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的本质是什么:两任县委书记的执政轨迹

　比起明码标价，人情交易，这些官员们显然在经营一种更高级的贪腐游戏—权权交易。这是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

两任县委书记的执政轨迹

作者：特约记者李思德发自湖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11-18  浏览：425 显示全文   　　两个多月前，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纪委公布了刚刚查处的10名副厅级贪官。湖北省粮食局副局长余日福赫然在列，2007年4月1日，正是这位前监利县县委书记，在全县党员干部大会上怒斥县纪委腐败，高喊：“谁来管纪委？”（《南风窗》曾率先报道），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
　　4年多过去了，这位坐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怒斥纪委腐败的县委书记终于也没能逃出腐败的泥潭。无独有偶，余日福的继任者李吉高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突然调离，前途未卜。
　　在余日福之前，监利已经有两位县委书记杨道洲和杜在新先后被查处。这个地处中部的湖北小县，过去10多年里，几任县委书记越反越腐，且花样不断翻新，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县级行政区域官场贪腐的样本。
　　
　　不安的官场
　　余日福是在湖北省粮食局副局长位置上被查处的，但其贪腐事迹多发生在任监利县委书记期间。一位接近省纪委的人士证实，余在监利工作期间曾为某造纸企业征地帮了一些超出范围的忙，这家企业为了感谢余，送了一张价值不菲的银行卡。一同被双规的还有这家企业的胡姓老总。
　　坊间的传闻则更多，涉及的人和企业也不断翻新：有某步行街的开发商，有某地产的老总，有某超市的总经理，更有某民办教育集团的女董事长……无一例外，全都是在监利投资的款爷富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27日，余日福的继任者监利县委书记李吉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突然调离。一位与会者回忆说，通气会上市委组织部的领导神色庄重，语气严肃：“接省委通知，经市委常委研究，李吉高同志调任市委副秘书长。”
　　没有例行的工作成绩肯定，也不作任何说明，这让参会的官员们疑窦顿生：李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李吉高的突然调离，让监利的官员们普遍感到手足无措，尤其是在县乡两级换届之际。那些靠李提拔起来的官员们马上开始四处活动，而那些曾经受李贬谪的官员却可能意外地绝地逢生，整个监利官场躁动不安。
　　
　　“拆”与“建”
　　 “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这是余日福留给许多监利官员的印象。在受访的官员中，很少有人不称赞余日福的办事作风。“既有张扬的个性，又有惊人的魄力，他用铁的手腕拯救了暮气沉沉的监利！”县委机关一位负责人甚至毫不掩饰对余的敬慕之情。
　　7年前的监利可谓千疮百孔。连续的洪涝灾害让监利财力耗尽；连续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使监利声名狼藉；连续两任县委书记落马，100多名官员卷入行贿案中，干部队伍人心涣散，154万的人口大县财政收入仅为1.75亿元，经济排名在全省居67位。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困的状态下，余日福临危受命，短短几年时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46亿元，增幅在全省第一；监利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比中由原来的67位跃升到23位，排名提升速度全省第一。
　　在监利县政协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政协的一位领导公开称赞：“这是小平同志南巡以来，监利历史上最具有改革精神、经济头脑，最有能力把监利事情办好的一位县委书记！”一时间，余日福被很多监利官员认为是监利之福。
