减（19）。面对苏方陆海空立体式进攻，浙军大败，纷纷逃向上海。至9月底，浙江战火熄灭。
北京政府在浙卢离杭赴沪后，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办，夏超为浙江省长，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苏齐、闽孙均达到各自的目的。
占领浙江后，苏、闽两支大军齐向上海杀来，并分别于10月4日、8日、10日和13日相继占领金山卫、松江、青浦、龙华，逼近上海。浙卢、沪何见大势已去，遂于10月13日发表通电，自解兵权。当日上午，卢永祥、何奉林、臧致平、杨化昭等人逃入上海租界。浙军余部推皖系徐树铮为总司令，欲继续作战。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租界工部局软禁，至此，江浙战争以苏胜浙败而告终。
八 战争影响
江浙战争虽限于东南一隅，但却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当时，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府，并极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各系军阀都构成了威胁。为共抗直系 ，浙、奉、粤结成了“同盟”。奉、粤积极支持身为盟员的卢永祥，并警告曹锟、吴佩孚不要帮助齐燮元挑起战争。曹、吴为本系私利，决定援助苏齐，试图拔掉“同盟”在东南地区的根据地。不料此举却触发了火药桶，并最终导致了直系军阀的垮台。
1924年9月4日，即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决定誓师北伐。其北伐计划首先进攻江西，待到攻克江西后，顺江而下占领安徽，以后与浙沪联军会师于南京，再沿津浦路北上，联合奉军直捣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第二天，孙又发表“申讨曹锟吴佩孚令”，号召广东人民“蹈厉奋发，为民前驱，扫除军阀，实现民治”（20）。
9月4日，为响应浙卢反直，张作霖以“同盟”为理由，向直系军阀宣战，同时发表“讨伐曹锟通电”，斥责曹“贿买议员，豢养牙爪，以窃大位，以祸邻疆”，表示“作霖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21）。
9月9日，段祺瑞亦发表“讨曹通电”，指斥曹“不知国家人民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复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贪一己之尊荣，造弥天之罪孽，倒行至此，岂能幸存”。同时号召“海内贤豪，一时袍泽，必能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著刘琨之先鞭，放范滂之揽辔，出民水火，勿任沦胥。”22）
9月15日，张作霖发表致曹锟电，形似最后通牒，声称：“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沈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武力讨伐之不可能，征诸苏军之连败而可明。弟本拟再行遣使来前，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23）同时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统辖十七万大军杀进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终因江浙战争而爆发了。
江浙战争历时40天，给江浙两省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战争爆发后，战区内的人民扶老携幼颠沛流离，深受战乱之苦。江苏省农会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说：“江浙战事，军队所过，村镇为墟，人民奔走迁移，颠连失业，富而贫、贫而死者，不知凡几，而江南战区如宜兴、昆山、嘉定、太仓、松江、青浦等县则尤甚。”（24）嘉定、青浦、松江、太仓同乡会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说：“江浙发生战祸，两省受创弥深，就苏论列，尤以嘉定、青浦、松江、太仓四邑为最重，或全镇被毁，或抢劫一空，或转徙流离，莫名惨状。……总之工商辍业，农夫逃亡，六十年来，元气销亡尽矣。”（25）浏河兵灾善后会在致内务部的呈文中说：“江浙兴戎，以浏河为战场，相持历四十昼夜，人民生命财产始厄炮火，复遭淫掠，加以海军时时开炮遥击，故房屋焚炸独多。如学校、庙宇、商店、教会、善堂、医院，以及长途汽车，尽遭兵劫……合市被炮火全毁之房产，计一百五十四户，共一千五百二十九间，炮弹炸坏房屋约三千三百余间，综计损害断在七十七万元以上。而屋内之财物不与焉。夫商民等罹兹战祸，谁为为之，敦令致之。使居户则流亡在外，无家可归。商店乃屋宇无存，不能复业，其惨痛之情，势难自己。”（26）面对此等惨境，时人慨叹道：“在这一幕大凶剧之中，江浙人民所受奸淫掳掠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廿载所能恢复？”（27）
九 历史意义
江浙战争，不仅是江浙地方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是整个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进行的一次重大较量，并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来临。同时，这次战争也使皖系军阀自直皖战争以后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皖系军阀势力一蹶不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直皖战争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控实行贿选与"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并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三角同盟，除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以外，在南方则利用孙传芳进入福建，与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1924年9月初，齐军向卢军发动进攻，江浙战争爆发。至10月12 日，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也有人称之为首都革命，1924年10月23日发生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京，发动者为冯玉祥。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部队不费一枪一弹，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11月5日上午9点，冯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奉冯玉祥之命，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下午4时10分，鹿钟麟将优待条件大肆修改后，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民国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结束。
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琪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策」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政变后冯玉祥无法控制局面，遂邀请南方的孙中山北上商议。随后又与奉系军阀达成协议，请段祺瑞入主北京，任中华民国执政。孙中山北上后，即病，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4月9日冯玉祥驱逐段祺瑞，随即被奉系击败，撤出北京，在南口大战坚持3月，后撤回至西北偏僻地区。北京事变引起全国震动，《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
历史背景
1924年9月5日孙中山移师北伐，为了配合卢永祥，准备攻取江西，孙中山密约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早日行动。 因事前卢永祥、张作霖、孙中山倒直三角同盟约定共同出兵，齐卢之战爆发，张作霖的奉军分6军，即以姜登选为第一军司令，出兵山海关；李锦林为第二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张学良为第三军司令，出兵山海关；张作相为第四军司令，作援军；吴俊升为第五军司令，作援军；许兰洲为第六军司令，由开鲁攻赤峰。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曹锟请吴佩孚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吴佩孚便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集“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吴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省后方警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出发，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北古口，趋赤峰；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组织直、鲁、豫、鄂、陕、川等10路援军。
吴佩孚表面上派冯玉祥担任这一路总司令，并说：此路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上是想置冯于死地。这一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山脉横亘，道路崎岖，行军极困难，赤峰东北复有沙漠处，人烟稀少。北方气候寒冷，冯军只有单衣，吴又规定行军沿途，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军随地筹办。冯部所经各地十分荒僻，往往百里之内不见人烟，根本谈不上就地筹粮，况且冯一向不愿搜刮地方。吴企图借刀杀人，即借奉军之手消灭冯军。万一不被奉军消灭，也将以战败的罪名惩办冯。
吴佩孚令胡景翼率部跟随冯玉祥，并嘱咐道，如果冯有什么异动，就近解决。可吴哪想到，胡和冯已有密约。胡把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冯，更增加了冯倒戈的决心。吴佩孚倒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冯玉祥在吴佩孚发布作战命令后，在北京城内布置倒直的军事内应，向曹锟建议：将王怀庆的13师开赴前线，孙岳的15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同意这一建议，即调孙率部到京，任命孙为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
冯向来主张兵贵神速，这次却迟迟按兵不动，经吴佩孚再三催促，才于9月21日开出先头部队。冯令部队每日行程二三十里，司令部也慢慢移动。冯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借筹措给养为名，停留下来。一面督饬沿途各县修路作回师准备，一面令鹿钟麟部每日从驻地向北京方向练习行军，或50里，或60里折回，其意图不仅是作为急行军回师的准备，而且使沿途人们对其行军动作习为常见，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
直军第一二军同奉军作战，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是个庸懦腐朽之人。他采用旧式战法，即一个人扛着大旗前面开路，密集的大队形随大旗行动。奉军看到直军如此无能，非常高兴，立即拉开散兵线，一下子把王怀庆的13师的两个营包围起来，并迅速把他们消灭。王怀庆全军顿时溃不成军，败退下来。气得吴佩罕撤掉王怀庆的职务，急派亲信张福来赴前线接替。
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是直军中有名的勇将，但副总司令冯玉荣既无勇猛拼搏精神，又无随机应变之能力，他率部守九门口，奉军发动进攻之后，未交几合，即弃关后撤。奉军占领了九门口，西可攻下石门寨，南可威胁山海关正面阵地。
吴佩孚得知九门口失守，大惊失色，命彭寿莘立即将冯玉荣阵前正法。彭即率部阻冯败退。冯玉荣进退不得，遂服毒自杀。直军的阵脚已乱，彭告急的电报频频飞向北京。
吴佩孚于10月10日乘火车到前线督战，把总司令部放在秦皇岛。吴佩孚所到之处，奉军炮弹跟踪而至，因有人向奉军暗通消息。吴佩孚只好在火车上办公。
皖系领袖段祺瑞令国务院参议袁良带上他致黄郛的亲笔信，建议：“当吴佩孚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又要求冯玉祥在行动上，宜早勿迟，迟了害处大，请黄善为指导之。
冯玉祥的指挥部到达古北口时，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又来见冯，递交了张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的目的即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同马炳南约定，如果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
冯玉祥从古北进抵滦平后，派刘治洲等人到通州与胡景翼秘密联系，要胡暂缓开拔，并商讨班师日期。刘治州又与段祺瑞接洽合作办法，段说已同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吴佩孚又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督促冯部向赤峰前进。王承斌原是23师师长，善于打仗，但吴佩孚认为他是奉天人，总怀疑他与张作霖有联系，处处防备他，先是撤掉了23师师长职务，因王是亲曹锟派，后来虽任命为讨逆军副总司令，并没有实权。冯知道王对吴心怀怨恨，故将倒直的计划告诉了他。王表示同情，但既不参与冯的行动，又不向吴告密。
张作霖因与冯有协议，即将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吴佩孚亲自统率的直军第一军的压力，吴佩孚十分气愤，被迫抽出3个师的兵力到赤峰方面作战，但尚未到达地点，北京发生了政变，3个师被奉军收编。
冯玉祥早已布置留守北京的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吴佩孚的情报，以便及时报告。总统府内的机要人员，有许多人与冯取得联系，暗通消息。
冯得知吴在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为进一步证实，给吴发去电报，探询山海关战况。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复电：“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
冯又接到蒋鸿遇的电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3师悉数调往前线增援。”第3师是吴的看家兵力。蒋鸿遇曾告诉冯，一定要等吴的精锐部队第3师从丰台调赴由海关前线，班师回京的时机才算成熟。
冯为了慎重起见，密派刘之龙返京，和黄郛商量。冯曾给黄郛密电码一册，与黄约定互通消息，来往密电由黄夫人亲译。虽然通电频繁，外人却无法察觉。黄以亲笔复信托刘带给冯，并致电冯：“立志救国，在此一举。”
