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港之夜伴奏微盘:林乾：曾国藩用人四大标准

林乾：曾国藩用人四大标准

    曾国藩在用人当中提出四大标准，这四大标准对我们今天应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
   
    他首先把官员分别两类，一类是文职官员，一类是武职官员。我们这里头不需讲武职官员，主要讲讲文职官员。曾国藩对文职官员提出四个标准。
   
    第一个是有操守，我们讲有操守是在传统社会当中是非常被重视的。《史记》当中传统社会形成的做官的三个文化，是“亲、慎、情”。曾国藩说“我做官也要贯彻‘亲、慎、情’，但是我做的要有具体下手之处”，也就是要有应用的地方。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叫“案无存牍，室无私钱”。“案无存牍”就是说当天的事情不管有多少，不做完，觉不睡，饭不吃。还有一句话就是“室无私钱”，“室”就是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家室，没有一分见不得人的钱。不是说没有钱，曾国藩有钱，他对财富有一种自己的观点。他说“清官，历来我不诩”，他说他不能拿自己做清官，但是决不做贪官。“室无私钱”，我的办公室、我的家里头没有一分见不得人的钱，叫“室无私钱，案无存牍”，所以操守在传统社会当中，是做人的命脉，做人的一个诀窍，他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上去了。这实际上是中国的道德操守。
   
    这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的“七一”讲话，讲“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的位置”，曾国藩就有一条“以德为先”，曾国藩说人情有的时候靠不住，什么叫靠得住？就是忠诚。过去古人讲，最重要的就是在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践行了孔子的那个“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所以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最可贵的价值是什么呢？有一种慎独，就是有这种自我的约束，不需要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来监督，有一种自我约束。我觉得在现代的商品社会当中最缺的一种东西就是缺乏自我约束，自我的检讨，自我的一种慎独。胡锦涛说要把德放在首要位置，他后面这句话是什么呢？“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过去的时候，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用人主要是什么？以才为先。因为改革开放确实需要开疆拓土，有开拓精神的人，这些人能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利欲熏心，这些能够干事情的人，自己本身的私欲也非常大。曾国藩也提到“天下凡是能做事情的人，大欲存焉”，就是说有非常高的这种欲望，他也认识到这种英雄都有这种本色。现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期间，基本的路径、基本的政策和措施制度的东西已经逐渐完善，更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德非常重要。所以从去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当时的副主席习近平讲了几段话，特别讲的是什么？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讲，强调用人的才能。曾国藩在用人当中特别提出来有操守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人没有操守，下属不会服你，有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木偶人，被别人牵线牵着走，开始给你送点茶叶，后来送顶轿子，最后导致贿赂风行。在这个时候，官就成为一个木偶了，后面所有给你送的人，每个人给你牵线，向东拽一下，你就向东走，人不能自主，这是当官当中最大的一个大忌。不能自主在哪里？你的把柄被别人抓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把操守放在第一位。
   
    他的用人标准还有第二条，就是没有官气。曾国藩用人有一个特点，他愿意用基层的人，不愿意用这些高官，大的官僚。他说“我最欣赏的古人用人当中有两个，一个是汉代的赵广汉，一个是唐代的刘晏，这两个人是作为我用人学习的榜样。他说他们用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赵广汉用的是新进的少年，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资历，出身不是豪门，不是名贵，但是这些人很踏实，特别实在，能够弯着身段翻过去。所以曾国藩说“有官气”的人，我一个都不用。曾国藩讲的“官气”是什么？跟我们所理解的“官气”不完全一样。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就是心眼太多，不能做负巨艰，担大难，所以他特别推崇的“乡气”，什么叫“乡气”，就是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连个举人都中不上，大多都只是个秀才，他愿意用这些人。我们知道左宗棠是一个举人；在湘军创立之初，罗泽南是湘军教父，是个秀才；王征，就是湘军的第三把手，他连秀才都不是。他愿意用这些人，他说这些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有一腔抱负，但是没有舞台，一辈子想要践行儒家的人，但是就是没有场合。他说“我给你们打造一个舞台”，当时他用的就是有“乡气”的人。这些人好在哪里呢？他们没有那些陈规旧俗，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所以有一种开阔的精神，到那里去就能打开局面，所以曾国藩特别重视第二条，没有“官气”。
   