　　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监利民间对余日福的看法却与这些官员大相径庭。
　　余日福主政监利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靓化江城大道。要想把4车道扩增为6车道，必须拆除中间的绿化带。余日福一声令下，碗口粗的樟树被连根拔起，所有的花卉苗木被全部铲平。其时，正是盛夏时节，被铲起来的树木和花卉很快毙命，一些市民深感可惜，纷纷指责这一行为。几名老干部也站出来反对，“为了一巴掌宽，投资2700万，划算吗？”
　　余日福没有理会这些，硬是凭着一股狠劲把江城大道的靓化工程在年底完成了。建设局的一位领导证实，2700万的计划被突破，最后又追加了800万，实际造价是3500万元。
　　常安步行街的建设更是余的另一个大手笔。这条750米长的商业步行街被誉为“全省第一县级步行街”，为了这项工程，余日福更是赤膊上阵。针对5座回民墓地不肯搬迁的棘手问题，余日福调动了200余警力，4台推土机，40多人的拆迁队伍与其对阵。最后在民宗局长“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才收兵。如今，商业步行街风雨飘摇，商户们当初疯狂投资的举动成了监利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商户们的频繁上访也成为县委、县政府的一块心病。
　　在监利人的记忆中，余留给他们的印象，就是拆和建。曾经获得过“监利县十大女杰”称号的前城乡勘测规划院院长胡静告诉记者，这几年监利的城市建设速度太快，城区面积已经达到了30平方公里，由于省里有规定，县级城市不能超过30平方公里，所以只报了25平方公里。
　　华灯初上时，记者浏览了监利城区，除了靓丽的江城大道，在县城的东边和北边还有几条宽阔的大马路，地下电缆、枝形路灯，其基础设施建设起码超前了10年。但道路两旁全部空荡荡的，几乎看不到车辆和行人，一排排路灯照得夜空通亮，让人感到孤独和冷清。
　　另外一方面，这些年，对人口密集居住的老城区，政府几乎一点投入也没有。
　　老正街的一位张姓市民指着几栋乱拆乱建的房屋告诉记者，整条老街原来是清一色明清时期的老房子，由于没有长远规划，又无专人管理，这几年乱拆乱建十分严重，整条老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实在不是人住的地方。
　　城区面积越摊越大，而配套设施没有跟上，城市功能先天不足。2008年一场雪灾，使整个城市几乎瘫痪，垃圾满地，车辆停运，无电无水，市民们仿佛回到了原始社会。
　　
　　卖了学校、误了教育
　　刻意跟监利的干部保持距离，这是余日福恪守的一条定律。很长一段时间，余日福都住在阳光大酒店的608号总统套房内。这是监利最好的酒店之一，老板是余日福的一个仙桃老乡。有干部晚上找他办事，一敲半天总是没有人应。除此之外，监利干部印象最深的是余日福很少接电话，要汇报工作，只能靠短信往来。
　　一名担任了多年乡镇党委书记的领导回忆说，一次到仙桃去参观，余日福开口就说：“你们监利干部的素质太差了，我为你们感到悲哀！”他实在听不下去，就反问余日福：“你不是监利的干部吗？”当时就把他顶了回去。最后，这位多年的党委书记被安排到一个综合部门任副职。
　　2006年春天，余到监北一个乡镇视察工作。乡镇负责人向他汇报全镇挖了多少亩回形鱼池，维修了几个泵站，疏通了几条沟渠，余极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看你搞工作连门都没得？我要你汇报招商引资，哪个要你搬这些坛坛罐罐！”当着很多乡镇干部的面，余拂袖而去。几天之后，这位负责人调到一个部门做了副职。
　　除了这些官场上的作风，余日福最让监利人诟病的是他在所谓的改革中不顾一切地出让监利的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2005年8月，余日福要把监利最好的两所高中—监利一中和监利中学卖给王玉芬掌控的翔宇教育集团。对于此事，在班子会上，一名人大副主任刚提出不同意见，余马上安排纪委书记找他谈话，要他提高认识，这位人大副主任很知趣地把意见撤了回来。
　　公开场合，翔宇声称不在监利赚一分钱，完全是一项公益事业，但实际上，6年来翔宇在监利的收益已经过亿。“翔宇名义上是一个民办学校，但老师们拿的都是财政工资，享受的是很多公办学校都享受不到的优惠政策。”某公办学校校长告诉记者。
　　6年来，监利乡镇初中稍微优秀一些的老师都被翔宇以高薪和进城为诱惑挖走了，乡镇中学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逼得很多家长不得不把孩子往县城送，翔宇也因此壮大了腰包。翔宇甚至公开违反9年义务教育法，每年都搞小升初的考试提前招生。有公办初中准备搞，结果前教育局长威胁该校长，余书记说了，你们搞的话就撤你的职。
