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之谦的两首成名曲:中国失去世界

http://www.blogchina.com/201011271051662.html雍正元年：中国失去世界
作者：第一哲学 2010-11-27 20:44:11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中国的问题在于究竟要不要融入世界，并以何种方式融入世界。
从元朝（1271～1368）开始，中国就实行了海禁。这被认为是闭关锁国的开始。不过，真正的闭关锁国，是精神控制。而精神控制，本质上就是道德、信仰、价值观的封锁。其中，自然包括了对宗教活动的禁止。中国之所以无法实现现代化转型，与禁教是分不开的。
雍正元年，即1723年，朝廷明令禁止传教。直到1840年，中国才被迫开放门户。而在这100多年中，外面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等，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此历史进程中，基督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除了古希腊和希伯来代表的西方文明外，所有的轴心时代的文明都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文明都已经死亡了。今天回顾一下，西方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不可不谓波澜壮阔！11至12世纪的教皇革命，筑牢了“法律高于政治”的西方法治传统。13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兴起了高举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16至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思想，理性与信仰产生了二元分裂，它使得科学、经济、政治、文化的无限制发展成为可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人的眼睛变得明亮了”，自由、民主、人权（个人权利），等等，成为了普世价值。
不难发现，西方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反复地到基督教中寻找精神资源。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胜出，原因就是基督教中具有普世伦理。恩格斯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的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然而，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却说明了中国是一个很难融入世界的国家。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了序幕。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82年，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1665年，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当时顾命大臣鳌拜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往后，康熙帝（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八岁登基）执政，推倒鳌拜，重新起用外邦人。南怀仁利用西方发明贡献清朝，建立天主教士的声望，南怀仁亦与利类思与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康熙初年，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人沟通，这条条约最终亦是以拉丁文签订。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则成为宫廷画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达一道容教令，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的序幕，背后是一场天主教“华化”的争论。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
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利玛窦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礼仪之争”的第一人。他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进入中国，先在韶州传教，1609年入北京，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把Deus译为“陡斯”。也有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但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多明我会介入，礼仪之争才正式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2日或3日，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到罗马向教皇申辩，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决定准许耶稣会士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只要不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这两道矛盾的命令反映教廷对这一争论仍未有结论。
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以修订历法的名义赴华，在北京建立法国耶稣会。该会成员大多反对所谓“利玛窦规矩”。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653年成立的传教机构。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打破各方妥协，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自此将争议迅速扩大。使这一原本纯宗教学术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清王朝和梵蒂冈之间的国家政治之争。
1704年，康熙皇帝下谕，外国传教士“凡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得在内地居住。”只有“再不回去的人”并且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人才“许他内地居住”，破坏外国人来去自由的惯例。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廷帕特使多罗来华。1706年，皇帝下诏，外国人领取传教印票后，“永远不得回西方”，并威胁说，要“将西洋人等头割回去”，“将中国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来，尽行杀了，将头带于西洋！”
【雍正元年】
礼仪之争，导致了康熙帝彻底转变了对天主教的态度。但是，终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政策。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愿留居中国的传教士，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仍可自行修道，并悄悄地发展教徒。又由于康熙帝与传教士曾长期保持亲密关系，有些地方官吏担心传教士会重新得宠，没有认真执行禁教令。传教活动仍在暗中进行。