    他说，一个人无论你到什么位置，如果官气十足的人就没有发展，就会到头了。他特别推崇那些守着一个“拙”字，就是表面上看上去这个人很笨。曾国藩说自己是“儒缓一类的成功”。“儒”是儒家，认死理，靠住这个主义，有理想，有追求。“缓”就是做事情一步一步来，不求捷径，不求快功夫，他追求的是一步一步一定要达到一个目标，所以他说的是这种人。他特别讲到说“乡气”重的人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没有条条框框。
   
    大家知道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同治六年时，他跟他的幕僚赵烈文在一起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很经典。这在赵烈文的日记当中记载得非常详细，赵烈文问了他一问题，他说“老师，你走过的路仿佛从严冬到盛夏，你在极逆境和极顺境的时候对自己的成功都有一个把握”，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自己顺境的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自己抱有满腔的胸怀，对自己有非常大的信心，但是当一个人在极逆境的时候，本应该做成的事情也做不成，俗话说“喝凉水都塞牙”，这个时候你还能对自己有信心吗？所以赵烈文问他“你在极逆境和极顺境的时候，老师走过的路仿佛是严冬走到盛夏，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对自己都有成功的把握”。曾国藩捋了捋了自己的胡须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想，我在极逆境和极顺境的时候，做事情都本着三个字，这是不是你所说的把握，就是成功的把握。”赵烈文问他是哪三个字，曾国藩告诉他“不怕死”。他说“我在极逆境的时候不怕死，我在极顺境的时候也不怕死”。有的人乌纱帽戴的这么高，保自己的乌纱帽吧，保自己的位置吧，曾国藩决不这样做。所以天津教案的时候，他属于第一号人物，在京城当中参加了国宴，类似我们今天的国庆招待会，他是翰林之首，坐在慈禧这几个人后面，大臣当中的汉人当中的第一个，这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非常详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没有想到自己要保乌纱帽，还是想着为国家做事情。所以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自己义无反顾地就去了，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曾国藩一生当中写了三次遗嘱，这就是第二次写遗嘱。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但是毅然，决不推托。所以这种人绝不属于保官保位的这种人，是一个非常能做事情的人。这也是曾国藩说自己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死。赵烈文就问他，“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何事不可为？”他说这就是你曾国藩成功的所在。
   
    越高级的领导身边越要有赵烈文这样的人，赵烈文这个人是集三种才能于一身。他会什么呢？他家是一个中医世家，还是一个好的秘书，写的文章非常之好，所以在曾国藩身边号称“小钦差”，曾国藩是钦差大臣，他是“小钦差”。还有一条，他心里安的事。曾国藩的所有事情包括对他的弟弟都不敢讲，不能讲，曾国藩说他弟弟“用人不出家乡二十里之外，怎么能够不被天下人所瞩目呢？”他说用人一定要跳出自己的小范围、小框框。曾国藩不敢跟跟曾国荃讲，但是他会跟赵烈文这样的人讲。两个人进行跨年龄、心灵的对话，我现在看的材料当中没有第二个人，就是赵烈文。
   
    赵烈文是一个佛教徒，曾国藩这个时候打败了太平天国，封了侯爵，这是汉人封侯的最高的一个爵位了，接下来再也没有这个事情了。这时候赵烈文希望曾国藩不要再像原来那样，所以他说“在我佛教看来，人生仍然是不了义”。曾国藩问什么叫了义，他说一个人把生和死置之度外，能够做成大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生和没有死，这才进入到最高的境界，所以佛教当中叫“了义”，了却的了，道义的义。这时曾国藩说“你说的这个好像跟庄子说的差不多吧。”
   