　　监利中学的几位老师因贴小字报指责余日福“卖了学校、坑了孩子、误了教育”，被公安机关以所谓“赌博罪”治安拘留5天。几名老师在拘留所集体绝食，饿得奄奄一息时被送到医院，最后引发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冲击县委机关事件。
　　监利人的抗议如泥牛如海，直到去年8月，余日福调离监利两年之后，监利一中才勉强独立出来。“为了一个翔宇，余日福差不多失去了整个监利的人心。”监利县教育局的一位老局长说。
　　但是余日福不管这些，2008年2月，他还跑荆州、下武汉、上北京为王玉芬弄到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监利一中的一位校领导说：“王玉芬不仅没有支持监利教育，反而搞垮了监利教育，凭什么让她当全国人大代表？她究竟代表谁？”
　　其实，这种现象在监利并不鲜见。有资料表明：监利的8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名是刚来监利投资的外地老板。“有时候，连寄个材料都没法寄，更不要说搞什么活动了！”监利人大一位官员抱怨说。
　　
　　“任”与“免”
　　接任余日福的李吉高同样也是位强势的官员。2007年9月，李吉高调任监利县长，上任第一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土地局长、建设局长一干人等陪同他到城区调研。当土地局长汇报一宗卖给华鼎地产与翔宇教育集团（多方消息源证实，王玉芬同时是这两家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搞开发的土地时，李沉吟良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块地至少少卖了1亿！”
　　余听到后，给李打电话，解释这块地低价出售的原因。李吉高心领神会，在一份“补充协议”上签了字。
　　2010年12月，在余日福离开监利两年之后，在兼任监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吉高推动下，监利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两年前由李吉高自己签字的这份“补充协议”。这一宗459.2亩的土地，卖价8388万元，但根据“补充协议”，政府还要减免4769万元的税收，再刨去“三通一平”需要的费用3100万，最后算下来，每亩地只要1.1万元，几乎相当于白送给了华鼎地产和翔宇教育集团。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补充协议”还规定，华鼎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3年内，监利县不得再审批商品房开发，不再允许集资建房，这就意味着监利整个房地产开发市场几乎被华鼎垄断。带着这块政府给的护身符，短短两三年，华鼎就把监利的房价从每平方米690元炒到了3200元。
　　除了这些，李吉高对余所重用的干部也一律冷落。余欣赏和提拔的城建局长和规划局长，在余走后不到一年时间，李就将他们调换了。
　　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李吉高在县委书记任上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将52岁的干部全部“改非”（副科级以上干部取消职务，保留级别和待遇）。全县涉及的官员共有200余人，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县环保局正副局长因改非事件在办公室大打出手，县法院的几位改非成员冲到院长办公室大吵大闹；县公安局则变出新招，主动改非的官员除行政级别晋升一级、直系亲属提拔一人之外，每人每年还解决经费3万元。其它单位，更是五花八门。
　　去年10月，湖北省委巡视组在监利巡视期间，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举报信，矛头直指县委书记李吉高用人问题。
　　在这封题为《2008~2010年监利县新提拔任用干部社会关系表》中，巡视组惊讶地发现，北京某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兄长在其间，某些省级部门领导有多名亲戚在该县任职，另外有4个部门和一个乡镇的负责人是一名北京商人的老师或同学。
　　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李吉高留给监利官员最深的印象。“三天两头往外跑，一时北京，一时武汉，一时深圳。名义上是招投资商，实际上是去招政治商。”监利政协的一位老干部说。