冯玉祥遂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军事会议，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赶来参加会议。冯试探了将领们的意向，然后郑重宣布班师回京和政变计划，将领们表示一致拥护。会议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北京政变迎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主义，孙中山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冯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冯玉祥命令胡景翼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部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佩孚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意外。同时又下令封锁京热大道，扣留有关人员，以防走漏消息。
冯玉祥动员之后，部队开始行动，徒步以每日行程200里左右的速度返回北京，3日内行程六七百里，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状如流水。鹿钟麟首先于22日到达北苑。鹿与蒋鸿遇会商后，即将各部队分配战斗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藏在大车内，当晚8时由北苑出发，12时抵安定门。孙岳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徐永昌城防军守城门卫兵大开城门，迎入城内。 鹿钟麟首先指挥部队接收了全城的防务，又把全城电话线割断，封锁曹锟与外界的联络。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接触。
鹿钟麟的指挥部设在太庙，一切急需做的事情都在一夜之中办好了。次日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满了国民军岗哨，站岗的士兵臂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的白色袖章。
次日，冯玉祥来到北苑，发出主和通电，提出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请全国贤达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同时，冯部国民军颁布文告，指责吴佩孚不顾人民的痛苦，兴无名之师为孤注之掷。又宣布，首都重地，使馆林立，商务云集，国民军将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
冯玉祥邀集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王芝祥、鹿钟麟、刘骥、张之江等在北苑开会商议正式改组军队的事宜。会上推冯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为副司令，分别任第2第3军军长，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曹锟贿选祸国，强令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曹本人自动退位。
会后，冯玉祥等通电中国，并公布《建国大纲》。
政变原因
三角同盟
孙中山在卢、孙、张倒直三角同盟形成时，便派徐谦将三角同盟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敦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不久，孙中山又派徐谦见冯，将自己的《建国大纲》交给他，此后孔祥熙又奉孙中山之命，将其亲书的《建国大纲》交给冯，并进一步劝冯倒直。国民党人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奉孙中山之命，时常同冯联系，劝冯采取联合奉、皖，将直系军阀吴佩孚推翻。冯受到感动，决心倒直。奉系首领张作霖也派来马炳南到北京与冯玉祥取得联系。马既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又同冯玉祥有旧交，他们在20镇时相识。马还代表张学良趁冯玉祥同李德全结婚的时机，前来贺喜。
共同反直
冯的元配妻子刘德贞患产科病去世。冯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结识，李为北京惠文女子中学的教师，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学识出众，思想开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冯与李恋爱之前，大总统曹锟拟将其女嫁给冯玉祥为妻，托人向冯说媒，冯不为大总统的权势和曹小姐的显贵所动，婉言加以谢绝。
马炳南的不断往返，奉军又秘密接济了冯军一些补给。奉方又派郭瀛洲为代表和冯联系倒直问题，冯表示赞同联合。双方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共同反直。
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与山东督军、皖系军阀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联络反直活动。冯玉祥派遣参议刘之龙赴天津与段祺瑞洽谈，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冯玉祥积极争取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秘密联盟。
草亭协议
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在冯玉祥督陕时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胡素有革命思想，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与黄郛建立联系
冯玉祥再与黄郛建立联系。黄郛是志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上海光复，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冯经张绍曾认识黄郛，黄是1923年入北洋政府内阁的，先后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冯、黄经过交谈，彼此有许多共同的见解。冯每星期都请黄到南苑兵营讲述军事政治学，讲救国救民之道，为冯部参谋将士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每次演讲约两个小时，冯亲自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一同听讲。黄利用职务为冯探听政界消息。
事变过程
冯玉祥于10月23日下令逮捕原财政总长王克敏和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贪官污吏。王闻讯逃入租界，李拒绝交出赃款，遂被枪决，对此人们拍手称快。随后，冯又将大贪污犯曹锟之弟曹锐押解到案，令曹锐交出赃款，曹锐畏罪吞服鸦片自杀。 冯玉祥又接受张绍曾的建议，成立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总统和总理的职权，由黄郛一人兼任，黄还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王正廷兼任外交、败政两部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黄郛、王正廷都是冯军回师举行政变的内幕人物，因此，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核心。
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的人，就是一年前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王承斌，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难受。吴佩孚接到冯玉祥的10月23日通电，虽然大吃一惊，但又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电报。他查明属实后，又怀疑胡景翼未必加入冯军，即命胡为第三军总司令以代冯，叫张敬尧去胡部传达命令。胡把这个倒霉使者扣留起来。
一切真相大白，吴佩孚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的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精兵七八千人回救北京。吴急电南方直系将领率兵北援，不料京汉、津浦两线受阻，无法应援。
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已开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张绍曾为避免战祸，出面调停，劝吴佩孚接受“和平救国大纲”。吴的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不肯罢休。双方军队在杨村一带开战。此时阴雨连绵，杨村一带除铁路两旁及永定河堤等高地外，尽是一片汪洋，作战十分艰难。开战后，双方相持一天，不分胜负。冯派刘郁芬、蒋鸿遇两旅，迂回到吴军后方，从吴军背后进攻，又派李鸣钟由丰台抽调部队，协助正面进攻。张之江、石友三、谷良友部，协助李云龙旅，一致向吴军摆出攻势。此战生俘了吴部的旅长潘鸿钧以下数千人并乘胜进击。
11月3日上午，冯军占领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天津附近的北仓，随后占领天津。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吴佩孚仍作困兽之斗，把司令部移驻军粮城。胡景翼军如果向前推进，和奉军两头一挤，吴佩孚即无处可逃。但冯玉祥、胡景翼接受了张绍曾的劝告，给吴佩孚放一条生路。
吴军残部在军粮城两头被包围。吴看到只有从海上逃跑一条路，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由大沽乘海军运输舰南逃。经上海转武汉，后又回到河南重整旗鼓。但吴从此元气大伤，未能再抖起昔日的“威风”。
冯玉祥一贯痛恨封建帝制，北京政变后，决心以全力，行其素志，把溥仪逐出宫去。11月5日，摄政内阁作出修正优待清室条件，永远废除皇帝专号，将故宫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冯玉祥当天就令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执行，将宫内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给资遣散，又用汽车5辆，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
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不久，又从日本公使馆逃往天津日租界。11月6日，冯玉祥电请段祺瑞出山，称：国民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的摄政内阁遂告结束。段任临时执政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政局急转直下。奉系军阀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以图乘机扩大地盘，觊觎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认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称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十分懊悔，表现为万分消极。冯玉祥感到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国民军第二军将领岳维峻、邓宝珊向冯玉祥献上一计：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只带少数卫队在北京之机，举行暴动，把他们父子俩捉住枪毙，以快人心，而戡祸乱！
冯认为这样做会激起奉军异动，酿成混战之局，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不同意此计。
皖系卢永祥企图恢复江苏地盘，怂恿奉军南下，而吴佩孚又企图北上实行报复。冯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决定辞职下野回避矛盾。
段祺瑞一方面借助张作霖的军事力量扼制冯玉祥，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没有冯的军事力量，自己就会受奉张摆布。因此，他对冯的辞职坚决挽留，并对冯部略施抚慰手腕，于1925年元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
段祺瑞一方面拉拢冯，不让冯下野，另一方面怂恿奉系的李景林以督办直隶军务的名义，迫使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让出保定、大名等地，将冯与孙岳的联系切断。又命令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率师南下攻击吴佩孚；同时密令刘镇华的镇嵩军憨玉琨入豫，以牵制国民军第二第三军。 胡景翼部队打败吴佩孚部队后，又在孙岳的帮助下，打败了憨部。冯玉祥保荐孙岳督陕，胡景翼部收编了吴佩孚部的王为蔚、陈交钊、田维勤等。
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冯本来就任陆军检阅使并兼有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现在无形中失去了检阅使名义。
冯玉祥经过国民党人徐谦的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政变后，便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革命策略。
李大钊、徐谦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
李大钊设法使冯玉祥振作起来，劝他不要消极。苏联方面也认为，只有冯玉祥振作起来，国民军才有可能形成中国北方一支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国民军也感到必须有老冯出山支撑着局面，才能争取到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
通过李大钊、徐谦和加拉罕的协商，由冯军和胡景翼军、孙岳军各选派25名青年军官到苏联军多学院学习。冯又从学兵团挑选15名优秀连排长，进入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之后，冯玉祥又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
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向苏联政府请求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1925年3月，苏联派来了两个军事顾问组，共约三四十位顾问，各类专门人才具备，到国民军担任教官。冯玉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丰镇厅建立了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又在张家口建立了机枪学校、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迅学校、小型工兵学校。苏联顾问还帮助国民军建立了军械工厂，装备了修理厂，建造了弹药生产设备，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师，提供图纸，并具体指导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苏联援助国民军大批军火和装备，其中有步枪、子弹、马刀、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以及飞机等。