    曾国藩平生喜欢四部书，一生当中愿意读，他说中国的文化浩如烟海，不读书不行，你读不完，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他最喜欢读四部书。第一部就是读《易经》，所以他践行孔子的话，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如果五十岁的时候再来读《易经》，上知宇宙天体，下知人本身，所以人生就不会犯大的过错。所以他在经史子集，中国文化当中，他各写了一部。经部的书就选了《易经》，史部的书，他最愿意读的是什么呢？是《史记》，所以他读的最多。子部的书，他最愿意的就是《庄子》，所以他经常引用庄子的典故。集部的书就是《韩愈集》。这些书加在一起也不足150万字。过去的语言非常精炼，曾国藩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渊源，是它的本源的东西。这个东西，读一部书读透了，一生受益无穷。
   
    所以这时候赵烈文说，希望曾国藩老夫子这时候人的心境，大仗已经打完了，十几年自己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能否有一种新境界。曾国藩说“那你推荐我读一读佛学的书吧”。曾国藩身边有一个幕僚叫欧阳兆熊，他记载曾国藩一生三变，早年的时候最喜欢的是申韩，申不害和韩非子，法家的东西。法家是讲的“杀人立威”，所以曾国藩早年有一个绰号叫“曾剃头”，杀人杀了很多。到了中年的时候，“以儒家为依归”，全是讲的儒家的东西。到了晚年的时候，“好老庄，终身不背”，就是喜欢老庄的东西，人家晚年的境界。孔子也讲了人生就三境，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是三句话“少年人经不得顺境，中年人经不得闲境，老年人经不得逆境”，他自己也是这样总结的。
   
    到了晚年的时候，曾国藩让赵烈文推荐给他的书，赵烈文给他推荐一本书叫《圆觉经》。日记当中记载，赵烈文经过一个之月之后，两个人又聊天。曾国藩说你给我的书《圆觉经》我读了一些，但是词义深奥，能不能有更浅显的，就是说有没有入门的东西看看。所以后来赵烈文又给他推荐了一本《圆觉经》的说略，后来曾国藩一直看这本书。
   
    我注意到，这次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中特别讲到，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而且说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这个是有来历的，我去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当时李源潮部长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他作报告，李源潮说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事情。当时他右边坐的是何勇，因为我们可以说是社科界最高的人，他当时说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的干部构成，高级领导干部当中有基层工作经验和经历的占到了多少呢？他说76%。这个数字到了2000年后下降到60%多一点，去年（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刚刚过了半数（50%）。他回过头来对何勇说“很可怕”，回头又说了一句“大楼里能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吗”。这是他的原话，他紧接着又说，“古人说将帅起于黩武，宰相起于装具”什么意思？当将军的、元帅的也是从士兵开始做起，当宰相的也是从基层的州县官开始做起，古人尚且如此，我们很危险。他说总书记对“沈浩”这个事迹两次批示，沈浩是安徽小岗的干部。因为总书记两次批示，我分管这个工作，我调查了沈浩同志的所有档案，我发现他在大学时学生会的主席，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干部，但是他在大楼里12年没有被提拔，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他生命最闪光的时候是在小岗，小岗人这么多年行使了两次民主权利，第一次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8位农民按照自己的选任；这次小岗人又集体行使权利，希望把沈书记留下来。李源潮部长又说，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用人政策，我们要注重从基层提拔人才，所以这次“七一”讲话当中还有一句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话很朴素，好多人默默耕耘，为共产党大厦、国家大厦天天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做，但是每当要提拔的时候，这些人总是没他们的事，这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你看这次搞选举的时候，修理了很多人，搞手机进了山区，到各个地方都是。这是国家政策当中特别重要的一条。从去年开始做出一个政策，在座各位也知道，本科毕业生不能直接进入到公务员系统当中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们讲了我们也是国家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是国家教育部做规划的很重要的成员之一。我们在“十二五”规划教改方案当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条，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作出一个决定，中央和地方要进行官员交换，交换的比例去年达到了6%-7%，以后中央有个规划，至少要达到30%。好多的官员要有地方工作的实际第一线工作的经历和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总书记特别讲，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阵地。他讲了这一句话，这不是随便乱讲的，这是用人政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曾国藩，他用人当中特别强调用有“乡气”的人。他说一个人官气增一分，血气减一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一句话叫人的位置决定人的脑袋，人的屁股决定人的脑袋。人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这不就是官气吗？所以曾国藩讲的是“官气增一分，血气减一分”，减一分，没有锐气了，做什么事情都从乌纱帽来考虑，从位置来考虑，没有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没有一种创新的精神。
   
