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全文免费阅读:《卍续藏经》的编纂及其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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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续藏经》的编纂及其文献价值作者:杨之峰发布时间:2009-12-15 来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卍续藏经》又称《大日本续藏经》,是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搜集《大日本校订藏经》(即《卍大藏经》)所未收者,编纂而成的一部佛教大藏经,京都藏经书院于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05年—1912年)铅印出版。全书共分3编,第一编95套,第二编32套,第二编乙编23套,每套5册,共750册。计收950余人之著作,共1659部、7143卷,其中有900余部为其它大藏经所无,且绝大部分为中国佛教著述,因此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一、《卍续藏经》的编纂

    1、编纂缘起(1736—1795)

    前田慧云、中野达慧倡导编纂《卍续藏经》,实由于历代大藏经收录不全。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佛经翻译同时开展,中国僧人在研究印度佛经的过程中,撰写了许多解释经文、阐述佛法的著作,被称为中国撰述。这两类著作都被编入大型佛教丛书《大藏经》。[1]隋唐以来,“三藏圣教颁自皇家,非奉诏敕莫能增入”(商务印书馆《影印续藏经启》),[2]因此大量的中国撰述被排斥在“大藏经”之外。明末刻印的《嘉兴藏》是民间所修,收录范围扩大,正藏之外,还有《续藏》《又续藏》,一直修到清康熙年间。[3]但唐、宋高僧著作未编入藏者,经过千有余载,早已绝迹于中土。清乾隆四年(1739年)修成的《乾隆版大藏经》(简称《龙藏》),剔除了许多明末遗民的撰述,收经反少于《嘉兴藏》。

    中国佛教东晋时传入高丽,南北朝时又由百济传入日本。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求取佛教经论。由隋唐历宋元明清,朝鲜、日本来华学佛法之留学僧史不绝书,中国也不断有高僧大德东渡传法。佛经佛典因此大量流入朝鲜、日本。[4]朝鲜曾三次雕刻大藏经,以高宗二十三年(1236年)开雕的“高丽大藏再雕本”最为精审,至今版片尚存。日本出版的大藏经皆为活字本,宽永九年(1669年)印本《黄蘗藏》完全仿《径山藏》,版式亦同,只加入日本铁眼及宝洲语录。日僧忍澄认为其文义逊于《高丽藏》,乃集名僧,互相对校,改从《高丽藏》,互异处以圈为记。明治三十五至三十八年(1902年-1905年),京都藏经书院以4号字印行,这就是《大日本校订藏经》。[5]此藏编次仍依《黄蘗藏》,《高丽藏》特有的典籍和《嘉兴续藏》《又续藏》没有收入。为收录这些佛典和《龙藏》之后的著作,以及保存在日本历代未入藏的中国撰述,前田慧云倡导编纂《续藏经》。

     2、编纂经述

    前田慧云(1857—1930)是日本净土真宗学僧。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与大内青峦提倡“尊王奉佛”。以大乘佛教史论获博士学位,历任高轮佛教大学、东洋大学、龙谷大学校长。著有《佛教今古变一斑》《本愿寺派学事史》《天台宗纲要》等。为编《续藏经》,“亲自历访名山巨剎,周搜博采,备录年久”(《大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2]而将编纂刊行之事付嘱中野达慧。中野达慧(1871—1934)也信奉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入京都大学林,又在东京小石川新教神学校学习德国神学和宗教哲学。后入京都藏经书院,参加《卍大藏经》的编修,接着编纂刊行《卍续藏经》。他或于皇家秘府,或于官方书库,或于古刹名蓝,搜求佛教佚书,孜孜不倦,并定期发行《大藏经报》,公开《续藏经》目录,向社会各界征求佛书。各界人士视此胜缘,深生随喜,寄送秘籍者,陆续不绝。前田博士被推选为编纂委员会会长,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四月开始印行,以接于正藏印成之后。此后中野达慧且编且印,至大正元年(1912年)十一月,预定的150套始告完成,目录改纂3次。近10年间,虽祈寒酷暑,他未曾稍有懈怠,终致成功。

    对《续藏经》援助最大的中国佛教家是金陵刻经处的杨文会。杨文会在英国结识净土真宗留学僧南条文雄,请南条文雄在日本搜购大藏经中未收录的中国高僧著述280种。[6]此时南条文雄又介绍杨文会为藏经书院搜集日本国内未见之经籍章疏及密教典籍。杨文会在《日本续藏经叙》中盛赞此举,认为“是辑也,得六朝唐宋之遗书,为紫柏(即真可,《嘉兴藏》的发起者)所未见,诚世间之奇构,实足补隋唐所不足也”。“予亦为之搜辑,乐观其成”。他或购或借,多方搜集,还对《续藏经》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南条文雄在《大日本续藏经序》中说:“余曾为君(中野达慧)致书于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居士。居士颇随喜此举,集藏外及未刊之书,邮政以充其材者,或可以十数也”。“藏经书院每月未曾误其发行之期,是居士之所以随喜供给其材料也”。为藏经书院收集散佚佛典的还有式定禅师。[4]中野达慧在《大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中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缔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捡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熏诵,不忍释手,虽蠹简断篇,靡弗收录焉”。[2]杨文会收搜最多,共有39种,这些书或是他自己收藏、自己撰述,或者向他人所借,原藏主有金陵空浩师、彼岸师、圆音尼、秦谷邨、费蓉生、杭州一愿师、普陀印光师、四川玉崁师、扬州宝来尼、长沙曹显宗等,这些人还在经济上赞助《续藏经》,“随喜助缘芳名录”上有名。[4]为报答中国高僧大德提供珍本秘籍,藏经书院往往将该书多印刷一部作为回报。因此《卍续藏经》的编纂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跨国间真诚合作与交流的产物。[7]