冯玉祥还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基地。冯玉祥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12名国民党员和苏联顾问在俱乐部内讲课。
冯玉祥在拥护段祺瑞出山的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的一员，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关于乘机宣传革命的建议，决定北上。
历史意义
首先
北京政变完成了辛亥革命“赶走皇帝”的未了任务，铲除了封建帝制复辟的祸根。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随即对故宫历代文物进行清点、保管，不仅连根铲除了封建帝制，而且对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珍贵文物也有重要意义。
其次
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北京政变导致曹锟、吴佩孚政权的垮台，直系在北方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吴佩孚主力被歼，只率2000多人南逃，其“武力统一”的图谋化为泡影。尽管政变后政权落到段祺瑞手中，但冯玉祥建立的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京及其外围驻有重兵，使段祺瑞政府不仅难以巩固政权，而且不能有所作为。这种形势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的发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巩固。
第三
北京政变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民权运动的兴起，为争取国民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早在1923年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但由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势力较强，又高喊“武力统一”，使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得实现。北京政变以后，直系政权垮台，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事。中共再次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召集“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北上。孙中山行前发表《北上宣言》，沿途广为宣传，使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性运动蓬勃展开。
第四
北京政变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形势的高涨，并对以后的工人运动和北伐战争起了积极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改组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从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军，纪律较严，政治上倾向革命。他们在北京有时以“维护秩序”为名，保护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冯玉祥和国民党的关系，营救“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恢复失业工人的工作，恢复铁路工会。所有这些为工人运动由“二七”惨案以来的低潮走向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高潮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在北伐战争中，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平定陕西，南下河南，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军。
冯玉祥驱逐溥仪
北京政变取得胜利后，冯玉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清废帝溥仪逐出故宫，井先提请黄郛摄政内阁予以讨论。在这一提案尚未交付阁议的时候，北京警备总司令部获悉清室已预知其事，且将有所举动。警备总司令鹿钟麟郎据以报告黄郛，井谓事不宜迟，迟恐生变。黄郛乃速夜召开紧急阁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
修改后的清室优侍条件是:
“今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规章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三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派卫兵妥为保护
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紧急阁议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改通过后，即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十一月五日晨，鹿、张、李会商执行步骤。张说:“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带多少军警？”鹿答:“军警各二十名就够了。”计议既定，先将故宫外军警布置妥当，并将电话线割断后，即率军警各二十名入神武门。每通过一门,就分置军警监视其值岗卫兵，不许走动。鹿、张、李等径趋溥仪住所，值清室正开门“御前”会议，当由内务府大巨绍英出迎，鹿等郎出示国务院通过的修改优待条件，并告知来意，请其转达溥仪立即迁出宫外。绍英虽惊慌失措，但仍故示镇静，井指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鹿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绍英又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如果不是我劝阻他们稍等片刻，现在就出了乱子了。”绍英不得已，乃入告溥仪，但往返数次，仍希有所转圜。鹿见事不能决，乃故意大声告其随从人员说：“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二十分钟。”溥仪闻而大惊，于是立即答应迁出宫外，随即交出印物，收拾私物，在鹿、张、李等的监视和保护下一同离开故宫。鹿并亲自送他到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邱。鹿问溥仪:“从此以后，你是愿意当平民呢，还是愿意作皇帝?在我们中华民国不允许皇帝存在，我们有对待皇帝的办法。”溥仪答称:“我既答应接受修改优待条件，当然不能再作皇帝，我愿意作一个平民。”鹿说:“我们对平民当然要保护。”
在溥仪离开故宫之后，对宫内的宫女和太监等均任其自由迁出宫外。
溥仪出宫后，即由国务院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李煜瀛担任，委员十四人，为:汪兆铭、蔡元培、鹿钟麟、张壁、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睿、绍英、耆龄、载润、宝熙、罗振玉(绍英以下五人为清室所推荐)。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整理、保管，以防遗失或毁损。故宫的警卫由鹿钟麟派兵担任，直至国民军撤离北京时，始交由内务部接管。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出宫之次日，段祺瑞曾致冯一电，极表不满，其电文大意是:“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驻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夭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冯复电谓:“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砚。过了几天(十一月二一十九日)，溥仪即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下车后，复由日本人驾车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馆居住。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的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看中了溥仪这个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所布置的。但是当时的临时执政段棋瑞却对此政治阴谋等闲视之，始终没有对日本方面提出过一次抗议。当时北京“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曾为此发表宣言，谴责段政府放纵溥仪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嗣后溥仪如有危害国家的行为，日本人应负责任。
第二次直奉战争
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５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动六个军及海、空军一部，共计约十五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四个军及后援军、海、空军约二十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奉军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到９月３０日已连克朝阳、开鲁、建平、凌源，１０月９日又占赤峰，战事重心移向山海关主战场。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１０月７日奉军攻克九门口要塞，威胁直军侧翼。吴佩孚于１１日亲赴山海关督战。１４日奉军又克石门寨，山海关直军正面阵地动摇，吴佩孚被迫放弃自海路运兵攻击奉军后路的计划，临时抽调精锐部队增援山海关战场。
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已，开战后在古北口屯兵不前，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１０月２３日，冯玉祥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星夜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消息传到前线，直军士气一蹶不振，吴佩孚率兵一部回救北京，并急调江、浙、豫、鄂等省直军北上驰援。但奉军由冷口突入长城，占领滦县，直军后路被断，全线崩溃，山海关、秦皇岛均告失守，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在杨村被国民军击败。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也出兵分别切断了津浦、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奉军大举入关，吴佩孚孤立无援，直军在华北的主力全部覆灭。１１月３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率残部两千余人自塘沽登船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１１月２５日，张作霖、冯玉祥等共同拥戴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权实际上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浙奉战争1925.10.15
浙奉战争，于1925年爆发，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与东南地区直系军阀，为争夺江苏和安徽地盘而进行的战争。
浙奉战争，1925年10～11月，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江苏、安徽争夺地盘而进行的战争。张作霖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遣11个师进据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江苏等省，控制京奉铁路(北京-沈阳)和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全线，胁迫北洋政府任命奉军将领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杨宇霆分别为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军务督办，严重威胁国民军和长江流域直系势力及其他地方军阀。直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联络冯玉祥和苏、皖等地方军阀共同反奉，从而发生了浙奉战争。
爆发
1925年10月8日,孙传芳在杭州召集浙、闽、苏、皖、赣五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结成五省联盟，准备发动讨奉战争。10日，孙以准备秋操为名，调集浙军4个师另6个旅于浙江长兴、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地区，部署向奉军进攻。15日浙奉战争爆发。
经过
奉军为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提前于14日从上海撤出第20师。16日浙军进占上海,后相继攻占苏州、常州、镇江,进逼南京。此时，江苏第1、第3、第4、第10师通电响应浙军，并将驻南京奉军第8师包围缴械。杨宇霆等逃离南京。20日浙军进入南京后，与苏军乘胜北进，迫奉军退向安徽蚌埠。皖军第1旅通电与浙军一致行动,由泗县进抵临淮关。姜登选被迫辞职。
奉军继续北撤。张作霖急调4个师另2个混成旅入关增援，并命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保卫徐州。张宗昌调兵布防于江苏邳县(今邳州)、砀山(今属安徽)、安徽宿县(今宿州)地区。23日浙苏皖联军占领蚌埠后，分三路向徐州进攻。左路苏军第4师和皖军第1旅从宿县以西经永城攻萧县、砀山，受挫。右路苏军第1、第3师从宿迁进兵，第1师在海州遭奉军合击,退守大伊山，第3师在清江浦(今江苏淮阴)战败，困守孤城，后得苏军第10师等部增援，才解其围。
结束
中路浙军第1、第2、第4师和第7混成旅由蚌埠沿津浦铁路北进,攻占宿县。
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鲁军第5师师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反攻，夺回宿县、固镇，迫近蚌埠。11月2日，浙军第1、第4师在固镇地区迂回奉军侧后，大败奉军，俘施从滨及其所部1个旅。5日,再克宿县。1925年11月6日,孙传芳乘势指挥浙苏皖联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徐州。张宗昌调集奉军准备决战。在此期间，冯玉祥指挥国民军分别向直隶大名和鲁西进军，威胁奉军后方。张作霖为保存实力，令张宗昌退守山东。7日,奉军向郯城、台儿庄和韩庄、临城(今薛城)撤退。8日，浙苏皖联军占领徐州,此战结束。
影响
浙奉战争是由孙传芳首先发动的，他发动反奉战争同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此次战争奠定了后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部分格局，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国民革命军东征