    所以在2006年大会上我作了一个主题报告，我特别讲了一个主题，我说曾国藩是一个创新的人。大家匪夷所思，曾国藩怎么跟创新有关系呢？我举了一个小例子。曾国藩后来打败太平天国，也是在和赵烈文一起交谈，他问曾国藩“你这么多年是不是把所有的精气神、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打败太平天国上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啊”？曾国藩告诉他，“平时与长毛斗”，这个的长毛就是指太平天国，“占平生精力十之三四”，我平生精力30%-40%的精力放在太平天国中，我更多的精力是跟谁斗呢？他说“与世俗文法斗，占我平生精力十之六七”，我的60%-70%的精力都跟谁来斗呢？都跟世俗文法进行较量。什么是世俗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汇，我们用实实在在左右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我们都受它的影响和约束。清朝给他设定了很多的红线，一步一步地跨越过去了，当然这个人非常讲究技巧，所以他善于把中国文化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例如团练，他把这两个字拆开，团是一方面，他说他不是办湘军，如果办湘军，清朝政府肯定会不批准。你要建立另外一支军队，独立于国家八旗军、绿营军之外那还得了。所以他说要办一个大团，这个大团实际上就是另外建一支军队。他说这个大团重要的是在于练，不在于团。团是人数多少，练是属于精神的实质。后来我们会讲到，他怎么把湘军由小做到大，这就是他最实质的东西。以世俗文法，什么是文法？古人经常讲文法就是规章制度，条条框框，法律法规，文法是写在本本上的这些规章制度。曾国藩的一生更多的精力中60-70%的精力在与世俗文法斗，跟这些东西进行较量，所以冲破了清朝给他设定的一步一步的红线，所以他走出来了，走出了自我。
   
    后来薛福成给曾国藩总结，他说曾国藩成功有五大要素。“见机早，行动快”， 曾国藩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幸其改途之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起家也是靠团练起家，但是他没有走按照其他团练的路子，最终走的道路不是团练道路。因为咸丰皇帝三次任命，全国有43位团练大臣，其中42位都逃亡，没有一个成功的，只有曾国藩一个人成功了。所以薛福成总结“他以团练始”，开始起家，“不以团练终”，最终走的路不是走团练的路。后来说了一句话，六个字，讲的最好，他说“幸其改途之速”。途是什么？道路。最幸运的是他走了另外一条道路，改途之速，“速”，走的还非常快。他认识到打太平天国小打小闹团练不起用，所以他要办一支正规的军队，要办湘军，这是我们讲的曾国藩用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讲的曾国藩用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曾国藩讲的文官当中用人的第三个条件就是有条理。事情尽管非常多，但用了条理就能够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语言讲出来，这个人是高明的，把越简单的事情越想的复杂，这个人是非理的，是不称职的。他经常讲 “庖丁解牛”，开始的时候把刀磨的锋利无比，一开始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磨了几把刀都不能用了。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知道了这个牛应该怎么把它揭开，后来这把刀用了十九年，他看到的牛从来不是一个整体的牛，是一个部分的牛，这就找到了问题的入门诀窍。
   
    关于讲条理，曾国藩有个解释，叫做轻重缓急之位。做事情哪些事情属于轻重，哪些事情属于缓急。在西方管理当中也经常讲管理学的“ABC”，重要紧急，我们经常讲的危机处理，就是A，或重要或紧急两者之间居其一就是B，既不重要又不紧急就是C，这是西方管理学中的ABC。
   
    毛泽东写了一本哲学书《矛盾论》非常有名，就是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相对矛盾有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里面还有一个主要层面。毛泽东特别讲，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行，千头万绪你要理出思绪，曾国藩就特别善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