雍正元年（1723年）发生的福建福安事件，不久就上报到朝廷，拉开了雍正朝严行禁教的序幕。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严格禁教的措施是在元年十二月正式出台的。实录的记载如下：“十二月壬戌，礼部议复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得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
雍正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大规模地驱逐传教士，严行禁教。其后虽有传教士戴进贤等人的恳求、教皇特使的来访、葡萄牙使节的吁请，都丝毫不能改变雍正的禁教宗旨。雍正此举，原因何在？人们多认为这是由于传教士卷入了储位之争，引起了雍正的仇恨。无疑，传教士参与储位之争是雍正严行禁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决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雍正禁教原因的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事实上雍正禁教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崇儒重道是清廷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前提之下，清初诸帝又对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兴趣或爱好。顺治曾对天主教产生过兴趣，但最终对佛教情有独钟，甚至有剃发为僧之念。康熙曾对天主教有好感，但最终确立了禁教政策。雍正的情况如何呢？
雍正曾经说过：“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由此可见，雍正认为儒教是治国的大经大法，是“圣教”、 “正统”。佛教、道教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与儒教相合，能起到“致君泽民”的作用，是统治者可以利用的。这就是雍正崇儒礼佛的理论根据。
雍正的尊孔崇儒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此他有明确的表述。他曾经说过：“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
雍正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来华传教士则是“合儒辟佛”，极力排斥佛教。因此，从宗教信仰上说，雍正就对天主教教义难以接受。他曾经说过：“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诞幻。天主既司令于冥冥之中，又何必托体于人世？若云奉天主者即为天主后身，则服尧服、诵尧言者皆尧之后身乎？此则悖理谬妄之甚者也！”他还对传教士们说道：“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尔等称天为天主，其实这是一回事。在回民居住的最小村庄里，都有一个敬天的‘爸爸’（即阿訇－译者注），他们也说他们的教义是最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译者注），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
雍正对来华传教士的“辟佛”也十分反感。认为他们人数不多，“却要攻击其它一切教义”。他曾向廷臣谕道：“向来僧、道家极口诋毁西洋教，西洋人又极诋佛、道之非，互相讪谤，指为异端，此皆以同乎己者为正道，异乎己者为异端，非圣人所谓异端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岂以异乎己者概斥之为异端乎？凡中外所设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异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故曰万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自古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之敬天，有何异乎？若曰天转世化人身，以救度世，此荒诞之词，乃借天之名以蛊惑狂愚率从其教耳，此则西洋之异端也。……总之，人心不公，见理不明，以同己为是，异己为非，互相诽讥，几同仇敌，不知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宇宙矣。”
因此，雍正对康熙宽容天主教的政策早有不满。他曾对传教士们明确说道：“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当时心里很明白。”“先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朕当时看到了这种情况也不敢说什么。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
礼仪之争爆发后，教皇的蛮横干涉既引起了康熙的愤怒，也增加了雍正对天主教的反感。雍正认为：“天主者，天也。世人无不敬天者。国家立祭祀之坛，即所以敬天也。我满洲之民，亦有‘跳神’。年年岁首，焚香化纸，皆敬天之礼仪也。我满洲之民自有敬天之礼仪，亦犹蒙古、汉、俄罗斯、欧罗巴之民各有祭天之礼仪也。……朕未尝言其不应敬天，然敬天之习俗当各有不同耳。”雍正是尊孔崇儒的，坚信“我们圣人们留下的规矩是丝毫不能更改的。”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普遍的认识。康熙的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就曾对传教士们明确说道：“自从你们发生争执（中国礼仪之争）以来，你们是看到你们的事情的发展过程的。你们的事情花了我父亲先皇帝（康熙）多少心血？要是我们的人到欧洲去要改变你们祖先圣人制定的法规和风俗习惯，你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忍受任何人践踏我们的法律，孜孜以求取消我们的风俗习惯的。”由此可见，天主教的传播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价值观念和法规制度。清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传统文化，抵制外来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不仅如此，雍正还依据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会危及清王朝的统治。他曾对传教士们明确说道：“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中国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罗斯人的王国，南面有更值得重视的欧洲人和他们的王国。”这段话真实地表露了雍正对天主教为患中国的隐忧，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首先，它说明在雍正的思想中，传教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让天朝百姓尽信天主教。而天主教不仅是西洋宗教，更是外来的政治力量。信教百姓听教士的，教士又听教皇的。如果听任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百姓尽成教皇子民，那中国的皇帝还有何地位可言？百姓信教，就成为教皇政治力量的一部分。天主教在华传播，只会使中国百姓与皇帝、清王朝离心离德。一旦发生战事，中国信徒就会听从教士、教皇的指使，与清朝打仗。由此可见，雍正深知传教士来华的真实目的，深切地感受到西方宗教神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严重对立，敏锐地觉察到天主教将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