（第一次东征1925.2--3第二次东征1925.10--11）---讨伐陈炯明
1925年广东革命军队对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的两次征讨。陈炯明自1922年冬退据粤东东江一带后，一直和广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相对抗。1924年冬，他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纠集洪兆麟、林虎等部约三万余人，在英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准备进攻广州。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为右路军，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东征的主力；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军，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杨、刘按兵不动，暗中勾结陈炯明。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并得到海陆丰等地农民的配合和支援，从广东南部沿海东进，连战皆捷：2月15日攻下淡水，27日进占海丰，3月上旬连克普宁、潮安、汕头，13日破林虎主力于棉湖，18日又克五华，20日攻占兴宁。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军主力。
6月，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广东形势危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立即回师镇压，在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迅速平定叛乱，全歼叛军两万余人。嗣后，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军校编练的军队及粤军、湘军、滇军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五军。
这时，陈炯明利用革命军队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的机会，以三万之众重新占领东江一带，并企图勾结盘踞在粤北的川军熊克武和粤南的邓本殷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军队，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任三个纵队纵队长。东征军自10月1日起陆续出发，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攻占惠州。三个纵队继续分路进击，11月初收复潮安和汕头，全部歼灭了陈炯明军在东江的主力。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国民政府派鲁涤平率部进击粤北连山一带的川军熊克武部，派陈铭枢率部进击粤南高州一带的邓本殷部。粤北迅速平定，熊军余部退入湘境。粤南初战失利，后以朱培德、李济深相继为总指挥，分兵四路进击，于11月20日占高州，29日克廉州（合浦）。1926年1月，第四军渡海登海南岛，收编了邓本殷军余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胜利，统一了广东全境，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第一次东征
1925年(民国十四年)2月至3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广州革命政府所属部队在广东东江地区对军阀陈炯明部的进攻战役。 1924年冬，占据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离广州北上的机会，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向其所部下达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为统一广东，顺利北伐，广州革命政府于1925年1月15日发布《东征宣言》，组成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军。东征联军约5万人，于2月1日，分三路向陈炯明部发起进攻。军阀陈炯明军共6万余人，以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编为7个军和5个独立师，正向广州进逼。东征联军以粤军与黄埔军校校军组成右路军经虎门攻击前进，先后攻占东莞、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地，在击溃广九路(广州至九龙)上的陈军后，于14日进至陈军的东江门户淡水城郊。在攻打淡水的作战中，黄埔校军以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的“奋勇队”，15日拂晓发起攻击，仅用半个小时就率先攻进城内。陈军洪兆麟部2万余人由惠州前来增援。校军和粤军第2师以一部兵力进行阻击，将洪部击溃，并乘胜向敌追击，一举攻占平山，尔后，决定置惠州孤城于不顾，继续挥师东进，相继攻占海丰、陆丰等地。陈军将领洪兆麟、叶举见大势已去，遂脱离部队，从海路逃跑。东征联军的右路军兵分三路，向潮州汕头方向扩张战果，于3月7日攻占汕头。当黄埔校军协同粤军在淡水、海陆丰、潮汕等地与洪兆麟部决战时，陈军第1军军长林虎见有机可乘，即率部从紫金、五华抄袭右路军后方，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前后夹击右路军。右路军从揭阳、普宁迅速回师迎击林虎军。广州大本营为支援右路军的作战，及时调驻江西的粤军第l师陈铭枢旅和吴铁城警卫师等部增援东江前线。3月10日，林虎部进占河婆墟，截断了右路军与广州的联络线。右路军决定除以许济的第4师坚守潮汕外，以校军和张民达的第2师从正面迎击陈军，以陈铭枢旅及欧阳驹师出河田，击陈军之背。3月13日晨，正面迎击林虎军的教导第1团干余人，在晋宁以西的棉湖首先与对方接触。因为此时右路军的左右两翼还未如期投入战斗，校军教导第1团官兵遂与陈军数万人展开激烈的战斗。17时，校军教导第2团赶来支援，突袭陈军司令部。林虎当晚即率残部夺路溃逃。校军官兵遂发起追击。林虎收集残部退至兴宁，与东征联军形成对峙。3月20日拂晓，东征联军各部对兴宁发起总攻。战至当天日暮时分，攻占兴宁。与此同时，东征联军的右路军又攻占了五华、梅县、蕉岭、大埔等县，洪兆麟残部逃往粤闽边境；林虎残部退入江西，潮(州)梅(县)地区全部为东征联军收复，困守在惠州孤城的陈军杨坤如部见援兵无望，出城向东征联军投降。东征联军左路滇军遂进入惠州。至此，第一次东征作战结束。
第二次东征
1925年(民国十四年)10月至11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广州国民政府东征军在广东地区对军阀陈炯明残部的一次进攻战役。
1925年9月，原已被打败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平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叛乱，重占潮州、汕头；盘踞广东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与其配合，企图向广州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消灭广东省的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辖第1、第2、第3纵队，由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向东江地区陈炯明残部发动进攻。10月14日，东征军在省港罢工工人、东江农民的配合下攻占惠州，尔后，兵分三路，向东江腹地继续进攻。11月4日，东征军收复潮州汕头，28日后，又攻占五华、兴宁、梅县、大埔，乘胜追击残部，直至闽边永定一带。至此，陈炯明残部流窜于闽赣边，再也无力袭扰东江。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又先后消灭了邓本殷在高州、雷州及海南岛的部队，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趋于统一，为国民革命军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奠定了较为可靠的后方基地。
北伐战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组成的广州国民政府，领导国民革命军于1926～1927年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直接打击的目标有三个：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北伐战争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却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没有消灭张作霖。
战争的准备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屡遭挫折和失败。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随后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见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选派了重要干部到军校从事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10月开始建立黄埔教导团，随后扩大为新型的革命军队。为了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广东革命政府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工会条例，迅速打开了工农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同时建立了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
广东革命政府依靠黄埔学生军和工农革命武装，团结其他军队，于1924年10月平定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6月消灭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宸寰的叛乱。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接着将所辖黄埔学生军和驻广东的粤、湘、滇、鄂等部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10月举行第二次东征，同时进行南征，先后消灭了陈炯明和邓本殷的反革命军队，1926年1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广西李宗仁和湖南唐生智先后宣布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使国民革命军拥有八个军约十万人。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全国反帝爱国民主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广东省港工人奋起响应，大力支持广州国民政府，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1日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国民革命军的基本编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党代表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其中从事政治工作人员多数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苏联政府派加伦将军等为国民革命军顾问。广东等省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北伐军；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几千人的运输队随军出征。
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洋军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实力，窃据了北京中央政权和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十多个省份。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占据了河南、湖北、湖南三省，陕西的东部和直隶（今河北）保定一带，控制着京汉铁路。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江西五省。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三十五万，占有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等地，控制着津浦铁路北段。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地方军阀。为了扑灭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吴佩孚、张作霖在1926年3、4月间已采取联合步骤，计划在北方消灭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南方先进攻湖南，进而消灭广东革命势力。孙传芳由于同吴佩孚、张作霖存在尖锐矛盾，表面上“保境安民”，实际上坐山观虎斗，以便从中渔利。