　　李吉高提拔干部从不按规律出牌。过去一个股长升副局长起码要三五年，但在李的手中只要一年或两年。李曾经在全县党员干部大会上声称：“提拔干部要不拘一格，成熟一个，提拔一个。”监利县政协的这位老干部给他摸了一个底，2010年7月他从北京回来，提拔了一批；2011年3月，他从深圳回来，又提拔了几个。“他是关系上成熟一个就提拔一个，一年四季都在提拔干部，老百姓说他是批发也搞，零售也来！”
　　监利县委的前任组织部长在换届之前执意要调回荆州，最后去市安监局做了一名末位副局长。有人对此不解。这位前部长私下里对人说：“我在监利每天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像这样不计后果地提拔干部，总有一天会出事！”
　　李在人事任免上的安排引起了部分常委的不满。一名在任的副县级官员透露，在连续几次任命一些有争议的干部之后，一名常委在会上发起了牢骚，认为对上面打招呼的人提得太多，会导致下面的干部不思进取，一心只想找关系。李粗暴地打断他：“我不提拔这些人提拔谁？以后我们跑项目，有麻烦，跑省里、跑北京去找谁？我这也是为监利的发展着想！”
　　李在任时，无论是到北京出差，还是到深圳挂职，监利籍的老板都争着请他吃饭。在他们眼中，李吉高实在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只要是李承诺的事，他就一定会办到，甚至不求任何回报。但其实并不是没有回报，李的夫人在洪湖驻京办工作期间，一边照顾在北大读研的儿子，一边在高姓商人的公司财务部“帮忙”。李的夫人原本是洪湖市财政局一个小职员，驻京办撤销后，很快调入武汉市汉阳区区委组织部。
　　面对这种人事泛滥的局面，人大的监督相当乏力。因为不满李吉高对上述社会关系表中的两名干部的任命，去年8月，监利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了林业局长和建设局长的提名。但是两个月之后，通过做工作，两位局长很快又重获任命。“由于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所以很多任免到我们这里只能是走走过场，最后还是县委书记说了算。”当时投否决票的一位人大常委会委员说。为何其他县领导没有发挥监督作用？这位委员说，书记调走之后，县长能否接任，书记的推荐甚为关键。按照县委书记异地交流的原则，其中的哪一位没准就到了自己的老家。比起明码标价，人情交易，这些官员们显然在经营一种更高级的贪腐游戏—权权交易。
　　“这是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反腐专家李永忠说。
　　
　　谢幕之后
　　如今的监利县城倒像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在建房，但是表面的喧嚣却难以掩盖内在的凋弊。当初，余日福为了建工业园区，花了10多亿，几乎是前5年的4倍，如今放眼望去，许多地块依然荒草丛生，为了搞所谓的“满园工程”，李吉高不得不把一些本地企业拉进来遮丑。
　　“对外号称招商引资多少亿，但工业园建成第一年的税收才8万元，30多家企业开工的不到1/3。”监利的一位知情官员透露。
　　处在权力金字塔底端的官员，因为看不到未来，很多人变得颓废起来。早餐店里，经常看到有年轻官员在喝早酒，下午人满为患的“晃晃馆”里也不乏他们的身影，体制的活力和张力正在慢慢地被窒息。
　　一些官员也失去信心，10月28日召开的监利县第17次党代会上，有投票者恶搞，前任县委书记杨道洲和李吉高居然也各获一票，唱票员监利县司法局局长夏祖军为此还受到不少责难。
　　在监利县城记者看到的最壮观的建筑不是宾馆、酒店，更不是学校和体育馆，而是新落成的政府大楼，这栋造价过亿的大楼同样是余日福的政绩之一。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才3亿多的贫困县来说，不贷款显然是不行的。
　　不过现在很多人提起余日福的时候，都说他“提高了监利的城市品味”，“虽然贪腐，可总比不发展强”。对于余日福，有人形象地比喻为“拆”和“建”，而对于李吉高则比喻为“任”和“免”。两相比较，似乎对余日福还有一点留恋之情。
　　从怒斥纪委腐败到被纪委查出腐败，余日福走完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李吉高呢？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这些监利的县委书记倒掉了，但监利的百姓却依然要生存，要发展。监利的干部走出去，别人都不拿正眼看，一位监利官员说：“跟别人解释半天，人家还是说监利腐败，是个出贪官的地方！”
　　究竟是监利耽误了这些官员的前程，还是这些官员抹黑了监利形象？
　　或者，都不是。