关于西方宗教神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对立，早在明末就有人提出。反教士人认为：“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治世者相继传位于子孙，而所治之国，属教化君统，有输纳贡献之款。教化者传位，则举国中之习天教之贤者而逊焉。是一天而二日，一国而二主也。无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纪纲，一日变易其经尝，即如我皇上可亦为其所统御，而输贡献耶？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康熙对此也有认识。礼仪之争中，教皇的蛮横干涉使他意识到皇权受到了挑战。他对传教士所作的多次谕令，就反映了他维护皇权，抵制教权的思想。而雍正的“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的话，则比康熙的谕令来得直白，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吐露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后来雍正又明确指出：“四海之内，唯天与共，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强调了封建皇权的不可侵犯。
其次，这说明雍正将传教士东来与西力东渐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当时所处的严峻的国际形势有一定的认识。他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反教官绅的普遍思想。西方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一带攻城掠地，杀人越货，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南沿海，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那么，伴随着殖民者而来的传教士的来华目的究竟何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许多中国人将传教士与西方殖民者联系在一起，对他们心存疑惧。这便构成明清时期中国人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认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早在明末，这些疑虑便表现出来。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反教士人就以邻邦的先例证明天主教对中国构成威胁。他们指出：“佛郎机人，其王丰肃，原名巴里狼当，先年同其党类，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这些人“到一国，必坏一国，皆即其国以攻其国，历吞已有三十余。远者难稽其踪，最近而吕宋、而米索果、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皆杀其主，夺其民。只须数人，便压一国。”
明清更替，人们对西人的疑惧心理依然如故。康熙年间，杨光先就曾指出：“况其教以谋夺人之国为主，查其实迹，非止一端。其谋夺本国也，有耶稣正法之书像可考；其谋夺日本国也，有舶商之口可凭；其已夺吕宋国也，有故明南礼部臣沈之参疏可据。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锬猛，安可与之同中国哉？臣不但为身惧，为族惧，且为天下惧，为朝廷惧矣。” 雍正年间，清朝官绅也有这样的看法。李卫曾经写道：“彼既以天主之教教人，而复借黄白之术以收拾人心，则以幻术愚人，以资财给人，其所设心，殆有在矣？……此盖非无所为而为之者！一见其技于噶尔巴矣，再见其技于吕宋矣！又几肆其技于日本矣，为行教计耶？抑不止为行教计耶？”
清朝统治阶级从周边国家被西方占领的现实看出了西方国家与教会的联系，指出天主教在华传播给中国带来的危险性，是有一定意义的。正视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估计中国所受到的威胁的程度？如何采取措施，迎接挑战？则是摆在清朝统治阶级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上，我们从宗教信仰、皇权思想、国际形势、国家安全等方面，分析了雍正对天主教的认识。显然，在雍正看来，天主教是不利于清王朝的思想统治和政治控制的。“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严厉禁教势在必行。雍正元年十二月，清廷的禁教措施出台之后，各地官吏雷厉风行，掀起了驱逐传教士、改毁教堂、禁止中国人信教的浪潮。
严行禁教的暴风骤雨使中国天主教陷入了灭顶之灾。传教士们悲哀地感叹道：“多年来我们所担心并无数次预言过的一切终于于最近发生了：我们的圣教在中国已被完全禁止，所有传教士——除在北京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百年来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雍正的禁教措施，是清廷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闭关自守。它虽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但堵塞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与世界相对隔离，看不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能及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与经验，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需要普世价值】 雍正元年，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出生，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应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雍正二年，近300年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出生。他用自己的哲学严谨而系统地证明了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的合理性，并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让“上帝”成为人类社会必要的道德悬设。康德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自由主义的若干核心概念，诸如人格自由、天赋人权、国民主权、权力制衡、法治国家、世界公民等等。 
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实际上，闭关锁国最根本的表现就是禁止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以及言论自由。其结果是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道德的堕落，以及个人精神的颓废，整个民族失去创造力，就连孩子们的想象力也被扼杀了。因此，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接受普世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人心、践行民主。
————————————————————【摘抄来源说明】：1、“礼仪之争”百度词条；2、《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酥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本文前5自然段、最后两个自然段，为本人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