国民革命军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歼灭吴佩孚军，然后消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参战。北伐军首先以主力向湖南进军，两湖战场成了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此前，1926年5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两个旅已入湘协同第八军唐生智部同吴佩孚作战。5月下旬，广州国民政府又派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和叶挺独立团入湘增援，打开北伐的前进道路。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共有两千余人，连以上干部全部为共产党员。独立团是第四军的开路先锋，6月5日攻占攸县，取得了入湘作战的首次大捷。7月初，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四、七军先后抵达攸县地区，与第八军汇合。然后分三路进攻长沙。在工农群众支援下，北伐军11日进入长沙。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攻取湖北。 8月19日，中路军发起总攻，先后攻占平江、岳阳，切断粤汉路。接着进入湖北境内作战。25日开始攻打武长铁路线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贺胜桥。汀泗桥是武汉南面的门户，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北伐军要攻占武汉，必先攻占此桥。吴佩孚把司令部设在贺胜桥，亲自督战，下令死守汀泗桥。8月26日，第四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发起进攻，双方争夺激烈，汀泗桥四次易手，仍不能决定胜负，双方伤亡惨重。27日晨，独立团在当地农民引导下，从东面大山的小路迂回到汀泗桥东北面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敌因受前后夹击，慌乱溃退，吴佩孚下令用大刀砍杀败退官兵也不能稳住阵脚。当天北伐军占领汀泗桥。第四军英勇善战，获得了“铁军”称号。8月29日，北伐军第四、七军向贺胜桥发起总攻。30日下午叶挺独立团首先突破吴军防线，当日占领贺胜桥。9月1日第四、七军到达武昌城下。吴佩孚企图凭借武昌城垣及长江天险负隅顽抗，守住武汉，等待河南吴军和江西孙传芳军来援。他设司令部于汉口，命其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防守司令，率兵死守武昌。北伐军第四、七、八军合围武昌城，从3日起连续多次攻城，均未成功。5日独立团官兵潜至城脚下，奋勇登梯，城上弹如雨下，第一营登梯官兵十余人全部牺牲，表现了革命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接着北伐军调整部署，由第四军担任围攻武昌的任务，第八军进攻汉阳。在北伐军猛烈进攻下，汉阳守军刘佐龙部倒戈。汉口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北伐。7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汉口，吴佩孚逃往郑州。10月9日，在北伐军严密包围和策动下，武昌守军吴俊卿部起义，接应北伐军。10日，陈铭枢师、张发奎师、叶挺独立团、第八军第一师等联合发起总进攻，负隅抵抗的守敌被迫投降。北伐军此役共俘守敌司令以下官兵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伐军取得了两湖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1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3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抵制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正式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促进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进军，使孙传芳感到威胁，便向北伐军提出最后通牒，限令退回广东，并分两路袭击北伐军。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蒋介石也因唐生智的势力在两湖迅速发展，急于开辟江西战场，夺取江西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江西战场，主要以三次攻打南昌为中心。9月中旬以前，第二、三军分别夺取赣州、吉安、萍乡、安源等地，第六军占领奉新等地。19日第三、六军各一部冒险攻入南昌城，21日被迫退出。南昌撤退时，北伐军损失惨重。10月上旬，蒋介石由武昌转赴江西，亲自指挥南昌会战，北伐军付出重大伤亡，被迫撤除南昌之围。北伐军在两湖战事胜利结束后，主力迅速转入江西，准备第三次攻打南昌。这时孙传芳后方极不稳定，一度准备同蒋介石和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一致反对下，和谈未能实现。11月初，北伐军在加伦将军参加指挥下对江西孙传芳部各据点发动总攻。北伐军先攻占德安、马回岭，控制了南浔铁路，使九江和南昌陷于孤立。孙传芳见势不妙，逃回南京。11月5日北伐军攻克九江，同时包围南昌。8日占领南昌。至此，江西的北洋军全线溃退。
江西战事紧急时，福建周荫人部企图进攻广东，扰乱北伐军的后方。北伐军出兵福建，孙传芳无力顾及，敌人内部加剧分化，张毅等部归附北伐军。1926年12月间北伐军占领福建全省并乘胜追击，向浙江挺进。这时北伐军已发展到二十个军，拥有兵力二十五万人。
1927年1月，北伐军决定分三路追歼敌军。东路军由何应钦、白崇禧率第一、三军等六个纵队向浙江进攻。中路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以二、六、七军为主力，自江西沿长江两岸东进，其中李宗仁率第七军等三个纵队为江左军，程潜率二、六军等三个纵队为江右军。西路军由唐生智率四、八军等四个纵队为主力，沿京汉铁路对付来自河南之敌。三路总目标是夺取南京和上海。
东路军于1月中旬由闽入浙，2月下旬占领浙东，2月底占领了杭州及浙江全省。然后，自嘉兴向淞沪前进。3月21日白崇禧率东路军右翼占领松江，薛岳部抵达龙华。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取得胜利，解放上海。中路军的江左军和江右军，于2月下旬同时东进。 3月6日江右军占领芜湖。3月22日东路军攻占镇江，截断沪宁路。中路军的江右军和东路军分别逼进南京。24日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占南京，至此，长江下游全由北伐军占领。
战争的成就与夭折
北伐军从1926年6月出师，经过近十个月的征战，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取得重大胜利。但在革命胜利形势下，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所潜伏的危机终于爆发，造成北伐战争中途夭折。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6年9月中旬在五原誓师。冯玉祥刚从苏联回国，与国民军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国民联军总司令。11月国民军占领甘肃、陕西两省，在北方策应北伐军的进军。不久，又从潼关、紫荆关入豫作战。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先后到国民军中帮助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北伐军的作战。
北伐军所到之处，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极大的欢迎和支援。1927年初，汉口、九江民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收回了两地的英租界，取得了维护国家主权的重大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使北洋军阀的统治趋于崩溃。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他们极力支持和纵容拥有军事实力并蓄谋反共的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麻痹，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无力阻止局势的逆转。蒋介石集团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与周密部署，1927年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并与帝国主义协同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汪精卫在4月初从法国回上海，随即赴武汉。他把自己装扮成“左”派领袖，取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大权。武汉政府为了打开局面，决定第二次北伐，任唐生智为总指挥。4月19日在武昌南湖誓师，21日沿京汉路向河南进发。这时冯玉祥也由陕西向开封进攻。5月下旬，北伐军三个师在临颍十里头战役中击溃奉军主力。北伐军与冯部国民军合作，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但武汉政府面临外交孤立，经济困难，反共军人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汪精卫6月19日到徐州与蒋介石达成“清党反共”协议， 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夭折。
北伐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虽然中途夭折，但这次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开始了创建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
总司令：蒋介石
总参谋长：李济深
总参谋长次长：白崇禧
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前敌总指挥：唐生智
第1军军长何应钦，参谋长蒋伯诚。
第1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王俊，参谋长郭俊，辖1团孙元良、2团倪弼、3团薛岳
第2师师长刘峙，参谋长胡树森，辖4团陈继承、5团蒋鼎文、6团惠东升
第3师师长谭曙卿，副师长顾祝同，参谋长赵启录，辖7团涂思宗、8团徐庭瑶、9团卫立煌 。
第14师师长冯轶裴，参谋长吴文献，辖40团郑振铨、41团蔡熙盛、42团周址 。
第20师师长钱大钧，参谋长韩德勤，辖58团王文翰、59团赵锦雯、60团李杲 及刘秉粹补充团。
补充团长张贞，炮兵团长蔡忠笏，警卫团长朱毅之。
第1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一个团。
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收编粤军一部发展编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2军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参谋长岳森。
第4师师长张辉瓒，副师长王捷俊，参谋长粟晃扬，辖10团谢毅伯、11团周卫黄、12团邓赫绩。
第5师师长谭道源，副师长成光耀，参谋长李家白，辖13团罗寿颐、14团彭璋、15团朱刚伟。
第6师师长戴岳，副师长朱耀华，参谋长萧文铎，辖16团黄友鹄、17团廖新甲、18团刘风。
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参谋长梁广谦，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
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2军合共兵力步兵11个团，炮兵一个团。
由湘军第三混成旅和第六混成旅发展编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3军军长朱培德，参谋长黄实。
第7师师长王均，副师长张近德，参谋长历式鼎，辖19团曾万钟、20团万人敌、21团彭武扬。
第8师师长朱世贵，副师长杨育涵，参谋长刘发良，辖22团韦杵、23团祝膏如、24团李思愬。
第9师师长朱培德兼，副师长顾德恒，参谋长李明扬，辖25团顾德恒、26团李明扬两个团。
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3军合共兵力步兵8个团，炮兵、宪兵各一营。
由滇军一部发展而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4军军长李济琛，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存。
第10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交鼐，参谋长朱绍良，辖28团蔡廷楷、29团范汉杰、30团戴戟。
第11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邓世增，参谋长李扬敬，辖31团香翰屏、32团余汉谋、33团黄震球。
第12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吴奇伟，辖36团缪培南、35团黄琪翔、34团许志锐。
第13师师长徐景唐，副师长陈章甫，参谋长李务滋，辖37团云瀛桥、38团陆兰培、39团陈章甫 。
独立团团长叶挺。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4军合共兵力步兵13个团，炮兵两个营。
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第5军军长李福林，参谋长刘敏。
第15师师长李群，副师长林驹，参谋长何家瑞，辖第43团黄相、第44团周定宽、第45团黄炳琨
第16师师长陈炳章，副师长王若周, 辖第46团陆满、第47团李林、第48团陈伟图
独立第1团长梁林，第2团团长林驹。
第5军军长李台琼，合共兵力步兵8个团，炮兵一个营。
由粤军序列的福军发展而成，1925年8月26日改编受番。
6军军长程潜，参谋长唐蟒。
第17师师长邓彦华，参谋长曾则生，辖第49团傅良弼、第50团文鸿恩、第51团钟韶
第18师师长胡谦，副师长苏世安，辖第52团苏世安、第53团宋世科、第54团李明灏
第19师师长杨源浚，副师长王邦若，辖第55团王尹西、第56团张轸、第57团王茂泉
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6军合共兵力步兵9个团，炮兵两个营。
由广州国民政府警卫军为基础，并在北伐中收编起义投诚部队发展而成，在1926年1月编成。
第7军军长李宗仁。
第1旅旅长夏威，参谋长毛炳文，辖第1团陶钧、第2团吕演新
第2旅旅长李明瑞，参谋长吕其彬，辖第3团李明瑞、第4团李朝芳
第3旅旅长伍廷扬，参谋长林世嘉，辖第5团张国柱、第6团龚寿仪
第4旅旅长黄旭初，参谋长黄莘，辖第7团许崇武、第8团林畅茂
第5旅旅长刘日福，参谋长刘克初，辖第9团陆受祺、第10团梁朝玑
第6旅旅长韦云淞，参谋长徐启明，辖第11团韦云淞、第12团叶丛华
第7旅旅长胡宗铎，参谋长李石樵，辖第13团李孟庸、第14四团杨腾辉
第8旅旅长钟祖培，参谋长以定邦，辖第15团尹承纲、第16团周祖晃
第9旅旅长吕焕炎，参谋长董南，辖第17团杨义、第18团蒙志
独立第1团陈济桓　独立第2团罗浩忠入伍生团吕竞存
第7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两个营。
两广统一后的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所部改编而成，1926年3月改编受番。
第8军军长唐生智，参谋长龚浩。
教导师师长周斓。辖3个团，团长分别为罗霖、鲁扬开、刘克豪。
第2师师长何键，参谋长胡达。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陶广、刘建绪、危宿钟、张辅。
第3师师长李品仙。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张国威、熊震、李云杰、吴尚。
第4师师长刘兴，参谋长王德光。辖4个团，团长分别为廖磊、唐哲明、周维寅、颜仁毅。
第5师师长叶琪。辖3个团，团长分别为何宣、周磐、刘运乾。
鄂军第1师师长夏斗寅，副师长周斓，参谋长廖汝钧/万耀煌。辖3个团，团长分别是万耀煌、卢本棠、张森。
教导团团长周荣光。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8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由湖南陆军第四师并收编起义投诚部队发展而成，1926年6月2日改编受番。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7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1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2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11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13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18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20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12师第34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
宁汉合流（1927.9）与宁汉战争（1927.10--11）