    二、《卍续藏经》的文献价值

    1、《卍续藏经》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收录了900多种其他藏经未收的佛教著作,分几个方面:一是少量历代大藏经未收的佛经,如《佛说舍卫国王十梦经》《佛说新受岁经》《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须摩提经》,历代译经目录有记载,而未入藏。唐法月译《普通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智慧轮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日称译《父子合集经》等,则是经录漏收。二是六朝至唐宋时期中国高僧著作,多为中国佛教各宗派著述。这一部分是《续藏经》的精华,三论宗有东晋僧肇、惠达、隋吉藏、唐元康等;法相宗有唐窥基、慧沼、智周,天台宗有隋慧思、智豆颛、唐法然、宋遵式等;华严宗有隋杜顺、唐智俨、法藏、澄观、宋净源、惟百等;密宗有唐善无畏、一行、不空、慧琳等;律宗有唐道宣、宋元照等;净土宗有北魏昙鸾、唐道绰、迦才、善导、宋宗晓等;禅宗有梁菩提达摩、唐弘忍、慧海、慧能、宋延寿、慧洪等。他们的著作在中国失传或千余年,或六七百年。中国人“苟得其一,珍逾球璧”(《影印续藏经启》)。《续藏经》收录近百种,其保存传播文献之功颇巨。三是明末清初及清《龙藏》以后的作品。《径山藏》之《续藏》《又续藏》虽收录了许多明末清初的作品,仍遗漏很多,明末四大家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的作品也收录不全。清《龙藏》之后,中国没有再重编大藏经,乾隆之后170多年的佛教著作无人整理,日渐散佚。《续藏经》把这些著作收集起来,重新印刷流传,功不可没。

    2、扩大收录范围,收入居士作品和诗歌。大藏经内的中国撰述历来以僧人为主,居士著作即使价值极高,也难能入藏。《续藏经》大量收录居士作品,从唐李通玄《华严经合论》、裴休《劝发善提心文》,到明李贽《般若心经提纲》、袁宏道《西方合论》、焦竑《圆觉经精解评林》、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清周思仁《启信杂说》、彭际清《重订西方公据》、金人瑞《念佛三昧》、魏源会译《无量寿经会译》、杨文会《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甚至还收《居士分灯录》《优婆夷志》《居士传》《善女人传》等居士传记。诗歌有吟咏净土的《莲邦诗选》《二林唱和诗》《琼楼吟稿节钞》《普能嵩禅师净土诗》《净土救生船诗》,还有禅宗的《十牛颂》《十牛图和颂》等。此藏还收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释教部汇考》《释教部纪事》《二氏部汇考》。

    3、改进编辑体例。目录方面做析出目录,以便于检阅。如大小乘释经部的金刚经部分,有清净挺《金刚三昧》1卷,目录中低1格,用双行小字注“收于《阅经十二种》卷九”,有目无书。大小乘释经部的最后有《阅经十二种》,其子目中有《金刚三昧》,正文列入此中。李通玄《新华严经论》40卷,会入《华严经合论》120卷,也不重出。《仁王经疏会本》3卷,与《仁王经合疏》3卷同,故此目下只录多出的序文。《金刚经注解》4卷,下注“世称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这是注同书异名。清俞樾《金刚经注》2卷、《金刚经订义》1卷下注“已上二种出《春在堂全书》”,则是注出处。慧能《金刚经释义》2卷下注“别有题《直解》一本,行文不佳,故不编入”,解释拒收的缘由。正文方面,一是用多个版本进行校勘,芟繁、补缺、正讹,互有得失者,在书眉处做校记,“决不以私见妄为去取”(《大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二是进行分段、句读(标点),以便于阅读。与《卍大藏经》相比,《续藏经》收书种数不相上下,而字数几乎是正藏的两倍,可见其编辑量之大。

    三、不足之处

    《续藏经》不足之处在于收录了许多疑伪经,如《大藏正教血盆经》《佛说寿生经》《化珠保命真经》《高王观世音经》《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等。清溥仁《金解经注释》清孚佑帝君《金刚经注解》、觉明菩萨说、清常摄集的《西方确指》都是乩坛之作,即请神来说,自己记录下来的,历代大藏经都不收。《续藏经》的另一个缺点是收录不全。此书以日本所藏中国佛典为主,敦煌遗书中的佛经基本未收,乾隆之后的佛书遗漏很多,少量新罗人佛教著作收入,而日本人著作几乎未收。《续藏经》编成的第二年,即大正二年(1913年),中野达慧历访中国名剎,搜集佛教书籍,回日本后编纂刊行《日本大藏经》,专收日本佛教撰述。

    《续藏经》出版后,中国人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只有四、五部流入中土,北京大学、浙江藏书楼又各购1部。不久藏经书院失火,存书焚毁,中国佛教界以重价求其烬余之本,已不可得。[2]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续藏经》为题,影印500部。二战后,日本出版界重新整理,再次印行,至1990年左右出齐。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也出影印本。2006年,河北佛教协会再次整理出版。《卍续藏经》之所以独立于其正编《卍大藏经》之外,一再出版,正在于它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桂平.佛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文献学意义[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5):37-39.

[2]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C]//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3]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606-612.

[4]吕建福.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J].法音,1997,(6):23-28.

[5]肖永明.流布经教利人天———金陵刻经处140年散记[J].佛教文化,2006(5):16-27.

[6]楼宇烈.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EB/OL].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 d="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