宁汉合流
1927年9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同汪精卫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反革命合流。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党已变成为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1927年7月以后，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沪3个集团：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桂、晋等地方势力。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又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拥有一支军队，割据着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有分量的势力。他们为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但很快地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冯玉祥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于7月20日提出解决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汪精卫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8月上旬，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这时，汪精卫等虽然同意与宁方合作，但仍坚持反蒋态度，且声浪很大。同时，蒋介石排斥异己，引起桂系的不满，李宗仁、白崇禧等对蒋不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之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战事的失败，使其陷入困境。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然后回浙江奉化。不久，东渡日本。蒋介石的下野，加快了宁、汉合作的步伐。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3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李宗仁、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等21人。宁方的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和汉方的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
经激烈争吵，会议通过关于党务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
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3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成；
三、宁、汉、沪3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
四、特别委员会除施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部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的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国民党三大的召开；
五、规定特别委员会委员的名额32人，候补委员为9人，具体人员由3方共同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发表；
六、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
会议作出关于政府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宁、汉两方政府合并、改组，政府委员、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皆由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会议推举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共同起草统一宣言。
9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停止办公，汪精卫通电下野。9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等32人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决定劝蒋、汪、胡迅速来南京就职。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
9月17日和19日继续开会，作出以下决定：
一、推定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1人以统理党务。
二、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芬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推定于右任等67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唐生智、杨树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等14人为主席团。
三、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地政治分会，其职权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党部、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执行。
四、设立监察院。
同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宣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实际上，宁、汉、沪3方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
意义
当时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武汉渐有妥协趋势。而南京的蒋介石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境渐显不利，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质：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宁汉合流后的政府，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和武汉的反共立场是一致的,他们的合流说明了当时的反共反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
宁汉战争
宁汉战争，是在1927年10月至11月，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爆发的战争。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简称“汉方”，南京国民政府简称“宁方”，故被史学界称为“宁汉战争”。因为作战主力部队分别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唐生智部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新桂系李宗仁部，所以又称为“李唐之战”。
背景
在“四一二政变”和“宁汉分裂”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唐生智等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新桂系势力在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展开较量，以便争夺“正统”地位。
“四一二政变”之后，新桂系的势力扩大。蒋介石准备联络何应钦，解散新桂系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打击新桂系。但何应钦不合作，蒋介石打击新桂系的计划未能成功。
当时宁汉双方都在尽力争取在西北已经宣布投向北伐军阵营的原西北军冯玉祥。冯玉祥拥兵20多万，居中调停宁汉双方的分歧，并策动宁汉双方继续北伐。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新桂系第七军北上攻入山东境内，驱逐张宗昌，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亦派兵北伐，攻入河南境内。
1927年7月，汉方派出唐生智，程潜，张发奎等部队，东进进攻宁方。新桂系迅速以与汉方作战为借口，调动部队回到南京附近，并联络驻军浙江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形成对南京的包围。
随后，李宗仁与程潜部达成协议，相互不攻击，借此向蒋介石施压。7月15日，汪精卫于武汉实施“和平分共”，驱逐共产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内左派人士（未公开身份的倾共产党者），共产党自此被迫在全国转入地下活动。宁汉双方的根本政治分歧消失，为宁汉合流打下了基础，但汉方仍然坚持要蒋介石下野 。
8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张宗昌，孙传芳南下进攻南京。8月6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遭到失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王天培部损失很重，丢失苏北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徐州。宁方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蒋介石原定以徐州作战的胜利来对汉方施压，但这一计划失败。此战导致王天培因战败而被枪决。
8月8日，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通电汉方，要求“整个善后”，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从徐州回到南京，命令新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部署部队与汉方作战。但遭到白崇禧的公开抗命。蒋介石不得已通电下野。
因蒋介石主动下野，汉方暂时失去“讨伐”的目标。新桂系遂与何应钦部署部队，先迎战北方军阀。
8月底，经过孙军和宁方军队的反复争夺，新桂系和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发动全面反攻，击破南犯的孙传芳主力6万余人。孙传芳只带十余个卫兵北渡长江撤退，南京局势得以稳定。此后孙传芳逐渐淡出政坛。
9月11日，在新桂系的主导下，宁汉双方及多位国民党元老在上海开会，商谈双方联合。新桂系连同国民党内部的“西山会议派”，排斥了汉方的汪精卫，成立了一个由新桂系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宁汉合流”，但汪精卫被迫下野。汪精卫虽然下野，同时仍然联络汉方的唐生智，程潜，反对新桂系。同时还鼓动汉方的张发奎在广州另立中央，以对抗新桂系。此时因张发奎所部南下广东进攻共产党武装，以及程潜部移防湖南，汉方军队几乎尽控制于唐生智之手，加之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下野。宁汉双方的矛盾，已经由宁方蒋介石，汉方汪精卫之间的政治分歧演变成了控制宁方实权的新桂系与控制汉方实权的唐生智之间的政治分歧。
作战经过
1927年9月22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护党”，公开反对新桂系主导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并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刘兴部东进，在当涂与新桂系的第七军夏威部爆发了前哨战。新桂系随之以“中央”名义出兵西进，进攻唐生智。
新桂系政治，军事手段同时使用，动员了谭延闿，孙科等人前往武汉与唐生智会谈，但会谈失败。
10月18日，投向南京方面的程潜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首先向驻守宣城的第三十六军刘兴部发起进攻，宁汉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江西的国民革命军朱培德部已经投向宁方，唐生智为防止被宁方军队拦腰截断，主动退出安徽。李宗仁亲自到达安庆指挥前线作战，并宣布唐生智之“十大罪状”。唐生智继续撤退，相继放弃武穴，武汉，退入湖南。唐生智主动通电下野，以观望形势，但同时仍控制其部队在湖南继续对抗南京方面。
此时下野之蒋介石准备与唐生智联合，以打击势力越来越强的新桂系。1928年1月15日，新桂系，程潜等部队从武汉出发，攻入湖南，与唐生智部爆发连场激战。
当程潜部第六军攻占岳州后，叶开鑫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投向唐生智和蒋介石，并从背后突袭第六军。第六军遭受重创，陷入溃乱状态。白崇禧急电武汉，提出两个补救的策略：第一是全军回师攻击叶开鑫部，保卫武汉。第二是不顾叶开鑫，全军突破正面敌军防线，攻取唐生智的总部所在地长沙。
当时在武汉的宁方大员李烈钧，谭廷闿，何应钦等都主张使用第一方案，但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坚持使用第二方案。于是，白崇禧亲自督军南下，连破长沙，衡山，衡阳等湖南重镇。唐生智部大败。唐部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人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南京政府，愿意接受南京政府改编。唐生智早前已经下野，在唐军溃败后，被迫前往日本流亡。
宁汉战争以新桂系为主力的南京政府获得胜利而告终。
结果及影响
在宁汉战争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南京方面的新桂系。新桂系在宁汉分裂期间，成功运用政治，军事上的不利形势迫使蒋介石下台。进而通过政治手段组建了受新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同时一并排斥了武汉方面的汪精卫。随后又以中央名义，出兵击败了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并收编了唐生智在湖南，湖北的部队。此后，湖北湖南成为新桂系的势力范围。新桂系可控制的兵力亦膨胀到约20万。
但是，蒋介石与唐生智，汪精卫等人迅速联合起来，对抗势力越来越大的新桂系。1927年底，蒋介石，汪精卫策动张发奎，黄琪翔于广州另立中央，企图将新桂系的势力驱逐出广东。因当时新桂系正部署与唐生智的作战，未与广州方面爆发冲突。随后虽然新桂系击败了唐生智，但蒋介石却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得以成功复出。
新桂系在宁汉战争中的获胜因素有：
第一：不停的拉拢各方势力，使大批国民党元老，如谭廷闿，孙科，胡汉民等人转而支持南京方面，政治上取得主动。
第二：军事实力占优，南京政府下属有李宗仁，程潜，何应钦等部约六个军，兵力约10万，并有海军和空军助战。同时还有广东李济深，四川杨森等部作为后援，西北军冯玉祥也表态支持南京方面。而唐生智部号称有六七个军的番号，兵力15万，但很多军并不愿受唐生智指挥。如程潜，鲁涤平，朱培德等部在开战前后都分别投向南京政府。唐生智能直接控制的部队不过三个军。
第三：地缘有利，武汉方面控制的地区为湖北，湖南，江西全境，安徽一部，河南一部。战端一开，朱培德控制之江西，驻守鄂西之鲁涤平都投向南京，武汉四面受敌。而且南京方面控制江南富裕之地，在军费上也远比武汉方面充裕。
宁汉战争使“宁汉合流”的结果得以保证。使国民政府得以维持统一。1928年，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别联合进行北伐，迅速击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使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新桂系也在宁汉战争以及二次北伐中，势力迅速扩张至极盛。
相关人物
宁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程潜，夏威，朱培德，鲁涤平，胡汉民，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济深。
汉方：汪精卫，唐生智，刘兴，叶琪，叶开鑫，李品仙，何键。
其他：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张发奎，黄琪翔，王天培。
二次北伐
---1928年蒋、冯、阎、桂四派联合北伐奉系张作霖的战争
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党自称这次战争是1926年北伐的继续，故有“二次北伐”之称。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提高身份，巩固其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蒋介石打出了“继续北伐”的旗帜，意图把自己装扮成继承孙中山未竟事业的首领，以便“理直气壮”地号令天下，使国民党各派听其指挥。而此时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实力派，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都有“北伐”之意。于是，国民党中各派军阀，在相互利用、相互争夺的基础上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并一致展开了同奉系军阀的战争。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2月11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以“北伐”之名，对军队进行了重新改编。蒋介石把北伐各军编为四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全军共40多个军，约70余万人。北伐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线间的鲁西和直南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石家庄，再转京汉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然后四路会攻京津。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参战兵力约40万。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和津浦线进展顺利。7日发起攻击，9日占郯城，10日克台儿庄，中旬占临城、滕县、兖州、曲阜，下旬占莱芜、泰安，5月1日克济南。第二集团军发起攻击后，在直南首克邯郸，后受安国军重兵相抗，苦战于大名、彰德一带；在鲁西，则连克郓城、巨野、济宁。第三集团军于4月20日冲出娘子关向石家庄进攻。
国民党军的北伐，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5月3日，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进行大肆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武装干涉，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北进。
1928年5月上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奉军进攻，相继占领石家庄、临沂、德州等地。5月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北伐军很快占领绥远和大同、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地。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张作霖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6月8日，阎锡山部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蒋、冯、阎、桂联合的“二次北伐”，也随之宣告完成。
蒋冯阎桂联合进行的“北伐”，实际上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争夺北中国统治权的战争。这次北伐，尽管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除了新旧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旧的矛盾和斗争很快就为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所取代。
皇姑屯事件
事件简介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3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罪证如山难抵赖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东北易帜
1928年6月1日，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顾执中从前门车站获悉，张作霖在京眷属已于凌晨乘车出关，张本人也出走在即。张作霖出走，使形势急转直下。顾执中主张把这一条新闻立即拍发上海《新闻报》，但《新闻报》驻京办事处的人员害怕张作霖留在北京的军队迫害，苦苦劝阻发电。顾执中为安全计，只好改用付现款的私人电报发出。电报内容则用可以猜出的隐语：“弟以予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远先生代为管理。”收电人是陈达哉。他是《新闻报》编辑中最为机灵的一位。不出所料，上海《新闻报》就在6月2日发表了张作霖出走的消息。这条消息为何如此重要呢？原来1928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人分别担任第一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联合向奉系军阀进攻。蒋介石的北伐军沿津浦路攻打奉军，直逼京津。冯玉祥的西北军，于陇海、津浦两线迫使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节节败退。阎锡山的晋军又猛攻龙泉关，如京津地区与东北的通道一但被切，奉军主力就有被包抄的危险。
早就主张停战议和的张学良趁机从河南前线给部下周大文等人写密信，要他们在北京“大元帅府”酝酿停战空气，并暗中策动东北三省法团派代表赴北京，恳请张作霖退回东北。在这前后，张学良先后密派危道丰、葛光庭南下与国民党的何成浚等人谈判。这时“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感到大势已去，于5月30日召集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张宗昌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让出京津地区，向关外总退却。6月3日，张作霖秘密登上了前天已经升火待发的“蓝钢”专列“泰山号”由北京启程返回奉天。6月4日凌晨5时30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这就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决心雪国耻报父仇，尽早实现“南北统一”。但关东军正急于利用“皇姑屯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形势，在东北制造傀儡政权，百般阻挠易帜。而且奉系参与决策的高层人物，在讨论“易帜”问题时意见不一，以到迟迟未能如愿。
在张学良的说服和坚持下，奉系大多数军政要人始赞同东北实行易帜。7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绝不妨碍南北统一。于是张学良、蒋介石两人的代表在北平六国饭店商妥，东三省定于９月中旬实行易帜。应蒋之要求，张令汤玉麟于7月19日宣布先行易帜。蒋介石为促使东三省早日归附中央，加紧了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系，先派方本仁为特使参加张作霖的丧礼，又通过胡若愚的牵线派李石曾到沈阳活动。李住在商埠三经路上德国人开设的饭店里，从不公开露面，只由胡若愚、朱光沐、朱海北相陪。李石曾和张学良会谈的地点，是北陵高尔夫球场内的“少帅”专用休息室。李石曾一再要求张学良尽早换挂“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统一。张学良诚恳地表示，结束国家分割局面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立即“易帜”尚有困难，主要是担心日本人会趁时局未稳进行干涉，内部也还有阻力。为此张学良被迫决定推迟三个月再宣布“易帜”，表示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希望谅解他的苦衷。
此后蒋介石、张学良两人函电频传，信使不断，蒋对张予以理解和同情。1928年冬，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张群、吴铁城、宋大章三人来到沈阳，与张学良密议“东北易帜”大业。张、吴、宋三人下榻于交通银行后，“亲日派”欲采取破坏行动，扣留他们。经紧急磋商，乃决定由吴、宋两人连夜乘车直奔少帅府邸，面晤张学良。在这天夜晚的密谈中，双方推心置腹，解释了张学良的某些疑虑，更坚定了他“东北易帜”的决心。蒋介石还利用美国、英国与日本的矛盾，推动美、英向日本施加压力。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反对日本分割中国的舆论也高涨起来。到11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也不得不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嗣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派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表示，为了不使张学良为难，东北外交由中央应付，同意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负责，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先由张学良请委，然后由中央任命。蒋介石每月允拨军饷1000万元给奉军，这样更增加了奉军的向心力。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杨宇霆的干扰，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在就职典礼上，张学良身穿中山装，向总理遗像宣誓（方本仁、刘光监誓）。至此，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局面，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国民政府时期军阀　　1、蒋系军阀——蒋介石。蒋介石是民国后二十年最大的军阀，1928年，由蒋介石主导的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直到1949年南京政府倒台。 　　2、冯系军阀（西北军）——冯玉祥。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解体，旗下将领分裂成多个军阀派系。    3、晋系军阀——阎锡山。 　　4、桂系军阀（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 　　5、粤系军阀——张发奎，李济深，陈济棠，余汉谋。 　　6、奉系军阀（东北军）——张学良。 　　7、川康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 　　8、山东军阀——韩复榘。 　　9、宁夏军阀——马鸿逵。 　　10、甘青军阀——马步芳。 　　11、绥系军阀——傅作义，董其武。 　　12、滇系军阀——龙云，卢汉。 　　13、新疆军阀——金树仁，盛世才。 　　其它军阀：刘镇华，孙殿英，石友三，陈树藩，刘珍年，唐生智，何键等等。国民党军阀的大规模混战
北伐成功和中国的统一，此时只是形式上的。国民中央政府并没有像苏联红军和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一样，完全消灭敌对势力，将反对派或者处死或者流放，全部控制整个国家。
国民政府只是从形式上臣服了诸多反对派，让他们像以前的诸侯和藩镇一样，一定程度听从中央的命令。但是仍然保有自己相当的独立地位，成为新的军阀。为什么中央不斩草除根将他们全部消灭？说到底还是实力的问题。
北伐时候，北伐军总兵力只有8个军9万多人，其中中央直属部队的第一军黄埔生大约只有2万多人，加上真正服从中央的军阀，不过5万多人。这点人马能够通过外交政治手段和革命战士热情来消灭北洋军阀，已经很不容易了。
北伐成功以后，中央通过收编军阀部队，改编俘虏，还有新招募士兵，直属部队逐步扩展到50多万人。但地方新军阀的军事力量一点不比中央部队要差。曾经参与北伐的一些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流，很快成为新一代的军阀。其中李宗仁的桂系控制广西，湖南，湖北，河北的一部分，冯玉祥控制陕西，甘肃，察哈尔，河南，阎锡山控制陕西，绥远，河北一部分包括平津两市在内，还有奉系少帅张学良控制东北四省。他们四大军阀各自佣兵在20万以上，其中张学良和冯玉祥部队都有40万之众。还有如李济深，唐生智，张发奎，何健，云龙，刘湘，刘文辉，杨森之类地方小军阀，控制兵力在2万到10万之间。他们在北伐后取代老军阀，依靠自身的军事力量割据各个省份，做法和老军阀也没有什么不同。而此时中央政府可以控制的仅有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和河南各一部地盘，面积还不如这些大军阀。
蒋介石很明白形式上统一中国的下一步，自然是实际上统一全国。实际上统一全国，对于这些割地为王的军阀来说，就是要将他们的军事力量消灭掉，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但面对总兵力高达170万地方新军阀，仅有50多万兵力的中央军想将他们一口吃掉不可能。如果地方军阀联合起来，中央还有可能被他们消灭掉。
所以，必须一步步来，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分化瓦解他们，然后一口口吃掉。欲速而不达，实际统一全国不可能短时间完成。
一  国民党军阀在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上的争斗蒋桂、蒋冯、蒋唐战争
国民党军阀对奉系军阀的战争刚一结束，蒋冯阎桂四派之间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这四派的斗争是围绕着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问题展开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国民党军阀进入北京时，蒋冯阎桂四派所占地盘如下：蒋占有南京、上海和江浙一带；冯占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阎占有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和平津两市；桂系李、白占有广西、湖南、湖北，支持桂系的李济深占有广东。对这样的地盘分配，冯玉祥最为不满。冯虽然地盘很大，但多是贫瘠地区。冯又认为他在对奉作战中出力最大，河北和平津应划给他，但在四派进入北京前，蒋就决定把这一省二市交给阎。冯对此十分不满。桂系李白认为自己地盘小，又没有出海口，也不满意。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占据了河北和平津，这一点他很满意。但他要把平津两市的税收全部据为己有，却为蒋所不满。阎虽主要倾向于蒋，但他更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蒋冯双方争取的对象，以便从中捞得更大利益。四派在地盘分配问题上勾心斗角，但斗争一时还没有表面化。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旬，蒋、冯、阎、李等在北平小汤山开最高军事会议，除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外，还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编遣”全国军队。根据这一决定，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南京召开了军队编遣会议。会议通过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其中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全国划分六个编遣区，分别编遣一、二、三、四集团军和东北、西南各部队，中央直属部队和海军由中央直接缩编；全国陆军最多不超过六十五个师、六十万人；各省划分绥靖区，分驻各师旅。会议期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特别是蒋冯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冯则以种种理由企图少遣多编。冯提出一个有利于第二集团军的编军方案，但被蒋阎否决。冯便装病不再出席会议，二月初离开南京回河南。会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谈判桌上解决不了问题就诉之于战争。一九二九年三月，首先爆发蒋桂战争。战前，蒋桂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蒋为了制桂，设计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另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同时暗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唆使鲁反桂。桂系便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将鲁免职，并进攻长沙。三月二十五日，南京政府下令讨桂，蒋桂战争爆发。由于被蒋收买的桂军一部在前方倒戈，桂军仓皇后退，在鄂中鄂西一带被包围、收编。到四月桂军完全失败。六月初，桂系的三个主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下野。战后蒋的势力伸入两湖。
蒋桂战争刚结束，蒋冯战争又在酝酿。冯本来答应同桂系联合反蒋，但在蒋桂兵力相等、胜负未定的时候，他采取陈兵以待、观望战局的态度。桂系败后，蒋冯两军的对抗便紧张起来。冯集中兵力，令其部下通电讨蒋。五月，冯正在积极备战的时候，他的部下韩复榘、石友三等被蒋收买，叛冯投蒋，给冯一个沉重的打击。阎也通电促冯下野。冯见形势不利，只好宣告下野。但因此对蒋更加仇恨，反蒋之心更迫切。
正在冯极端忧愤的时候，阎约他到太原去休养，并向冯表示要合作对蒋。冯为了拉阎亲至山西。六月，冯一到山西就被软禁起来。阎的意图是把冯掌握在手，由自己左右北方大局，作为与蒋抗衡和对蒋要挟的一种手段。同时阎又向冯表示愿意联合出兵反蒋。十月，冯系将领宋哲元等通电反蒋，蒋调大军应战。这时阎却按兵不动。冯军由于内部不和很快失败，十一月退回陕西。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蒋桂战争中被蒋起用为师长的张发奎与驻广西的桂军联合，挂出“护党救国军”的招牌，进攻广东。蒋派何应钦率军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是第二次蒋桂战争，或称粤桂战争。
同月，驻郑州的唐生智（蒋桂战争中为蒋起用）和驻安徽的石友三参加“护党救国军”，举兵反蒋拥汪。不久被蒋打败。
一九二九年内爆发的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均以蒋派军阀势力的胜利告终。但是军阀内部的矛盾依然很尖锐。新的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在酝酿着。
二  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
一九三○年五月至十月，爆发了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阎锡山看到李冯两支势力均被分化和打败，自己成了蒋将要打击的主要目标；同时因为李冯被蒋打败，自己俨然成了反蒋派系的首领，打倒蒋的意图更坚定了。阎囚冯，冯系将领非常不满，暗中同蒋勾结，准备对阎发动战争，蒋表示支持。阎见对冯再软禁下去于己不利，便向冯表示愿真诚合作，共同倒蒋。一九三○年三月冯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部队。汪精卫自一九二八年初被排挤出国以后，屡次策动反蒋，都没成功。他看见冯阎同蒋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很想利用冯阎的兵力反蒋。冯阎也想利用汪在政治上和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扩大反蒋的政治力量。桂系在蒋桂战争失败后，穷促于广西一隅，极想倒蒋扩大地盘。西山会议派正处在穷途潦倒没有出路的时候，也想借反蒋之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样，阎冯李各派军阀、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政客，便互相联络，一度形成军事上政治上的反蒋大联合。
一九三○年三月十四日，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发出逼蒋下野通电，要他“以党政还之国人”。四月初，阎和冯李分别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副司令。五月初，阎冯举行郑州会议，作了具体的战争部署。同时蒋也完成了军事部署。五月中，蒋下了对阎冯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大战开始后，冯阎由陇海、津浦、平汉三路进攻，以夺取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陇海路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两路是它的两翼，双方都把主要兵力用在陇海路方面。
五月中旬，冯阎、蒋两军混战在豫、皖、鲁、苏交界地区展开。由于阎军一部叛阎投蒋，阎军后撤。蒋军攻到兰封。接着冯军投入战斗，冯阎发动新的攻势。蒋军全线动摇，后退到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一线。蒋在军事上吃了败仗，反蒋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蒋的形势十分不利。六月中旬蒋提出停战议和，冯阎不理。
陇海线激战时，平汉路蒋军为了牵制冯军，在漯河以北发动攻势。六月上旬桂军攻占长沙岳阳（八月又退回广西）。冯军配合作战发动进攻，蒋军纷纷退到漯河以南。
六月下旬阎军攻入济南，进攻曲阜。七月底蒋军反攻，阎军节节后退，损失惨重。八月中蒋军复占济南。阎要求冯发动新的攻势。冯在陇海线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八月攻势。冯的企图是一举攻下徐州，打通陇海津浦两路，与阎军会师。这一仗如能胜利，至少大江以北蒋军无法立足，也可能蒋集团因此而崩溃。故冯下了最大的决心，集中了大部兵力。在冯军猛烈进攻下，蒋军纷纷后退，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亳县等城。这时恰逢大雨，冯军作战十分困难，每攻取一地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冯军屡经激战，官兵非常疲劳，粮弹又得不到补充。冯军在陇海线以南虽有进展，而阎军进展迟滞，不能与冯军的攻势配合。因此，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蒋军溃乱的阵线得以稳定下来。冯的作战目的归于失败。这时阎军已退到黄河以北。至此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冯阎联军由主动转为被动，蒋军由被动转为主动。蒋军在津浦线的压力减轻以后，以重兵加强平汉线，意在截断冯军退路。九月上旬从平汉线分兵向西北，进攻登封、洛阳。
反蒋派军事上政治上的反蒋斗争同时进行。与中原大战酝酿和交战同时，扩大会议也在筹备和举行。
一九三○年三月，汪精卫由香港派陈公博等到北方接洽。正值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陈邹与阎会商的结果是请汪北来。但汪精卫改组派同西山派为争夺权利，斗争极其激烈。在其他各派平息内争、共同对蒋的要求下，汪于五月提出：首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树中枢”，然后由这个扩大会议筹备召开国民党“三大”和“国民会议”。这个主张得到各方赞同。七月下旬汪抵平。八月，扩大会议在北平开会多次，通过了宣言，选举了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起草约法。扩大会议推阎、汪、冯、李、谢等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主席。九月九日阎汪等就职，冯李也各在所在地宣布就职。
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和阎、汪、冯等都极力争取东北的张学良。张一直采取观望态度，最后决定倒向蒋方。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二十一日占天津，二十六日占北平。阎汪退到太原。整个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东北军进关前几天，阎军已向黄河以北撤退。阎汪都失去坚持下去的信心。但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对蒋作战，把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与阎军协力，挽回战场上的颓势。他对退保西北没有采取可靠的措施，防守洛阳的兵力过于单薄，不足以确保洛阳到潼关的交通线的安全。当阎拒绝与冯协力作战时，蒋军在九月中旬已经攻至洛阳附近。冯军退路已断，大军只好纷纷退往豫北。十月六日蒋军占郑州。冯军全部崩溃，大部投蒋，一部分被东北军改编。阎军也被东北军改编。阎仍保有山西地盘，冯则全军覆没，地盘全丢。十月二十三日冯宣告下野，阎则躲到大连去了。一场大规模的倒蒋战争完全失败。
奉军大举入关后，扩大会议由北平移至太原举行。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汪为了掩盖争权夺利的本质，打着主张民主政治、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幌子，炮制了一个《约法草案》，于十月下旬由扩大会议通过并公布。接着许多与会分子纷纷逃离太原，扩大会议烟消云散。
经过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的几次混战，特别是经过中原大战，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中原大战后，冯的军队全部被消灭，阎又龟缩到山西，桂系仍退回广西。从此他们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和实力。蒋则在各派军阀中居于显然的优势。奉军乘机又一次把势力伸入关内。
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中原大战中，壮丁死三十万，伤者不计其数。军阀混战给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时机。
三  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
一九三○年十月，蒋介石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时，蒋对阎冯军事上的胜利已经确定，他此举的目的是要剥夺汪、阎、冯反蒋的借口，给他的统治制造法统上的根据；同时也是为了确定打败阎冯后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致开会词。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英美的民主主义，公然主张法西斯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断言”中国“无需乎此”。英美民治主义“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就会产生“纷乱”。适合于中国的只有法西斯主义。蒋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在蒋介石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是最有效能的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正符合蒋介石集团企图消灭共产党、打倒异己军阀的政治需要。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公开叫嚣，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新药方。
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国民党《训政纲领》的具体化。它们的反动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它的中心内容是加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效能。《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按照这个规定蒋记国民党中央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了。
会议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巩固和平统一，声称是针对“军阀余孽及政客官僚”和红军的“破坏举动”的。但这里主要是针对前两者。该案中说桂系和阎冯等军阀“虽相继叛变，卒均次第消灭”。“相信自兹以后，必无人敢冒天下之不韪，以破坏统一，为国人之公敌”。保障和平统一为“今后之最大任务”。蒋集团申明决心消灭异己的军阀，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
会议确定当前最急要之工作是“扑灭赤匪”。为此蒋记国民政府向会议提出了《剿灭赤匪报告书》，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叫嚷：“国民政府”“已集中全力于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军于赣鄂等省，努力痛剿，期于最短期内，彻底歼灭赤匪之毒祸”。可见，打败阎冯后，蒋介石已把围攻红军做为重要任务。
这次会议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决定大规模地进攻红军，从法制上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是一次极重要的反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